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服务业发展是更需要管制还是更需要竞争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根据经验研究证明，经济自由度在各类国家中都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不可或缺因素。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基于存在对服务业过度管制的历史，不仅应该重视调整管制内容和手段，提高管制效率，而且也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文章对促进竞争的制度建设提出了若干基本思路。并认为政府的规制也应借鉴经济学的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进行衡量和决算，对服务业的监管要有客观的业绩导向。 关键词：促进竞争的制度建设；服务业；管制 中图分类号：F203 一、竞争、规制与服务业发展的历史争论 服务业需要规制的观点由来已久。1875年瓦尔拉斯(walras)就依据自然垄断提出国家应对铁路的建设和营运进行管制，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特许经营等方式控制进入的竞争者数量，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政府要对价格进行管制，防止其利用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自然垄断仅是服务业需要管制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服务业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和内部性等问题，都似乎说明“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的服务业更需要使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如信息不对称是服务业的另一基本特征。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要求始终应注意强化管制。从理论上说，信息不完全产生的市场失灵将使信息成本不固定，保证竞争性均衡和帕累托效率存在的凸性和连续性的假设不再成立，此时的资源配置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在实践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人更容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如在产生契约前的逆向选择行为，或是产生合约后的道德风险，从而大大提高服务业的交易成本。合理有效的机构设置和规制，对降低服务业的交易成本，其重要性比其他产业尤甚。 一些服务业发展的实践也提供了管制具有重要意义的佐证。如伴随金融业的发展而日益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剧烈震荡以及其高风险的性质，加强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发展不可或缺。对服务业监管更兼受政治、社会和文化、军事等多重安全目标影响，所以服务业一直是政府规制最密集和集中的区域。 赞成加强对服务业管制的主要理由还包括，如多数服务业具有的中间产品性质决定了其与其他行业相比，拥有更纵横交错的交易网络。复杂的交易网络决定其更依赖健全的机制才能保证交易得以顺畅实现。图l是根据印度的投入产出分析表计算出来的不同部门对机制的依赖程度。贸易、运输、商业与房地产业、银行和电信业等主要服务业都在对机制依赖程度最大的行业之列。服务业与制造业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不同。制造业也许可以在一个很弱的制度环境下快速发展。但是服务业对制度的要求很高。 与此同时，对服务业严格管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质疑也始终存在。主要理由包括，自然垄断行业未必都需要政府管制。并且，市场失灵也未必就一定说明政府的“有形之手”就更为有效和合理。新规制理论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后，将规制模型由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对称信息变为不对称，利用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研究最优规制的特征，强调在特定的领域和生产技术条件下，竞争也可以取代规制，更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竞争有两个基本作用：从静态方面来看，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节约交易费用和降低x非效率的损失；从动态效率看，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减少“无谓损失”。 其次，即使管制必要性的确存在，管制能发挥的效用显然与人们的期待也大相径庭。实践中的监管兼具两面性，如金融监管既是金融业稳健运行的有效保证，但也会产生相关的成本。其成本除了包括本身的费用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强化金融监管可能出现限制被管制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影响金融效率，形成事实上某种程度的金融压抑，从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监管者制定的条例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赢利能力，金融机构也会设法进行金融创新去规避管制以谋求赢利。基于规避管制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使很多监管事实上趋于无效。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服务业的管制对经济结构转型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有限。相对于经济上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管制更可能是对国内企业提供的保护和国内利益集团影响的结果。 国内学者王劲松、史晋川(2005)研究了我国民营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结果表明民营化是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李勇坚(2007)研究了体制变革对中国服务业总量增长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中至少有3个百分点应归于制度变革的推动。因此认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制度变革是中国服务业快速成长的根本原因。中国服务业相关制度变革还有很大潜力。那么，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是否显著?竞争的环境如何造就?如何用此理论来解释医疗行业的改革?本文拟就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二、自由竞争对服务业发展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 首先我们拟通过经验研究对上述第一个问题进行回答，即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显著程度。 (一)数据的选取及来源 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最为常用的指标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般比重越高，说明服务业越发达。我们也选用这一指标衡量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 服务业的发达程度，一般认为与收入水平、熟练劳动力的供应情况、城镇化发展水平等主要因素有关。所以，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首先可能是居民的收入水平，服务业的发展将随着居民的收入水平而提高。我们用人均GNI(人均国民总收入)代表居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服务业中发展最快的多为知识密集型行业，以熟练劳动力为要素基础，因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可能与熟练劳动力的供应状况相关。衡量熟练劳动力供应的指标，我们选取大学入学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GER in tertiary education(％))来表示。 再次，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可能与经济体的城镇化水平相关。一国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对服务产品的需求越大，服务业越可能达到较高水平。衡量一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我们选用的是城市人口所占比例。 以上人均GNI、大学入学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城市人口比例三个解释变量，我们预测它们对于服务业发展水平影响的符号为正。三个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均为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我们还想需要一个反映自由竞争的指标。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企业应拥有较大自由度，所以我们选取经济自由度这一指标来衡量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国际上有两大权威机构每年公布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分别为美国遗产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Economi c Freedom，IEF)和Gwartney和Lawson
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Ecnomic Freedom ofthe World Index，EFW)。相对于其他制度指数，Gwartney和Lawson所发布的指数涵盖的国家多(超过100个)，而且比较客观，是衡量各国的制度环境指数中较为权威的一种。指标由5大类分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后计算而成，这5大指标为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获得健全货币的便捷性；国际贸易自由度；对商业、劳动力和商业的规制；政治权利。每大类分指标又由若干个子指标以及更细的指标综合计算而成，每个指标的取值从0到10，数值越高，说明自由度越好。 (二)对2005年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 Gwartney和Lawson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中2005年的数据齐全，样本丰富，所以我们以2005年数据为例研究经济自由度对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列计量方程如下： SER＝＋FRE＋CNI＋EFU＋URB＋ (1) 其中SER是被解释变量，为2005年各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解释变量有四个，FRE为经济自由度指数；GNI为人均GNI数值；EDU为大学入学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URB为城市人口比例。 使用Eviews 5，0的运算结果如下： 可见解释变量人均GNI、大学入学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EDU)与被解释变量关系不显著。下图显示变量之间的正相关明显，多重共线性显著。 去除大学入学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EDU)指标后，重建方程： SER＝＋FRE＋GNI＋URB＋ (2) 所有解释变量均显著，即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以及经济自由度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经验研究的结果支持经济自由度高的经济体，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结论。可见，竞争环境的创造是服务业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服务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自由的环境对新企业的进入至关重要；同时，区别于传统经济增长中的物质要素，服务业的创新更多是新思想和新创意，更需要一种激励竞争、保护竞争的制度安排。 我们还想进一步考察，经济自由度对不同类型经济体服务业的发展是否有不同影响。我们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高收入国家的划分标准(人均GNI11116美元)，将样本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富国)和其他收入国家(相对贫穷的国家)两大类。对方程(2)去除城市化水平(系数更显著)后再分别回归，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1，经济自由度对两类国家服务业发展都有正影响，并且始终是解释服务业发展水平中最显著相关的变量。可见对不同富裕程度的国家来说，经济自由度都是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2，对富国的经验研究发现，人均GNI变化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再显著。也就是说，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不再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高收入国家基本稳定在60％－80％之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存在随着收入水平增加而无限上升的趋势。根据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超过80％占比的更多是一些小经济体，如香港(占91％)和卢森堡占83％)。也就是说，过了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再随着收入上升，而可能与经济体的规模有关。 其实如果考虑到服务业的市场结构特征，竞争环境则更为重要。Anita Wolfl(2005)根据历史数据对0ECD国家服务业的发展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物质投资的比例、熟练劳动力比例、企业规模、进出比例等多方面与制造业的对比分析，发现在企业规模和进入与退出比例的指标中，中小企业在服务业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的进入比例也显著高于制造业，特别是专业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领域，间接说明以商业服务业为代表，其发展依赖更为自由的环境。 