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大观
Oriental Collection
图1 1939年贰拾枚券
图2
1938年壹角券
图3 1940年贰角券
图4
1938年伍角券
晋察冀边区银行纸币赏鉴
李耀光 / 文
晋
察冀边区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最早的一家银行，也是敌后19个抗日根据地中唯一一家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银行，而它所发行的纸币更是敌后
各抗日根据地发行最早的货币。1938年2月18日，晋察冀边区银行正式成立，历经10年5个月又4天后，于1948年7月22日与冀南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其间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印制发行了58种不同版式、版别、面值的边钞。这些深受抗日根据地军民欢迎的“抗日票”、“红票子”在晋察冀边区3000多万人口中广泛流通，胜利完成“筹集军费、打击杂钞、保护经济”的特殊使命，为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重要贡献。我们从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收藏的品种繁多的晋察冀边区银行纸币中，择其精品进行介绍。
Ori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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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39年壹圆券
图6 1939年贰圆券
1939年贰拾枚券（图1），竖式，票幅93×53毫米。正面呈绿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铜牛图景和“贰拾枚”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廿八年印”年份。背面呈棕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是“关学文”、“胡作宾”两人名签字，下端有“1939”年份。
1938年壹角券（图2），竖式，票幅100×60毫米。正面呈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亭桥图和“壹角”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廿七年印”年份。背面呈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是“关学文”、“胡作宾”两人名签字和“10”数值，下端有“1938”年份。
1940年贰角券（图3），竖式，票幅105×60毫米。正面呈紫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农村图和“贰角”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廿九年印”年份。背面呈橙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是“20”数值和“关学文”、“胡作宾”两人名签字，下端有“1940”年份。
1938年伍角券（图4），竖式，票幅120×65毫米。正面呈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高塔图和“伍角”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廿七年印”年份。背面呈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有“50”数值和“关
学文”、“胡作宾”两人名签字，下端有“1938”年份。
1939年壹圆券（图5），横式，票幅164×78毫米。正面呈绿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左侧有“壹圆”面值，右侧有牌楼图景，下端有“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印” 年份。背面呈紫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有铜牛图景，两侧有“1”数值，下端有“1939”年份。
1939年贰圆券（图6），横式，票幅135×75毫米。正面呈紫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贰圆”面值，两侧有耕作图景，下端有“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印” 年份。背面呈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有亭桥图景，两侧有“2”数值，下端有“1939”年份。
1939年伍圆券（图7），横式，票幅155×80毫米。正面呈红绿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伍圆”面值，两侧有长城图景，下端有“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印”年份。背面呈棕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有园林图景，两侧有“5”数值，下端有“1939”年份。
1945年伍圆券（图8），横式，票幅120×60毫米。正面呈绿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高塔图景，两侧有“伍圆”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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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大观
钱币大观
Oriental Collection
年”年份。背面呈棕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及两侧有“5”数值，下端有“1945”年份。
1943年拾圆券（图9），横式，票幅127×68毫米。正面呈红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牧羊图景和“拾圆”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印”
Oriental
图7 1939年伍圆券
图8 1945年伍圆券
图9 1943年拾圆券
图10
1941年伍拾圆券
年份。背面呈棕红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及四角有“10”数值，下端有“1943”年份。
1941年伍拾圆券（图10），横式，票幅165×80毫米。正面呈紫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伍拾圆”面值，两侧分别有打水和桥图，下端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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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43年伍拾圆券
图12
1944年壹百圆券
民国三十年印”年份。背面呈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有长城图，两侧有“50”数值，下端有“1941”年份。
1943年伍拾圆券（图11），横式，票幅150×78毫米。正面呈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伍拾圆”面值，两侧分别有过河和春耕图，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印”年份。背面呈黄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及四角有“50”数值，下端有“1943”年份。
1944年壹百圆券（图12），横式，票幅130×67毫米。正面呈绿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左侧有“壹百圆”面值，右侧有插秧图景，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年份。背面呈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及四角有“100”数值，下端有“1944”年份。
