20年前，那时我还很年轻，衣袋里装着一张假身份证，在圣彼得堡市内游来荡去。这正是严寒的冬季，我却没穿大衣。应当承认，大衣我倒是有的，可是根据原则性的理由，我没有穿它。那时候我的全部财产就是几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不仅很短，而且也非常得不合规矩。我把这些短篇小说送到各个编辑部去，谁也不想看它们；即使他们偶然让什么人看到，也只能产生相反的作用。有一家杂志的编辑通过看门人给我送来了一个卢布；另一个编辑说我的稿子纯粹是胡说八道，不过他的老丈人开了个面粉店，我可以到这个面粉店里去当店员。我拒绝了，而且明白我只有去找高尔基，此外再没有旁的出路了。
当时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份国际主义杂志《年鉴》，它只出了几个月，就已经成了一份最好的月刊。它的主编是高尔基。我到大货币街上去找他。我的心在狂跳，有时又忽然停止跳动。编辑部的会客室里聚集着你所能想象得出的形形色色极不寻常的人：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和所谓的“无业游民们”，阿尔扎玛斯的一些报务员，反正教仪式教派的信徒，还有一些拥有私邸的工人和做地下工作的布尔什维克。
接见应该在六点钟开始。六点整，门打开了，高尔基走了进来，他的身材和她消瘦的程度，他的力量，还有它那粗大的骨骼，一双坚定的小眼睛里闪着的蓝光，那套穿在他身上显得又肥又大，然而十分考究的进口西装，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惊讶。我说：门是在六点整打开的。他一生始终不渝准确守时，信守这一属于国王们和那些十分能干、对自己很有信心的旧派工人的美德。
会客室里的客人们分成了两部分——送稿子来的人和等待决定自己命运的人。
高尔基走到第二部分人那里，他的步伐轻快，没有声音，我要说，是优美的。他的手里拿着一些练习本；其中有几本上，他所写的比作者写的还要多。和每一个人谈话时他都是那样聚精会神，而且谈得很久，听对方谈话时，又是那样专心，那样全神贯注，集中注意。自己的意见他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且说的很严厉，字斟句酌，只是在很久以后，过了几年和几十年我们才了解这些话的意义，那时候这些话已经在我们的心灵中走过了一段很长的、不可避免的道路，已经成为生活的准则和方向了。
高尔基和他已经认识的作者们谈完了以后，走到我们这里来，开始收集稿子。他朝我看了一眼。那时候我是个面颊红润，丰满，还未成熟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混合体，没穿大衣，可是戴着用打蜡的线捆着的眼镜。
事情发生在星期二，高尔基拿过练习本去说：
“星期五来听回音。”
当时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不真实的……通常手稿会在编辑部里睡上好几个月，稿子都烂了，更经常的是——永远躺在那里。
星期五我又回到那里，遇到了一些新人，和第一次一样，他们当中有公爵夫人和反正教仪式教派的信徒，工人和僧侣，海军军官和中学生。高尔基走进屋里，又匆匆朝我看了一眼，但是他把我留到了最后一个。大家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马克西姆.高尔基和我，我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来自我们自己的马赛港（我不知道是否需要说明我说的是敖德萨），高尔基叫我到办公室去，他在那里说的那些话决定了我的命运。
“钉子有小的，”他说，“也有大的，——像我的手指这么大。”说着，他把一根塑造的有力而细致的长长手指举到我的眼前。“作家的道路上，尊敬的调皮孩子，布满了钉子，主要是大型的。你不得不光着脚在钉子上走，会流相当多的血，而且一年比一年流的多……您是个软弱无力的人——会收买您和贩卖你，会向你提出许多恳求，让您苦恼不堪，会麻醉你，而你会变得萎靡不振，却装作好像是一棵鲜花盛开的树……对于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直的文学工作者和正直的革命者来说，从这条路上走过去是极大的荣誉，我祝福你，先生，去从事这项艰巨的行动……”
应当认为，在我的一生中，没有比我在《年鉴》编辑部里度过的那几个小时更重要的时刻了，从那里出来以后我完全丧失了我这个人肉体上的感觉。四周是一片蓝光，零下30度的刺骨严寒，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仿佛处于梦呓之中，在首都豪华的巨大走廊上奔跑，在开阔而遥远的黑暗的天空中奔跑，直到把黑河河新村留在了自己的后面，这才清醒过来……
夜已经过去一半了，只是在这时我才回到去彼得堡的方向，回到头天晚上我租下的那间房子里。这间房子是向一个工程师妻子，一个年轻而毫无生活经验的女人租下来的。当她丈夫下班回来以后，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我这个神秘的年轻人，吩咐从前室里拿走所有的大衣和套鞋，把从我的房间通厨房的门锁了起来。
却说，我回到了自己的新住处，隔着一堵墙就是前室，他已经失去了本应放在那里的套靴和斗篷。喜悦在我心中沸腾，使我浑身热乎乎的，它在折磨我，要求得到发泄，但我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发泄办法。我站在前室里，不知在对什么微笑，出乎自己意料地推开了厨房门，工程师正在和他的妻子喝茶，在这么晚的时候看到我他的脸色变得煞白，尤其是他们的前额，白得更加厉害。
