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珉高强
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02期
一、问题提出
当前，社会资本的研究已经成为商业研究的重要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有价值的资产，其价值根源于人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获取必要的资源（Granovetter,1992）。由于社会资本既不像物质或财务资本那样可以让渡，也不像人力资本那样具有可流动性，使社会资本具有耐久性及人力资源的相互关联性（Bourdieu,1986），并且与组织发展及企业战略紧密绑定（Nahapiet & Ghoshal,1998）。因为这些特点的存在，社会资本被证明是企业最耐久的优势来源（Moran & Ghoshal,1999; Burt,2000; Kogut,2000; Adler & Kwon,2002）。在对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的广泛共识外，围绕着社会资本的操作性定义和机制还存在着一些争论，尤其是对网络结构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上存在分歧。
对于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对个人或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许多学者达成了共识。他们确认了两种能增强个人或组织社会资本的机制：一是社会网络能促进信息、资源和机会的获取（Granovetter,1992; Lin et al.,1981; Burt,1992）；二是网络可以促进行为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克服关于合作还是“搭便车”的两难选择（Gulati & Gargiulo,1999）。然而，这种表面统一的背后，隐藏着学者们对于究竟哪种网络结构造就了这些优点存在分歧。一方面，传统的社会资本观强调网络封闭（Network Closure）的正效果，例如，高凝聚力联结可以促进合作规范的形成，便于行为人之间互信和合作；另一方面，结构洞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根源于两个孤立联结之间的中介机会，而不是网络封闭。网络封闭理论认为正是网络的封闭性造就了社会资本的优点。这种网络结构的特点就是行为人之间存在高密度联结，正是这种特点决定了其产生社会资本的隐含机制：①高凝聚力或强关系，有利于合作性规范的产生。②共同第三方的存在为合作的产生提供了安全保证。Granovetter（1992）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强调共同第三方对促进信任和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共同第三方扮演着强化合作愿景的作用，同时也有效防范了机会主义行为（Gulati,1995; Burt & Knez,1995）。③信息优势。企业间信息的流动会导致企业合作规范的迅速形成。在这种高密度网络中，异常行为的信息很快会扩散，并受到制裁。各个企业将均等地从网络中受益，这将成为一种形象构建机制（Bourdieu,1986）。争论的另一方是Burt倡导的结构洞理论（Burt,1992）。该理论认为结构洞可以为行为人带来两种收益：①信息收益。Burt认为社会资本的好处根源于非冗余联结。也就是说，当行为人与他人彼此不认识时，他们更有可能成为不同的，进而非冗余的信息和资源的来源。Burt的论点来源于Granovetter（1973）关于弱联结的讨论，他认为弱联结比强联结更有可能在全新的、实时的信息中起到桥介（Bridging）作用。②自主性。虽然结构洞理论主要关注竞争优势的来源，但Burt（1997）同样把行为人的自主性作为促进组织内合作的一个重要资本。Burt（1992，1997）通过验证富有结构洞的管理者会获得相对较早的晋升或更多的奖励来支持他的观点。相似地，Tsai and Ghoshal（1998）发现网络中介与部门交换及组合资源的能力正相关。
公平地说，在西方关于结构洞和网络封闭的管理文献中，Burt的关于结构洞优势的观点更为流行。但是，有关结构洞的各种研究都是基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假设，尤其集中在美国。我们很少看到在美国以外的研究来支持结构洞假设，尤其是在亚洲背景下。仅仅有少量的研究试图用基于中国的数据来对该假设进行检验。其中，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要属Xiao and Tsui（2007）的研究，他们发现在“高承诺”的中国组织中，个人占据结构洞位置会产生负收益。Bian（1997）在对中国计划分配时期天津地区大学生工作分配的研究时发现，对能否成功分配到理想工作强联结比弱联结更重要。这些结论恰恰与结构洞理论的观点相悖，也同时说明结构洞理论的文化权变性（Cultural Contingency）。相反，Coleman（1988）的网络封闭假设一直没有在管理文献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或检验。最近，管理研究人员一直在探求是否存在一种网络封闭比结构洞更能起作用的环境（Gargiulo & Benassi,2000），但是鲜有成效。本文旨在提出一个广泛的模型来解释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网络组织背景下的中小企业的网络特征对社会资本影响的机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主要强调的是处于网络环境背景下企业间网络关系特点，而非传统的中国“关系”（Guanxi）研究所强调的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尤其与政府等有关部门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我们更注重在公平交易的背景下，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间关系特点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而这一点正是过去“关系”（Guanxi）研究所忽略的。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组织间关系特点是中国网络组织蓬勃发展，具有独特网络演进特点的主要原因。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网络组织封闭网络和结构洞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特点及其运作机理、中国网络组织中的网络结构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是否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性，这些问题都是过去国内社会资本研究领域所未触及的问题，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
二、中国网络组织的典型特征：网络封闭性
以中、小型家族企业为基础，中国网络组织总是充满中小企业，且这些中小企业会自发地、以自组织的方式形成中小企业网络，所以，被国外学者称为“网络经济”或“蝗虫经济”。我国港台众多的中小企业常常在全球“创业精神”的竞争力比较中名列第一名、第二名，而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也展现了相同的创业精神与网络结构。例如，我国浙江省海宁的皮件业、嵊州的领带、义乌的小商品、宁波的服装业、乐清的低压电器等都是充满创业精神与网络结构的企业群。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中国网络组织与西方网络组织的发展有所不同，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以“中庸之道”观念扩展出来的自组织性质的网络组织形态。具体表现为以扩大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自愿性结合，一般中国网络组织的主要管理活动是基于人伦关系的。人伦关系既不是黄光国划分的中国人关系的拟似家人、熟人、弱联系以及无联系四类关系，也不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所区分的强联系、弱联系以及无联系三类关系，仅仅只是具有拟似家人、熟人等强联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一些弱联系也可以转化为强联系（例如结拜关系）。强联系的形成因素则以情感为主，强联系中的利益交换并非是西方社会学所说的只被当做交易的副产品，而是以交易成本的节约为主要目的，这在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非常明显。
明清时代的经济组织就展现了中国人以宗族为核心自组织形成商业网络的能力。宗族具有强大的组织功能，以共同祖先为纽带，以宗族组织为平台，以广大族众为基础，可以在族内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与力量，形成互助合作网络与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费孝通（1998）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这样的同宗加同乡的团体成为中国人经营各种事业的基础。村落宗族一方面是一个同宗团体，一方面又是一个地缘团体（网络的封闭性），村落宗族既说明了中国人自组织能力的强大，也是中国人进行自组织的重要依据。例如，晋商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十分庞大的“相与”① 网络，地缘、姻缘加上宗亲成为中国商业活动中组织能力的基础（梁小民，2007）。中国的经济组织结构是宗族为核心的“扩散家庭”（Extended Family）的物质载体的实现，亲属集团（Kinship Group）、宗亲（Lineage）、氏族（Clan）、朋友、同窗、熟人、乡亲等各种关系，就会接踵而来，构成了组织内的基本人际关系，再加上一起“打天下”的兄兄弟弟，组织内结拜认领等形成的干亲、共同构成中国组织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这种人事关系不同于西方管理学中的人事关系，而是一种人伦关系。“无意之中自然地形成的或既存的这种非正式的关系常常并不完全适合于组织的目标和需要，关系导向的行为与利益导向或组织导向的行为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也常常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关系，常常具有‘人情至上’、‘关系至上’的倾向”。
我们认为，相对于交易成本理论以个别单一交易为分析单位而言，在现实世界中许多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是一种对偶关系，本质上大都是与相同厂商的长期的和重复的关系式交易。如果以这个观点看待中国网络组织间交易关系，其内涵就包含有美国西北大学教授Gulati（1995）所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的演进”。而中国网络组织重视的则是西方人所说的互惠（Reciprocity）、相互节制（Mutual Forbearance）及信任（Trust）等概念。这些特征恰恰与封闭网络所具有的高凝聚力、共同第三方以及冗余信息等特征相吻合。从本质上讲，网络封闭性是中国网络组织的最典型特征。
