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产生的原因
社会经济既早熟而又不成熟
十六七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以突飞猛进之势，跨入了近代社会，而中国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却备受挫折，步履蹒跚，出现了迟滞状态。
从根本上讲，中国农耕社会的多元化结构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既早熟又不成熟的特征，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产生。与西欧社会相比许多到西欧中世纪末期才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却早就出现了。且不说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繁荣于汉唐宋元明清的各个时期，其他如土地买卖出现在战国秦汉之际，促使中国的土地财产权很不稳定，有所谓“千年田，八百主”（《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迄于宋元明清，土地买卖更加频繁，出现了“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的现象，有的连佃农也分享有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并在法律条文上有所规定。再如中国的农民较早就有相对的离土自由，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流民之波，从北到南的大迁徙，促进了南方和周边地区的迅速开发。即使是缺乏生产资料的佃农阶层，也并非完全被地主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有退佃、迁移的自由。作为经济剥削的地租形态，也是劳役、实物与货币地租长期并存。凡此种种现象，在西欧国家都是发生在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时，但在中国却“古已有之”。
但是，中国历史的早熟却未能促成它的成熟发展，相反地却凝重了传统农耕经济的保守性和坚固。从西欧历史的发展来看，商品生产、城市经济、土地买卖、农民的离土自由、货币地租的出现以及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不仅要等到封建社会后期才出现，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本身就是与封建庄园制度格格不入的，
它们的出现，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迅速瓦解着西欧中世纪封闭式的庄园封建社会。反观中国的情况，这些不早熟的因素，不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而而是作为它的补充形态而出现的，这就使中国的农耕经济大大扩展了它的内涵结构，可以比较灵活从容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各种变化。当然，在中国农耕经济内部滋长的商品经济，同样具有较活跃的“革命”性质，对自然经济有着潜在的腐蚀瓦解作用，但是这种腐蚀瓦解作用成长到一定程度，往往因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而被化解或吸收，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僚、地主与富商大贾的相互转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使中国社会经济的早熟现象，始终未能走上成熟的阶段。再加上中国早熟的经济因素往往与社会、政治诸条件不相配合，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调。早熟的发展又使人们迷恋于现有的成就，夜郎自大，我朝天下第一，拒绝新的思想和社会变革。这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带来了落后的停滞因素。在这种内部机制的自我制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不能不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周期性失调
建立在个体家庭经济上的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是一种没有民主而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政体。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其继任者的整体趋向是一代不如一代，行政效率衰退和政治腐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严重。政治的腐败最终导致游牧民族的入侵或民众的大暴动，于是，中国王朝的盛衰交替、稳定与战乱互易成了周而复始的规律。
这种王朝更替的变化周期又是与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兴衰周期大体同步的。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政治大都比较清明，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农耕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的繁殖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增长。但是这种美景缺乏
后劲，升平社会带来的是政治腐败；随着政治腐败的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又爆发了新的动乱，社会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的破坏。
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农耕经济经过五千余年的磨炼，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农业生产技术足以夸示世界。但是从生产力纵向的发展来考察，中国农业的黄金时代是战国至汉唐之间，铁器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精耕细作的田间管理，奠定了中国农耕技术的基本格局。唐末宋代以后，中国的农耕技术并无明显的突破，明清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之宋代，大体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农业生产总产量的增长，不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提高，而主要依靠扩大山区及周边地区的耕地面积和粗粮品种如玉米、番薯的引进推广，以及扩大劳动量的投入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增殖显得至关重要。而新王朝初前期清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口的增长，每当承平数十年、百余年之时，人口以数倍甚至十余部的速度增长，人口增长率逐渐高于物质资料的增长率，造成了人
口增长与主产增长的比例失调。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生产日益受到破坏。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如土地、赋役流民、边防等更加尖锐，终于使社会再次进入长达十余年、数十年的战乱时期，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从而自发地调节了人口与物质生产的比例。然而这种以战乱、灾荒等为手段的自发调节的社会循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惨重损失，周期性的破坏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双重失调，对于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尤为明显，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社会相比，尚无太明显的差距，但是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使明代后期繁荣的社会经济大幅度衰退，明中叶以后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而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小农经济得以恢复，社会经济渐次繁荣，但人口的增长却以空前的速度前进，至乾隆嘉庆间，中国人口已逾四亿。当时人已称土地的增长“不过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不足，而户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这种恶性的周期性破坏，不能不严重地扼制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难产的状态中。
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箝制和束缚
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农耕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这种上层
