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报/2010年/1月/21日/第003版
国内・聚焦
关于贺岁片与贺岁档的思考
饶曙光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产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的主体地位、主流地位还不牢固，随时可能会受到进口大片的冲击，甚至有被冲垮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应该有强烈的危机感、使命感，因为巩固国产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主体地位、主流地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贺岁档”是国内电影营销最早按市场理念、市场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的一个档期，是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产业化推进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历经10年的培育和发展，贺岁档已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中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档期，自然也就成为了众多电影商家必争之地。2007年贺岁档的票房占了全年国产片总票房的44%，达到8亿。2008年的贺岁档票房总收入则超出了12亿，相当于2003年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前的诸多年份的全年票房。2009年11月20日，这个电影业界公认为黄金档期的贺岁档就此拉开序幕，一直将持续到2010年2月20日，成为包括圣诞、元旦、春节在内的超长档期。进入贺岁档的电影类型也比过去更为丰富，甚至单看片目就令人眼花缭乱:《熊猫大侠》、《花木兰》、《刺陵》、《风云2》、《未来警察》、《三枪拍案惊奇》、《十月围城》、《喜羊羊2》、《大兵小将》、《孔子》、《苏乞儿》、《锦衣卫》、《东风・雨》、《财神到》、《全城热恋》……“《十月围城》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声誉，对于中国式大片，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都有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作为电影产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每个电影档期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某种类型的影片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电影业界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贺岁档期中，观众更希望在电影院看到轻松、喜庆、大制作的影片，这些影片必须具有话题性，让看电影本身成为时尚；情人节档期中，观众则希望看一些爱情主题的、浪漫的电影。如果影片本身跟档期中观众的心理期待不相符，违反了游戏规则，观众和市场就不会买账。就是说，贺岁电影既是某种特定的档期概念也是某种特定的类型概念。从各种观众调查来看，大部分观众在“贺岁档”最想看到的还是喜剧片。冯小刚的京韵贫嘴、宁财神的招牌网络恶搞、《疯狂的赛车》掀起的黑色幽默、《我爱我家》中温馨的家庭情景喜剧、刘仪伟的脱口秀路线，构成了贺岁档贺岁喜剧电影的新奇观和新景观。尤其是《非诚勿扰》，影片之所以获得了3亿多的票房收入，在于影片少了些刻薄的调侃，多了些抚慰心灵的温情。在某种意义上说，《非诚勿扰》开创了中国式的浪漫爱情喜剧路线。美国电影学会曾经评选出美国电影史上的十大类型片，浪漫爱情喜剧就是其中之一。宁浩凭借《疯狂的赛车》挤进“亿元俱乐部”，为年轻导演树立了新的标杆。
从2009年进入贺岁档的影片来看，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喜剧电影的类型，显示出了贺岁档期巨大的容纳能力。令人忧虑的是，大量的“山寨”电影挤进贺岁档。“山寨”电影的说法，脱胎于“山寨机”等流行语，以2006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标志，大抵是用“模仿+恶搞”的手法实现对商业大片的解构。2009年暑期档上映的《大内密探灵灵狗》等古装喜剧，就将流行的网络语言、社会热点以及经典影片的片断进行戏仿、拼贴。每种类型片的出现都是电影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山寨”电影也不例外。“山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一部分观众的消费需求，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商业吸引力。“山寨”电影带来的票房收益和经济效益，在客观上对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山寨”电影暂时的票房成功把创作带进了一个误区。看到某种类型的喜剧占据市场，在创作上一味地效仿，造成很多类似的桥段，以博得观众一笑。纵观“山寨”电影，戏仿、拼贴已经成为其制造喜剧效果最常用的手段，甚至是唯一的手段，使得这些影片失去了对现实人生、人性的观照和审视，失去了电影的原创力
和想象力。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国产影片的主要收入仍然依赖于票房，后电影产品开发产业链还未形成，一些中小成本的影片为了尽快收回成本，急功近利选择“短、平、快”的盈利模式，以规避投资风险。但是，尽管“山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有的甚至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收益，但无论是在艺术创作层面，还是在商业运作层面，其负面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有的观众看完《熊猫大侠》后，就套用一句出现在《熊猫大侠》中的网络流行语“我看的不是电影，是空虚”，对电影《熊猫大侠》进行了反讽。
