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风控博士沙龙”微信公众平台于2016年1月13日发布了笔者录制的视频《201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逻辑》，该视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热心的朋友渴望阅读到相关的文字稿，为此在该视频内容的基础上撰写了本文，与视频相比增加了部分全新的内容同时还更新了相关数据，并且标题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一位伟大的投资者，不是智商最高的，而是风控意识最强、风险管理做得最棒的！ ——华尔街先生
虽然，2015年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这一年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是刻骨铭心的。A股市场从2014年7月开启了“疯牛”模式，至2015年6月12日，上证综指上涨152%，深圳成指上涨146%；随后，市场又迅速切换至“狗熊”模式，6月15日至7月8日短短17个交易日，上证综指、深圳成指分别暴跌32%和39%；临近年末，股指好不容易收复了部分失地。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016年，在首个交易周沪深300指数两次触及熔断机制-7%的阈值，实行仅4天的熔断机制便夭折了，前两个交易周上证综指、深圳成指就分别跌去了18%和21%。
尽管资本市场中机会与风险并存，但是只有认清风险，才能把握机会。因此，面对A股市场，只有全面和深入理解市场可能蕴含的风险，才能够充分获取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才能在A股投资中享受一种获得感。本文共分两个部分，一是解析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阶段和内生特征，二是剖析未来A股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阶段和内生特征
股市反映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因此，要深入和全面分析中国的股市，完全有必要清晰地认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内生特征。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会后发布的公报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做出的重大判断。”
那么什么是“新常态”？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新常态”这一名词；在2014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总书记给出了“新常态”的全面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常态”的三大特征，一是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归纳而言就是“速度在降、结构在调、动力在转”。
此外，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其中，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我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
因此，新常态和“三期叠加”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和特征。
二、未来A股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
可以说未来A股市场面临的风险是多元和复杂的。基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并结合国际环境的分析，笔者认为目前高悬在A股市场头顶上有六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分别是中国经济增速不及预期、信用风险逐步累积并释放、货币政策持续钝化、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美元步入升息通道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下面，就依次展开分析和论证。
第一把剑：中国经济增速不及预期
受三期叠加的影响，2015年的经济总体上延续了下滑趋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经常不达预期，2015年的经济数据已经处于过去五年乃至十多年来的低谷。
图1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下滑至6.9%，是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跌破了7%，第四季度GDP增速更是跌至了6.8%，逼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2015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均处于2%下方，回升势头乏力；此外，截止2015年12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为-5.9%，这已经是连续46个月处于下滑通道中。
图1：GDP、CPI和PPI走势
根据图2和图3，在拉动经济的传统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处于明显的下行通道中。其中，进出口增速在2010 年以后面临下滑，从2010年初的增速超过40%变为了2015年下半年的负增长，在2015年下半年期间，最严重的情形是出口增速跌至-9.1%、进口增速-20.5%、进出口增速-12.5%，已经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变为经济减速的主要因素。
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09年6月份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下降，从2009年6月的33.6%一路下降至2015年12月的10%。尽管近年来消费相对保持稳定，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也从经济高增长时期的23%下降到目前的10-11%，基本上与2000年持平。
图2：2000-2015年进出口额走势
图3：2000-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走势
此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2010年1月份开始处于螺旋式的下降中，2015年12月末下滑至了5.9%；通常用于衡量工业企业经营效益的指标——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该指标增速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10年初的39.69%跌至2015年末的1%水平。
图4：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走势
习总书记在《关于的说明》中，提到“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据此许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将6.5%作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
然而，伴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触及更深层次，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推进的过程中，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再持续发挥作用，经济在换挡过程中新的增长点尚在培育中，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缺乏新的增长引擎，稳增长的压力加大，实现6.5%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困难重重。因此，未来存在国内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风险，从而对资本市场来带一定的负面冲击。
