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双月刊)
总第133期,2008.6
ACADEMICSINCHINA
No.6Nov.2008
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
★刘桂茹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摘 要〕“唐人街”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符码。在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
街”书写中,“唐人街”是在美华人寻找与逃避归属的场域,也是弱势华族建构族属性的精神坐标和族群想象策略。
〔关键词〕美国华人小说;唐人街;场域;属性
一、唐人街:历史与文化符码
“唐人街”(Chinatown)也称华埠,是海外华人的一块文化“飞地”。唐人街基本保留着传统的中国城市风貌,那儿有红檐绿瓦、匾额楹联,也有亭台楼阁、庙宇寺院,各种中国风格的建筑成了吸引外国人眼球的中国文化符号,也自然成了海外华人聚集生存的重要场域。
美国唐人街的最早居民为当年开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让他们觉得生活在类似祖国的环境里而感觉自在,再加上美国实行种族排斥与隔离政策,早期华人移民不得不聚集在一起生活,以自我孤立却也自给自足的方式形成了华人生活与文化的中心———唐人街。可以说,唐人街是“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它代表着中国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的一种特定方式。”〔1〕而早期华人暂居美国的观念以及华人文化结构的向心力等方面因素,造成了唐人街在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一个封闭、落后甚至充满暴力的社区。如今唐人街的作者简介:刘桂茹,福建师范大学2008级文艺学博士生,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海外华文文学。
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
人口既有当年华工的后裔,也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新移民。“唐人街”是海外华人寻找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时所追寻的那个具体的“共同体”。
美国“唐人街”不仅是当地社会的独特现象,它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存在,形构着海外华族的真实生存方式。于是,“唐人街”的形象以及关于“唐人街”的故事频频出现于一系列文学与影视作品之中,不同的人群以自己的感受与思考方式阐释他们所理解的“唐人街”。比如“李小龙电影”、刻画“中华英雄”形象的影视剧、李安导演的电影等等,都以“唐人街”为重要背景来展开故事。“唐人街”要么作为华人对抗主流社会的力量,要么以一系列中国文化符号抚慰华人心灵的创伤,要么成了两代华人文化差异与情感断裂的表征。“唐人街”以及华人形象的变迁显示了这一历史与文化符码丰富而多重的内涵。
既然“唐人街”已不仅仅是美国华人聚居的社区名称,它还指向着一种文化价值、种族认同与精神坐标,那么有关“唐人街”的想象与书写便是另一种阐释“唐人街”华人族群生存样态与生命体验的重要尝试。无论是从小生长在唐人街的华人作家,还是成年后移入唐人街的新移民群体,甚至是生活于美国主流人群中的华裔作家,都以他们对“唐人街”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想象方式,言说着各自不同的情感焦虑。而这样的书写背后,还隐藏着华裔群体的文化立场与身份困惑。同时,他们的“唐人街”书写也从不同维度建构与丰富了“唐人街”这一复杂的文化与文学命题,显示了“唐人街”独特的文化潜流与历史动感。
二、关于“边缘人”的书写
凤凰卫视于2003年推出电视专题片《唐人街》,以“唐人街”这一海外华人聚集地为中心,记录了世界各地华人个体或族群的特殊命运与经历,以及华人区的特殊人文景观。在有关华人移民、创业和发展的主题里,该记录片全景式地展示了海外华人作为一种“边缘人”存在的艰辛与尴尬。从该片的内容编排来看,无论是寻梦漂泊者,还是谋生的辛酸泪,甚至是充满血汗般的地狱式生活,都试图真实展现华人身在异乡的孤独痛苦与挣扎困顿。《唐人街》播出后反响强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海外华人生存状况、心路历程以及“唐人街”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当然,这部专题片的策划与制作播出,都带着从外部透视“唐人街”的意图。对“边缘人”的观照,一方面体现了其深切的底层视域,却也因其制作理念的“大中华概念”而遮蔽了“唐人街”书写的多重维度与可能性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系列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以其生动的在场感与特定的内在视角赋予了“唐人街”更加多元的情感旨归和文化价值。