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的莎士比亚研究
作者：何辉斌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01期
摘 ;要：吴兴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谈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并仔细比较了《威尼斯商人》和作为该剧原型的意大利故事，发现莎士比亚突出的是借贷资本家夏洛克和商业资本家安东尼奥的矛盾，整个剧本以这个冲突为核心，而非以种族矛盾或者个人仇恨为核心，对金钱至上的商业精神和冷酷的法律精神进行了批评。吴兴华认为，波希雅和她所强调的仁慈是拯救资本主义的真正良药，但她的理想具有乌托邦色彩，难以付诸实践，只有在后来的悲剧中，莎士比亚才合理地把善恶双方摆到了旗鼓相当的层面上。
关键词：吴兴华;莎士比亚;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吴先生总共只写了两篇有关莎士比亚的论文。他在1956年发表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观点，是独立思考的结晶。但在那个年代，有主见是一种危险的能力。1957年他因为观点和苏联专家不同而遭到处分，被取消了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甚至被划为“右派”。一心追求真理的吴兴华并没有因此放弃学术研究，他在逆境中仍然默默无闻地思考和写作，并把研究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他在1963年发表的《〈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在本人看来，代表着当时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莎士比亚的最高水平，甚至是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最成功的例子。但这篇文章不久也遭到了批评，他本人也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下文将就这篇论文进行讨论。
一、讨论了莎士比亚之谜及其意义
好的艺术作品往往像蒙娜丽莎一样让人回味无穷、揣摩不透，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是如此，它们给学者们留下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体现了古人所谓的“诗无达诂”的观念。吴兴华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当然，在这些困难当中最根本的困难牵涉到一切伟大艺术作品所共有的异乎寻常的深度和丰富性——我们像剥茧似地一层层剥下去，最后，往往还是得承认这样做只是使我们接近了、而不是把握了作品的核心。”{1}但吴兴华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文学艺术，认为接近那个核心是有可能的，虽然无法完全把握，这也体现了吴兴华乐观的态度。莎士比亚的作品有着无限的魅力，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读莎剧的时候，很难猜出莎士比亚本人对具体事件的态度，他就“正如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存在于他的创作之内、之后、之外、或者之上，无形可见，高雅无存，毫不介入，修剪着他的指甲”。{2}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莎士比亚之谜”。吴兴华认为，“莎士比亚之谜”之所以出现，主要因为“传记材料的缺乏”，“永远采取现成的情节”，“不处理当代的真人真事”，“他仿佛具有一种„七十二变‟的本领，能够进入大大小小、或善或恶的人物内心，从他们的口中吐出与之完全适应的语言”。（78-79）“莎士比亚之谜”是莎学的难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这个谜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有着极高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要目的在于揭示作品反映的社会，探索作者的写作目的，而莎士比亚在这一点上偏偏让学者感到为难。有人甚至因此认为：“莎士比亚的客观存在就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了绝好的反证。”（79）可见，合理地阅读莎士比亚，尽可能地揭开“莎士比亚之谜”，是一个重大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否站得住脚也是一块试金石。