三、促进竞争与服务业发展――美国经验的分析 借鉴美国服务业发展的经验是有意义的，不仅为其所拥有的无可比拟的服务业优势，也为其率先进行的“服务革命”并领跑世界迈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其他的国家，比如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更早的英国是耐人寻味的。美国的服务业尤其在二战后呈现强劲发展态势，并最终引领服务革命。那么，二战后美国的服务经济是在怎样的环境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呢? 从建国开始，美国就强调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基础作用，规范政府职能。即使在1887年建立了州际的商务委员会、民用航空局和联邦动力委员会来控制铁路、航空运输等部门，主导思想也是为了在不能实现竞争的领域，取得竞争的效果。被广泛认为国家干预主义色彩浓厚的“罗斯福新政”，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为主要目的的《全国产业复兴法》，“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行不通和徒劳无功的”，“设想基本落空”(江小娟，1995)。不可否认，1929 1933年的大危机还是使美国政府从‘小”变“大”。此时，对服务业的管制和干预也较多。如通过财政拨款修建铁路、公路等，对铁路运输进行严格管理；对金融服务业进行严格管制，实行分业经营的制度，还禁止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和进行跨州并购。 不过与英国等欧洲国家都在采取大规模的国有化和干预性的产业政策时，美国仍然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相对自由的经济体。与欧洲国家不同，即使是市场机制最难以发生作用的自然垄断行业，美国也选择的是“私人所有＋政府控制”模式，确立的管制制度是由民营经济负责自然垄断产业的经营，政府对进入数量和经营范围进行限制或规定，对价格实行某种形式的控制。而并没有象其他0ECD国家一样采取很多产业政策来强力干预经济的运行。 从1971年起，美国较早开始放松规制的实践，主张把价格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市场的基本工具，并籍此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做出预期。重申“自由企业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美国经济的手段”，而将政府的主要职能限定在特定领域，如维护公平、道路系统、统计、以及国防，以及价格机制不起作用的地方。对服务业的政策更多体现为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促进竞争和注重效率，以激发其活力。如放松对卡车运输的管制，鼓励大众交通，促进多样化运输体系建立；也适当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允许跨州设立银行分支机构；打破地方电话市场的垄断；鼓励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等。 此后，美国对服务业管理进行着不断调整。对服务业管理的范围较其他产业更直接和具体。管制的范围主要包括公用事业、运输业、通讯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管理的目的围绕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创造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服务业市场。产生广泛影响的举措包括：1996年通过了电信改革的产业法和1999年的打破分业经营规定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如《1996电信法》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结束地方电话公司的垄断地位，允许有线电视与传统的电话公司竞争，允许电力、煤气公司提供电信服务等。对于发展‘全
球信息基础结构”提出五项原则：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促进竞争；对所有的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开放网络；建立一个灵活管理的环境以适应迅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确保国际性服务。体现了加强竞争、讲求效率的新型监管理念。对收费标准和市场准入的限制主要适用于运输和金融业；对投资收益的限制主要适用于垄断性的电信、电力等大公司，以创造倡导有序竞争的局面。可见，促进竞争的制度安排是推动美国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同时，政府也通过制定政策和贸易法规为美国的服务业创造便利条件。 四、加强竞争、完善规制，促进我国服务业成长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基于存在对服务业 过度管制的历史，不仅应该重视调整规制内容和手段，提高规制效率，而且也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 第一，应进一步降低服务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为众多中小服务企业的成长创造自由宽松的竞争环境。斯密和马歇尔都强调过企业的自由进出入对增强竞争、提高效率的重要性。目前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的行业还普遍存在于服务业中。以行政管制为主的体制，不仅浪费资源，更可能形成一种令创新窒息的压抑和不自由的气氛，对以创新为竞争力的服务业的成长更为不利。我国金融服务业 第二，健全政府各项必要的、有利于市场发育和竞争的规制。清晰的产权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信用制度、保证合同执行的机制和廉洁高效的政府运行体制，对服务业发展的意义毋庸质疑。对金融业的进入和价格的控制外，在金融、证券和保险业中制定保护投资人利益的监管法律等。 第三，强调监管的业绩导向。政府的规制也应借鉴经济学的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进行衡量和决算，对服务业的规制需有客观的业绩导向。这些业绩导向不仅需要根据科学的方式和标准制定出来，而且这些标准应该能被量化和测评。随着对规制成本越来越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改革了过时的规制过程。如设立了对规则和程序进行经济影响评估的机制，不断营造灵活创新的监管环境。 第四，重视培育服务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国际竞争的重心转向企业层面，企业得到的空间越来越大。企业的绩效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经验研究已经证明，竞争对企业绩效和企业家精神具有全面和长期的影响。 总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是面对竞争，且不断谋求技术进步以降低成本、创造新产品的，这样国家的经济成长也会更迅速。促进竞争和保持长期的对创新的激励对保持服务业进步和整体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竞争环境的获得，需要完善的规制体系来保证。 (编辑：王露)
