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理解深刻把握六中全会文件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和
重大意义
一、对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精神的总体认知
我们知道从“十七大”到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实际上形成了我们党关于文化建设的一整套崭新的理念、崭新的思路。我谈一点粗浅的体会，首先我们来看看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它的精神我们应该怎样从整体上去认识它，做一个定位，总体的定位。我是这样来定位的，不知道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说的全，我不敢保证。我觉得这次《决定》是基于下面六点，一是对世界文明发展大趋势的一个深刻的洞察；二是文化本质力量的一种深刻的把握；三是基于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的认知；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身肩负的一种文化使命的深刻的自觉；五是对我国文化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的反省；六是对最近十年以来新的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的一种深刻总结。
基于上面这六点，然后提出了我们国家、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未来文化建设的崭新的理念和崭新的思路。从而给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社会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战略注入了一个崭新的灵魂，这是一个总的定位，或者总体的认知，我们不敢说。因为《决定》刚刚出来，给予评价，我没这个水平，不敢说总体的评价。要总体的评价包括各位，需要在未来慢慢地学习，慢慢地体会再来一个总体的评价，我是有这么一点认知。
第二点，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前面是总体的认知，总体的要求是什么呢？十七届六中全会讲的非常的清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的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整个文化建设整体的要求，十七届六中全会我觉得这是关键的一点。我们怎么理解、解读这个《决定》，这是一个总纲，因为它是总体的要求，要抓住一个前进的方向，一个根本任务。一个是出发点，落脚点；一个是动力，新的动力。这四个关键词我觉得是理解六中全会《决定》的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好，下面我谈谈我到现在学习的一点体会或者我们说一点大话叫做对《决定》的一个解读，解读不可能是全面的，我们的题目刚才说了叫做我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新理念和新思路。
总体来说这个新理念和新思路我们有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寻求对文化功能的一种新的定位；第二是开创一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的精神事业。这可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要从这种文明视野来理解它，要用这样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三，这个新理念、新思路表现在弘扬文明的生态，这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我们原来由于受到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介入以后，破坏了我们原本的文明原生态，总是急于求成，看到树木不见森林，没有看到文化本身的自发性和积累性，往往追求一些急于求成的。这是弘扬一个新的理念，弘扬一个文明的生态。第四是文化上的寻根问祖，这是什么意思呀？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将近8000万的共产党员和13.5亿人民向全世界宣誓中国共产党人固然是马克思理论上的衣钵传人，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他更应该是孔子、孟子他们这些人在文化上的孝子贤孙，这个定位非常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人过去和别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以为可以离开自己民族的历史去开创一番新的视野，但是我们今天认识到我们文化上应该是孔子他们的孝子贤孙，我们重新要把他们文化上的排位，祖宗摆到我们一定的位置，恢复他们的位置。第五，我们这个新理念、新的思路是改革体制，转变机制，尊重规律，清除障碍。这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第六是强根固本，就是把人民看成是文化建设的主体。现代社会文化要发展、要繁荣，它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他们的文化权利，享用文化的权利和创造文化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障。
这是总体上说。新理念、新思路我们今天不可能把六点统统的都讲下来，我们重点的讲第一点就是对于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一点对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具体一点说是从文化的物象化、功利化、碎片化的认知到对文化的本质性力量的把握。
二、对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
（一）突破对文化的狭隘的碎片化的理解的局限，放宽视野看文化
我们知道这次《决定》在“十七大”三个“越来越”的基础上加了一个“越来越”，“十七大”报告第七节里面我们知道说了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们人民的热切愿望，这次六中全会加了一个“越来越”，就是第三个现在变成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各位，这个四个“越来越”值得我们深深的去体会它的深意之所在。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体会六中全会这方面的精神，一是突破对文化的狭隘的碎片化的理解的局限，放宽视野来看文化，解决一个我们谈的文化究竟指什么的问题。我们不要用狭隘的眼光视野来看待一个广阔无垠的文化世界，所以说第一我们要突破对文化的狭隘的碎片化的理解的局限，放宽视野来看文化，解决文化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有一位权威的学者有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文化无论我们怎么给它下定义都是我们所做的和所想的每件事情的中心。这个话我们要好好的理解，无论怎么给它下定义都是我们所做的和所想的每件事情的中心。他当然展开了各方面的叙述，他说文化是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的理由，是我们记忆的结果和我们为什么这么想象它，是我们所感知的东西和我们如何表达它，是我们怎样生活和我们以什么方式面对死亡。文化是我们的环境和我们顺应环境的方式，文化是我们已经创造的世界和仍在创造的世界以及创造的过程，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使我们改变世界的动力，文化是我们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的方式，文化是我们的个人关系网，文化是使我们能在社会和国家生活在一起的图象和抽象，文化是我们生活的要素。
各位，我觉得这是对文化的一种多视角、宽视野的一种看法。我觉得我们原来对文化，我前面说的狭隘的碎片化的理解，它局限了我们看到了文化的真正的全方位的力量。当然和我们今天说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高度相关的一些对文化的理解，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分开来说一说。
1、作为一种态度的文化
首先我们看看作为一种态度的文化，它对今天中国社会解决现代化和改革的瓶颈问题非常重要。作为一种态度的文化，实际上有一位我国台湾的作家他说了三句话，说文化是作为一种态度存在的，什么态度？
第一句话，对自己能自尊、不苟且，所以有品位，这叫有文化。你不要看这句话是大白话，你觉得他对文化的定义标准低吗？一点都不低。不苟且的境界，是一种圣人境界。一个人要做到不苟且，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前人后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任何时候不做苟且之举，是完全自己的精神结构，精神自我，独立起来作为自由的人。用我们孔圣人的话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什么？是作为精神自我完全的站立起来。“四十而不惑”，不惑是对一些似是而非的事不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懂得了什么是天命。“六十而耳顺”，什么意见都能听的进去。“七十而从心所欲”是什么意思？外在的规则、规律道德的规矩都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结构，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做到是一个自由的人。举手投足之间无不符合外在的规律、规则和规矩，这个时候你才是自由的人。
我们今天很多社会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追问个体的责任，是由于我们很多人经常行苟且之举，人前人后完全两副面孔，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不是一个样，这个时候属于没有文化，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一种操守。这是一句话，对自己有自尊，不苟且。所以有品位，这叫有文化。
第二句话，对他人能尊重、不霸道，所以有道德，这叫做有文化。我们想想看，一个能自尊的人，真正做到自尊的人，他把别的个体也看成是一个有尊严的存在，所以能够尊敬别人、不霸道。这句话重要吗？有道德所以能叫做有文化。他把这个提升到有道德，尊重每一个个体，这对一个社会的和谐，在一个团体的内部，对团体的凝聚极为重要，这也是作为一个个体的责任。我们今天社会很多文化道德、社会问题都是由于人们不能相互尊重，尤其有一些强势群体的人对弱势群体居高临下，行霸道之举造成的。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下，这位作家说的这个话其实语言很平易，道理很深刻。
第三句话，对环境能爱护、不掠夺，所以能长久，这叫有文化。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所谓的文化建设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他有这么一种态度，我对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能爱护、不掠夺，所以能长久。为什么叫做有文化？文化是使人能长久的持续的发展下去。从个体的责任来说，你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就能长久。我在这后面模仿他的句式加了一句叫对历
史有敬意、不轻薄，所以有智慧，这叫有文化。我们这样的民族，近代以来受到世界文明潮流和欧风的袭击以后，往往对待自己的历史缺乏敬意，经常用一种轻薄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的事物、精神，所以我们往往有技巧而没有道，没有道就没有智慧。
在我们这样一个进行多重转型的社会里面，要是大量的社会个体能有这么一种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建设如果归结到人的塑造的话，应该要有采取这样一些态度的个体存在，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共产党人当中的骨干分子、精英分子、领导同志应该有一种这样的态度，不苟且对自己，不霸道对别人，不掠夺对环境，不轻薄对历史。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会找到一种良性发展的道路。
另外和我们这个文化建设相关的，我们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的发展繁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目标。我们还要看作一切文明灵魂的文化。这是我们引用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一段话，我们好好的体会一下。他说：在一个文明中，文化成分是“它”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本质和缩影，而相比之下，政治成分，更进一步说经济成分则是一个文明的表面的、非本质的、微不足道的现象和它活动的媒介。我们前面说了突破对文化的那种碎片化的理解，这是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往往没有进入我们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视野，它是作为文明的灵魂。相比于一时可以彰显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它是一种更长远的东西，它是灵魂的存在。
2、作为独立领域的文化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看，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达到的目标是有关系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关系的一个文化的视野是作为现代社会一个独立领域的文化。我们为什么往往违背文化发展的规律，往往形成一种不良的做法和制度，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往往不能理解在现代社会当中文化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什么意思？就是在传统社会当中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它没有完全的分化，不存在什么很大的距离，关系极为紧密。