1946年伍百圆券（图13），横式，票幅127×68毫米。正面呈黄赭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牧牛图景和“伍百圆”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年份。背面呈赭黑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及两侧有“500”数值，下端有“1946”年份。
1946年伍佰圆券（图14），横式，票幅125×65毫米。正面呈浅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伍佰圆”面值，两侧有赶驴和马耕图，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年份。背面呈蓝灰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
间、两侧及四角有“500”数值，下端有“1946”年份。
1946年伍佰圆券（图15），横式，票幅131×68毫米。正面呈赭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左侧有“伍佰圆”面值，右侧有农夫收麦图景，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年份。背面呈紫灰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两侧及四角有“500”数值，下端有“1946”年份。
1946年壹仟圆券（图16），横式，票幅130×68毫米。正面呈黄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清河桥图景，两侧有“壹仟圆”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年份。背面呈灰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两侧及四角有“1000”数值，下端有“1946”年份。
这些纸币的构图富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纸币立足于服务边区人民抗战和生产生活，票面以晋察冀边区银行名称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货币。
纸币的色彩清秀淡雅、简洁大方。纸币多以棕红色为主，配以黄、绿、蓝、紫诸色，洗练明快的色彩与庄严肃穆的构图相得益彰。
纸币的尺寸规格不尽相同。由于边区物资匮乏，技术设备简陋，因此纸币的印制只能因地制宜和因陋就简。纸币的印刷工具有石印机、木版或铜版印机，有时用蜡纸油印。没有钞票纸，就用土纸、竹纸、毛边纸等来代替。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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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大观
钱币大观
Oriental Collection
于当时所能获得油墨种类，造成纸币面背颜色不同，甚至套色印刷。版式设计有“横”和“竖”，以横为主。
由于日军一直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条件艰苦，纸张和印刷质量较差，加之边区纸币主
Oriental
图13 1946年伍百圆券
图14 1946年伍佰圆券
图15 1946年伍佰圆券
图16
1946年壹仟圆券
要在农村流通，因此保存至今的晋察冀边区银行纸币品相都不是很好，但这已属不易。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这些边区纸币为我们透过70多年弥漫硝烟的历史，进而了解边区人民的抗日生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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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39年贰拾枚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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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40年贰角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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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银行纸币赏鉴
李耀光 / 文
晋
察冀边区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最早的一家银行，也是敌后19个抗日根据地中唯一一家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银行，而它所发行的纸币更是敌后
各抗日根据地发行最早的货币。1938年2月18日，晋察冀边区银行正式成立，历经10年5个月又4天后，于1948年7月22日与冀南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其间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印制发行了58种不同版式、版别、面值的边钞。这些深受抗日根据地军民欢迎的“抗日票”、“红票子”在晋察冀边区3000多万人口中广泛流通，胜利完成“筹集军费、打击杂钞、保护经济”的特殊使命，为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重要贡献。我们从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收藏的品种繁多的晋察冀边区银行纸币中，择其精品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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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39年壹圆券
图6 1939年贰圆券
1939年贰拾枚券（图1），竖式，票幅93×53毫米。正面呈绿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铜牛图景和“贰拾枚”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廿八年印”年份。背面呈棕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是“关学文”、“胡作宾”两人名签字，下端有“1939”年份。
1938年壹角券（图2），竖式，票幅100×60毫米。正面呈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亭桥图和“壹角”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廿七年印”年份。背面呈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是“关学文”、“胡作宾”两人名签字和“10”数值，下端有“1938”年份。
1940年贰角券（图3），竖式，票幅105×60毫米。正面呈紫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农村图和“贰角”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廿九年印”年份。背面呈橙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是“20”数值和“关学文”、“胡作宾”两人名签字，下端有“1940”年份。
1938年伍角券（图4），竖式，票幅120×65毫米。正面呈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高塔图和“伍角”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廿七年印”年份。背面呈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有“50”数值和“关
学文”、“胡作宾”两人名签字，下端有“1938”年份。
1939年壹圆券（图5），横式，票幅164×78毫米。正面呈绿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左侧有“壹圆”面值，右侧有牌楼图景，下端有“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印” 年份。背面呈紫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有铜牛图景，两侧有“1”数值，下端有“1939”年份。