因为大量的“山寨”电影挤进贺岁档，贺岁电影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有关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激烈争论已经悄然展开。尽管2009年末到2010年2月20日长达93天的贺岁档有可能创造出20亿票房收入的预期，但是，由于以恶搞、戏仿、颠覆和解构为特征的“山寨”电影大量挤进贺岁档，诸如“山寨年”、“爆米花年”、“娱乐片年”乃至“烂片年”的说法都不胫而走，使得爱护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期的有识之士都对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吴宇森导演发出了以前中国有好电影没有市场，现在有市场却没有好电影的感慨。陈德森导演，陈可辛、黄建新监制的《十月围城》的脱颖而出，给2009年的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期都带来了极大的惊喜，也给2009年的中国电影画上了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可以说，《十月围城》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声誉，对于中国式大片，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都有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两岸电影人应在竞争与互动中，相互学习、借鉴、融合，为整个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式大片的发展找到更为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从叙事的角度看，《十月围城》的假定性显得有些诡异和乖张，就是本应秘密行动的孙中山赴港闹得满城风雨，成为了“一起事先张扬的刺杀案”。正因为如此，正邪双方剑拔弩张，一攻、一守，给电影营造了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氛围和难以想象的叙事悬念。商业电影，尤其是商业大片，往往容易在悬念的营造和叙事的推进中忽略和忽视人物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使得影片流于空洞而形式大于内容。有的甚至一味追求所谓的宏大场面和视听奇观，故事却异常苍白，叙事智慧和叙事技巧匮乏，加上“雷人”的对话和动作，观众不“集体发笑”都成为一种不可能。《十月围城》则在悬念的结构和叙事的推进中注重到了人物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众所周知，绝大多数香港经典的动作电影，其动作场面、打斗场面都是纯粹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和追求票房。《十月围城》保持了香港动作类型片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香港动作类型片中打斗场面和整体叙事脱节的积弊，不再是为打而打的舞蹈式表演，也不再是为了展示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的技术性设计。影片用了很多纪录片的手法，用字幕介绍每个死去义士的姓名籍贯和生卒年月，试图告诉观众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月围城》在本质上还是香港商业电影，是江湖传奇和民间叙事，与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叙事”、“革命叙事”有着本质的差异和不同。“家国大义”及其牺牲、希望、信仰、爱等等主题是影片的“戏核”，但也仅仅是影片的“戏核”而已。同时，影片汇集了众多香港及内地的大明星如胡军、甄子丹、王学圻、黎明、谢霆锋、范冰冰、周韵、曾志伟、巴特尔、李宇春等，也保证了影片直接的、确定无疑的、甚至是第一位的商业诉求和商业目标的有效实现。
大陆电影人和香港电影人在这种竞争和互动中，一方面要学习对方的长处和优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持自己的本色和特色，最终为整个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式大片的发展找到更为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尽管有“港味不港”的担忧，尽管也有“主旋律”泛化的可能，但是香港电影人与内地电影人相互学习、借鉴、融合，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正面意义大于负面意义。同时，这也是《十月围城》给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带来的启示和意义。“尽量有针对性地细分电影观众和电影市场，尽量让每一部影片尽可能收获到应有的票房，尽量使新片按市场需求频率进入市场，减少因缺乏放映空间影片相互挤压而造成的无端浪费，既需要市场力量本身的调节，也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规划和调控。”
选择贺岁档期上映只是电影营销的一种手段，而非电影票房的保障。不少片商家对贺岁档期过分依赖，总是一窝蜂地将影片贴上贺岁的标签以求得在贺岁档这个市场大蛋糕里分一块。但是，
市场是残酷的，贺岁电影市场更是残酷的，绝对不可能是只要挤进贺岁档就一定可以获得所期望的票房收入。被列入贺岁档第一阵营的《我的唐朝兄弟》、《火星没事》和《熊猫大侠》3部影片的票房都不理想。其中，《我的唐朝兄弟》首周末全国票房只有100万元左右。有人认为，《我的唐朝兄弟》、《火星没事》和《熊猫大侠》3部影片的票房之所以不理想，是由于受到了《2012》强势挤压。《2012》强势挤压固然是《我的唐朝兄弟》、《火星没事》和《熊猫大侠》票房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影片的市场调研不够深入，市场定位不够准确，对影片有计划的商业运作和推广力度不够，同样也是影片票房收入不理想的原因。市场上的“怨妇”固然可以博得同情，但却没有任何意义。中低成本的电影要想在贺岁档中分一杯羹，苦练“内功”是唯一的出路。