第二把剑：信用风险逐步累积并释放
首先，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根据中诚信国际的统计，2015年前11个月，国内债券市场共发生主体评级下调108次、涉及85家发债主体，债券信用等级被下调100次共涉及66只债券，发行主体的评级展望为负面或列入信用观察名单的数量达到232次之多，这些数据均比2014年有了显著的增加。此外，2014年“11超日债”未按期付息开启了债券市场违约的先河，进入2015年信用风险事件的发生愈加频繁，根据中诚信国际统计，2015年债券市场发生信用风险事件25起，其中16起最终发生实质性违约，包括了中科云网、山水水泥等企业。
其次，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根据图5，从2012年二季度开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步入了上升通道中，截止到201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了1.59%，这已经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第13个季度上升。
图5：国内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
最后，信托行业的信用风险。2015年3季度末，信托全行业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15.62万亿元，资产规模仅次于商业银行。2015年3季度末信托全行业风险项目506个，规模达到1083亿元，不良率为0.69%，相比之下，2014年末的风险项目为369个，规模781亿元，不良率为0.56%，信托行业的整体信用风险水平有所提升。
在供给结构调整过程中，去产能和去库存会进一步加大，这预示着未来国内整个经济体的信用风险将持续积累，加上监管层打破刚性兑付的决心不断加大，信用风险会逐步释放，违约将步入常态化，进而对资本市场估值会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把剑：货币政策不断钝化
2015年，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宽松力度均超过以往。从2014年11月开始，央行货币政策从定向宽松转向全面宽松，已经经历了6次降息和4次降准，此外，央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资金面，包括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
从逻辑上进行考量，货币供应充裕，基准利率大幅下调，理应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货币政策已出现较为明显的“钝化”迹象，对经济作用“药力下降”，“药效期”也越来越短。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微观经济主体投资意愿并没有随着政策刺激上升，相反投资需求还出现不断减弱态势。由于企业扩大再生产意愿不强，一向对宏观政策信号非常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长也出现了大幅下降（见图6），造成投资需求对货币政策刺激的反应趋弱，“药效期”明显收短。
图6：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
第二，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金融对接实体经济尚未到位。与微观经济主体处于观望状态、资金难以渗透其中相比，金融体系内沉淀了大量资金。近年来，金融机构同业资金来源和应用快速增长，截至2014年末，全部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放和同业拆借余额达7.7万亿，比2013年大幅增长81.1%；存放同业和拆放同业3.7万亿元，比2013年增长39.7%。截止到2015年6月末，国内A股上市的16家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为9.60%，与2014年末基本持平，而同业负债占负债总额比重达到17.42%，比2014年末提高了3.17个百分点。
第三，短期利率降幅难以有效传导至长期利率，利率联动性趋弱。比如，图7显示2015年末3个月和1年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简称“Shibor”）较2014年末分别下降2.05个百分点和1.38个百分点；同样，图8表明了2015年末银行间市场1年期、2年期、5年期、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较2014年末分别下降了0.96个百分点、0.88个百分点、0.81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对长期利率水平的调节效力比较有限，而在利率期限结构中对实体经济作用最大的正是长期利率水平。
由于未来我国国内货币政策的钝化效果可能会依然延续，即使今后央行再出台降准和降息的措施，对股市的积极影响或许将十分有限。
图7：3个月和1年期SHIBOR走势
图8：1年期、2年期、5年期、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走势
第四把剑：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机制，当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1.9%；随后，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日凌晨1点，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人民币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贬值（见图9）。
图9：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
对此，笔者分析了同属金砖五国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以2010年至2015年作为观测期间，并且以月度数据作为观测频率，发现这些国家汇率的贬值与股市指数走弱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具体见图10至图12。
图10：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与股市的走势
图11：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与股市的走势
图12：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与股市的走势
就目前而言，由于国内经济的放缓和外部美元的加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存在一定的贬值动能。根据高盛2016年1月11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预计2016年末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将达到7，2017年底则会进一步上升至7.3。从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会对A股市走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五把剑：美元处于加息通道
2015年全球市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莫过于美联储加息尘埃落定。在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7日凌晨，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宣告为期7年的零利率政策正式终结，美元终于走在了通往加息的道路上。
美联储第一次加息的靴子已经落地，根据美联储12月份公布的预期利率点阵图（见图13）显示2016年将加息四次，按照每次加息25个基点，2016年末的预期利率水平会在1.375%。现在，市场正在辛苦地等待第二次加息，普遍预期下一次加息可能发生在2016年3月。
图13：美联储12月份公布的预期利率点阵图
数据来源：美联储。