二、通过原材料和莎剧之间的异同分析莎士比亚对资产阶级的态度
《威尼斯商人》以资本主义的商业冒险为核心内容。莎士比亚本人对商业精神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兴华深入研究了《威尼斯商人》，并认真地对原材料和莎剧进行了比较，看他隐去了什么，增加了什么，以便发现莎士比亚对事件的看法。他深信：“假定我们从情节开始，把原材料和莎士比亚的处理作一番详细对比，那么从他的并省，增删，强调，冲淡等手法里，有时就能发现一些线索。”（79-80）吴兴华的细读和敏锐的分析，给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
在对比研究之前，吴兴华先生明确指出，他将使用普遍联系的方法作为选择材料的标准，他说：“首先，我们必须证明这个论点是贯串在全剧里，而不是体现在枝节上;是与人物和他们的行动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而不是脱离中心冲突甚至和主题龃龉的诗意点缀。其次，莎士比亚在一篇剧本里显示出来的倾向，作为孤立现象，价值还不太容易估定。我们应该把它再放回到诗人创作道路的全部发展当中，尽可能地推求出承前启后的逻辑关联，把所获得的初步结论当作曲线的一部分，能动地而不是静止地观察它的作用。”（80）有了这样的方法论，研究自然扎实可靠。
《威尼斯商人》的素材来自意大利乔万尼的《蠢货》第四天第一篇故事。原故事的主人公贾奈脱是威尼斯大商人安萨尔多的养子。当时贝尔蒙特海港的主人是一位美貌有钱的寡妇，正在征求配偶，但条件非常苛刻：如果好事不成，求婚者就得交出所有财产。贾奈脱在好奇心和野心的驱使下，前往求婚。最初两次都因受骗，饮了药酒，整夜昏睡不醒，把养父给的船只财产全部赔了进去。第三次他又央求养父为他置办行装，准备孤注一掷，赢回老本。安萨尔多变卖家产之后，仍然缺少一万金币，不得不向一个犹太人借贷，双方立下契据：如果到期不还，那位犹太人可以从他身上任何部位割一磅肉。贾奈脱第三次求婚成功了，但他的养父却无法如期还债。最后犹太人甚至拒绝接受十倍的赔款，一意要按契约办事。关键时刻贾奈脱的妻子化装为律师出庭，以“只准割肉，不准流血”为由，挫败了残酷的犹太人，拯救了安萨尔多的性命。
经过仔细的比较研究，吴兴华发现：“首先，莎士比亚强调了安东尼奥的作用。与他相当的安萨尔多在《蠢货》里只是一个隐隐约约的配角，但是在勾勒安东尼奥的形象上，莎士比亚却花费了大量心血。剧本命名为《威尼斯商人》并不是偶然的，安东尼奥确是威尼斯这个商业城市里的头脑人物，他和犹太人夏洛克之间的矛盾是剧本情节的焦点。”（81）以前有人认为，莎士比亚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把握好自己的主题，无意之中让波希雅及其爱情唱了主角。但莎士比亚是一位文学大师，不可能走神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脱离自己的主题
天马行空。而且通过与原材料对比，我们可以肯定，莎士比亚是有意识地做出这种改变的。所以，吴兴华的解读颇有道理。
也有不少人把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冲突看作戏剧的中心，但吴兴华在精读后对这一个观点进行了否定。他说：“莎士比亚却不满足于这种简单化的安排，他在不止一处着重指出在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中间有着超乎种族、信仰之上的经济利益的冲突。”（81）在吴兴华看来，高利贷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是当时社会的重要矛盾。他说：“对安东尼奥说来，他这种生财之道——投资、冒险、获得利润——不止是公平合理，而且是高尚的;相形之下，夏洛克坐在家里无所事事，只管等着„钱生钱‟，当然就表示他为人鄙陋，心情奸诈。莎士比亚把这两种经营方式中间的矛盾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上，使剧本的冲突环绕着它展开，这是对素材创造性的增添。从这里，正像通过一道墙隙，我们窥见了作者的某些心灵活动。”（82）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冲突首先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的冲突，他们身上的商业气息都很浓，不能简单地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吴兴华指出，巴散尼奥也与原型有一定的区别：“《蠢货》里的贾奈脱是一个富裕子弟，向女方求婚的结果是他两次中了骗局，蒙受损失，因此最后连本带利地捞了回来，总算是大快人心的事。剧本里的巴散尼奥处境却完全不同。一开始他就坦白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坐吃山空、外强中干的浪子……他的唯一出路是干一桩赌博性的冒险。在向安东尼奥求援时，他用了一系列与投机有关的术语和比喻，因为他熟悉安东尼奥的脾气，知道这是最能打动他的言辞。”（84-85）巴散尼奥把爱情也看作商业冒险和投资，而且正是他的这种观点打动了安东尼奥，使这位商人借钱给他。吴兴华以锐利的洞察力看出了莎士比亚眼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业精神”。
