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黄克诚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言、求实求真而闻名于世。他在多个重要历史关头和重大问题上，以对党的无比忠诚和远见卓识，及时向党中央和上级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虽然多次遭受批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等大帽子，以致被撤职、降职，庐山会议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打击迫害，但他始终百折不挠。毛泽东对黄克诚这种性格，从总体上还是肯定的。他曾说：在党内，黄克诚是最爱提意见的人，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讲得很不错，“是个敢讲真话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在华中局主持工作时，与黄克诚在作战方针上产生过一些矛盾，但他对黄克诚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他曾说：我对黄克诚的认识比较迟，像他那样能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并敢于向中央提出建议的高级干部太少了。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因反对和抵制错误的烧杀政策、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错误，三次被批判，一次被撤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笼罩在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10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黄克诚离开国民党军唐生智部后，辗转回到家乡湖南永兴，与地下党负责人接上了关系，并联络刘申、邝振兴、黄平、李卜成等回乡的共产党员，成立了永兴特别支部。12月下旬，特别支部开会，特支书记向大复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指示一传达，像点了一把火，大家情绪激昂，痛陈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罪行，建议立即组织暴动。黄克诚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和武装的指示，但不是马上。他说：“武装暴动首先要积聚力量，建立骨干队伍，准备条件，选择时机。”“马上举行暴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人数太少。连‘暴徒’还没有联系上几个，单凭我们少数几个人干，是不可能把暴动搞起来的。当务之急是联络骨干，组织力量，拟制暴动计划。” 黄克诚的发言，被邝振兴等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主持会议的向大复也不时插话说“要坚决，不能右”。这是黄克诚第一次被点名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会后尽管基本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并取得了武装暴动的成功，但黄克诚“右倾”的印象却刻在了县委领导人的脑子里，以致胜利之初不让他参加县委领导班子。 1928年3月，蒋介石策动湘粤军阀调集六个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协剿”湘南起义部队。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要求各县农军“大杀土豪”、火烧公路沿线房屋，使敌人无粮吃、无房住，以此阻止敌人“会剿”。永兴县委传达贯彻上述指示时，黄克诚表示反对，他说：“烧房子不得人心啊！这样做太危险了，房子烧了让老百姓去哪里住？这会失掉人心的，我们还怎么立足？我建议不执行这个命令。”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他右倾，并责成他组织火烧县城。黄克诚说难以从命。李一鼎站起来说：“我以县委的名义命令你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黄克诚无奈，只能接受命令。但他在执行时还是打了“折扣”，只布置烧旧县衙、祠堂和庙宇，不准殃及民宅和商铺。 局势的发展证明，黄克诚的主张是对的。而盲目执行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耒阳等县，因大烧大杀而引起农民“反水”，在恶霸、豪绅策动下，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一批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永兴县委这才根据上级指示停止了“烧杀”政策。 1930年6月，湘粤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的周仁八村召开扩大会议，黄克诚出席会议。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决定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为基础，同新编成的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拟定任命黄克诚为纵队政委。会上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以及以夺取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与会者听了传达极为振奋和鼓舞，摩拳擦掌，表示要大干一场。黄克诚却产生了疑问。他认为，以区区8000多装备很差的红军，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后援，却硬要冒险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极有可能重蹈南昌、广州起义的覆辙。他本想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又担心影响士气。于是，在会后给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写信，具体陈述了现在不能攻武汉等大城市的理由。同时，向纵队政委张纯清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两人多次进行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是盲动；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 尽管攻打武汉的呼声很高，但彭德怀认真分析了形势，还是同意了黄克诚等的意见，未攻打武汉，而率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相继占领通山、崇阳、蒲圻、通城、临湘一带，7月4日攻占岳阳，撤离岳阳后又占领了平江。 一路胜利鼓舞了士气。红三军团和湘南省委、湘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会议上一部分人员，特别是红八军的干部，极力主张按中央的部署，攻取武汉。另一部分干部，主要是军团部和湘南省委的干部，主张先攻取长沙，再打武汉。双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黄克诚明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提出攻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至于打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江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一讲完，当即受到围攻，发言者指责他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军团领导也认为他目前的思想状态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于是撤销了已宣布他担任的纵队政委职务，仍任支队政委。 这是黄克诚因公开发表所谓“右倾”意见第一次被撤职（保留原任）。黄克诚一如从前，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并在领导部队打土豪、筹粮中立了大功。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黄克诚于1931年又被任命为师政委。 抵制和反对肃反扩大化，被疑为“AB团”分子、“托陈取消派”，被撤销师政委职务，险遭逮捕处决 1930年，中央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政军内开展了以反“AB团”（国民党右派成立的反共组织）为重点的肃反斗争。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肃反工作。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逮捕了江西省委、省苏维埃赣西特委的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以及红二十军多个被疑为“AB团”的嫌疑分子，随后处决了50多人。接着李韶九又到红二十军指导肃反，逮捕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月12日，该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集合部队，包围了军部，拘捕了李韶九和该军军长，释放了谢汉昌。刘、谢率400余人包围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审查的20余人。随后，谢汉昌等把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领导；同时，策划了模仿毛泽东字体，伪造假信，企图分裂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这就是历史上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央指示，继续大规模开展以打“AB团”为重点的肃反运动。这次打“AB团”运动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开始的。