某种程度来看,海外华人无论是否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他们在语言、文化、风俗、情感等方面都是一个“异数”,是少数的边缘族群。尤其是初期移民美国的华人,他们往往是随着淘金热而离开故土的农民而非技术移民。并不占有任何经济、文化、政治资源的华人,不是沦为干苦力的开发美国西海岸的廉价劳工,就是进入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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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洗衣店或华人饭店做杂工。这些底层工作者即是一批批所谓的“引车卖浆之徒”,梦想于纽约街角寻找一处安身之地。林语堂的《唐人街》、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黄运基的《异乡三部曲》(《奔流》、《狂潮》是其中两部)、穗青的《佳丽移民记》等等,都是书写北美华人底层的代表作。而关于“边缘人”的书写,由于写作者的文化立场与生活经历的迥异,他们在小说中所呈现的底层想象也是截然不同。比如,林语堂在《唐人街》里寄寓了一种虚幻想象的“中西合璧”,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寻求合解;周励等人的写作正逢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其虚化华人移民苦难,美化华人“美国梦”的策略,一方面满足了中国国内了解移民创业的渴望,却也因其缺乏厚重的现实基础而引发争议。知识分子式的底层关怀能多大程度上再现生动的底层,这的确是知识分子“边缘书写”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黄运基、穗青等来自旧金山的所谓“草根写作”者“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感受着社会底层的各种不平和坎坷,他们本身或许就是社会底层的一个务工者,或者曾经有过一段底层务工的人生经历;他们较难融入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中上层社会;他们大致都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生存,以自己的底层生存体验,传递着底层的生存状态和声音,呼吁对现实的关注。”他们的书写,又被称为“草根文学”。正如董乃斌在其为穗青《佳丽移民记》所做序言里说的,“它是从长期生活于美国华人社会底层的移民的角度来观察与反映,……既不同于带有较浓校园气息的留学生文学,也不同于对美国华人社会只有很浅了解或从祖国遥望大洋彼岸因而想像多于真实的那种创作,而是一种如草根般真正牢植于美国华人
〔3〕社会土壤之上的文学。”这批“草根文学”可见于黄运基主编的“美国华侨文艺
丛书”,除了前面提到的《奔流》、《佳丽移民记》,还包括宗鹰的《异国他乡月明时》、刘荒田的《唐人街的婚宴》、老南的《豪宅奇缘》等等。如果说林语堂式的唐人街写作仍停留于他关于“文化大同”的浪漫想象,那么“草根文学”的一批作者在他们笔下寄寓的则是深刻的底层写实体验。无论是《奔流》、《狂潮》,还是《佳丽移民记》、《旧金山的故事》等等,这批底层文本承载了草根移民群体的多重情感向度,写实性地彰显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悲欢离合以及关于生存与命运的种种苦难遭遇。
底层写作与关于“边缘人”的写作是探讨底层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底层言说力图打开被遮蔽的底层空间,为没有话语权的底层伸张正义,那么他们的写作本身就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而底层写作者如果不愿意正视本阶层受到的压抑与伤害,那么这样的写作也就缺少表达的力量。“草根写作群”的“唐人街”叙事,在多元民族与文化并存的美国社会是一种关于“少数者”的言说。这种边缘书写是“沉默的大多数”发出的长短不一的呼声,力图开辟属于“少数者”的话语空间。这一方面是草根华族对自身经历的真实记录与合理想象,也是关于其华人身份的一种体认;而更重要的是,草根写作群体力争以他们的“边缘书写”张扬一种坚硬的边缘存在,对“边缘”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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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态势的抗争。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许多“草根文学”的唐人街叙事仍显得拖沓,语言和故事情节也没太多新意,但他们的言说姿态与底层“发声”的冲动形成了当代美国华文文坛值得关注的创作群落。
回顾2006年至今中国大陆关于“底层写作”的论争,知识分子代言与底层写作成了论争的焦点。许多人质疑,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底层的声音,于是,类似“打工者诗歌”等底层写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样地,这样的底层写作也存在着文学想象与语言方面的缺陷。比较而言,美国旧金山的草根写作有着更加多重的向度跨越,比如文化移民、身份属性与生存体验等。他们的“唐人街”写作交织着底层生存的焦虑、华人移民的认同危机、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对故国母土的魂牵梦绕等等多方面的困惑。
