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谋略篇 . 孙子兵法
戴敦邦 孙武 立轴
作者简介
孙武（中国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他是兵法家孙膑的先祖。
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
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孙子兵法（中国古典军事文化著作）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兵家的哲学。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汉族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被称为镇国之宝，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出土在临沂。
作品内容 内容概要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历来备受推崇，研习者辈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马迁《史记》有记载，（孙武）以兵法见於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和“古代第一兵书”。它在我国古代汉族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以下是《孙子兵法》全部内容的主要归纳：
《始计篇》第一、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始计篇》也简称《计篇》，是《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本义是计算、估计，在这里指战前的战略谋划。作为《孙子兵法》的首篇，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孙子卓越军事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它从宏观上对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军事等各项基本条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并对战争的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进行预测，尤其强调用兵前的周密谋划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其中，“慎战”是孙子指导战争实践的基本主张，“五事七计”是他用以预测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兵者，诡道也”则指出了用兵的要领，运用智谋。“慎战”、“五事七计”、“诡道十二术”等都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战略概念，属“庙算”的具体内容。
《作战篇》第二、讲的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及取用于敌，胜敌益强。“作”是“制造”“兴起”之意。“作战”这里不是指战争，而是指战争前的准备和筹划，属于“未战而庙算”的范畴。本篇继《计篇》之后，在“慎战论”思想的指导下，着重分析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依赖于经济，但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谋攻篇》第三、讲的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
前三篇说的是战略运筹。
《军形篇》第四、讲的是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
《兵势篇》第五、讲的是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
《虚实篇》第六、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多胜少。
以上三篇是作战指挥。
《军争篇》第七、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
《九变篇》第八、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行军篇》第九、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
以上三篇是战场机变。
《地形篇》第十、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九地篇》第十一、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以上两篇是军事地理。
《火攻篇》第十二、讲的是以火助攻与“慎战”思想。
《用间篇》第十三、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七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汉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秘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孙子兵法的传播
《孙子兵法》在国外的流传，许多著述都认为以日本最早，朝鲜次之。因为这两个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交流频繁，而日本奈良时代多次派遣学生到中国学习，无疑为《孙子兵法》的东传搭建了便捷的桥梁。据史书记载，在公元734年，也就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开元二十二年，在中国留学长达17年之久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位兼修文武的饱学之士，在离开繁华的唐朝都城时并没有携带什么丝绸珍宝，而是用唐朝廷赏赐给他的钱来买书，将大批记载中国兵学阵法知识的书籍捆载而归，回到故乡后传授给日本的文士武将。而据一部名叫《续日本纪》的日本古书所说，吉备回国后的第26年(公元760年)，奈良王朝曾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6人到太宰府跟随吉备学习《孙子·九地》、《诸葛亮八阵》以及结营向背等方面的知识。这说明吉备所带回的这批典籍中确实包括被人们奉为“兵经”的《孙子兵法》。如果这一记载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传入日本至少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日本著名兵法史学者佐藤坚司却认为，说吉备真备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时间过晚。按照他的推断，中国兵法传入日本是早在公元663年以前的事儿。这一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几位兵法家到达日本，在那里领导修筑了几座城池，并因为精通中国兵法被授予荣誉勋位。佐藤推测很可能是这几位百济兵法家把中国兵法(当然包括《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他的证据是，在57年之后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出现了“倏忽之间，出其不意，则破之必也”这样的话，这与《孙子兵法·计》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虚实》篇的“趋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上是相同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巧合，是因为该书的编纂者舍人亲王、太安麻吕已熟知《孙子兵法》上的话，所以用这些话来描述神武天王时代的战法。佐藤的推断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向前推了70多年，而且可能由此改写该书传入日本的路径，即：《孙子兵法》不是借扁舟孤帆之力，从中国大陆循海路直达日本，而是先传入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代的朝鲜半岛，然后才由百济兵法家们传入日本的。