即使是在贺岁档获得了高额的票房收入，但如果主要是靠“忽悠”而不是影片本身的高品质获得的，对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负面和消极意义。不管是在什么档期，电影产生的高额的票房收入，主要不应该是靠“忽悠”获得的。换句话说，电影产生的高额的票房收入，是观众对电影人提供的高品质电影的认同。失去了高品质的娱乐享受，失去了观众的认同，就不会有电影、尤其是贺岁电影的可持续发展。电影可以通俗，可以商业，甚至说票房就是硬道理也未尝不可；但电影不可以庸俗，不可以为了商业和票房而失去电影的基本精神，不可以失去电影家的良心、职业精神和道德。尽管当下电影投资“不差钱”，但所有的中国电影人都应该思考，赚钱固然是硬道理。但用什么样的方式赚钱，同样也是硬道理。
在贺岁电影大战中，由于挤进贺岁档的电影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贺岁档市场的容纳能力，“内耗”和“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和严重。按照国家电影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8月，全国主流院线市场银幕4408张，这些银幕若平均分在1616家影院，每家影院仅2.72张银幕。全国多厅影院大多在5-8厅左右，有10张银幕的影院在全国影院中粗略估计不到20%。这样，数十部新片在6-7个厅中排片，有不少的新片会因缺乏银幕空间而被牺牲掉。这也就是为什么贺岁档期两极落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可以说，中国电影市场体系建设成为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并且已经影响到了创作层面。尽量有针对性地细分电影观众和电影市场，尽量让每一部影片尽可能收获到应有的票房，尽量使新片按市场需求频率进入市场，减少因缺乏放映空间影片相互挤压而造成的无端浪费，既需要市场力量本身的调节，也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规划和调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在《三枪拍案惊奇》和《十月围城》在贺岁档大战中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2012》已悄然突破了《变形金刚2》在2009年夏天创造的纪录，超过4.6亿元。而且，《阿凡达》已经席卷全球电影市场，并登陆国内电影市场，其势头更是不容低估。也就是说，国产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的主体地位、主流地位还不牢固，随时可能会受到进口大片的冲击，甚至有被冲垮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应该有强烈的危机感、使命感，因为巩固国产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主体地位、主流地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看，如何让更多的国产电影有效的进入主流院线市场，有效的实现其应有的市场价值，是中国电影市场体系建设的大难题，而且是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大难题!
中国电影报/2010年/1月/21日/第003版
国内・聚焦
关于贺岁片与贺岁档的思考
饶曙光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产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的主体地位、主流地位还不牢固，随时可能会受到进口大片的冲击，甚至有被冲垮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应该有强烈的危机感、使命感，因为巩固国产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主体地位、主流地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贺岁档”是国内电影营销最早按市场理念、市场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的一个档期，是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产业化推进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历经10年的培育和发展，贺岁档已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中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档期，自然也就成为了众多电影商家必争之地。2007年贺岁档的票房占了全年国产片总票房的44%，达到8亿。2008年的贺岁档票房总收入则超出了12亿，相当于2003年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前的诸多年份的全年票房。2009年11月20日，这个电影业界公认为黄金档期的贺岁档就此拉开序幕，一直将持续到2010年2月20日，成为包括圣诞、元旦、春节在内的超长档期。进入贺岁档的电影类型也比过去更为丰富，甚至单看片目就令人眼花缭乱:《熊猫大侠》、《花木兰》、《刺陵》、《风云2》、《未来警察》、《三枪拍案惊奇》、《十月围城》、《喜羊羊2》、《大兵小将》、《孔子》、《苏乞儿》、《锦衣卫》、《东风・雨》、《财神到》、《全城热恋》……“《十月围城》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声誉，对于中国式大片，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都有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作为电影产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每个电影档期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某种类型的影片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电影业界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贺岁档期中，观众更希望在电影院看到轻松、喜庆、大制作的影片，这些影片必须具有话题性，让看电影本身成为时尚；情人节档期中，观众则希望看一些爱情主题的、浪漫的电影。如果影片本身跟档期中观众的心理期待不相符，违反了游戏规则，观众和市场就不会买账。就是说，贺岁电影既是某种特定的档期概念也是某种特定的类型概念。从各种观众调查来看，大部分观众在“贺岁档”最想看到的还是喜剧片。冯小刚的京韵贫嘴、宁财神的招牌网络恶搞、《疯狂的赛车》掀起的黑色幽默、《我爱我家》中温馨的家庭情景喜剧、刘仪伟的脱口秀路线，构成了贺岁档贺岁喜剧电影的新奇观和新景观。尤其是《非诚勿扰》，影片之所以获得了3亿多的票房收入，在于影片少了些刻薄的调侃，多了些抚慰心灵的温情。在某种意义上说，《非诚勿扰》开创了中国式的浪漫爱情喜剧路线。美国电影学会曾经评选出美国电影史上的十大类型片，浪漫爱情喜剧就是其中之一。宁浩凭借《疯狂的赛车》挤进“亿元俱乐部”，为年轻导演树立了新的标杆。
