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中国贸易报 2000年08期
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机。经济增长呈现以下特点：经济增长将比前两年更加平稳；扩大内需政策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增强；拉动经济增长的供给与需求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企业效益明显好转；市场物价止跌企稳。对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积极变化，有人认为通货紧缩趋势已经结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宏观经济政策应向适度中性化方面调整，提出要减弱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
不要对当前经济增长的回升估计过高，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半途而废
判断经济是否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经济增长是否出现了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调节就能自动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而我国当前的情况是：
首先，投资增长的下滑趋势未能得到根本遏制。投资增长出现了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的倾向。1999年全社会投资新增额对预算内投资的依赖度由上年的34.66%上升到101.27%；同时， 投资增长严重依赖于国有经济投资，1999年全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的依赖度大约为90%，而1993—1997年间依赖度平均为45.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债投资下降，全社会投资增长就会加速下滑。根据我国过去启动经济的经验，启动经济之初都是最先启动国有经济，然后其它经济如集体经济、三资经济相继跟进，形成逐步扩散的态势，这一次，显然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国有经济投资连续两年加速增长，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第二年和第三年（1999年和2000年上半年）却未有多大响应，投资增长单靠国有经济投资或政府投资而没有民间投资的跟进便难以形成持续增长的态势。因此，当前的经济回升缺乏投资强劲增长的支持。
其次，现有的消费格局无法支持经济增长的加速。经济是否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有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的支撑。尽管近期国内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热点，如旅游热、网络热和教育消费热，但这些热点都是局部性的或处于初始阶段的消费热点，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认为，决定我国未来经济再上新台阶的主导消费力量将是住房、汽车、电子通信类产品等新兴消费品的快速增长，显然，这些新兴消费品增长率的提高和份额的增加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因而，目前要使我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还缺乏新消费热点的支持。我们估计未来几年内，消费需求增长将继续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第三，国际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靠出口来拉动内需的增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实现了战后最长时间的繁荣，这主要是由于新经济因素的推动，但新经济因素也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估计美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将出现自发性调整，降到适度增长区间，这对亚洲经济及我国经济将产生一定的波及性影响。还有，我国即将加入“WTO”， 尽管这对我国的长期增长较为有利，但却不可避免地将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冲击，尤其是在我国微观企业对此准备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可能性较小。
在以上增长格局下，短期经济增长将主要受投资增长的约束。而投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增长仍然受到较强的需求约束和深层次的体制性因素的障碍而难以启动。因此只有依靠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投资的适度增长，以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反复。
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继续好转，下半年需再增发一定规模的国债
由于上半年经济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年下半年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多方面推出了力度较大的刺激增长政策作用的结果，许多政策效应在今年下半年将会减弱，如出口退税率在去年7月1日平均提高了15%的高水平，再提高的空间很小，且受去年基数较高的影响，出口增长率会有较明显的回落；增加居民工资也许还有一些空间，但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工资只会增加生产成本，难以真正刺激消费。
就投资而言，尽管国有单位投资不断增长，但这始终没有得到民间投资的响应，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明显偏低，使许多企业对新增投资持观望态度，从而明显抑制了投资需求的增长。这预示着如果下半年不增加国债投资，投资需求将继续下滑，从而不利于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继续回升。
今年不仅不能减少国债投资，而且为了保持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下半年还需增发500—700亿元国债。我们测算，假如今年增发国债只有1000亿元，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增长率大约为8.9%， 其中上半年增长 10%，下半年增长8.6%。而年初计划全社会投资增长率为10%，在这种情况下，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增长大致要达到11%～12%。这就是说，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估计值与目标值差两个百分点，投资额相差500—700亿元， 因此， 要使经济增长达到预期目标需再增发500—700亿元国债。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政府连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来之不易。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代替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二者应该并重。今年头4 个月，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和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是受降息、政策性调价和外部环境好转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并不是所有企业效益均有所好转，企业效益的好转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加工业、电力蒸气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等少数行业和大型骨干企业。同时，尽管亏损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均有所缩小，但平均每个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却上升了1万元，达到107万元。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际油价的上涨，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不断增加的同时，其下游产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亏损额却在迅速增加，1—4月其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倍，达到58 亿元，占整个工业亏损额的10.7%，全行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由上年同期的16.38亿元转为－33.61亿元，这可能导致下半年整个工业企业效益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当前经济刚刚出现转机的情况下，便放松限产压库和淘汰无效生产能力的工作，使结构调整进程放慢。如一些严重过剩且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可能在价格上涨的驱动下重新开工启用，将延迟淘汰过剩或无效生产能力的过程。总之，去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主要是受政策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带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对当前企业效益的好转过分乐观，搞低水平的经济扩张，而忽视结构调整和改革攻坚工作。
总的来说，从上半年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看，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重要转机，表明我们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克服了由此带来的困难，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的趋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短期政策效应和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如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采取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攻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为“十五”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奠定基础。
