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转型中国常被作为缺乏法律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例子，也被作为“法律的有效实施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获得融资”这个命题的例外。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经济成功主要是那些非正规部门推动的，这些部门的企业却主要依赖于长期关系、声誉维持的非正规融资；二是许多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的融资来自国企的金融资源漏损，这种漏损是非法的。如果长期关系和声誉、甚至非法漏损在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律的作用要么不显著，要么为负。本文利用微观的企业融资数据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后发现，全部的企业样本证明法律有利于企业融资，局部的融资困难的民菅企业样本。甚至参与腐败的企业样本同样支持法律的有效性命题；我们以信任作为长期关系的代理变量，考察了正式的法律制度、非正式的长期关系及其交互作用.发现法律与长期关系中的信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都有利于企业融资；民营企业、金融可得性差的企业更容易参与金融腐败，外资企业更不容易参与金融腐败。
[关键词]金融可得性；融资成本；法律实施；信任
由于跨时期交易潜在的机会主义和不对称信息下的道德风险，融资方事后可能利用各种方法直接或间接侵占出资方的利益，这将大大减少出资方的“可保证收入”，因此，出资方可能事前就不愿意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这将降低融资方的金融可得性。当融资方试图提高回报率吸引投资时，一方面会增加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会面临逆向选择约束。好的投资者保护有助于约束融资方事后损害投资者的行为，反过来有助于融资方事前更好的融资，并降低融资成本。Ld Porta、Lopez-de-silolcs、Shlcifer和Vishny发现普通法系国家较好的有关投资者保护、债权人保护的立法和法律实施有助于缓解融资方事后的掠夺行为，从而能够很好地解释其发达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当人们接受了法律显著影响融资的命题以后，就不难理解法律会影响到公司治理、股权分散程度和公司价值的大小；法律会影响到企业融资成本的高低；影响到银行存贷利差，影响到一国的信贷规模；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增长率和企业的规模。
在LLSVV等的影响下，沈艺峰等利用国内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先后讨论了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对证券市场发展、企业资本结构、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姜付秀等讨论了投资者保护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陈冬华等讨论了在法律保护不力时，证监会的准入管制对法律的隐�替代；张健华等讨论了法律保护促进融资，却可能影响银行的贷款规模和风险。
但是Allen等的研究却认为LLSV的结论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在中国转型期间较弱的投资者保护下非正规金融起了很大作用，79.63%的融资来源于银行以外，非正规金融依赖的运行机制是长期关系和声誉，而法律在长期关系中作用较小；卢峰和姚洋进一步认为，在当前金融压抑的背景下银行贷款存在倾向国有企业的歧视性偏好，而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的许多融资却是非法的，特别地，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漏损成了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如果他们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在中国加强法律实施要么对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影响是不显著的（法律对非正规金融影响有限），要么不利于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特别是那些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法律会不完全替代已有的长期关系网络，法律会打击违法融资），我们就应该放缓而不是加快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
一、研究样本与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共124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所覆盖的城市包括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占到中国GDP总量的百分之七八十。除了4个超大型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各抽样了200家企业以外，其他每个城市各抽样100家企业。所调查行业不包括受政策限制较多的金融服务业，共有31个行业。每个行业中的企业被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每一类型企业占到该行业全部收入的1/3。然后再从每一类中选取同等数量的企业，且每个企业至少有10名雇员。
同时，为了研究非正式实施机制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我们以信任度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的代理变量，使用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有关各省信任度的调查结果，该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一）司法（无）效率与司法公正
问卷中包括司法效率的指标有企业与其经销商或零售商之间发生纠纷后采取法律诉讼方式解决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1，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发生纠纷后法律诉讼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2，使用它们可分别得到司法无效率衡量的两个指标，本文主要使用t1这个指标。问卷中关于司法公正的指标可以由被问及发生商业纠纷时企业对当地司法系统公正裁决的信心来衡量。为了剔除主观调查所产生的随意性，我们可以将所有回答中最低5%和最高5%作为极端值剔除；同时，为了免除后面研究司法效率、司法公正与企业融资之间关系的内生性困扰，可以将企业的回答分城市加以平均，得到当地企业对120个城市司法无效率和司法公正的评价。表1给出了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一个商业纠纷平均耗时6.74个月，最短可在一个月内解决，最长则可达三年。尽管少数企业对中国的司法公正完全没信心，但平均而言，国内司法系统的公正性还是得到大多数企业认可的，信心超过了70%。而且，司法公正与司法无效率有较弱的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36，对一些案件处理较快的城市，办案速度并没有影响到公正。
