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30年来理论创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我认为,党中央决定在全党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必要和及时的。
一、寻求经济社会发展正确道路的艰辛探索:科学发展观与苏联模式发展观的异同 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是为了国家富强、广大民众的幸福安康。因此,在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寻求正确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就成了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一条主线。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付出了不少代价,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战略。
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可称之为苏联模式发展观。这个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发展观念和战略?苏联是一个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斯大林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为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通过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用行政的力量,在短期内赶上资本主义强国;这样一来,重速度、重积累、重国家利益就成为必然的了,而忽视农业、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轻视市场作用,轻视经济效益,不重视个人利益、不重视人民的消费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
当然应该看到,这里的“重”与“轻”是相对的。比如说,重政治轻经济并不是说苏联不搞经济,而是说,在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时,夸大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把巩固政治权力当作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经济建设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而不是真正的中心任务。这种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它保证苏联一定时期内的政局相对稳定,在短期内赶上西欧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为后来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物质基础。
问题在于是否“适度”。任何观念和发展战略正确与否,都要视其时间、地点、条件论定;过度了,绝对化了就要出问题、出差错。这种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突出的缺陷就是造成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特别是导致农业长期落后。1953年与1913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36倍,农业总产值只增长46;工业总产值中,甲类工业(生产资料生产)一般约占3/4,而乙类工业(消费品生产)仅占1/4。苏联70的工业生产与军火工业有关,大大超过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限度和苏联国力所允许的限度。这种发展战略不能体现“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使民生的改善受到影响和限制。重政治轻经济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政治镇压,严重限制和破坏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因而这种发展难以持续。这也是苏联终于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
(二)从苏联模式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发展观念和战略在不少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尤其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导下,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上,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同苏联十分相似。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以苏为戒,处理好重轻农三者关系,加重对农轻投资比例,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提出“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275页)。翌年,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和“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同上,第387页)。这是对发展观和战略的一次调整,后来由于实行“以阶级
斗争为纲”的方针,又偏离了社会发展常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实行了发展观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这主要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立为中心,这里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基础、发展动力作了不同以往发展观的回答;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兴办乡镇企业等办法,逐步调整了工农、城乡关系;调整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实行承认差别、允许“先富”、尊重人权等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但此时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因为首先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不能不首先强调总量的增长,强调多和快,“效率优先”。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集中到GDP的增长速度上。而GDP的增长并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社会公正程度。这样,在世纪之交,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以及国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同苏联模式发展观的比较。
这两种发展观都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为了强国富民而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实践经验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别,两种发展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起保证作用的。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也重视经济建设,但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使国家消亡等理论影响下(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8—149页、第13卷第190页),实际上把搞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统帅一切工作的纲领,把唯物主义变成“唯权主义”。 第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并不错,但它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优先发展重工、军工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忽视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过高的积累率限制了人民消费水平的应有提高(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同年美国为62)。
第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尽管承认存在商品经济,但认为劳动力、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承认存在价值规律,但认为价值规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苏联把指令性计划作为整个经济机制运转的轴心,用行政的力量通过计划来运转整个国民经济。科学发展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重视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第四,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实行赶超战略,而赶超主要是指产品数量和生产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实行粗放经营的方针,走的是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道路。科学发展观把“又快又好”改变为“又好又快”,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效益,注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努力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五,在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常常只顾重点这一头,而忽视兼顾其他。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要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等。这当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重点论,不唯重点论,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求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集中全国人财物力干大事。比如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建设中,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第六,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方面,苏联模式观也讲应用客观规律,但常常过高估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至犯唯意志论的错误,急躁冒进。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典型,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损失。科学发展观的最突出意义就在于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发挥人的能动性结合起来。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上面所述可见,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确有重要的地位。它在理论上也是经得起推敲的,在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意义重大。
(一)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共产党人把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统一起来。
何谓“科学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怎么表现的?