作者：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中国贸易报 2000年08期
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机。经济增长呈现以下特点：经济增长将比前两年更加平稳；扩大内需政策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增强；拉动经济增长的供给与需求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企业效益明显好转；市场物价止跌企稳。对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积极变化，有人认为通货紧缩趋势已经结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宏观经济政策应向适度中性化方面调整，提出要减弱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
不要对当前经济增长的回升估计过高，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半途而废
判断经济是否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经济增长是否出现了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调节就能自动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而我国当前的情况是：
首先，投资增长的下滑趋势未能得到根本遏制。投资增长出现了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的倾向。1999年全社会投资新增额对预算内投资的依赖度由上年的34.66%上升到101.27%；同时， 投资增长严重依赖于国有经济投资，1999年全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的依赖度大约为90%，而1993—1997年间依赖度平均为45.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债投资下降，全社会投资增长就会加速下滑。根据我国过去启动经济的经验，启动经济之初都是最先启动国有经济，然后其它经济如集体经济、三资经济相继跟进，形成逐步扩散的态势，这一次，显然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国有经济投资连续两年加速增长，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第二年和第三年（1999年和2000年上半年）却未有多大响应，投资增长单靠国有经济投资或政府投资而没有民间投资的跟进便难以形成持续增长的态势。因此，当前的经济回升缺乏投资强劲增长的支持。
其次，现有的消费格局无法支持经济增长的加速。经济是否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有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的支撑。尽管近期国内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热点，如旅游热、网络热和教育消费热，但这些热点都是局部性的或处于初始阶段的消费热点，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认为，决定我国未来经济再上新台阶的主导消费力量将是住房、汽车、电子通信类产品等新兴消费品的快速增长，显然，这些新兴消费品增长率的提高和份额的增加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因而，目前要使我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还缺乏新消费热点的支持。我们估计未来几年内，消费需求增长将继续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第三，国际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靠出口来拉动内需的增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实现了战后最长时间的繁荣，这主要是由于新经济因素的推动，但新经济因素也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估计美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将出现自发性调整，降到适度增长区间，这对亚洲经济及我国经济将产生一定的波及性影响。还有，我国即将加入“WTO”， 尽管这对我国的长期增长较为有利，但却不可避免地将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冲击，尤其是在我国微观企业对此准备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可能性较小。
在以上增长格局下，短期经济增长将主要受投资增长的约束。而投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增长仍然受到较强的需求约束和深层次的体制性因素的障碍而难以启动。因此只有依靠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投资的适度增长，以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反复。
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继续好转，下半年需再增发一定规模的国债
由于上半年经济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年下半年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多方面推出了力度较大的刺激增长政策作用的结果，许多政策效应在今年下半年将会减弱，如出口退税率在去年7月1日平均提高了15%的高水平，再提高的空间很小，且受去年基数较高的影响，出口增长率会有较明显的回落；增加居民工资也许还有一些空间，但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工资只会增加生产成本，难以真正刺激消费。
就投资而言，尽管国有单位投资不断增长，但这始终没有得到民间投资的响应，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明显偏低，使许多企业对新增投资持观望态度，从而明显抑制了投资需求的增长。这预示着如果下半年不增加国债投资，投资需求将继续下滑，从而不利于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继续回升。
今年不仅不能减少国债投资，而且为了保持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下半年还需增发500—700亿元国债。我们测算，假如今年增发国债只有1000亿元，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增长率大约为8.9%， 其中上半年增长 10%，下半年增长8.6%。而年初计划全社会投资增长率为10%，在这种情况下，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增长大致要达到11%～12%。这就是说，不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投资估计值与目标值差两个百分点，投资额相差500—700亿元， 因此， 要使经济增长达到预期目标需再增发500—700亿元国债。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政府连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来之不易。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代替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二者应该并重。今年头4 个月，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和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是受降息、政策性调价和外部环境好转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并不是所有企业效益均有所好转，企业效益的好转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加工业、电力蒸气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等少数行业和大型骨干企业。同时，尽管亏损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均有所缩小，但平均每个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却上升了1万元，达到107万元。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际油价的上涨，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不断增加的同时，其下游产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亏损额却在迅速增加，1—4月其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倍，达到58 亿元，占整个工业亏损额的10.7%，全行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由上年同期的16.38亿元转为－33.61亿元，这可能导致下半年整个工业企业效益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当前经济刚刚出现转机的情况下，便放松限产压库和淘汰无效生产能力的工作，使结构调整进程放慢。如一些严重过剩且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可能在价格上涨的驱动下重新开工启用，将延迟淘汰过剩或无效生产能力的过程。总之，去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主要是受政策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带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对当前企业效益的好转过分乐观，搞低水平的经济扩张，而忽视结构调整和改革攻坚工作。
总的来说，从上半年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看，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重要转机，表明我们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克服了由此带来的困难，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的趋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短期政策效应和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如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采取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攻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为“十五”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