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吃辣，用尽办法，无所不辣，只求辣尽世界每一角落。 母亲做烧炖炒蒸各种菜，或荤或素，皆爱放辣。不过她也照顾不吃辣的父亲。父亲是浙江人，叫下江人，我们院子有好些船员是下江人，与父亲一样始终受不了辣味。母亲菜做完后，分出大碗来放辣，另装一小碗给父亲。晚年母亲做菜更是为父亲着想，做油辣子，用一小碟装着，倒点儿花椒粉一点酱油和醋，把不辣的菜沾着调料吃。 她也专门为父亲做家乡菜腌炖鲜，也做父亲爱吃的糖醋排骨。排骨砍成一小块，洗净晾干，用盐和白酒腌几个小时。然后用菜籽油烧热后爆炒。放红糖姜丝橘皮，再炒几分钟，加水慢火炖。有时还放糯米，待排骨肉骨开始分离，再放少许白糖，起锅。糯米充满排骨香，排骨也糯香极了。 母亲去船厂上班时，父亲做菜多，后来眼睛不好，由我做菜。我喜欢在辣菜里放糖，比如凉拌面，加了糖，味道就截然不同，很鲜美，也给麻辣增添了不同的韵味。 如此做，得到了母亲赞许的眼光，她平日很少赞许我，唯独对我做菜会指错或对。于是我对做菜有了信心。 父亲在船上有不少好朋友，哪怕后来他闲在家里，朋友们偶尔路过重庆，也会给他捎来红糖或白砂糖。 那时糖珍贵，得靠票买，一家子一个月加起来也不到半斤。 母亲把糖放在大床下瓦罐里，不允许家里孩子偷吃。 大姐一向胆子大，趁无人时，像猫一样蹿到床下摘了瓦罐的盖，伸进拇指，粘白砂糖吃。一来二回，尝到甜头，不仅自己做糖开水喝，也偷到学校与同学分享。 不到一周，那瓦罐里的糖就只剩下底了。 母亲回家，累坏，心慌，想喝红糖水。二姐发现瓦罐里军情，报告了母亲。 母亲想也不想，就叫来大姐。大姐不承认，说是三哥干的，三哥说是大姐所为。 那时我还未出生，若是我出生，大姐必拿我这个软柿子捏。据说大姐第一次偷糖那天被罚到江边洗被子，打扫楼上地板的卫生。后来她偷惯了，罚她便没用了，糖就锁在柜子里。 以前小时候听母亲讲这个事，心里也好想去偷家里的糖。但因为大姐的缘故，家里糖仍是锁在柜子里，没法偷。母亲柜子里还藏着解放前做工考究的旗袍，每年要放些樟脑，趁后院没人时晒太阳。做这事时，母亲总是悄悄的，可是大姐有一次瞧见了。 她当知青回家，无顾忌地偷了一件，与同样是知青的女友去照相馆拍照，后来干脆偷得一干二净，件件都送人。母亲气得差点吐血。 “文革”开始，红卫兵挨家挨户搜，看到别人家遭祸，有一天母亲说，亏得大丫头偷掉了那几件旗袍！坏事成了好事。父亲点头称是。 我们现在提到那些旧事，大姐倒是不好意思。这回春节我带女儿回家，与家人过除夕，初一也在一起。父母都不在了，兄姐们都在五哥家度过，五哥做了母亲曾做过的糖醋排骨。女儿酷爱糖，吃了一块又一块。大姐为了与她亲近，也陪着她吃，她一边吃，一边说，糖真是好东西，本来过节人就开心，吃母亲做过的菜，想起母亲对自己从小到大的点滴关爱，心就格外暖和。 因为父母，我们成为姐妹兄弟，曾生死相依地在这个世界艰难地成长。因为失去父母，我们如今更是血浓于水，骨肉情深。 女儿用手中的筷子蘸着排骨的汁在白桌子上划着一个方格子。我说：“你在淘啥呀？” “不，妈妈，我在画窗子。”她拉我过来，让我看窗子里，问：“妈妈，快看外婆外公在里面幸福地笑！” 我吃了一惊，赶紧朝窗子里看，我的姐姐哥哥们也凑过来看。不错，我和他们真的看见了女儿说的情景：父母真的喜呵呵地笑着呢。我们彼此看着，又惊又喜。 “看到了吗，妈妈？”女儿急切地问。 我点点头，把她搂在了怀里，眼睛早已湿透。 （摘自《时尚健康》）