“开始了，”工程师想，并且做好思想准备，要把自己的生命卖一个很高的价钱。
我朝那边走了两步，向他承认，马克西姆.高尔基答应发表我的几篇短篇小说。
工程师明白他想错了，竟把一个疯子当成了小偷，于是脸色白得更厉害，更像一个死人了。
“我把我的小说念给你们听听，”我说，说着坐了下来，把人家的茶杯挪到我自己面前说：“就是他答应要发表的那些短篇小说。”
我那些作品内容的简短堪与我断然忘记了礼貌相媲美。对于那些善良的好心人来说，幸而我那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并未问世。他们给从杂志上剪了下来，成了同时根据两条法律向我起诉的口实——企图推翻现行制度和诲淫。法庭本应于1917年3月开庭审判我，但为我辩护的人民在二月底举行起义烧掉了起诉书，，与起诉书一起，连区法院的房子也给烧毁了。
当时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住在冠状外堡大街，我把我写的全部稿子都拿给了他，而那时我一天就写一篇短篇小说（以后我不得不放弃这一写作方式，从而陷入与此相反的另一个极端）。高尔基把所有的稿子都看了，所有的稿子他都否定了，并要求我继续写下去，最后我们俩都累了，他用他那稍微有点喑哑的低音，对我说。
“显然已经十分清楚，先生，您什么也没有好好理解，不过您领悟的东西倒不少……因此请您到人间去吧……”
于是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成了一副尚未诞生的报纸记者，口袋里装着两百卢布出差费。那份报纸始终也没有诞生，不过那笔旅费对我就挺有用，我的出差持续了七年，许多道路都被我走遍了，许多战斗都是目击者/过了七年，复员以后，我做了发表作品的第二次尝试，接到他给我一封短简：“好吧！现在可以开始了……”
于是他的手又开始热情和不断地推动我。要不断的，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增加大地上一切需要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数量——他将成千上万由他发现和培养成长起来的人提出这一要求，并通过他们向全人类提出的要求。对人类创作空前未有的无限热情支配着他，这样的热情连一刻也不会减弱。当发现他寄予厚望的人毫无成就的时候，他感到十分难过。而当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他感到幸福，并且高兴地搓着手，向世界、向天空、向大地眨眨眼睛……
原题《开始》
非琴 翻译
20年前，那时我还很年轻，衣袋里装着一张假身份证，在圣彼得堡市内游来荡去。这正是严寒的冬季，我却没穿大衣。应当承认，大衣我倒是有的，可是根据原则性的理由，我没有穿它。那时候我的全部财产就是几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不仅很短，而且也非常得不合规矩。我把这些短篇小说送到各个编辑部去，谁也不想看它们；即使他们偶然让什么人看到，也只能产生相反的作用。有一家杂志的编辑通过看门人给我送来了一个卢布；另一个编辑说我的稿子纯粹是胡说八道，不过他的老丈人开了个面粉店，我可以到这个面粉店里去当店员。我拒绝了，而且明白我只有去找高尔基，此外再没有旁的出路了。
当时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份国际主义杂志《年鉴》，它只出了几个月，就已经成了一份最好的月刊。它的主编是高尔基。我到大货币街上去找他。我的心在狂跳，有时又忽然停止跳动。编辑部的会客室里聚集着你所能想象得出的形形色色极不寻常的人：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和所谓的“无业游民们”，阿尔扎玛斯的一些报务员，反正教仪式教派的信徒，还有一些拥有私邸的工人和做地下工作的布尔什维克。
接见应该在六点钟开始。六点整，门打开了，高尔基走了进来，他的身材和她消瘦的程度，他的力量，还有它那粗大的骨骼，一双坚定的小眼睛里闪着的蓝光，那套穿在他身上显得又肥又大，然而十分考究的进口西装，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惊讶。我说：门是在六点整打开的。他一生始终不渝准确守时，信守这一属于国王们和那些十分能干、对自己很有信心的旧派工人的美德。
会客室里的客人们分成了两部分——送稿子来的人和等待决定自己命运的人。
高尔基走到第二部分人那里，他的步伐轻快，没有声音，我要说，是优美的。他的手里拿着一些练习本；其中有几本上，他所写的比作者写的还要多。和每一个人谈话时他都是那样聚精会神，而且谈得很久，听对方谈话时，又是那样专心，那样全神贯注，集中注意。自己的意见他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且说的很严厉，字斟句酌，只是在很久以后，过了几年和几十年我们才了解这些话的意义，那时候这些话已经在我们的心灵中走过了一段很长的、不可避免的道路，已经成为生活的准则和方向了。
高尔基和他已经认识的作者们谈完了以后，走到我们这里来，开始收集稿子。他朝我看了一眼。那时候我是个面颊红润，丰满，还未成熟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混合体，没穿大衣，可是戴着用打蜡的线捆着的眼镜。
事情发生在星期二，高尔基拿过练习本去说：
“星期五来听回音。”