（1）中国网络组织是基于人伦关系的高凝聚力网络。在中国人眼中，“广布人脉”是商人经营事业成功的关键。中国人所说的人脉其实就是人伦关系，这种人伦关系一般是指在情感和血缘纽带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朋友关系。人伦关系既有先赋性成分，又是后天投资形成的。先赋性成分是由个人的遗传、血缘、宗亲、同宗、同族、同乡、地缘等先天决定的资本；后天投资主要是由结拜、同学、战友、同事或同侪等形成的。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先赋性成分有缩小的趋势，而后天投资的因素正在逐渐增加。这种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企业主之间的关系特点与儒家文化比较重视人伦、道德、关系、道义、义气、朋友等相结合形成了高凝聚力网络，表现出其独特特征：①这种高凝聚力网络影响中国式网络组织进行经济交易的动机。驱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之一不仅仅是获得物质利益的满足，人同时可以在经济交往中获得友谊、亲情、感情、尊严和认同。也就是说，经济交易中既可以获得物质利益，也可以获得精神需要。正如美籍日本社会学家福山（Fukuyama,1995）所说：“这种驱动力是极为深厚的、基本的。它是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一种主要动力”。②在这种高凝聚力网络中，企业之间长期导向的关系式交换较少关注于个别交易的结果，而较着眼于长期目标的实现与否，诸如成本的持续降低与产品质量的改善。在中国式网络组织的经济交易中，人们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下去，或为了改善交易条件，或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或为了减少交易风险与增进福利，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人伦关系引进经济交易中。③这种基于人伦关系的高凝聚力网络影响交易对手的选择。人伦关系及其信任关系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使交易更容易发生在具有人伦关系及其信任关系的行为主体之间。由于人伦关系的存在，交易者之间便于相互关照，有利于交易的进行。这就是说，由于人伦关系影响到对潜在交易对手的信任，从而影响着对交易对手的选择。
（2）共同第三方是维系中国网络组织秩序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主之间的关系一般可以用一个“同”字来概括：同学、同乡、同宗、同族、同事或同侪等，这里“同”字隐含着共同第三方的存在。由于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间关系的这种特点，为企业间合作的安全和秩序治理的提供了独特机制：①由于共同第三方的存在，在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享有封闭网络内生的合作安全保证机制。即共同第三方形成了网络封闭所同有的形象和规范强化机制，为交换创造了安全的环境，不仅因为它们加强了信任，而且因为它们促进了行为人之间合作性规范的形成。②“同”不仅代表企业主之间社会关系的特点，同时体现出儒家文化中强调共财观或共财之义。这种共财观就中国网络组织成员而言，关系伦理要求通财之义，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关系伦理的通财之义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即在需求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时，必须强调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即大家的利益）；在需求具有依存性时，利益就具有相关性，就应强调各个层次的人需求的满足。自利行为的目标超过群体默认的临界点时，不考虑群体的共享型的需求和依存型的需求，就是“为富不仁”，就会遭“报应”，被社会和人们所唾弃。这种观念约束了企业的自利行为，通过增加背叛成本，强迫人们采取合作性行为。③在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间的共同第三方往往存在于企业主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网络中，而这种非正式的网络关系在企业间合作秩序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中国网络组织管理中存在着游离于组织规章制度之外的不成文的又可获得广泛认可的隐性规则。各行各业的潜规则实质是非规则、反规则，“拿不上台面”、“见不得阳光”的“行规”和“惯例”，而中国网络组织内部的潜规则往往是组织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得到网络组织大多数成员企业的默许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成为约束企业成员行为主要力量。而同学、同乡、同宗、同族、同事或同侪等则成为企业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或违反这些隐性规则时进行协调的主要力量。
（3）冗余信息是中国网络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源。中国网络组织的主体基本上是中小企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信息的获取和使用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中国网络组织的这种以人伦关系为基础、具体有突出的地缘特征使网络成员充分享有冗余信息所带来的社会资本：①这种基于人伦关系的企业间关系使企业彼此了解和熟知，为企业间的长期、稳定合作奠定了基础。在我们看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次交易，有关交易对手的信息、作为交易对手的人的基本了解，是经济交易的必要条件。中国式网络组织之间是一种长期导向的关系式交换（Relationship Exchange），由交易对手所提供的标的物和可能的交货时间、地点、价格等信息，都是建立在对交易对手认同的基础之上的。这种长期关系导向，着眼于双方往后一系列交易所带来的总利润的最大化。在中国式网络组织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中国人对风险防范的基础是以人伦为基础的，为了规避交易风险，加入网络的组织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是不愿意与陌生企业进行交易的。也就是说，交易者并非是匿名的，而是相互认识的，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式网络组织选择交易对手时往往选择相互熟悉的、带有一定人伦关系的人作为交易对手。②这种基于人伦关系的企业间关系有利于提高信息交流质量。对于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来说，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充分性要比信息的异质性更为重要。由于企业进入网络的时间和发展历史存在差异，使企业在信息的获取和信息的提供中存在功能的差异，有些企业主要充当信息的提供者，有些企业充当信息的索取者。对于信息的索取者来说总是存在获取信息的需求，而提供者却缺乏信息提供的动机，从而使企业间存在信息交流的壁垒。而在中国网络组织中，由于人伦关系的存在，消除了这种隔阂，降低了信息索取者获取高质量的信息的成本。在中国的网络组织中，拟似家人联系中的保证关系（Assurance），熟人联系中的人情交换，以及弱联系中的相互为利信任可以带来网络成员的相互信任，会让人感觉被受尊重，并愿意将本身的知识、信息、经验和技能转移给对方。
三、封闭网络在中国网络组织及其网络扩张的作用机理
结构洞理论非常强调弱联结和中介位置为社会资本带来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网络中的弱联结为行为人带来了全新的、有价值信息，从而为行为人带来好处。同时，行为人通过探索两个不存在联结的网络来寻找结构洞，并占据中介位置。这不仅可以使行为人获得信息收益，并可以从对信息的控制中获利。而且，弱联结并不存在封闭网络中存在的合作压力，为网络的演进提供了弹性。这些好处暗示着结构洞理论提供了行为人拓展网络的途径，也就是在弱联结中探索结构洞，并占据中介位置以便获取信息收益。而网络封闭理论则提出，人们应该在原有网络的基础上进行扩张。也就是行为人以封闭网络为基础，利用网络封闭固有的强联结、共同第三方的机制保证合作的安全性，同时封闭网络更有利于准确、清晰、即时的信息的传递，尤其是在隐性知识的传递上具有独特优势。
1.封闭网络在企业进入网络组织中的聚核作用
中国网络组织的特点就是封闭性。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的市场交换本质上是一种长期性的关系交换。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市场交换高度嵌入到社会交换中，社会交换是市场交换的前提和基础。用一个极端的话说，在中国网络组织中，如果不存在社会交换关系，那么，建立市场交换关系的难度将会非常大。这也就是许多中国商人提出“先交友、后交易”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组织的封闭网络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以人们的社会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网络封闭；二是以市场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网络封闭。前者主要是基于人伦关系而形成，而后者的形成是以前者为中介的。也就是说，强关系是进入中国网络组织的媒介。中国网络组织表现出来的强地缘和人伦关系的特点恰恰反映了社会交换关系在企业市场交易关系网络形成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市场关系网络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性。也就是说，一个行业的企业创建一个稳定的网络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基础建立于行业历史更早的一个时点。企业早期的伙伴选择对未来的合作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网络组织中，企业社会交换网络对市场交换关系网络的形成的中介作用又体现出强大的中国社会宗族力量的作用。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中国人的宗族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主导意识形态在价值上肯定了人们对宗族的认同和忠诚。于是，由直系血亲推演扩张，宗族成为古代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网。费孝通（1948）认为，中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人际互动是以自己为中心，将与自己有互动的他人依据亲疏远近分为几个“同心圆圈”；越亲近的他人，则与自我中心越贴近，且自我与不同圈层的他人有不同的交往法则。这里，费孝通所说的人际互动实质上是以自己为中心，以情感和血缘纽带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朋友关系。
