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四件旗袍，那是她的嫁衣。但我只见过它们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衣柜里，从没见母亲穿过。因为自我记事始，就见父母欢天喜地地腾房子欢迎解放军住到我们家，不是跟着解放军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扭秧歌打腰鼓；谁见过穿着旗袍扭秧歌打腰鼓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吗？ 旗袍被当作只有地主、资产阶级家的小姐、太太的奢侈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而更多的女人，就是把它们收藏起来了，收藏着干什么？恐怕她们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母亲和小姐、太太的边儿都沾不着。她在娘家，过得连大户人家的保姆丫头都不如。我的外婆小时候缠足缠残了，她整天窝在床上，真正的举步维艰。残疾的痛苦让外婆变得性情乖戾，继而她又得了严重的胃病。可这不耽误她的生育，她一口气生了八男一女，养活了的就有7个。外公家没有土地，一大家子人挤在几间破房子里，就靠外公在数十里之外的山区当教书匠养活着。 外婆特别重男轻女。我母亲又是家里的老大。母亲说她自己刚会走路，就开始干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肩上的家务担子也越压越重。直到她18岁婆家催她过门，外婆还死活不想放手。外婆对她的亲家母说，我这女儿是当丫头使唤的，你要娶我女儿去，得还我个丫头。但是这丫头也要像我女儿这般粗活细活全会，也得像我女儿一样不拿工钱！ 后来，也不知是谁出面，帮我大舅找了个15岁的童养媳，母亲才得以脱身，嫁到我父亲家里。 我父亲也是个教书匠。但是有爷爷留下的几亩薄地，条件要比外公家好些。父亲卖了地，送了彩礼，所以母亲的嫁妆——一些木器和几件衣服，应该说是我爷爷的土地变换而来的。 母亲的旗袍都很素净，一点也不像我们所见的电影、电视剧中的旗袍那样。演员们追求美，追求回头率和收视率，那些旗袍总是把她们绷得显山显水。母亲是老式女子的老式旗袍，虽然也美，但是宽松实用，她考虑的是干活和以后奶孩子的方便。更有一点，老式女人讲究“藏”，她们讲究足不出户、笑不露齿、衣着不露锁骨，她们严格遵循“慢藏诲盗、冶容诲淫”的祖训，总是努力地把敏感部位遮藏起来。 母亲的旗袍有两件是暗格子线呢的，一件是酱红色斜纹哔叽的，都是牢固的面料，可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地穿着。唯有一件是墨绿色绸缎绷的棉袍，绸缎的颜色很暗，暗得基本上看不出花样来。 扭秧歌的队伍中，我是最小的，我像一颗小豆子，在长长的队伍前头蹦跶着。扭秧歌必须穿红缎袄，我家没有红缎袄，母亲拿出那件墨绿色的棉袍，拦腰剪断，把上半部改改，就成了我的演出服。虽然颜色幽暗，但映在一片红袄里面，倒也有点“绿叶扶红花”的味道。 秧歌队都是黄昏出去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巡演下来，虽不到午夜，也早不到哪儿去。我瞌睡死了，回家的路上，眼皮打架步履蹒跚，解放军叔叔抱起我，我总是在熟睡中被送回到自己家床上。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地每晚出去，然后被抱了回来。 好日子没过几个月，我的父亲因冤案锒铛入狱。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硬撑了一年，让我们尝到了有上顿没下顿的滋味。最后母亲咬了咬牙，决定把最大的我寄养到县城我大舅家，让大舅供我上学。 