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代经济史绕不开苏州,.O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访谈录 ■本报记者 刘 放: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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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小传祖籍浙江省吴兴县，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之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论著丰厚，主要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等。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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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从墙角的一堆破破烂烂的书堆中，发现了苏州市民公社的资料S/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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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会客厅：章先生好！听说你这位大历史学家与苏州很有渊源，能讲讲吗？1
章开沅：可以啊。这是一种很美好的缘分，很美好的记忆。我头一回到苏州，应该是在三四岁的时候，那就是在1930年前。具体记忆，还真的没有了，只有一张在苏州拍的泛黄的照片，三四岁的模样。在苏州一个园林的假山旁拍的。那时，我们母亲身体不好，到苏州的表亲家中来疗养，是私家园林中，母亲主要是喜欢苏州私家园林中的安静。母亲带我一起带到了苏州。从那时算起，我与苏州的缘分，该是有八十多年了。1WEK
晚报会客厅：很有意思！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吗？少年时代没有再来过吗？7i1&H
章开沅：从那以后，少年时代没有再来过。其实，我自己也常常望着儿时的照片回忆的，对那时园林中居住的情况，真的是没有印象。只记得一种很好吃的包子，叫“南翔小包”，很好吃的，小孩子欢喜吃。我后来到上海的城隍庙吃小笼包子，感觉很好吃，就认为这种包子是苏州的“南翔小包”。我们家在芜湖，那里有我们家的工厂，我1946年到南京上大学，多次路过苏州，但没有下车。再进苏州城，就是五十多年后了，1981年元旦，我到了苏州，而且一住数日。那是工作，为了撰写《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论文，我到苏州来查阅资料，这次来比起半个世纪前的母亲来苏州疗养，获益的是我本人。我得到了苏州的很多帮助。YUSf7
晚报会客厅：愿闻其详。请给我们读者讲讲这个故事。Gb1
章开沅：可以这么说吧，本月的四日我将应邀参加苏州档案馆的一套《苏州商会档案丛编》首发。如果换了别的地方，我快九十岁的人了，可能就不会出席了。但苏州不行，我一定要来的。我这次到苏州，是带着一种怀旧和感恩之心来的。某种意义上，是今生的一个夙愿，一定要自己来。XtP
我还是说说1981年来苏州档案馆查阅资料的故事吧。|ZrN
那年的元旦，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我在苏州友人唐文权先生的陪同下，找到苏州档案馆。白天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晚上，就住在唐文权的家中，是一个很低矮的过街阁楼。那时，人们的住房都是非常紧张的，远没有现在宽裕。当时的老档案馆，也是非常阴暗，没有空调和取暖器，只有一个煤球炉烧开水。那几天太冷，许多人手中都抱有一个打吊针的葡萄糖输液瓶子，里面灌热水，用以取暖。感谢档案馆的朋友，我也享受到那个取暖的输液瓶子，否则手会冻僵，没法翻阅和记录。就是在这样的天气中，我无意中从墙角的一堆破破烂烂的书堆中，发现了苏州市民公社的资料。那时是“文革”之后不久，大家都不懂市民公社是什么，就将这些资料放到“人民公社”的资料中。我好奇地翻阅，一翻不得了，原来是发现了宝藏！捧在手上，忘记了寒冷，感觉就像发现一处矿藏丰富的宝山，非常兴奋。后来，这份珍贵的资料，在1982年芝加哥举行的亚洲学会年会上，受到许多中外学者的热切关注。著名的美国胡佛档案馆甚至愿用缩微胶卷形式以全部布斯文件（与孙中山来往书信）与苏州的市民公社档案交换。虽然因故未能办成，但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注意和利用。我的两个研究生马敏和朱英他们专门从武汉华中师大来到苏州档案馆，参与整理这批珍贵资料，如今，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创造性成果，他们也是忘记不了苏州的，忘记不了苏州档案馆的苏州商会文献整理研究，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个起家的！苏州市档案馆的苏州商会档案已经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为国家级的珍贵档案。Tf
现在中外学者，凡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都绕不过苏州档案馆有关的商会和市民公社资料。这批珍贵资料，促成了一个学科的分支和一批学者的成长。7t/AL
晚报会客厅：苏州市民公社，我们现在听起来也挺新鲜的，是否就是法国“巴黎公社”那样的公社？Q7f
章开沅：历史常常有惊人的巧合，然而却不宜作简单的类比。如果说，法国革命前辈曾经高举巴黎公社旗帜，那么，他们远隔重洋的东方后辈，苏州市民也曾在辛亥革命前夜把自己并不怎么完备的基层自治团体命名为公社。当然，由于西欧和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历史传统差异很大，决不能把这两种公社相提并论或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按城镇街道区域划分、主要由商人领导和组织的市民自治组织。这种组织形式在全国极为罕见。苏州最早的市民公社，是成立于宣统元年五月（1909年7月）的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其区域范围东自醋坊桥起、西至察院场口止。观前大街市民公社成立的初衷是救火。观前大街地居要冲，店铺林立，人烟繁盛。由于救火设施如水龙、水井等缺乏，加之市民普遍没有救火常识，扑救时领导乏人、组织不力，观前大街商号、居户屡屡蒙受火灾损失。怡和祥洋货店经理施炳卿、振源永绸缎庄店主蒋仲君等商界领袖痛定思痛，发起各商号、居户，成立市民公社。*2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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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的史学，都有一种关心社会、参与社会改造的强烈意识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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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会客厅：虽然史学危机现在已很少有人提起，但史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下门庭日渐冷落似乎又是不争的事实。你这位大历史学家，能否分析一下史学研究不被社会重视的根源？$Qo