我们以四川成都武侯区西部鞋都工业园为例，在该工业园仅金花、簇桥两镇20平方公里范围内注册登记鞋厂就有3000多家（未注册登记鞋厂多达10000多家），一年的销售收入达100多亿元。我们在使用田野调查法对其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因为亲戚、朋友在该鞋都办厂，才来到鞋都创业。而很多企业倾向于与亲戚朋友开办的企业进行合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西部鞋都工业园的企业主的学历普遍不高，绝大多数是高中及以下学历，并且在相对较小的年纪就出来打工。这也决定了其社会网络中主要成员，包括家庭成员（父母）、亲戚、朋友、同学、同侪等，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这样，一旦某个行业在某些地区形成一定规模，也就是达到初始市场运作的条件，这些行业初期的创业企业则转变成行业网络的聚核。而这些聚核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学、同侪等以其为中介进入到该行业。由于这些人伦关系具有先天的地缘特性，所以，中国网络组织具有突出的人伦关系和地缘关系特征。正是以人伦关系为纽带，以及儒家文化中传、帮、带的传统思想在企业进入中国网络组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封闭网络是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网络扩张的基础和中介
在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通过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换关系网络进入到某个行业中，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交换关系网络。结构洞理论隐含着企业家可以通过在弱联结中探索结构洞的途径进行网络扩张。而根据封闭网络的特点，也就是网络的高密度性，在封闭网络内并不存在结构洞。那么，企业家也就只能超越封闭网络的边界，在封闭网络以外的关系区域寻找结构洞，并与这些关系区域建立联结。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探寻结构洞的行为在中国网络组织中并不适用。
在强调忠诚的儒家文化背景下，这种通过结构洞探索而与其他关系区域建立直接联系的做法在中国网络中并不适合。①这种探寻结构洞，并占据中介位置做法会遭到原封闭网络成员的抵制及集体制裁。按照结构洞理论，占据结构洞位置会为行为人带来信息优势，并且享有控制信息传播的数量、时间、质量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会为行为人带来信息福利。但是这种机制在中国网络组织中不适用，因为每个行为人都处于一个封闭网络内，这种信息控制行为必然遭到封闭网络抵制和集体制裁。因此，在中国网络组织中通过探索结构洞来扩张网络，很有可能造成原封闭网络的损失。②就算占据了中介位置，结构洞理论提倡的弱联结并不能保证行为人获得合作的保证。换句话说，弱联结并不能保证这种跨关系区域的合作的安全性。前文提到中国网络组织的典型特征是封闭性，强调以人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强信任关系交换。如果脱离人伦关系，也就缺乏了信任基础。这种缺乏信任基础的合作在中国网络组织中是很难实施的。③在中国网络组织中探索结构洞，占据中介位置的成本过高。事实上，基于人伦关系的信任构建是构建信任方式中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在强宗族观念文化背景下脱离人伦关系，要将弱关系转变成强关系，行为人必须耗费大量时间、金钱、精力。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在中国网络组织中探寻结构洞机制在企业网络扩张并不起主要作用。当弱联结不起作用时，企业只能通过以血缘、朋友等强联结途径来扩张社会网络。在中国网络组织中，起到桥介作用的是强联结，这种强联结既有可能来自企业主的社会交换关系网络，也有可能来自市场交换关系网络，但强联结是其主要特征。详细地说就是，行为人以封闭网络中的强联结为中介，来与跨越网络区域的他人建立联结。也就是使原本不存在联结的行为人之间通过共同强联结形成联结，在三人间或多人间形成封闭网络。在现实企业网络中，很多企业都是通过亲戚、朋友等强联结，甚至于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为中介与他人建立这种封闭网络。
通过强联结为中介进行网络扩张的好处主要有：①其起中介作用的强联结来自封闭网络，这样可以杜绝或减少原封闭网络的排斥和集体惩罚。随着网络的扩展，在不减少原来封闭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存量基础上，新的网络关系又会增加社会资本；另一方面，网络扩展后使原来基于血缘、朋友等强联结开始弱化，形成费孝通（1998）所说的“差序结构”与“水波纹状”的扩散，强联结逐步弱化为弱联结。因此，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网络扩张的基础和中介是强联结与封闭网络。如果说在中国网络组织中存在着结构洞机制，也是以强联结与封闭网络为基础的，是强联结与封闭网络的扩散结构，而非Burt（1992，1997）所说的先天就存在的结构洞机制。②通过强联结为中介扩张网络，会享有封闭网络特定的网络福利，例如，共同第三方机制。如果没有强联结的中介，行为人和他人之间就只是弱联结，甚至是无任何联系。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加强个体或企业行为人行为规范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约束和资源。如果不能约束合作伙伴按照彼此的预期行动，企业间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合作。这些约束允许企业冒着更大的风险对企业间关系进行投资，如果没有这些约束，这种合作会因为机会主义的威胁而止步不前。低层次的约束在寻找当前或潜在的合作伙伴遇到困难，进而会导致合作效率大打折扣。而有了强关系的中介作用，两者也就处于一个封闭网络中，那么，行为人可以充分享受封闭网络所固有的社会资本福利。③在封闭网络中探索跨关系区域的强联结，并以这个强联结为中介与封闭网络外的其他人建立联结的网络扩张方式，要比行为人自己探索结构洞，并自己占据中介位置的网络扩张方式更加经济，同时成功的可能性更高。事实上，在某个地区或行业中，网络组织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包含着历史的延续。网络组织形成早期的特征对后续网络的扩张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网络组织的扩张有路径依赖的特点，一旦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也就产生了网络刚性。这意味着，在网络组织中，有很多结构洞存在。更重要的是在结构洞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位置已经被其他人占据。如果按照结构洞理论，企业主即便感知到了结构洞的存在，但是由于网络刚性，也很难改变原来的网络结构，使自己在网络中占据中介位置。
四、总结
我们认为就封闭网络和结构洞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比较是非常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描述的对象不同。封闭性主要是对整体网络特征的描述，而结构洞是对行为人个体网络特征的描述。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封闭网络和结构洞在中国网络组织背景下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和机理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是什么。从本质上说，封闭网络在中国网络组织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对人的基本假设与西方存在很明显的差异。西方对于人的主流假设是“经济人”假设，也称“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这是西方学者分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一般人性的抽象，人的本性是追求私利的，是以利己为原则的，自利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人们正是怀着这种自利的动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成为斯密所谓的“经济人”。“经济人”在当时的集中体现，就是利用手中的财富进行投资活动的“资本家”。因为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他又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在斯密看来，研究经济世界绝不能从同情心出发，而只能从利己主义出发，个人利益是唯一不变的、普遍的人类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体现在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我们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假设，存在以下问题：①这一假设认定经济交易与人们在过去所形成的和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人伦关系、人们在以往交往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无关，唯一决定交易的是基于“理性的计算”和交易双方的认知能力、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事实上，这一假设采取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最常见的假设方法——“匿名假设”（Anonymous Hypothesis），通过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把交易主体从经济交易中抽象出来，得到交易主体是“匿名”的，经济交易是在陌生的“他”之间进行的。在我们看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次交易，有关交易对手的信息、作为交易对手的人的基本了解，是经济交易的必要条件。中国式网络组织之间是一种长期导向的关系式交换（Relationship Exchange），由交易对手所提供的标的物和可能的交货时间、地点、价格等信息，都是建立在对交易对手认同的基础之上的。这种长期关系导向，着眼于双方往后一系列交易所带来的总利润的最大化。