1939年贰圆券（图6），横式，票幅135×75毫米。正面呈紫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贰圆”面值，两侧有耕作图景，下端有“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印” 年份。背面呈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有亭桥图景，两侧有“2”数值，下端有“1939”年份。
1939年伍圆券（图7），横式，票幅155×80毫米。正面呈红绿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伍圆”面值，两侧有长城图景，下端有“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印”年份。背面呈棕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有园林图景，两侧有“5”数值，下端有“1939”年份。
1945年伍圆券（图8），横式，票幅120×60毫米。正面呈绿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高塔图景，两侧有“伍圆”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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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份。背面呈棕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及两侧有“5”数值，下端有“1945”年份。
1943年拾圆券（图9），横式，票幅127×68毫米。正面呈红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牧羊图景和“拾圆”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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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39年伍圆券
图8 1945年伍圆券
图9 1943年拾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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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伍拾圆券
年份。背面呈棕红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及四角有“10”数值，下端有“1943”年份。
1941年伍拾圆券（图10），横式，票幅165×80毫米。正面呈紫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伍拾圆”面值，两侧分别有打水和桥图，下端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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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43年伍拾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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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年印”年份。背面呈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有长城图，两侧有“50”数值，下端有“1941”年份。
1943年伍拾圆券（图11），横式，票幅150×78毫米。正面呈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伍拾圆”面值，两侧分别有过河和春耕图，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印”年份。背面呈黄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及四角有“50”数值，下端有“1943”年份。
1944年壹百圆券（图12），横式，票幅130×67毫米。正面呈绿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左侧有“壹百圆”面值，右侧有插秧图景，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年份。背面呈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及四角有“100”数值，下端有“1944”年份。
1946年伍百圆券（图13），横式，票幅127×68毫米。正面呈黄赭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牧牛图景和“伍百圆”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年份。背面呈赭黑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及两侧有“500”数值，下端有“1946”年份。
1946年伍佰圆券（图14），横式，票幅125×65毫米。正面呈浅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伍佰圆”面值，两侧有赶驴和马耕图，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年份。背面呈蓝灰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
间、两侧及四角有“500”数值，下端有“1946”年份。
1946年伍佰圆券（图15），横式，票幅131×68毫米。正面呈赭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左侧有“伍佰圆”面值，右侧有农夫收麦图景，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年份。背面呈紫灰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两侧及四角有“500”数值，下端有“1946”年份。
1946年壹仟圆券（图16），横式，票幅130×68毫米。正面呈黄棕色，上端有“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名，中间有清河桥图景，两侧有“壹仟圆”面值，下端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年份。背面呈灰绿色，上端是英文行名，中间、两侧及四角有“1000”数值，下端有“1946”年份。
这些纸币的构图富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纸币立足于服务边区人民抗战和生产生活，票面以晋察冀边区银行名称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货币。
纸币的色彩清秀淡雅、简洁大方。纸币多以棕红色为主，配以黄、绿、蓝、紫诸色，洗练明快的色彩与庄严肃穆的构图相得益彰。
纸币的尺寸规格不尽相同。由于边区物资匮乏，技术设备简陋，因此纸币的印制只能因地制宜和因陋就简。纸币的印刷工具有石印机、木版或铜版印机，有时用蜡纸油印。没有钞票纸，就用土纸、竹纸、毛边纸等来代替。限
109
钱币大观
钱币大观
Oriental Collection
于当时所能获得油墨种类，造成纸币面背颜色不同，甚至套色印刷。版式设计有“横”和“竖”，以横为主。
由于日军一直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条件艰苦，纸张和印刷质量较差，加之边区纸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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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1946年伍百圆券
图14 1946年伍佰圆券
图15 1946年伍佰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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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壹仟圆券
要在农村流通，因此保存至今的晋察冀边区银行纸币品相都不是很好，但这已属不易。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这些边区纸币为我们透过70多年弥漫硝烟的历史，进而了解边区人民的抗日生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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