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十分严重。肃反委员会可以根据“逼、供、信”得来的材料随便抓人、处决。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对上次开展肃反杀人过多深感痛心，对第二次肃反继续搞扩大化很反感，并竭力进行抵制，对被疑干部尽力保护。肃反委员会多次到该师点名抓人，其中的组织科科长周鉴、政务科科长盛农、宣传科科长何笃才，都很优秀，黄克诚希望慎重审查处理。但他们还是被杀掉了。后来又点名抓两个连队指导员。黄克诚对这两个人十分了解，不相信他们是“AB团”分子。得知肃反委员会来抓人，黄克诚就派人告知他们下山躲藏几天；要打仗了，就派人叫他们回到连队带兵作战。作战结束，再藏起来。这两个指导员作战都十分勇敢，一个也没有跑。后来被肃反委员会发觉，在一次战斗结束回来时，被肃反委员会抓走杀掉了。黄克诚找到肃反委员会，当面责问他们为何滥杀无辜。要他们拿出证据，并同他们吵了起来，指责他们是反对革命的行为。肃反委员会权力很大，怀疑黄克诚是“AB团”分子，也有人说他是“托陈取消派”，决定抓起来审查。彭德怀得知后出面干预，要肃反委员会拿出证据。肃反委员会拿不出来，只好说他至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黄克诚幸免被捕、被杀，但不允许他再带兵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在军团部当秘书。直到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主持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承认肃反工作犯了路线错误后，黄克诚才又被任命为师政委。
“左”倾错误路线再次统治中央，黄克诚因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再次被撤职
1931年，在批判和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央苏区和红军粉碎三次“围剿”，革命形势已处高潮，而蒋、冯、阎大战，使国民党面临危机，革命出现了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因此，军事上重新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主张。12月，临时中央相继给红军发训令，要求首取赣州，迫吉安，沿赣江向北发展。黄克诚认为红军当时的力量，攻打中心城市难以成功，并在军团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打赣州的训令。黄克诚此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他知道赣州敌人防守力量强，城防坚固，易守难攻，且敌军容易增援，攻城面临巨大风险，遂向总指挥彭德怀提出异议。但军人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命令一经下达，他便率部赶到指定位置，参加围城攻坚。不出黄克诚所料，红军围城月余，遭城内敌人和援敌内外夹攻，红三军团伤亡3000余人。黄克诚所在的第一师师长侯中央阵亡，全师伤亡近900人。3月7日被迫撤出战斗。 3月20日，军团政治部召开会议，重点批判黄克诚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提议应给处分。彭德怀心里明白，战前，黄克诚不赞成打赣州，战中发现形势不利时曾三次向军团建议撤出战斗，并机断指挥，将所属部队带出，减少了伤亡。因此，同意不给处分。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上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是“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免除了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红三军团传达贯彻宁都会议精神时，黄克诚又再次遭到批判，撤销了他师政委之职，调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部长，七天之后又调教导营任政委。三个月之后，贺昌回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才将黄克诚调任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重任师政委。
红军长征一路艰难曲折，黄克诚屡经坎坷，三次降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征程。出发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和师长洪超率部担任军团前卫。该师为军团主力，战斗力很强。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下旬到达湘江，在界首一线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异常激烈的战斗。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但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四师400多人牺牲，其中包括两名团长。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没有打好，红军又遭到不小的损失。1935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部队缩编，取消师一级组织，红三军团直辖四个团，黄克诚任第十团政委。接着，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强攻娄山关，二占遵义城。老鸭山一仗，毙俘敌人5000多人，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此役，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第十团团长张宗逊负重伤。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黄克诚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他认为下一步应尽早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机动灵活，力避与敌人硬拼，以减少牺牲。他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了军团领导，并上报中革军委。令黄克诚没想到的是，他的意见被视为右倾，有悲观情绪，不适宜带兵，因此免去了他的团政委职务，调去当侦察科科长。 会理会议之后，在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时又把他批了一通。侦察科科长也不让他干了，调到教导营当营政委。1935年9月，部队到达哈达铺，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领导原拟要他担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但因有位领导认为他反对整顿纪律，一贯右倾，未能通过，要他当了裁判所所长，负责审判处理犯错误干部。 1936年，黄克诚（右二）与战友在陕北 从哈达铺到榜罗镇有八九天的路程，战士们疲惫饥饿到了极点，部队掉队的人一路不断。保卫部门把掉队的人抓来后交给黄克诚审判处决。黄克诚实在不忍心下手，找到纵队司令员彭雪枫为他们讲情，认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不应处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同志，被他们当面狠狠训斥：“你还当过师政委呢，连这点儿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后，将那几个人杀掉了。就因为这件事，有位领导人竟然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就这样，黄克诚的裁判所所长职务也没有了，只好跟着在部队后面走。直到11月30日，毛泽东从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那里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后，黄克诚才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部长。毛泽东说：“黄克诚这个人，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突出，是个敢讲真话的人。”
抗战期间因多次向军委总部提重要建议，得到重视；也曾因敢提正确意见被撤职
1937年国共合作抗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黄克诚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纵队司令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在八年抗战期间的几个重大转折和关键问题上，他都以鲜明的态度，敏锐的观察分析和求实的精神，向上级以至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左一）同邓小平（左二）、傅钟（左四）等在一起 西安事变发生时，黄克诚正在陕甘苏区组织部队剿匪和训练。他得知消息后异常高兴，他对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持赞成态度，又对蒋介石合作抗战的诚意表示疑虑。遂发电给毛泽东，建议中央对蒋介石保持高度警惕，积极做好同“亲日派作持久战的布置”。 平型关大捷后，部队进行休整，黄克诚受命到一一五师调查研究，发现部队虽士气很高，但军纪松散，军阀作风和骄傲情绪有所滋长。原因在于红军改编时取消了政治机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政工干部地位下降。他认为应该恢复被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并立即整顿作风。回到八路军总部后，他向任弼时作了汇报，得到支持，随即受命起草了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名义上报中央的报告，并于10月19日发出。22日即得到中央批复。当月，各师、旅、团均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这一制度的恢复，使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有了强大的组织保证。 