从历史上看，尽管每一轮美元加息的目标各不相同，但是加息却往往会给市场带来震动。例如，1987年加息期间美国股市经历了“黑色星期一”，也就是单日最大跌幅的“股灾”；1995年加息完成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降临了；2000年加息后，科技股泡沫破灭了，市场走熊了；2006 年加息后，美国次贷危机显现，最终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其加息的影响力和威力均非常大，会显著提高市场的风险溢价、提升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的资本存在外流的可能。
分析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每一轮美元加息周期（见表1），时间跨度最长28个月，最短也有11个月，而累积加息幅度最少175个基点，最多则有425个基点，加息对市场的累计效应会越来越明显，这也往往成为触发金融市场动荡的条件之一。
表1：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元加息周期
美元加息周期
时间跨度
加息次数
累积加息幅度
期间最高利率
1983/3/31-
1984/8/9
18个月
10
300个基点
11.5%
1987/1/5-
1989/5/17
28个月
22
393个基点
9.81%
1994/2/4-
1995/2/1
12个月
7
300个基点
6%
1999/6/30-
2000/5/6
11个月
6
175个基点
6.5%
2004/6/30-
2006/6/29
24个月
17
425个基点
5.25%
数据来源：美联储。
第六把剑：地缘政治风险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目前已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因此，分析中国股市需要拥有全球的视野、站在全球的视角，而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就是地缘政治风险，现在的地球村很不太平。
2015年发生主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包括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交恶、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恐怖主义盛行（巴黎恐袭案等），刚进入2016年朝鲜就试验了核武器、沙特与伊朗两国开始交恶。2016年将选举产生第58届美国总统，这或许会成为今年最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由于美国总统选举流程的复杂性，包括了1-6月份的预选、7-8月份的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持续8-9周的候选人竞选、11月份的全民投票，因此选举期间的每一个关键时点和结果均会牵动全球市场的神经，而最终谁能入主白宫、新总统的经济政策与外交策略如何、共和党与民主党能否实现交替执政，这些都会影响全球政治生态、影响全球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全球的资本分配格局，最终会传导至A股市场。
与此同时，2016年1月16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已出炉，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胜出，并且民进党在立法院也获得了多数席位，可以说国民党输的很惨。作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至今仍然模糊回应“九二共识”，这给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势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民进党执政后针对两岸关系政策上的主张，将会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和持续繁荣，而这又成为了影响未来A股市场的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风险变量。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注：“风控博士沙龙”微信公众平台于2016年1月13日发布了笔者录制的视频《201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逻辑》，该视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热心的朋友渴望阅读到相关的文字稿，为此在该视频内容的基础上撰写了本文，与视频相比增加了部分全新的内容同时还更新了相关数据，并且标题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一位伟大的投资者，不是智商最高的，而是风控意识最强、风险管理做得最棒的！ ——华尔街先生
虽然，2015年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这一年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是刻骨铭心的。A股市场从2014年7月开启了“疯牛”模式，至2015年6月12日，上证综指上涨152%，深圳成指上涨146%；随后，市场又迅速切换至“狗熊”模式，6月15日至7月8日短短17个交易日，上证综指、深圳成指分别暴跌32%和39%；临近年末，股指好不容易收复了部分失地。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016年，在首个交易周沪深300指数两次触及熔断机制-7%的阈值，实行仅4天的熔断机制便夭折了，前两个交易周上证综指、深圳成指就分别跌去了18%和21%。
尽管资本市场中机会与风险并存，但是只有认清风险，才能把握机会。因此，面对A股市场，只有全面和深入理解市场可能蕴含的风险，才能够充分获取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才能在A股投资中享受一种获得感。本文共分两个部分，一是解析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阶段和内生特征，二是剖析未来A股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阶段和内生特征
股市反映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因此，要深入和全面分析中国的股市，完全有必要清晰地认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内生特征。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会后发布的公报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做出的重大判断。”
那么什么是“新常态”？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新常态”这一名词；在2014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总书记给出了“新常态”的全面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常态”的三大特征，一是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归纳而言就是“速度在降、结构在调、动力在转”。
此外，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其中，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我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
因此，新常态和“三期叠加”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和特征。
二、未来A股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
可以说未来A股市场面临的风险是多元和复杂的。基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并结合国际环境的分析，笔者认为目前高悬在A股市场头顶上有六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分别是中国经济增速不及预期、信用风险逐步累积并释放、货币政策持续钝化、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美元步入升息通道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下面，就依次展开分析和论证。