草根作家的“唐人街”写作不仅以形绘边缘人的苦难人生为已任,而且致力于在自我孤立的唐人街社区寻找其文化支撑。“唐人街”由此演变成了美国华人底层有关身份归属、情感想象与精神坐标的特殊符码。
三、出走/守候“唐人街”
作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一块“飞地”,“唐人街”这样一种移植的变形的文化,成了唐人街与外界隔离的无形障碍。于是,许多年轻一代的华裔(简称为ABC,即American-bornChinese的简写),在唐人街长大后普遍急于挣脱唐人街的桎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出走“唐人街”一方面是美国华裔打破传统文化牢笼,寻求主流文化认同的焦虑表征,另一方面也说明主流话语对“少数者”潜在的文化召唤力量。当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老一辈华人更倾向于“守候”唐人街。
在一系列美国华裔作家的“唐人街”书写里,作家们就以特有的敏感与自觉,反复再现了出走/守候“唐人街”的文化命题与认同困惑。这些华裔作家,从小接受美国文化,并用英语创作,而他们的父辈大多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在美国做过苦力、劳工,开过洗衣店、杂货店。与父辈一样,华裔子女同样经历着唐人街特有的闭塞、压抑和痛苦,也遭遇和他们一样的种族歧视。所不同的是,早期华人移民愿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情感支撑与身份认同,愿意在唐人街维系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新一代华裔则热衷于冲破唐人街与主流社会的隔阂,积极融入美国社会。
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的小说《骨》即是关于出走/守候“唐人街”的故事。《骨》取材于伍慧明自身的生活经历,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伍慧明是第二代移民,从小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上。小说《骨》讲述了旧金山唐人街一户三个女儿家庭的故事。小说以“骨”为题,“骨”的意象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在留守与出逃之间,小说演绎了一段段复杂而发人深思的“唐人街”人生。
无论是出走或者守候“唐人街”,这里饱含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早期中国移民与新一代华裔的矛盾,以及华裔群体与美国主流文化的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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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多面向的因素。在美国华裔作家看来,“唐人街”是人物活动的现实语境,也是形塑华裔文化性格的特定场域。于是,我们读到了黄玉雪笔下详尽的华人生活方式,包括饮食、节日、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以及唐人街的华人学校、家庭会馆、中药店等等;读到了雷庭招小说里生动的唐人街语言,以及生活于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的华人男性;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国佬》里更有反对压迫和性别歧视的华人妇女形象,有争取在美国的立足之地而奋斗的家族几代男性……尽管汤亭亭等人神话改写与拼贴式的“唐人街”写作,有着更复杂的文化政治意味,但“唐人街”的生活方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道德伦理,是广大华裔群体建构其族裔属性的重要文化资源。因此“唐人街”已不仅仅是存在于美国一隅的自足文化空间,它含蕴着多重的历史与文化符码,也因此有了丰富的阐释寓意。
从对唐人街的风俗描绘,到审思唐人街的生存方式,甚至是挖掘唐人街的悠长历史,华裔作家的“唐人街”想象事实上表露了他们历史地建构华人族属性的自觉意识。当他们试图以异国情调的眼光来描写唐人街,迎合主流社会的想象品味时,正好表征了其“少数者”身份的尴尬处境;而当他们试图开掘唐人街错综复杂的历史命脉时,其远离中国文化却欲从中寻求文化资源的支撑,反而可能陷入另一种悖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想象素材的唐人街书写在美国主流文化看来是一种少数民族文学,而他们对中国文字和文学的隔膜又使得其唐人街想象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以外的域外书写。这样的悖论是多数华裔作家从事写作无法绕开的困惑,同时也激发了华裔作家思考其独特的属性意识,如赵健秀所谓的
