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术界对于王夫之关于古典诗文大家的严格批评有所关注。如船山将贴近历史、同情人民的杜诗讥为“愁贫怯死”；把元、白写爱情的诗歌斥为“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绸中丑态”；把白居易写歌行的才能贬低为“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对题材和风格多样的苏轼诗文说成为“萎花败叶，随流而漾”（均见《明诗评选·评刘基〈感春〉》及《姜斋诗话》等）；对曹植、陶渊明、陈子昂、王昌龄、李白、孟郊、韩愈、曹邺、陆游等数十位作家，也多所指谪。这与我们的文学史常识大相径庭，不免使人困惑。 【中图分类号】G633.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4-0061-02 1文化整合，苛求难免 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整合如孔子之刀笔，汉人之罢黜百家，各代正史“文苑传”等中的褒贬，《四库全书》之以“偏”概“全”，王船山之严格批评，等等。历史上，我们的文化经过历次体系的、载体的、代表人物身价的种种整合，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在朝在野的、强权式或内省式的。体系的：如孔子的删定《诗三百》（姑从旧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等。身价的（也涉及体系）：如钟嵘《诗品》对作家作品的品评、《文心雕龙》的精细梳理。载体的：如《四库全书》对典籍的收存或排斥不录（如《清代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所反映的）。 2船山的严格批评，建立在前人基础上 船山对于古典诗文的苛求，诚然使我们困惑，但船山的行为也不是“空前”的。古代文人由于流派、师承、观点的不同，文人之间评头品足，甚至挑毛病，对文学的发展也有好处。 以杜甫而论，唐代尚不被足够重视，宋代以来，名气大了起来。但是，也有种种反对的声音。大体上，对于杜诗的批评，主要有几条线：第一条线（从主题、题材等方面说）：如杨慎反对“诗史”和指斥杜诗中的“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升庵诗话》）。第二条线（从风格等方面说）：如杨亿“不喜杜子美诗”“谓之村夫子”赵执信《谈龙录；王世祯贬抑杜诗的博奥雄奇。第三条线（从文字、结构说）：如朱熹说：杜甫的“《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文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杜诗《八哀诗》有“累句”之病；王世祯说《八哀诗》“钝滞冗长”（《渔洋诗话》）；袁枚认为杜诗《秋兴八首》“不过一时兴到之语，……习气太重，毫无意味”（《随园诗话》）。以上大部分人的时代都在船山之前。 船山的“原圣”、“徵圣”立场，和文学关系于“兴国覆邦”的价值观，以及对于净化的、超凡脱俗的文学的寻求，是超越于上述批评者的观点和理念的；但他对杜甫的指谪，仍不是无源之水，不能不利用前人的资料和言语。戴鸿森在《姜斋诗话笺注》中就指出，王夫之关于“诗史”的看法，受到杨慎的影响。 船山批评白居易，前人何尝没有批评过，如朱熹说过：“白乐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云云，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这是淡而伤。”——“和而淫”、“淡而伤”当然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大有距离。 船山批评韩愈：“韩退之倔强标榜，将乌豆换千年人眼睛，人遂甘受瞽而乐以瞽人，悲夫！”（《古诗评选》评徐陵诗），其实，朱熹也说：韩愈的文章“较有些王道意思”（《文论》）。“王道”在这里其实就是激切、霸道的意思。司马光对韩文的评价也说：“其言多矫激太过”（《资治通鉴》卷240）。 船山批评苏轼，其实，朱熹也说：苏文“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张戒更激烈了，他说：“诗坏于苏、黄（鲁直）。”又说：“古今诗人……其正少，其邪多。” 另外不应忘记，历代的哲学、经学大师，其中好多人本来对文学艺术就有很多保留。《韩非子》曾提出著名的“儒以文乱法”的观点。《庄子》则声言：“灭文章，散五彩，……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二程甚至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方今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二程遗书》卷11）《论语·卫灵公》也说：“郑声淫。”朱熹更说，郑声是“淫诗”。而船山也是毫不逊色的经学大师，他对文学的“净化”的要求是有其一定的衣钵传承的。