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海军创建对比与启示
近代中国和日本所做的世外桃源般的闭关锁国梦，终被欧美列强的频繁叩关声惊醒。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主权的丧失，使中国和日本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两国有识之士临崖勒马、渴甚掘并，都加强了对海防理论的研究和海防政策的筹划，力求在欧美列强日益严重的海上侵略面前筑起一道海上防线。但由于中、日两国主客观条件相差甚远，海军创建的起点虽然大致相同，实质和内容却相去甚远，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历史结局。
19世纪60年代，先后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两个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迈开了创建近代海军的步伐。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创建的起点如出一辙，采取的许多措施是相同的：如在人才培养问题上，两国差不多同时创办海军学校，都曾聘请外国教官任教并先后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中国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设前后学堂以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日本于1869年9月首先恢复在东京的原幕府海军操练所，1870年1月举行首届学员开学典礼。福州船政学堂创办时，左宗棠任用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都督，并请他们代聘教学、工匠，由他们传授知识和技术。日本于1873年聘请以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为首的由34人组成的教官团到日，帮助日本制定海军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中国于1877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出国留学，学驾驶的主要到英国学习，学造船的主要到法国学习。这批留学生分别于1880年前后学成归国，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骨干。日本于1870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英国留学。在日、俄战争中指挥联合舰队的东乡平八郎曾到英国留学，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打先锋的坪井航三曾到美国留学，被称为“明治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曾到德国留学。
在舰船建造方面，两国都曾向西方购买军舰。截至1894年的30年间，中国外购舰船共计56艘，日本外购舰船共计31艘。经过约20年的建设，中、日两国几乎同时编成常备舰队。1888年，中国北洋舰队成军；1889年，日本常备舰队编成。从上述表面上看，中、日两国近代海军、的创建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在实质上，中、日两国海军的近代化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海军建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并最终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为什么两国海军建设起点相同，结局不同？中、日两国在创建近代海军过程中到底有哪些差异？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海洋意识不同
中、日两国政府及国民的海洋意识不同，直接导致对发展海军的重视程度不同。日本倾其国力发展海军，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均积极支持；中国则是被动应付式发展海军，其创建过程艰难曲折。
日本属于地少资源贫乏的岛国，其国民视海洋为生命线、扩张线，声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种强烈的海洋意识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发展。日本政府成立后非常重视海军的发展，政府成立之初即组建海军，天皇亲自举行观舰式，并通告皇族须应征为陆海军军人。1872年1月9日，明治天皇驾临兵学寮参加海军节仪式，此后每年都亲临参加海军节仪式。明治天皇还经常亲自参加军舰的下水典礼和阅舰式，到各厅和部队视察。日本其时是一典型小而贫的国家，筹措海军建设经费十分艰难，为体现建设海军为“当今第一急务”之精神，明治天皇带头节约宫廷经费赐给海军。1886年，日
本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认购者踊跃；1887年，皇室和臣民为海军捐款130多万日元。在天皇的带动下，日本华族和富豪竞相为海防捐款。1893年，明治政府决定每年再为海军增加投资300万日元，天皇当即决定今后6年内每年从内库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各国务大臣、各枢密院顾问以及贵众两院议长等在此期间每月从薪俸中拿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经费。内库拨款30万日元，相当于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以上，使议员颇受感动，议员们纷纷主动献出薪俸的四分之一用作造舰经费。日本为发展海军可谓殚精竭力，且取得明显效果。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时，日本海军虽拥有战舰17艘，但能作战的仅有5艘，其中3艘由于机器陈旧、航速慢，远非中国海军对手。而到1894年甲午战前，日本海军已发展到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北洋海军则仅拥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日本海军的战舰在功率、航速、舰龄、火炮等方面均超过了中国北洋水师，这就为甲午战争的取胜奠定了物质基础。