〔4〕“亚裔美国感性”,即亚裔美国人面对“双重的宰制”,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历史
和传统,这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的,不能被同化,不能消除自身的文化特性。出走/守候唐人街———矛盾重重的抉择进一步显现了华裔群体在两种文化形态中撕扯与挣扎的痛苦以及文化情感的分裂与焦虑,这也使得建构华裔族属性成了一项紧迫的任务与使命。
四、文化政治与族群想象策略
文化边缘人的角色突显了北美华人的弱势地位。无论是出自第一代华人移民的草根作家,还是新一代华裔作家,他们的“唐人街”书写都是对美国种族歧视与文化排斥的有力对抗。争取表达的机会与文化的位置,华人作家的写作是一种“少数者”的话语,更是一种艰难的追求文化承认的行动。因此,少数族裔的话语权抗争成了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或文化政治。
在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看来,叙述是一种召唤记忆的途径,可以弥补历史纪录的空白,可以召唤或激发有关本土文化的想象。而这常常是少数族裔写作或边缘写作的策略。以美国华人而言,美国主流话语拥有对在美华人的历史与现实存在进行记载、阐释、言说的权利。而无论是文化“大熔炉”理论还是“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都透露了主流意识形态遮蔽或者收编少数族裔文化的企图。
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
因此,华裔美国文学中充满着离散者、边缘人的文化身份焦虑、认同主流文化或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徘徊、种族主义压制下华族内部的阶级、性别等多重矛盾。对于身处中西文化双重夹缝的美国华人而言,双重的边缘性势必造成主体多重的他者身份。于是,如何消解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如何突破边缘性存在的孤立,如何以特殊的少数者言说抵抗整体性与普遍性神话,成了华人作家“唐人街”写作时关于华人族群的想象策略。
“草根作家群”的“唐人街”想象常常向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寻找写作资源。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中国古典文学里的道德伦理和人物形象,以及古典文学中含蓄的语言表述,都在草根作家的笔下得到重现。这是早期华人移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眷恋,也是他们借以表情达意的文化资源,同时也彰显了“草根作家群”鲜明的文化立场与底层姿态———打破美国种族大熔炉的理论,关注弱势个体,为华人底层发声,张扬对底层的同情。他们的文化实践一方面诉说了自身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也试图建构其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而华裔作家把想象的坐标转向唐人街,与留守唐人街的华人又是不同的。如果说后者不愿意寻求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从而在唐人街寻找精神庇护所的话,那么前者则是在对抗主流的同时,寻找自身的文化资源,从而建构华裔族属性的身份认同。许多华裔作家如汤亭亭等人都表明其作为美国人的身份。但当他们以这样的身份自居时却又常常感到与真正的美国文化格格不入。于是,既非美国的,也非中国的,而是亚裔美国的,这成了多数华裔愿意承认的文化身份。因此,无论是汤亭亭式的中国神话改写和拼贴,还是赵健秀式的中国古典文化溯源,抑或是谭恩美式的华裔家庭思考,都以不同的想象策略建构了华裔族群的真实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些不愿意臣服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华裔“勇士们”,发出的“少数者”的呼声引起了主流社会的关注。而其关于华裔族属性的思考与身份诉求也开始走向成熟。
不同的族群想象策略,一方面是边缘文本反抗体制压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普遍主义的文化政治受到的质疑与挑战。而不可避免的是,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反抗,所谓的“唐人街写作”仍不得不陷入一个悖论:他们反抗强大的体制力量与主流文化,而又不得不为融入主流社会,寻找自身存在的位置而努力。尽管现代性的整体神话已经瓦解,但新的广泛的支配模式仍然存在,普遍主义的精神垄断与政治渗透也无所不在,因此少数族群的文化政治思考与反抗的道路将是艰难且漫长的。
注释:
〔1〕李小兵等:《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2〕刘登翰主编:《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9页。〔3〕穗青:《佳丽移民记》(序言),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页。