（二）金融可得性（access to finance，后文简写为ATF）与融资成本（financing cost，后文简写为FC）
问卷中调查了一些因素是否对企业的运营和增长构成制约，如通信、电力、交通、税收管理、习俗、工人技能、地方保护等，包括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答案分为五个等级：非常严重、严重、中等、有点影响、没影响。后文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把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对企业发展的障碍直接表达为金融可得性的难易和融资成本的高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的情况分别见表2和表3。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企业都认为金融的可得性（65.72%）和融资成本（60.32%）对企业的运营和增长构成了制约。特别地，我们注意到金融可得性的严重程度要大于融资成本（回答金融可得性问题非常严重和严重的比例都大于回答融资成本的相应比例），这说明企业难以通过提高投资回报率来吸引资金，因为这会面临逆向选择的约束。
（三）金融腐败
在金融压抑的背景下，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有很大差距，这制造了寻租空间。中央银行研究局2003年做过一个调查：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除了支付正常的利息（包括浮动利率），每年还得花费贷款的5%来维持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良好关系，并且申请到一笔贷款还得额外支出4%。
当企业无法正常获得融资时，很可能参与金融腐败。问卷中企业被问及是否曾经向银行或其他贷款机构职员做额外支付以获得贷款，有807家企业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也有企业拒绝回答此问题。这为我们考察腐败的参与、法律实施对腐败的影响、法律实施对参与非法融资企业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四）信任度
为了讨论非正规融资的实现机制，我们引入张维迎和柯荣住的信任指标，以此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的代理变量。该指标是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对全国15000多家企业问卷调查的结果。信任度的测度是根据总样本中认为该地区最值得信任、第二信任、第三信任等的人的比例来确定。他们发现，是否剔除本省的样本对第一信任排序几乎没有影响，故采取它作为各省信任度的测度相对更加稳健。本文也使用该指标对企业（或城市）所在省份的信任度进行赋值。
（五）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年龄、用企业的雇员总数表示的企业规模对数、2004年的利润对数、销售额的对数、净固定资产对数。近年来企业的政治关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目的包括发送盈利状况的信号，获取相应的资源。问卷中政治关联的变量包括总经理是否由政府任命，税收部门、公共安全部门、环境部门和社会与劳动部门对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官员比例，我们将后四个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为一个政治关联变量。另外，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许还受到所有权性质影响，我们把企业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最后，再设立119个城市虚拟变量。其描述性统计见表6。
二、计量分析
首先使用全部样本讨论法律实施与企业金融可得性融资成本的关系；接下来讨论哪些企业更可能参与金融腐败；最后使用容易参与腐败的企业和已经参与腐败的企业作为分样本，讨论法律实施是否有助于这部分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
（一）司法效率、司法公正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
如前所述，尽管法律实施有助于企业改善融资条件，但对于中国转型时期，该命题是有争议的。我们这里采用微观的企业数据验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包括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是否有利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根据表2和表3的制约严重程度，令金融可得性或融资成本等于0表示非常严重，等于1表示严重，等于2表示中等，等于3表示有点影响，等于4表示没影响。我们使用ologit模型，假定潜变量Y*由下式决定：
同样，融资成本与此类似。回归结果详见下表。
从表6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均显著影响到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司法越有效率，司法越公正，企业的金融可得性越好，融资成本越低。而且，控制住城市虚拟变量以后，司法效率、司法公正的影响大得多。企业高管由政府任命会降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提高其融资成本。企业的政治关联在没有控制城市虚拟变量的时候看起来有助于改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但是一旦控制住城市虚拟变量，它们的影响却不再显著。因此，我们对政治关联影响企业融资的假说表示怀疑。企业性质会显著影响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外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更好，融资成本更低；而民营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差，融资成本更高；国有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也比较差，而融资成本则不显著。这可能说明银行商业化后比较注重贷款风险，民营企业可能通过后文讨论的腐败手段获得融资，而国有企业相对不会，所以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对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都有有利的影响，但以雇工人数衡量的企业规模，以及企业的净固定资产却不利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这不符合我们回归前的预期，原因可能是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相对更大的融资需求。