我记得有一位东欧的经济学家他曾经做过这样的断言，他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经济决策都是政府决策，他们相互之间是没有分离开的，文化也没有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开。但是，现代型的社会当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已经相对分离成三大领域。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叫做领域的断裂或者叫领域的分离。这一条非常重要，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不然的话，我们党为什么从“十五大”开始，政治报告里面，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以专门的章节来谈论文化建设，这代表一种文化觉醒。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社会的特制的一种清醒的认知，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你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理解文化，也不能不对文化单独的给予认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作为社会一切现代制度得以良好运行的基础性结构的文化
还有，我们今天因为正在进行制度的改革，各方面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现在又说文化体制的改革。那么文化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种文化。我们看到现代有一系列的理性制度，这些制度能否良好运行不仅仅取决于这种制度本身设计的完整性、科学性，还决定于它是否有一种基础性的结构，指什么呢？指几千年乃至上万年人类文明史逐渐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积累下来的作为我们普通人的常识、常理、常情、常德存在的文化，它是一切理性制度得以良好运转的前提条件或者叫基础性结构。
我们有了这种对文化的认知，你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很多制度的改革、设计的制度不可为不科学、不周密，但是为什么往往失效？为什么？缺乏它得以运转的基础性结构。就是我们的历史当中积存下来的常识、常理、常德、常情被扫荡了，被破坏掉了，任何的科学的理性的制度都没法运行，这是一个角度。
4、作为发展目标和评价发展的指标的文化
另外我们再谈个新的角度，就是作为发展目标和评价发展的指标的文化。一个是目标，发展的目标，一个是评价发展的指标。各位，这一点是联合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墨西哥城第二届世界政策会议的参与者提出来的，他们把发展定义为一个复杂的、综合的和多层面的进程，它超越了仅仅通过经济增长来结合生活所有层面和社区的所有的能量，超越了这些能量，并且号召所有成员做出贡献并分享利益，这是发展的目标。
文化作为发展的目标，以这种方式观察和定义发展既是精神的、智慧的、情感的，又是物质的和有形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艺术的，又是科学的；既是现行的又是即将来临的，代表未来的。换一句话说，这里所用的发展术语在整体意义上是文化的，发展这个术语上在整体意义上是文化的。正因为这样，发展不仅是发展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从
根本意义上说应该发展所有的社会资源。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很深层次的，含义非常的深刻，非常丰富。我们简单的说是作为发展目标和评价发展的指标。一切发展最终是为了文化的进步，一切发展的程度如何都应该用文化的指标给予评价，这一条很重要。我们也能理解，我们这次为什么一次党的全会会以文化作为主题，纯粹出现文化这个概念作为主题，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要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趋向。这是第一条，我们说突破对文化碎片化的理解。
（二）突破对于文化功能的表象的极端功利化理解的局限，把握文化本质性的力量 第二，我们说党中央对于文化寻求一种功能上的崭新定位，体现在突破对于文化功能的表象的极端功利化理解的局限，把握文化本质性的力量。主要是解决，要回答一个问题，文化到底能做什么？回顾一百年以来，由于我们的国事危机生存的需求，不要被别人灭了，这种低级的需求成为，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叫优势需求，这种低级的需求成为优势需求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那些高级的精神需求成为奢侈品被忽略。但是今天我们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打一个比方，我们的肌肉已经长起来了，骨骼也发育了，我们开始寻求心智的发育。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文化作为经济的发展的工具和政治的工具，还要看到文化本身作为目标这么一种层面，要看到文化的本质性的力量。解决全面的理解文化能做什么的问题，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怎么去理解文化呢？或者说我们以怎样的视野理解文化才能把握六中全会真正的精神之所在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文化，文化它是文明的灵魂，它是种在实践当中获得反过来又指导规范实践的日趋丰富的价值系统、认知系统和审美系统，文化它引导人类不断的超越现象、个别和当下，进入本质、普遍和久远，它是所有人类的力量之源和秩序之源。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就一时来说，它的力量非常之薄弱。但是，就长远来说文化的力量可以说是无坚不摧的。这样来看待文化就是我们所谓的要看到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我们这里来反省我们近代史，我们今天要改革文化体制，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目的是什么？最切实的是推进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实现现代化，完成崛起。
那我们现在从文化的视野来看看我们近代以来有什么样的教训，梁启超先生给我们记下了一段史实，我们从这段真实发生的故事里面会想到一些平时可能很难想到的东西。梁先生记下来的是，他说，大概在1870年，德国的首相俾斯麦，他曾经有过一个预言说什么呢？东方的两个国家，一大一小，那个天朝帝国和他的近邻的岛国，就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如果在未来30年进行竞争乃至于战争的话，必然是那个大国败，小国胜。他的手下不理解，因为当时中国尽管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但是整个经济的总量非日本可比。他的下属感到很奇怪，说自己的首相怎么会做这样的预言。就问他，表示惊异，说为什么这样。结果他说你看看这两个国家这些年以来派一些人到欧洲来，他们都买枪、炮、船，谈价格、谈质量。那个大国的人买完就回去了，但是那个岛国来的人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都学我们的典章制度。他得出结论说，一个国家要是看不到枪、炮、船背后真正有力量的那些东西，他在未来的世界竞争当中能不败吗？
各位，我们说这段故事，梁启超先生记下来了，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他是以文化的原因以及乌鸦嘴巴已经预言了我们“甲午战争”的失败，他1870年说30年以内，刚好才24、25年，我们“甲午战争”败的一塌糊涂，我们海洋水师资金的投入跟日本的海军投入资金基本相等，但是他门的投入得到的回报是正数，我们得到的回报是负数，数量巨大，赔2.3亿两的白银。
各位，你们要想一想，1894、1895年，清廷一年的收入大概6000多万两的白银。一场战争下来，整个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不要说原来的投资归于零，还有很多的勇士投身大海。赔的白银2.3亿两等于多少年的全国财政的总收入，这是真正压垮清王朝最后的、最重要的一个事件。还有割让了很多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现在谁去谈陈水扁的问题，谈马英九的问题，就没有台湾岛这一说，台湾就是甲午海战以后割让给日本50年的。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历史的故事呢？我们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说明文化这种看似无形的、一种零散性重要的而不显要的因素，它是管长久的，管长远的东西。我们如果不突破对文化的纯粹功利化的理解，就看不到它一种绵长的力量。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2006年11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的一个政论片叫做《大国崛起》，一共11集，前10集讲了大概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先后崛起，这九个国家先后崛起成为大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持续的过程，讲他们的故事。讲完这些
故事，第11集它的题目叫做大道行思，我们中央电视台不惜工本派了大量的记者去国内外采访了100多位的专家学者问同样的问题，这九个国家何以崛起，秘密何在。前面10集讲完了他人的故事，这回替中国人想自己的心思。因为我们正在崛起的路途当中，当然想起他山之石，结果各位知道吗？100多位专家学者、政要在谈到细微末节、具体经验的时候，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是100多位有一个统一的认知，说这些崛起的国家没有一个不重视思想文化道德信仰的作用的。这句话我们中国人今天听起来应该感到震撼，为什么？要说重视思想文化道德价值信仰的作用我们不重视吗？我们100多年以来，你看1905年取消了持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文化制度。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特别的奇特，一项考试制度持续了1300年，1905年取消了，这是重要的文化的改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化体制改革。西方有一些学者认为，1905年的这场取消科举考试的改革比1911年的“辛亥革命”还要来的影响深远。
这重视文化吧？文化上彻底的改变，1300年挥手告别了。然后于1919年，现在作为时间标志的中国人第一场现代精神诞生的那个时空、那个点、那场事件是以文化命名的，叫做“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作为改革开放背景的那场十年的动乱也是以文化命名的，叫做“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国人怎么不重视文化了？他们九个国家一重视就有效，持续的完成了现代化崛起。我们重视为什么就无效，大家想想看，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重视文化当中的不是它最重要的那个因素，什么因素？就是达到，我这里说的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我们没看到。你回过头去看，100多年以来文化最多的时候是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听话的仆人，有一些时候成为经济的工具，听话的仆人。
我们很典型的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是典型的文化成为工具。我们今天中央形成的这一套关于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新的理念和思路恰恰是对这样的文化的认知的局限的超越。这一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讲对文化的功能的崭新定位的第二点。
（三）突破古典时代和经济时代的思维的局限，为文化时代的来临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三点我们说突破古典时代和经济时代的思维的局限，未雨绸缪，为文化时代的来临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个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像加拿大的D·谢弗这样的顶尖的文化学家预言了文化引导未来，即将来临甚至是正在来临的一个时代是对经济时代的超越，是一个文化时代。要回答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古典时代我们不用解释，进入工业时代以前的那个农业文明或者是农耕文明或者游牧民族的那种游牧文明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了，那个时候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固然是我们要超越它。还有一种和我们很近的，1776年开启的那个时代，被世界公认为经济的时代，到现在为止，1776年是以什么为标志的？以三大事件为标志。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二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进入工业化的使用。第三大事件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发表，它开启了一扇新的致富的大门；瓦特的蒸汽机的工业化使用更不用我说，它替代了很多人的体力，使工具系统发达；《独立宣言》它改变了政治的方式，改变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以这三大事件为标志，当年被认为是进入世界性的经济时代的开端，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候经济上的成功，经济的指标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经济来展开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类似乎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回到了一种低层次的生存需求的满足，是这么一个时代。
可是这个时代现在遇到种种的问题，如果人光是去讲财富，光是去讲我们欲望的满足，那是非常危险的。地球承载不起、社会的道德也经不起这样的挑战，那么所以才有一个文化时代即将来临的这么一个预言。我们文化时代即将来临，当然是文化的重要性异于原来所有的时代，当然异于古典时代，也不同于经济时代。
一个总的一点我们的认知，人类过去在生产上主要听命于自然的必然性，在消费上主要受制于自身的生物性，在流通上主要受制于地域性的经济活动。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克服了种种自然的限制的自由、自觉、自为的充满创造性、享乐性、审美性的经济活动，建设了这么一种活动，这当然是我们伟大的马克思预言未来的新社会。你看看说上午钓鱼，下午做画，晚上搞理论批判，这就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自为的享乐性、创造性、审美性的活动，称之为文化活动。这就是所谓的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实质。
当然所有的经济文化化当然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一开始这种粗鄙的经济慢慢的文化化，它是指什么具体的文化内容呢？一开始我们追溯到农业文明时代，是以农业或者是牧业