应该说，他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过前人（经学大师），但仍然未能放弃文学反映人欲及贴近历史、凡俗则有害于国计民生的认识。 3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执着 船山对文坛的批评，并不值得奇怪。但又应该承认，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更执着。特别是对于杜甫，极尽挖苦指谪之能事。而他并不是古典诗文的虚无主义者。正因为他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是过分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才对历代伟大作家如此苛求。且不谈他的哲学信奉（如朴素的唯物主义），他艰难地生活和奋斗在明清换代之际，既有军事起义的实际经验，和广泛的人际联系，又遁迹于山野面壁苦思，毕生追求的理想是纯正的经义之学、纯正的民族主义、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光大中华（但又限制君权，保护自耕农的利益），等等。其诗学的追求也是高蹈的、超凡入圣的；因之才有对于诗人的苛求。他对“诗史”之说的保留，也与他的上述整个立场相关。 船山的原圣、徵圣思想，是他文学上追求雅正、追求至善至美的原动力。而他生活在“地坼天崩”的时代，使最忠实的圣人之徒震撼，并彻底反思其深刻的教训。哲学问题、夷夏关系、君王权力、土地制度、社会道德，乃至汉学、宋学的用处，文学到底起何种作用等，都在反思审视之列。他已对君权有所怀疑（“以一人之私而徇天下之利”），但最终又不能放弃对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以维系大统、挽救危局（当时入侵的清军、溃散的官军、土匪蟊贼，都扑向老百姓，使船山痛感“国不可一日而无君”）的信奉。他认为，不但李贽那样的离经叛道船山说：李贽“以佞舌惑天下”、“以信笔扫描为文字”（《姜斋诗话》），“任他清直自炫，终为名教罪人”（《读四书大全说》）要为民心不稳、民心思变负一定之责；而且背离诗教的文人，为衣食之事而呼号倾诉，为儿女之情而无病呻吟，也是民心涣散世风淫靡的原因。所以，他不惜对作家作“横扫千军”式的批评。——这就是他的文化整合的背景和立足点。 对于“诗史”，“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是他的明确观点，也就是他在《诗广传》中所说的：“故诗者，与书异垒而不相入者也。”王夫之还在《古诗评选》的《上山采蘼芜》的评语中，更明确也更为激烈地指“诗史”为“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可以说，他主要坚持两点或两个区别：一、诗和史是有着不能互相代替的区别的；二、传统的好诗“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和杜甫的“以逼写见真”，是有着高下之别的。“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因其天真烂漫而符合“主文谲谏”的春秋之义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但“以逼写见真”因其太执着于描摹历史和追求写实，并不符合这种春秋之义和诗教。但王夫之关于“诗史”的批评，有一个空白点，即他没有关注“诗史”与民族兴亡、中华民族的整合、“衰世之造”的紧密关系。身处明清换代的漩涡，船山九死一生，窜身荒山边民之中，对清廷怀有可以理解的深仇大恨；惟其如此，“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对华夏民族的融合大势，却不够理解。他既没有像钱谦益（入清前）那样，强烈感受到宋元换代的大背景下“诗史”萌生的条件：“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胡致果诗序》），也没有像黄宗羲那样上升为“史亡然后诗作”的“诗史”观（黄并在民族整合的斗争中亲身作到了“早年抗清晚年顺清”）。 船山曾经用散文记叙人民的苦难，这里面当然充满血泪（如《读通鉴论》卷2之17）。但是，当他将这些写入自己的诗篇时，已经净化、升华为“丹枫到冷心元赤，黄菊虽晴命亦秋”（《续哀雨诗》）这样的诗歌语言了——表面上既无血也无泪，既无欲也无嗔（他的其它诗句也不全如此）。这是船山为我们提供的某种“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的诗歌的范例，可以使人了解他对杜诗的某种具体要求。 当然，在艺术上，有人喜欢杜诗，有人不喜欢杜诗，这是个人的权利。杜诗因反映一个苦难的时代，麻鞋见天子，野老吞声哭，哭哭啼啼，不免低迷。特别是他后期的诗，近依严武而壮士泯没，远眺青琐而朝班零落，流离陇蜀，老病孤舟，苍凉有余，昂扬不足。船山的激烈批评中应有合理的成分，值得仔细研究。 4整合者的复杂心态 严肃认真的整合是功不可没的，尽管也有不同的缺点和不足。