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共同”示范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
着力点
甘肃行政学院 何军民
一、甘肃多民族发展的历史渊源
甘肃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纵观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曾经有许多民族先后生存繁衍发展形成崛起于甘肃，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甘肃民族历史发展格局，各民族共同开创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和甘肃的历史。
早在夏商时期，羌、氐、西戎等民族就生活在甘肃在内的西部和北方广大地区，羌人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春秋战国时期，月氏、乌孙等民族逐渐强盛起来。秦汉时期，以先秦华夏族为核心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的汉族不断徙入甘肃，由匈奴、羌、月氏等融合而成的卢水胡族生活在河西走廊一代。南北朝时期，匈奴、羌、氐、鲜卑等民族先后10次称帝立国，定都甘肃境内或领地统辖甘肃。隋唐时期，突厥、回鹘、吐蕃等民族政权在甘肃的活动广泛。宋代，党项族建立西夏争取，向甘肃河西等地进逼。元代，中亚、西亚一些少数民族迁入甘肃生活，与甘肃境内的其他民族不断融合，回族、东乡裕固族等民族开始形成。明清时期，满、保安、撒拉等民族进入甘肃，并逐渐强盛起来。20世纪30年代，哈萨克族3万余人从新疆迁入了甘肃。甘肃历史上多民族的融合交往，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甘肃在东西方经济联系中咽喉要道地位显得异常重要。发展到了当代，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此，其中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是甘肃独有民族，56个民族成份在甘肃都存在。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得到了世界更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建设，这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课题，必须要立足于甘肃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努力搭建宽广的平台，找到强有力的抓手。甘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以下简称“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正是基于甘肃多民族的基本省情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做出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重要的战略平台。
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既是对甘肃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的一种回应，又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换句话说，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是融合发展，不可分割的。
二、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的基本背景
甘肃是中原联系西藏、新疆、青海、四川、宁夏、内蒙古的桥梁和纽带，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西部地区民族团结、繁荣发展和边疆稳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甘肃是多民族交汇融合地区，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世居于此。因其民族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甘肃既区别于西藏、新疆、宁夏、广西、内蒙古等5个民族自治区，也不同于云南、吉林、贵州、青海等民族工作较突出省份，其民族工作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0]29号）做出了把甘肃建成“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示范区”的明确定位。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到甘肃视察工作，明确提出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落实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按照国办29号文件精神，着眼于全国一道进入小康社会、保障国家生态战略安全、促进全省乃至西部地区民族团结、繁荣发展和边疆巩固，做出建设“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的重大决策，制定出台《关于建设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示范县（市、区）的意见》，在全省民族工作基础较好的县17个县（市、区）率先开展“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推广全省，努力把甘肃建设成“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示范区。
从全国看，甘肃多样化的民族结构和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使得甘肃的民族工作在全国独具特色。“两个共同”示范区是国家对甘肃民族工作重要性做出的较早定位。2011年、2012年，国务院先后对云南和贵州的民族工作做出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和“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的定位。从整体上看，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的力度大，示范效果好，影响作用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背景下，创建“两个共同”示范区，对于甘肃特别是民族地区实现转型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用重大，价值明显，影响深远。
三、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的现状
自2011年，甘肃省在在七里河、临夏市、天祝等17个民族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市、区）开展“两个共同”示范区试点建设工作以来，各示范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基础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公共服务依然滞后。三年来，各示范点通过道路畅通、饮水工程、环境综合整治，农田水利修缮等项目建设，有效缓解了农牧村的行路难、饮
水难问题，大大改善了农牧业生产条件，不断增强了城乡公共服务功能。同时，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资金制约，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很滞后，比如，甘南等地有的群众每天还需要走很远的路程去背水，平凉等地群众的非照明用电限制性很大，兰州市七里河区彭家坪镇一带城乡结合部道路坑坑洼洼出行艰难，甘南、临夏两州的城镇化率仅为25.79%和25.3%，对寺观教堂等场所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年来重视不够、投资缺少、建设滞后。
二是人力资源开发力度较大，但人才短缺依然严重。近年来，我省努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强化“服务民生、服务人才、服务转型、服务发展”意识，大力开展人才培训，重视推进人才扶持，多方引进急需人才，努力提升干部素质，特别是实施了“少数民族干部素质提升工程”、“陇原少数民族青年创新人才扶持计划”和“四项百人计划”，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各类人才到示范县（市、区）创业发展，为示范建设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尽管如此，人才问题还是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也是影响“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的主要因素。教师、医生、畜牧兽医等专业技术人员普遍存在工资待遇偏低、职称晋升困难，毕业未就业的大中专生的培养转化使用不积极、不到位、不充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使用数量少、速度慢、力度小、作用力发挥不明显等问题突出，农牧村基层组织带头人、“双师型”教育卫生人才、善经营懂管理人才、各种实用型人才等四类人才缺口较大。