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就是世界上来说。然后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然后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第四个阶段以知识性的服务阶段为基础的经济，最近的阶段尤其是在一些最发达国家，比如说在美国，我们曾经说过美国今天的文化产业占它GDP的25%，那是不得了，它光是文化产业就远远的超出我们的生产总和。这是不得了的，为什么？这个阶段原来是以艺术与文化的知识服务业为基础的，我们所谓的经济文化化是指这么一种作为经济基础的一种变化。有一个这样的从粗鄙的那种纯粹动物式的满足、动物式的体力劳动慢慢的成为享乐性这样子的，然后整个产业它是以艺术与文化知识服务业为基础的。
所谓文化经济化，也经历了这么五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传统文化、精英文化为标志，我们说现在的唐诗很美，但是实际上和最广大普通的百姓关系非常的微弱，是少数文人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商业文化，就是精英文化为媒介技术和市场的中介；第三个文化产业；第四个所谓的内容产业；第五个阶段创意产业。
原来少数人享有的精美的精神的活动、精神的产品，现在成为千家万户、普通人、各色人等的一个必需品，这是一个我们要从这么一种文化时代来临，从这么一些世界性的趋势来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如此的重视文化，对过去古典时代和经济时代文化理解、思维、方式局限的一种突破。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作为文化时代即将来临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人类的制度正变的更具有文化性。各位，人类的制度本身具有文化性是什么意思？在制度当中最核心的东西是文化价值。原来古典时代比如说皇帝他的制度当中最核心的什么？不是文化价值，是他一统天下，江山的稳固。现在是所有人的文化价值。所以同时有人指出，文化社会开始出现，直到最近的晚期现代，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社会分区开来，并且不断的扩展自己的领域。这样就造成了过去社会性的机构变的更具有文化性。说实在的，现在有一些管理经济的部门它现在更具有文化性，而原来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机构则日益占据社会的中心地位。
现在看到，我们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原来比如说新闻出版总署、广电局、文化部，它基本是边缘的。你看到几十年的时间，发现它越来越被聚焦，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这所谓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机构日益占据社会的中心地位。我们再从第三点来说，人类开始了由关注物到关注人，由追求量的扩张到追求质的提升，由征服世界到完善人格的转变。这是一些文化学家指出来的，这是我们说对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的第三点。
（四）理性反省历史，坦然接纳传统文化，获取走向未来的智慧
第四点我们这样来解读中央对文化功能的崭新地位，就是改变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简单肯定或者粗暴否定的态度，在理性反省历史，坦然接纳传统当中获取走向未来的智慧。我们搞文化体制改革，不是一个像美国一样没有历史的国家在搞文化体制改革。我们谈中国今天的文化建设，必须一是照顾到自己历史的纬度，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有几千年没有中断文明史的国家，我们必须对历史文化找到一种确实的、可靠的、正确的态度才行。我们必须有这么一种智慧，实际上这一点上的突破是干什么？是要回答一个问题，100多年的传统到底是债务，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债务还是祖宗留给我们的资产，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我相信《决定》的精神，你仔细去读，实际上是要回答解决这个100多年以来一直在困扰我们的问题。
我们还记得，说到一条，文化上寻根问底，从对民族传统的轻薄的态度到文化上的认祖归宗这么一种转变，这一点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谈历史，我们谈文化建设，绝非无关紧要。这么大一个文明体如果你要获取走向未来的智慧，要发挥文化思想、道德、信仰的作用，你如果没有一个历史的纬度，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要创新，创新是什么？是和传统已有的东西对话，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走向创新。没有根基，没有传统的创新往往是虚假的创新，这是我们讲我们党中央关于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的第四个方面。
（五）突破经济思维、政治思维的局限，形成现代文化的思维方式
第五个方面就是突破经济思维、政治思维的局限，形成现代文化的思维方式。这是前面有一个问题突破和这个是重合的，但是我们单独提出来。由经济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局限走出来，不要用经济去矮化、窄化、庸俗化文明文化。也不要用政治去矮化、窄化、庸俗化文化。要冲破这种局限，形成现代文化思维的方式，实际上是要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崭新的国家回答一个问题，国家战略、战略思维的本质是什么？背后是什么？不然的话你不能真正形成一个国家的战略。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一些行为短期化或者是越演越烈，为什么？是由于
文明碎片化才会产生普遍的行为的短期化。而文明的碎片化是把整个文明的存在理解为功利的关系，或者是政治利害的关系，这时候你一定会破坏文明的完整性。
那么战略思维的本质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也罢，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地方真正要有一个有用的实际的战略思维，那这个战略思维的背后或者是本质一定是一种文化思维。我们说要形成现代文化思维方式，当然现在文化思维方式关乎到很多方面，我们没法在这里展开学术的探讨，但是我们有几个点可以提出来。什么是文化思维方式？或者说文化的思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我们讲几点。
第一，文化思维实际上是把人、把事、把物放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当中给予评价、排序，做出最后的结论，这么一种长久考量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在一种功利的世界、肉眼看到的世俗的世界当中，重要的东西放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当中它不一定就有。关于文化思维是一种长久的考量，有一句李白的诗做了最好的诠释，这句诗是说（58：52）。就是当年为两位楚王服务的伟大的屈原，他写下的当时轻于鸿毛的那些个辞赋，千年之后到了李白那个时候上升为精神星空的日月同辉的一种价值，人类共同的价值。
可是当年在功利世界，世俗世界非常强势、强大。两位楚王，前楚怀王和顷襄王，当时为了彰显自己的强势、强大、富贵、尊贵、高贵，修建的那些亭台、楼阁、水榭，千年之后只是一堆荒丘而已。就是我们对比一下，当年的屈原是何等的弱小，千年之后他是何等的伟大。当年在一个世俗的世界，两位楚王是何等的强大。千年之后，如果不是伟大的屈原给他当过本质上说是秘书，谁还记得前楚怀王和顷襄王，谁记得他们。
当然，我们讲起来这一段，在一个功利的、世俗的世界也是很残酷的。尽管伟大的屈原当年经常表达对王的忠心耿耿，但是也摆脱不了他两次被流放的命运。第二次流放投汨罗江，留下一段凄婉的故事，留下一个我们认真的过的时候都会扼腕叹息的端午节。我们从这个例子来想一想，文化思维是不是战略思维的一种本质。所谓一个国家战略你不是从整体、长远的考量人、事、物的价值，仅仅是一个功利的、肉眼看见的世界，那往往我们价值排序搞颠倒了。要知道价值排序颠倒，往往造成一个国家失去很多机会。把重要的事物看成是次要的，当然这个战略谈不上是战略。
第二，我们说突破经济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局限，形成现代文化思维方式。那么这种文化思维我们从第二个方面来解读，实际上文化思维是一种什么思维？是一种人类自我审视的机制。我们知道我们人类被称做文化生命，被称做一种历史的存在，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存在？这样的生命？是由于我们有一种自我审视的机制。昨天做了什么，去年做了什么，100年前发生了什么，无不记录下来进行反省。这样的话就像原始森林里的花开花落、叶开叶落都积存于腐殖质当中，营养未来的植被。没有这种自我审视的机制，我们不会有历史的积累，也不叫历史的存在物，我们不能称做文化的生命。因为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信息它可以超机体、超时空的传播。而这种超机体、超时空的传播是由于自我审视造成的积累。这样我们会想起来巴金老先生在晚年的时候，他说要建一个文化的博物馆，从文化上解读他其实要完善我中华民族的这种自我审视的机制。
当然，自我审视，无论是个体、群体，乃至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真正要做到清醒的自我审视不是很容易的。梁启超先生有一诗叫“偶开天眼窥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我们有时候以为种种滚滚红尘的事情看的通通透透、清清楚楚。可是你晚上通透、清楚，第二天早上一起来还是糊涂。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1840年被人打的鼻青脸肿以后，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自我审视、自我反省。所谓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就是一种自我反省，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精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我们应该理解为他代表这个民族的一种自我审视，完成一种文化批判。但是这个自我审视100年过去了，现在“五四运动”也9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知真的比鲁迅他们更清楚吗？我们今天在文化上提出的很多命题、很多问题远不如他们这么深刻。这就是自我审视，也是一种很难的事。
第三，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文化思维，我们说文化思维本质上是关乎人类生存、生活和生命的整体的有机的思考。大家知道，从17世纪初期形成了西方那种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种种的学科，它们本质上是拿概念和逻辑的篱笆把某一块地围起来在这里耕种。假设外面的气侯对这一亩三分地没有影响，真正的文化的思维是不停的质疑，你这种篱笆插在这里合适吗？外面的气侯真的对你没有影响吗？这样不停的质疑，把生存、把生活、把生命搞的支离破碎的分门别类的分析、关照，我们要反省这个东西。时刻保持一种警觉，使人类的生活、生存、生命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国家的战略思维也不能没有这种整体和有机的关照。
第四，我们说文化思维，我们从文化思维特有的对象来谈文化思维的一种特质。一切严肃的文化思考无不关乎到两个对象，第一个是康德老先生说一旦让人想起来就会激动不已的那两件事物，一是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标准。这两个对象自大物外，你说星空有多远有多大，说多大有多大，说多远有多远。你说心中的道德有多小，你知道道德的原子，知道粒子有多小吗？说多小有多小。严肃的文化思考关乎这两个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生物，不能离开地球，没法离开大地生存，但是我们总是要仰望星空，要设置一个永远不能到达的目标，这样才能更有效的完全我们必须完全的有限目标。
第二个，另外一个激动不已是我们作为一个达尔文证明我们是由普通生物进化而来的，到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躯体依然保留着由兽而来，由普通生物而来的普通的特性。比如说我们作为普通的生物我们要符合生物学的普遍的自然规律，趋生必死、趋利必害。如果我们不是趋生必死、趋死必生的话，我们都不会存在，要死很容易。但是话不能说到这里为止，我们人类在某一些特殊的时刻，某些人的身上体现出一种违背生物自然性的道德行为，自由的选择死亡，为了大我放弃小我的生命。我们只需要举一个谭嗣同就可以了，1898变革变法失败以后，他原本完全可以逃走，但是他主动选择放弃逃离，放弃生命。这种道德选择证明人类有另一个纬度，他不完全在什么时候都服从生物学的趋生必死、趋利必害的，有时候自由的选择一种担当。
我们从现代文化思维方式这个角度来谈说对经济思维、政治思维的局限的突破。为天地立心的这个另有专门的讲解，就是一个独立的话题，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在这里一带而过不去说它。
三、改革体制，搞活机制，尊重发展规律，清除文化发展的障碍
下面还有一个话题，我们稍稍的讲一下，因为这是一个也值得专门讲的话题，就是改革体制搞活机制，尊重发展的规律，清除发展的障碍。也可以这样表达，我们搞文化建设从封堵到疏导，再到开源到创新的飞跃，我觉得六中全会的精神体现了这一点。
（一）阻碍文化发展繁荣的问题
改革体制，搞活机制，尊重发展规律，清除发展障碍。落实到清除发展障碍上，什么样的问题构成我们所谓的文化发展繁荣的障碍。换句话说我是给它分成几类，基本分成三类问题，中国100年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面临的文化问题从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眼前的问题，而是做一个历史的清算。100多年以来中国存在哪些问题呢？
第一类就是我把它归结为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种种的精神的问题、理念的问题、认知的问题、价值的问题、信仰的问题。这么一类文化问题，就是整个这些方面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方向、核心价值、社会理想模糊，文化无根，吸引力、凝聚力不足，这是一类问题。如果要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可以概括为文化“六无”的现象。存在，一直存在，100年以来文化无根，西方文明强劲到来、野蛮到来，让我们5000年的文化之树连根拔起，造成我们传统严重的断裂。我们要知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圣人失语，这样来代表我们的文化危机。我们圣人失语了，西方的文化危机叫做上帝死了。我们圣人失语留下巨大文化权利的真空，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是被当成我们原来圣人的替代品、儒家学说的替代品，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今天由于种种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也不同的程度上、一定程度上遭遇了一种危机，所以文化无根的状态依然存在。