与日本相反，中国清政府及国民海洋意识淡薄。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大陆国家，生存空间多以陆地为限，且国民在海洋的活动又常为政府禁令所阻。即使有少数水师亦不过为陆军之辅助，其任务主要是缉私捕盗、维持社会治安，而非为保护海上商业或开拓疆土。故绝大多数的国民常视海洋为畏途，望洋兴叹而不敢冒险问津。在这种海洋意识的束缚下，中国发展海军就没有了内在动力。中国清政府发展海军完全是被动应付。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创建近代海军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海上侵略作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从海上长驱北上，攻占津沽、直捣北京的严酷事实，迫使中国朝野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搁置了20年之久的建立新式轮船水师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开始付诸实践。而促使清朝当局下决心建立和发展近代海军的，当属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事件和1884年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的失败。
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被迫筹议海防，决定建南、北洋海军。福建水师惨败后，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加强海防“大治水师”，应“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决定“先以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即使如此，建立近代海军的问题仍不断遭到坚持传统观念的官员反对。他们认为，购置现代舰船、建立近代海军是“以夷变夏”，中国根本不需要新式兵轮，“不但毋庸购买，亦不必开厂制造，更毋庸往外国制造，”只要对现有水师加强训练，“即是固江海之西”。正如总理衙门所说，清末海军建设“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细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继起持久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
中国清政府对发展海军重视不够还表现建设经费保障问题上，经费不足且乱挪用始终是晚清海军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正式决定创建新式海军，并于各省关税下筹拨四百万银两，作为南北洋海军经费。此事“虽经议定，旋即移作他用，南北洋收到实银每年不及三四成，势不能放手办事。”海军衙门成立后，清政府虽决定将原拨予南、北洋的四百万两经费改拨与它，但各地督抚均拖欠截留，以至从未收过足额，不得已只得将海军经费尽量减缩。由于经费不足，洋务派最后只得重点建设北洋水师。
在对海军建设经费大量克减的同时，清朝统治者与日本天皇相反，为了贪图个人享乐不惜花费巨款——光绪皇帝婚礼耗资500万两白银，慈禧太后修三海工程约600万两和修颐和园约1000万两共计约1600万两，由颐和园至紫禁城西华门所经道路两旁设六十个景点，耗银260万两。国库银不够开支，十年间共挪借海军经费约1098万两，致使海军建设受到严重影响。1894年5月29日，李鸿章巡阅海军后奏日：“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20余艘，勤力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清廷挪用的巨额经费如果用于海军建设，能添置7335吨“定远”型铁甲舰4艘和4000
吨快速巡洋舰8艘，可组建3支航速快、火力强、装甲坚的巡洋舰编队。清政府对发展海军的不重视，致使中国近代海军实力逐渐落后于日本海军，成为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略目标不同
两国创建海军的战略目标不同。日本创建海军是为了“耀皇威于海外”，从而促进了海军的发展，而中国创建海军仅是为了“守疆土，保和局而已”，从而局限了海军发展。
日本创建近代海军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此时的日本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使其走向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道路，基本国策是“富国强兵”。日本立国之初，侵略势力就公开叫嚷“由日本掌握东洋之霸权而立统帅之地位。”在军国主义国策的支配下，日本海军刚一创建就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戚于四方”。军令部（相当国防部）在1868年的一份奏折中也开宗明义地宣布“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对此，明治天皇予以首肯：“海军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由上可见，日本创建近代海军的战略目标是要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海外扩张。这一野心勃勃的战略目标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发展，使其带有明显备战扩张色彩。
1870年，日本兵部省在收集分析了英、法、德、俄、美、荷等国的情况后，立俄国为头号假想敌国，提出海军发展目标为：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余艘、常备军队25000人，“装备精良，”“且要超过英国”。这个200艘舰艇的计划虽未完成，但其胆略绝非清政府所敢比1 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又立中国为假想敌国，其海军发展处处针对中国海军的装备水平。1886年日本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就是用于针对中国“定远”、“镇远”两舰而建造的“三景舰”。1888年，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将朝鲜半岛规定为日本的“利益线焦点”；1890年进一步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的侵略理论。