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匿名”交易的基本假设，只适合于对短期导向交易的解释，因为短期导向的交易是一种“市场式交换”（Market Exchange）和间断性交易（Discrete Transaction）关系，而长期导向则是一种“关系式交换”（Relational Exchange）。在短期导向的市场式交换中，伙伴间对关系的期望是短期、特定情况下的交易，而事后也可能从伙伴变成敌人；而采取关系式交换时，由于伙伴间预期关系是持续的，则他们会愿意接受短期的损失以换取未来较佳且长期导向的合作关系。当合作双方依赖的程度越高，则双方的合作关系越趋于长期导向的“关系式交换”。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匿名”交易的基本假设，对中国式网络组织之间长期导向的“关系式交换”是不能够成立的。②这一假设采取了物理学中最常见的分析方法——隔离法（Isolating Approach），通过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得到了一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经济人”。在我们看来，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基础，就是把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经济人”的抽象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组织的一员，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求、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其他人的关系，都不会总是相同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他们，学习和教育的进步完全可以改造他们，而组织的氛围完全可以熏陶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抽象，可以说是把人假设成“孤独的人”、“原始的个人”，以至于不能不使人们认为“经济人”似乎是超越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虚假的人”。③“匿名假设”不符合中国式网络组织的现实情况。在中国式网络组织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中国人对风险防范的基础是以人伦为基础的，为了规避交易风险，加入网络的组织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是不愿意与陌生企业进行交易的。也就是说，交易者并非是匿名的，而是相互认识的，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式网络组织选择交易对手时往往选择相互熟悉的、带有一定人伦关系的人作为交易对手。
与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个人自由、个人利益等天赋人权不同，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伦、道德，关系、道义、义气、朋友等等。中国人的交往中很少有西方管理学所说的那种纯粹公民社会的人际关系，而偏向于人伦关系，而人伦关系可以与利益关系分离开，也可以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人们非常看重人伦关系对交易成本的影响，特别是交易成本直接对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在“经济人”假设与儒家文化的基本假设存在明显悖论。在儒家文化的假设中，其经典构成要素影响网络结构对社会资本作用机理的主要原因有：①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家”是其构成的核心价值。在中国，所谓“家”（Family）是广义的，是泛指高于个人的大众。小者是指家庭、家族和大家，大则是指政党、国家。究其根本，实质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所构成的单元及其扩大化。在家这个单元里，成员之间彼此熟悉、亲密。在这种强关系特征的基础上，群体成员更注重的是“共同主义”，中国人的“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中国网络组织中，在“家”的观念的影响下，网络成员更加注重交易对象、信任对象，以及在遇到困难时的咨询对象的选择。简而言之，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以“家”，或者说封闭网络为基础展开的。②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和组织文化中，“关系”（Guanxi）的基本假设无所不在。前文提到“家”的观念注重的是共同性，而“关系”更强调的是特殊主义。对“关系”的研究是中国本土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甚多。在众多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学者们都提到了“特殊”。本质上说，“关系”就是“家”及其扩张群体内的特殊人际关系。“关系”离不开“家”，“家”的共同性为“关系”的特殊性提供了基础，离开了“家”，关系也就不复存在。“关系”存在的根源在于“家”成员的差序性。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点出了中国人关系互动的三个特色：(1)关系以家族主义的概念来区分人际亲疏；(2)关系为一种“特殊主义”取向的人际差别对待；(3)关系具有伸缩弹性的格局界限。费孝通强调，各个格局（例如，“自家人”，“外人”）的界限随着情境有伸缩性，可以任由行动者解释或划分，以至于有“名实分离”的现象。在中国网络组织中，成员的网络扩张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没有“关系”的网络扩张是难以实现的。同时“关系”决定了这种网络扩张是以成员的原“封闭”网络为基础的，离开了封闭网络，也就失去了网络扩张的基点。这也就决定了在中国网络组织中，通过寻找结构洞来实现网络扩张的方式是不可取的，网络成员只能通过在原封闭网络中已经占据中介位置的其他成员来实现网络扩张。③在儒家文化中，非常强调“有限自利性”。有限自利假设是指中国人对人的自利行为的容忍和接受度有限。中国人同西方人一样也讲自我和自利，但中国人对自利的接受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引起人的反感、不舒服，甚至于遭到他人的攻击，这明确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利行为的容忍和接受度要远远低于西方社会。在以“家”为核心观念的中国文化中，更强调的中国人特有的共财观或共财之义。这也就决定了在网络中已经占据中介位置的行为人的资源分配取向。也就是说他会特别照顾“家”里人。在“有限自利性”中还包含着“回报”成分。当收到其他网络成员的惠泽时，自我也会在恰当的时候做出“回报”。④“礼”是中国网络组织管理中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了的，是正确的、合适的。如果单从行为规范的角度来说，“礼”本身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组织”是靠以董事会为首的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通过行使权力，以实现组织宗旨与目标。而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行为规范的是传统，是中国网络组织中人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这里，传统是中国网络组织管理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是人们采取特定行为以完成组织任务的行为指南与规约。这种指南与规约并不是由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出来的，而是一代人一代人累积出来以帮助人们对行为进行规约与指导的“文化”。中国网络组织并不是以“核心企业”来掌握大权、以权力来治理与维持管理秩序的，而是在网络组织管理中有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礼”，或用不成文的约定来治理与维持管理秩序。这充分说明，权力与制度并不是中国网络组织的全部内容，而“礼”所包含的协商与信任是中国网络组织的基础。礼治是相对于法治与人治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维持秩序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规范的性质的不同。所谓的法治是指组织管理中人与人的关系和治理秩序主要是依靠章程、制度等法律来维持的；所谓的人治是指组织管理中人与人的关系和治理秩序主要是依靠情感、信任、承诺和认同等来维持，但也不排斥章程、制度等法律形式来维持。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网络组织中，封闭性是企业网络的主要特点。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封闭性不同，这种封闭不仅包含着基于市场交换关系的企业网络的封闭，而且包含着基于人伦关系认为的社会交换关系网络的封闭。同时认为社会交换网络的封闭性决定了市场交换网络的封闭性。并且认为封闭网络是企业进入网络组织，并实现网络扩张的基础，同时起到中介作用。但并不代表结构洞理论在中国网络组织中的失灵。只是作用的机理和方式发生了改变。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在中介位置上的联结属于强联结，而不是结构洞理论提出的弱联结。②企业家不是去探索结构洞，并占据中介位置，牟取信息福利。而是去探索已经占据结构洞中介位置的经纪人与企业主所属的封闭网络中的成员的强联结关系，并以这种强联结为中介建立与跨越封闭网络的他人建立合作，而这种合作又演变成封闭网络的一部分。
注释：
① “相与”是山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汇，最初的意思是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这个词是指生意伙伴，类似于今天的战略联盟伙伴或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外包商。晋商认同对方商人是“相与”，是非常慎重的。拿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乔家来讲，在结交一个商人之前一定慎重考察对方的人品信誉，不是诚实的人，哪怕利润再大也拒绝与之交往；但一旦结为“相与”，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也会倾力相助，即使明知已经无利可图也绝不会中途绝交。
作者介绍：罗珉，高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4；高强，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罗珉（1954— ），男，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强（1974— ），男，江苏徐州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74），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作者：罗珉高强