第二类是文化无魂。我们被人撞击魂飘魄散。你看到中国近代以来一会是这个主义当我们民族的魂，一会是那个主义当民族的魂。我们革命以后建立新中国，历史已经解决了，但是搞市场经济以后，实际上问题又重新出现了。我们满街的人看上去有一种失魂落魄的眼神，为什么？我们没有固定的精神居所，文化无序。我们指道德失范，文化无力，缺乏凝聚力、吸引力和创造力。文化无声，主要是指我们这个国家今天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身躯已经发育完全，但是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不匹配、非常小。还有文化无信，当然是几十年以前我们就在谈“三信危机”的问题，今天实际上有可能比当时谈的时候更严重。
当然我们对于这些文化“六无”的现象，我们可以进行一种更深入的病理学、文化病理学的探讨，我们不在这里说。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们由于中国社会近代以来优势的需求是深层的需求，这样一来就逼迫我们长期缺乏真正的文化关注所造成的文化高利贷的效应。文
化上欠债，欠到一定的程度像借高利贷要还债的时候利息非常高。另外一个同时摧毁宗教式的那种法规，就是在中国社会就是明教和世俗社会的法律所造成的文化废墟效应，一堆废墟，混乱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也是属于这样的，还有种种其他的病症我们不在这里再说。
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文化的一些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像王蒙先生就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判断，他说，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浅薄、空心（无思想内涵）与低俗的文化产品。拳头加枕头、陈陈相因的视听与阅读作品。炒作、谩骂、小团体的门户之争替代了认真的文化批评。这是一个反映。还有我们作为诗的国度，诗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感性领域的哲学，它代表我们的精神的素质。可是我们有一些被称做是国家级的诗人写出来的诗简直是不成体统。比如说有一首诗，诗题就叫写诗，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第一行，写诗很简单，把结巴的话记下来就可以了，这是一首诗。这么一个诗的国度，国家级的诗人写出这么一首诗来，证明我们的文化的病症不清。因为诗歌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高度的一种标志性的方面，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种，实际上我们这里说的是第二种的文化问题。
第三类，当前文化体制改革遇到的种种的操作性、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文化单位的姓事、姓企，就是事业、企业它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的，有一系列的不同的见解。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到底怎么协调，所谓的商品的属性和精神、价值、体现精神价值意识形态的属性怎么协调，文化企业的两种效益到底能不能统一，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去一一的分析问题，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让大家自己来想我们文化在操作性的领域，文化体制改革操作性的领域到底要解决什么、回答什么、清除什么样的障碍。
举什么例子呢？大家都知道，1997年美国有一部翻拍的大片《泰坦尼克号》，它是翻拍的冰海沉船，在港台翻译成《难忘之夜》，这么一部老片翻拍你知道有多少票房收入吗？统计不一样，有说是18.5亿，有说是28亿美元吧。我们就说20几亿美元，这么一个取中线的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作为市场上的产业，文化产业；市场上的产品，功利产品，它是强势获胜了，取得巨大的成功。可是，事情不止这一面，要知道它在实现经济效益、市场价值的同时，被人们普遍认为它最完整的、最通俗的、最有效的诠释和宣传了美国的主流价值。用我们国家的话来说，它作为文化事业、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在这么一个领域依然是大获全胜。社会效益、精神价值都有很高的收获。电影史上第一部昂贵的电影，沉默之船上永不沉默的爱情的绝唱，一部人类应该时时审视自己劣根性的警示真言，一则包容、信念、勇气、牺牲和爱的不朽的传奇，这是有评论家这样说的，它的社会效益和精神价值。
我们看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各位知道吗？美国没有文化部。翻拍这么一部影片不是国家行为，没有政府的主导和支持，完全是民间操作。它既作为市场产业，同时又体现国家的主流价值，是怎么做到的？美国没有文化部，它一定有一种社会自发的装置使一些文化作品取得如此完整的成功。
好，各位要知道我谈这个20几个亿的票房是要做一个对比。2010年我们中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元人民币，打惊叹号，为什么？我们电影界的人士欢天喜地庆祝中国13.5亿人，一年电影的票房终于突破100亿人民币。对比一下，美国一部翻拍的旧影片获得20亿美元，超过我们13.5亿整个2010年电影票房的价值，意味着什么？何况我们的100亿里面是良莠不齐的，当然有一种，比如说23秒32年的《唐山大地震》，它获得了6.8亿的票房，并且被人说物理的灾难好修复，精神的创伤难愈合，表现了苦难。在信仰崩塌之后，饱受创伤的唐山大地震幸存者们用什么来填补心底的黑洞呢？一是亲情，二是生命本身。我觉得它是积极向上的，但是你要说它完整的诠释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我不同意。没有做到这一点，它是最好的主旋律的双丰收的作品，是这样一个。但是更多的是娱乐性的，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做“娱乐致死”。比如说《三枪拍案惊奇》这种东西就是纯粹满足娱乐的，满足人的娱乐的欲望。娱乐，纯粹娱乐不小心就会从人的美感退化为动物的快感，各位，这一点很危险。纯粹的娱乐没有价值理想，没有价值导向的娱乐其实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还有一些无价值或者叫负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惊情》。各位，你知道《惊情》这部片子投资2500万，票房10万，它不是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但是你也没有看到里面到底诠释了什么样的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或者是中华民族的什么精神价值。没有，所以网友这样评价说，拍这部片子是演员的悲剧，看这部片子是观众的悲剧。我们记住2010年一共13.5亿人取得最辉煌的这一年100亿的人民币，并且还有很多国家行为在里面。那个没有国家行为，那个没有文化部的国家，没有政府主导，一部翻拍的影片20亿美元，我们两相对照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这又回到关于心灵世界大和物象世界大，两者的不一样。物象世界这
个杯子比这个杯子大，很自然一目了然，甚至进入数学式的统计，你这个在市场上获得多少价值，数学精确表达。可是在关乎心灵、思想、道德、价值、信仰的这个领域什么是大的，我们要重新审视、思考，这是一个要点。我们未来搞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的快速的发展繁荣，必须搞清楚一点，这两个世界，功利世界的大未必是精神世界的大，两者要做到统一的话，首先要区分这两点。
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有人会提出来，我们作为主旋律的东西往往不能流行，流行的东西往往不是主旋律。为什么？我们是否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什么是主旋律呀？主旋律就是在众多的负旋律、非主旋律之外弄一个分贝最高的旋律，认为这是主旋律。实际上这是用物象世界的标准来评价心灵道德价值、信仰世界的价值存在轻重。实际上中国古人说的很好，“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心灵精神的世界，那个最大的东西是最小的东西，在文化的世界里面什么是主旋律，是在所有的旋律当中都存在，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渗透，它从不怯场、不缺席，这样的存在是真正的大。所以“大音希声”不是搞一个最高分贝的东西，我们《道德经》里面还说了一个，以百姓之心为心，而不是以圣人一人之心去强加给百姓之心，你这样做不到主旋律，真正的主旋律是表面不出现、无声，但是实际上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东西。
我们搞文化体制改革真的要解决这个关乎心灵道德建设，什么是大的重要的，物象世界什么是大的重要的，两者要区分开来。我们主旋律应该是月亮，而不是和所有的泉眼相比较，挖一口最大的井，你印的还是别人的月亮。我们要做那种被所有的泉水映照的月亮，而不是挖一口大井做井，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有一些难点，根据我们长期研讨，教学讨论当中观察，众多的在文化领域工作的同志、研究的同志认为，现在文化体制改革至少有这几方面的难点
第一就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划分到底怎么划分。产业当中就不需要文化事业的那种为人民服务，张扬那种主流价值吗？事业部分它就不需要在一个物的世界上、市场上取得成功吗？没有人瞧的东西你能作为事业吗？成功吗？
第二是文化资产怎么样科学、合理、规范的评估。这也是未来文化体制改革一个操作性、技术性的问题。
第三是谁代替出资人对国有文化进行管理。这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谈到的问题，是一个难题。
第四是怎样加强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我们整个文化体制改革不仅仅是管理体制，重点是政府怎么管文化，这个管的体制要改革是一个难点。
第五是有人提出来，是否要把又快又大作为改革的目标。好，要快速的怎么样，要把什么做大，这个过去经济体制改革搞什么航空母舰有经验，也有教训，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顾及到这些难点。
我们文化体制改革当中当然要改变旧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几种有害的思维方式，比如说犯政治化的思维方式，我们对任何的作品不做政治的评价，需要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非此即彼的战场式的思维方式。要么是事业，要么是产业，要么是经济价值，要么是精神价值。这样完全的区分，在真实的生活当中能区分开来吗？这是不是战场的思维方式，非敌即我，你不开枪我就要开枪，这么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真正的文化体制改革，如果不进行旧的意识形态包含的有害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清除的话，我们说清除精神障碍往往是一些肉眼看不见的障碍，把重要的东西变成唯一东西的思维方式。我们一说这段时间生活当中，社会当中哪一个东西重要了，我们就把它转化为唯一，把重要的东西当成为一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是取消了问题的本身。比如说作为一个学生成绩很重要，这没什么话说。但是把成绩当成是一个学生的全部生活的时候，这就由真理转向了谬论，文化建设当中也是这样的。还有重理轻情，我们经常说道理，轻人的情绪、情感、情愿，还有把欲当成是恶的一种思维方式，还有重自觉轻自发。把自发的东西看成是负面的东西，其实文化的领域充满着自发性。就像原始生灵没有人去干扰它，它长的非常的蓬勃、茂密，有什么不好吗？还有重主义轻生活的思维方式，这么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总是拿主义来说事，不是拿生活来说事，不是由生活去解释主义，而是由主义去剪裁生活，必然使我们的文化单调化、乏味化、无趣化。 当然我们未来真正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处理我们今天同时存在的黄色文化、红色文化和蓝色文化的关系。这里所谓的黄色文化
是作为中华民族底色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它是黄色的。蓝色文化是指西方来的作为世界流行色的文化，蓝色文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是世界流行色。红色文化是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那种文化，它是一种保护色，我认为。蓝色文明漫山遍野侵入到我们黄色来以后，由于它的冲击力太大，我们需要一套保护的文化，就是红色文化。这三种文化、三色文化怎么样相互兼容、融为一体，化成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我们的文化体制还有种种更多的问题。我们各个阶层，包括我们党中央一定也关心这样的问题。如果把20世纪分成上下两半，前半个世纪战乱不断，但是我们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出了大师级的人物；后半个世纪我们基本上是和平世纪，我们在各个领域几乎没有大师级的人物。这是我们未来文化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当然这像钱学森晚年之问，他是从学校来说，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也可以追根到我们的文化的观念、文化的机制、文化的体制上面。还有作为外国人的撒切尔夫人，那位铁娘子以轻蔑的口吻说起来，她说你们说中国危险，中国危险什么，中国只是出口电视机，从来不出口电视剧，何足惧哉？它有什么可怕的，它有什么危险。像这种世纪性的困惑，我们在这场文化体制改革中应该是要解决，应该是要回答。我们原来管理文化以堵的方式，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在堵什么，今天我们怎么样克服这种惯性。我们原来堵什么？堵资本主义的恶，封建主义的毒，日常生活中的熟，人性中的欲，一定的堵是需要的，不能说一个政府无所作为，对种种这样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因势利导，未必资本主义全是恶，它是一个文明的发展阶段，有恶有善，封建主义的也是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熟，我们更不能全堵住。
最后我们从整个国家、民族、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现代化的进程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文化上应该做什么。我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让大家去思考，还是讲到《泰坦尼克号》，各位知道《泰坦尼克号》为什么沉没。真实的历史是由于锁望远镜的箱子的那把钥匙丢在陆地上，那把钥匙124万块钱被我们浙江的老板前些年在英国拍得了。所以一直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太自信了，用肉眼看前途，看海上的前景，结果看到冰山的时候来不及了，这是我们利用这个隐喻的价值。我们一个民族，一个现代国家已经不是在河沟里面驶船，而是在充满着恶浪这么一个大海上航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思想上的望远镜不能在锁在箱子里不用，不然的话也会遭遇到不测。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留给大家去想的这么一段话。