一听到这个主意，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虽然还不满7岁，也明白寄人篱下的尴尬，更害怕遭受城里孩子的奚落和白眼。 母亲却行动起来了。她把那件酱红色的旗袍剪开，上边改改，算是给我做了件新衣，那下摆呢，就给我做了个手提式的书包。母亲的女红绝对一流，她手缝的衣物针脚细密，痕迹平整，别人都以为是洋车踩的。母亲裁剪的书包造型别致，前后两片和底部的接缝处，还有两道窄窄的米色镶嵌，这两种色差的配搭，使书包有了特别的效果。书包缝好了，却找不到书包带子。母亲想了想，找出她米色和浅蓝色的两双长筒丝袜，让我拉紧了，她操起剪刀，哧啦啦地纵向剪开。我说，这丝袜好好的，剪掉太可惜了。母亲说，旗袍都不要了，还要丝袜做什么！ 剪开的丝袜自己卷成了圆圆的条子。母亲把两种颜色的条子挂在蚊帐钩上，让它们垂下。她自己拿住浅蓝色的两头，双手一交叉，把袜条子换了手，也嘱我拿住米色的两头，双手一交叉，把袜条子换了手。就这样，她一下我一下，一条圆圆的、漂亮的十字花的辫子编好了。母亲剪取了适当的长度，分别缝牢在书包上，辫梢自然散开，像四朵怒放的菊花，缀在书包的两面。 “母亲制造”的书包不但不土，还出奇的漂亮！我提着这个书包坐上了去县城的小火轮，引来许多艳羡的目光，人们在啧啧称赞的同时，都问我是哪里买的。我拎着这个书包来到城关最好的小学，虽然我的衣服是旗袍改的，虽然我的布鞋前头打着皮补丁，但我的书包却为我挣足了面子。同学和家长们围观了我的书包，连我那美丽的、洋气十足的班主任也说，钱国丹，你的书包是上海买的吧？我也要托人给我女儿买一个！ 三周后我回了一次家，说起书包的遭遇。母亲在屋里徘徊了一会，然后打开衣柜，把两件隐格子的线呢旗袍拿了出来，同样一剪两断，说上半截留着给弟弟妹妹们改衣服，而下半截呢，她又开始缝起了书包，说一个要送给我大舅的女儿——比我小两个月的表妹，一个要送给我班主任的孩子。母亲在灯下赶做书包时，我看到她的眼里有东西一闪一闪的。她发觉我在看她，赶忙把头扭了过去。 李中一摘自《散文选刊·下半月》
母亲有四件旗袍，那是她的嫁衣。但我只见过它们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衣柜里，从没见母亲穿过。因为自我记事始，就见父母欢天喜地地腾房子欢迎解放军住到我们家，不是跟着解放军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扭秧歌打腰鼓；谁见过穿着旗袍扭秧歌打腰鼓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吗？ 旗袍被当作只有地主、资产阶级家的小姐、太太的奢侈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而更多的女人，就是把它们收藏起来了，收藏着干什么？恐怕她们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母亲和小姐、太太的边儿都沾不着。她在娘家，过得连大户人家的保姆丫头都不如。我的外婆小时候缠足缠残了，她整天窝在床上，真正的举步维艰。残疾的痛苦让外婆变得性情乖戾，继而她又得了严重的胃病。可这不耽误她的生育，她一口气生了八男一女，养活了的就有7个。外公家没有土地，一大家子人挤在几间破房子里，就靠外公在数十里之外的山区当教书匠养活着。 外婆特别重男轻女。我母亲又是家里的老大。母亲说她自己刚会走路，就开始干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肩上的家务担子也越压越重。直到她18岁婆家催她过门，外婆还死活不想放手。外婆对她的亲家母说，我这女儿是当丫头使唤的，你要娶我女儿去，得还我个丫头。但是这丫头也要像我女儿这般粗活细活全会，也得像我女儿一样不拿工钱！ 后来，也不知是谁出面，帮我大舅找了个15岁的童养媳，母亲才得以脱身，嫁到我父亲家里。 我父亲也是个教书匠。但是有爷爷留下的几亩薄地，条件要比外公家好些。