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02期
一、问题提出
当前，社会资本的研究已经成为商业研究的重要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有价值的资产，其价值根源于人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获取必要的资源（Granovetter,1992）。由于社会资本既不像物质或财务资本那样可以让渡，也不像人力资本那样具有可流动性，使社会资本具有耐久性及人力资源的相互关联性（Bourdieu,1986），并且与组织发展及企业战略紧密绑定（Nahapiet & Ghoshal,1998）。因为这些特点的存在，社会资本被证明是企业最耐久的优势来源（Moran & Ghoshal,1999; Burt,2000; Kogut,2000; Adler & Kwon,2002）。在对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的广泛共识外，围绕着社会资本的操作性定义和机制还存在着一些争论，尤其是对网络结构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上存在分歧。
对于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对个人或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许多学者达成了共识。他们确认了两种能增强个人或组织社会资本的机制：一是社会网络能促进信息、资源和机会的获取（Granovetter,1992; Lin et al.,1981; Burt,1992）；二是网络可以促进行为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克服关于合作还是“搭便车”的两难选择（Gulati & Gargiulo,1999）。然而，这种表面统一的背后，隐藏着学者们对于究竟哪种网络结构造就了这些优点存在分歧。一方面，传统的社会资本观强调网络封闭（Network Closure）的正效果，例如，高凝聚力联结可以促进合作规范的形成，便于行为人之间互信和合作；另一方面，结构洞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根源于两个孤立联结之间的中介机会，而不是网络封闭。网络封闭理论认为正是网络的封闭性造就了社会资本的优点。这种网络结构的特点就是行为人之间存在高密度联结，正是这种特点决定了其产生社会资本的隐含机制：①高凝聚力或强关系，有利于合作性规范的产生。②共同第三方的存在为合作的产生提供了安全保证。Granovetter（1992）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强调共同第三方对促进信任和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共同第三方扮演着强化合作愿景的作用，同时也有效防范了机会主义行为（Gulati,1995; Burt & Knez,1995）。③信息优势。企业间信息的流动会导致企业合作规范的迅速形成。在这种高密度网络中，异常行为的信息很快会扩散，并受到制裁。各个企业将均等地从网络中受益，这将成为一种形象构建机制（Bourdieu,1986）。争论的另一方是Burt倡导的结构洞理论（Burt,1992）。该理论认为结构洞可以为行为人带来两种收益：①信息收益。Burt认为社会资本的好处根源于非冗余联结。也就是说，当行为人与他人彼此不认识时，他们更有可能成为不同的，进而非冗余的信息和资源的来源。Burt的论点来源于Granovetter（1973）关于弱联结的讨论，他认为弱联结比强联结更有可能在全新的、实时的信息中起到桥介（Bridging）作用。②自主性。虽然结构洞理论主要关注竞争优势的来源，但Burt（1997）同样把行为人的自主性作为促进组织内合作的一个重要资本。Burt（1992，1997）通过验证富有结构洞的管理者会获得相对较早的晋升或更多的奖励来支持他的观点。相似地，Tsai and Ghoshal（1998）发现网络中介与部门交换及组合资源的能力正相关。
公平地说，在西方关于结构洞和网络封闭的管理文献中，Burt的关于结构洞优势的观点更为流行。但是，有关结构洞的各种研究都是基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假设，尤其集中在美国。我们很少看到在美国以外的研究来支持结构洞假设，尤其是在亚洲背景下。仅仅有少量的研究试图用基于中国的数据来对该假设进行检验。其中，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要属Xiao and Tsui（2007）的研究，他们发现在“高承诺”的中国组织中，个人占据结构洞位置会产生负收益。Bian（1997）在对中国计划分配时期天津地区大学生工作分配的研究时发现，对能否成功分配到理想工作强联结比弱联结更重要。这些结论恰恰与结构洞理论的观点相悖，也同时说明结构洞理论的文化权变性（Cultural Contingency）。相反，Coleman（1988）的网络封闭假设一直没有在管理文献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或检验。最近，管理研究人员一直在探求是否存在一种网络封闭比结构洞更能起作用的环境（Gargiulo & Benassi,2000），但是鲜有成效。本文旨在提出一个广泛的模型来解释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网络组织背景下的中小企业的网络特征对社会资本影响的机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主要强调的是处于网络环境背景下企业间网络关系特点，而非传统的中国“关系”（Guanxi）研究所强调的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尤其与政府等有关部门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我们更注重在公平交易的背景下，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间关系特点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而这一点正是过去“关系”（Guanxi）研究所忽略的。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组织间关系特点是中国网络组织蓬勃发展，具有独特网络演进特点的主要原因。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网络组织封闭网络和结构洞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特点及其运作机理、中国网络组织中的网络结构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是否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性，这些问题都是过去国内社会资本研究领域所未触及的问题，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
二、中国网络组织的典型特征：网络封闭性
以中、小型家族企业为基础，中国网络组织总是充满中小企业，且这些中小企业会自发地、以自组织的方式形成中小企业网络，所以，被国外学者称为“网络经济”或“蝗虫经济”。我国港台众多的中小企业常常在全球“创业精神”的竞争力比较中名列第一名、第二名，而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也展现了相同的创业精神与网络结构。例如，我国浙江省海宁的皮件业、嵊州的领带、义乌的小商品、宁波的服装业、乐清的低压电器等都是充满创业精神与网络结构的企业群。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中国网络组织与西方网络组织的发展有所不同，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以“中庸之道”观念扩展出来的自组织性质的网络组织形态。具体表现为以扩大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自愿性结合，一般中国网络组织的主要管理活动是基于人伦关系的。人伦关系既不是黄光国划分的中国人关系的拟似家人、熟人、弱联系以及无联系四类关系，也不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所区分的强联系、弱联系以及无联系三类关系，仅仅只是具有拟似家人、熟人等强联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一些弱联系也可以转化为强联系（例如结拜关系）。强联系的形成因素则以情感为主，强联系中的利益交换并非是西方社会学所说的只被当做交易的副产品，而是以交易成本的节约为主要目的，这在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非常明显。
明清时代的经济组织就展现了中国人以宗族为核心自组织形成商业网络的能力。宗族具有强大的组织功能，以共同祖先为纽带，以宗族组织为平台，以广大族众为基础，可以在族内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与力量，形成互助合作网络与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费孝通（1998）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这样的同宗加同乡的团体成为中国人经营各种事业的基础。村落宗族一方面是一个同宗团体，一方面又是一个地缘团体（网络的封闭性），村落宗族既说明了中国人自组织能力的强大，也是中国人进行自组织的重要依据。例如，晋商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十分庞大的“相与”① 网络，地缘、姻缘加上宗亲成为中国商业活动中组织能力的基础（梁小民，2007）。中国的经济组织结构是宗族为核心的“扩散家庭”（Extended Family）的物质载体的实现，亲属集团（Kinship Group）、宗亲（Lineage）、氏族（Clan）、朋友、同窗、熟人、乡亲等各种关系，就会接踵而来，构成了组织内的基本人际关系，再加上一起“打天下”的兄兄弟弟，组织内结拜认领等形成的干亲、共同构成中国组织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这种人事关系不同于西方管理学中的人事关系，而是一种人伦关系。“无意之中自然地形成的或既存的这种非正式的关系常常并不完全适合于组织的目标和需要，关系导向的行为与利益导向或组织导向的行为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也常常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关系，常常具有‘人情至上’、‘关系至上’的倾向”。
我们认为，相对于交易成本理论以个别单一交易为分析单位而言，在现实世界中许多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是一种对偶关系，本质上大都是与相同厂商的长期的和重复的关系式交易。如果以这个观点看待中国网络组织间交易关系，其内涵就包含有美国西北大学教授Gulati（1995）所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的演进”。而中国网络组织重视的则是西方人所说的互惠（Reciprocity）、相互节制（Mutual Forbearance）及信任（Trust）等概念。这些特征恰恰与封闭网络所具有的高凝聚力、共同第三方以及冗余信息等特征相吻合。从本质上讲，网络封闭性是中国网络组织的最典型特征。
