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另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
关键词：初唐边塞诗；盛唐边塞诗；中唐边塞诗；晚唐边塞诗
Abstract: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is the main theme of the tang poetry, which is of imagination as the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the rich and the best part. some own frontier fortress life and military experience writer, to see to write information ； some old poet with the music conservatory grew by the lure. in the number of this amount, as previous had not seen through. Their creative early Tang Dynasty,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middle Tang Dynasty, late Tang Dynasty in four phases. What’s the most,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gained more high-spirited and artistic style to get the strongest.
Key words: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of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唐代是诗歌鼎盛发展时期，而其中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浴血沙场的战斗,漫漫无计的风雪征途,还是穷沙绝漠之地归期无计的思乡,都为唐代边塞诗增加了永恒的魅力,它犹如一颗璀璨之星闪烁于唐诗的银河之中,烁烁生辉,极大地丰富了唐代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对后世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初唐边塞诗歌。
任何文学样式的繁荣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初唐是唐代边塞诗歌的发轫时期，它对盛唐及晚唐的诗歌做出了很好的典范和铺垫。首先，以李世民、虞世南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歌创作是初唐边塞诗的草创期。他们曾有军旅生涯，所写的边塞诗境界广阔，语言顿挫有力，如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塞外悲风切，交河冲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风格峻拔，气势高昂。而虞世南则以数量最多而闻名遐迩，其诗歌内容也较为丰富，代表作有《结客少年场行》《出塞》《拟饮马长城窟》《军行二首》等。虞世南虽未曾亲自出塞，但他善于抓住这一重大题材，以丰富的想象描摹边塞战争，写出人民对战争的普遍感受，因而也是真实可信的。
以虞世南为代表的诗人，他们处于新旧王朝的交替时期。一方面，他们受六朝绮靡诗风的影响，写出了不少浮艳之作；另一方面，他们又继承了隋唐边塞的优秀传统，写出了一些拜托尘俗的边塞诗，为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既虞世南之后发展边塞诗歌的初唐诗人要数初唐四杰尤为突出。他们受旧时代的羁绊更少，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新气象，同时也把边塞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四杰敢于斗争，勇于创新，他们对“骨气都尽，风健不闻”的“上官体”大加批判，决心革除时弊，追求一种阳刚壮美的诗风。如卢照邻的《刘生》，杨炯的《从军行》，骆宾王的《从军行》。这些诗作，塑造了一个个侠肝义胆，南征北战，为国效力，为君尽忠，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骆宾王高唱道“重义轻生怀一顾，东伐西征凡几度？”（《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之一）。然而，他们的诗风也并非一味的豪壮，当他们亲眼看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限惆怅与灾难时，这种激昂之音，就变成了对现实的悲愤诉说，揭露边塞生活中残酷的一面。如杨炯“冻水伤寒马，悲风愁杀人”（《战城南》）的苦寒。初唐四杰为边塞诗再次打下了基础。
初唐边塞诗人中还有一个被后世所称道的要数陈子昂。他早年抒发自己奋身报国的豪壮之作最是光彩照人，感动人心。如《送魏大从军》，《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等。这些诗，立志高远，激情澎湃，抒发了自己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决心，表达了自己南征北战，杀敌立功的满怀壮志。气势荡气回肠。其中最富于创见精神的，一是代表了当时广大士卒和人民的悲惨命运，如《感遇》其三；二是深刻揭示了边塞不保的内在原因，这就是《感遇》其三中所说的“塞恒无名将”；三是抒发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他多次投笔从戎，亲临边塞，出谋划策，结果却反遭嫉恨，贬黜江南。理想的破灭，使他愤懑难平，写下了组诗《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和震烁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者通过对古人的追忆，