1893年，日本加强海军地位和权力，将海军参谋部独立，改称军政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目标相适应，日本海军战略带有明显积极进攻特征，这在甲午战争策划过程中表现十分突出。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撤去了原海军司令部部长中牟田，由桦山资纪接替。中牟田以中、日海军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出发，“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桦山资纪则坚决反对守势，主张对中国海军实施进攻、消灭主力，夺取黄渤海制海权。这种主张符合明治政府对华战争意图，所以被采纳。日本战时大本营也制订了实施战略进攻，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第一期作战目标，并分别拟订了夺取制海权、未掌握制海权和制海权为敌方控制时的三种作战方案。由于日本海军奉行的是积极进攻的战略，因而在甲午战争中步步领先、处处棋高一着。
中国创建近代海军时，封建社会已走到尽头，清王朝也由盛而衰。经历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只求保住岌岌可危的江山。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洋务运动，只是希望能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达到求强求富、挽救危局保持统治的目的。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无疑有抵御外侮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为清廷闭关自守的政治战略服务。这一消极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近代海军最多只能守疆保土。李鸿章曾说：“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张国威而警敌情”。“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至于防御重点，李鸿章认为：“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延裹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
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区，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从上可见，清朝实际上是将北洋水师作为拱卫京畿的要塞舰队来建设的。这种消极防御的战略取向，制约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创建初期，清朝将大量资金花费在购买不能远航的蚊炮船身上，后虽注意订造铁甲巡洋舰，但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便再未添一舰一炮。清府认为海军现有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满足于自卫的战略意识直接导致了海军建设的停滞不前。众所周知，海军是一个知识、技术密集型军种，它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更新的过程，不进则退。北洋海军的作战实力因为满足于现状，很快就落后于后起之秀的日本海军。
消极防御的战略取向还限制了海军的兵力运用，直接导致了海军战略战术的不思进取。北洋海军只在渤海内外演练旨在防御的队形，战术上既无夺取制海权的意识，也无海上决战的准备，以致甲午战争中处处被动、坐以待毙。
对西方先进军事制度，思想态度不同
中、日两国在创建近代海军过程中，对西方先进军事制度、思想的态度也不同。日本积极吸取，从而建立起了与先进装备相配套的先进军事制度和思想：中国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凡涉及制度思想方面的内容一概拒绝，从而制约了近代海军的发展。
明治维新后，日本海军在大力改进装备的同时，十分注意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并注意运用西方先进战略战术思想来指导海军建设。近代海军建设和作战都强调指挥统一，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海军伊始，即于1872年成立海军省统一筹划管理海军事务，后来又建立了军令军政机构。甲午战前，日本还将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组成联合舰队，以统一作战指挥。近代指挥体制的建立，大大增强了日本海军整体实力。对于建立近代兵役制度，日本也十分重视。1873年，日本就实行了全民兵役制，1883年又修改了征兵法，将海军兵役分常备兵役，后备兵役和国民兵役三种。
19世纪末，随着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海军力量的迅速发展，在战争中取得制海权的海军军事思想日益受到重视，成为西方列强海军建设和作战的重要指导思想。对制海权问题的认识程度如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海军军事思想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思想，并用其来指导海军建设。1870年，日本就提出带有明显夺取制海权色彩的创立海军的基本理论，其核心内容为：日本“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海陆军装备精良与否，实关（日本）安危荣辱”。“全国上下发奋努力，兴办海军……耀皇威于四海，这才是最紧要最重要的国务。”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日本兵部省当年就拟制了建造200艘军舰为中心的建设强大海军计划。1890年，马汉阐述近代海权思想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刚出版，日本即组织力量翻译，并将其列为军事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教科书、海军军官必读之书，人手一册。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计划，就是依靠制海权理论制订的。