但整合者的复杂心态，有时竟至对异己者必欲杀之而后快。华夏的文化传统本有反对“暴扬国恶”，主张“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一面。如王夫之说有人将杜诗的“‘沙上凫雏傍母眠’诬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则市井恶少造歌谣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罪不容于死矣。”（《姜斋诗话》）对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王夫之也十分气恼，竟声言：对作者“允膺典刑，不为过也。”（《诗广传·小雅》） 辛亥革命前，人们用得上的是船山的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主要说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几位大师的思想是“宋学”的对立面的产物。在当代，人们则说他的《读通鉴论》写得出色，让青年人去读（如钱穆），等等。而当代学人正面引述和欣赏他的诗文理论（如“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等）时，却常避开他对作家的激烈批评，特别是常避开他对杜甫的种种激烈批评。避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好解释不易理解。从这点说，船山是寂寞的。 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船山不否认杜甫描写社会深刻矛盾的直白的艺术表现风格，对《丽人行》刺虢国、秦国二夫人的骄纵，表示赞同，主张不妨采取“怨而诽、直而佼”的艺术手法，并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 当代一位国学大师在其著作中引此段以反驳杨慎反对“诗史”之说。但只引到此处为止，把紧接其后的反对“诗史”之说的“夫诗之不可以史为”一大段拦腰斩断。其实，船山对“诗史”之说有严重保留是主要的，说因《丽人行》等“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则是有条件地（只限于针对“政散民离”的现实，才可以用“怨而诽、直而佼”的手法）承认杜诗中诗与史的有限交融。——这说明人们不愿意碰船山对杜甫的批评。 所以，现在学术界有人探讨船山对古代作家的具体批评，是应该的，也是避不开的。
最近，学术界对于王夫之关于古典诗文大家的严格批评有所关注。如船山将贴近历史、同情人民的杜诗讥为“愁贫怯死”；把元、白写爱情的诗歌斥为“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绸中丑态”；把白居易写歌行的才能贬低为“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对题材和风格多样的苏轼诗文说成为“萎花败叶，随流而漾”（均见《明诗评选·评刘基〈感春〉》及《姜斋诗话》等）；对曹植、陶渊明、陈子昂、王昌龄、李白、孟郊、韩愈、曹邺、陆游等数十位作家，也多所指谪。这与我们的文学史常识大相径庭，不免使人困惑。 【中图分类号】G633.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4-0061-02 1文化整合，苛求难免 我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整合如孔子之刀笔，汉人之罢黜百家，各代正史“文苑传”等中的褒贬，《四库全书》之以“偏”概“全”，王船山之严格批评，等等。历史上，我们的文化经过历次体系的、载体的、代表人物身价的种种整合，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在朝在野的、强权式或内省式的。体系的：如孔子的删定《诗三百》（姑从旧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等。身价的（也涉及体系）：如钟嵘《诗品》对作家作品的品评、《文心雕龙》的精细梳理。载体的：如《四库全书》对典籍的收存或排斥不录（如《清代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所反映的）。 2船山的严格批评，建立在前人基础上 船山对于古典诗文的苛求，诚然使我们困惑，但船山的行为也不是“空前”的。古代文人由于流派、师承、观点的不同，文人之间评头品足，甚至挑毛病，对文学的发展也有好处。 以杜甫而论，唐代尚不被足够重视，宋代以来，名气大了起来。但是，也有种种反对的声音。大体上，对于杜诗的批评，主要有几条线：第一条线（从主题、题材等方面说）：如杨慎反对“诗史”和指斥杜诗中的“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升庵诗话》）。第二条线（从风格等方面说）：如杨亿“不喜杜子美诗”“谓之村夫子”赵执信《谈龙录；王世祯贬抑杜诗的博奥雄奇。