（1）中国网络组织是基于人伦关系的高凝聚力网络。在中国人眼中，“广布人脉”是商人经营事业成功的关键。中国人所说的人脉其实就是人伦关系，这种人伦关系一般是指在情感和血缘纽带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朋友关系。人伦关系既有先赋性成分，又是后天投资形成的。先赋性成分是由个人的遗传、血缘、宗亲、同宗、同族、同乡、地缘等先天决定的资本；后天投资主要是由结拜、同学、战友、同事或同侪等形成的。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先赋性成分有缩小的趋势，而后天投资的因素正在逐渐增加。这种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企业主之间的关系特点与儒家文化比较重视人伦、道德、关系、道义、义气、朋友等相结合形成了高凝聚力网络，表现出其独特特征：①这种高凝聚力网络影响中国式网络组织进行经济交易的动机。驱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之一不仅仅是获得物质利益的满足，人同时可以在经济交往中获得友谊、亲情、感情、尊严和认同。也就是说，经济交易中既可以获得物质利益，也可以获得精神需要。正如美籍日本社会学家福山（Fukuyama,1995）所说：“这种驱动力是极为深厚的、基本的。它是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一种主要动力”。②在这种高凝聚力网络中，企业之间长期导向的关系式交换较少关注于个别交易的结果，而较着眼于长期目标的实现与否，诸如成本的持续降低与产品质量的改善。在中国式网络组织的经济交易中，人们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下去，或为了改善交易条件，或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或为了减少交易风险与增进福利，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人伦关系引进经济交易中。③这种基于人伦关系的高凝聚力网络影响交易对手的选择。人伦关系及其信任关系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使交易更容易发生在具有人伦关系及其信任关系的行为主体之间。由于人伦关系的存在，交易者之间便于相互关照，有利于交易的进行。这就是说，由于人伦关系影响到对潜在交易对手的信任，从而影响着对交易对手的选择。
（2）共同第三方是维系中国网络组织秩序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主之间的关系一般可以用一个“同”字来概括：同学、同乡、同宗、同族、同事或同侪等，这里“同”字隐含着共同第三方的存在。由于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间关系的这种特点，为企业间合作的安全和秩序治理的提供了独特机制：①由于共同第三方的存在，在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享有封闭网络内生的合作安全保证机制。即共同第三方形成了网络封闭所同有的形象和规范强化机制，为交换创造了安全的环境，不仅因为它们加强了信任，而且因为它们促进了行为人之间合作性规范的形成。②“同”不仅代表企业主之间社会关系的特点，同时体现出儒家文化中强调共财观或共财之义。这种共财观就中国网络组织成员而言，关系伦理要求通财之义，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关系伦理的通财之义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即在需求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时，必须强调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即大家的利益）；在需求具有依存性时，利益就具有相关性，就应强调各个层次的人需求的满足。自利行为的目标超过群体默认的临界点时，不考虑群体的共享型的需求和依存型的需求，就是“为富不仁”，就会遭“报应”，被社会和人们所唾弃。这种观念约束了企业的自利行为，通过增加背叛成本，强迫人们采取合作性行为。③在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间的共同第三方往往存在于企业主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网络中，而这种非正式的网络关系在企业间合作秩序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中国网络组织管理中存在着游离于组织规章制度之外的不成文的又可获得广泛认可的隐性规则。各行各业的潜规则实质是非规则、反规则，“拿不上台面”、“见不得阳光”的“行规”和“惯例”，而中国网络组织内部的潜规则往往是组织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得到网络组织大多数成员企业的默许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成为约束企业成员行为主要力量。而同学、同乡、同宗、同族、同事或同侪等则成为企业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或违反这些隐性规则时进行协调的主要力量。
（3）冗余信息是中国网络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源。中国网络组织的主体基本上是中小企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信息的获取和使用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中国网络组织的这种以人伦关系为基础、具体有突出的地缘特征使网络成员充分享有冗余信息所带来的社会资本：①这种基于人伦关系的企业间关系使企业彼此了解和熟知，为企业间的长期、稳定合作奠定了基础。在我们看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次交易，有关交易对手的信息、作为交易对手的人的基本了解，是经济交易的必要条件。中国式网络组织之间是一种长期导向的关系式交换（Relationship Exchange），由交易对手所提供的标的物和可能的交货时间、地点、价格等信息，都是建立在对交易对手认同的基础之上的。这种长期关系导向，着眼于双方往后一系列交易所带来的总利润的最大化。在中国式网络组织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中国人对风险防范的基础是以人伦为基础的，为了规避交易风险，加入网络的组织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是不愿意与陌生企业进行交易的。也就是说，交易者并非是匿名的，而是相互认识的，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式网络组织选择交易对手时往往选择相互熟悉的、带有一定人伦关系的人作为交易对手。②这种基于人伦关系的企业间关系有利于提高信息交流质量。对于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来说，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充分性要比信息的异质性更为重要。由于企业进入网络的时间和发展历史存在差异，使企业在信息的获取和信息的提供中存在功能的差异，有些企业主要充当信息的提供者，有些企业充当信息的索取者。对于信息的索取者来说总是存在获取信息的需求，而提供者却缺乏信息提供的动机，从而使企业间存在信息交流的壁垒。而在中国网络组织中，由于人伦关系的存在，消除了这种隔阂，降低了信息索取者获取高质量的信息的成本。在中国的网络组织中，拟似家人联系中的保证关系（Assurance），熟人联系中的人情交换，以及弱联系中的相互为利信任可以带来网络成员的相互信任，会让人感觉被受尊重，并愿意将本身的知识、信息、经验和技能转移给对方。
三、封闭网络在中国网络组织及其网络扩张的作用机理
结构洞理论非常强调弱联结和中介位置为社会资本带来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网络中的弱联结为行为人带来了全新的、有价值信息，从而为行为人带来好处。同时，行为人通过探索两个不存在联结的网络来寻找结构洞，并占据中介位置。这不仅可以使行为人获得信息收益，并可以从对信息的控制中获利。而且，弱联结并不存在封闭网络中存在的合作压力，为网络的演进提供了弹性。这些好处暗示着结构洞理论提供了行为人拓展网络的途径，也就是在弱联结中探索结构洞，并占据中介位置以便获取信息收益。而网络封闭理论则提出，人们应该在原有网络的基础上进行扩张。也就是行为人以封闭网络为基础，利用网络封闭固有的强联结、共同第三方的机制保证合作的安全性，同时封闭网络更有利于准确、清晰、即时的信息的传递，尤其是在隐性知识的传递上具有独特优势。
1.封闭网络在企业进入网络组织中的聚核作用
中国网络组织的特点就是封闭性。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的市场交换本质上是一种长期性的关系交换。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市场交换高度嵌入到社会交换中，社会交换是市场交换的前提和基础。用一个极端的话说，在中国网络组织中，如果不存在社会交换关系，那么，建立市场交换关系的难度将会非常大。这也就是许多中国商人提出“先交友、后交易”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组织的封闭网络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以人们的社会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网络封闭；二是以市场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网络封闭。前者主要是基于人伦关系而形成，而后者的形成是以前者为中介的。也就是说，强关系是进入中国网络组织的媒介。中国网络组织表现出来的强地缘和人伦关系的特点恰恰反映了社会交换关系在企业市场交易关系网络形成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市场关系网络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性。也就是说，一个行业的企业创建一个稳定的网络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基础建立于行业历史更早的一个时点。企业早期的伙伴选择对未来的合作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网络组织中，企业社会交换网络对市场交换关系网络的形成的中介作用又体现出强大的中国社会宗族力量的作用。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中国人的宗族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主导意识形态在价值上肯定了人们对宗族的认同和忠诚。于是，由直系血亲推演扩张，宗族成为古代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网。费孝通（1948）认为，中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人际互动是以自己为中心，将与自己有互动的他人依据亲疏远近分为几个“同心圆圈”；越亲近的他人，则与自我中心越贴近，且自我与不同圈层的他人有不同的交往法则。这里，费孝通所说的人际互动实质上是以自己为中心，以情感和血缘纽带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朋友关系。
