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
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就有
其实要了解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首先我们先了解人品与文品的含义。何为人品，思想素质与道德修养归结一点，落实到每个灵魂深处，就叫人品。而文品指文章的品格和风格，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的不同阶段。从含义上来看，人品与文品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
主张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理想之美的集中反映。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孔子强调“诗教”，认为诗与乐可以对培养人的道德有巨大作用，而孔子的这一切都在其弟子和他一起整理的《论语》中体现，孔子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了下来，正是因为孔子自身对“仁”与“礼”的追求，对“诗教”的追求，他的《论语》，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乃至现在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钟嵘，出生贫寒，“位末名卑”，做过一些小官，在门阀世族统治下很不得志，这儿主要要提的是《诗品》的创作。《诗品》之作正值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的一个空前活跃时期，对文艺家进行品评，是一种时行的社会风气，《诗品》之作的主要原因是钟嵘对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为了树立正确的诗歌创作风气和提倡科学的文学批评标准，所以他在《诗品序》中尖锐地批评当时滥用典故、排比声律之弊。钟嵘在《评阮籍诗钟中》说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在此，钟嵘着重强调了诗歌是体现人的性灵的，是以抒发感情为主的，而提到性灵，与之联系密切的是明清的“性灵说”。其中袁宏道在给张幼于的信中说道：“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已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对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的剽窃模拟文风，袁宏道确是深恶痛绝之极，对他们给予了剑客的讽刺与嘲笑。此时的性灵说提出的真、善、变、趣、奇，和钟嵘的《诗品》可以说是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在文章或是个中表达了自己对世界、对事件的看法，对各自时代的 进行了批评。这些在我看来，达到了文品的要求，也体现了各自的人品。
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文学批评原则，韩愈曾作了集中地、全面的、深入的讨论。韩愈在散文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以明道，注重实用的思想。“道”的具体内容，是指孔孟儒加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它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有益于群体、社会的伦理道德修养，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由此看来，韩愈特别重视人品与文品的一致，认为作家要写好文章，关键是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修养，在《答李诩书》中，曾称赞李诩说：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他谆谆告诫李诩，“立言”即写文章之事，并向学生谈了自己学习写作的体会：“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同时，他还提出“气盛宜言”之论，这是继孟子“养气”论以后又一理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所谓的“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
格境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但孟子所说的“养气”是为了“知言”即考察他人的言论，并不是创作理论，而韩愈则将“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阐发的是创作的原理了。先道德后文章，人品与文品统一，这本是儒家的重要文学思想，至韩愈则对此作了更为 的阐发，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文学理论。
文学好就不一定代表人品好，这在历史上不是不存在的。潘安是西晋文坛的三大家之一，古代四大美男之一，而且他还是个才华出众的大诗人。他从小聪慧，被乡里称为“奇童”，长大后善于辞令，长于铺陈，能诗擅赋，与陆机齐名，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称，梁代钟嵘的《诗品》列他为上品。他的悼亡诗，笔触细腻、情意真切，感人至深，后人写哀悼亡妻之作，皆以悼亡为题，他便是始作俑者。《闲居赋》是潘岳的代表作。此赋作于罢官家居期间，描写悠闲的生活，造句工整，行文流畅，笔调清淡，在当时同类作品中也是很突出的。见《晋书·潘岳传》。后因称无职闲居为赋闲。如《官场现形记》第四三回：“吾兄在省候补，是个赋闲的人，有这闲工夫等他”。苏州代表性的园林拙政园的名字，也取自于《闲居赋》中“„„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此亦拙者为政也”之意。晋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 尤为后人不屑的是，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谧，陷害愍怀太子。他“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媚态丑态，想想也令人作呕。“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岳终不能改。”（据《晋书-潘岳传》）。趋炎附势，利欲熏心，哪有他赋中写的“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的高雅啊。最后，靠山倒了，自己也死于非命。西晋时儒家豪族的政权，一个寻常的世家，一个普通的文人，想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想要求得仕途上发展的小小机会，只能依附于豪门贵戚，但他的诗词。若淌如了政权的泥水中，及时他有美貌，及时他有属于自己的文采，那又怎样，也无法改变他的“恶”，也无法改变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现在想想，的确是这样，想到潘安，永远不会想到 他的诗词。在这时，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文品显然跟人品没有多大关系。
要补充的是，古代所谓的人品与现在又很大不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从伦理行为即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纲常的观点出发，而这些封建观点就有可能导致对作家的人品及文作做出错误的评价（而这些评价随着历史的发展是错误的）。比如班固指责屈原“露己扬才”，“责数怀玉，怨恶椒兰”，认为屈原“非明哲之器”。一些批评家对李白的追随李麟，柳宗元参加王叔王集团都作出了批评，这些便带有封建伦理的偏见。
文以载道，道因文而生，文道相依，自古如此，有高的人品，才有高的文本。但是，却不能将人品与文品等同而论，既然这是批评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就要用批评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
