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电影史观
——读《电影史：理论与实践》
电影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要求研究者既要有丰富的影像积累，同时又需具备深厚的史学功底。与关注作家作品的文学史不同，电影史的研究需要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艾伦和戈梅里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开篇便提出“电影史学家并不分析某部影片或思考所有电影的本性和潜质，而是试图解释电影自起源以来所发生的变革，并说明一些经久未的电影外观。”即是将各种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从而找出推动电影发展的机制。这些因素中又大致分为美学、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方面。
在研究电影史的方法上，过去人们一直信奉着某种历史的“经验论”，相信过去的事实不依赖于历史学家的心智而存在。历史学家只是从中选取适用于他的材料，他自身的理念在历史学研究中无足轻重。但若是不加入自己的论点，而纯粹采用叙事性的方法撰写电影史，对电影史研究将没有任何价值。充其量只能算作理清电影发展脉络的资料，对于它们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等问题没有给出答案。因此，电影史的撰写不应该是叙事性的，而应该是阐释性的，不应该把电影史演进的脉络简化为某些关键节点上的历史事实。虽然历史的真实确是由这些事实显露出来，但真正需要挖掘和探索的是促成这些现象背后的推动机制。
本书第一章中引用了英国哲学家罗伊·巴斯克的话“世界由机制构成，而不是由事件构成。”从而引出一种研究电影史的新方法，即实在论。实在论所要解释的不仅包含对现实可预见层面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对产生事件的生成机制进行探索。由于特定历史事实的产生错在一定偶然性，往往不能代表普遍现象，顺着该事件探索出的原因可能无法说明该时期的真实状况，因此需要借助实在论方法，研究其生成的大环境下的总体机制，不是某一封闭的事件，而是开放的，流动的空间。这种研究并不是史学家的假设性观点，而是需要大量论据资料的支撑，从中抽象出一个可以回答“为什么发生”的知识范型，并在非特定时代的语境中加以检验。判断任何一种史学论点优劣的标准都是看支持其结论的有关证据的多寡与分量。我们不必抱怨早期影像资料的缺失而会对研究造成困扰，虽然这的确令人遗憾，但可供电影史研究的资料远不止于此。历史的生成机制并不是孤立作用的，李欧梵先生可以从早起上海的文学作品、美女月份牌甚至舞女的开销清单中提炼出上海的现代性特征，我们也可以从电影公司档案、行业报刊等各种非影片资料中重组起当时电影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市场规律。有时候影片的评论资料甚至比影片本身的内容更能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环境下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在美学电影史中，唯杰作论和作者论的观点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某些被奉为经典的影片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分解和剖析后已经有过度阐释，但却还有更多的人乐此不疲的研究。一些个人风格强烈的导演的一系列作品也被视为现象集中研究，即所谓的大师研究，但这对电影史研究帮助并不大，反而使更多带有时代特征却不那么知名的影片被忽略和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确一部伟大的作品所产生的超时间性令人非常着迷，但它们对于电影史而言却并不一定是必然出现的。过分关注于这些独立个体反而会忽略了影片之间的连结，以及它们的出现可能受到的技术或经济、社会方面的影响，无意间将其从历史语境中隔离出来。
想要重建美学电影史就必须从同一时期的所有影片中寻找共性，找到审美机制与市场价值取向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范型。“历史地认识一部影片将意味着把这部影片理解为背景或生成机制的特殊结合物。”从中必定能够找到某些固定的与观众传统价值取向想一致的元素。而影片之间的区别则是这些元素不同的排列组合，因此甚至在不同时期的影片中，我们也能找到许多共同点。例如二十年代拯救了明星公司资金链的影片《孤儿救祖记》与三十年代初联华公司发起的“国片复兴”运动中打头阵的影片《故都春梦》、从这两部大受好评同时又引领市场风向的影片本事中可以发现许多故事架构中的共同点。两片同为家庭剧，从最初的家庭和美资产颇丰到因男主人公听计于他人而赶走作为儿媳或妻子的具有善良贤淑等典型东方美德的女主人公。女人隐忍离开，受尽磨难，
同时男人也被贱人所害，境况跌入谷底，只让奸人得了逞，从而将主人公命运推至悲的极致。而后男主人公幡然悔悟，悔恨交加，恳请女主人公原谅，放才得以家人团聚。这样不尽相同的架构似乎有意迎合中国自古以来家庭本位的观念以及传统道德观对人行为的约束能力。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此类影片能够在中国的观众中获得成功，并且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普遍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之上。而类似这样的特殊元素抽象出来就能整合成一种类型，成为一种被期待出现的美学框架。从而逐渐演变和发展为类型片，构筑起如今的好莱坞。我们现今所产生出的类型片种类，其出现都绝非偶然，而是与整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扭结在一起。如今类型片已是各国电影产业化背景下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类型片的不断成熟，综合性不断加强，类型之间的差异正在消解，界线逐渐模糊，对类型的界定变得越发困难。这一事实也正好体现出支撑作者论和唯杰作论的鲜明个人风格的逐渐衰弱，印证了开放的电影史观这种研究方法所具备的普适性价值。