抒发自己生不逢时的悲愤。后者更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悲歌，使他的艺术创作达到顶峰。从而完成了他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
边塞诗发展到陈子昂时期，已经渐渐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日渐成熟。它们在唐代诗歌的发展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对促进初唐诗风的转变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唐及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歌的发展意义重大。
二，盛唐边塞诗歌。
盛唐是边塞诗歌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其一方面受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出现很多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边塞诗人。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
首先出现在盛唐边塞诗坛的，是以王昌龄、王翰、王之涣为代表的一派。他们的边塞诗都创作得较早，大约都是天宝初年之前的作品，是最早体现盛唐之音的一批边塞诗作。 此三人的边塞诗作，其主体部分都与音乐有关。据《唐语林》卷五载：“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如《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也”。傅璇琮先生认为：王之涣这首诗有题作《听玉门关吹笛》，大约以
盛唐边塞诗的第二类，可以高适为代表。边塞诗到此，经历了由初唐四杰时代的长篇边塞诗，到盛唐初期三王开元时代的短篇乐府边塞诗，再到盛唐中后期高岑的七言歌行式的长篇边塞诗的转型。高适的歌行边塞诗，正是这种转型的关键。高适（约702－765）之边塞诗大多采用长篇咏怀式的古诗，夹叙夹议直舒胸臆。将边塞见闻、功名志向、不遇的感慨和对边事的议论糅合在一起。可以名篇《燕歌行》为代表。一首《燕歌行》，开始了唐代诗人对边塞题材进行的一种有意创作。它既有开元时代概括性写作的特征，又是对多年边塞生活经验积累的升华与创造。
盛唐边塞诗的第三类，就是岑参代表的真实边塞生活的写作。岑参（约715－770），天宝三载（744）登进士第，天宝八载第一次出塞，在高仙芝幕府掌书记，第二次出塞是在天宝十三载，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大量优秀边塞名篇的写作，大都在这个时期。岑参已经在天宝三载登进士第，并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以后，却仍然两次从军边地，这正是盛唐时代的典型表现。真实的边塞军旅生活，成就了岑参边塞诗大师的诗史地位，也造就了岑参边塞诗的种种艺术特质：瑰奇峭拔。岑诗突出了一个“奇”字，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的 “马疾过飞鸟，天穷
超夕阳”„„可谓“奇才奇气，风发泉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语）。而在诗体形式方面，承续高适的《燕歌行》而来，广泛使用七言歌行的形式，并且将这种歌行体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地将这种诗体与边塞风物、边塞语言打造为一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
盛唐边塞诗的第四类，是王维代表的边塞诗。王维赴边塞生活之前的这一时期，由于王维本身边塞战争实地经验不足，多是依靠大量使用对仗和典故来加以弥补。叙事的情节和细节描写由对偶和典故加以补足完成。而后是王维在西部边塞过着短暂的边塞军旅生活时的作品。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在青海战胜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使出塞宣慰。王维的这种边塞经历，既不同于杨炯式的想象写作，也不同于岑参式的长期边塞生活写作，他是以中央使节的身份来宣慰边塞将帅，所以，比较岑参而言，他没有岑参艰苦卓绝的生活磨砺，也没有边塞题材的种种细节，而是一种愉悦的、体验式的边塞军旅生活。
盛唐边塞诗的第五类，是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边塞诗。李、杜都有一些边地生活的实际经验，但又不同于岑参式的和王维式的，他们都以非军旅人员的身份而经历边地军旅生活，他们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是都以诗人之心体验战争，书写战争的苦难，以边塞战争题材来指陈时弊，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其中杜甫的边塞诗更是进一步用来记载历史，阐发自己的军事思想。表现的较为全面的，便是“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不难看出，初盛唐边塞诗，经历了杨炯式的想象战争、渴望战争，到岑参式的立功疆场、投笔从戎的边塞诗，再到杜甫式的记载战争，指陈时弊，由豪迈而到悲壮沉郁。初盛唐边塞诗，在短短的百年间，经历了一个完整过程，边塞诗的诸多种类一一上演，而边塞诗的历史使命也就得到了阶段性的完成。
三，中唐边塞诗歌。