章开沅：史学不受重视的原因，我以为最主要有两条：一是由于本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进步产生的巨大影响部分地造成了全人类片面追求科技的进步、重科技而轻人文的现实，文史哲等社会科学普遍地被挤出学科发展的中心甚而退至社会生活的边缘。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史学工作者自身。这主要是指史学工作者如何调适自己的治学态度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问题。在“文革”前后，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确实曾产生较大影响，但那毕竟不是正常现象。改革开放后，史学研究面临着拨乱反正、回到健康发展轨道的问题。现在看来，有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好。譬如，史学界既存在着埋首故纸堆、潜心做学问、而无视时代变化、社会需要的弊病，又存在着想关心社会、想把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沟通起来但又摸不着门径的问题。前者流于消极，后者又显得浮躁。_G
晚报会客厅：你认为史学工作者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应如何调适自己？Y
章开沅：我认为，史学工作者研究史学的态度应当是关心社会，参与历史。所谓关心社会，是指历史研究者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来调整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去，把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实践中去；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钻进故纸堆出不来，像桃花源中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也许有人会问，史学与现实靠得太近会不会伤及自身？是有这个问题。但矛盾总是回避不了的，因噎废食不是智者的态度。当然，关心社会不等于完全顺应社会。它应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把史学变成政治的奴婢，因此，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历史学的功能。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的主流史学或非主流史学，都具有一种关心社会、参与社会改造的强烈意识。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非常重视经世致用。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明确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达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目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书名就鲜明地揭示了他研究史学的主题。在中国近百年的社会演进中，更有一大批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在一起，积极参与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演变。所以，我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参与现实生活，并且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去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T[|\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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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辛亥革命研究扩充到“上下三百年”w1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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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会客厅：你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权威，去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许多的媒体都找你访谈，去年你一定被媒体弄得忙不过来吧？}
章开沅：的确，去年我是最忙的，有太多的媒体找上门来。今年好多了。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研究政治性很强，真正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不是很重视，因为那时候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占据了大家的思维空间，总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旧的革命，只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一个铺垫而已，如果说它有重要性，就是总结了一条经验———旧民主主义革命行不通。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领域研究最多的，一个是历史分期问题，一个是农民革命问题。大家一窝蜂地去研究太平天国，很少关注辛亥革命。我过去教过党史，很熟悉这方面的情况。后来我转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才开始涉及辛亥革命。+5w
总的来说，辛亥革命研究这些年出现了过分细化，甚至碎片化的趋向。历史是一个整体，不从整体上来把握辛亥革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曾提出，应该将辛亥革命研究扩充到“上下三百年”，除了展望过去，下一个一百年也要纳入视野。同时，辛亥革命是人类大历史中的一个 部分———如果没有这个气度和境 界，写出的历史是有局限的。d*Z
晚报会客厅：你提出必须纵观辛亥革命前后300年，才能确切认知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什么？:)9