〔4〕单德兴:《重建美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责任编辑:黎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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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
★刘桂茹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摘 要〕“唐人街”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符码。在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
街”书写中,“唐人街”是在美华人寻找与逃避归属的场域,也是弱势华族建构族属性的精神坐标和族群想象策略。
〔关键词〕美国华人小说;唐人街;场域;属性
一、唐人街:历史与文化符码
“唐人街”(Chinatown)也称华埠,是海外华人的一块文化“飞地”。唐人街基本保留着传统的中国城市风貌,那儿有红檐绿瓦、匾额楹联,也有亭台楼阁、庙宇寺院,各种中国风格的建筑成了吸引外国人眼球的中国文化符号,也自然成了海外华人聚集生存的重要场域。
美国唐人街的最早居民为当年开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让他们觉得生活在类似祖国的环境里而感觉自在,再加上美国实行种族排斥与隔离政策,早期华人移民不得不聚集在一起生活,以自我孤立却也自给自足的方式形成了华人生活与文化的中心———唐人街。可以说,唐人街是“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它代表着中国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的一种特定方式。”〔1〕而早期华人暂居美国的观念以及华人文化结构的向心力等方面因素,造成了唐人街在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一个封闭、落后甚至充满暴力的社区。如今唐人街的作者简介:刘桂茹,福建师范大学2008级文艺学博士生,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海外华文文学。
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
人口既有当年华工的后裔,也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新移民。“唐人街”是海外华人寻找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时所追寻的那个具体的“共同体”。
美国“唐人街”不仅是当地社会的独特现象,它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存在,形构着海外华族的真实生存方式。于是,“唐人街”的形象以及关于“唐人街”的故事频频出现于一系列文学与影视作品之中,不同的人群以自己的感受与思考方式阐释他们所理解的“唐人街”。比如“李小龙电影”、刻画“中华英雄”形象的影视剧、李安导演的电影等等,都以“唐人街”为重要背景来展开故事。“唐人街”要么作为华人对抗主流社会的力量,要么以一系列中国文化符号抚慰华人心灵的创伤,要么成了两代华人文化差异与情感断裂的表征。“唐人街”以及华人形象的变迁显示了这一历史与文化符码丰富而多重的内涵。
既然“唐人街”已不仅仅是美国华人聚居的社区名称,它还指向着一种文化价值、种族认同与精神坐标,那么有关“唐人街”的想象与书写便是另一种阐释“唐人街”华人族群生存样态与生命体验的重要尝试。无论是从小生长在唐人街的华人作家,还是成年后移入唐人街的新移民群体,甚至是生活于美国主流人群中的华裔作家,都以他们对“唐人街”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想象方式,言说着各自不同的情感焦虑。而这样的书写背后,还隐藏着华裔群体的文化立场与身份困惑。同时,他们的“唐人街”书写也从不同维度建构与丰富了“唐人街”这一复杂的文化与文学命题,显示了“唐人街”独特的文化潜流与历史动感。
二、关于“边缘人”的书写
凤凰卫视于2003年推出电视专题片《唐人街》,以“唐人街”这一海外华人聚集地为中心,记录了世界各地华人个体或族群的特殊命运与经历,以及华人区的特殊人文景观。在有关华人移民、创业和发展的主题里,该记录片全景式地展示了海外华人作为一种“边缘人”存在的艰辛与尴尬。从该片的内容编排来看,无论是寻梦漂泊者,还是谋生的辛酸泪,甚至是充满血汗般的地狱式生活,都试图真实展现华人身在异乡的孤独痛苦与挣扎困顿。《唐人街》播出后反响强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海外华人生存状况、心路历程以及“唐人街”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当然,这部专题片的策划与制作播出,都带着从外部透视“唐人街”的意图。对“边缘人”的观照,一方面体现了其深切的底层视域,却也因其制作理念的“大中华概念”而遮蔽了“唐人街”书写的多重维度与可能性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系列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以其生动的在场感与特定的内在视角赋予了“唐人街”更加多元的情感旨归和文化价值。某种程度来看,海外华人无论是否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他们在语言、文化、风俗、情感等方面都是一个“异数”,是少数的边缘族群。尤其是初期移民美国的华人,他们往往是随着淘金热而离开故土的农民而非技术移民。并不占有任何经济、文化、政治资源的华人,不是沦为干苦力的开发美国西海岸的廉价劳工,就是进入唐人街