其实，不管《孙子兵法》是由谁传入日本的，大家一致公认吉备真备和百济兵法家们在历史上都为中日兵学的交流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吉备真备在日本开创了注释、研究《孙子兵法》的传统，也使得同样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兵法学界在宏扬《孙子》精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公元10世纪，当年亲耳聆听吉备授课的土师宿弥关成的后世子孙大江匡房对朝廷秘藏的《孙子兵法》加以整理。其后历代兵家将帅都有人对它情有独钟。著名武将武田信玄平时就很尊敬孙武这位无法见面的老师，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部《孙子兵法》，他的军旗上则绣着“风、林、火、山”4个大字，象征着《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用兵境界。兵法家北条氏长、山鹿素行、荻生徂来、吉田松阴等人，也都有颇具独特见解的研究著作问世。据统计，从16世纪以来，日本的各种《孙子兵法》注本不下一百六七十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它国的兵法著作有如此长时间的研究热情，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人----约瑟夫·J·阿米欧 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第一人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J·阿米欧。提起这个名字，清朝乾隆年间北京的官吏文人恐怕大都觉得茫然，但要说起他的中文名字——钱德明(别名钱遵道)，知道的人还真不少。原来，这位1718年出生于法国土伦的耶稣会士，1750年奉派来华，第二年就被打算结交几个西洋朋友的乾隆皇帝召进京城，此后一直受到清朝的礼遇。而这个钱德明在东方古都北京一住就是43年，这期间除了传教以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文化上面。他学会了满文、汉文，把中国的历史、语言、儒学、音乐、医药等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法国去，引起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价值的译介工作是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M·贝尔东的委托，翻译的6部中国古代兵书。钱德明靠着自己在满汉语文上的深厚功底，根据一部《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并对照汉文兵书开始了翻译工作。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孙子兵法》。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甚至说，他在《孙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建议将这一“杰作”作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
大清帝国驻法公使论《（孙子兵法）在法国的历史》廖世功（1877--1955）号叙畴，上海嘉定人，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留学于法国政治科学院，获学士学位，回国后考授法政科举人，历任学部主事、北洋洋务局帮办、欧洲留学生监督、驻法国巴黎总领事、兼驻比利时公使、中国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同时负责德意志在华侨民遣返工作。
有趣的是廖世公所著的《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这部著作中提到，就连咤叱欧洲的法国名将拿破仑也读过《孙子兵法》。廖氏曾担任过驻法公使，在法国政界、军界有许多朋友，他的说法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从拿破仑个人的身世看，他于1779年进入位于香槟的布列纳军校攻读炮兵专业，1784年进入巴黎皇家军事学校深造，次年毕业。而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恰好《孙子兵法》法文译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众的瞩目。在拿破仑入巴黎军校深造的前两年，尼昂出版公司经法国国王特许，将《孙子兵法》作为一套有关中国的丛书的第七卷再次出版了。照常理推断，求学期间酷爱读书，曾大量阅读过世界各国军事、历史和法律书籍的拿破仑受当时巴黎社会上一度盛行的“孙子热”的影响，浏览过《孙子兵法》并不是不可能的。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
他出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孙武的祖先叫妫满，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
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国内后起的一大家族，地位越来越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扩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做了齐国的大夫，很有军事才干，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采地（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又称“采邑”式“食邑”），并赐姓孙氏。困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君主以下的最高一级官员。孙凭就是孙武的父亲。
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但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著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像。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
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年）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就把孙武称为“吴人”。孙武来到吴国后，便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
公元前515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淫乐，不近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像。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隐居吴都郊外的孙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隐居之地，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并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终于，孙武写好了13篇兵法。这13篇兵法，讲的全部都是如何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全书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将军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孙子兵法》中“重将治兵”的原则及名种谋略思想来驱动装备著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誉为“将星奇才”。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2500多年前中国这位古代兵法家的思想、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孙子兵法》不仅运用于军事领域，还被推广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孙武的军事理论与企业管理虽然活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市埸，竞争即战争。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所著《兵法经营全书》指出：“采用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埋，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古老的兵法在现代社会中闪耀著迷人的光彩。孙武虽非出生吴地，但一生活动是在吴地。他不仅战功卓著，还留下了《孙子兵法》，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杰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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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谋略篇 . 孙子兵法