（二）谁参与了金融腐败
如前所述，我国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开，官方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排队，还会有寻租，租金实际上也成为企业融资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当企业无法正常获得信贷，在现行金融制度安排下，企业可能会给予金融机构某些雇员非正式支付以帮助企业获得贷款。我们预期融资困难的企业更可能参与金融腐败，而且企业性质也会影响金融腐败的参与。国有企业即使面临融资困难，相对而言，参与腐败的动机较小，原因可能是代理人不愿意为企业发展承担额外的违法风险。首先忽略那些拒绝回答的企业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回归；最后一列则考虑样本选择问题，运用Heckman两步法进行回归，其中选择方程协变量为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我们的设想是法律实施越好，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回答可能越有顾忌。
以上回归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融资越困难，参与腐败的动机越强烈；民营企业更可能参与腐败，外资企业更不可能参与金融腐败，国有企业参与腐败与否不显著。司法公正有利于消除腐败，而司法效率影响则不显著。
法律实施对于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参与腐败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是否有帮助？这个问题在没有数据支持以前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法律实施一方面保护投资者利益，从而有利于企业融资；另一方面它又在金融压抑的背景下打击了非法融资，不利于这些企业融资。以下回归结果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单独对民营企业做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的回归，在控制城市变量以后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且是有利的。尽管这里法律实施的作用是复杂的，存在相互抵消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民营企业主要依赖Allen等强调的非正规金融，还有卢峰和姚洋强调的非法金融漏损，以及本文强调的违法的金融腐败。考虑所有正负影响以后，本文的证据再次支持法律有利于融资命题的有效性。不仅如此，甚至单独对那些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做回归，结论依然不变。
三、法律与信任
如前所述，现有文献强调中国企业对非正规金融的依赖，前文对不同样本进行回归，检验法律对那些依赖非正规乃至违法机制的企业是否依然有效，这里则检验直接引入非正规金融实施机制以后法律的作用是否依然显著？如果我们以信任作为非正规金融实施机制的代理变量，引入信任与法律的交叉项还可以考察法律与信任的作用是互补还是替代。一般地，这属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讨论，有关的文献很多。已有理论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既有互补也有替代的作用。互补表现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不同的运行机制，有各自的优势，分别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替代表现在本该正式制度作用的领域，如果正式制度缺位，非正式制度就会建立并发挥作用，即使这种作用是扭曲的，如Hay等对俄罗斯转型期法治缺位时黑社会替代执法的描述，替代还表现在正式制度建立初期，会摧毁原有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基础。本节以信任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或非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考察法律在Aucn等所说的中国以非正规金融为主要融资方式的经济中，控制了信任以后法律的作用是否依然显著，以及法律与信任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从而检验前面结论的稳健性。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再列出控制变量的系数，只列出关键变量。
以上回归表明，信任对企业融资很重要，既有利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也有利于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在控制了信任以后，法律实施同样重要。在当前的环境下，法律实施与信任对投资者或许起到了双重的保护作用。问卷中关于企业是否与上下游厂商签订正式合同的答案表明，90.34%的企业回答与经销商和零售商签订了正式合同，87.56%的企业回答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了正式合同，这表明即使在中国的商业交往当中非正式的机制起了很大作用，企业仍然很重视正式法律的互补作用。有意思的是，第二节的相关系数矩阵表明，信任与法律实施好坏负相关，说明二者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即法律保护差的地区信任会发挥更大作用，但这里交叉项的符号表明，法律在信任度更高的地区对企业融资作用更大，二者有相互增强的互补作用。
四、结语
法律在中国经济取得成功中的角色一直受到怀疑，越来越多的文献强调法律缺失情况下替代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的法和金融文献或者认为法律对于依赖长期关系和声誉的非正规金融影响有限，或者认为法律有反作用，因为相对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在信贷歧视的背景下常常依靠非法的漏损获得金融资源。如果他们的论点是对的，我们就不应该过快的进行法治转型。本文使用更大更微观的样本重新检验法律与企业融资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我们的结论并不支持中国是一个例外，相反，法律在其中仍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坚持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建设，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有利于企业获得融资，而且是成本更低地获得融资。