全面理解深刻把握六中全会文件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和
重大意义
一、对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精神的总体认知
我们知道从“十七大”到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实际上形成了我们党关于文化建设的一整套崭新的理念、崭新的思路。我谈一点粗浅的体会，首先我们来看看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它的精神我们应该怎样从整体上去认识它，做一个定位，总体的定位。我是这样来定位的，不知道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说的全，我不敢保证。我觉得这次《决定》是基于下面六点，一是对世界文明发展大趋势的一个深刻的洞察；二是文化本质力量的一种深刻的把握；三是基于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的认知；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身肩负的一种文化使命的深刻的自觉；五是对我国文化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的反省；六是对最近十年以来新的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的一种深刻总结。
基于上面这六点，然后提出了我们国家、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未来文化建设的崭新的理念和崭新的思路。从而给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社会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战略注入了一个崭新的灵魂，这是一个总的定位，或者总体的认知，我们不敢说。因为《决定》刚刚出来，给予评价，我没这个水平，不敢说总体的评价。要总体的评价包括各位，需要在未来慢慢地学习，慢慢地体会再来一个总体的评价，我是有这么一点认知。
第二点，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前面是总体的认知，总体的要求是什么呢？十七届六中全会讲的非常的清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的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整个文化建设整体的要求，十七届六中全会我觉得这是关键的一点。我们怎么理解、解读这个《决定》，这是一个总纲，因为它是总体的要求，要抓住一个前进的方向，一个根本任务。一个是出发点，落脚点；一个是动力，新的动力。这四个关键词我觉得是理解六中全会《决定》的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好，下面我谈谈我到现在学习的一点体会或者我们说一点大话叫做对《决定》的一个解读，解读不可能是全面的，我们的题目刚才说了叫做我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新理念和新思路。
总体来说这个新理念和新思路我们有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寻求对文化功能的一种新的定位；第二是开创一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的精神事业。这可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要从这种文明视野来理解它，要用这样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三，这个新理念、新思路表现在弘扬文明的生态，这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我们原来由于受到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介入以后，破坏了我们原本的文明原生态，总是急于求成，看到树木不见森林，没有看到文化本身的自发性和积累性，往往追求一些急于求成的。这是弘扬一个新的理念，弘扬一个文明的生态。第四是文化上的寻根问祖，这是什么意思呀？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将近8000万的共产党员和13.5亿人民向全世界宣誓中国共产党人固然是马克思理论上的衣钵传人，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他更应该是孔子、孟子他们这些人在文化上的孝子贤孙，这个定位非常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人过去和别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以为可以离开自己民族的历史去开创一番新的视野，但是我们今天认识到我们文化上应该是孔子他们的孝子贤孙，我们重新要把他们文化上的排位，祖宗摆到我们一定的位置，恢复他们的位置。第五，我们这个新理念、新的思路是改革体制，转变机制，尊重规律，清除障碍。这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第六是强根固本，就是把人民看成是文化建设的主体。现代社会文化要发展、要繁荣，它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他们的文化权利，享用文化的权利和创造文化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障。
这是总体上说。新理念、新思路我们今天不可能把六点统统的都讲下来，我们重点的讲第一点就是对于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一点对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具体一点说是从文化的物象化、功利化、碎片化的认知到对文化的本质性力量的把握。
二、对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
（一）突破对文化的狭隘的碎片化的理解的局限，放宽视野看文化
我们知道这次《决定》在“十七大”三个“越来越”的基础上加了一个“越来越”，“十七大”报告第七节里面我们知道说了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们人民的热切愿望，这次六中全会加了一个“越来越”，就是第三个现在变成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各位，这个四个“越来越”值得我们深深的去体会它的深意之所在。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体会六中全会这方面的精神，一是突破对文化的狭隘的碎片化的理解的局限，放宽视野来看文化，解决一个我们谈的文化究竟指什么的问题。我们不要用狭隘的眼光视野来看待一个广阔无垠的文化世界，所以说第一我们要突破对文化的狭隘的碎片化的理解的局限，放宽视野来看文化，解决文化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有一位权威的学者有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文化无论我们怎么给它下定义都是我们所做的和所想的每件事情的中心。这个话我们要好好的理解，无论怎么给它下定义都是我们所做的和所想的每件事情的中心。他当然展开了各方面的叙述，他说文化是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的理由，是我们记忆的结果和我们为什么这么想象它，是我们所感知的东西和我们如何表达它，是我们怎样生活和我们以什么方式面对死亡。文化是我们的环境和我们顺应环境的方式，文化是我们已经创造的世界和仍在创造的世界以及创造的过程，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使我们改变世界的动力，文化是我们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的方式，文化是我们的个人关系网，文化是使我们能在社会和国家生活在一起的图象和抽象，文化是我们生活的要素。
各位，我觉得这是对文化的一种多视角、宽视野的一种看法。我觉得我们原来对文化，我前面说的狭隘的碎片化的理解，它局限了我们看到了文化的真正的全方位的力量。当然和我们今天说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高度相关的一些对文化的理解，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分开来说一说。
1、作为一种态度的文化
首先我们看看作为一种态度的文化，它对今天中国社会解决现代化和改革的瓶颈问题非常重要。作为一种态度的文化，实际上有一位我国台湾的作家他说了三句话，说文化是作为一种态度存在的，什么态度？
第一句话，对自己能自尊、不苟且，所以有品位，这叫有文化。你不要看这句话是大白话，你觉得他对文化的定义标准低吗？一点都不低。不苟且的境界，是一种圣人境界。一个人要做到不苟且，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前人后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任何时候不做苟且之举，是完全自己的精神结构，精神自我，独立起来作为自由的人。用我们孔圣人的话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什么？是作为精神自我完全的站立起来。“四十而不惑”，不惑是对一些似是而非的事不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懂得了什么是天命。“六十而耳顺”，什么意见都能听的进去。“七十而从心所欲”是什么意思？外在的规则、规律道德的规矩都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结构，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做到是一个自由的人。举手投足之间无不符合外在的规律、规则和规矩，这个时候你才是自由的人。
我们今天很多社会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追问个体的责任，是由于我们很多人经常行苟且之举，人前人后完全两副面孔，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不是一个样，这个时候属于没有文化，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一种操守。这是一句话，对自己有自尊，不苟且。所以有品位，这叫有文化。
第二句话，对他人能尊重、不霸道，所以有道德，这叫做有文化。我们想想看，一个能自尊的人，真正做到自尊的人，他把别的个体也看成是一个有尊严的存在，所以能够尊敬别人、不霸道。这句话重要吗？有道德所以能叫做有文化。他把这个提升到有道德，尊重每一个个体，这对一个社会的和谐，在一个团体的内部，对团体的凝聚极为重要，这也是作为一个个体的责任。我们今天社会很多文化道德、社会问题都是由于人们不能相互尊重，尤其有一些强势群体的人对弱势群体居高临下，行霸道之举造成的。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下，这位作家说的这个话其实语言很平易，道理很深刻。
第三句话，对环境能爱护、不掠夺，所以能长久，这叫有文化。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所谓的文化建设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他有这么一种态度，我对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能爱护、不掠夺，所以能长久。为什么叫做有文化？文化是使人能长久的持续的发展下去。从个体的责任来说，你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就能长久。我在这后面模仿他的句式加了一句叫对历
史有敬意、不轻薄，所以有智慧，这叫有文化。我们这样的民族，近代以来受到世界文明潮流和欧风的袭击以后，往往对待自己的历史缺乏敬意，经常用一种轻薄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的事物、精神，所以我们往往有技巧而没有道，没有道就没有智慧。
在我们这样一个进行多重转型的社会里面，要是大量的社会个体能有这么一种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建设如果归结到人的塑造的话，应该要有采取这样一些态度的个体存在，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共产党人当中的骨干分子、精英分子、领导同志应该有一种这样的态度，不苟且对自己，不霸道对别人，不掠夺对环境，不轻薄对历史。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会找到一种良性发展的道路。
另外和我们这个文化建设相关的，我们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的发展繁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目标。我们还要看作一切文明灵魂的文化。这是我们引用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一段话，我们好好的体会一下。他说：在一个文明中，文化成分是“它”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本质和缩影，而相比之下，政治成分，更进一步说经济成分则是一个文明的表面的、非本质的、微不足道的现象和它活动的媒介。我们前面说了突破对文化的那种碎片化的理解，这是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往往没有进入我们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视野，它是作为文明的灵魂。相比于一时可以彰显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它是一种更长远的东西，它是灵魂的存在。
2、作为独立领域的文化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看，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达到的目标是有关系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关系的一个文化的视野是作为现代社会一个独立领域的文化。我们为什么往往违背文化发展的规律，往往形成一种不良的做法和制度，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往往不能理解在现代社会当中文化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什么意思？就是在传统社会当中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它没有完全的分化，不存在什么很大的距离，关系极为紧密。
我记得有一位东欧的经济学家他曾经做过这样的断言，他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经济决策都是政府决策，他们相互之间是没有分离开的，文化也没有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开。但是，现代型的社会当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已经相对分离成三大领域。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叫做领域的断裂或者叫领域的分离。这一条非常重要，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不然的话，我们党为什么从“十五大”开始，政治报告里面，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以专门的章节来谈论文化建设，这代表一种文化觉醒。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社会的特制的一种清醒的认知，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你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理解文化，也不能不对文化单独的给予认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作为社会一切现代制度得以良好运行的基础性结构的文化