戴敦邦 孙武 立轴
作者简介
孙武（中国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他是兵法家孙膑的先祖。
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
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孙子兵法（中国古典军事文化著作）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兵家的哲学。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汉族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被称为镇国之宝，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出土在临沂。
作品内容 内容概要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历来备受推崇，研习者辈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马迁《史记》有记载，（孙武）以兵法见於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和“古代第一兵书”。它在我国古代汉族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以下是《孙子兵法》全部内容的主要归纳：
《始计篇》第一、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始计篇》也简称《计篇》，是《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本义是计算、估计，在这里指战前的战略谋划。作为《孙子兵法》的首篇，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孙子卓越军事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它从宏观上对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军事等各项基本条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并对战争的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进行预测，尤其强调用兵前的周密谋划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其中，“慎战”是孙子指导战争实践的基本主张，“五事七计”是他用以预测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兵者，诡道也”则指出了用兵的要领，运用智谋。“慎战”、“五事七计”、“诡道十二术”等都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战略概念，属“庙算”的具体内容。
《作战篇》第二、讲的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及取用于敌，胜敌益强。“作”是“制造”“兴起”之意。“作战”这里不是指战争，而是指战争前的准备和筹划，属于“未战而庙算”的范畴。本篇继《计篇》之后，在“慎战论”思想的指导下，着重分析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依赖于经济，但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谋攻篇》第三、讲的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
前三篇说的是战略运筹。
《军形篇》第四、讲的是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
《兵势篇》第五、讲的是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
《虚实篇》第六、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多胜少。
以上三篇是作战指挥。
《军争篇》第七、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
《九变篇》第八、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行军篇》第九、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
以上三篇是战场机变。
《地形篇》第十、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九地篇》第十一、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以上两篇是军事地理。
《火攻篇》第十二、讲的是以火助攻与“慎战”思想。
《用间篇》第十三、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七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汉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秘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孙子兵法的传播
《孙子兵法》在国外的流传，许多著述都认为以日本最早，朝鲜次之。因为这两个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交流频繁，而日本奈良时代多次派遣学生到中国学习，无疑为《孙子兵法》的东传搭建了便捷的桥梁。据史书记载，在公元734年，也就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开元二十二年，在中国留学长达17年之久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位兼修文武的饱学之士，在离开繁华的唐朝都城时并没有携带什么丝绸珍宝，而是用唐朝廷赏赐给他的钱来买书，将大批记载中国兵学阵法知识的书籍捆载而归，回到故乡后传授给日本的文士武将。而据一部名叫《续日本纪》的日本古书所说，吉备回国后的第26年(公元760年)，奈良王朝曾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6人到太宰府跟随吉备学习《孙子·九地》、《诸葛亮八阵》以及结营向背等方面的知识。这说明吉备所带回的这批典籍中确实包括被人们奉为“兵经”的《孙子兵法》。如果这一记载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传入日本至少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日本著名兵法史学者佐藤坚司却认为，说吉备真备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时间过晚。按照他的推断，中国兵法传入日本是早在公元663年以前的事儿。这一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几位兵法家到达日本，在那里领导修筑了几座城池，并因为精通中国兵法被授予荣誉勋位。佐藤推测很可能是这几位百济兵法家把中国兵法(当然包括《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他的证据是，在57年之后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出现了“倏忽之间，出其不意，则破之必也”这样的话，这与《孙子兵法·计》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虚实》篇的“趋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上是相同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巧合，是因为该书的编纂者舍人亲王、太安麻吕已熟知《孙子兵法》上的话，所以用这些话来描述神武天王时代的战法。佐藤的推断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向前推了70多年，而且可能由此改写该书传入日本的路径，即：《孙子兵法》不是借扁舟孤帆之力，从中国大陆循海路直达日本，而是先传入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代的朝鲜半岛，然后才由百济兵法家们传入日本的。