1939年12月，阎锡山密令顽军向决死队和八路军一部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黄克诚身处局部，心系全局。1940年元旦，他给毛泽东发电建议：在国民党顽固派向我进攻之时，“我党政治主要打击方向是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主要打击方向是卖国贼。要有15万主力在西北出现，以迅速手段取得甘肃、宁夏根据地，打通国际交通。只有大块巩固的根据地与取得苏联帮助，才能团结人民与一切抗日力量，继续抗战”。他还多次向八路军总部建议，将所率第三四四旅分出一部向冀鲁豫边发展。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重视。1940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点名要黄克诚率部到华中开展工作。 1940年，黄克诚奉中央之命令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向华中地区开进，10月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师苏北，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黄克诚因在作战方针上与华中总指挥部有分歧，受到批评。 一是该不该打曹甸问题。1940年12月在发起曹甸战役进攻顽军韩德勤之前，根据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和当时面临的形势，黄克诚曾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1）统一战线中反摩擦斗争应是有理有利有节，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反对顽固派斗争的原则。以这个原则来衡量，打曹甸是不符合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打曹甸和打黄桥不同，黄桥战役是国民党顽固派先攻我们，我反击是完全有理的。曹甸国民党军已经不进攻，退守老巢了，我们主动进攻他们，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说了，不仅政治上没有理，军事上是在敌后攻坚，也是不利的。（2）从当时苏北斗争形势和要求来看，我们刚刚占领淮海和盐阜广大地区，有很多顽固派残部，土匪和游杂武装等还没有肃清，根据地还很不稳定。在这种形势下，是首先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对这部分顽固派暂时放一下，然后再去加以解决呢，还是不顾根据地的不稳，仓促在敌后方打一个水围子？当务之急，应该是首先巩固根据地，做群众工作，将根据地巩固了，再从容解决顽军的问题。（3）从军事上看，打曹甸是一个攻坚战，是水网地区的攻坚战斗，需要集中优势兵力，作充分准备。而第五纵队的力量分散在各处，八旅在皖东北，九旅在淮海区，手上能集中的兵力只有七旅和六八七团。这个力量是很不够的。 但是总指挥部没采纳他的建议，决定打。黄克诚还是坚决执行了总指挥部的命令，派出了主力参战。结果此役历时18天，伤亡2000多人，久攻不下，只好撤出，未达战役预期目的。战后总结时，中华局认为攻曹甸失利原因之一是黄克诚右倾保守，攻击不猛不狠。因此，解除黄克诚兼任的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华中总指挥部批评了黄克诚，他据实申辩坚决不认错。但是最后还是违心地作了检查。1942年，陈毅在《曹甸战斗总结》一文中坦陈：“曹甸之战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的。”“我很轻敌，准备非常不够，变成了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刘少奇对于曹甸之战也多次作过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 二是关于1941年7月对反“扫荡”作战的指导问题。当时日伪军1.7万余人在苏北发动大规模“扫荡”，从三面包围盐城，企图一举消灭设在这里的新四军军部。军领导提出了“保卫盐城”的口号。黄克诚在会上明确提出此口号不妥，并与军部领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建议：鉴于敌人来势汹汹，华中局、军部及早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地区；部队分散，把主力隐蔽起来，避开敌人的锐气，同时展开分散的游击战争，袭击、消耗、疲劳敌人，等敌人占领了地方，分散了兵力，弄得疲惫、沮丧的情况下，再集中兵力，捡敌人薄弱的地方，一块一块地吃掉。这样敌人的优势就会逐渐减弱，我们就可以相机转入反攻，“扫荡”就可以粉碎，根据地就可以恢复甚至扩大。这是毛主席指示的内战中反“围剿”、抗战中在华北反“扫荡”中多次使用的作战指导原则。黄克诚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反“扫荡”开始后，“他们命令七旅在正面堵住敌人的进攻，企图把敌人阻止于盐城以外。这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思想的重复”（黄克诚语）。军部直到敌军逼近时才仓促撤离，敌人占了盐城，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1943年三师开展整风运动后期，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审干，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黄克诚牢记打“AB团”的历史教训，坚持实事求是。他决定三师不搞“抢救运动”，而是在正面教育的基础上，按照自我坦白、正常程序审查的办法进行，从而避免了扩大化错误，保护了一大批有一般历史问题但表现一直很优秀的干部。 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后，黄克诚指挥部队迅速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收复阜宁及其以东广大地区。随后奉命率主力到津浦路西与第二师会合待机迎敌，等了十多天没捕捉到战机。他几次给华中局和中央发电提出“与其等待，不如回师苏北，解放未占城市”。中央同意了他的建议。他随即回师发起两淮战役，收复了淮阴、淮安。 日本投降后，为了实现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中央同时指示全党做好自卫战争准备。形势波诡云谲，和战难定。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黄克诚洞观时局，立足现实，着眼发展，对我党我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思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案。他立即找到饶漱石，建议以华中局名义报中央。饶漱石虽同意其想法，但不同意以华中局名义给中央发电。黄克诚遂即以个人名义，于9月14日致电华中局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蒋介石毫无诚意，内战不可避免，应抓紧有利时机，大举进军东北，多派部队，至少五万，能去十万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他还提出“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山东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各地区则成为第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另外，他还对兵力的调动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山东3万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3万至6万人到山东，新四军一师应从江南调回江北。黄克诚的建议为中央制订“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9月17日，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特别引用了黄克诚的建议。20日，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复电黄克诚说：“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提议。” 10月3日，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从苏北出发，踏上进军东北的征程。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三年多的时间里，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实事求是，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据实反映情况，提出重要建议