还有，我们今天因为正在进行制度的改革，各方面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现在又说文化体制的改革。那么文化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种文化。我们看到现代有一系列的理性制度，这些制度能否良好运行不仅仅取决于这种制度本身设计的完整性、科学性，还决定于它是否有一种基础性的结构，指什么呢？指几千年乃至上万年人类文明史逐渐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积累下来的作为我们普通人的常识、常理、常情、常德存在的文化，它是一切理性制度得以良好运转的前提条件或者叫基础性结构。
我们有了这种对文化的认知，你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很多制度的改革、设计的制度不可为不科学、不周密，但是为什么往往失效？为什么？缺乏它得以运转的基础性结构。就是我们的历史当中积存下来的常识、常理、常德、常情被扫荡了，被破坏掉了，任何的科学的理性的制度都没法运行，这是一个角度。
4、作为发展目标和评价发展的指标的文化
另外我们再谈个新的角度，就是作为发展目标和评价发展的指标的文化。一个是目标，发展的目标，一个是评价发展的指标。各位，这一点是联合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墨西哥城第二届世界政策会议的参与者提出来的，他们把发展定义为一个复杂的、综合的和多层面的进程，它超越了仅仅通过经济增长来结合生活所有层面和社区的所有的能量，超越了这些能量，并且号召所有成员做出贡献并分享利益，这是发展的目标。
文化作为发展的目标，以这种方式观察和定义发展既是精神的、智慧的、情感的，又是物质的和有形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艺术的，又是科学的；既是现行的又是即将来临的，代表未来的。换一句话说，这里所用的发展术语在整体意义上是文化的，发展这个术语上在整体意义上是文化的。正因为这样，发展不仅是发展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从
根本意义上说应该发展所有的社会资源。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很深层次的，含义非常的深刻，非常丰富。我们简单的说是作为发展目标和评价发展的指标。一切发展最终是为了文化的进步，一切发展的程度如何都应该用文化的指标给予评价，这一条很重要。我们也能理解，我们这次为什么一次党的全会会以文化作为主题，纯粹出现文化这个概念作为主题，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要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趋向。这是第一条，我们说突破对文化碎片化的理解。
（二）突破对于文化功能的表象的极端功利化理解的局限，把握文化本质性的力量 第二，我们说党中央对于文化寻求一种功能上的崭新定位，体现在突破对于文化功能的表象的极端功利化理解的局限，把握文化本质性的力量。主要是解决，要回答一个问题，文化到底能做什么？回顾一百年以来，由于我们的国事危机生存的需求，不要被别人灭了，这种低级的需求成为，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叫优势需求，这种低级的需求成为优势需求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那些高级的精神需求成为奢侈品被忽略。但是今天我们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打一个比方，我们的肌肉已经长起来了，骨骼也发育了，我们开始寻求心智的发育。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文化作为经济的发展的工具和政治的工具，还要看到文化本身作为目标这么一种层面，要看到文化的本质性的力量。解决全面的理解文化能做什么的问题，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怎么去理解文化呢？或者说我们以怎样的视野理解文化才能把握六中全会真正的精神之所在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文化，文化它是文明的灵魂，它是种在实践当中获得反过来又指导规范实践的日趋丰富的价值系统、认知系统和审美系统，文化它引导人类不断的超越现象、个别和当下，进入本质、普遍和久远，它是所有人类的力量之源和秩序之源。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就一时来说，它的力量非常之薄弱。但是，就长远来说文化的力量可以说是无坚不摧的。这样来看待文化就是我们所谓的要看到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我们这里来反省我们近代史，我们今天要改革文化体制，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目的是什么？最切实的是推进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实现现代化，完成崛起。
那我们现在从文化的视野来看看我们近代以来有什么样的教训，梁启超先生给我们记下了一段史实，我们从这段真实发生的故事里面会想到一些平时可能很难想到的东西。梁先生记下来的是，他说，大概在1870年，德国的首相俾斯麦，他曾经有过一个预言说什么呢？东方的两个国家，一大一小，那个天朝帝国和他的近邻的岛国，就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如果在未来30年进行竞争乃至于战争的话，必然是那个大国败，小国胜。他的手下不理解，因为当时中国尽管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但是整个经济的总量非日本可比。他的下属感到很奇怪，说自己的首相怎么会做这样的预言。就问他，表示惊异，说为什么这样。结果他说你看看这两个国家这些年以来派一些人到欧洲来，他们都买枪、炮、船，谈价格、谈质量。那个大国的人买完就回去了，但是那个岛国来的人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都学我们的典章制度。他得出结论说，一个国家要是看不到枪、炮、船背后真正有力量的那些东西，他在未来的世界竞争当中能不败吗？
各位，我们说这段故事，梁启超先生记下来了，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他是以文化的原因以及乌鸦嘴巴已经预言了我们“甲午战争”的失败，他1870年说30年以内，刚好才24、25年，我们“甲午战争”败的一塌糊涂，我们海洋水师资金的投入跟日本的海军投入资金基本相等，但是他门的投入得到的回报是正数，我们得到的回报是负数，数量巨大，赔2.3亿两的白银。
各位，你们要想一想，1894、1895年，清廷一年的收入大概6000多万两的白银。一场战争下来，整个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不要说原来的投资归于零，还有很多的勇士投身大海。赔的白银2.3亿两等于多少年的全国财政的总收入，这是真正压垮清王朝最后的、最重要的一个事件。还有割让了很多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现在谁去谈陈水扁的问题，谈马英九的问题，就没有台湾岛这一说，台湾就是甲午海战以后割让给日本50年的。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历史的故事呢？我们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说明文化这种看似无形的、一种零散性重要的而不显要的因素，它是管长久的，管长远的东西。我们如果不突破对文化的纯粹功利化的理解，就看不到它一种绵长的力量。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2006年11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的一个政论片叫做《大国崛起》，一共11集，前10集讲了大概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先后崛起，这九个国家先后崛起成为大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持续的过程，讲他们的故事。讲完这些
故事，第11集它的题目叫做大道行思，我们中央电视台不惜工本派了大量的记者去国内外采访了100多位的专家学者问同样的问题，这九个国家何以崛起，秘密何在。前面10集讲完了他人的故事，这回替中国人想自己的心思。因为我们正在崛起的路途当中，当然想起他山之石，结果各位知道吗？100多位专家学者、政要在谈到细微末节、具体经验的时候，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是100多位有一个统一的认知，说这些崛起的国家没有一个不重视思想文化道德信仰的作用的。这句话我们中国人今天听起来应该感到震撼，为什么？要说重视思想文化道德价值信仰的作用我们不重视吗？我们100多年以来，你看1905年取消了持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文化制度。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特别的奇特，一项考试制度持续了1300年，1905年取消了，这是重要的文化的改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化体制改革。西方有一些学者认为，1905年的这场取消科举考试的改革比1911年的“辛亥革命”还要来的影响深远。
这重视文化吧？文化上彻底的改变，1300年挥手告别了。然后于1919年，现在作为时间标志的中国人第一场现代精神诞生的那个时空、那个点、那场事件是以文化命名的，叫做“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作为改革开放背景的那场十年的动乱也是以文化命名的，叫做“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国人怎么不重视文化了？他们九个国家一重视就有效，持续的完成了现代化崛起。我们重视为什么就无效，大家想想看，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重视文化当中的不是它最重要的那个因素，什么因素？就是达到，我这里说的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我们没看到。你回过头去看，100多年以来文化最多的时候是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听话的仆人，有一些时候成为经济的工具，听话的仆人。
我们很典型的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是典型的文化成为工具。我们今天中央形成的这一套关于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新的理念和思路恰恰是对这样的文化的认知的局限的超越。这一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讲对文化的功能的崭新定位的第二点。
（三）突破古典时代和经济时代的思维的局限，为文化时代的来临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三点我们说突破古典时代和经济时代的思维的局限，未雨绸缪，为文化时代的来临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个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像加拿大的D·谢弗这样的顶尖的文化学家预言了文化引导未来，即将来临甚至是正在来临的一个时代是对经济时代的超越，是一个文化时代。要回答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古典时代我们不用解释，进入工业时代以前的那个农业文明或者是农耕文明或者游牧民族的那种游牧文明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了，那个时候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固然是我们要超越它。还有一种和我们很近的，1776年开启的那个时代，被世界公认为经济的时代，到现在为止，1776年是以什么为标志的？以三大事件为标志。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二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进入工业化的使用。第三大事件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发表，它开启了一扇新的致富的大门；瓦特的蒸汽机的工业化使用更不用我说，它替代了很多人的体力，使工具系统发达；《独立宣言》它改变了政治的方式，改变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以这三大事件为标志，当年被认为是进入世界性的经济时代的开端，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候经济上的成功，经济的指标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经济来展开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类似乎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回到了一种低层次的生存需求的满足，是这么一个时代。
可是这个时代现在遇到种种的问题，如果人光是去讲财富，光是去讲我们欲望的满足，那是非常危险的。地球承载不起、社会的道德也经不起这样的挑战，那么所以才有一个文化时代即将来临的这么一个预言。我们文化时代即将来临，当然是文化的重要性异于原来所有的时代，当然异于古典时代，也不同于经济时代。
一个总的一点我们的认知，人类过去在生产上主要听命于自然的必然性，在消费上主要受制于自身的生物性，在流通上主要受制于地域性的经济活动。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克服了种种自然的限制的自由、自觉、自为的充满创造性、享乐性、审美性的经济活动，建设了这么一种活动，这当然是我们伟大的马克思预言未来的新社会。你看看说上午钓鱼，下午做画，晚上搞理论批判，这就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自为的享乐性、创造性、审美性的活动，称之为文化活动。这就是所谓的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实质。
当然所有的经济文化化当然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一开始这种粗鄙的经济慢慢的文化化，它是指什么具体的文化内容呢？一开始我们追溯到农业文明时代，是以农业或者是牧业
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就是世界上来说。然后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然后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第四个阶段以知识性的服务阶段为基础的经济，最近的阶段尤其是在一些最发达国家，比如说在美国，我们曾经说过美国今天的文化产业占它GDP的25%，那是不得了，它光是文化产业就远远的超出我们的生产总和。这是不得了的，为什么？这个阶段原来是以艺术与文化的知识服务业为基础的，我们所谓的经济文化化是指这么一种作为经济基础的一种变化。有一个这样的从粗鄙的那种纯粹动物式的满足、动物式的体力劳动慢慢的成为享乐性这样子的，然后整个产业它是以艺术与文化知识服务业为基础的。