我们以四川成都武侯区西部鞋都工业园为例，在该工业园仅金花、簇桥两镇20平方公里范围内注册登记鞋厂就有3000多家（未注册登记鞋厂多达10000多家），一年的销售收入达100多亿元。我们在使用田野调查法对其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因为亲戚、朋友在该鞋都办厂，才来到鞋都创业。而很多企业倾向于与亲戚朋友开办的企业进行合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西部鞋都工业园的企业主的学历普遍不高，绝大多数是高中及以下学历，并且在相对较小的年纪就出来打工。这也决定了其社会网络中主要成员，包括家庭成员（父母）、亲戚、朋友、同学、同侪等，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这样，一旦某个行业在某些地区形成一定规模，也就是达到初始市场运作的条件，这些行业初期的创业企业则转变成行业网络的聚核。而这些聚核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学、同侪等以其为中介进入到该行业。由于这些人伦关系具有先天的地缘特性，所以，中国网络组织具有突出的人伦关系和地缘关系特征。正是以人伦关系为纽带，以及儒家文化中传、帮、带的传统思想在企业进入中国网络组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封闭网络是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网络扩张的基础和中介
在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通过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换关系网络进入到某个行业中，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交换关系网络。结构洞理论隐含着企业家可以通过在弱联结中探索结构洞的途径进行网络扩张。而根据封闭网络的特点，也就是网络的高密度性，在封闭网络内并不存在结构洞。那么，企业家也就只能超越封闭网络的边界，在封闭网络以外的关系区域寻找结构洞，并与这些关系区域建立联结。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探寻结构洞的行为在中国网络组织中并不适用。
在强调忠诚的儒家文化背景下，这种通过结构洞探索而与其他关系区域建立直接联系的做法在中国网络中并不适合。①这种探寻结构洞，并占据中介位置做法会遭到原封闭网络成员的抵制及集体制裁。按照结构洞理论，占据结构洞位置会为行为人带来信息优势，并且享有控制信息传播的数量、时间、质量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会为行为人带来信息福利。但是这种机制在中国网络组织中不适用，因为每个行为人都处于一个封闭网络内，这种信息控制行为必然遭到封闭网络抵制和集体制裁。因此，在中国网络组织中通过探索结构洞来扩张网络，很有可能造成原封闭网络的损失。②就算占据了中介位置，结构洞理论提倡的弱联结并不能保证行为人获得合作的保证。换句话说，弱联结并不能保证这种跨关系区域的合作的安全性。前文提到中国网络组织的典型特征是封闭性，强调以人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强信任关系交换。如果脱离人伦关系，也就缺乏了信任基础。这种缺乏信任基础的合作在中国网络组织中是很难实施的。③在中国网络组织中探索结构洞，占据中介位置的成本过高。事实上，基于人伦关系的信任构建是构建信任方式中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在强宗族观念文化背景下脱离人伦关系，要将弱关系转变成强关系，行为人必须耗费大量时间、金钱、精力。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在中国网络组织中探寻结构洞机制在企业网络扩张并不起主要作用。当弱联结不起作用时，企业只能通过以血缘、朋友等强联结途径来扩张社会网络。在中国网络组织中，起到桥介作用的是强联结，这种强联结既有可能来自企业主的社会交换关系网络，也有可能来自市场交换关系网络，但强联结是其主要特征。详细地说就是，行为人以封闭网络中的强联结为中介，来与跨越网络区域的他人建立联结。也就是使原本不存在联结的行为人之间通过共同强联结形成联结，在三人间或多人间形成封闭网络。在现实企业网络中，很多企业都是通过亲戚、朋友等强联结，甚至于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为中介与他人建立这种封闭网络。
通过强联结为中介进行网络扩张的好处主要有：①其起中介作用的强联结来自封闭网络，这样可以杜绝或减少原封闭网络的排斥和集体惩罚。随着网络的扩展，在不减少原来封闭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存量基础上，新的网络关系又会增加社会资本；另一方面，网络扩展后使原来基于血缘、朋友等强联结开始弱化，形成费孝通（1998）所说的“差序结构”与“水波纹状”的扩散，强联结逐步弱化为弱联结。因此，中国网络组织中企业网络扩张的基础和中介是强联结与封闭网络。如果说在中国网络组织中存在着结构洞机制，也是以强联结与封闭网络为基础的，是强联结与封闭网络的扩散结构，而非Burt（1992，1997）所说的先天就存在的结构洞机制。②通过强联结为中介扩张网络，会享有封闭网络特定的网络福利，例如，共同第三方机制。如果没有强联结的中介，行为人和他人之间就只是弱联结，甚至是无任何联系。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加强个体或企业行为人行为规范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约束和资源。如果不能约束合作伙伴按照彼此的预期行动，企业间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合作。这些约束允许企业冒着更大的风险对企业间关系进行投资，如果没有这些约束，这种合作会因为机会主义的威胁而止步不前。低层次的约束在寻找当前或潜在的合作伙伴遇到困难，进而会导致合作效率大打折扣。而有了强关系的中介作用，两者也就处于一个封闭网络中，那么，行为人可以充分享受封闭网络所固有的社会资本福利。③在封闭网络中探索跨关系区域的强联结，并以这个强联结为中介与封闭网络外的其他人建立联结的网络扩张方式，要比行为人自己探索结构洞，并自己占据中介位置的网络扩张方式更加经济，同时成功的可能性更高。事实上，在某个地区或行业中，网络组织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包含着历史的延续。网络组织形成早期的特征对后续网络的扩张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网络组织的扩张有路径依赖的特点，一旦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也就产生了网络刚性。这意味着，在网络组织中，有很多结构洞存在。更重要的是在结构洞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位置已经被其他人占据。如果按照结构洞理论，企业主即便感知到了结构洞的存在，但是由于网络刚性，也很难改变原来的网络结构，使自己在网络中占据中介位置。
四、总结
我们认为就封闭网络和结构洞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比较是非常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描述的对象不同。封闭性主要是对整体网络特征的描述，而结构洞是对行为人个体网络特征的描述。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封闭网络和结构洞在中国网络组织背景下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和机理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是什么。从本质上说，封闭网络在中国网络组织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对人的基本假设与西方存在很明显的差异。西方对于人的主流假设是“经济人”假设，也称“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这是西方学者分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一般人性的抽象，人的本性是追求私利的，是以利己为原则的，自利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人们正是怀着这种自利的动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成为斯密所谓的“经济人”。“经济人”在当时的集中体现，就是利用手中的财富进行投资活动的“资本家”。因为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他又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在斯密看来，研究经济世界绝不能从同情心出发，而只能从利己主义出发，个人利益是唯一不变的、普遍的人类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体现在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我们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假设，存在以下问题：①这一假设认定经济交易与人们在过去所形成的和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人伦关系、人们在以往交往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无关，唯一决定交易的是基于“理性的计算”和交易双方的认知能力、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事实上，这一假设采取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最常见的假设方法——“匿名假设”（Anonymous Hypothesis），通过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把交易主体从经济交易中抽象出来，得到交易主体是“匿名”的，经济交易是在陌生的“他”之间进行的。在我们看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次交易，有关交易对手的信息、作为交易对手的人的基本了解，是经济交易的必要条件。中国式网络组织之间是一种长期导向的关系式交换（Relationship Exchange），由交易对手所提供的标的物和可能的交货时间、地点、价格等信息，都是建立在对交易对手认同的基础之上的。这种长期关系导向，着眼于双方往后一系列交易所带来的总利润的最大化。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匿名”交易的基本假设，只适合于对短期导向交易的解释，因为短期导向的交易是一种“市场式交换”（Market Exchange）和间断性交易（Discrete Transaction）关系，而长期导向则是一种“关系式交换”（Relational Exchange）。