首先，中唐边塞诗在总体上具有投身边塞壮怀激烈的渲染以及对雄阔边塞风情和戍边将士英雄豪情的大力讴歌“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李益为伸壮志，曾居边塞二十余年，冗长的边塞生涯，使其诗有浑厚的“塞情”沉淀。其《从军诗序》作了比较贴切的表述，“吾自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军中酒酣，塞上兵寝，投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气。”他在《塞下曲》简洁地抒发了捐躯报国、立功扬名的壮烈情怀：“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剑定天山。”
其次中唐边塞诗从风格特征上完成了由“雄浑”“瑰丽”向“悲、忧、凄、冷”的转变。 初、盛唐处于高歌猛进的社会、政治上升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统治者在多重诱惑下，开疆拓土、穷兵黩武。此时边塞诗创作在沿袭、继承南北朝山水诗创作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边塞征战的特有色调，展现了描写战争“雄浑”“瑰丽”、抒发震撼人心的军旅激情的一代边塞诗。诗人们倾心于社会上升弧线中的“军功效应”，深深地被当时的胜利所鼓舞，强烈地透露出建功塞垣的雄心壮志和慷慨情怀，即使写“边愁”之诗，也展现出波澜开阔的“统情”。高适《塞下曲》对此刻画得淋漓尽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但是到了
中唐，战争状况及结局与初盛唐产生了较大背离，频频出现“请表回军掩尘骨”的惨烈情景。更有甚者，吐番兵竟然长驱直入，直捣首都。战乱明显把诗人们的生活境遇和人生道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时代阴影和痛苦的经历使得文人感染了极端的悲伤，卫国立功的英雄气概在多次的民族磨难中黯然消退，加上这一时期文人地位普遍较低微的特征，使得诗人内心的思绪和“悲、忧、凄、冷”情怀都随着战争状态的转变而自觉、不自觉的流露在他们的创作中。 四，晚唐边塞诗。
由于晚唐国势日渐衰微，各种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边患频仍，统治者忙于自救，已完全失去了盛唐、中唐时期开疆拓土、成就帝王大业的气魄。文人士子也因时运艰难，失去了往日立功边塞、从军幕府的豪情，边塞诗的创作主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既没有了像岑参、高适那种长期投身军幕、对边塞充满神奇向往并热情讴歌边塞生活的大诗人，也没有中唐像李益那样几度出塞、对边塞战争有深切体会、倾心创作边塞诗的名家。晚唐边塞诗非常分散。几乎整个晚唐诗中都有边塞诗的影子，却又缺少集中创作边塞诗的一流大家和遗响千古的名篇。由于他们的边塞诗是产生在对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的基础之上。所以能对晚唐边塞生活作较为全面的直接观照，又能结合晚唐病态社会的时代气息，注入自己的切身感受，抒写出既和盛唐、中唐边塞诗一脉相连。又深深打上晚唐烙印的大漠之声。
晚唐边塞诗和盛、中唐边塞诗之差别，首先表现在诗歌主题格调的改变上。晚唐却由于时局的江河日下，不可挽回，创作主体的心态已堕入消沉与绝望的深渊，边塞诗也就一变而为反战、休战的呼声而显得异常的凄厉与沉痛。考察晚唐边塞诗主题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极力描绘边塞战争的血腥肃杀之气，以抨击朝廷的平戎失策给士卒带来的沉重灾难。如李山甫《兵后寻边三首》之一：“风怒边沙进铁衣，胡儿胡马正骄肥。将军对阵谁教人，战士辞营不道归。新血溅红粘蔓草，旧骸堆白映寒晖。胸中自有销兵术，欲向何门说是非。”之三：“旗头指处见黄埃，万马横驰鹘翅回。剑戟远腥凝血在，山河先暗阵云来。角声恶杀悲与哭，鼓势争强怒若雷。日暮却登寒垒望，饱鸱清啸伏尸堆”。如此直接地描绘边塞战场的血腥与恐怖，是任何盛、中唐边塞诗所未曾有过的。从诗中我们可以间接读出诗人对战争的强烈反感和对生命的深沉呼唤。“战士辞营不道归”再也不是“欲饮琵琶马上催”那样的浪漫与洒脱，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和苍凉。
晚唐士卒的无奈殉难就带有明显的湖涂性。晚唐边塞诗对生死的价值做了比盛、中唐更加理性的思考：既精到的描绘残酷的现实，还深沉的追索战争的负面意义和造成悲剧的根源一统治者对士卒生命的贱视和安边御侮的失策。第二种方式是用抒怀、寄远、怀远的方式直接抒发对战争的憎恨与反感。三是通过游边的文人士子对战后疆场荒败景象的客观描绘，揭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四是晚唐还存在一些反映西南边陲和“南蛮”之间战事的边塞诗。晚唐的边塞诗歌给唐代边塞诗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同时也为后代文学埋下了种子
边塞诗的主题发展，走过了从初、盛唐的颂战、尚战，中唐的怨战、厌战而至晚唐的休战、反战的全过程，其格调也由盛唐的明朗壮大、中唐的哀婉幽怨而变为晚唐的凄厉和沉痛。无论是唐代的哪个阶段，边塞诗始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唐代的诗歌的丰富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给后世文学充当着典范，与此
同时，唐代的边塞诗歌也给后人留些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的沉淀，给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以历经沧桑的稳重和团结。
参 考 文 献
［1］陈子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沈德潜，说练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李达武.心期—诗美的探索［M］.重庆出版社，1986.