第一把剑：中国经济增速不及预期
受三期叠加的影响，2015年的经济总体上延续了下滑趋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经常不达预期，2015年的经济数据已经处于过去五年乃至十多年来的低谷。
图1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下滑至6.9%，是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跌破了7%，第四季度GDP增速更是跌至了6.8%，逼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2015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均处于2%下方，回升势头乏力；此外，截止2015年12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为-5.9%，这已经是连续46个月处于下滑通道中。
图1：GDP、CPI和PPI走势
根据图2和图3，在拉动经济的传统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处于明显的下行通道中。其中，进出口增速在2010 年以后面临下滑，从2010年初的增速超过40%变为了2015年下半年的负增长，在2015年下半年期间，最严重的情形是出口增速跌至-9.1%、进口增速-20.5%、进出口增速-12.5%，已经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变为经济减速的主要因素。
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09年6月份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下降，从2009年6月的33.6%一路下降至2015年12月的10%。尽管近年来消费相对保持稳定，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也从经济高增长时期的23%下降到目前的10-11%，基本上与2000年持平。
图2：2000-2015年进出口额走势
图3：2000-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走势
此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2010年1月份开始处于螺旋式的下降中，2015年12月末下滑至了5.9%；通常用于衡量工业企业经营效益的指标——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该指标增速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10年初的39.69%跌至2015年末的1%水平。
图4：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走势
习总书记在《关于的说明》中，提到“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据此许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将6.5%作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
然而，伴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触及更深层次，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推进的过程中，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再持续发挥作用，经济在换挡过程中新的增长点尚在培育中，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缺乏新的增长引擎，稳增长的压力加大，实现6.5%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困难重重。因此，未来存在国内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风险，从而对资本市场来带一定的负面冲击。
第二把剑：信用风险逐步累积并释放
首先，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根据中诚信国际的统计，2015年前11个月，国内债券市场共发生主体评级下调108次、涉及85家发债主体，债券信用等级被下调100次共涉及66只债券，发行主体的评级展望为负面或列入信用观察名单的数量达到232次之多，这些数据均比2014年有了显著的增加。此外，2014年“11超日债”未按期付息开启了债券市场违约的先河，进入2015年信用风险事件的发生愈加频繁，根据中诚信国际统计，2015年债券市场发生信用风险事件25起，其中16起最终发生实质性违约，包括了中科云网、山水水泥等企业。
其次，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根据图5，从2012年二季度开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步入了上升通道中，截止到201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了1.59%，这已经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第13个季度上升。
图5：国内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
最后，信托行业的信用风险。2015年3季度末，信托全行业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15.62万亿元，资产规模仅次于商业银行。2015年3季度末信托全行业风险项目506个，规模达到1083亿元，不良率为0.69%，相比之下，2014年末的风险项目为369个，规模781亿元，不良率为0.56%，信托行业的整体信用风险水平有所提升。
在供给结构调整过程中，去产能和去库存会进一步加大，这预示着未来国内整个经济体的信用风险将持续积累，加上监管层打破刚性兑付的决心不断加大，信用风险会逐步释放，违约将步入常态化，进而对资本市场估值会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把剑：货币政策不断钝化
2015年，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宽松力度均超过以往。从2014年11月开始，央行货币政策从定向宽松转向全面宽松，已经经历了6次降息和4次降准，此外，央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资金面，包括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
从逻辑上进行考量，货币供应充裕，基准利率大幅下调，理应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货币政策已出现较为明显的“钝化”迹象，对经济作用“药力下降”，“药效期”也越来越短。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微观经济主体投资意愿并没有随着政策刺激上升，相反投资需求还出现不断减弱态势。由于企业扩大再生产意愿不强，一向对宏观政策信号非常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长也出现了大幅下降（见图6），造成投资需求对货币政策刺激的反应趋弱，“药效期”明显收短。
图6：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
第二，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金融对接实体经济尚未到位。与微观经济主体处于观望状态、资金难以渗透其中相比，金融体系内沉淀了大量资金。近年来，金融机构同业资金来源和应用快速增长，截至2014年末，全部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放和同业拆借余额达7.7万亿，比2013年大幅增长81.1%；存放同业和拆放同业3.7万亿元，比2013年增长39.7%。截止到2015年6月末，国内A股上市的16家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为9.60%，与2014年末基本持平，而同业负债占负债总额比重达到17.42%，比2014年末提高了3.17个百分点。