当时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不真实的……通常手稿会在编辑部里睡上好几个月，稿子都烂了，更经常的是——永远躺在那里。
星期五我又回到那里，遇到了一些新人，和第一次一样，他们当中有公爵夫人和反正教仪式教派的信徒，工人和僧侣，海军军官和中学生。高尔基走进屋里，又匆匆朝我看了一眼，但是他把我留到了最后一个。大家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马克西姆.高尔基和我，我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来自我们自己的马赛港（我不知道是否需要说明我说的是敖德萨），高尔基叫我到办公室去，他在那里说的那些话决定了我的命运。
“钉子有小的，”他说，“也有大的，——像我的手指这么大。”说着，他把一根塑造的有力而细致的长长手指举到我的眼前。“作家的道路上，尊敬的调皮孩子，布满了钉子，主要是大型的。你不得不光着脚在钉子上走，会流相当多的血，而且一年比一年流的多……您是个软弱无力的人——会收买您和贩卖你，会向你提出许多恳求，让您苦恼不堪，会麻醉你，而你会变得萎靡不振，却装作好像是一棵鲜花盛开的树……对于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直的文学工作者和正直的革命者来说，从这条路上走过去是极大的荣誉，我祝福你，先生，去从事这项艰巨的行动……”
应当认为，在我的一生中，没有比我在《年鉴》编辑部里度过的那几个小时更重要的时刻了，从那里出来以后我完全丧失了我这个人肉体上的感觉。四周是一片蓝光，零下30度的刺骨严寒，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仿佛处于梦呓之中，在首都豪华的巨大走廊上奔跑，在开阔而遥远的黑暗的天空中奔跑，直到把黑河河新村留在了自己的后面，这才清醒过来……
夜已经过去一半了，只是在这时我才回到去彼得堡的方向，回到头天晚上我租下的那间房子里。这间房子是向一个工程师妻子，一个年轻而毫无生活经验的女人租下来的。当她丈夫下班回来以后，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我这个神秘的年轻人，吩咐从前室里拿走所有的大衣和套鞋，把从我的房间通厨房的门锁了起来。
却说，我回到了自己的新住处，隔着一堵墙就是前室，他已经失去了本应放在那里的套靴和斗篷。喜悦在我心中沸腾，使我浑身热乎乎的，它在折磨我，要求得到发泄，但我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发泄办法。我站在前室里，不知在对什么微笑，出乎自己意料地推开了厨房门，工程师正在和他的妻子喝茶，在这么晚的时候看到我他的脸色变得煞白，尤其是他们的前额，白得更加厉害。
“开始了，”工程师想，并且做好思想准备，要把自己的生命卖一个很高的价钱。
我朝那边走了两步，向他承认，马克西姆.高尔基答应发表我的几篇短篇小说。
工程师明白他想错了，竟把一个疯子当成了小偷，于是脸色白得更厉害，更像一个死人了。
“我把我的小说念给你们听听，”我说，说着坐了下来，把人家的茶杯挪到我自己面前说：“就是他答应要发表的那些短篇小说。”
我那些作品内容的简短堪与我断然忘记了礼貌相媲美。对于那些善良的好心人来说，幸而我那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并未问世。他们给从杂志上剪了下来，成了同时根据两条法律向我起诉的口实——企图推翻现行制度和诲淫。法庭本应于1917年3月开庭审判我，但为我辩护的人民在二月底举行起义烧掉了起诉书，，与起诉书一起，连区法院的房子也给烧毁了。
当时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住在冠状外堡大街，我把我写的全部稿子都拿给了他，而那时我一天就写一篇短篇小说（以后我不得不放弃这一写作方式，从而陷入与此相反的另一个极端）。高尔基把所有的稿子都看了，所有的稿子他都否定了，并要求我继续写下去，最后我们俩都累了，他用他那稍微有点喑哑的低音，对我说。
“显然已经十分清楚，先生，您什么也没有好好理解，不过您领悟的东西倒不少……因此请您到人间去吧……”
于是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成了一副尚未诞生的报纸记者，口袋里装着两百卢布出差费。那份报纸始终也没有诞生，不过那笔旅费对我就挺有用，我的出差持续了七年，许多道路都被我走遍了，许多战斗都是目击者/过了七年，复员以后，我做了发表作品的第二次尝试，接到他给我一封短简：“好吧！现在可以开始了……”
于是他的手又开始热情和不断地推动我。要不断的，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增加大地上一切需要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数量——他将成千上万由他发现和培养成长起来的人提出这一要求，并通过他们向全人类提出的要求。对人类创作空前未有的无限热情支配着他，这样的热情连一刻也不会减弱。当发现他寄予厚望的人毫无成就的时候，他感到十分难过。而当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他感到幸福，并且高兴地搓着手，向世界、向天空、向大地眨眨眼睛……
原题《开始》
非琴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