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政、经、文、社会、国防等方面。每一个方面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客观的、特定的地位,某一方面越位、错位、不到位,都要造成不良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离开经济工作的中心,把“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压倒、决定一切的地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倒退;反之,把政治和思想文化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社会的发展就会因失去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持而不协调不健康和紊乱,其后果也不堪设想。科学发展观正确地规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发展的中心,其他各方面也要全面协调地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如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求总揽全局,统一筹划,分清轻重缓急;全面安排,寻求最佳结合点,兼顾各方利益。
在经济领域中,农轻重及各自内部的各部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客观上都要求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合理安排,全面、协调才能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有自觉意识和意图的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人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讲社会发展规律自然不能把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置之不顾。人的作用主要和首先是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它不能为所欲为,但也不是无所作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很好地统一起来,使科学性和“革命性”一致起来。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得其时,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世纪之交,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实际收入相差五六倍(现在差距还在扩大);工矿企业内部高收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相差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区差距过大(2004年人均GDP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两倍半,浙江是贵州的5倍多)。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居亚洲前位。
资源问题突出:按人均计算,中国可耕地面积、水资源分别等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1/4;能源尤缺,石油、天然气、煤储量分别为世界的7.7、7.1、58.6。我国的资源不仅紧缺,而且利用率也低,万元GDP的耗水量、总能耗量比国际水平高出几倍。中国科学院2006年2月的一个战略报告称,在世界5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资源绩效水平排在第54位。2006年中国GDP约为世界的5,却耗用世界1/4的钢材、1/3的煤、1/2的水泥。
环境破坏严重:如果说有的资源不可再生,那么环境的损害有的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约一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很严重,世界上20个污染严重的大城市一半以上在中国。3亿农民缺乏合格饮用水,1/3的国土面积有酸雨,1/10的耕地受污染比较厉害。国外有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最严峻的任务是治污。
少数干部的腐败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损害和影响。
以上情况说明,如果我们不及时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不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不下大决心、下大力气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节约用地,发展就将难以为继,而受害者将是广大民众,是子孙后代,何谈“以人为本”?如果我们不全面推进经、政、文、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改革,使其相协调、相适应,特别是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突出地位,不着力解决广大困难群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就谈不上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从而也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的、快速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仍然把社会公平放在被“兼顾”的地位,放任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就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又必然影响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不把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没有社会的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思想、组织保证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社会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其贯彻落实有赖于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从政治、思想、组织各个方面予以保证。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能谈及笔者个人理解的要点。
(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学习系统论、平衡论、合力论和“以人为本”的观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需要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和掌握下列理论和观念。一是系统论,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经济领域中各业各部门的发展视为一个大系统和一系列的子系统,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不能顾此失彼。二是平衡论,平衡——不平衡——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但必须看到平衡、事物的相对静止正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简单提出“反对平衡论”是错误的。三是合力论,事物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不是只靠“斗争”,还要合作、统一、协调。由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是重大的世界观转变。“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观念之一,同马克思主义的合力论是相通的。“和”是价值观念,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社会状态,“不同”是客观实际,是“多元化”。“和”是通过对“不同”事物的矛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利益的协调来实现的。四是“以人为本”,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讲的民为本,“民贵君轻”的思想。“以人为本”必须下决心逐步消除官本位这种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落后思想和行为准则。只有这样,中共才能成为“执政为民”的先进政党,否则就成为少数权贵者集权敛财的工具。
(二)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干部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
这是最重要的一项组织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要依靠各级干部。只有用体现正确的思想和方法的健全的体制、制度和机制来规范各级干部的行为,(下转第14页)(上接第8页)才能使科学发展观得到贯彻落实。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工作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体现正确政绩观的干部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改变片面的以GDP的增长作为唯一的指标。不仅要考察GDP的增长,还要考核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以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绝少数当权者为个人升官、为张扬个人“政绩”而搞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这个指标中,要突出中央强调的在用
人选人标准中德才兼备、注重品行和“群众公认”的原则。而在品行中,尤其要看其是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还是弄虚作假,谋取私利。
(三)切实发展人民民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保证。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而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为了改善民生。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民生的改善要有民主来保障。
第一,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关键的环节是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科学的发展第一步要有科学的决策,而在今天的中国,离开人民民主谈不上有科学的决策。不少涉资巨大的决策(如土地买卖,办公楼、培训中心的修建等)是很离谱的,谈不上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只要有一点群众观念、群众路线,损失、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正如有的干部总结的,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腐败,而失误的关键在于个别官员独断专行。
第二,建立健全监督(特别是对财政的监督)机制,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廉政建设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干工程。这是因为,党政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已成为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问题集中表现为行政开支在财政开支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国外许多国家(2003年,中国为19,日本是2.38,美国是9.9)。钱用到哪里去了?都用到了国人世人皆知的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公费出国考察(旅游)上,豪华办公楼、培训中心等的建设上。而用于公共卫生、教育事业等社会建设的投入则远低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得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更加突出,官民矛盾尖锐。只有抓住廉政建设这个主干工程,我们才能巩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30年来理论创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我认为,党中央决定在全党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必要和及时的。