三是产业经济前景开阔，但培育开发依然不足。农畜产品品质优良独特、文化旅游生态以及其他资源丰富多样、藏区大市场和国内外穆斯林市场开阔宽广，这些都是我们创建“两个共同”示范区，发展民族特色优势产业的决定性优势。近年来，甘肃各地坚持因地制宜，深入挖掘区位优势，特色农牧产业、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少数民族医药产业、农畜产品和清真食品加工产业、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产业、高科技和战略新兴产业等发展势头迅猛、成效价值明显，前景开阔宽广。当然，我省的民族特色优势产业培养开发中还存在产业链条短、产业附加值低、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品牌商品和企业少、产业品牌效应不广泛，培育开发不足、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民族地区的财源培育、转移就业、文化传承保护，影响着“两个共同”示范区的建设步伐。
四是扶贫开发成效好，但扶贫形势依然严峻。我省所列的58个国家贫困县中，民族县（市）就占有14个，其中甘南有5县市，临夏除临夏市外，其余7县均为国家贫困县。新一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实施，特别是我省“1236”扶贫攻坚行动，使得我省的扶贫开发工作已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现阶段，我省扶贫开发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突出表现为“四个尚未根本改变”，即扶贫对象规模大、贫困程度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连片特困区域多、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突出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致
贫因素复杂、返贫压力大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收入差距拉大、相对贫困凸显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我省要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难题在农村，最难啃的“硬骨头”在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
五是教育工作推进力度大，但教育发展仍然不足。近年来，我省通过各大项目工程建设，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改观，“两基”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与形势发展需要看，“还存在着“普九”成果巩固不牢、“双语”型教师欠缺、职业教育单薄、农牧民素质提升缓慢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中小学教学布局调整中的“撤并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牧村基础教育的不均衡性，政府组织的农牧村文明教育活动不到位，直接影响了农牧民的自我发展，延缓了乡村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传递和发展。
六是各种体制机制日益健全，但工作合力不强。从组织领导看，大多地方已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和领导体制，工作协调力度比较大，推进效果较明显。从参与力量看，建立了“1414”对口支援机制，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力量，同时充分发挥了民族宗教界人士的价值作用。从整体上看，还没形成较详细完备和操作性强的考核标准；舆论宣传不充分，政府、群众、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工作活力和合力尚未形成，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的示范带动作用力尚未很好地激发出来；有的地方政府在争取项目资金的意识不强、主动性不够，项目谋划落实进展缓慢、整体推进力度不够，与“双联”工作衔接不够、项目整合度差，“1414”对口帮扶任务不具体、帮扶效果不平衡。
四、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
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要紧紧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契机，在17个“两个共同”示范县（市、区）示范建设的基础上，辐射带动全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五位一体”建设，推动全省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内陆边远地区开放开发，西部贫困地区转型跨越，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共同融合发展、维护国家民族安全的新路子。
一是以国家民族安全为制高点，积极申报国家级“两个共同”示范区，形成“一带五区”发展格局。民族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民族安全。甘肃特殊的空间区位和独特的民族宗教关系，对保障国家安全，特别是民族安全具有极其重要性。“两个共同”示范区是唯一以民族工作主题内容直接命名的示范区。这一定位，早于国家对云南、贵州等地相关示范区的定位。这一命名，也有别于其他示范区的命名。我们必须要站在国家民族安全的制高点，积极申报国家级“两个共同”示范区，获得国
家层面的支持，形成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兰州新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循环经济示范区相结合的“一带五区”联动发展格局。
二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等项目建设，推进“1236”扶贫攻坚行动。“发展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实到惠及当地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期间，从实现党的宗旨、维护民族团结的高度，强调了要紧密结合改善民生推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我们示范区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示范建设的目的和动力。目前，“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与各族人民群众的期望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围绕“1236”扶贫攻坚行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项目建设，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三是要以创新区域发展为着力点，快速构建生态、产业和文化“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两个共同”示范区融合发展。根据区域类型，我省“两个共同”示范区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4类不同区域：甘南、临夏民族自治州“两个共同”示范区，肃南、积石山、东乡等甘肃特有民族为主体形成的民族自治县“两个共同”示范区，天祝、张家川、阿克塞、肃北等其他民族自治县“两个共同”示范区，七里河、崆峒区、成县等少数民族散居县区“两个共同”示范区。尽管这些区域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我们都可以生态、产业和文化为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围绕“3341”项目工程建设，加速构建生态、产业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区域发展模式，推动民族地区转型跨越发展，推动甘肃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两个共同”示范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