学术界2008.6·学者专论
在洗衣店或华人饭店做杂工。这些底层工作者即是一批批所谓的“引车卖浆之徒”,梦想于纽约街角寻找一处安身之地。林语堂的《唐人街》、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黄运基的《异乡三部曲》(《奔流》、《狂潮》是其中两部)、穗青的《佳丽移民记》等等,都是书写北美华人底层的代表作。而关于“边缘人”的书写,由于写作者的文化立场与生活经历的迥异,他们在小说中所呈现的底层想象也是截然不同。比如,林语堂在《唐人街》里寄寓了一种虚幻想象的“中西合璧”,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寻求合解;周励等人的写作正逢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其虚化华人移民苦难,美化华人“美国梦”的策略,一方面满足了中国国内了解移民创业的渴望,却也因其缺乏厚重的现实基础而引发争议。知识分子式的底层关怀能多大程度上再现生动的底层,这的确是知识分子“边缘书写”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黄运基、穗青等来自旧金山的所谓“草根写作”者“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感受着社会底层的各种不平和坎坷,他们本身或许就是社会底层的一个务工者,或者曾经有过一段底层务工的人生经历;他们较难融入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中上层社会;他们大致都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生存,以自己的底层生存体验,传递着底层的生存状态和声音,呼吁对现实的关注。”他们的书写,又被称为“草根文学”。正如董乃斌在其为穗青《佳丽移民记》所做序言里说的,“它是从长期生活于美国华人社会底层的移民的角度来观察与反映,……既不同于带有较浓校园气息的留学生文学,也不同于对美国华人社会只有很浅了解或从祖国遥望大洋彼岸因而想像多于真实的那种创作,而是一种如草根般真正牢植于美国华人
〔3〕社会土壤之上的文学。”这批“草根文学”可见于黄运基主编的“美国华侨文艺
丛书”,除了前面提到的《奔流》、《佳丽移民记》,还包括宗鹰的《异国他乡月明时》、刘荒田的《唐人街的婚宴》、老南的《豪宅奇缘》等等。如果说林语堂式的唐人街写作仍停留于他关于“文化大同”的浪漫想象,那么“草根文学”的一批作者在他们笔下寄寓的则是深刻的底层写实体验。无论是《奔流》、《狂潮》,还是《佳丽移民记》、《旧金山的故事》等等,这批底层文本承载了草根移民群体的多重情感向度,写实性地彰显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悲欢离合以及关于生存与命运的种种苦难遭遇。
底层写作与关于“边缘人”的写作是探讨底层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底层言说力图打开被遮蔽的底层空间,为没有话语权的底层伸张正义,那么他们的写作本身就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而底层写作者如果不愿意正视本阶层受到的压抑与伤害,那么这样的写作也就缺少表达的力量。“草根写作群”的“唐人街”叙事,在多元民族与文化并存的美国社会是一种关于“少数者”的言说。这种边缘书写是“沉默的大多数”发出的长短不一的呼声,力图开辟属于“少数者”的话语空间。这一方面是草根华族对自身经历的真实记录与合理想象,也是关于其华人身份的一种体认;而更重要的是,草根写作群体力争以他们的“边缘书写”张扬一种坚硬的边缘存在,对“边缘”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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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态势的抗争。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许多“草根文学”的唐人街叙事仍显得拖沓,语言和故事情节也没太多新意,但他们的言说姿态与底层“发声”的冲动形成了当代美国华文文坛值得关注的创作群落。
回顾2006年至今中国大陆关于“底层写作”的论争,知识分子代言与底层写作成了论争的焦点。许多人质疑,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底层的声音,于是,类似“打工者诗歌”等底层写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样地,这样的底层写作也存在着文学想象与语言方面的缺陷。比较而言,美国旧金山的草根写作有着更加多重的向度跨越,比如文化移民、身份属性与生存体验等。他们的“唐人街”写作交织着底层生存的焦虑、华人移民的认同危机、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对故国母土的魂牵梦绕等等多方面的困惑。