责任编辑：邵华明
[内容摘要]转型中国常被作为缺乏法律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例子，也被作为“法律的有效实施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获得融资”这个命题的例外。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经济成功主要是那些非正规部门推动的，这些部门的企业却主要依赖于长期关系、声誉维持的非正规融资；二是许多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的融资来自国企的金融资源漏损，这种漏损是非法的。如果长期关系和声誉、甚至非法漏损在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律的作用要么不显著，要么为负。本文利用微观的企业融资数据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后发现，全部的企业样本证明法律有利于企业融资，局部的融资困难的民菅企业样本。甚至参与腐败的企业样本同样支持法律的有效性命题；我们以信任作为长期关系的代理变量，考察了正式的法律制度、非正式的长期关系及其交互作用.发现法律与长期关系中的信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都有利于企业融资；民营企业、金融可得性差的企业更容易参与金融腐败，外资企业更不容易参与金融腐败。
[关键词]金融可得性；融资成本；法律实施；信任
由于跨时期交易潜在的机会主义和不对称信息下的道德风险，融资方事后可能利用各种方法直接或间接侵占出资方的利益，这将大大减少出资方的“可保证收入”，因此，出资方可能事前就不愿意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这将降低融资方的金融可得性。当融资方试图提高回报率吸引投资时，一方面会增加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会面临逆向选择约束。好的投资者保护有助于约束融资方事后损害投资者的行为，反过来有助于融资方事前更好的融资，并降低融资成本。Ld Porta、Lopez-de-silolcs、Shlcifer和Vishny发现普通法系国家较好的有关投资者保护、债权人保护的立法和法律实施有助于缓解融资方事后的掠夺行为，从而能够很好地解释其发达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当人们接受了法律显著影响融资的命题以后，就不难理解法律会影响到公司治理、股权分散程度和公司价值的大小；法律会影响到企业融资成本的高低；影响到银行存贷利差，影响到一国的信贷规模；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增长率和企业的规模。
在LLSVV等的影响下，沈艺峰等利用国内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先后讨论了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对证券市场发展、企业资本结构、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姜付秀等讨论了投资者保护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陈冬华等讨论了在法律保护不力时，证监会的准入管制对法律的隐�替代；张健华等讨论了法律保护促进融资，却可能影响银行的贷款规模和风险。
但是Allen等的研究却认为LLSV的结论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在中国转型期间较弱的投资者保护下非正规金融起了很大作用，79.63%的融资来源于银行以外，非正规金融依赖的运行机制是长期关系和声誉，而法律在长期关系中作用较小；卢峰和姚洋进一步认为，在当前金融压抑的背景下银行贷款存在倾向国有企业的歧视性偏好，而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的许多融资却是非法的，特别地，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漏损成了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如果他们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在中国加强法律实施要么对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影响是不显著的（法律对非正规金融影响有限），要么不利于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特别是那些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法律会不完全替代已有的长期关系网络，法律会打击违法融资），我们就应该放缓而不是加快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
一、研究样本与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共124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所覆盖的城市包括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占到中国GDP总量的百分之七八十。除了4个超大型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各抽样了200家企业以外，其他每个城市各抽样100家企业。所调查行业不包括受政策限制较多的金融服务业，共有31个行业。每个行业中的企业被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每一类型企业占到该行业全部收入的1/3。然后再从每一类中选取同等数量的企业，且每个企业至少有10名雇员。
同时，为了研究非正式实施机制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我们以信任度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的代理变量，使用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有关各省信任度的调查结果，该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一）司法（无）效率与司法公正