吴兴华发现莎士比亚还做了两个重要改动：“一个是引进了夏洛克的女儿哲西加席卷家财和安东尼奥的友人劳伦佐私奔的情节”（83）;另一个是“剧本给予夏洛克过分严厉的惩罚”
（84）。以前不少人把这样的情节解读为基督教对犹太人的胜利。但吴兴华看到了更加深刻的问题，认为这实际上是基督徒对犹太人财产的无情剥夺，体现了他们的无限贪欲。他高度评价了这两处改动：“作者明明是在脱离素材，开辟新的园地，以便向我们揭示安东尼奥这一派人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84）为什么莎士比亚要对正面人物留一手呢？有人认为，这种写法可以把人物描写得比较饱满，但吴兴华不以为然：“不难看出，这些批评家所谓的„人性化‟不过是把好人写坏点，把坏人写好点，泯灭界限，无分彼此，这是他们惯于用来抵制阶级分析的法宝。”（84）对这个问题，吴兴华通过阶级分析法看到了更加深刻的一面，他说：“这是因为在对待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矛盾这一问题上，莎士比亚只是有保留地支持后者，或者更正确地说，他只是支持在安东尼奥和巴散尼奥等人身上获得不完全体现的资产阶级新人形象。莎士比亚在剧本里企图为他的资产阶级新人树立一套理想标准，用来对抗夏洛克和其他食利者的金钱逻辑。但是在运用这套标准的同时，他发现安东尼奥和他的友人们也不能得到一百分。”
（93）可见莎士比亚对新兴的商业资本家既有支持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
撇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表面区别，莎士比亚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难看出，隐藏在这背后的正是一种伊利沙白社会上习见的现象：商业或企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中间
既相互抵触、同时也相互依存的关系。”（86）文艺复兴虽然给欧洲带来了积极的一面，但金钱至上的观点也更加流行了：“和上面提到的其它改动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莎士比亚要强调在威尼斯城里友谊、爱情……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处在金钱的暗影笼罩之下。”（86）
既然威尼斯的商业文化有如此严重的问题，当然莎士比亚还得给这种文化寻找出路。他首先大大改变了波希雅，吴兴华说：“《蠢货》里的女方是一个嗜利的骗子;尽管后来想出妙计，打赢了官司，这仍不足以抵销她最初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莎士比亚对素材其它方面的点化都是指向同一方向：把金钱的腐蚀力量引进一个美妙的传奇框子里，揭示人物每一个行动深处的经济动力……波希雅和寡妇代表着遥遥相对的两极。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求婚者的约定根本不涉及财产;对自己的家业，她也从没有表示过丝毫骄傲或吝啬。当巴散尼奥做出正确的选择之后，她欣喜地将自己和自己全部所有交给心爱的人，并且以十分真挚的言词吐露她的感情。”（86）有了波希雅这个新人，莎士比亚还给她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她不但自己纯洁高尚，整个贝尔蒙特和所有来到贝尔蒙特的人似乎都受到了同样的净化。这样，剧本里就逐步展开明朗的一面，把黑暗步步逼退，直到美和丑、光和影接近于应有的比例和均衡。”（87）贝尔蒙特和波希雅才真正代表着正能量。