草根作家的“唐人街”写作不仅以形绘边缘人的苦难人生为已任,而且致力于在自我孤立的唐人街社区寻找其文化支撑。“唐人街”由此演变成了美国华人底层有关身份归属、情感想象与精神坐标的特殊符码。
三、出走/守候“唐人街”
作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一块“飞地”,“唐人街”这样一种移植的变形的文化,成了唐人街与外界隔离的无形障碍。于是,许多年轻一代的华裔(简称为ABC,即American-bornChinese的简写),在唐人街长大后普遍急于挣脱唐人街的桎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出走“唐人街”一方面是美国华裔打破传统文化牢笼,寻求主流文化认同的焦虑表征,另一方面也说明主流话语对“少数者”潜在的文化召唤力量。当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老一辈华人更倾向于“守候”唐人街。
在一系列美国华裔作家的“唐人街”书写里,作家们就以特有的敏感与自觉,反复再现了出走/守候“唐人街”的文化命题与认同困惑。这些华裔作家,从小接受美国文化,并用英语创作,而他们的父辈大多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在美国做过苦力、劳工,开过洗衣店、杂货店。与父辈一样,华裔子女同样经历着唐人街特有的闭塞、压抑和痛苦,也遭遇和他们一样的种族歧视。所不同的是,早期华人移民愿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情感支撑与身份认同,愿意在唐人街维系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新一代华裔则热衷于冲破唐人街与主流社会的隔阂,积极融入美国社会。
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的小说《骨》即是关于出走/守候“唐人街”的故事。《骨》取材于伍慧明自身的生活经历,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伍慧明是第二代移民,从小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上。小说《骨》讲述了旧金山唐人街一户三个女儿家庭的故事。小说以“骨”为题,“骨”的意象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在留守与出逃之间,小说演绎了一段段复杂而发人深思的“唐人街”人生。
无论是出走或者守候“唐人街”,这里饱含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早期中国移民与新一代华裔的矛盾,以及华裔群体与美国主流文化的格格不入
学术界2008.6·学者专论
等等多面向的因素。在美国华裔作家看来,“唐人街”是人物活动的现实语境,也是形塑华裔文化性格的特定场域。于是,我们读到了黄玉雪笔下详尽的华人生活方式,包括饮食、节日、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以及唐人街的华人学校、家庭会馆、中药店等等;读到了雷庭招小说里生动的唐人街语言,以及生活于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的华人男性;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国佬》里更有反对压迫和性别歧视的华人妇女形象,有争取在美国的立足之地而奋斗的家族几代男性……尽管汤亭亭等人神话改写与拼贴式的“唐人街”写作,有着更复杂的文化政治意味,但“唐人街”的生活方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道德伦理,是广大华裔群体建构其族裔属性的重要文化资源。因此“唐人街”已不仅仅是存在于美国一隅的自足文化空间,它含蕴着多重的历史与文化符码,也因此有了丰富的阐释寓意。
从对唐人街的风俗描绘,到审思唐人街的生存方式,甚至是挖掘唐人街的悠长历史,华裔作家的“唐人街”想象事实上表露了他们历史地建构华人族属性的自觉意识。当他们试图以异国情调的眼光来描写唐人街,迎合主流社会的想象品味时,正好表征了其“少数者”身份的尴尬处境;而当他们试图开掘唐人街错综复杂的历史命脉时,其远离中国文化却欲从中寻求文化资源的支撑,反而可能陷入另一种悖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想象素材的唐人街书写在美国主流文化看来是一种少数民族文学,而他们对中国文字和文学的隔膜又使得其唐人街想象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以外的域外书写。这样的悖论是多数华裔作家从事写作无法绕开的困惑,同时也激发了华裔作家思考其独特的属性意识,如赵健秀所谓的
〔4〕“亚裔美国感性”,即亚裔美国人面对“双重的宰制”,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历史