一、寻求经济社会发展正确道路的艰辛探索:科学发展观与苏联模式发展观的异同 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是为了国家富强、广大民众的幸福安康。因此,在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寻求正确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就成了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一条主线。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付出了不少代价,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战略。
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可称之为苏联模式发展观。这个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发展观念和战略?苏联是一个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斯大林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为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通过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用行政的力量,在短期内赶上资本主义强国;这样一来,重速度、重积累、重国家利益就成为必然的了,而忽视农业、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轻视市场作用,轻视经济效益,不重视个人利益、不重视人民的消费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
当然应该看到,这里的“重”与“轻”是相对的。比如说,重政治轻经济并不是说苏联不搞经济,而是说,在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时,夸大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把巩固政治权力当作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经济建设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而不是真正的中心任务。这种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它保证苏联一定时期内的政局相对稳定,在短期内赶上西欧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为后来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物质基础。
问题在于是否“适度”。任何观念和发展战略正确与否,都要视其时间、地点、条件论定;过度了,绝对化了就要出问题、出差错。这种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突出的缺陷就是造成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特别是导致农业长期落后。1953年与1913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36倍,农业总产值只增长46;工业总产值中,甲类工业(生产资料生产)一般约占3/4,而乙类工业(消费品生产)仅占1/4。苏联70的工业生产与军火工业有关,大大超过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限度和苏联国力所允许的限度。这种发展战略不能体现“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使民生的改善受到影响和限制。重政治轻经济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政治镇压,严重限制和破坏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因而这种发展难以持续。这也是苏联终于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
(二)从苏联模式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发展观念和战略在不少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尤其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导下,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上,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同苏联十分相似。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以苏为戒,处理好重轻农三者关系,加重对农轻投资比例,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提出“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275页)。翌年,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和“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同上,第387页)。这是对发展观和战略的一次调整,后来由于实行“以阶级
斗争为纲”的方针,又偏离了社会发展常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实行了发展观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这主要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立为中心,这里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基础、发展动力作了不同以往发展观的回答;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兴办乡镇企业等办法,逐步调整了工农、城乡关系;调整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实行承认差别、允许“先富”、尊重人权等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但此时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因为首先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不能不首先强调总量的增长,强调多和快,“效率优先”。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集中到GDP的增长速度上。而GDP的增长并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社会公正程度。这样,在世纪之交,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以及国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同苏联模式发展观的比较。
这两种发展观都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为了强国富民而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实践经验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别,两种发展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起保证作用的。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也重视经济建设,但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使国家消亡等理论影响下(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8—149页、第13卷第190页),实际上把搞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统帅一切工作的纲领,把唯物主义变成“唯权主义”。 第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并不错,但它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优先发展重工、军工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忽视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过高的积累率限制了人民消费水平的应有提高(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同年美国为62)。
第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尽管承认存在商品经济,但认为劳动力、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承认存在价值规律,但认为价值规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苏联把指令性计划作为整个经济机制运转的轴心,用行政的力量通过计划来运转整个国民经济。科学发展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重视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第四,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实行赶超战略,而赶超主要是指产品数量和生产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实行粗放经营的方针,走的是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道路。科学发展观把“又快又好”改变为“又好又快”,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效益,注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努力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五,在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常常只顾重点这一头,而忽视兼顾其他。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要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等。这当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重点论,不唯重点论,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求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集中全国人财物力干大事。比如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建设中,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第六,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方面,苏联模式观也讲应用客观规律,但常常过高估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至犯唯意志论的错误,急躁冒进。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典型,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损失。科学发展观的最突出意义就在于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发挥人的能动性结合起来。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上面所述可见,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确有重要的地位。它在理论上也是经得起推敲的,在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意义重大。
(一)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共产党人把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统一起来。
何谓“科学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怎么表现的?