章开沅：辛亥革命真正的历史意义、历史价值，必须要从3个100年来研究，才可以讲得清楚。第一个100年，是孙中山的思想和革命纲领的形成。他发现西方的两大问题：一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并不是那么美妙，特别是议会政治弊端很多；二是民生上贫富的悬殊太大。所以孙先生认为社会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辛亥革命所提出的纲领，包括三民主义在内，到现在都具有实在的意义，他的后继者仍在建设国家现代化的路上奋斗前进。w?Om
第二个100年，就是把辛亥革命后的100年历史好好地研究一下。不要用党派的观点来左右研究，应该更客观、更超越。从时间上讲，100年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空间来讲，应该把两岸四地、把整个大中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样才可以真正看出辛亥革命有哪些遗产，哪些是好的，哪些是负面的。比如我们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应不应该做一些新的思考？如民生问题，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已经非常严重，再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这方面，孙中山的思路一是节制资本，一是平均地权，这对当前政府的工作仍可以借鉴。d+U(!*
第三个100年，那是未来的100年，人类的走向问题。这未来的100年，中国怎么过，世界怎么过，希望我们在纪念活动中大家共同来思考。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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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可以啊。这是一种很美好的缘分，很美好的记忆。我头一回到苏州，应该是在三四岁的时候，那就是在1930年前。具体记忆，还真的没有了，只有一张在苏州拍的泛黄的照片，三四岁的模样。在苏州一个园林的假山旁拍的。那时，我们母亲身体不好，到苏州的表亲家中来疗养，是私家园林中，母亲主要是喜欢苏州私家园林中的安静。母亲带我一起带到了苏州。从那时算起，我与苏州的缘分，该是有八十多年了。1W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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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从那以后，少年时代没有再来过。其实，我自己也常常望着儿时的照片回忆的，对那时园林中居住的情况，真的是没有印象。只记得一种很好吃的包子，叫“南翔小包”，很好吃的，小孩子欢喜吃。我后来到上海的城隍庙吃小笼包子，感觉很好吃，就认为这种包子是苏州的“南翔小包”。我们家在芜湖，那里有我们家的工厂，我1946年到南京上大学，多次路过苏州，但没有下车。再进苏州城，就是五十多年后了，1981年元旦，我到了苏州，而且一住数日。那是工作，为了撰写《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论文，我到苏州来查阅资料，这次来比起半个世纪前的母亲来苏州疗养，获益的是我本人。我得到了苏州的很多帮助。YUS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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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的确，去年我是最忙的，有太多的媒体找上门来。今年好多了。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研究政治性很强，真正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不是很重视，因为那时候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占据了大家的思维空间，总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旧的革命，只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一个铺垫而已，如果说它有重要性，就是总结了一条经验———旧民主主义革命行不通。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领域研究最多的，一个是历史分期问题，一个是农民革命问题。大家一窝蜂地去研究太平天国，很少关注辛亥革命。我过去教过党史，很熟悉这方面的情况。后来我转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才开始涉及辛亥革命。+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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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会客厅：你提出必须纵观辛亥革命前后300年，才能确切认知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什么？:)9
章开沅：辛亥革命真正的历史意义、历史价值，必须要从3个100年来研究，才可以讲得清楚。第一个100年，是孙中山的思想和革命纲领的形成。他发现西方的两大问题：一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并不是那么美妙，特别是议会政治弊端很多；二是民生上贫富的悬殊太大。所以孙先生认为社会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辛亥革命所提出的纲领，包括三民主义在内，到现在都具有实在的意义，他的后继者仍在建设国家现代化的路上奋斗前进。w?Om
第二个100年，就是把辛亥革命后的100年历史好好地研究一下。不要用党派的观点来左右研究，应该更客观、更超越。从时间上讲，100年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空间来讲，应该把两岸四地、把整个大中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样才可以真正看出辛亥革命有哪些遗产，哪些是好的，哪些是负面的。比如我们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应不应该做一些新的思考？如民生问题，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已经非常严重，再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这方面，孙中山的思路一是节制资本，一是平均地权，这对当前政府的工作仍可以借鉴。d+U(!*
第三个100年，那是未来的100年，人类的走向问题。这未来的100年，中国怎么过，世界怎么过，希望我们在纪念活动中大家共同来思考。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