波希雅的正能量还得通过三个匣子的故事改变巴散尼奥，所以，莎士比亚还对这个故事进行改编：“在三个匣子的原始传说里，铅匣上的铭辞带有浓厚的宗教味：„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上帝安排的结果。‟用原故事的话解释：铅匣象征虔诚信奉基督的人们的简单素朴的生活方式。”（87）莎士比亚把铭辞改为：“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这就向我们揭示了在贝尔蒙特人和人的关系，与商业城市威尼斯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巴散尼奥抛弃金匣银匣而选择铅匣，正意味着他把背转向旧事物，接受了新的理想和道德准则。这是一个巧妙的因小而喻大的笔触，因为我们都感觉到：只有经过这番精神上的洗礼，他才配得上波希雅。”（87）这样一来，正面和反面的力量就更加均衡了。
莎士比亚对情节的改造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一点是金钱对传统社会关系所起的破坏作用，通过以夏洛克为代表的高利贷资本和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中间的冲突得到集中表现，但是夏洛克的父女关系，巴散尼奥的结婚打算等等也都处在这个控制范围里。”（87）从这一点来说，金钱欲已经渗透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关系之中。吴兴华还说：“另一点是问题的解决必需到那个控制范围之外去寻找。为此莎士比亚创造了贝尔蒙特这个美好的世界，把波希雅改写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并且引进三个匣子的故事，使新和旧有了接触点，预示新战胜旧的可能。”（87）当然，谁都看得出，莎士比亚的想法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不可能成为威尼斯的真正出路。
从上面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并非超然物外的上帝，他不时地在作品中留下了痕迹。吴兴华以马克思主义的敏锐眼光找到了这些蛛丝马迹，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非常密切。吴兴华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说：“莎士比亚在安排《威尼斯商人》的情节上所表现的点铁成金的魔术，完全是从对当代社会的深刻观察里面孕育出来的。”（88）当时社会的重要特点在于新兴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取代封建社会：“中世纪封建和教会势力所鼓吹的„永恒的‟等级秩序，在金钱的冲击下开始崩溃了。”（88）金钱冲破了社会的等级，并成了社会的新基石。格林的话道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本质，他说：“如果没有钱，世族算什么玩艺儿？还不是看人颜色的讨饭生活？”{1} 如果把金钱看作资本，那么资本又可以分为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商业资本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点，往往受到人们的赞扬。在威尔逊的《高利贷平议》里，一位律师这样说：“商业冒险家实际是，而且应当被认为是，和贵族平起平坐的。因为他们历尽艰险把国内丰富的产品运出，等到回来的时候又把我们所缺少的货品大批地而不是锱铢计较地销售出去。”{2}而借贷资本由于没有直接参加冒险和生产，只是坐收利润，并且在借款者无法偿还时常常采用残酷的手段，往往受到人们的批评。关于催人还钱的血腥故事非常多，所以吴兴华在评价《威尼斯商人》时说：“抛开必要的艺术夸张手法，这能说不是不折不扣的现实反映吗？那些硬说《威尼斯商人》只应看作一出荒唐无稽的神话的批评家，对这样明显昭著的联系如何解释呢？”
（90）
借贷在古代就有，但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才发展成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其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有人指出：“钱不能生钱。好吧，海能生钱吗？租贷房屋向房客要租钱，难道这笔钱是房顶和墙壁生出来的吗？不，但是土里能够生长、海洋能够运输……居住的便利普通也认为可以折算为一定数量的钱。那么，如果经商比种地利润大，为什么租给农民一块荒地，靠收租为生，就可以准许，从放款里获利就不能准许呢？用钱买下一块地之后，那笔钱难道不是每年孳生更多的钱吗？放款者的利息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还不是靠他自己的活动、勤劳和努力？把钱收起来不用就等于毫无价值，这个道理有谁能怀疑呢？但是找我借钱的人本来也并非打算借到手之后搁置不用。因此利息并不是从钱，而是从生产里面得来的。”{1}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的时代，借贷资本逐渐成为商业资本的必需后盾，其地位逐步得到了肯定。