与日本政府相反，中国在大力购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同时，忽视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更新、漠视近代军事制度的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是生长在旧机体上的一株新芽。与日本不同，中国近代海军是由封
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创办的。洋务派首领在“自强”活动中始终坚持“中体西用”方针，对西方军事优势的认识在相当长时间内基本上停留在“船坚炮利”这样的表层上。李鸿章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正是受这种思想的束缚，洋务派不愿对属于“中体”范畴的内容进行变革，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编制体制和兵役制度。中、日创近代海军时间大体根同，但中国海军组建统一的指挥机构比日本要迟13年（海军衙门于1885年成立）。而就是这个机构也未能成为海军的领导指挥中枢。
中国海军没有建立近代的编制体制，也没有建立近代兵役制度。清政府在海军建设中一直实行临时招兵制度，其既难保证兵员数量，更难保证质量。清政府对建立与新式海军相适应的近代管理制度也不热衷，基本上依照旧方法去管理新海军，致使各项工作均无章可依。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了中国近代海军始终处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的落后状态。对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洋务派更加不重视学习和引进。李鸿章声称：“中西用兵之法大略相同”。洋务派派人出国留学或自办的军事学堂中，只求学员学会造船和驾驶，不求学员学习西方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以致正如某些外国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将官“对于西方国家所实践的战争原则毫无所知”，与日本将领形成明显反差。
由于对西方先进战术引进的不重视，致使中国海军所用战术基本上停留在被西方早已抛弃的“横队撞角”战术阶段，所进行的战术训练内容也仍是以阵法变换为主，战术训练和军事理论严重滞后。至于西方先进的海军军事战略思想，如制海权理论，甲午战前几乎都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来。结果，这一先进的思想不仅清朝统治集团没有，就是海军学堂中受过近代海军教育的将领也缺乏。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缺乏先进的海军军事思想作指导，这大大制约了其近代化水平。这也是中国近代海军虽拥有与日本海军差不多的武器装备，但其战斗力大大低于日本海军的原因。
今天我们总结这段历史，应该有这样的启示：一个大国的海军建设要想卓有成效，必须树立强烈的海洋意识、科学的海洋观念，并且要有长期发展规划以及持之以恒的巨额资金投入；同时，国家领导人也要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战略眼光，并且要用先进的军事思想作为海军发展的核心指导！
近代中、日海军创建对比与启示
近代中国和日本所做的世外桃源般的闭关锁国梦，终被欧美列强的频繁叩关声惊醒。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主权的丧失，使中国和日本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两国有识之士临崖勒马、渴甚掘并，都加强了对海防理论的研究和海防政策的筹划，力求在欧美列强日益严重的海上侵略面前筑起一道海上防线。但由于中、日两国主客观条件相差甚远，海军创建的起点虽然大致相同，实质和内容却相去甚远，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历史结局。
19世纪60年代，先后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两个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迈开了创建近代海军的步伐。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创建的起点如出一辙，采取的许多措施是相同的：如在人才培养问题上，两国差不多同时创办海军学校，都曾聘请外国教官任教并先后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中国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设前后学堂以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日本于1869年9月首先恢复在东京的原幕府海军操练所，1870年1月举行首届学员开学典礼。福州船政学堂创办时，左宗棠任用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都督，并请他们代聘教学、工匠，由他们传授知识和技术。日本于1873年聘请以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为首的由34人组成的教官团到日，帮助日本制定海军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中国于1877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出国留学，学驾驶的主要到英国学习，学造船的主要到法国学习。这批留学生分别于1880年前后学成归国，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骨干。日本于1870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英国留学。在日、俄战争中指挥联合舰队的东乡平八郎曾到英国留学，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打先锋的坪井航三曾到美国留学，被称为“明治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曾到德国留学。