父亲卖了地，送了彩礼，所以母亲的嫁妆——一些木器和几件衣服，应该说是我爷爷的土地变换而来的。 母亲的旗袍都很素净，一点也不像我们所见的电影、电视剧中的旗袍那样。演员们追求美，追求回头率和收视率，那些旗袍总是把她们绷得显山显水。母亲是老式女子的老式旗袍，虽然也美，但是宽松实用，她考虑的是干活和以后奶孩子的方便。更有一点，老式女人讲究“藏”，她们讲究足不出户、笑不露齿、衣着不露锁骨，她们严格遵循“慢藏诲盗、冶容诲淫”的祖训，总是努力地把敏感部位遮藏起来。 母亲的旗袍有两件是暗格子线呢的，一件是酱红色斜纹哔叽的，都是牢固的面料，可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地穿着。唯有一件是墨绿色绸缎绷的棉袍，绸缎的颜色很暗，暗得基本上看不出花样来。 扭秧歌的队伍中，我是最小的，我像一颗小豆子，在长长的队伍前头蹦跶着。扭秧歌必须穿红缎袄，我家没有红缎袄，母亲拿出那件墨绿色的棉袍，拦腰剪断，把上半部改改，就成了我的演出服。虽然颜色幽暗，但映在一片红袄里面，倒也有点“绿叶扶红花”的味道。 秧歌队都是黄昏出去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巡演下来，虽不到午夜，也早不到哪儿去。我瞌睡死了，回家的路上，眼皮打架步履蹒跚，解放军叔叔抱起我，我总是在熟睡中被送回到自己家床上。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地每晚出去，然后被抱了回来。 好日子没过几个月，我的父亲因冤案锒铛入狱。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硬撑了一年，让我们尝到了有上顿没下顿的滋味。最后母亲咬了咬牙，决定把最大的我寄养到县城我大舅家，让大舅供我上学。 一听到这个主意，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虽然还不满7岁，也明白寄人篱下的尴尬，更害怕遭受城里孩子的奚落和白眼。 母亲却行动起来了。她把那件酱红色的旗袍剪开，上边改改，算是给我做了件新衣，那下摆呢，就给我做了个手提式的书包。母亲的女红绝对一流，她手缝的衣物针脚细密，痕迹平整，别人都以为是洋车踩的。母亲裁剪的书包造型别致，前后两片和底部的接缝处，还有两道窄窄的米色镶嵌，这两种色差的配搭，使书包有了特别的效果。书包缝好了，却找不到书包带子。母亲想了想，找出她米色和浅蓝色的两双长筒丝袜，让我拉紧了，她操起剪刀，哧啦啦地纵向剪开。我说，这丝袜好好的，剪掉太可惜了。母亲说，旗袍都不要了，还要丝袜做什么！ 剪开的丝袜自己卷成了圆圆的条子。母亲把两种颜色的条子挂在蚊帐钩上，让它们垂下。她自己拿住浅蓝色的两头，双手一交叉，把袜条子换了手，也嘱我拿住米色的两头，双手一交叉，把袜条子换了手。就这样，她一下我一下，一条圆圆的、漂亮的十字花的辫子编好了。母亲剪取了适当的长度，分别缝牢在书包上，辫梢自然散开，像四朵怒放的菊花，缀在书包的两面。 “母亲制造”的书包不但不土，还出奇的漂亮！我提着这个书包坐上了去县城的小火轮，引来许多艳羡的目光，人们在啧啧称赞的同时，都问我是哪里买的。我拎着这个书包来到城关最好的小学，虽然我的衣服是旗袍改的，虽然我的布鞋前头打着皮补丁，但我的书包却为我挣足了面子。同学和家长们围观了我的书包，连我那美丽的、洋气十足的班主任也说，钱国丹，你的书包是上海买的吧？我也要托人给我女儿买一个！ 三周后我回了一次家，说起书包的遭遇。母亲在屋里徘徊了一会，然后打开衣柜，把两件隐格子的线呢旗袍拿了出来，同样一剪两断，说上半截留着给弟弟妹妹们改衣服，而下半截呢，她又开始缝起了书包，说一个要送给我大舅的女儿——比我小两个月的表妹，一个要送给我班主任的孩子。母亲在灯下赶做书包时，我看到她的眼里有东西一闪一闪的。她发觉我在看她，赶忙把头扭了过去。 李中一摘自《散文选刊·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