问卷中包括司法效率的指标有企业与其经销商或零售商之间发生纠纷后采取法律诉讼方式解决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1，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发生纠纷后法律诉讼所需要花费的时间t2，使用它们可分别得到司法无效率衡量的两个指标，本文主要使用t1这个指标。问卷中关于司法公正的指标可以由被问及发生商业纠纷时企业对当地司法系统公正裁决的信心来衡量。为了剔除主观调查所产生的随意性，我们可以将所有回答中最低5%和最高5%作为极端值剔除；同时，为了免除后面研究司法效率、司法公正与企业融资之间关系的内生性困扰，可以将企业的回答分城市加以平均，得到当地企业对120个城市司法无效率和司法公正的评价。表1给出了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一个商业纠纷平均耗时6.74个月，最短可在一个月内解决，最长则可达三年。尽管少数企业对中国的司法公正完全没信心，但平均而言，国内司法系统的公正性还是得到大多数企业认可的，信心超过了70%。而且，司法公正与司法无效率有较弱的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36，对一些案件处理较快的城市，办案速度并没有影响到公正。
（二）金融可得性（access to finance，后文简写为ATF）与融资成本（financing cost，后文简写为FC）
问卷中调查了一些因素是否对企业的运营和增长构成制约，如通信、电力、交通、税收管理、习俗、工人技能、地方保护等，包括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答案分为五个等级：非常严重、严重、中等、有点影响、没影响。后文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把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对企业发展的障碍直接表达为金融可得性的难易和融资成本的高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的情况分别见表2和表3。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企业都认为金融的可得性（65.72%）和融资成本（60.32%）对企业的运营和增长构成了制约。特别地，我们注意到金融可得性的严重程度要大于融资成本（回答金融可得性问题非常严重和严重的比例都大于回答融资成本的相应比例），这说明企业难以通过提高投资回报率来吸引资金，因为这会面临逆向选择的约束。
（三）金融腐败
在金融压抑的背景下，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有很大差距，这制造了寻租空间。中央银行研究局2003年做过一个调查：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除了支付正常的利息（包括浮动利率），每年还得花费贷款的5%来维持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良好关系，并且申请到一笔贷款还得额外支出4%。
当企业无法正常获得融资时，很可能参与金融腐败。问卷中企业被问及是否曾经向银行或其他贷款机构职员做额外支付以获得贷款，有807家企业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也有企业拒绝回答此问题。这为我们考察腐败的参与、法律实施对腐败的影响、法律实施对参与非法融资企业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四）信任度
为了讨论非正规融资的实现机制，我们引入张维迎和柯荣住的信任指标，以此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的代理变量。该指标是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对全国15000多家企业问卷调查的结果。信任度的测度是根据总样本中认为该地区最值得信任、第二信任、第三信任等的人的比例来确定。他们发现，是否剔除本省的样本对第一信任排序几乎没有影响，故采取它作为各省信任度的测度相对更加稳健。本文也使用该指标对企业（或城市）所在省份的信任度进行赋值。
（五）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年龄、用企业的雇员总数表示的企业规模对数、2004年的利润对数、销售额的对数、净固定资产对数。近年来企业的政治关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目的包括发送盈利状况的信号，获取相应的资源。问卷中政治关联的变量包括总经理是否由政府任命，税收部门、公共安全部门、环境部门和社会与劳动部门对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官员比例，我们将后四个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为一个政治关联变量。另外，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许还受到所有权性质影响，我们把企业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最后，再设立119个城市虚拟变量。其描述性统计见表6。
二、计量分析
首先使用全部样本讨论法律实施与企业金融可得性融资成本的关系；接下来讨论哪些企业更可能参与金融腐败；最后使用容易参与腐败的企业和已经参与腐败的企业作为分样本，讨论法律实施是否有助于这部分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
（一）司法效率、司法公正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
如前所述，尽管法律实施有助于企业改善融资条件，但对于中国转型时期，该命题是有争议的。我们这里采用微观的企业数据验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包括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是否有利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根据表2和表3的制约严重程度，令金融可得性或融资成本等于0表示非常严重，等于1表示严重，等于2表示中等，等于3表示有点影响，等于4表示没影响。我们使用ologit模型，假定潜变量Y*由下式决定：
同样，融资成本与此类似。回归结果详见下表。
从表6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均显著影响到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司法越有效率，司法越公正，企业的金融可得性越好，融资成本越低。而且，控制住城市虚拟变量以后，司法效率、司法公正的影响大得多。企业高管由政府任命会降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提高其融资成本。企业的政治关联在没有控制城市虚拟变量的时候看起来有助于改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但是一旦控制住城市虚拟变量，它们的影响却不再显著。因此，我们对政治关联影响企业融资的假说表示怀疑。企业性质会显著影响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外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更好，融资成本更低；而民营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差，融资成本更高；国有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也比较差，而融资成本则不显著。这可能说明银行商业化后比较注重贷款风险，民营企业可能通过后文讨论的腐败手段获得融资，而国有企业相对不会，所以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对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都有有利的影响，但以雇工人数衡量的企业规模，以及企业的净固定资产却不利于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这不符合我们回归前的预期，原因可能是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相对更大的融资需求。