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虽然相互依存，但也有一定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由于同一资本在贷者手里是借贷资本，在资本家手里是企业或商业资本，只能产生一度利润，因此在双方都有权利对利润提出要求的条件下，如何分割只是一个纯经验性的偶然的问题。{2}资本只在商业资本那里增长了，但商业资本离开了借贷资本又难以独自壮大，所以不得不分一部分利润给借贷资本家。但如何分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两种资本之间的矛盾自然少不了。
尽管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有差别和矛盾，但两者的相同点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只有求利才能使人勤劳，没有利润的事，谁也不会去干。与其辛劳工作、无利可得，何不坐在家里、袖手偷懒？……至于用甚么方式，我是不计较的。不错，我要对全世界的人耍手腕、使花招，把我的良心压缩到最小限度，以求我和我的子孙可以免于饥寒行乞。只要我不落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制裁范围之内就行，而这点我知道得十分清楚：一切法律都允许人把自己的货物卖最高的价格。在讲价的时候，相互欺骗不算罪恶。只要不过分违反上帝的禁令，讲好生意条件，就得如约兑现。别人怎样谈论，根本不必理睬。”③吴兴华总结道：
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特点在于“追求利润，保护私有财产，坚持契约自由和大鱼吃小鱼的自由，争取合法保障”（95）。
可见，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家和以夏洛克为代表的借贷资本家有着共同的基础，前者无法完全超越商业精神的局限性，成为莎士比亚的理想人物。吴兴华进一步指出：“所以，剧本最终彻底的解决必需要求把这个基础破坏，使应当承担正面人物的角色真能洗清身上的污迹，面目一新。毫无疑问，莎士比亚的标准并不现实，新兴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走他所幻想的道路;但是从上面援引的背景材料看来，他对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估价和处理，却不能说不是极端深刻的现实反映，表明他熟悉并且能够认真分析在他周围以瞬息万变的姿态发展着的社会生活。”（93）莎士比亚作为时代的触角，可能通过直觉已经看出了资本主义的这些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在抬高莎士比亚，他不可能把社会看得这么透。但吴兴华不这么认为，他为自己的观点找了三个原因：“（一）商人对高利贷的倚恃在当时已经逐渐明朗化了;
（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消极一面已经开始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三）商业理论家们公开提出的口号和道德准则是和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93）有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再加上莎士比亚的敏锐的观察力，看到这些问题不是不可能的。
吴兴华用了不短的篇幅分析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虽然有点偏离文学本身，但对于进一步探讨这部剧作还是大有裨益的。
四、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阐释冲突的展开及其和解
在分析了莎士比亚的几个改动之处之后，吴兴华还把戏剧的整个结构和情节发展做了总体的研究。他认为这部剧作是围绕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冲突展开的。一开头，两者就拉开了斗争的架势。作为一个经常遭到非议的高利贷者，夏洛克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吴兴华说：“莎士比亚撇开原材料，凭空给这位高利贷者嘴里添进一段引经据典的台词，指出《旧约》中的雅各——犹太人的„第三代族长‟——当年也曾经利用约定，占过他人的便宜。从这个先例里，夏洛克得出结论：„赚钱是有福的，只要不进行偷窃！‟”（97）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就可以没有什么顾忌地追求金钱。但安东尼奥不愿意被夏洛克看作同类。他马上说：