摘要：对服务业发展是更需要管制还是更需要竞争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根据经验研究证明，经济自由度在各类国家中都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不可或缺因素。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基于存在对服务业过度管制的历史，不仅应该重视调整管制内容和手段，提高管制效率，而且也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文章对促进竞争的制度建设提出了若干基本思路。并认为政府的规制也应借鉴经济学的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进行衡量和决算，对服务业的监管要有客观的业绩导向。 关键词：促进竞争的制度建设；服务业；管制 中图分类号：F203 一、竞争、规制与服务业发展的历史争论 服务业需要规制的观点由来已久。1875年瓦尔拉斯(walras)就依据自然垄断提出国家应对铁路的建设和营运进行管制，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特许经营等方式控制进入的竞争者数量，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政府要对价格进行管制，防止其利用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自然垄断仅是服务业需要管制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服务业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和内部性等问题，都似乎说明“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的服务业更需要使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如信息不对称是服务业的另一基本特征。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要求始终应注意强化管制。从理论上说，信息不完全产生的市场失灵将使信息成本不固定，保证竞争性均衡和帕累托效率存在的凸性和连续性的假设不再成立，此时的资源配置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在实践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人更容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如在产生契约前的逆向选择行为，或是产生合约后的道德风险，从而大大提高服务业的交易成本。合理有效的机构设置和规制，对降低服务业的交易成本，其重要性比其他产业尤甚。 一些服务业发展的实践也提供了管制具有重要意义的佐证。如伴随金融业的发展而日益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剧烈震荡以及其高风险的性质，加强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发展不可或缺。对服务业监管更兼受政治、社会和文化、军事等多重安全目标影响，所以服务业一直是政府规制最密集和集中的区域。 赞成加强对服务业管制的主要理由还包括，如多数服务业具有的中间产品性质决定了其与其他行业相比，拥有更纵横交错的交易网络。复杂的交易网络决定其更依赖健全的机制才能保证交易得以顺畅实现。图l是根据印度的投入产出分析表计算出来的不同部门对机制的依赖程度。贸易、运输、商业与房地产业、银行和电信业等主要服务业都在对机制依赖程度最大的行业之列。服务业与制造业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不同。制造业也许可以在一个很弱的制度环境下快速发展。但是服务业对制度的要求很高。 与此同时，对服务业严格管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质疑也始终存在。主要理由包括，自然垄断行业未必都需要政府管制。并且，市场失灵也未必就一定说明政府的“有形之手”就更为有效和合理。新规制理论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后，将规制模型由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对称信息变为不对称，利用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研究最优规制的特征，强调在特定的领域和生产技术条件下，竞争也可以取代规制，更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竞争有两个基本作用：从静态方面来看，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节约交易费用和降低x非效率的损失；从动态效率看，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减少“无谓损失”。 其次，即使管制必要性的确存在，管制能发挥的效用显然与人们的期待也大相径庭。实践中的监管兼具两面性，如金融监管既是金融业稳健运行的有效保证，但也会产生相关的成本。其成本除了包括本身的费用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强化金融监管可能出现限制被管制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影响金融效率，形成事实上某种程度的金融压抑，从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监管者制定的条例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赢利能力，金融机构也会设法进行金融创新去规避管制以谋求赢利。基于规避管制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使很多监管事实上趋于无效。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服务业的管制对经济结构转型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有限。相对于经济上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管制更可能是对国内企业提供的保护和国内利益集团影响的结果。 国内学者王劲松、史晋川(2005)研究了我国民营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结果表明民营化是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李勇坚(2007)研究了体制变革对中国服务业总量增长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中至少有3个百分点应归于制度变革的推动。因此认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制度变革是中国服务业快速成长的根本原因。中国服务业相关制度变革还有很大潜力。那么，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是否显著?竞争的环境如何造就?如何用此理论来解释医疗行业的改革?本文拟就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二、自由竞争对服务业发展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 首先我们拟通过经验研究对上述第一个问题进行回答，即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显著程度。 (一)数据的选取及来源 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最为常用的指标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般比重越高，说明服务业越发达。