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
（Annales School ，有人称之为‘安娜学派’ ） 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年鉴派创始之前，其创始人的思想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和法国史学家贝尔的思想的后继者和发扬光大者。尤其是贝尔和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被认为是孕育了年鉴派。
基本情况
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共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发展过程
第一代
费弗尔和布洛赫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授时创办《年鉴》杂志的，正是在那里，他们在学术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鼓励，是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
第二代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努力，布洛赫又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德军枪杀，但这一基本方向却在战后为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所遵循。其标志不仅是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心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建立和《年鉴》领导班子的改组，更重要的是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设想，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心态史学和计量史学成为年鉴派的另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
第三代
到1969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这标志着该学派进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象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
第四代
进入70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象自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年鉴学派的意义
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
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但"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
年鉴学派
（Annales School ，有人称之为‘安娜学派’ ） 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年鉴派创始之前，其创始人的思想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和法国史学家贝尔的思想的后继者和发扬光大者。尤其是贝尔和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被认为是孕育了年鉴派。
基本情况
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共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发展过程
第一代
费弗尔和布洛赫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授时创办《年鉴》杂志的，正是在那里，他们在学术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鼓励，是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
第二代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努力，布洛赫又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德军枪杀，但这一基本方向却在战后为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所遵循。其标志不仅是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心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建立和《年鉴》领导班子的改组，更重要的是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设想，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心态史学和计量史学成为年鉴派的另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
第三代
到1969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这标志着该学派进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象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
第四代
进入70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象自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年鉴学派的意义
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
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但"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