第三条线（从文字、结构说）：如朱熹说：杜甫的“《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文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杜诗《八哀诗》有“累句”之病；王世祯说《八哀诗》“钝滞冗长”（《渔洋诗话》）；袁枚认为杜诗《秋兴八首》“不过一时兴到之语，……习气太重，毫无意味”（《随园诗话》）。以上大部分人的时代都在船山之前。 船山的“原圣”、“徵圣”立场，和文学关系于“兴国覆邦”的价值观，以及对于净化的、超凡脱俗的文学的寻求，是超越于上述批评者的观点和理念的；但他对杜甫的指谪，仍不是无源之水，不能不利用前人的资料和言语。戴鸿森在《姜斋诗话笺注》中就指出，王夫之关于“诗史”的看法，受到杨慎的影响。 船山批评白居易，前人何尝没有批评过，如朱熹说过：“白乐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云云，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这是淡而伤。”——“和而淫”、“淡而伤”当然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大有距离。 船山批评韩愈：“韩退之倔强标榜，将乌豆换千年人眼睛，人遂甘受瞽而乐以瞽人，悲夫！”（《古诗评选》评徐陵诗），其实，朱熹也说：韩愈的文章“较有些王道意思”（《文论》）。“王道”在这里其实就是激切、霸道的意思。司马光对韩文的评价也说：“其言多矫激太过”（《资治通鉴》卷240）。 船山批评苏轼，其实，朱熹也说：苏文“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张戒更激烈了，他说：“诗坏于苏、黄（鲁直）。”又说：“古今诗人……其正少，其邪多。” 另外不应忘记，历代的哲学、经学大师，其中好多人本来对文学艺术就有很多保留。《韩非子》曾提出著名的“儒以文乱法”的观点。《庄子》则声言：“灭文章，散五彩，……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二程甚至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方今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二程遗书》卷11）《论语·卫灵公》也说：“郑声淫。”朱熹更说，郑声是“淫诗”。而船山也是毫不逊色的经学大师，他对文学的“净化”的要求是有其一定的衣钵传承的。应该说，他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过前人（经学大师），但仍然未能放弃文学反映人欲及贴近历史、凡俗则有害于国计民生的认识。 3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执着 船山对文坛的批评，并不值得奇怪。但又应该承认，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更执着。特别是对于杜甫，极尽挖苦指谪之能事。而他并不是古典诗文的虚无主义者。正因为他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是过分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才对历代伟大作家如此苛求。且不谈他的哲学信奉（如朴素的唯物主义），他艰难地生活和奋斗在明清换代之际，既有军事起义的实际经验，和广泛的人际联系，又遁迹于山野面壁苦思，毕生追求的理想是纯正的经义之学、纯正的民族主义、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光大中华（但又限制君权，保护自耕农的利益），等等。其诗学的追求也是高蹈的、超凡入圣的；因之才有对于诗人的苛求。他对“诗史”之说的保留，也与他的上述整个立场相关。 船山的原圣、徵圣思想，是他文学上追求雅正、追求至善至美的原动力。而他生活在“地坼天崩”的时代，使最忠实的圣人之徒震撼，并彻底反思其深刻的教训。哲学问题、夷夏关系、君王权力、土地制度、社会道德，乃至汉学、宋学的用处，文学到底起何种作用等，都在反思审视之列。他已对君权有所怀疑（“以一人之私而徇天下之利”），但最终又不能放弃对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以维系大统、挽救危局（当时入侵的清军、溃散的官军、土匪蟊贼，都扑向老百姓，使船山痛感“国不可一日而无君”）的信奉。他认为，不但李贽那样的离经叛道船山说：李贽“以佞舌惑天下”、“以信笔扫描为文字”（《姜斋诗话》），“任他清直自炫，终为名教罪人”（《读四书大全说》）要为民心不稳、民心思变负一定之责；而且背离诗教的文人，为衣食之事而呼号倾诉，为儿女之情而无病呻吟，也是民心涣散世风淫靡的原因。所以，他不惜对作家作“横扫千军”式的批评。——这就是他的文化整合的背景和立足点。 对于“诗史”，“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是他的明确观点，也就是他在《诗广传》中所说的：“故诗者，与书异垒而不相入者也。”