建筑对于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保障农耕经济的长期持续性，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中国早熟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既是中央集体政体的运转工具，同时由于官僚体系是由千千万万个拥有某种特权的个体私有者（官或吏）组成的，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又具有剥削下层民众和腐蚀国家政治的双重性格。这种自我矛盾的政治结构，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日益进步的情况下，这种阻碍作用就更为明显。
经济剥削是上层建筑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集权政体需要豢养大量的专职官吏和军队，政治特权阶层需要奢华的消费，这就必然加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和兵役的负担，而依附于国家政权的成千上万个官吏，利用权力以谋私，法外苛征，更使下层民众不堪负担。在重农抑商观念的指导下，工商业经济所受到的剥削尤为严重。明代时，“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西园闻见录·关锐》）；清代更有“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皇清奏
议》卷二卜一）的剥削。经济上的沉重剥削，使社会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经济的进步十分艰难。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围绕着农耕经济这一核心的，它带有明显的保守、怀古特征，言必三代周孔，成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特别是当社会进步、经济变迁加剧之时，守旧派人士总是怀念三代的井田制度和力耕自足的生活境界，所谓“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杲。田野辟，麻枱治，则上下俱衍，何因乏之有矣”（《盐铁论·园池》）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因此，中国古代虽然有过光辉灿烂的科技文化，但科技的运用却不受重视，四大发明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但却未能在中国本土得以发扬光大，不能不与这种意识形态的保守性密切相关。
再者，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布局也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成长。西欧中世纪末期的城市经济，是摧毁庄园封建制的有力武器，而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大多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城市既是政治中心，往往也是军事中心和消费中心。国家政治出于财政的需求，对盐、铁、军需等商品，采取专卖的政策，致使许多商业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庸。例如明清两代最负盛名的徽州商人，是以经营官盐著称的，而山陕商人则以九边军需为主要经营项目。商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导致了商人性格的封建依附性。
中国是一个地区广大的封建大帝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城乡关系很不协调。但作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其治理天下的原则是一视同仁，“恩泽咸被”，因此在政策的实施上带有明显的“裒富益贫”的性质。明清两代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成了政府经济剥削的重心，赋役负担十分沉重。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与国家政策上的平均主义，使落后地区拖住了先进地区的后腿，
箝制了先进地区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发展。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制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原有的格局内打圈子，不可能出现飞跃的前进。于是，自17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拉开了差距，逐步陷入落后挨打的困难境地。
第四讲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产生的原因
社会经济既早熟而又不成熟
十六七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以突飞猛进之势，跨入了近代社会，而中国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却备受挫折，步履蹒跚，出现了迟滞状态。
从根本上讲，中国农耕社会的多元化结构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既早熟又不成熟的特征，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产生。与西欧社会相比许多到西欧中世纪末期才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却早就出现了。且不说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繁荣于汉唐宋元明清的各个时期，其他如土地买卖出现在战国秦汉之际，促使中国的土地财产权很不稳定，有所谓“千年田，八百主”（《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迄于宋元明清，土地买卖更加频繁，出现了“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的现象，有的连佃农也分享有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并在法律条文上有所规定。再如中国的农民较早就有相对的离土自由，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流民之波，从北到南的大迁徙，促进了南方和周边地区的迅速开发。即使是缺乏生产资料的佃农阶层，也并非完全被地主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有退佃、迁移的自由。作为经济剥削的地租形态，也是劳役、实物与货币地租长期并存。凡此种种现象，在西欧国家都是发生在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时，但在中国却“古已有之”。
但是，中国历史的早熟却未能促成它的成熟发展，相反地却凝重了传统农耕经济的保守性和坚固。从西欧历史的发展来看，商品生产、城市经济、土地买卖、农民的离土自由、货币地租的出现以及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不仅要等到封建社会后期才出现，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本身就是与封建庄园制度格格不入的，
它们的出现，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迅速瓦解着西欧中世纪封闭式的庄园封建社会。反观中国的情况，这些不早熟的因素，不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而而是作为它的补充形态而出现的，这就使中国的农耕经济大大扩展了它的内涵结构，可以比较灵活从容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各种变化。当然，在中国农耕经济内部滋长的商品经济，同样具有较活跃的“革命”性质，对自然经济有着潜在的腐蚀瓦解作用，但是这种腐蚀瓦解作用成长到一定程度，往往因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而被化解或吸收，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僚、地主与富商大贾的相互转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使中国社会经济的早熟现象，始终未能走上成熟的阶段。再加上中国早熟的经济因素往往与社会、政治诸条件不相配合，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调。早熟的发展又使人们迷恋于现有的成就，夜郎自大，我朝天下第一，拒绝新的思想和社会变革。这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带来了落后的停滞因素。在这种内部机制的自我制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不能不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周期性失调
建立在个体家庭经济上的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是一种没有民主而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政体。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其继任者的整体趋向是一代不如一代，行政效率衰退和政治腐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严重。政治的腐败最终导致游牧民族的入侵或民众的大暴动，于是，中国王朝的盛衰交替、稳定与战乱互易成了周而复始的规律。