开放的电影史观
——读《电影史：理论与实践》
电影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要求研究者既要有丰富的影像积累，同时又需具备深厚的史学功底。与关注作家作品的文学史不同，电影史的研究需要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艾伦和戈梅里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开篇便提出“电影史学家并不分析某部影片或思考所有电影的本性和潜质，而是试图解释电影自起源以来所发生的变革，并说明一些经久未的电影外观。”即是将各种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从而找出推动电影发展的机制。这些因素中又大致分为美学、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方面。
在研究电影史的方法上，过去人们一直信奉着某种历史的“经验论”，相信过去的事实不依赖于历史学家的心智而存在。历史学家只是从中选取适用于他的材料，他自身的理念在历史学研究中无足轻重。但若是不加入自己的论点，而纯粹采用叙事性的方法撰写电影史，对电影史研究将没有任何价值。充其量只能算作理清电影发展脉络的资料，对于它们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等问题没有给出答案。因此，电影史的撰写不应该是叙事性的，而应该是阐释性的，不应该把电影史演进的脉络简化为某些关键节点上的历史事实。虽然历史的真实确是由这些事实显露出来，但真正需要挖掘和探索的是促成这些现象背后的推动机制。
本书第一章中引用了英国哲学家罗伊·巴斯克的话“世界由机制构成，而不是由事件构成。”从而引出一种研究电影史的新方法，即实在论。实在论所要解释的不仅包含对现实可预见层面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对产生事件的生成机制进行探索。由于特定历史事实的产生错在一定偶然性，往往不能代表普遍现象，顺着该事件探索出的原因可能无法说明该时期的真实状况，因此需要借助实在论方法，研究其生成的大环境下的总体机制，不是某一封闭的事件，而是开放的，流动的空间。这种研究并不是史学家的假设性观点，而是需要大量论据资料的支撑，从中抽象出一个可以回答“为什么发生”的知识范型，并在非特定时代的语境中加以检验。判断任何一种史学论点优劣的标准都是看支持其结论的有关证据的多寡与分量。我们不必抱怨早期影像资料的缺失而会对研究造成困扰，虽然这的确令人遗憾，但可供电影史研究的资料远不止于此。历史的生成机制并不是孤立作用的，李欧梵先生可以从早起上海的文学作品、美女月份牌甚至舞女的开销清单中提炼出上海的现代性特征，我们也可以从电影公司档案、行业报刊等各种非影片资料中重组起当时电影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市场规律。有时候影片的评论资料甚至比影片本身的内容更能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环境下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在美学电影史中，唯杰作论和作者论的观点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某些被奉为经典的影片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分解和剖析后已经有过度阐释，但却还有更多的人乐此不疲的研究。一些个人风格强烈的导演的一系列作品也被视为现象集中研究，即所谓的大师研究，但这对电影史研究帮助并不大，反而使更多带有时代特征却不那么知名的影片被忽略和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确一部伟大的作品所产生的超时间性令人非常着迷，但它们对于电影史而言却并不一定是必然出现的。过分关注于这些独立个体反而会忽略了影片之间的连结，以及它们的出现可能受到的技术或经济、社会方面的影响，无意间将其从历史语境中隔离出来。
想要重建美学电影史就必须从同一时期的所有影片中寻找共性，找到审美机制与市场价值取向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范型。“历史地认识一部影片将意味着把这部影片理解为背景或生成机制的特殊结合物。”从中必定能够找到某些固定的与观众传统价值取向想一致的元素。而影片之间的区别则是这些元素不同的排列组合，因此甚至在不同时期的影片中，我们也能找到许多共同点。例如二十年代拯救了明星公司资金链的影片《孤儿救祖记》与三十年代初联华公司发起的“国片复兴”运动中打头阵的影片《故都春梦》、从这两部大受好评同时又引领市场风向的影片本事中可以发现许多故事架构中的共同点。两片同为家庭剧，从最初的家庭和美资产颇丰到因男主人公听计于他人而赶走作为儿媳或妻子的具有善良贤淑等典型东方美德的女主人公。女人隐忍离开，受尽磨难，
同时男人也被贱人所害，境况跌入谷底，只让奸人得了逞，从而将主人公命运推至悲的极致。而后男主人公幡然悔悟，悔恨交加，恳请女主人公原谅，放才得以家人团聚。这样不尽相同的架构似乎有意迎合中国自古以来家庭本位的观念以及传统道德观对人行为的约束能力。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此类影片能够在中国的观众中获得成功，并且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普遍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之上。而类似这样的特殊元素抽象出来就能整合成一种类型，成为一种被期待出现的美学框架。从而逐渐演变和发展为类型片，构筑起如今的好莱坞。我们现今所产生出的类型片种类，其出现都绝非偶然，而是与整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扭结在一起。如今类型片已是各国电影产业化背景下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类型片的不断成熟，综合性不断加强，类型之间的差异正在消解，界线逐渐模糊，对类型的界定变得越发困难。这一事实也正好体现出支撑作者论和唯杰作论的鲜明个人风格的逐渐衰弱，印证了开放的电影史观这种研究方法所具备的普适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