王夫之还在《古诗评选》的《上山采蘼芜》的评语中，更明确也更为激烈地指“诗史”为“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可以说，他主要坚持两点或两个区别：一、诗和史是有着不能互相代替的区别的；二、传统的好诗“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和杜甫的“以逼写见真”，是有着高下之别的。“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因其天真烂漫而符合“主文谲谏”的春秋之义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但“以逼写见真”因其太执着于描摹历史和追求写实，并不符合这种春秋之义和诗教。但王夫之关于“诗史”的批评，有一个空白点，即他没有关注“诗史”与民族兴亡、中华民族的整合、“衰世之造”的紧密关系。身处明清换代的漩涡，船山九死一生，窜身荒山边民之中，对清廷怀有可以理解的深仇大恨；惟其如此，“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对华夏民族的融合大势，却不够理解。他既没有像钱谦益（入清前）那样，强烈感受到宋元换代的大背景下“诗史”萌生的条件：“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胡致果诗序》），也没有像黄宗羲那样上升为“史亡然后诗作”的“诗史”观（黄并在民族整合的斗争中亲身作到了“早年抗清晚年顺清”）。 船山曾经用散文记叙人民的苦难，这里面当然充满血泪（如《读通鉴论》卷2之17）。但是，当他将这些写入自己的诗篇时，已经净化、升华为“丹枫到冷心元赤，黄菊虽晴命亦秋”（《续哀雨诗》）这样的诗歌语言了——表面上既无血也无泪，既无欲也无嗔（他的其它诗句也不全如此）。这是船山为我们提供的某种“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的诗歌的范例，可以使人了解他对杜诗的某种具体要求。 当然，在艺术上，有人喜欢杜诗，有人不喜欢杜诗，这是个人的权利。杜诗因反映一个苦难的时代，麻鞋见天子，野老吞声哭，哭哭啼啼，不免低迷。特别是他后期的诗，近依严武而壮士泯没，远眺青琐而朝班零落，流离陇蜀，老病孤舟，苍凉有余，昂扬不足。船山的激烈批评中应有合理的成分，值得仔细研究。 4整合者的复杂心态 严肃认真的整合是功不可没的，尽管也有不同的缺点和不足。但整合者的复杂心态，有时竟至对异己者必欲杀之而后快。华夏的文化传统本有反对“暴扬国恶”，主张“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一面。如王夫之说有人将杜诗的“‘沙上凫雏傍母眠’诬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则市井恶少造歌谣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罪不容于死矣。”（《姜斋诗话》）对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王夫之也十分气恼，竟声言：对作者“允膺典刑，不为过也。”（《诗广传·小雅》） 辛亥革命前，人们用得上的是船山的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主要说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几位大师的思想是“宋学”的对立面的产物。在当代，人们则说他的《读通鉴论》写得出色，让青年人去读（如钱穆），等等。而当代学人正面引述和欣赏他的诗文理论（如“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等）时，却常避开他对作家的激烈批评，特别是常避开他对杜甫的种种激烈批评。避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好解释不易理解。从这点说，船山是寂寞的。 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船山不否认杜甫描写社会深刻矛盾的直白的艺术表现风格，对《丽人行》刺虢国、秦国二夫人的骄纵，表示赞同，主张不妨采取“怨而诽、直而佼”的艺术手法，并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 当代一位国学大师在其著作中引此段以反驳杨慎反对“诗史”之说。但只引到此处为止，把紧接其后的反对“诗史”之说的“夫诗之不可以史为”一大段拦腰斩断。其实，船山对“诗史”之说有严重保留是主要的，说因《丽人行》等“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则是有条件地（只限于针对“政散民离”的现实，才可以用“怨而诽、直而佼”的手法）承认杜诗中诗与史的有限交融。——这说明人们不愿意碰船山对杜甫的批评。 所以，现在学术界有人探讨船山对古代作家的具体批评，是应该的，也是避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