按照当时中央原来的计划是要独占东北。中央命令向东北开进的山东部队与黄克诚部在林彪统一指挥下与先期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打几个大仗，阻止国民党军北进。黄克诚在发觉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的情况后，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如实反映了部队的遭遇，即“七无”（无党、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困难，提议尽快建立根据地；同时向总司令林彪和东北局建议暂时避免与国民党决战，及早占领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先站住脚。这两条虽然切合实际，但同中央最初的设想与部署是不相符合的。反映这样的情况，提这样的建议，需要很大的勇气。据洪学智讲，向中央反映实情的几次电报，他和副师长刘震曾提议联名，黄克诚说，这样的电报你们就不要署名了，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如果中央批评，责任由我个人承担。 1946年1月，黄克诚率领三师攻占西满重镇通辽。根据蒋介石与苏军达成的协议和国共达成的停战协议，中共中央命令三师退出该市，交给苏军转由国民党接管。通辽是三师从国民党刚委任收编的土匪武装那里夺取的，是当时三师生存发展最重要的基地。黄克诚权衡利弊，三次致电中央和东北局，陈述理由表示坚决不交。最终保住了通辽。反攻阶段，这里成为西满战场重要的后方基地。 1946年5月举行的四平保卫战，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全国战略全局出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决定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防御战，由林彪统一指挥。毛泽东电令林彪要坚守，“把四平变为马德里”。当时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司令，他竭尽全力，组织抽调兵力、筹措给养，支援前线作战，时刻关注前线的情况。但当得知国民党军兵力日增，我方部队伤亡严重难以支持时，便连电建议林彪撤守。得不到回复，他又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如实反映前线的伤亡情况，提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如停战短期不能实现，应即让出四平、长春”。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和毛泽东谈话时，再次提出“四平保卫战硬拼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也错了？”。黄克诚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庐山会议上，因同意彭德怀的观点，对“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提出批评，被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撤销一切职务
1959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对“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五风”和造成的恶果提出批评，建议会议认真讨论，彻底纠正。此信使毛泽东甚为不满，于是印发到会人员，决定批判彭德怀。 黄克诚留在北京主持工作，处理军委和总参谋部日常事务，未出席会议。彭德怀的问题出来以后，为加强斗争火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月17日，黄克诚同彭真等一起被请上了庐山。 黄克诚一到庐山，彭德怀就把自己写给毛泽东的信拿给他看。黄克诚坦率地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何必这么干呢？”他还埋怨彭德怀“感情用事”，有意见不必写信，“应当面与主席谈”。黄克诚已经意识到彭德怀的信“捅了娄子”。但他仍然讲真话，讲实话。19日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缺点不讲。某些地方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这是丢掉了党一贯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他认为会议《议定记录》所讲的三条缺点是不够的。他补充了三条：“第一，农业生产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在发言中还批评说：“去年铺张浪费之风增长。地方情况我不了解，就拿中央开会来说，我虽然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节约持家，下命令几个月不杀猪，我们却吃那么好，影响不好。” 黄克诚的发言虽没有激烈的言词，语调也平缓，没有公开表明支持彭德怀的信，但基本观点同彭德怀一致。他的发言立即引起了“左”派的批评和指责。黄克诚据理反驳，会上争论激烈。 会上的激烈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他决定发起反击。在23日的大会上发表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针对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得与失，断言有些人“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了。” 1959年的黄克诚 毛泽东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方向，由反“左”转向了批右，批彭、黄、张、周。黄克诚心情沉重，十分震惊。但仍认为自己没有错，不作检讨。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迷途知返”，并给他扣上几顶大帽子，说他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和彭德怀如同“父子关系”，是“湖南小集团”等，黄克诚一一作了辩白。他也知道毛泽东在争取他，他崇敬毛泽东，但他热爱领袖，更热爱真理。为真理他不愿作违心的检讨。因此将他定为“反党分子”，他难以接受。中央领导、老战友分别找他谈话，特别是陶铸动员他“顾全大局吧”，“不然会议不好收场！”他无奈地承认了加给他的罪名，作了检讨。后来他回忆说：“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叫我承认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但要我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可太难了。实逼此处，硬着头皮违心地承认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黄克诚还曾说过：“我的一生中，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戴了多次。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我都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一般说，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个别的错误有。” 庐山会议撤销了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务，只保留了中央委员。此后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赋闲在家，但仍心系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1965年秋，他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但他重新工作不到一年，又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被关押批斗长达近十年，直到1977年才恢复工作。
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不遗余力抓党纪、正党风，提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任第二书记。他虽已双目失明，年迈体弱，仍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他衷心地拥护和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值得提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批判了“两个凡是”、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80年11月24日，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毅然站出来，发表了长篇讲话，深情地、实事求是地评述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所犯主要错误，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诚恳地告诫大家“不要以轻薄的态度评论毛主席”；“毛主席所犯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我们应“以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他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他呼吁大家：“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只能通过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他的讲话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随后经邓小平批准，先后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等大报发表，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讲话对提高人们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统一全党在此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顺利出台打下良好的舆论基础。 在此期间，黄克诚还针对理论宣传方面对反“左”反右的争论，和过多强调清理“左”的倾向，上书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能一个劲地反“左”，在反“左”的时候同时要注意防右；也不能一个劲儿地反右，在反右的时候注意防“左”。要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单位的不同情况，做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扩大化，也不能一阵“风”，一窝“蜂”。搞“刮风”就会出偏差，就会伤害人。 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下发后，他要求中纪委加强监督。他不仅个人带头执行，而且积极支持新闻界加强对高级干部的舆论监督，并把监督的重点放在了高级干部上，以至中央主要领导。 黄克诚在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批判、打击，9次被撤职、降级，蒙冤18年，却肝胆照人，无私无畏，顾全大局，丝毫不计个人恩怨，始终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与党和人民忧患与共，坦坦荡荡，令人敬仰。陈云评价他是“一代楷模”。 （编辑 王兵） （作者是《黄克诚传》编写组成员）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黄克诚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言、求实求真而闻名于世。他在多个重要历史关头和重大问题上，以对党的无比忠诚和远见卓识，及时向党中央和上级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虽然多次遭受批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等大帽子，以致被撤职、降职，庐山会议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打击迫害，但他始终百折不挠。毛泽东对黄克诚这种性格，从总体上还是肯定的。他曾说：在党内，黄克诚是最爱提意见的人，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讲得很不错，“是个敢讲真话的人”。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在华中局主持工作时，与黄克诚在作战方针上产生过一些矛盾，但他对黄克诚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他曾说：我对黄克诚的认识比较迟，像他那样能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并敢于向中央提出建议的高级干部太少了。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因反对和抵制错误的烧杀政策、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错误，三次被批判，一次被撤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笼罩在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10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黄克诚离开国民党军唐生智部后，辗转回到家乡湖南永兴，与地下党负责人接上了关系，并联络刘申、邝振兴、黄平、李卜成等回乡的共产党员，成立了永兴特别支部。12月下旬，特别支部开会，特支书记向大复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指示一传达，像点了一把火，大家情绪激昂，痛陈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罪行，建议立即组织暴动。黄克诚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和武装的指示，但不是马上。他说：“武装暴动首先要积聚力量，建立骨干队伍，准备条件，选择时机。”“马上举行暴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人数太少。连‘暴徒’还没有联系上几个，单凭我们少数几个人干，是不可能把暴动搞起来的。当务之急是联络骨干，组织力量，拟制暴动计划。” 黄克诚的发言，被邝振兴等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主持会议的向大复也不时插话说“要坚决，不能右”。这是黄克诚第一次被点名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会后尽管基本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并取得了武装暴动的成功，但黄克诚“右倾”的印象却刻在了县委领导人的脑子里，以致胜利之初不让他参加县委领导班子。 1928年3月，蒋介石策动湘粤军阀调集六个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协剿”湘南起义部队。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要求各县农军“大杀土豪”、火烧公路沿线房屋，使敌人无粮吃、无房住，以此阻止敌人“会剿”。永兴县委传达贯彻上述指示时，黄克诚表示反对，他说：“烧房子不得人心啊！这样做太危险了，房子烧了让老百姓去哪里住？这会失掉人心的，我们还怎么立足？我建议不执行这个命令。”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他右倾，并责成他组织火烧县城。黄克诚说难以从命。李一鼎站起来说：“我以县委的名义命令你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黄克诚无奈，只能接受命令。但他在执行时还是打了“折扣”，只布置烧旧县衙、祠堂和庙宇，不准殃及民宅和商铺。 局势的发展证明，黄克诚的主张是对的。而盲目执行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耒阳等县，因大烧大杀而引起农民“反水”，在恶霸、豪绅策动下，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一批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永兴县委这才根据上级指示停止了“烧杀”政策。 1930年6月，湘粤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的周仁八村召开扩大会议，黄克诚出席会议。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决定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为基础，同新编成的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拟定任命黄克诚为纵队政委。会上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以及以夺取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与会者听了传达极为振奋和鼓舞，摩拳擦掌，表示要大干一场。黄克诚却产生了疑问。他认为，以区区8000多装备很差的红军，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后援，却硬要冒险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极有可能重蹈南昌、广州起义的覆辙。他本想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又担心影响士气。于是，在会后给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写信，具体陈述了现在不能攻武汉等大城市的理由。同时，向纵队政委张纯清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两人多次进行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是盲动；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 尽管攻打武汉的呼声很高，但彭德怀认真分析了形势，还是同意了黄克诚等的意见，未攻打武汉，而率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相继占领通山、崇阳、蒲圻、通城、临湘一带，7月4日攻占岳阳，撤离岳阳后又占领了平江。 一路胜利鼓舞了士气。红三军团和湘南省委、湘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会议上一部分人员，特别是红八军的干部，极力主张按中央的部署，攻取武汉。另一部分干部，主要是军团部和湘南省委的干部，主张先攻取长沙，再打武汉。双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黄克诚明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提出攻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至于打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江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一讲完，当即受到围攻，发言者指责他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军团领导也认为他目前的思想状态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于是撤销了已宣布他担任的纵队政委职务，仍任支队政委。 这是黄克诚因公开发表所谓“右倾”意见第一次被撤职（保留原任）。黄克诚一如从前，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并在领导部队打土豪、筹粮中立了大功。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黄克诚于1931年又被任命为师政委。 抵制和反对肃反扩大化，被疑为“AB团”分子、“托陈取消派”，被撤销师政委职务，险遭逮捕处决 1930年，中央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政军内开展了以反“AB团”（国民党右派成立的反共组织）为重点的肃反斗争。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肃反工作。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逮捕了江西省委、省苏维埃赣西特委的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以及红二十军多个被疑为“AB团”的嫌疑分子，随后处决了50多人。接着李韶九又到红二十军指导肃反，逮捕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月12日，该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集合部队，包围了军部，拘捕了李韶九和该军军长，释放了谢汉昌。刘、谢率400余人包围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审查的20余人。随后，谢汉昌等把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领导；同时，策划了模仿毛泽东字体，伪造假信，企图分裂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这就是历史上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央指示，继续大规模开展以打“AB团”为重点的肃反运动。这次打“AB团”运动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开始的。