从2009年进入贺岁档的影片来看，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喜剧电影的类型，显示出了贺岁档期巨大的容纳能力。令人忧虑的是，大量的“山寨”电影挤进贺岁档。“山寨”电影的说法，脱胎于“山寨机”等流行语，以2006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标志，大抵是用“模仿+恶搞”的手法实现对商业大片的解构。2009年暑期档上映的《大内密探灵灵狗》等古装喜剧，就将流行的网络语言、社会热点以及经典影片的片断进行戏仿、拼贴。每种类型片的出现都是电影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山寨”电影也不例外。“山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一部分观众的消费需求，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商业吸引力。“山寨”电影带来的票房收益和经济效益，在客观上对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山寨”电影暂时的票房成功把创作带进了一个误区。看到某种类型的喜剧占据市场，在创作上一味地效仿，造成很多类似的桥段，以博得观众一笑。纵观“山寨”电影，戏仿、拼贴已经成为其制造喜剧效果最常用的手段，甚至是唯一的手段，使得这些影片失去了对现实人生、人性的观照和审视，失去了电影的原创力
和想象力。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国产影片的主要收入仍然依赖于票房，后电影产品开发产业链还未形成，一些中小成本的影片为了尽快收回成本，急功近利选择“短、平、快”的盈利模式，以规避投资风险。但是，尽管“山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有的甚至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收益，但无论是在艺术创作层面，还是在商业运作层面，其负面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有的观众看完《熊猫大侠》后，就套用一句出现在《熊猫大侠》中的网络流行语“我看的不是电影，是空虚”，对电影《熊猫大侠》进行了反讽。
因为大量的“山寨”电影挤进贺岁档，贺岁电影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有关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激烈争论已经悄然展开。尽管2009年末到2010年2月20日长达93天的贺岁档有可能创造出20亿票房收入的预期，但是，由于以恶搞、戏仿、颠覆和解构为特征的“山寨”电影大量挤进贺岁档，诸如“山寨年”、“爆米花年”、“娱乐片年”乃至“烂片年”的说法都不胫而走，使得爱护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期的有识之士都对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吴宇森导演发出了以前中国有好电影没有市场，现在有市场却没有好电影的感慨。陈德森导演，陈可辛、黄建新监制的《十月围城》的脱颖而出，给2009年的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期都带来了极大的惊喜，也给2009年的中国电影画上了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可以说，《十月围城》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声誉，对于中国式大片，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都有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两岸电影人应在竞争与互动中，相互学习、借鉴、融合，为整个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式大片的发展找到更为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从叙事的角度看，《十月围城》的假定性显得有些诡异和乖张，就是本应秘密行动的孙中山赴港闹得满城风雨，成为了“一起事先张扬的刺杀案”。正因为如此，正邪双方剑拔弩张，一攻、一守，给电影营造了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氛围和难以想象的叙事悬念。商业电影，尤其是商业大片，往往容易在悬念的营造和叙事的推进中忽略和忽视人物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使得影片流于空洞而形式大于内容。有的甚至一味追求所谓的宏大场面和视听奇观，故事却异常苍白，叙事智慧和叙事技巧匮乏，加上“雷人”的对话和动作，观众不“集体发笑”都成为一种不可能。《十月围城》则在悬念的结构和叙事的推进中注重到了人物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众所周知，绝大多数香港经典的动作电影，其动作场面、打斗场面都是纯粹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和追求票房。《十月围城》保持了香港动作类型片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香港动作类型片中打斗场面和整体叙事脱节的积弊，不再是为打而打的舞蹈式表演，也不再是为了展示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的技术性设计。影片用了很多纪录片的手法，用字幕介绍每个死去义士的姓名籍贯和生卒年月，试图告诉观众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月围城》在本质上还是香港商业电影，是江湖传奇和民间叙事，与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叙事”、“革命叙事”有着本质的差异和不同。“家国大义”及其牺牲、希望、信仰、爱等等主题是影片的“戏核”，但也仅仅是影片的“戏核”而已。同时，影片汇集了众多香港及内地的大明星如胡军、甄子丹、王学圻、黎明、谢霆锋、范冰冰、周韵、曾志伟、巴特尔、李宇春等，也保证了影片直接的、确定无疑的、甚至是第一位的商业诉求和商业目标的有效实现。