所谓文化经济化，也经历了这么五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传统文化、精英文化为标志，我们说现在的唐诗很美，但是实际上和最广大普通的百姓关系非常的微弱，是少数文人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商业文化，就是精英文化为媒介技术和市场的中介；第三个文化产业；第四个所谓的内容产业；第五个阶段创意产业。
原来少数人享有的精美的精神的活动、精神的产品，现在成为千家万户、普通人、各色人等的一个必需品，这是一个我们要从这么一种文化时代来临，从这么一些世界性的趋势来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如此的重视文化，对过去古典时代和经济时代文化理解、思维、方式局限的一种突破。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作为文化时代即将来临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人类的制度正变的更具有文化性。各位，人类的制度本身具有文化性是什么意思？在制度当中最核心的东西是文化价值。原来古典时代比如说皇帝他的制度当中最核心的什么？不是文化价值，是他一统天下，江山的稳固。现在是所有人的文化价值。所以同时有人指出，文化社会开始出现，直到最近的晚期现代，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社会分区开来，并且不断的扩展自己的领域。这样就造成了过去社会性的机构变的更具有文化性。说实在的，现在有一些管理经济的部门它现在更具有文化性，而原来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机构则日益占据社会的中心地位。
现在看到，我们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原来比如说新闻出版总署、广电局、文化部，它基本是边缘的。你看到几十年的时间，发现它越来越被聚焦，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这所谓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机构日益占据社会的中心地位。我们再从第三点来说，人类开始了由关注物到关注人，由追求量的扩张到追求质的提升，由征服世界到完善人格的转变。这是一些文化学家指出来的，这是我们说对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的第三点。
（四）理性反省历史，坦然接纳传统文化，获取走向未来的智慧
第四点我们这样来解读中央对文化功能的崭新地位，就是改变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简单肯定或者粗暴否定的态度，在理性反省历史，坦然接纳传统当中获取走向未来的智慧。我们搞文化体制改革，不是一个像美国一样没有历史的国家在搞文化体制改革。我们谈中国今天的文化建设，必须一是照顾到自己历史的纬度，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有几千年没有中断文明史的国家，我们必须对历史文化找到一种确实的、可靠的、正确的态度才行。我们必须有这么一种智慧，实际上这一点上的突破是干什么？是要回答一个问题，100多年的传统到底是债务，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债务还是祖宗留给我们的资产，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我相信《决定》的精神，你仔细去读，实际上是要回答解决这个100多年以来一直在困扰我们的问题。
我们还记得，说到一条，文化上寻根问底，从对民族传统的轻薄的态度到文化上的认祖归宗这么一种转变，这一点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谈历史，我们谈文化建设，绝非无关紧要。这么大一个文明体如果你要获取走向未来的智慧，要发挥文化思想、道德、信仰的作用，你如果没有一个历史的纬度，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要创新，创新是什么？是和传统已有的东西对话，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走向创新。没有根基，没有传统的创新往往是虚假的创新，这是我们讲我们党中央关于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的第四个方面。
（五）突破经济思维、政治思维的局限，形成现代文化的思维方式
第五个方面就是突破经济思维、政治思维的局限，形成现代文化的思维方式。这是前面有一个问题突破和这个是重合的，但是我们单独提出来。由经济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局限走出来，不要用经济去矮化、窄化、庸俗化文明文化。也不要用政治去矮化、窄化、庸俗化文化。要冲破这种局限，形成现代文化思维的方式，实际上是要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崭新的国家回答一个问题，国家战略、战略思维的本质是什么？背后是什么？不然的话你不能真正形成一个国家的战略。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一些行为短期化或者是越演越烈，为什么？是由于
文明碎片化才会产生普遍的行为的短期化。而文明的碎片化是把整个文明的存在理解为功利的关系，或者是政治利害的关系，这时候你一定会破坏文明的完整性。
那么战略思维的本质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也罢，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地方真正要有一个有用的实际的战略思维，那这个战略思维的背后或者是本质一定是一种文化思维。我们说要形成现代文化思维方式，当然现在文化思维方式关乎到很多方面，我们没法在这里展开学术的探讨，但是我们有几个点可以提出来。什么是文化思维方式？或者说文化的思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我们讲几点。
第一，文化思维实际上是把人、把事、把物放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当中给予评价、排序，做出最后的结论，这么一种长久考量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在一种功利的世界、肉眼看到的世俗的世界当中，重要的东西放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当中它不一定就有。关于文化思维是一种长久的考量，有一句李白的诗做了最好的诠释，这句诗是说（58：52）。就是当年为两位楚王服务的伟大的屈原，他写下的当时轻于鸿毛的那些个辞赋，千年之后到了李白那个时候上升为精神星空的日月同辉的一种价值，人类共同的价值。
可是当年在功利世界，世俗世界非常强势、强大。两位楚王，前楚怀王和顷襄王，当时为了彰显自己的强势、强大、富贵、尊贵、高贵，修建的那些亭台、楼阁、水榭，千年之后只是一堆荒丘而已。就是我们对比一下，当年的屈原是何等的弱小，千年之后他是何等的伟大。当年在一个世俗的世界，两位楚王是何等的强大。千年之后，如果不是伟大的屈原给他当过本质上说是秘书，谁还记得前楚怀王和顷襄王，谁记得他们。
当然，我们讲起来这一段，在一个功利的、世俗的世界也是很残酷的。尽管伟大的屈原当年经常表达对王的忠心耿耿，但是也摆脱不了他两次被流放的命运。第二次流放投汨罗江，留下一段凄婉的故事，留下一个我们认真的过的时候都会扼腕叹息的端午节。我们从这个例子来想一想，文化思维是不是战略思维的一种本质。所谓一个国家战略你不是从整体、长远的考量人、事、物的价值，仅仅是一个功利的、肉眼看见的世界，那往往我们价值排序搞颠倒了。要知道价值排序颠倒，往往造成一个国家失去很多机会。把重要的事物看成是次要的，当然这个战略谈不上是战略。
第二，我们说突破经济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局限，形成现代文化思维方式。那么这种文化思维我们从第二个方面来解读，实际上文化思维是一种什么思维？是一种人类自我审视的机制。我们知道我们人类被称做文化生命，被称做一种历史的存在，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存在？这样的生命？是由于我们有一种自我审视的机制。昨天做了什么，去年做了什么，100年前发生了什么，无不记录下来进行反省。这样的话就像原始森林里的花开花落、叶开叶落都积存于腐殖质当中，营养未来的植被。没有这种自我审视的机制，我们不会有历史的积累，也不叫历史的存在物，我们不能称做文化的生命。因为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信息它可以超机体、超时空的传播。而这种超机体、超时空的传播是由于自我审视造成的积累。这样我们会想起来巴金老先生在晚年的时候，他说要建一个文化的博物馆，从文化上解读他其实要完善我中华民族的这种自我审视的机制。
当然，自我审视，无论是个体、群体，乃至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真正要做到清醒的自我审视不是很容易的。梁启超先生有一诗叫“偶开天眼窥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我们有时候以为种种滚滚红尘的事情看的通通透透、清清楚楚。可是你晚上通透、清楚，第二天早上一起来还是糊涂。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1840年被人打的鼻青脸肿以后，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自我审视、自我反省。所谓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就是一种自我反省，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精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我们应该理解为他代表这个民族的一种自我审视，完成一种文化批判。但是这个自我审视100年过去了，现在“五四运动”也9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知真的比鲁迅他们更清楚吗？我们今天在文化上提出的很多命题、很多问题远不如他们这么深刻。这就是自我审视，也是一种很难的事。
第三，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文化思维，我们说文化思维本质上是关乎人类生存、生活和生命的整体的有机的思考。大家知道，从17世纪初期形成了西方那种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种种的学科，它们本质上是拿概念和逻辑的篱笆把某一块地围起来在这里耕种。假设外面的气侯对这一亩三分地没有影响，真正的文化的思维是不停的质疑，你这种篱笆插在这里合适吗？外面的气侯真的对你没有影响吗？这样不停的质疑，把生存、把生活、把生命搞的支离破碎的分门别类的分析、关照，我们要反省这个东西。时刻保持一种警觉，使人类的生活、生存、生命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国家的战略思维也不能没有这种整体和有机的关照。
第四，我们说文化思维，我们从文化思维特有的对象来谈文化思维的一种特质。一切严肃的文化思考无不关乎到两个对象，第一个是康德老先生说一旦让人想起来就会激动不已的那两件事物，一是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标准。这两个对象自大物外，你说星空有多远有多大，说多大有多大，说多远有多远。你说心中的道德有多小，你知道道德的原子，知道粒子有多小吗？说多小有多小。严肃的文化思考关乎这两个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生物，不能离开地球，没法离开大地生存，但是我们总是要仰望星空，要设置一个永远不能到达的目标，这样才能更有效的完全我们必须完全的有限目标。
第二个，另外一个激动不已是我们作为一个达尔文证明我们是由普通生物进化而来的，到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躯体依然保留着由兽而来，由普通生物而来的普通的特性。比如说我们作为普通的生物我们要符合生物学的普遍的自然规律，趋生必死、趋利必害。如果我们不是趋生必死、趋死必生的话，我们都不会存在，要死很容易。但是话不能说到这里为止，我们人类在某一些特殊的时刻，某些人的身上体现出一种违背生物自然性的道德行为，自由的选择死亡，为了大我放弃小我的生命。我们只需要举一个谭嗣同就可以了，1898变革变法失败以后，他原本完全可以逃走，但是他主动选择放弃逃离，放弃生命。这种道德选择证明人类有另一个纬度，他不完全在什么时候都服从生物学的趋生必死、趋利必害的，有时候自由的选择一种担当。
我们从现代文化思维方式这个角度来谈说对经济思维、政治思维的局限的突破。为天地立心的这个另有专门的讲解，就是一个独立的话题，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在这里一带而过不去说它。
三、改革体制，搞活机制，尊重发展规律，清除文化发展的障碍
下面还有一个话题，我们稍稍的讲一下，因为这是一个也值得专门讲的话题，就是改革体制搞活机制，尊重发展的规律，清除发展的障碍。也可以这样表达，我们搞文化建设从封堵到疏导，再到开源到创新的飞跃，我觉得六中全会的精神体现了这一点。
（一）阻碍文化发展繁荣的问题
改革体制，搞活机制，尊重发展规律，清除发展障碍。落实到清除发展障碍上，什么样的问题构成我们所谓的文化发展繁荣的障碍。换句话说我是给它分成几类，基本分成三类问题，中国100年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面临的文化问题从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眼前的问题，而是做一个历史的清算。100多年以来中国存在哪些问题呢？
第一类就是我把它归结为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种种的精神的问题、理念的问题、认知的问题、价值的问题、信仰的问题。这么一类文化问题，就是整个这些方面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方向、核心价值、社会理想模糊，文化无根，吸引力、凝聚力不足，这是一类问题。如果要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可以概括为文化“六无”的现象。存在，一直存在，100年以来文化无根，西方文明强劲到来、野蛮到来，让我们5000年的文化之树连根拔起，造成我们传统严重的断裂。我们要知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圣人失语，这样来代表我们的文化危机。我们圣人失语了，西方的文化危机叫做上帝死了。我们圣人失语留下巨大文化权利的真空，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是被当成我们原来圣人的替代品、儒家学说的替代品，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今天由于种种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也不同的程度上、一定程度上遭遇了一种危机，所以文化无根的状态依然存在。
第二类是文化无魂。我们被人撞击魂飘魄散。你看到中国近代以来一会是这个主义当我们民族的魂，一会是那个主义当民族的魂。我们革命以后建立新中国，历史已经解决了，但是搞市场经济以后，实际上问题又重新出现了。我们满街的人看上去有一种失魂落魄的眼神，为什么？我们没有固定的精神居所，文化无序。我们指道德失范，文化无力，缺乏凝聚力、吸引力和创造力。文化无声，主要是指我们这个国家今天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身躯已经发育完全，但是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不匹配、非常小。还有文化无信，当然是几十年以前我们就在谈“三信危机”的问题，今天实际上有可能比当时谈的时候更严重。