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十分严重。肃反委员会可以根据“逼、供、信”得来的材料随便抓人、处决。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对上次开展肃反杀人过多深感痛心，对第二次肃反继续搞扩大化很反感，并竭力进行抵制，对被疑干部尽力保护。肃反委员会多次到该师点名抓人，其中的组织科科长周鉴、政务科科长盛农、宣传科科长何笃才，都很优秀，黄克诚希望慎重审查处理。但他们还是被杀掉了。后来又点名抓两个连队指导员。黄克诚对这两个人十分了解，不相信他们是“AB团”分子。得知肃反委员会来抓人，黄克诚就派人告知他们下山躲藏几天；要打仗了，就派人叫他们回到连队带兵作战。作战结束，再藏起来。这两个指导员作战都十分勇敢，一个也没有跑。后来被肃反委员会发觉，在一次战斗结束回来时，被肃反委员会抓走杀掉了。黄克诚找到肃反委员会，当面责问他们为何滥杀无辜。要他们拿出证据，并同他们吵了起来，指责他们是反对革命的行为。肃反委员会权力很大，怀疑黄克诚是“AB团”分子，也有人说他是“托陈取消派”，决定抓起来审查。彭德怀得知后出面干预，要肃反委员会拿出证据。肃反委员会拿不出来，只好说他至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黄克诚幸免被捕、被杀，但不允许他再带兵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在军团部当秘书。直到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主持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承认肃反工作犯了路线错误后，黄克诚才又被任命为师政委。
“左”倾错误路线再次统治中央，黄克诚因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再次被撤职
1931年，在批判和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央苏区和红军粉碎三次“围剿”，革命形势已处高潮，而蒋、冯、阎大战，使国民党面临危机，革命出现了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因此，军事上重新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主张。12月，临时中央相继给红军发训令，要求首取赣州，迫吉安，沿赣江向北发展。黄克诚认为红军当时的力量，攻打中心城市难以成功，并在军团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打赣州的训令。黄克诚此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他知道赣州敌人防守力量强，城防坚固，易守难攻，且敌军容易增援，攻城面临巨大风险，遂向总指挥彭德怀提出异议。但军人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命令一经下达，他便率部赶到指定位置，参加围城攻坚。不出黄克诚所料，红军围城月余，遭城内敌人和援敌内外夹攻，红三军团伤亡3000余人。黄克诚所在的第一师师长侯中央阵亡，全师伤亡近900人。3月7日被迫撤出战斗。 3月20日，军团政治部召开会议，重点批判黄克诚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提议应给处分。彭德怀心里明白，战前，黄克诚不赞成打赣州，战中发现形势不利时曾三次向军团建议撤出战斗，并机断指挥，将所属部队带出，减少了伤亡。因此，同意不给处分。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上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是“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免除了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红三军团传达贯彻宁都会议精神时，黄克诚又再次遭到批判，撤销了他师政委之职，调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部长，七天之后又调教导营任政委。三个月之后，贺昌回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才将黄克诚调任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重任师政委。
红军长征一路艰难曲折，黄克诚屡经坎坷，三次降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征程。出发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和师长洪超率部担任军团前卫。该师为军团主力，战斗力很强。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下旬到达湘江，在界首一线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异常激烈的战斗。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但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四师400多人牺牲，其中包括两名团长。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没有打好，红军又遭到不小的损失。1935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部队缩编，取消师一级组织，红三军团直辖四个团，黄克诚任第十团政委。接着，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强攻娄山关，二占遵义城。老鸭山一仗，毙俘敌人5000多人，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此役，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第十团团长张宗逊负重伤。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黄克诚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他认为下一步应尽早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机动灵活，力避与敌人硬拼，以减少牺牲。他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了军团领导，并上报中革军委。令黄克诚没想到的是，他的意见被视为右倾，有悲观情绪，不适宜带兵，因此免去了他的团政委职务，调去当侦察科科长。 会理会议之后，在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时又把他批了一通。侦察科科长也不让他干了，调到教导营当营政委。1935年9月，部队到达哈达铺，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领导原拟要他担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但因有位领导认为他反对整顿纪律，一贯右倾，未能通过，要他当了裁判所所长，负责审判处理犯错误干部。 1936年，黄克诚（右二）与战友在陕北 从哈达铺到榜罗镇有八九天的路程，战士们疲惫饥饿到了极点，部队掉队的人一路不断。保卫部门把掉队的人抓来后交给黄克诚审判处决。黄克诚实在不忍心下手，找到纵队司令员彭雪枫为他们讲情，认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不应处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同志，被他们当面狠狠训斥：“你还当过师政委呢，连这点儿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后，将那几个人杀掉了。就因为这件事，有位领导人竟然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就这样，黄克诚的裁判所所长职务也没有了，只好跟着在部队后面走。直到11月30日，毛泽东从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那里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后，黄克诚才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部长。毛泽东说：“黄克诚这个人，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突出，是个敢讲真话的人。”
抗战期间因多次向军委总部提重要建议，得到重视；也曾因敢提正确意见被撤职
1937年国共合作抗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黄克诚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纵队司令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在八年抗战期间的几个重大转折和关键问题上，他都以鲜明的态度，敏锐的观察分析和求实的精神，向上级以至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左一）同邓小平（左二）、傅钟（左四）等在一起 西安事变发生时，黄克诚正在陕甘苏区组织部队剿匪和训练。他得知消息后异常高兴，他对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持赞成态度，又对蒋介石合作抗战的诚意表示疑虑。遂发电给毛泽东，建议中央对蒋介石保持高度警惕，积极做好同“亲日派作持久战的布置”。 平型关大捷后，部队进行休整，黄克诚受命到一一五师调查研究，发现部队虽士气很高，但军纪松散，军阀作风和骄傲情绪有所滋长。原因在于红军改编时取消了政治机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政工干部地位下降。他认为应该恢复被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并立即整顿作风。回到八路军总部后，他向任弼时作了汇报，得到支持，随即受命起草了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名义上报中央的报告，并于10月19日发出。22日即得到中央批复。当月，各师、旅、团均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这一制度的恢复，使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有了强大的组织保证。 