浅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
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就有
其实要了解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首先我们先了解人品与文品的含义。何为人品，思想素质与道德修养归结一点，落实到每个灵魂深处，就叫人品。而文品指文章的品格和风格，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的不同阶段。从含义上来看，人品与文品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
主张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理想之美的集中反映。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孔子强调“诗教”，认为诗与乐可以对培养人的道德有巨大作用，而孔子的这一切都在其弟子和他一起整理的《论语》中体现，孔子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了下来，正是因为孔子自身对“仁”与“礼”的追求，对“诗教”的追求，他的《论语》，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乃至现在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钟嵘，出生贫寒，“位末名卑”，做过一些小官，在门阀世族统治下很不得志，这儿主要要提的是《诗品》的创作。《诗品》之作正值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的一个空前活跃时期，对文艺家进行品评，是一种时行的社会风气，《诗品》之作的主要原因是钟嵘对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为了树立正确的诗歌创作风气和提倡科学的文学批评标准，所以他在《诗品序》中尖锐地批评当时滥用典故、排比声律之弊。钟嵘在《评阮籍诗钟中》说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在此，钟嵘着重强调了诗歌是体现人的性灵的，是以抒发感情为主的，而提到性灵，与之联系密切的是明清的“性灵说”。其中袁宏道在给张幼于的信中说道：“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已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对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的剽窃模拟文风，袁宏道确是深恶痛绝之极，对他们给予了剑客的讽刺与嘲笑。此时的性灵说提出的真、善、变、趣、奇，和钟嵘的《诗品》可以说是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在文章或是个中表达了自己对世界、对事件的看法，对各自时代的 进行了批评。这些在我看来，达到了文品的要求，也体现了各自的人品。
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文学批评原则，韩愈曾作了集中地、全面的、深入的讨论。韩愈在散文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以明道，注重实用的思想。“道”的具体内容，是指孔孟儒加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它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有益于群体、社会的伦理道德修养，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由此看来，韩愈特别重视人品与文品的一致，认为作家要写好文章，关键是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修养，在《答李诩书》中，曾称赞李诩说：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他谆谆告诫李诩，“立言”即写文章之事，并向学生谈了自己学习写作的体会：“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同时，他还提出“气盛宜言”之论，这是继孟子“养气”论以后又一理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所谓的“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
格境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但孟子所说的“养气”是为了“知言”即考察他人的言论，并不是创作理论，而韩愈则将“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阐发的是创作的原理了。先道德后文章，人品与文品统一，这本是儒家的重要文学思想，至韩愈则对此作了更为 的阐发，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文学理论。
文学好就不一定代表人品好，这在历史上不是不存在的。潘安是西晋文坛的三大家之一，古代四大美男之一，而且他还是个才华出众的大诗人。他从小聪慧，被乡里称为“奇童”，长大后善于辞令，长于铺陈，能诗擅赋，与陆机齐名，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称，梁代钟嵘的《诗品》列他为上品。他的悼亡诗，笔触细腻、情意真切，感人至深，后人写哀悼亡妻之作，皆以悼亡为题，他便是始作俑者。《闲居赋》是潘岳的代表作。此赋作于罢官家居期间，描写悠闲的生活，造句工整，行文流畅，笔调清淡，在当时同类作品中也是很突出的。见《晋书·潘岳传》。后因称无职闲居为赋闲。如《官场现形记》第四三回：“吾兄在省候补，是个赋闲的人，有这闲工夫等他”。苏州代表性的园林拙政园的名字，也取自于《闲居赋》中“„„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此亦拙者为政也”之意。晋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 尤为后人不屑的是，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谧，陷害愍怀太子。他“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媚态丑态，想想也令人作呕。“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岳终不能改。”（据《晋书-潘岳传》）。趋炎附势，利欲熏心，哪有他赋中写的“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的高雅啊。最后，靠山倒了，自己也死于非命。西晋时儒家豪族的政权，一个寻常的世家，一个普通的文人，想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想要求得仕途上发展的小小机会，只能依附于豪门贵戚，但他的诗词。若淌如了政权的泥水中，及时他有美貌，及时他有属于自己的文采，那又怎样，也无法改变他的“恶”，也无法改变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现在想想，的确是这样，想到潘安，永远不会想到 他的诗词。在这时，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文品显然跟人品没有多大关系。
要补充的是，古代所谓的人品与现在又很大不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从伦理行为即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纲常的观点出发，而这些封建观点就有可能导致对作家的人品及文作做出错误的评价（而这些评价随着历史的发展是错误的）。比如班固指责屈原“露己扬才”，“责数怀玉，怨恶椒兰”，认为屈原“非明哲之器”。一些批评家对李白的追随李麟，柳宗元参加王叔王集团都作出了批评，这些便带有封建伦理的偏见。
文以载道，道因文而生，文道相依，自古如此，有高的人品，才有高的文本。但是，却不能将人品与文品等同而论，既然这是批评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就要用批评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