在舰船建造方面，两国都曾向西方购买军舰。截至1894年的30年间，中国外购舰船共计56艘，日本外购舰船共计31艘。经过约20年的建设，中、日两国几乎同时编成常备舰队。1888年，中国北洋舰队成军；1889年，日本常备舰队编成。从上述表面上看，中、日两国近代海军、的创建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在实质上，中、日两国海军的近代化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海军建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并最终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为什么两国海军建设起点相同，结局不同？中、日两国在创建近代海军过程中到底有哪些差异？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海洋意识不同
中、日两国政府及国民的海洋意识不同，直接导致对发展海军的重视程度不同。日本倾其国力发展海军，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均积极支持；中国则是被动应付式发展海军，其创建过程艰难曲折。
日本属于地少资源贫乏的岛国，其国民视海洋为生命线、扩张线，声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种强烈的海洋意识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发展。日本政府成立后非常重视海军的发展，政府成立之初即组建海军，天皇亲自举行观舰式，并通告皇族须应征为陆海军军人。1872年1月9日，明治天皇驾临兵学寮参加海军节仪式，此后每年都亲临参加海军节仪式。明治天皇还经常亲自参加军舰的下水典礼和阅舰式，到各厅和部队视察。日本其时是一典型小而贫的国家，筹措海军建设经费十分艰难，为体现建设海军为“当今第一急务”之精神，明治天皇带头节约宫廷经费赐给海军。1886年，日
本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认购者踊跃；1887年，皇室和臣民为海军捐款130多万日元。在天皇的带动下，日本华族和富豪竞相为海防捐款。1893年，明治政府决定每年再为海军增加投资300万日元，天皇当即决定今后6年内每年从内库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各国务大臣、各枢密院顾问以及贵众两院议长等在此期间每月从薪俸中拿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经费。内库拨款30万日元，相当于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以上，使议员颇受感动，议员们纷纷主动献出薪俸的四分之一用作造舰经费。日本为发展海军可谓殚精竭力，且取得明显效果。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时，日本海军虽拥有战舰17艘，但能作战的仅有5艘，其中3艘由于机器陈旧、航速慢，远非中国海军对手。而到1894年甲午战前，日本海军已发展到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北洋海军则仅拥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日本海军的战舰在功率、航速、舰龄、火炮等方面均超过了中国北洋水师，这就为甲午战争的取胜奠定了物质基础。
与日本相反，中国清政府及国民海洋意识淡薄。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大陆国家，生存空间多以陆地为限，且国民在海洋的活动又常为政府禁令所阻。即使有少数水师亦不过为陆军之辅助，其任务主要是缉私捕盗、维持社会治安，而非为保护海上商业或开拓疆土。故绝大多数的国民常视海洋为畏途，望洋兴叹而不敢冒险问津。在这种海洋意识的束缚下，中国发展海军就没有了内在动力。中国清政府发展海军完全是被动应付。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创建近代海军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海上侵略作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从海上长驱北上，攻占津沽、直捣北京的严酷事实，迫使中国朝野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搁置了20年之久的建立新式轮船水师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开始付诸实践。而促使清朝当局下决心建立和发展近代海军的，当属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事件和1884年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的失败。
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被迫筹议海防，决定建南、北洋海军。福建水师惨败后，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加强海防“大治水师”，应“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决定“先以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即使如此，建立近代海军的问题仍不断遭到坚持传统观念的官员反对。他们认为，购置现代舰船、建立近代海军是“以夷变夏”，中国根本不需要新式兵轮，“不但毋庸购买，亦不必开厂制造，更毋庸往外国制造，”只要对现有水师加强训练，“即是固江海之西”。正如总理衙门所说，清末海军建设“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细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继起持久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
中国清政府对发展海军重视不够还表现建设经费保障问题上，经费不足且乱挪用始终是晚清海军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正式决定创建新式海军，并于各省关税下筹拨四百万银两，作为南北洋海军经费。此事“虽经议定，旋即移作他用，南北洋收到实银每年不及三四成，势不能放手办事。”海军衙门成立后，清政府虽决定将原拨予南、北洋的四百万两经费改拨与它，但各地督抚均拖欠截留，以至从未收过足额，不得已只得将海军经费尽量减缩。由于经费不足，洋务派最后只得重点建设北洋水师。