着力点
甘肃行政学院 何军民
一、甘肃多民族发展的历史渊源
甘肃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纵观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曾经有许多民族先后生存繁衍发展形成崛起于甘肃，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甘肃民族历史发展格局，各民族共同开创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和甘肃的历史。
早在夏商时期，羌、氐、西戎等民族就生活在甘肃在内的西部和北方广大地区，羌人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春秋战国时期，月氏、乌孙等民族逐渐强盛起来。秦汉时期，以先秦华夏族为核心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的汉族不断徙入甘肃，由匈奴、羌、月氏等融合而成的卢水胡族生活在河西走廊一代。南北朝时期，匈奴、羌、氐、鲜卑等民族先后10次称帝立国，定都甘肃境内或领地统辖甘肃。隋唐时期，突厥、回鹘、吐蕃等民族政权在甘肃的活动广泛。宋代，党项族建立西夏争取，向甘肃河西等地进逼。元代，中亚、西亚一些少数民族迁入甘肃生活，与甘肃境内的其他民族不断融合，回族、东乡裕固族等民族开始形成。明清时期，满、保安、撒拉等民族进入甘肃，并逐渐强盛起来。20世纪30年代，哈萨克族3万余人从新疆迁入了甘肃。甘肃历史上多民族的融合交往，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甘肃在东西方经济联系中咽喉要道地位显得异常重要。发展到了当代，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此，其中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是甘肃独有民族，56个民族成份在甘肃都存在。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得到了世界更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建设，这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课题，必须要立足于甘肃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努力搭建宽广的平台，找到强有力的抓手。甘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以下简称“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正是基于甘肃多民族的基本省情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做出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重要的战略平台。
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既是对甘肃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的一种回应，又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换句话说，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是融合发展，不可分割的。
二、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的基本背景
甘肃是中原联系西藏、新疆、青海、四川、宁夏、内蒙古的桥梁和纽带，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西部地区民族团结、繁荣发展和边疆稳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甘肃是多民族交汇融合地区，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世居于此。因其民族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甘肃既区别于西藏、新疆、宁夏、广西、内蒙古等5个民族自治区，也不同于云南、吉林、贵州、青海等民族工作较突出省份，其民族工作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0]29号）做出了把甘肃建成“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示范区”的明确定位。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到甘肃视察工作，明确提出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落实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按照国办29号文件精神，着眼于全国一道进入小康社会、保障国家生态战略安全、促进全省乃至西部地区民族团结、繁荣发展和边疆巩固，做出建设“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的重大决策，制定出台《关于建设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示范县（市、区）的意见》，在全省民族工作基础较好的县17个县（市、区）率先开展“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推广全省，努力把甘肃建设成“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示范区。
从全国看，甘肃多样化的民族结构和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使得甘肃的民族工作在全国独具特色。“两个共同”示范区是国家对甘肃民族工作重要性做出的较早定位。2011年、2012年，国务院先后对云南和贵州的民族工作做出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和“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的定位。从整体上看，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的力度大，示范效果好，影响作用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背景下，创建“两个共同”示范区，对于甘肃特别是民族地区实现转型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用重大，价值明显，影响深远。
三、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的现状
自2011年，甘肃省在在七里河、临夏市、天祝等17个民族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市、区）开展“两个共同”示范区试点建设工作以来，各示范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基础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公共服务依然滞后。三年来，各示范点通过道路畅通、饮水工程、环境综合整治，农田水利修缮等项目建设，有效缓解了农牧村的行路难、饮
水难问题，大大改善了农牧业生产条件，不断增强了城乡公共服务功能。同时，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资金制约，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很滞后，比如，甘南等地有的群众每天还需要走很远的路程去背水，平凉等地群众的非照明用电限制性很大，兰州市七里河区彭家坪镇一带城乡结合部道路坑坑洼洼出行艰难，甘南、临夏两州的城镇化率仅为25.79%和25.3%，对寺观教堂等场所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年来重视不够、投资缺少、建设滞后。
二是人力资源开发力度较大，但人才短缺依然严重。近年来，我省努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强化“服务民生、服务人才、服务转型、服务发展”意识，大力开展人才培训，重视推进人才扶持，多方引进急需人才，努力提升干部素质，特别是实施了“少数民族干部素质提升工程”、“陇原少数民族青年创新人才扶持计划”和“四项百人计划”，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各类人才到示范县（市、区）创业发展，为示范建设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尽管如此，人才问题还是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也是影响“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的主要因素。教师、医生、畜牧兽医等专业技术人员普遍存在工资待遇偏低、职称晋升困难，毕业未就业的大中专生的培养转化使用不积极、不到位、不充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使用数量少、速度慢、力度小、作用力发挥不明显等问题突出，农牧村基层组织带头人、“双师型”教育卫生人才、善经营懂管理人才、各种实用型人才等四类人才缺口较大。