这种王朝更替的变化周期又是与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兴衰周期大体同步的。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政治大都比较清明，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农耕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的繁殖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增长。但是这种美景缺乏
后劲，升平社会带来的是政治腐败；随着政治腐败的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又爆发了新的动乱，社会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的破坏。
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农耕经济经过五千余年的磨炼，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农业生产技术足以夸示世界。但是从生产力纵向的发展来考察，中国农业的黄金时代是战国至汉唐之间，铁器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精耕细作的田间管理，奠定了中国农耕技术的基本格局。唐末宋代以后，中国的农耕技术并无明显的突破，明清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之宋代，大体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农业生产总产量的增长，不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提高，而主要依靠扩大山区及周边地区的耕地面积和粗粮品种如玉米、番薯的引进推广，以及扩大劳动量的投入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增殖显得至关重要。而新王朝初前期清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口的增长，每当承平数十年、百余年之时，人口以数倍甚至十余部的速度增长，人口增长率逐渐高于物质资料的增长率，造成了人
口增长与主产增长的比例失调。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生产日益受到破坏。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如土地、赋役流民、边防等更加尖锐，终于使社会再次进入长达十余年、数十年的战乱时期，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从而自发地调节了人口与物质生产的比例。然而这种以战乱、灾荒等为手段的自发调节的社会循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惨重损失，周期性的破坏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双重失调，对于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尤为明显，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社会相比，尚无太明显的差距，但是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使明代后期繁荣的社会经济大幅度衰退，明中叶以后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而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小农经济得以恢复，社会经济渐次繁荣，但人口的增长却以空前的速度前进，至乾隆嘉庆间，中国人口已逾四亿。当时人已称土地的增长“不过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不足，而户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这种恶性的周期性破坏，不能不严重地扼制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难产的状态中。
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箝制和束缚
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农耕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这种上层
建筑对于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保障农耕经济的长期持续性，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中国早熟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既是中央集体政体的运转工具，同时由于官僚体系是由千千万万个拥有某种特权的个体私有者（官或吏）组成的，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又具有剥削下层民众和腐蚀国家政治的双重性格。这种自我矛盾的政治结构，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日益进步的情况下，这种阻碍作用就更为明显。
经济剥削是上层建筑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集权政体需要豢养大量的专职官吏和军队，政治特权阶层需要奢华的消费，这就必然加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和兵役的负担，而依附于国家政权的成千上万个官吏，利用权力以谋私，法外苛征，更使下层民众不堪负担。在重农抑商观念的指导下，工商业经济所受到的剥削尤为严重。明代时，“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西园闻见录·关锐》）；清代更有“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皇清奏
议》卷二卜一）的剥削。经济上的沉重剥削，使社会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经济的进步十分艰难。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围绕着农耕经济这一核心的，它带有明显的保守、怀古特征，言必三代周孔，成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特别是当社会进步、经济变迁加剧之时，守旧派人士总是怀念三代的井田制度和力耕自足的生活境界，所谓“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杲。田野辟，麻枱治，则上下俱衍，何因乏之有矣”（《盐铁论·园池》）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因此，中国古代虽然有过光辉灿烂的科技文化，但科技的运用却不受重视，四大发明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但却未能在中国本土得以发扬光大，不能不与这种意识形态的保守性密切相关。
再者，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布局也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成长。西欧中世纪末期的城市经济，是摧毁庄园封建制的有力武器，而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大多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城市既是政治中心，往往也是军事中心和消费中心。国家政治出于财政的需求，对盐、铁、军需等商品，采取专卖的政策，致使许多商业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庸。例如明清两代最负盛名的徽州商人，是以经营官盐著称的，而山陕商人则以九边军需为主要经营项目。商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导致了商人性格的封建依附性。
中国是一个地区广大的封建大帝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城乡关系很不协调。但作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其治理天下的原则是一视同仁，“恩泽咸被”，因此在政策的实施上带有明显的“裒富益贫”的性质。明清两代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成了政府经济剥削的重心，赋役负担十分沉重。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与国家政策上的平均主义，使落后地区拖住了先进地区的后腿，
箝制了先进地区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发展。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制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原有的格局内打圈子，不可能出现飞跃的前进。于是，自17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拉开了差距，逐步陷入落后挨打的困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