我们也选用这一指标衡量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 服务业的发达程度，一般认为与收入水平、熟练劳动力的供应情况、城镇化发展水平等主要因素有关。所以，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首先可能是居民的收入水平，服务业的发展将随着居民的收入水平而提高。我们用人均GNI(人均国民总收入)代表居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服务业中发展最快的多为知识密集型行业，以熟练劳动力为要素基础，因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可能与熟练劳动力的供应状况相关。衡量熟练劳动力供应的指标，我们选取大学入学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GER in tertiary education(％))来表示。 再次，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可能与经济体的城镇化水平相关。一国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对服务产品的需求越大，服务业越可能达到较高水平。衡量一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我们选用的是城市人口所占比例。 以上人均GNI、大学入学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城市人口比例三个解释变量，我们预测它们对于服务业发展水平影响的符号为正。三个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均为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我们还想需要一个反映自由竞争的指标。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企业应拥有较大自由度，所以我们选取经济自由度这一指标来衡量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国际上有两大权威机构每年公布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分别为美国遗产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Economi c Freedom，IEF)和Gwartney和Lawson
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Ecnomic Freedom ofthe World Index，EFW)。相对于其他制度指数，Gwartney和Lawson所发布的指数涵盖的国家多(超过100个)，而且比较客观，是衡量各国的制度环境指数中较为权威的一种。指标由5大类分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后计算而成，这5大指标为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获得健全货币的便捷性；国际贸易自由度；对商业、劳动力和商业的规制；政治权利。每大类分指标又由若干个子指标以及更细的指标综合计算而成，每个指标的取值从0到10，数值越高，说明自由度越好。 (二)对2005年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 Gwartney和Lawson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中2005年的数据齐全，样本丰富，所以我们以2005年数据为例研究经济自由度对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列计量方程如下： SER＝＋FRE＋CNI＋EFU＋URB＋ (1) 其中SER是被解释变量，为2005年各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解释变量有四个，FRE为经济自由度指数；GNI为人均GNI数值；EDU为大学入学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URB为城市人口比例。 使用Eviews 5，0的运算结果如下： 可见解释变量人均GNI、大学入学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EDU)与被解释变量关系不显著。下图显示变量之间的正相关明显，多重共线性显著。 去除大学入学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EDU)指标后，重建方程： SER＝＋FRE＋GNI＋URB＋ (2) 所有解释变量均显著，即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以及经济自由度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经验研究的结果支持经济自由度高的经济体，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结论。可见，竞争环境的创造是服务业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服务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自由的环境对新企业的进入至关重要；同时，区别于传统经济增长中的物质要素，服务业的创新更多是新思想和新创意，更需要一种激励竞争、保护竞争的制度安排。 我们还想进一步考察，经济自由度对不同类型经济体服务业的发展是否有不同影响。我们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高收入国家的划分标准(人均GNI11116美元)，将样本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富国)和其他收入国家(相对贫穷的国家)两大类。对方程(2)去除城市化水平(系数更显著)后再分别回归，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1，经济自由度对两类国家服务业发展都有正影响，并且始终是解释服务业发展水平中最显著相关的变量。可见对不同富裕程度的国家来说，经济自由度都是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2，对富国的经验研究发现，人均GNI变化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再显著。也就是说，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不再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高收入国家基本稳定在60％－80％之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存在随着收入水平增加而无限上升的趋势。根据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超过80％占比的更多是一些小经济体，如香港(占91％)和卢森堡占83％)。也就是说，过了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再随着收入上升，而可能与经济体的规模有关。 其实如果考虑到服务业的市场结构特征，竞争环境则更为重要。Anita Wolfl(2005)根据历史数据对0ECD国家服务业的发展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物质投资的比例、熟练劳动力比例、企业规模、进出比例等多方面与制造业的对比分析，发现在企业规模和进入与退出比例的指标中，中小企业在服务业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的进入比例也显著高于制造业，特别是专业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领域，间接说明以商业服务业为代表，其发展依赖更为自由的环境。 