三是产业经济前景开阔，但培育开发依然不足。农畜产品品质优良独特、文化旅游生态以及其他资源丰富多样、藏区大市场和国内外穆斯林市场开阔宽广，这些都是我们创建“两个共同”示范区，发展民族特色优势产业的决定性优势。近年来，甘肃各地坚持因地制宜，深入挖掘区位优势，特色农牧产业、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少数民族医药产业、农畜产品和清真食品加工产业、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产业、高科技和战略新兴产业等发展势头迅猛、成效价值明显，前景开阔宽广。当然，我省的民族特色优势产业培养开发中还存在产业链条短、产业附加值低、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品牌商品和企业少、产业品牌效应不广泛，培育开发不足、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民族地区的财源培育、转移就业、文化传承保护，影响着“两个共同”示范区的建设步伐。
四是扶贫开发成效好，但扶贫形势依然严峻。我省所列的58个国家贫困县中，民族县（市）就占有14个，其中甘南有5县市，临夏除临夏市外，其余7县均为国家贫困县。新一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实施，特别是我省“1236”扶贫攻坚行动，使得我省的扶贫开发工作已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现阶段，我省扶贫开发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突出表现为“四个尚未根本改变”，即扶贫对象规模大、贫困程度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连片特困区域多、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突出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致
贫因素复杂、返贫压力大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收入差距拉大、相对贫困凸显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我省要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难题在农村，最难啃的“硬骨头”在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
五是教育工作推进力度大，但教育发展仍然不足。近年来，我省通过各大项目工程建设，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改观，“两基”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与形势发展需要看，“还存在着“普九”成果巩固不牢、“双语”型教师欠缺、职业教育单薄、农牧民素质提升缓慢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中小学教学布局调整中的“撤并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牧村基础教育的不均衡性，政府组织的农牧村文明教育活动不到位，直接影响了农牧民的自我发展，延缓了乡村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传递和发展。
六是各种体制机制日益健全，但工作合力不强。从组织领导看，大多地方已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和领导体制，工作协调力度比较大，推进效果较明显。从参与力量看，建立了“1414”对口支援机制，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力量，同时充分发挥了民族宗教界人士的价值作用。从整体上看，还没形成较详细完备和操作性强的考核标准；舆论宣传不充分，政府、群众、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工作活力和合力尚未形成，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的示范带动作用力尚未很好地激发出来；有的地方政府在争取项目资金的意识不强、主动性不够，项目谋划落实进展缓慢、整体推进力度不够，与“双联”工作衔接不够、项目整合度差，“1414”对口帮扶任务不具体、帮扶效果不平衡。
四、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
甘肃“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要紧紧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契机，在17个“两个共同”示范县（市、区）示范建设的基础上，辐射带动全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五位一体”建设，推动全省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内陆边远地区开放开发，西部贫困地区转型跨越，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共同融合发展、维护国家民族安全的新路子。
一是以国家民族安全为制高点，积极申报国家级“两个共同”示范区，形成“一带五区”发展格局。民族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民族安全。甘肃特殊的空间区位和独特的民族宗教关系，对保障国家安全，特别是民族安全具有极其重要性。“两个共同”示范区是唯一以民族工作主题内容直接命名的示范区。这一定位，早于国家对云南、贵州等地相关示范区的定位。这一命名，也有别于其他示范区的命名。我们必须要站在国家民族安全的制高点，积极申报国家级“两个共同”示范区，获得国
家层面的支持，形成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兰州新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循环经济示范区相结合的“一带五区”联动发展格局。
二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等项目建设，推进“1236”扶贫攻坚行动。“发展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实到惠及当地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期间，从实现党的宗旨、维护民族团结的高度，强调了要紧密结合改善民生推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我们示范区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示范建设的目的和动力。目前，“两个共同”示范区建设与各族人民群众的期望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围绕“1236”扶贫攻坚行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项目建设，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三是要以创新区域发展为着力点，快速构建生态、产业和文化“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两个共同”示范区融合发展。根据区域类型，我省“两个共同”示范区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4类不同区域：甘南、临夏民族自治州“两个共同”示范区，肃南、积石山、东乡等甘肃特有民族为主体形成的民族自治县“两个共同”示范区，天祝、张家川、阿克塞、肃北等其他民族自治县“两个共同”示范区，七里河、崆峒区、成县等少数民族散居县区“两个共同”示范区。尽管这些区域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我们都可以生态、产业和文化为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围绕“3341”项目工程建设，加速构建生态、产业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区域发展模式，推动民族地区转型跨越发展，推动甘肃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