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政、经、文、社会、国防等方面。每一个方面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客观的、特定的地位,某一方面越位、错位、不到位,都要造成不良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离开经济工作的中心,把“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压倒、决定一切的地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倒退;反之,把政治和思想文化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社会的发展就会因失去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持而不协调不健康和紊乱,其后果也不堪设想。科学发展观正确地规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发展的中心,其他各方面也要全面协调地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如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求总揽全局,统一筹划,分清轻重缓急;全面安排,寻求最佳结合点,兼顾各方利益。
在经济领域中,农轻重及各自内部的各部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客观上都要求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合理安排,全面、协调才能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有自觉意识和意图的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人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讲社会发展规律自然不能把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置之不顾。人的作用主要和首先是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它不能为所欲为,但也不是无所作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很好地统一起来,使科学性和“革命性”一致起来。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得其时,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世纪之交,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实际收入相差五六倍(现在差距还在扩大);工矿企业内部高收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相差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区差距过大(2004年人均GDP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两倍半,浙江是贵州的5倍多)。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居亚洲前位。
资源问题突出:按人均计算,中国可耕地面积、水资源分别等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1/4;能源尤缺,石油、天然气、煤储量分别为世界的7.7、7.1、58.6。我国的资源不仅紧缺,而且利用率也低,万元GDP的耗水量、总能耗量比国际水平高出几倍。中国科学院2006年2月的一个战略报告称,在世界5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资源绩效水平排在第54位。2006年中国GDP约为世界的5,却耗用世界1/4的钢材、1/3的煤、1/2的水泥。
环境破坏严重:如果说有的资源不可再生,那么环境的损害有的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约一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很严重,世界上20个污染严重的大城市一半以上在中国。3亿农民缺乏合格饮用水,1/3的国土面积有酸雨,1/10的耕地受污染比较厉害。国外有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最严峻的任务是治污。
少数干部的腐败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损害和影响。
以上情况说明,如果我们不及时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不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不下大决心、下大力气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节约用地,发展就将难以为继,而受害者将是广大民众,是子孙后代,何谈“以人为本”?如果我们不全面推进经、政、文、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改革,使其相协调、相适应,特别是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突出地位,不着力解决广大困难群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就谈不上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从而也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的、快速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仍然把社会公平放在被“兼顾”的地位,放任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就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又必然影响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不把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没有社会的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思想、组织保证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社会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其贯彻落实有赖于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从政治、思想、组织各个方面予以保证。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能谈及笔者个人理解的要点。
(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学习系统论、平衡论、合力论和“以人为本”的观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需要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和掌握下列理论和观念。一是系统论,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经济领域中各业各部门的发展视为一个大系统和一系列的子系统,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不能顾此失彼。二是平衡论,平衡——不平衡——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但必须看到平衡、事物的相对静止正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简单提出“反对平衡论”是错误的。三是合力论,事物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不是只靠“斗争”,还要合作、统一、协调。由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是重大的世界观转变。“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观念之一,同马克思主义的合力论是相通的。“和”是价值观念,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社会状态,“不同”是客观实际,是“多元化”。“和”是通过对“不同”事物的矛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利益的协调来实现的。四是“以人为本”,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讲的民为本,“民贵君轻”的思想。“以人为本”必须下决心逐步消除官本位这种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落后思想和行为准则。只有这样,中共才能成为“执政为民”的先进政党,否则就成为少数权贵者集权敛财的工具。
(二)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干部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
这是最重要的一项组织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要依靠各级干部。只有用体现正确的思想和方法的健全的体制、制度和机制来规范各级干部的行为,(下转第14页)(上接第8页)才能使科学发展观得到贯彻落实。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工作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体现正确政绩观的干部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改变片面的以GDP的增长作为唯一的指标。不仅要考察GDP的增长,还要考核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以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绝少数当权者为个人升官、为张扬个人“政绩”而搞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这个指标中,要突出中央强调的在用
人选人标准中德才兼备、注重品行和“群众公认”的原则。而在品行中,尤其要看其是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还是弄虚作假,谋取私利。
(三)切实发展人民民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保证。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而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为了改善民生。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民生的改善要有民主来保障。
第一,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关键的环节是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科学的发展第一步要有科学的决策,而在今天的中国,离开人民民主谈不上有科学的决策。不少涉资巨大的决策(如土地买卖,办公楼、培训中心的修建等)是很离谱的,谈不上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只要有一点群众观念、群众路线,损失、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正如有的干部总结的,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腐败,而失误的关键在于个别官员独断专行。
第二,建立健全监督(特别是对财政的监督)机制,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廉政建设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干工程。这是因为,党政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已成为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问题集中表现为行政开支在财政开支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国外许多国家(2003年,中国为19,日本是2.38,美国是9.9)。钱用到哪里去了?都用到了国人世人皆知的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公费出国考察(旅游)上,豪华办公楼、培训中心等的建设上。而用于公共卫生、教育事业等社会建设的投入则远低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得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更加突出,官民矛盾尖锐。只有抓住廉政建设这个主干工程,我们才能巩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