三、促进竞争与服务业发展――美国经验的分析 借鉴美国服务业发展的经验是有意义的，不仅为其所拥有的无可比拟的服务业优势，也为其率先进行的“服务革命”并领跑世界迈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其他的国家，比如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更早的英国是耐人寻味的。美国的服务业尤其在二战后呈现强劲发展态势，并最终引领服务革命。那么，二战后美国的服务经济是在怎样的环境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呢? 从建国开始，美国就强调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基础作用，规范政府职能。即使在1887年建立了州际的商务委员会、民用航空局和联邦动力委员会来控制铁路、航空运输等部门，主导思想也是为了在不能实现竞争的领域，取得竞争的效果。被广泛认为国家干预主义色彩浓厚的“罗斯福新政”，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为主要目的的《全国产业复兴法》，“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行不通和徒劳无功的”，“设想基本落空”(江小娟，1995)。不可否认，1929 1933年的大危机还是使美国政府从‘小”变“大”。此时，对服务业的管制和干预也较多。如通过财政拨款修建铁路、公路等，对铁路运输进行严格管理；对金融服务业进行严格管制，实行分业经营的制度，还禁止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和进行跨州并购。 不过与英国等欧洲国家都在采取大规模的国有化和干预性的产业政策时，美国仍然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相对自由的经济体。与欧洲国家不同，即使是市场机制最难以发生作用的自然垄断行业，美国也选择的是“私人所有＋政府控制”模式，确立的管制制度是由民营经济负责自然垄断产业的经营，政府对进入数量和经营范围进行限制或规定，对价格实行某种形式的控制。而并没有象其他0ECD国家一样采取很多产业政策来强力干预经济的运行。 从1971年起，美国较早开始放松规制的实践，主张把价格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市场的基本工具，并籍此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做出预期。重申“自由企业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美国经济的手段”，而将政府的主要职能限定在特定领域，如维护公平、道路系统、统计、以及国防，以及价格机制不起作用的地方。对服务业的政策更多体现为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促进竞争和注重效率，以激发其活力。如放松对卡车运输的管制，鼓励大众交通，促进多样化运输体系建立；也适当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允许跨州设立银行分支机构；打破地方电话市场的垄断；鼓励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等。 此后，美国对服务业管理进行着不断调整。对服务业管理的范围较其他产业更直接和具体。管制的范围主要包括公用事业、运输业、通讯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管理的目的围绕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创造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服务业市场。产生广泛影响的举措包括：1996年通过了电信改革的产业法和1999年的打破分业经营规定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如《1996电信法》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结束地方电话公司的垄断地位，允许有线电视与传统的电话公司竞争，允许电力、煤气公司提供电信服务等。对于发展‘全
球信息基础结构”提出五项原则：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促进竞争；对所有的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开放网络；建立一个灵活管理的环境以适应迅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确保国际性服务。体现了加强竞争、讲求效率的新型监管理念。对收费标准和市场准入的限制主要适用于运输和金融业；对投资收益的限制主要适用于垄断性的电信、电力等大公司，以创造倡导有序竞争的局面。可见，促进竞争的制度安排是推动美国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同时，政府也通过制定政策和贸易法规为美国的服务业创造便利条件。 四、加强竞争、完善规制，促进我国服务业成长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基于存在对服务业 过度管制的历史，不仅应该重视调整规制内容和手段，提高规制效率，而且也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 第一，应进一步降低服务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为众多中小服务企业的成长创造自由宽松的竞争环境。斯密和马歇尔都强调过企业的自由进出入对增强竞争、提高效率的重要性。目前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的行业还普遍存在于服务业中。以行政管制为主的体制，不仅浪费资源，更可能形成一种令创新窒息的压抑和不自由的气氛，对以创新为竞争力的服务业的成长更为不利。我国金融服务业 第二，健全政府各项必要的、有利于市场发育和竞争的规制。清晰的产权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信用制度、保证合同执行的机制和廉洁高效的政府运行体制，对服务业发展的意义毋庸质疑。对金融业的进入和价格的控制外，在金融、证券和保险业中制定保护投资人利益的监管法律等。 第三，强调监管的业绩导向。政府的规制也应借鉴经济学的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进行衡量和决算，对服务业的规制需有客观的业绩导向。这些业绩导向不仅需要根据科学的方式和标准制定出来，而且这些标准应该能被量化和测评。随着对规制成本越来越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改革了过时的规制过程。如设立了对规则和程序进行经济影响评估的机制，不断营造灵活创新的监管环境。 第四，重视培育服务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国际竞争的重心转向企业层面，企业得到的空间越来越大。企业的绩效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经验研究已经证明，竞争对企业绩效和企业家精神具有全面和长期的影响。 总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是面对竞争，且不断谋求技术进步以降低成本、创造新产品的，这样国家的经济成长也会更迅速。促进竞争和保持长期的对创新的激励对保持服务业进步和整体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竞争环境的获得，需要完善的规制体系来保证。 (编辑：王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