在对海军建设经费大量克减的同时，清朝统治者与日本天皇相反，为了贪图个人享乐不惜花费巨款——光绪皇帝婚礼耗资500万两白银，慈禧太后修三海工程约600万两和修颐和园约1000万两共计约1600万两，由颐和园至紫禁城西华门所经道路两旁设六十个景点，耗银260万两。国库银不够开支，十年间共挪借海军经费约1098万两，致使海军建设受到严重影响。1894年5月29日，李鸿章巡阅海军后奏日：“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20余艘，勤力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清廷挪用的巨额经费如果用于海军建设，能添置7335吨“定远”型铁甲舰4艘和4000
吨快速巡洋舰8艘，可组建3支航速快、火力强、装甲坚的巡洋舰编队。清政府对发展海军的不重视，致使中国近代海军实力逐渐落后于日本海军，成为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略目标不同
两国创建海军的战略目标不同。日本创建海军是为了“耀皇威于海外”，从而促进了海军的发展，而中国创建海军仅是为了“守疆土，保和局而已”，从而局限了海军发展。
日本创建近代海军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此时的日本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使其走向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道路，基本国策是“富国强兵”。日本立国之初，侵略势力就公开叫嚷“由日本掌握东洋之霸权而立统帅之地位。”在军国主义国策的支配下，日本海军刚一创建就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戚于四方”。军令部（相当国防部）在1868年的一份奏折中也开宗明义地宣布“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对此，明治天皇予以首肯：“海军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由上可见，日本创建近代海军的战略目标是要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海外扩张。这一野心勃勃的战略目标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发展，使其带有明显备战扩张色彩。
1870年，日本兵部省在收集分析了英、法、德、俄、美、荷等国的情况后，立俄国为头号假想敌国，提出海军发展目标为：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余艘、常备军队25000人，“装备精良，”“且要超过英国”。这个200艘舰艇的计划虽未完成，但其胆略绝非清政府所敢比1 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又立中国为假想敌国，其海军发展处处针对中国海军的装备水平。1886年日本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就是用于针对中国“定远”、“镇远”两舰而建造的“三景舰”。1888年，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将朝鲜半岛规定为日本的“利益线焦点”；1890年进一步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的侵略理论。
1893年，日本加强海军地位和权力，将海军参谋部独立，改称军政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目标相适应，日本海军战略带有明显积极进攻特征，这在甲午战争策划过程中表现十分突出。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撤去了原海军司令部部长中牟田，由桦山资纪接替。中牟田以中、日海军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出发，“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桦山资纪则坚决反对守势，主张对中国海军实施进攻、消灭主力，夺取黄渤海制海权。这种主张符合明治政府对华战争意图，所以被采纳。日本战时大本营也制订了实施战略进攻，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第一期作战目标，并分别拟订了夺取制海权、未掌握制海权和制海权为敌方控制时的三种作战方案。由于日本海军奉行的是积极进攻的战略，因而在甲午战争中步步领先、处处棋高一着。
中国创建近代海军时，封建社会已走到尽头，清王朝也由盛而衰。经历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只求保住岌岌可危的江山。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洋务运动，只是希望能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达到求强求富、挽救危局保持统治的目的。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无疑有抵御外侮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为清廷闭关自守的政治战略服务。这一消极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近代海军最多只能守疆保土。李鸿章曾说：“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张国威而警敌情”。“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至于防御重点，李鸿章认为：“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延裹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
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区，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从上可见，清朝实际上是将北洋水师作为拱卫京畿的要塞舰队来建设的。这种消极防御的战略取向，制约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创建初期，清朝将大量资金花费在购买不能远航的蚊炮船身上，后虽注意订造铁甲巡洋舰，但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便再未添一舰一炮。清府认为海军现有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满足于自卫的战略意识直接导致了海军建设的停滞不前。众所周知，海军是一个知识、技术密集型军种，它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更新的过程，不进则退。北洋海军的作战实力因为满足于现状，很快就落后于后起之秀的日本海军。