这是雅各服役时讲好的条件，
结果如何，他自己无力决定，
只能听任上天的处置安排。
你插进这段话是想为利息辩护吗？
还是说你的金银是公羊和母羊？
——第一幕，第三场{1}
在安东尼奥看来，商业盈亏事先无法预见，和按规定获取利息根本不同。但他对于“讲好生意条件，就得如约兑现”这一法则并无非议。吴兴华说：“这样，他就清晰地划定了他认为是高尚合理的生意范围：这种生意不能索取„钱滚钱‟的利息，其中要有人力不能操纵的成分。”
（98）面对安东尼奥的挑战，夏洛克这次出乎意料地应战了。他放弃利息，接受无法预料的冒险，但需要对方以身体上的一磅肉作为抵偿。这件事情看似怪异，但吴兴华不这么想，他说：“对这个建议，安东尼奥有何词以答呢？说它荒谬可嗤吗？怀疑其中有诡计吗？但是性质类似的荒谬买卖在社会上是屡见不鲜的，至于诡计，商业从来没有和它绝过交。”（98）看来残酷的商业协定是司空见惯的，一磅肉的合同只是一个形象而极端的例子。当然安东尼奥接受这个约定，也有自己的考虑。吴兴华说：“另一方面，他也有自己的算盘：对他个人的经济情况，他知道得比夏洛克更清楚，因此有把握至期偿还;到那时凭文书为证，夏洛克就只能吃哑巴亏。这位奸猾的高利贷者居然肯放弃他平日稳妥的生财之道，同意作商业性的冒险，而成功机会又是微小得几乎等于零，这在安东尼奥眼里，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转变。”（99）安东尼奥在合同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还称赞对方：
算数，我就来签订这张契约，
还要承认犹太人心肠不坏。
……
这希伯来人变好了，快成为基督徒了。
——第一幕，第三场（99）
吴兴华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些话的讽刺意味：“不索取利息而要求一磅人肉作抵押，这就是„快成为基督徒‟的证据……但是威尼斯城的法律恰恰就是为此而设的：输了就得认输。如果我们要提出控拆，那么在被告席上站着的不该是夏洛克，而只能是被害者自己顶礼膜拜的商业道德。”（99）可见莎士比亚的批评不仅仅指向个别人物，还进一步指向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吴兴华说：“把批判的锋刃从一个定型化的恶棍转向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双方都承认，并且视为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威尼斯商人》的卓越成就。”（99）
除了主要冲突之外，这部戏剧还有一些次要的插曲。夏洛克的女儿几乎卷走了家里的金钱和财宝，并和基督徒私奔。对于这么过火的行为，不少人拍手称快。吴兴华说：“对她的这种表现，葛莱西安诺的评语是：„她真是个好姑娘，不像犹太人‟;劳伦佐更是兴高采烈地称赞她„既聪明，又美丽、又忠实‟。有些人要我们相信这里面毫无讽刺，要我们单纯地为„犹太人上当‟拍掌称快，这自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101）这里作者将不少基督徒的见利忘义的倾向揭露了出来，但只有吴兴华的慧眼看出了这种批评。
面对这种既丢人又丢钱的事情，夏洛克一边追赶一边喊道：
女儿啊！我的金钱啊！我的女儿啊！
跟基督徒跑了！我的基督徒的金钱啊！
——第二幕，第八场（102）
吴兴华对这两行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说：“层次进展十分清楚。丢了女儿固然很惨，丢了钱财更是伤心，最糟糕的是钱财落入了他的基督徒对头手里，用夏洛克的荒谬说法来表达，就成了„我的基督徒的金钱‟。”（102）夏洛克的拜金主义跃然纸上。
遭到女儿的背叛之后，夏洛克极度沮丧。在第三幕第一场，夏洛克和另外一个人物杜拔尔之间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他们谈到女儿的叛逆，并且得知安东尼奥的船队出事了。夏洛克几乎尖叫起来：“我就要挖他的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夏洛克暂时忘记了他的女儿、他的金钢钻、他的翡翠指环。不共戴天的仇恨仿佛使他丢开了原来那副守财奴的面目，摇身一变为悲剧英雄，一位复仇英雄。他的人生哲学似乎是：“„你既然夺走我生存倚恃的资料，就等于要我的命。‟性命只能用性命来抵偿，这就是正义，这就是公道。”（103）但夏洛克的本性并没有真正改变，吴兴华说：“然而随后来到的话却道破了他的心事：„威尼斯一旦没有了他，我作起买卖来就可以称心如意了。‟要看到这不是深思熟虑的盘算，而是在怒不可遏的状态下的自我表白。什么种族仇恨，私人侮辱，在夏洛克眼里这些都应该折算为金钱价值，因为他只有那么一套尺码。”（103）在这里，吴兴华用铁证反驳了那些把种族迫害或者个人仇恨放在首位的观点。