（二）谁参与了金融腐败
如前所述，我国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开，官方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排队，还会有寻租，租金实际上也成为企业融资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当企业无法正常获得信贷，在现行金融制度安排下，企业可能会给予金融机构某些雇员非正式支付以帮助企业获得贷款。我们预期融资困难的企业更可能参与金融腐败，而且企业性质也会影响金融腐败的参与。国有企业即使面临融资困难，相对而言，参与腐败的动机较小，原因可能是代理人不愿意为企业发展承担额外的违法风险。首先忽略那些拒绝回答的企业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回归；最后一列则考虑样本选择问题，运用Heckman两步法进行回归，其中选择方程协变量为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我们的设想是法律实施越好，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回答可能越有顾忌。
以上回归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融资越困难，参与腐败的动机越强烈；民营企业更可能参与腐败，外资企业更不可能参与金融腐败，国有企业参与腐败与否不显著。司法公正有利于消除腐败，而司法效率影响则不显著。
法律实施对于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参与腐败的企业的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是否有帮助？这个问题在没有数据支持以前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法律实施一方面保护投资者利益，从而有利于企业融资；另一方面它又在金融压抑的背景下打击了非法融资，不利于这些企业融资。以下回归结果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单独对民营企业做金融可得性和融资成本的回归，在控制城市变量以后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且是有利的。尽管这里法律实施的作用是复杂的，存在相互抵消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民营企业主要依赖Allen等强调的非正规金融，还有卢峰和姚洋强调的非法金融漏损，以及本文强调的违法的金融腐败。考虑所有正负影响以后，本文的证据再次支持法律有利于融资命题的有效性。不仅如此，甚至单独对那些参与金融腐败的企业做回归，结论依然不变。
三、法律与信任
如前所述，现有文献强调中国企业对非正规金融的依赖，前文对不同样本进行回归，检验法律对那些依赖非正规乃至违法机制的企业是否依然有效，这里则检验直接引入非正规金融实施机制以后法律的作用是否依然显著？如果我们以信任作为非正规金融实施机制的代理变量，引入信任与法律的交叉项还可以考察法律与信任的作用是互补还是替代。一般地，这属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讨论，有关的文献很多。已有理论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既有互补也有替代的作用。互补表现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不同的运行机制，有各自的优势，分别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替代表现在本该正式制度作用的领域，如果正式制度缺位，非正式制度就会建立并发挥作用，即使这种作用是扭曲的，如Hay等对俄罗斯转型期法治缺位时黑社会替代执法的描述，替代还表现在正式制度建立初期，会摧毁原有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基础。本节以信任作为长期关系和声誉或非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考察法律在Aucn等所说的中国以非正规金融为主要融资方式的经济中，控制了信任以后法律的作用是否依然显著，以及法律与信任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从而检验前面结论的稳健性。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再列出控制变量的系数，只列出关键变量。
以上回归表明，信任对企业融资很重要，既有利于企业的金融可得性，也有利于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在控制了信任以后，法律实施同样重要。在当前的环境下，法律实施与信任对投资者或许起到了双重的保护作用。问卷中关于企业是否与上下游厂商签订正式合同的答案表明，90.34%的企业回答与经销商和零售商签订了正式合同，87.56%的企业回答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了正式合同，这表明即使在中国的商业交往当中非正式的机制起了很大作用，企业仍然很重视正式法律的互补作用。有意思的是，第二节的相关系数矩阵表明，信任与法律实施好坏负相关，说明二者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即法律保护差的地区信任会发挥更大作用，但这里交叉项的符号表明，法律在信任度更高的地区对企业融资作用更大，二者有相互增强的互补作用。
四、结语
法律在中国经济取得成功中的角色一直受到怀疑，越来越多的文献强调法律缺失情况下替代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的法和金融文献或者认为法律对于依赖长期关系和声誉的非正规金融影响有限，或者认为法律有反作用，因为相对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在信贷歧视的背景下常常依靠非法的漏损获得金融资源。如果他们的论点是对的，我们就不应该过快的进行法治转型。本文使用更大更微观的样本重新检验法律与企业融资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我们的结论并不支持中国是一个例外，相反，法律在其中仍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坚持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建设，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有利于企业获得融资，而且是成本更低地获得融资。
责任编辑：邵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