其实，不管《孙子兵法》是由谁传入日本的，大家一致公认吉备真备和百济兵法家们在历史上都为中日兵学的交流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吉备真备在日本开创了注释、研究《孙子兵法》的传统，也使得同样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兵法学界在宏扬《孙子》精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公元10世纪，当年亲耳聆听吉备授课的土师宿弥关成的后世子孙大江匡房对朝廷秘藏的《孙子兵法》加以整理。其后历代兵家将帅都有人对它情有独钟。著名武将武田信玄平时就很尊敬孙武这位无法见面的老师，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部《孙子兵法》，他的军旗上则绣着“风、林、火、山”4个大字，象征着《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用兵境界。兵法家北条氏长、山鹿素行、荻生徂来、吉田松阴等人，也都有颇具独特见解的研究著作问世。据统计，从16世纪以来，日本的各种《孙子兵法》注本不下一百六七十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它国的兵法著作有如此长时间的研究热情，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人----约瑟夫·J·阿米欧 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第一人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J·阿米欧。提起这个名字，清朝乾隆年间北京的官吏文人恐怕大都觉得茫然，但要说起他的中文名字——钱德明(别名钱遵道)，知道的人还真不少。原来，这位1718年出生于法国土伦的耶稣会士，1750年奉派来华，第二年就被打算结交几个西洋朋友的乾隆皇帝召进京城，此后一直受到清朝的礼遇。而这个钱德明在东方古都北京一住就是43年，这期间除了传教以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文化上面。他学会了满文、汉文，把中国的历史、语言、儒学、音乐、医药等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法国去，引起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价值的译介工作是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M·贝尔东的委托，翻译的6部中国古代兵书。钱德明靠着自己在满汉语文上的深厚功底，根据一部《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并对照汉文兵书开始了翻译工作。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孙子兵法》。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甚至说，他在《孙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建议将这一“杰作”作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
大清帝国驻法公使论《（孙子兵法）在法国的历史》廖世功（1877--1955）号叙畴，上海嘉定人，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留学于法国政治科学院，获学士学位，回国后考授法政科举人，历任学部主事、北洋洋务局帮办、欧洲留学生监督、驻法国巴黎总领事、兼驻比利时公使、中国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同时负责德意志在华侨民遣返工作。
有趣的是廖世公所著的《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这部著作中提到，就连咤叱欧洲的法国名将拿破仑也读过《孙子兵法》。廖氏曾担任过驻法公使，在法国政界、军界有许多朋友，他的说法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从拿破仑个人的身世看，他于1779年进入位于香槟的布列纳军校攻读炮兵专业，1784年进入巴黎皇家军事学校深造，次年毕业。而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恰好《孙子兵法》法文译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众的瞩目。在拿破仑入巴黎军校深造的前两年，尼昂出版公司经法国国王特许，将《孙子兵法》作为一套有关中国的丛书的第七卷再次出版了。照常理推断，求学期间酷爱读书，曾大量阅读过世界各国军事、历史和法律书籍的拿破仑受当时巴黎社会上一度盛行的“孙子热”的影响，浏览过《孙子兵法》并不是不可能的。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
他出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孙武的祖先叫妫满，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
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国内后起的一大家族，地位越来越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扩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做了齐国的大夫，很有军事才干，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采地（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又称“采邑”式“食邑”），并赐姓孙氏。困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君主以下的最高一级官员。孙凭就是孙武的父亲。
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但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著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像。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
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年）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就把孙武称为“吴人”。孙武来到吴国后，便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
公元前515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淫乐，不近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像。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隐居吴都郊外的孙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隐居之地，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并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终于，孙武写好了13篇兵法。这13篇兵法，讲的全部都是如何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全书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将军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孙子兵法》中“重将治兵”的原则及名种谋略思想来驱动装备著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誉为“将星奇才”。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2500多年前中国这位古代兵法家的思想、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孙子兵法》不仅运用于军事领域，还被推广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孙武的军事理论与企业管理虽然活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市埸，竞争即战争。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所著《兵法经营全书》指出：“采用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埋，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古老的兵法在现代社会中闪耀著迷人的光彩。孙武虽非出生吴地，但一生活动是在吴地。他不仅战功卓著，还留下了《孙子兵法》，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杰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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