消极防御的战略取向还限制了海军的兵力运用，直接导致了海军战略战术的不思进取。北洋海军只在渤海内外演练旨在防御的队形，战术上既无夺取制海权的意识，也无海上决战的准备，以致甲午战争中处处被动、坐以待毙。
对西方先进军事制度，思想态度不同
中、日两国在创建近代海军过程中，对西方先进军事制度、思想的态度也不同。日本积极吸取，从而建立起了与先进装备相配套的先进军事制度和思想：中国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凡涉及制度思想方面的内容一概拒绝，从而制约了近代海军的发展。
明治维新后，日本海军在大力改进装备的同时，十分注意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并注意运用西方先进战略战术思想来指导海军建设。近代海军建设和作战都强调指挥统一，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海军伊始，即于1872年成立海军省统一筹划管理海军事务，后来又建立了军令军政机构。甲午战前，日本还将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组成联合舰队，以统一作战指挥。近代指挥体制的建立，大大增强了日本海军整体实力。对于建立近代兵役制度，日本也十分重视。1873年，日本就实行了全民兵役制，1883年又修改了征兵法，将海军兵役分常备兵役，后备兵役和国民兵役三种。
19世纪末，随着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海军力量的迅速发展，在战争中取得制海权的海军军事思想日益受到重视，成为西方列强海军建设和作战的重要指导思想。对制海权问题的认识程度如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海军军事思想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思想，并用其来指导海军建设。1870年，日本就提出带有明显夺取制海权色彩的创立海军的基本理论，其核心内容为：日本“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海陆军装备精良与否，实关（日本）安危荣辱”。“全国上下发奋努力，兴办海军……耀皇威于四海，这才是最紧要最重要的国务。”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日本兵部省当年就拟制了建造200艘军舰为中心的建设强大海军计划。1890年，马汉阐述近代海权思想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刚出版，日本即组织力量翻译，并将其列为军事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教科书、海军军官必读之书，人手一册。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计划，就是依靠制海权理论制订的。
与日本政府相反，中国在大力购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同时，忽视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更新、漠视近代军事制度的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是生长在旧机体上的一株新芽。与日本不同，中国近代海军是由封
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创办的。洋务派首领在“自强”活动中始终坚持“中体西用”方针，对西方军事优势的认识在相当长时间内基本上停留在“船坚炮利”这样的表层上。李鸿章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正是受这种思想的束缚，洋务派不愿对属于“中体”范畴的内容进行变革，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编制体制和兵役制度。中、日创近代海军时间大体根同，但中国海军组建统一的指挥机构比日本要迟13年（海军衙门于1885年成立）。而就是这个机构也未能成为海军的领导指挥中枢。
中国海军没有建立近代的编制体制，也没有建立近代兵役制度。清政府在海军建设中一直实行临时招兵制度，其既难保证兵员数量，更难保证质量。清政府对建立与新式海军相适应的近代管理制度也不热衷，基本上依照旧方法去管理新海军，致使各项工作均无章可依。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了中国近代海军始终处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的落后状态。对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洋务派更加不重视学习和引进。李鸿章声称：“中西用兵之法大略相同”。洋务派派人出国留学或自办的军事学堂中，只求学员学会造船和驾驶，不求学员学习西方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以致正如某些外国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将官“对于西方国家所实践的战争原则毫无所知”，与日本将领形成明显反差。
由于对西方先进战术引进的不重视，致使中国海军所用战术基本上停留在被西方早已抛弃的“横队撞角”战术阶段，所进行的战术训练内容也仍是以阵法变换为主，战术训练和军事理论严重滞后。至于西方先进的海军军事战略思想，如制海权理论，甲午战前几乎都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来。结果，这一先进的思想不仅清朝统治集团没有，就是海军学堂中受过近代海军教育的将领也缺乏。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缺乏先进的海军军事思想作指导，这大大制约了其近代化水平。这也是中国近代海军虽拥有与日本海军差不多的武器装备，但其战斗力大大低于日本海军的原因。
今天我们总结这段历史，应该有这样的启示：一个大国的海军建设要想卓有成效，必须树立强烈的海洋意识、科学的海洋观念，并且要有长期发展规划以及持之以恒的巨额资金投入；同时，国家领导人也要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战略眼光，并且要用先进的军事思想作为海军发展的核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