大陆电影人和香港电影人在这种竞争和互动中，一方面要学习对方的长处和优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持自己的本色和特色，最终为整个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式大片的发展找到更为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尽管有“港味不港”的担忧，尽管也有“主旋律”泛化的可能，但是香港电影人与内地电影人相互学习、借鉴、融合，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正面意义大于负面意义。同时，这也是《十月围城》给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带来的启示和意义。“尽量有针对性地细分电影观众和电影市场，尽量让每一部影片尽可能收获到应有的票房，尽量使新片按市场需求频率进入市场，减少因缺乏放映空间影片相互挤压而造成的无端浪费，既需要市场力量本身的调节，也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规划和调控。”
选择贺岁档期上映只是电影营销的一种手段，而非电影票房的保障。不少片商家对贺岁档期过分依赖，总是一窝蜂地将影片贴上贺岁的标签以求得在贺岁档这个市场大蛋糕里分一块。但是，
市场是残酷的，贺岁电影市场更是残酷的，绝对不可能是只要挤进贺岁档就一定可以获得所期望的票房收入。被列入贺岁档第一阵营的《我的唐朝兄弟》、《火星没事》和《熊猫大侠》3部影片的票房都不理想。其中，《我的唐朝兄弟》首周末全国票房只有100万元左右。有人认为，《我的唐朝兄弟》、《火星没事》和《熊猫大侠》3部影片的票房之所以不理想，是由于受到了《2012》强势挤压。《2012》强势挤压固然是《我的唐朝兄弟》、《火星没事》和《熊猫大侠》票房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影片的市场调研不够深入，市场定位不够准确，对影片有计划的商业运作和推广力度不够，同样也是影片票房收入不理想的原因。市场上的“怨妇”固然可以博得同情，但却没有任何意义。中低成本的电影要想在贺岁档中分一杯羹，苦练“内功”是唯一的出路。
即使是在贺岁档获得了高额的票房收入，但如果主要是靠“忽悠”而不是影片本身的高品质获得的，对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负面和消极意义。不管是在什么档期，电影产生的高额的票房收入，主要不应该是靠“忽悠”获得的。换句话说，电影产生的高额的票房收入，是观众对电影人提供的高品质电影的认同。失去了高品质的娱乐享受，失去了观众的认同，就不会有电影、尤其是贺岁电影的可持续发展。电影可以通俗，可以商业，甚至说票房就是硬道理也未尝不可；但电影不可以庸俗，不可以为了商业和票房而失去电影的基本精神，不可以失去电影家的良心、职业精神和道德。尽管当下电影投资“不差钱”，但所有的中国电影人都应该思考，赚钱固然是硬道理。但用什么样的方式赚钱，同样也是硬道理。
在贺岁电影大战中，由于挤进贺岁档的电影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贺岁档市场的容纳能力，“内耗”和“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和严重。按照国家电影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8月，全国主流院线市场银幕4408张，这些银幕若平均分在1616家影院，每家影院仅2.72张银幕。全国多厅影院大多在5-8厅左右，有10张银幕的影院在全国影院中粗略估计不到20%。这样，数十部新片在6-7个厅中排片，有不少的新片会因缺乏银幕空间而被牺牲掉。这也就是为什么贺岁档期两极落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可以说，中国电影市场体系建设成为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并且已经影响到了创作层面。尽量有针对性地细分电影观众和电影市场，尽量让每一部影片尽可能收获到应有的票房，尽量使新片按市场需求频率进入市场，减少因缺乏放映空间影片相互挤压而造成的无端浪费，既需要市场力量本身的调节，也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规划和调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在《三枪拍案惊奇》和《十月围城》在贺岁档大战中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2012》已悄然突破了《变形金刚2》在2009年夏天创造的纪录，超过4.6亿元。而且，《阿凡达》已经席卷全球电影市场，并登陆国内电影市场，其势头更是不容低估。也就是说，国产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的主体地位、主流地位还不牢固，随时可能会受到进口大片的冲击，甚至有被冲垮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应该有强烈的危机感、使命感，因为巩固国产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主体地位、主流地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看，如何让更多的国产电影有效的进入主流院线市场，有效的实现其应有的市场价值，是中国电影市场体系建设的大难题，而且是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