当然我们对于这些文化“六无”的现象，我们可以进行一种更深入的病理学、文化病理学的探讨，我们不在这里说。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们由于中国社会近代以来优势的需求是深层的需求，这样一来就逼迫我们长期缺乏真正的文化关注所造成的文化高利贷的效应。文
化上欠债，欠到一定的程度像借高利贷要还债的时候利息非常高。另外一个同时摧毁宗教式的那种法规，就是在中国社会就是明教和世俗社会的法律所造成的文化废墟效应，一堆废墟，混乱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也是属于这样的，还有种种其他的病症我们不在这里再说。
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文化的一些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像王蒙先生就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判断，他说，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浅薄、空心（无思想内涵）与低俗的文化产品。拳头加枕头、陈陈相因的视听与阅读作品。炒作、谩骂、小团体的门户之争替代了认真的文化批评。这是一个反映。还有我们作为诗的国度，诗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感性领域的哲学，它代表我们的精神的素质。可是我们有一些被称做是国家级的诗人写出来的诗简直是不成体统。比如说有一首诗，诗题就叫写诗，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第一行，写诗很简单，把结巴的话记下来就可以了，这是一首诗。这么一个诗的国度，国家级的诗人写出这么一首诗来，证明我们的文化的病症不清。因为诗歌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高度的一种标志性的方面，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种，实际上我们这里说的是第二种的文化问题。
第三类，当前文化体制改革遇到的种种的操作性、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文化单位的姓事、姓企，就是事业、企业它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的，有一系列的不同的见解。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到底怎么协调，所谓的商品的属性和精神、价值、体现精神价值意识形态的属性怎么协调，文化企业的两种效益到底能不能统一，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去一一的分析问题，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让大家自己来想我们文化在操作性的领域，文化体制改革操作性的领域到底要解决什么、回答什么、清除什么样的障碍。
举什么例子呢？大家都知道，1997年美国有一部翻拍的大片《泰坦尼克号》，它是翻拍的冰海沉船，在港台翻译成《难忘之夜》，这么一部老片翻拍你知道有多少票房收入吗？统计不一样，有说是18.5亿，有说是28亿美元吧。我们就说20几亿美元，这么一个取中线的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作为市场上的产业，文化产业；市场上的产品，功利产品，它是强势获胜了，取得巨大的成功。可是，事情不止这一面，要知道它在实现经济效益、市场价值的同时，被人们普遍认为它最完整的、最通俗的、最有效的诠释和宣传了美国的主流价值。用我们国家的话来说，它作为文化事业、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在这么一个领域依然是大获全胜。社会效益、精神价值都有很高的收获。电影史上第一部昂贵的电影，沉默之船上永不沉默的爱情的绝唱，一部人类应该时时审视自己劣根性的警示真言，一则包容、信念、勇气、牺牲和爱的不朽的传奇，这是有评论家这样说的，它的社会效益和精神价值。
我们看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各位知道吗？美国没有文化部。翻拍这么一部影片不是国家行为，没有政府的主导和支持，完全是民间操作。它既作为市场产业，同时又体现国家的主流价值，是怎么做到的？美国没有文化部，它一定有一种社会自发的装置使一些文化作品取得如此完整的成功。
好，各位要知道我谈这个20几个亿的票房是要做一个对比。2010年我们中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元人民币，打惊叹号，为什么？我们电影界的人士欢天喜地庆祝中国13.5亿人，一年电影的票房终于突破100亿人民币。对比一下，美国一部翻拍的旧影片获得20亿美元，超过我们13.5亿整个2010年电影票房的价值，意味着什么？何况我们的100亿里面是良莠不齐的，当然有一种，比如说23秒32年的《唐山大地震》，它获得了6.8亿的票房，并且被人说物理的灾难好修复，精神的创伤难愈合，表现了苦难。在信仰崩塌之后，饱受创伤的唐山大地震幸存者们用什么来填补心底的黑洞呢？一是亲情，二是生命本身。我觉得它是积极向上的，但是你要说它完整的诠释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我不同意。没有做到这一点，它是最好的主旋律的双丰收的作品，是这样一个。但是更多的是娱乐性的，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做“娱乐致死”。比如说《三枪拍案惊奇》这种东西就是纯粹满足娱乐的，满足人的娱乐的欲望。娱乐，纯粹娱乐不小心就会从人的美感退化为动物的快感，各位，这一点很危险。纯粹的娱乐没有价值理想，没有价值导向的娱乐其实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还有一些无价值或者叫负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惊情》。各位，你知道《惊情》这部片子投资2500万，票房10万，它不是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但是你也没有看到里面到底诠释了什么样的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或者是中华民族的什么精神价值。没有，所以网友这样评价说，拍这部片子是演员的悲剧，看这部片子是观众的悲剧。我们记住2010年一共13.5亿人取得最辉煌的这一年100亿的人民币，并且还有很多国家行为在里面。那个没有国家行为，那个没有文化部的国家，没有政府主导，一部翻拍的影片20亿美元，我们两相对照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这又回到关于心灵世界大和物象世界大，两者的不一样。物象世界这
个杯子比这个杯子大，很自然一目了然，甚至进入数学式的统计，你这个在市场上获得多少价值，数学精确表达。可是在关乎心灵、思想、道德、价值、信仰的这个领域什么是大的，我们要重新审视、思考，这是一个要点。我们未来搞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的快速的发展繁荣，必须搞清楚一点，这两个世界，功利世界的大未必是精神世界的大，两者要做到统一的话，首先要区分这两点。
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有人会提出来，我们作为主旋律的东西往往不能流行，流行的东西往往不是主旋律。为什么？我们是否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什么是主旋律呀？主旋律就是在众多的负旋律、非主旋律之外弄一个分贝最高的旋律，认为这是主旋律。实际上这是用物象世界的标准来评价心灵道德价值、信仰世界的价值存在轻重。实际上中国古人说的很好，“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心灵精神的世界，那个最大的东西是最小的东西，在文化的世界里面什么是主旋律，是在所有的旋律当中都存在，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渗透，它从不怯场、不缺席，这样的存在是真正的大。所以“大音希声”不是搞一个最高分贝的东西，我们《道德经》里面还说了一个，以百姓之心为心，而不是以圣人一人之心去强加给百姓之心，你这样做不到主旋律，真正的主旋律是表面不出现、无声，但是实际上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东西。
我们搞文化体制改革真的要解决这个关乎心灵道德建设，什么是大的重要的，物象世界什么是大的重要的，两者要区分开来。我们主旋律应该是月亮，而不是和所有的泉眼相比较，挖一口最大的井，你印的还是别人的月亮。我们要做那种被所有的泉水映照的月亮，而不是挖一口大井做井，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有一些难点，根据我们长期研讨，教学讨论当中观察，众多的在文化领域工作的同志、研究的同志认为，现在文化体制改革至少有这几方面的难点
第一就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划分到底怎么划分。产业当中就不需要文化事业的那种为人民服务，张扬那种主流价值吗？事业部分它就不需要在一个物的世界上、市场上取得成功吗？没有人瞧的东西你能作为事业吗？成功吗？
第二是文化资产怎么样科学、合理、规范的评估。这也是未来文化体制改革一个操作性、技术性的问题。
第三是谁代替出资人对国有文化进行管理。这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谈到的问题，是一个难题。
第四是怎样加强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我们整个文化体制改革不仅仅是管理体制，重点是政府怎么管文化，这个管的体制要改革是一个难点。
第五是有人提出来，是否要把又快又大作为改革的目标。好，要快速的怎么样，要把什么做大，这个过去经济体制改革搞什么航空母舰有经验，也有教训，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顾及到这些难点。
我们文化体制改革当中当然要改变旧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几种有害的思维方式，比如说犯政治化的思维方式，我们对任何的作品不做政治的评价，需要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非此即彼的战场式的思维方式。要么是事业，要么是产业，要么是经济价值，要么是精神价值。这样完全的区分，在真实的生活当中能区分开来吗？这是不是战场的思维方式，非敌即我，你不开枪我就要开枪，这么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真正的文化体制改革，如果不进行旧的意识形态包含的有害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清除的话，我们说清除精神障碍往往是一些肉眼看不见的障碍，把重要的东西变成唯一东西的思维方式。我们一说这段时间生活当中，社会当中哪一个东西重要了，我们就把它转化为唯一，把重要的东西当成为一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是取消了问题的本身。比如说作为一个学生成绩很重要，这没什么话说。但是把成绩当成是一个学生的全部生活的时候，这就由真理转向了谬论，文化建设当中也是这样的。还有重理轻情，我们经常说道理，轻人的情绪、情感、情愿，还有把欲当成是恶的一种思维方式，还有重自觉轻自发。把自发的东西看成是负面的东西，其实文化的领域充满着自发性。就像原始生灵没有人去干扰它，它长的非常的蓬勃、茂密，有什么不好吗？还有重主义轻生活的思维方式，这么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总是拿主义来说事，不是拿生活来说事，不是由生活去解释主义，而是由主义去剪裁生活，必然使我们的文化单调化、乏味化、无趣化。 当然我们未来真正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处理我们今天同时存在的黄色文化、红色文化和蓝色文化的关系。这里所谓的黄色文化
是作为中华民族底色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它是黄色的。蓝色文化是指西方来的作为世界流行色的文化，蓝色文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是世界流行色。红色文化是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那种文化，它是一种保护色，我认为。蓝色文明漫山遍野侵入到我们黄色来以后，由于它的冲击力太大，我们需要一套保护的文化，就是红色文化。这三种文化、三色文化怎么样相互兼容、融为一体，化成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我们的文化体制还有种种更多的问题。我们各个阶层，包括我们党中央一定也关心这样的问题。如果把20世纪分成上下两半，前半个世纪战乱不断，但是我们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出了大师级的人物；后半个世纪我们基本上是和平世纪，我们在各个领域几乎没有大师级的人物。这是我们未来文化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当然这像钱学森晚年之问，他是从学校来说，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也可以追根到我们的文化的观念、文化的机制、文化的体制上面。还有作为外国人的撒切尔夫人，那位铁娘子以轻蔑的口吻说起来，她说你们说中国危险，中国危险什么，中国只是出口电视机，从来不出口电视剧，何足惧哉？它有什么可怕的，它有什么危险。像这种世纪性的困惑，我们在这场文化体制改革中应该是要解决，应该是要回答。我们原来管理文化以堵的方式，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在堵什么，今天我们怎么样克服这种惯性。我们原来堵什么？堵资本主义的恶，封建主义的毒，日常生活中的熟，人性中的欲，一定的堵是需要的，不能说一个政府无所作为，对种种这样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因势利导，未必资本主义全是恶，它是一个文明的发展阶段，有恶有善，封建主义的也是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熟，我们更不能全堵住。
最后我们从整个国家、民族、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现代化的进程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文化上应该做什么。我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让大家去思考，还是讲到《泰坦尼克号》，各位知道《泰坦尼克号》为什么沉没。真实的历史是由于锁望远镜的箱子的那把钥匙丢在陆地上，那把钥匙124万块钱被我们浙江的老板前些年在英国拍得了。所以一直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太自信了，用肉眼看前途，看海上的前景，结果看到冰山的时候来不及了，这是我们利用这个隐喻的价值。我们一个民族，一个现代国家已经不是在河沟里面驶船，而是在充满着恶浪这么一个大海上航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思想上的望远镜不能在锁在箱子里不用，不然的话也会遭遇到不测。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留给大家去想的这么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