四川人吃辣，用尽办法，无所不辣，只求辣尽世界每一角落。 母亲做烧炖炒蒸各种菜，或荤或素，皆爱放辣。不过她也照顾不吃辣的父亲。父亲是浙江人，叫下江人，我们院子有好些船员是下江人，与父亲一样始终受不了辣味。母亲菜做完后，分出大碗来放辣，另装一小碗给父亲。晚年母亲做菜更是为父亲着想，做油辣子，用一小碟装着，倒点儿花椒粉一点酱油和醋，把不辣的菜沾着调料吃。 她也专门为父亲做家乡菜腌炖鲜，也做父亲爱吃的糖醋排骨。排骨砍成一小块，洗净晾干，用盐和白酒腌几个小时。然后用菜籽油烧热后爆炒。放红糖姜丝橘皮，再炒几分钟，加水慢火炖。有时还放糯米，待排骨肉骨开始分离，再放少许白糖，起锅。糯米充满排骨香，排骨也糯香极了。 母亲去船厂上班时，父亲做菜多，后来眼睛不好，由我做菜。我喜欢在辣菜里放糖，比如凉拌面，加了糖，味道就截然不同，很鲜美，也给麻辣增添了不同的韵味。 如此做，得到了母亲赞许的眼光，她平日很少赞许我，唯独对我做菜会指错或对。于是我对做菜有了信心。 父亲在船上有不少好朋友，哪怕后来他闲在家里，朋友们偶尔路过重庆，也会给他捎来红糖或白砂糖。 那时糖珍贵，得靠票买，一家子一个月加起来也不到半斤。 母亲把糖放在大床下瓦罐里，不允许家里孩子偷吃。 大姐一向胆子大，趁无人时，像猫一样蹿到床下摘了瓦罐的盖，伸进拇指，粘白砂糖吃。一来二回，尝到甜头，不仅自己做糖开水喝，也偷到学校与同学分享。 不到一周，那瓦罐里的糖就只剩下底了。 母亲回家，累坏，心慌，想喝红糖水。二姐发现瓦罐里军情，报告了母亲。 母亲想也不想，就叫来大姐。大姐不承认，说是三哥干的，三哥说是大姐所为。 那时我还未出生，若是我出生，大姐必拿我这个软柿子捏。据说大姐第一次偷糖那天被罚到江边洗被子，打扫楼上地板的卫生。后来她偷惯了，罚她便没用了，糖就锁在柜子里。 以前小时候听母亲讲这个事，心里也好想去偷家里的糖。但因为大姐的缘故，家里糖仍是锁在柜子里，没法偷。母亲柜子里还藏着解放前做工考究的旗袍，每年要放些樟脑，趁后院没人时晒太阳。做这事时，母亲总是悄悄的，可是大姐有一次瞧见了。 她当知青回家，无顾忌地偷了一件，与同样是知青的女友去照相馆拍照，后来干脆偷得一干二净，件件都送人。母亲气得差点吐血。 “文革”开始，红卫兵挨家挨户搜，看到别人家遭祸，有一天母亲说，亏得大丫头偷掉了那几件旗袍！坏事成了好事。父亲点头称是。 我们现在提到那些旧事，大姐倒是不好意思。这回春节我带女儿回家，与家人过除夕，初一也在一起。父母都不在了，兄姐们都在五哥家度过，五哥做了母亲曾做过的糖醋排骨。女儿酷爱糖，吃了一块又一块。大姐为了与她亲近，也陪着她吃，她一边吃，一边说，糖真是好东西，本来过节人就开心，吃母亲做过的菜，想起母亲对自己从小到大的点滴关爱，心就格外暖和。 因为父母，我们成为姐妹兄弟，曾生死相依地在这个世界艰难地成长。因为失去父母，我们如今更是血浓于水，骨肉情深。 女儿用手中的筷子蘸着排骨的汁在白桌子上划着一个方格子。我说：“你在淘啥呀？” “不，妈妈，我在画窗子。”她拉我过来，让我看窗子里，问：“妈妈，快看外婆外公在里面幸福地笑！” 我吃了一惊，赶紧朝窗子里看，我的姐姐哥哥们也凑过来看。不错，我和他们真的看见了女儿说的情景：父母真的喜呵呵地笑着呢。我们彼此看着，又惊又喜。 “看到了吗，妈妈？”女儿急切地问。 我点点头，把她搂在了怀里，眼睛早已湿透。 （摘自《时尚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