［5］中外文学作品导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古典文学知识［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8］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M］.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
［9］刘鸿达,吕泽山.盛唐边塞诗的审美意蕴［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7,(04). ［10］刘俊敏.论盛唐边塞诗的风骨美［J］.许昌师专学报,1999,(02).
摘 要：：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另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
关键词：初唐边塞诗；盛唐边塞诗；中唐边塞诗；晚唐边塞诗
Abstract: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is the main theme of the tang poetry, which is of imagination as the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the rich and the best part. some own frontier fortress life and military experience writer, to see to write information ； some old poet with the music conservatory grew by the lure. in the number of this amount, as previous had not seen through. Their creative early Tang Dynasty,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middle Tang Dynasty, late Tang Dynasty in four phases. What’s the most,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gained more high-spirited and artistic style to get the strongest.
Key words: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of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唐代是诗歌鼎盛发展时期，而其中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浴血沙场的战斗,漫漫无计的风雪征途,还是穷沙绝漠之地归期无计的思乡,都为唐代边塞诗增加了永恒的魅力,它犹如一颗璀璨之星闪烁于唐诗的银河之中,烁烁生辉,极大地丰富了唐代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对后世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初唐边塞诗歌。
任何文学样式的繁荣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初唐是唐代边塞诗歌的发轫时期，它对盛唐及晚唐的诗歌做出了很好的典范和铺垫。首先，以李世民、虞世南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歌创作是初唐边塞诗的草创期。他们曾有军旅生涯，所写的边塞诗境界广阔，语言顿挫有力，如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塞外悲风切，交河冲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风格峻拔，气势高昂。而虞世南则以数量最多而闻名遐迩，其诗歌内容也较为丰富，代表作有《结客少年场行》《出塞》《拟饮马长城窟》《军行二首》等。虞世南虽未曾亲自出塞，但他善于抓住这一重大题材，以丰富的想象描摹边塞战争，写出人民对战争的普遍感受，因而也是真实可信的。
以虞世南为代表的诗人，他们处于新旧王朝的交替时期。一方面，他们受六朝绮靡诗风的影响，写出了不少浮艳之作；另一方面，他们又继承了隋唐边塞的优秀传统，写出了一些拜托尘俗的边塞诗，为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既虞世南之后发展边塞诗歌的初唐诗人要数初唐四杰尤为突出。他们受旧时代的羁绊更少，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新气象，同时也把边塞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四杰敢于斗争，勇于创新，他们对“骨气都尽，风健不闻”的“上官体”大加批判，决心革除时弊，追求一种阳刚壮美的诗风。如卢照邻的《刘生》，杨炯的《从军行》，骆宾王的《从军行》。这些诗作，塑造了一个个侠肝义胆，南征北战，为国效力，为君尽忠，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骆宾王高唱道“重义轻生怀一顾，东伐西征凡几度？”（《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之一）。然而，他们的诗风也并非一味的豪壮，当他们亲眼看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限惆怅与灾难时，这种激昂之音，就变成了对现实的悲愤诉说，揭露边塞生活中残酷的一面。如杨炯“冻水伤寒马，悲风愁杀人”（《战城南》）的苦寒。初唐四杰为边塞诗再次打下了基础。