1939年12月，阎锡山密令顽军向决死队和八路军一部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黄克诚身处局部，心系全局。1940年元旦，他给毛泽东发电建议：在国民党顽固派向我进攻之时，“我党政治主要打击方向是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主要打击方向是卖国贼。要有15万主力在西北出现，以迅速手段取得甘肃、宁夏根据地，打通国际交通。只有大块巩固的根据地与取得苏联帮助，才能团结人民与一切抗日力量，继续抗战”。他还多次向八路军总部建议，将所率第三四四旅分出一部向冀鲁豫边发展。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重视。1940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点名要黄克诚率部到华中开展工作。 1940年，黄克诚奉中央之命令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向华中地区开进，10月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师苏北，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黄克诚因在作战方针上与华中总指挥部有分歧，受到批评。 一是该不该打曹甸问题。1940年12月在发起曹甸战役进攻顽军韩德勤之前，根据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和当时面临的形势，黄克诚曾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1）统一战线中反摩擦斗争应是有理有利有节，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反对顽固派斗争的原则。以这个原则来衡量，打曹甸是不符合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打曹甸和打黄桥不同，黄桥战役是国民党顽固派先攻我们，我反击是完全有理的。曹甸国民党军已经不进攻，退守老巢了，我们主动进攻他们，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说了，不仅政治上没有理，军事上是在敌后攻坚，也是不利的。（2）从当时苏北斗争形势和要求来看，我们刚刚占领淮海和盐阜广大地区，有很多顽固派残部，土匪和游杂武装等还没有肃清，根据地还很不稳定。在这种形势下，是首先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对这部分顽固派暂时放一下，然后再去加以解决呢，还是不顾根据地的不稳，仓促在敌后方打一个水围子？当务之急，应该是首先巩固根据地，做群众工作，将根据地巩固了，再从容解决顽军的问题。（3）从军事上看，打曹甸是一个攻坚战，是水网地区的攻坚战斗，需要集中优势兵力，作充分准备。而第五纵队的力量分散在各处，八旅在皖东北，九旅在淮海区，手上能集中的兵力只有七旅和六八七团。这个力量是很不够的。 但是总指挥部没采纳他的建议，决定打。黄克诚还是坚决执行了总指挥部的命令，派出了主力参战。结果此役历时18天，伤亡2000多人，久攻不下，只好撤出，未达战役预期目的。战后总结时，中华局认为攻曹甸失利原因之一是黄克诚右倾保守，攻击不猛不狠。因此，解除黄克诚兼任的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华中总指挥部批评了黄克诚，他据实申辩坚决不认错。但是最后还是违心地作了检查。1942年，陈毅在《曹甸战斗总结》一文中坦陈：“曹甸之战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的。”“我很轻敌，准备非常不够，变成了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刘少奇对于曹甸之战也多次作过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 二是关于1941年7月对反“扫荡”作战的指导问题。当时日伪军1.7万余人在苏北发动大规模“扫荡”，从三面包围盐城，企图一举消灭设在这里的新四军军部。军领导提出了“保卫盐城”的口号。黄克诚在会上明确提出此口号不妥，并与军部领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建议：鉴于敌人来势汹汹，华中局、军部及早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地区；部队分散，把主力隐蔽起来，避开敌人的锐气，同时展开分散的游击战争，袭击、消耗、疲劳敌人，等敌人占领了地方，分散了兵力，弄得疲惫、沮丧的情况下，再集中兵力，捡敌人薄弱的地方，一块一块地吃掉。这样敌人的优势就会逐渐减弱，我们就可以相机转入反攻，“扫荡”就可以粉碎，根据地就可以恢复甚至扩大。这是毛主席指示的内战中反“围剿”、抗战中在华北反“扫荡”中多次使用的作战指导原则。黄克诚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反“扫荡”开始后，“他们命令七旅在正面堵住敌人的进攻，企图把敌人阻止于盐城以外。这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思想的重复”（黄克诚语）。军部直到敌军逼近时才仓促撤离，敌人占了盐城，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1943年三师开展整风运动后期，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审干，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黄克诚牢记打“AB团”的历史教训，坚持实事求是。他决定三师不搞“抢救运动”，而是在正面教育的基础上，按照自我坦白、正常程序审查的办法进行，从而避免了扩大化错误，保护了一大批有一般历史问题但表现一直很优秀的干部。 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后，黄克诚指挥部队迅速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收复阜宁及其以东广大地区。随后奉命率主力到津浦路西与第二师会合待机迎敌，等了十多天没捕捉到战机。他几次给华中局和中央发电提出“与其等待，不如回师苏北，解放未占城市”。中央同意了他的建议。他随即回师发起两淮战役，收复了淮阴、淮安。 日本投降后，为了实现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中央同时指示全党做好自卫战争准备。形势波诡云谲，和战难定。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黄克诚洞观时局，立足现实，着眼发展，对我党我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思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案。他立即找到饶漱石，建议以华中局名义报中央。饶漱石虽同意其想法，但不同意以华中局名义给中央发电。黄克诚遂即以个人名义，于9月14日致电华中局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蒋介石毫无诚意，内战不可避免，应抓紧有利时机，大举进军东北，多派部队，至少五万，能去十万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他还提出“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山东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各地区则成为第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另外，他还对兵力的调动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山东3万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3万至6万人到山东，新四军一师应从江南调回江北。黄克诚的建议为中央制订“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9月17日，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特别引用了黄克诚的建议。20日，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复电黄克诚说：“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提议。” 10月3日，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从苏北出发，踏上进军东北的征程。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三年多的时间里，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实事求是，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据实反映情况，提出重要建议
按照当时中央原来的计划是要独占东北。中央命令向东北开进的山东部队与黄克诚部在林彪统一指挥下与先期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打几个大仗，阻止国民党军北进。黄克诚在发觉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的情况后，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如实反映了部队的遭遇，即“七无”（无党、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困难，提议尽快建立根据地；同时向总司令林彪和东北局建议暂时避免与国民党决战，及早占领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先站住脚。这两条虽然切合实际，但同中央最初的设想与部署是不相符合的。反映这样的情况，提这样的建议，需要很大的勇气。据洪学智讲，向中央反映实情的几次电报，他和副师长刘震曾提议联名，黄克诚说，这样的电报你们就不要署名了，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如果中央批评，责任由我个人承担。 1946年1月，黄克诚率领三师攻占西满重镇通辽。根据蒋介石与苏军达成的协议和国共达成的停战协议，中共中央命令三师退出该市，交给苏军转由国民党接管。通辽是三师从国民党刚委任收编的土匪武装那里夺取的，是当时三师生存发展最重要的基地。黄克诚权衡利弊，三次致电中央和东北局，陈述理由表示坚决不交。最终保住了通辽。反攻阶段，这里成为西满战场重要的后方基地。 