和传统,这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的,不能被同化,不能消除自身的文化特性。出走/守候唐人街———矛盾重重的抉择进一步显现了华裔群体在两种文化形态中撕扯与挣扎的痛苦以及文化情感的分裂与焦虑,这也使得建构华裔族属性成了一项紧迫的任务与使命。
四、文化政治与族群想象策略
文化边缘人的角色突显了北美华人的弱势地位。无论是出自第一代华人移民的草根作家,还是新一代华裔作家,他们的“唐人街”书写都是对美国种族歧视与文化排斥的有力对抗。争取表达的机会与文化的位置,华人作家的写作是一种“少数者”的话语,更是一种艰难的追求文化承认的行动。因此,少数族裔的话语权抗争成了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或文化政治。
在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看来,叙述是一种召唤记忆的途径,可以弥补历史纪录的空白,可以召唤或激发有关本土文化的想象。而这常常是少数族裔写作或边缘写作的策略。以美国华人而言,美国主流话语拥有对在美华人的历史与现实存在进行记载、阐释、言说的权利。而无论是文化“大熔炉”理论还是“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都透露了主流意识形态遮蔽或者收编少数族裔文化的企图。
论美国华人小说的“唐人街”书写
因此,华裔美国文学中充满着离散者、边缘人的文化身份焦虑、认同主流文化或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徘徊、种族主义压制下华族内部的阶级、性别等多重矛盾。对于身处中西文化双重夹缝的美国华人而言,双重的边缘性势必造成主体多重的他者身份。于是,如何消解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如何突破边缘性存在的孤立,如何以特殊的少数者言说抵抗整体性与普遍性神话,成了华人作家“唐人街”写作时关于华人族群的想象策略。
“草根作家群”的“唐人街”想象常常向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寻找写作资源。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中国古典文学里的道德伦理和人物形象,以及古典文学中含蓄的语言表述,都在草根作家的笔下得到重现。这是早期华人移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眷恋,也是他们借以表情达意的文化资源,同时也彰显了“草根作家群”鲜明的文化立场与底层姿态———打破美国种族大熔炉的理论,关注弱势个体,为华人底层发声,张扬对底层的同情。他们的文化实践一方面诉说了自身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也试图建构其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而华裔作家把想象的坐标转向唐人街,与留守唐人街的华人又是不同的。如果说后者不愿意寻求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从而在唐人街寻找精神庇护所的话,那么前者则是在对抗主流的同时,寻找自身的文化资源,从而建构华裔族属性的身份认同。许多华裔作家如汤亭亭等人都表明其作为美国人的身份。但当他们以这样的身份自居时却又常常感到与真正的美国文化格格不入。于是,既非美国的,也非中国的,而是亚裔美国的,这成了多数华裔愿意承认的文化身份。因此,无论是汤亭亭式的中国神话改写和拼贴,还是赵健秀式的中国古典文化溯源,抑或是谭恩美式的华裔家庭思考,都以不同的想象策略建构了华裔族群的真实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些不愿意臣服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华裔“勇士们”,发出的“少数者”的呼声引起了主流社会的关注。而其关于华裔族属性的思考与身份诉求也开始走向成熟。
不同的族群想象策略,一方面是边缘文本反抗体制压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普遍主义的文化政治受到的质疑与挑战。而不可避免的是,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反抗,所谓的“唐人街写作”仍不得不陷入一个悖论:他们反抗强大的体制力量与主流文化,而又不得不为融入主流社会,寻找自身存在的位置而努力。尽管现代性的整体神话已经瓦解,但新的广泛的支配模式仍然存在,普遍主义的精神垄断与政治渗透也无所不在,因此少数族群的文化政治思考与反抗的道路将是艰难且漫长的。
注释:
〔1〕李小兵等:《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2〕刘登翰主编:《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9页。〔3〕穗青:《佳丽移民记》(序言),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页。
〔4〕单德兴:《重建美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责任编辑:黎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