初唐边塞诗人中还有一个被后世所称道的要数陈子昂。他早年抒发自己奋身报国的豪壮之作最是光彩照人，感动人心。如《送魏大从军》，《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等。这些诗，立志高远，激情澎湃，抒发了自己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决心，表达了自己南征北战，杀敌立功的满怀壮志。气势荡气回肠。其中最富于创见精神的，一是代表了当时广大士卒和人民的悲惨命运，如《感遇》其三；二是深刻揭示了边塞不保的内在原因，这就是《感遇》其三中所说的“塞恒无名将”；三是抒发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他多次投笔从戎，亲临边塞，出谋划策，结果却反遭嫉恨，贬黜江南。理想的破灭，使他愤懑难平，写下了组诗《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和震烁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者通过对古人的追忆，
抒发自己生不逢时的悲愤。后者更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悲歌，使他的艺术创作达到顶峰。从而完成了他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
边塞诗发展到陈子昂时期，已经渐渐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日渐成熟。它们在唐代诗歌的发展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对促进初唐诗风的转变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唐及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歌的发展意义重大。
二，盛唐边塞诗歌。
盛唐是边塞诗歌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其一方面受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出现很多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边塞诗人。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
首先出现在盛唐边塞诗坛的，是以王昌龄、王翰、王之涣为代表的一派。他们的边塞诗都创作得较早，大约都是天宝初年之前的作品，是最早体现盛唐之音的一批边塞诗作。 此三人的边塞诗作，其主体部分都与音乐有关。据《唐语林》卷五载：“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如《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也”。傅璇琮先生认为：王之涣这首诗有题作《听玉门关吹笛》，大约以
盛唐边塞诗的第二类，可以高适为代表。边塞诗到此，经历了由初唐四杰时代的长篇边塞诗，到盛唐初期三王开元时代的短篇乐府边塞诗，再到盛唐中后期高岑的七言歌行式的长篇边塞诗的转型。高适的歌行边塞诗，正是这种转型的关键。高适（约702－765）之边塞诗大多采用长篇咏怀式的古诗，夹叙夹议直舒胸臆。将边塞见闻、功名志向、不遇的感慨和对边事的议论糅合在一起。可以名篇《燕歌行》为代表。一首《燕歌行》，开始了唐代诗人对边塞题材进行的一种有意创作。它既有开元时代概括性写作的特征，又是对多年边塞生活经验积累的升华与创造。
盛唐边塞诗的第三类，就是岑参代表的真实边塞生活的写作。岑参（约715－770），天宝三载（744）登进士第，天宝八载第一次出塞，在高仙芝幕府掌书记，第二次出塞是在天宝十三载，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大量优秀边塞名篇的写作，大都在这个时期。岑参已经在天宝三载登进士第，并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以后，却仍然两次从军边地，这正是盛唐时代的典型表现。真实的边塞军旅生活，成就了岑参边塞诗大师的诗史地位，也造就了岑参边塞诗的种种艺术特质：瑰奇峭拔。岑诗突出了一个“奇”字，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的 “马疾过飞鸟，天穷
超夕阳”„„可谓“奇才奇气，风发泉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语）。而在诗体形式方面，承续高适的《燕歌行》而来，广泛使用七言歌行的形式，并且将这种歌行体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地将这种诗体与边塞风物、边塞语言打造为一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
盛唐边塞诗的第四类，是王维代表的边塞诗。王维赴边塞生活之前的这一时期，由于王维本身边塞战争实地经验不足，多是依靠大量使用对仗和典故来加以弥补。叙事的情节和细节描写由对偶和典故加以补足完成。而后是王维在西部边塞过着短暂的边塞军旅生活时的作品。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在青海战胜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使出塞宣慰。王维的这种边塞经历，既不同于杨炯式的想象写作，也不同于岑参式的长期边塞生活写作，他是以中央使节的身份来宣慰边塞将帅，所以，比较岑参而言，他没有岑参艰苦卓绝的生活磨砺，也没有边塞题材的种种细节，而是一种愉悦的、体验式的边塞军旅生活。
盛唐边塞诗的第五类，是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边塞诗。李、杜都有一些边地生活的实际经验，但又不同于岑参式的和王维式的，他们都以非军旅人员的身份而经历边地军旅生活，他们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是都以诗人之心体验战争，书写战争的苦难，以边塞战争题材来指陈时弊，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其中杜甫的边塞诗更是进一步用来记载历史，阐发自己的军事思想。表现的较为全面的，便是“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不难看出，初盛唐边塞诗，经历了杨炯式的想象战争、渴望战争，到岑参式的立功疆场、投笔从戎的边塞诗，再到杜甫式的记载战争，指陈时弊，由豪迈而到悲壮沉郁。初盛唐边塞诗，在短短的百年间，经历了一个完整过程，边塞诗的诸多种类一一上演，而边塞诗的历史使命也就得到了阶段性的完成。