1946年5月举行的四平保卫战，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全国战略全局出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决定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防御战，由林彪统一指挥。毛泽东电令林彪要坚守，“把四平变为马德里”。当时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司令，他竭尽全力，组织抽调兵力、筹措给养，支援前线作战，时刻关注前线的情况。但当得知国民党军兵力日增，我方部队伤亡严重难以支持时，便连电建议林彪撤守。得不到回复，他又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如实反映前线的伤亡情况，提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如停战短期不能实现，应即让出四平、长春”。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和毛泽东谈话时，再次提出“四平保卫战硬拼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也错了？”。黄克诚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庐山会议上，因同意彭德怀的观点，对“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提出批评，被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撤销一切职务
1959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对“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五风”和造成的恶果提出批评，建议会议认真讨论，彻底纠正。此信使毛泽东甚为不满，于是印发到会人员，决定批判彭德怀。 黄克诚留在北京主持工作，处理军委和总参谋部日常事务，未出席会议。彭德怀的问题出来以后，为加强斗争火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月17日，黄克诚同彭真等一起被请上了庐山。 黄克诚一到庐山，彭德怀就把自己写给毛泽东的信拿给他看。黄克诚坦率地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何必这么干呢？”他还埋怨彭德怀“感情用事”，有意见不必写信，“应当面与主席谈”。黄克诚已经意识到彭德怀的信“捅了娄子”。但他仍然讲真话，讲实话。19日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缺点不讲。某些地方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这是丢掉了党一贯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他认为会议《议定记录》所讲的三条缺点是不够的。他补充了三条：“第一，农业生产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在发言中还批评说：“去年铺张浪费之风增长。地方情况我不了解，就拿中央开会来说，我虽然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节约持家，下命令几个月不杀猪，我们却吃那么好，影响不好。” 黄克诚的发言虽没有激烈的言词，语调也平缓，没有公开表明支持彭德怀的信，但基本观点同彭德怀一致。他的发言立即引起了“左”派的批评和指责。黄克诚据理反驳，会上争论激烈。 会上的激烈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他决定发起反击。在23日的大会上发表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针对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得与失，断言有些人“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了。” 1959年的黄克诚 毛泽东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方向，由反“左”转向了批右，批彭、黄、张、周。黄克诚心情沉重，十分震惊。但仍认为自己没有错，不作检讨。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迷途知返”，并给他扣上几顶大帽子，说他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和彭德怀如同“父子关系”，是“湖南小集团”等，黄克诚一一作了辩白。他也知道毛泽东在争取他，他崇敬毛泽东，但他热爱领袖，更热爱真理。为真理他不愿作违心的检讨。因此将他定为“反党分子”，他难以接受。中央领导、老战友分别找他谈话，特别是陶铸动员他“顾全大局吧”，“不然会议不好收场！”他无奈地承认了加给他的罪名，作了检讨。后来他回忆说：“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叫我承认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但要我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可太难了。实逼此处，硬着头皮违心地承认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黄克诚还曾说过：“我的一生中，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戴了多次。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我都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一般说，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个别的错误有。” 庐山会议撤销了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务，只保留了中央委员。此后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赋闲在家，但仍心系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1965年秋，他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但他重新工作不到一年，又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被关押批斗长达近十年，直到1977年才恢复工作。
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不遗余力抓党纪、正党风，提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任第二书记。他虽已双目失明，年迈体弱，仍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他衷心地拥护和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值得提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批判了“两个凡是”、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80年11月24日，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毅然站出来，发表了长篇讲话，深情地、实事求是地评述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所犯主要错误，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诚恳地告诫大家“不要以轻薄的态度评论毛主席”；“毛主席所犯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我们应“以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他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他呼吁大家：“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只能通过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他的讲话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随后经邓小平批准，先后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等大报发表，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讲话对提高人们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统一全党在此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顺利出台打下良好的舆论基础。 在此期间，黄克诚还针对理论宣传方面对反“左”反右的争论，和过多强调清理“左”的倾向，上书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能一个劲地反“左”，在反“左”的时候同时要注意防右；也不能一个劲儿地反右，在反右的时候注意防“左”。要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单位的不同情况，做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扩大化，也不能一阵“风”，一窝“蜂”。搞“刮风”就会出偏差，就会伤害人。 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下发后，他要求中纪委加强监督。他不仅个人带头执行，而且积极支持新闻界加强对高级干部的舆论监督，并把监督的重点放在了高级干部上，以至中央主要领导。 黄克诚在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批判、打击，9次被撤职、降级，蒙冤18年，却肝胆照人，无私无畏，顾全大局，丝毫不计个人恩怨，始终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与党和人民忧患与共，坦坦荡荡，令人敬仰。陈云评价他是“一代楷模”。 （编辑 王兵） （作者是《黄克诚传》编写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