第三，短期利率降幅难以有效传导至长期利率，利率联动性趋弱。比如，图7显示2015年末3个月和1年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简称“Shibor”）较2014年末分别下降2.05个百分点和1.38个百分点；同样，图8表明了2015年末银行间市场1年期、2年期、5年期、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较2014年末分别下降了0.96个百分点、0.88个百分点、0.81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对长期利率水平的调节效力比较有限，而在利率期限结构中对实体经济作用最大的正是长期利率水平。
由于未来我国国内货币政策的钝化效果可能会依然延续，即使今后央行再出台降准和降息的措施，对股市的积极影响或许将十分有限。
图7：3个月和1年期SHIBOR走势
图8：1年期、2年期、5年期、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走势
第四把剑：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机制，当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1.9%；随后，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日凌晨1点，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人民币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贬值（见图9）。
图9：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
对此，笔者分析了同属金砖五国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以2010年至2015年作为观测期间，并且以月度数据作为观测频率，发现这些国家汇率的贬值与股市指数走弱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具体见图10至图12。
图10：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与股市的走势
图11：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与股市的走势
图12：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与股市的走势
就目前而言，由于国内经济的放缓和外部美元的加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存在一定的贬值动能。根据高盛2016年1月11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预计2016年末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将达到7，2017年底则会进一步上升至7.3。从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会对A股市走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五把剑：美元处于加息通道
2015年全球市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莫过于美联储加息尘埃落定。在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7日凌晨，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宣告为期7年的零利率政策正式终结，美元终于走在了通往加息的道路上。
美联储第一次加息的靴子已经落地，根据美联储12月份公布的预期利率点阵图（见图13）显示2016年将加息四次，按照每次加息25个基点，2016年末的预期利率水平会在1.375%。现在，市场正在辛苦地等待第二次加息，普遍预期下一次加息可能发生在2016年3月。
图13：美联储12月份公布的预期利率点阵图
数据来源：美联储。
从历史上看，尽管每一轮美元加息的目标各不相同，但是加息却往往会给市场带来震动。例如，1987年加息期间美国股市经历了“黑色星期一”，也就是单日最大跌幅的“股灾”；1995年加息完成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降临了；2000年加息后，科技股泡沫破灭了，市场走熊了；2006 年加息后，美国次贷危机显现，最终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其加息的影响力和威力均非常大，会显著提高市场的风险溢价、提升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的资本存在外流的可能。
分析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每一轮美元加息周期（见表1），时间跨度最长28个月，最短也有11个月，而累积加息幅度最少175个基点，最多则有425个基点，加息对市场的累计效应会越来越明显，这也往往成为触发金融市场动荡的条件之一。
表1：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元加息周期
美元加息周期
时间跨度
加息次数
累积加息幅度
期间最高利率
1983/3/31-
1984/8/9
18个月
10
300个基点
11.5%
1987/1/5-
1989/5/17
28个月
22
393个基点
9.81%
1994/2/4-
1995/2/1
12个月
7
300个基点
6%
1999/6/30-
2000/5/6
11个月
6
175个基点
6.5%
2004/6/30-
2006/6/29
24个月
17
425个基点
5.25%
数据来源：美联储。
第六把剑：地缘政治风险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目前已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因此，分析中国股市需要拥有全球的视野、站在全球的视角，而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就是地缘政治风险，现在的地球村很不太平。
2015年发生主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包括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交恶、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恐怖主义盛行（巴黎恐袭案等），刚进入2016年朝鲜就试验了核武器、沙特与伊朗两国开始交恶。2016年将选举产生第58届美国总统，这或许会成为今年最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由于美国总统选举流程的复杂性，包括了1-6月份的预选、7-8月份的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持续8-9周的候选人竞选、11月份的全民投票，因此选举期间的每一个关键时点和结果均会牵动全球市场的神经，而最终谁能入主白宫、新总统的经济政策与外交策略如何、共和党与民主党能否实现交替执政，这些都会影响全球政治生态、影响全球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全球的资本分配格局，最终会传导至A股市场。
与此同时，2016年1月16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已出炉，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胜出，并且民进党在立法院也获得了多数席位，可以说国民党输的很惨。作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至今仍然模糊回应“九二共识”，这给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势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民进党执政后针对两岸关系政策上的主张，将会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和持续繁荣，而这又成为了影响未来A股市场的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风险变量。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