三，中唐边塞诗歌。
首先，中唐边塞诗在总体上具有投身边塞壮怀激烈的渲染以及对雄阔边塞风情和戍边将士英雄豪情的大力讴歌“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李益为伸壮志，曾居边塞二十余年，冗长的边塞生涯，使其诗有浑厚的“塞情”沉淀。其《从军诗序》作了比较贴切的表述，“吾自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军中酒酣，塞上兵寝，投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气。”他在《塞下曲》简洁地抒发了捐躯报国、立功扬名的壮烈情怀：“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剑定天山。”
其次中唐边塞诗从风格特征上完成了由“雄浑”“瑰丽”向“悲、忧、凄、冷”的转变。 初、盛唐处于高歌猛进的社会、政治上升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统治者在多重诱惑下，开疆拓土、穷兵黩武。此时边塞诗创作在沿袭、继承南北朝山水诗创作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边塞征战的特有色调，展现了描写战争“雄浑”“瑰丽”、抒发震撼人心的军旅激情的一代边塞诗。诗人们倾心于社会上升弧线中的“军功效应”，深深地被当时的胜利所鼓舞，强烈地透露出建功塞垣的雄心壮志和慷慨情怀，即使写“边愁”之诗，也展现出波澜开阔的“统情”。高适《塞下曲》对此刻画得淋漓尽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但是到了
中唐，战争状况及结局与初盛唐产生了较大背离，频频出现“请表回军掩尘骨”的惨烈情景。更有甚者，吐番兵竟然长驱直入，直捣首都。战乱明显把诗人们的生活境遇和人生道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时代阴影和痛苦的经历使得文人感染了极端的悲伤，卫国立功的英雄气概在多次的民族磨难中黯然消退，加上这一时期文人地位普遍较低微的特征，使得诗人内心的思绪和“悲、忧、凄、冷”情怀都随着战争状态的转变而自觉、不自觉的流露在他们的创作中。 四，晚唐边塞诗。
由于晚唐国势日渐衰微，各种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边患频仍，统治者忙于自救，已完全失去了盛唐、中唐时期开疆拓土、成就帝王大业的气魄。文人士子也因时运艰难，失去了往日立功边塞、从军幕府的豪情，边塞诗的创作主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既没有了像岑参、高适那种长期投身军幕、对边塞充满神奇向往并热情讴歌边塞生活的大诗人，也没有中唐像李益那样几度出塞、对边塞战争有深切体会、倾心创作边塞诗的名家。晚唐边塞诗非常分散。几乎整个晚唐诗中都有边塞诗的影子，却又缺少集中创作边塞诗的一流大家和遗响千古的名篇。由于他们的边塞诗是产生在对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的基础之上。所以能对晚唐边塞生活作较为全面的直接观照，又能结合晚唐病态社会的时代气息，注入自己的切身感受，抒写出既和盛唐、中唐边塞诗一脉相连。又深深打上晚唐烙印的大漠之声。
晚唐边塞诗和盛、中唐边塞诗之差别，首先表现在诗歌主题格调的改变上。晚唐却由于时局的江河日下，不可挽回，创作主体的心态已堕入消沉与绝望的深渊，边塞诗也就一变而为反战、休战的呼声而显得异常的凄厉与沉痛。考察晚唐边塞诗主题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极力描绘边塞战争的血腥肃杀之气，以抨击朝廷的平戎失策给士卒带来的沉重灾难。如李山甫《兵后寻边三首》之一：“风怒边沙进铁衣，胡儿胡马正骄肥。将军对阵谁教人，战士辞营不道归。新血溅红粘蔓草，旧骸堆白映寒晖。胸中自有销兵术，欲向何门说是非。”之三：“旗头指处见黄埃，万马横驰鹘翅回。剑戟远腥凝血在，山河先暗阵云来。角声恶杀悲与哭，鼓势争强怒若雷。日暮却登寒垒望，饱鸱清啸伏尸堆”。如此直接地描绘边塞战场的血腥与恐怖，是任何盛、中唐边塞诗所未曾有过的。从诗中我们可以间接读出诗人对战争的强烈反感和对生命的深沉呼唤。“战士辞营不道归”再也不是“欲饮琵琶马上催”那样的浪漫与洒脱，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和苍凉。
晚唐士卒的无奈殉难就带有明显的湖涂性。晚唐边塞诗对生死的价值做了比盛、中唐更加理性的思考：既精到的描绘残酷的现实，还深沉的追索战争的负面意义和造成悲剧的根源一统治者对士卒生命的贱视和安边御侮的失策。第二种方式是用抒怀、寄远、怀远的方式直接抒发对战争的憎恨与反感。三是通过游边的文人士子对战后疆场荒败景象的客观描绘，揭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四是晚唐还存在一些反映西南边陲和“南蛮”之间战事的边塞诗。晚唐的边塞诗歌给唐代边塞诗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同时也为后代文学埋下了种子
边塞诗的主题发展，走过了从初、盛唐的颂战、尚战，中唐的怨战、厌战而至晚唐的休战、反战的全过程，其格调也由盛唐的明朗壮大、中唐的哀婉幽怨而变为晚唐的凄厉和沉痛。无论是唐代的哪个阶段，边塞诗始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唐代的诗歌的丰富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给后世文学充当着典范，与此
同时，唐代的边塞诗歌也给后人留些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的沉淀，给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以历经沧桑的稳重和团结。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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