在短期导向的市场式交换中，伙伴间对关系的期望是短期、特定情况下的交易，而事后也可能从伙伴变成敌人；而采取关系式交换时，由于伙伴间预期关系是持续的，则他们会愿意接受短期的损失以换取未来较佳且长期导向的合作关系。当合作双方依赖的程度越高，则双方的合作关系越趋于长期导向的“关系式交换”。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匿名”交易的基本假设，对中国式网络组织之间长期导向的“关系式交换”是不能够成立的。②这一假设采取了物理学中最常见的分析方法——隔离法（Isolating Approach），通过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得到了一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经济人”。在我们看来，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基础，就是把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经济人”的抽象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组织的一员，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求、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其他人的关系，都不会总是相同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他们，学习和教育的进步完全可以改造他们，而组织的氛围完全可以熏陶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抽象，可以说是把人假设成“孤独的人”、“原始的个人”，以至于不能不使人们认为“经济人”似乎是超越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虚假的人”。③“匿名假设”不符合中国式网络组织的现实情况。在中国式网络组织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中国人对风险防范的基础是以人伦为基础的，为了规避交易风险，加入网络的组织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是不愿意与陌生企业进行交易的。也就是说，交易者并非是匿名的，而是相互认识的，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式网络组织选择交易对手时往往选择相互熟悉的、带有一定人伦关系的人作为交易对手。
与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个人自由、个人利益等天赋人权不同，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伦、道德，关系、道义、义气、朋友等等。中国人的交往中很少有西方管理学所说的那种纯粹公民社会的人际关系，而偏向于人伦关系，而人伦关系可以与利益关系分离开，也可以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人们非常看重人伦关系对交易成本的影响，特别是交易成本直接对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在“经济人”假设与儒家文化的基本假设存在明显悖论。在儒家文化的假设中，其经典构成要素影响网络结构对社会资本作用机理的主要原因有：①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家”是其构成的核心价值。在中国，所谓“家”（Family）是广义的，是泛指高于个人的大众。小者是指家庭、家族和大家，大则是指政党、国家。究其根本，实质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所构成的单元及其扩大化。在家这个单元里，成员之间彼此熟悉、亲密。在这种强关系特征的基础上，群体成员更注重的是“共同主义”，中国人的“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中国网络组织中，在“家”的观念的影响下，网络成员更加注重交易对象、信任对象，以及在遇到困难时的咨询对象的选择。简而言之，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以“家”，或者说封闭网络为基础展开的。②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和组织文化中，“关系”（Guanxi）的基本假设无所不在。前文提到“家”的观念注重的是共同性，而“关系”更强调的是特殊主义。对“关系”的研究是中国本土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甚多。在众多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学者们都提到了“特殊”。本质上说，“关系”就是“家”及其扩张群体内的特殊人际关系。“关系”离不开“家”，“家”的共同性为“关系”的特殊性提供了基础，离开了“家”，关系也就不复存在。“关系”存在的根源在于“家”成员的差序性。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点出了中国人关系互动的三个特色：(1)关系以家族主义的概念来区分人际亲疏；(2)关系为一种“特殊主义”取向的人际差别对待；(3)关系具有伸缩弹性的格局界限。费孝通强调，各个格局（例如，“自家人”，“外人”）的界限随着情境有伸缩性，可以任由行动者解释或划分，以至于有“名实分离”的现象。在中国网络组织中，成员的网络扩张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没有“关系”的网络扩张是难以实现的。同时“关系”决定了这种网络扩张是以成员的原“封闭”网络为基础的，离开了封闭网络，也就失去了网络扩张的基点。这也就决定了在中国网络组织中，通过寻找结构洞来实现网络扩张的方式是不可取的，网络成员只能通过在原封闭网络中已经占据中介位置的其他成员来实现网络扩张。③在儒家文化中，非常强调“有限自利性”。有限自利假设是指中国人对人的自利行为的容忍和接受度有限。中国人同西方人一样也讲自我和自利，但中国人对自利的接受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引起人的反感、不舒服，甚至于遭到他人的攻击，这明确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利行为的容忍和接受度要远远低于西方社会。在以“家”为核心观念的中国文化中，更强调的中国人特有的共财观或共财之义。这也就决定了在网络中已经占据中介位置的行为人的资源分配取向。也就是说他会特别照顾“家”里人。在“有限自利性”中还包含着“回报”成分。当收到其他网络成员的惠泽时，自我也会在恰当的时候做出“回报”。④“礼”是中国网络组织管理中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了的，是正确的、合适的。如果单从行为规范的角度来说，“礼”本身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组织”是靠以董事会为首的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通过行使权力，以实现组织宗旨与目标。而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行为规范的是传统，是中国网络组织中人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这里，传统是中国网络组织管理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是人们采取特定行为以完成组织任务的行为指南与规约。这种指南与规约并不是由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出来的，而是一代人一代人累积出来以帮助人们对行为进行规约与指导的“文化”。中国网络组织并不是以“核心企业”来掌握大权、以权力来治理与维持管理秩序的，而是在网络组织管理中有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礼”，或用不成文的约定来治理与维持管理秩序。这充分说明，权力与制度并不是中国网络组织的全部内容，而“礼”所包含的协商与信任是中国网络组织的基础。礼治是相对于法治与人治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维持秩序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规范的性质的不同。所谓的法治是指组织管理中人与人的关系和治理秩序主要是依靠章程、制度等法律来维持的；所谓的人治是指组织管理中人与人的关系和治理秩序主要是依靠情感、信任、承诺和认同等来维持，但也不排斥章程、制度等法律形式来维持。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网络组织中，封闭性是企业网络的主要特点。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封闭性不同，这种封闭不仅包含着基于市场交换关系的企业网络的封闭，而且包含着基于人伦关系认为的社会交换关系网络的封闭。同时认为社会交换网络的封闭性决定了市场交换网络的封闭性。并且认为封闭网络是企业进入网络组织，并实现网络扩张的基础，同时起到中介作用。但并不代表结构洞理论在中国网络组织中的失灵。只是作用的机理和方式发生了改变。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在中介位置上的联结属于强联结，而不是结构洞理论提出的弱联结。②企业家不是去探索结构洞，并占据中介位置，牟取信息福利。而是去探索已经占据结构洞中介位置的经纪人与企业主所属的封闭网络中的成员的强联结关系，并以这种强联结为中介建立与跨越封闭网络的他人建立合作，而这种合作又演变成封闭网络的一部分。
注释：
① “相与”是山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汇，最初的意思是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这个词是指生意伙伴，类似于今天的战略联盟伙伴或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外包商。晋商认同对方商人是“相与”，是非常慎重的。拿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乔家来讲，在结交一个商人之前一定慎重考察对方的人品信誉，不是诚实的人，哪怕利润再大也拒绝与之交往；但一旦结为“相与”，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也会倾力相助，即使明知已经无利可图也绝不会中途绝交。
作者介绍：罗珉，高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4；高强，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罗珉（1954— ），男，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强（1974— ），男，江苏徐州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74），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