在第三幕夏洛克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常常被广泛引用：
“犹太人难道没有眼睛吗？犹太人难道没有手、五官、肢体、知觉、感情和血气吗？难道他不是和基督徒一样，吃下同样的食物，也会饱;被同样的武器一刺，也会伤，会同样闹病，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治好，赶上同样的夏天和冬天，会感觉同样的热、同样的冷吗？……你们教给我的凶恶手段，我一定照样执行，同时我若不加倍奉还给你们，那才怪呢！” ——第三幕，第一场（104）
批评家一般都把这段话解读为莎士比亚对种族歧视的抗议，但吴兴华认为，这只是地地道道的断章取义。他说：“姑且不说在伊利沙白朝的英国，犹太人根本不构成尖锐的社会问题;只就全剧布局来看，单单挑选一个奸诈狠毒的夏洛克来为„被压迫的民族‟伸冤，未免过于滑稽。这段话所以精采，不在于它可以抽出来作讲道的材料，而在于它来得正好，既符合人物性格，也符合情节发展。它把问题摆得清清楚楚：如果要依照法律，断定曲直，这里就是全部论据。夏洛克受到的谴责不可避免地也会落到安东尼奥头上;若是宽恕安东尼奥，连带着也得宽恕谋害他的人。”（104）坚持这种观点似乎不近人情，但这就是威尼斯的法律的本质。
在审判的法庭上，公爵劝夏洛克发发善心，并且提醒他，这样硬心肠，也休想别人对他慈悲。但夏洛克振振有词地说：
我没作错事，怕什么别人的审判？
你们当中有许多买来的奴隶，
让你们当作驴马，当作犬豕，
驱使作种种卑贱下流的工作，
就因为是你们买来的，——我可以说吗？
让他们自由吧，和你们子女婚配吧！
为什么他们在重担下流汗？让他们
睡的床和你俩一样软，舌头也尝到
同样甘美的食物吧！你们准回答：
“奴隶是我们的”，——我也同样地回答：
我现在向他索取的一磅人肉
是重价买来的，是我的，我非要不可。
如果你不准，法律就成为废纸，
威尼斯的政令就等于全不生效，
我等候审判——回答吧，准我不准我？
——第四幕，第一场（106-107）
威尼斯的法律不仅保护冷酷的契约，还保护了残酷的私有制。吴兴华说：“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段话里对私有制罪恶的控诉。夏洛克和安东尼奥都是私有制的拥护者，只不过夏洛克更坦白更直率地把这个制度推到逻辑的极端。”（107）
面对这样的商业体制，莎士比亚肯定有深刻的思考。吴兴华说：“官司的实质既然是这样，显然，正确解决的途径不能单纯是帮助„善人‟安东尼奥逃脱夏洛克的魔掌，而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这套商业道德和法治思想，暴露它们的虚伪性和危害性，同时提出另外一套价值标准来衡量人的行为。这个任务不是任何威尼斯居民所能担负的， 因此必须叫由贝尔蒙特来的波希雅上场。”（107）波希雅希望以慈悲打动夏洛克，她说：
慈悲的品质不是出于勉强，
它像及时的甘雨从天空降落
到大地上面，它有双重的作用，
施与者，受施者同样得到福佑，
它是权威中的权威。
——第四幕，第一场（107）
这些话看似苍白的说教，但这个冷酷的商业社会最缺乏的难道不正是慈悲吗？吴兴华说：“这是对整个威尼斯讲的，不仅仅针对夏洛克一个人。夏洛克反驳公爵的话，对贝尔蒙特并不适用。波希雅指出把公道解释作个人利益的保障，是对真正公道的歪曲;因为„真要公道行事，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得救‟——蓄养奴隶的、索取一磅肉的、要求处置私有财产绝对自由的，人人都不例外。”（107）可见看似公道的法律，还是有着很多问题。
关于这部剧作的结局，吴兴华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认为这场诉讼只牵涉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个人矛盾，这样结局当然有点像落井下石，有点过火。他还说：“如果，照上文所说的，作者随着剧情演进，把火力转向以威尼斯为代表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理想，那么应当承认他的批评和讽刺确实击中了目标。这就是众口交赞的威尼斯法治，而不是什么道义或伦理上的裁决。这一场在观众和读者心里普遍留下的不足之感，正是作者对解决方式不肯降格以求的最好见证。”（108）可见，莎士比亚塑造了波希雅这个人物，并采用了三个匣子的故事，是想为威尼斯寻找一个真正美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却是不现实的。所以吴兴华说：“一句话，在这里我们没有达到弗莱彻和马辛格等作家善于制造的大团圆，使一切线索整整齐齐地收拢在一起。从纯技巧角度看来，这或许应该算一个纰漏。但是伟大作家的„纰漏‟，往往是和他们警策的地方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的。”（109）在吴兴华看来，这个“纰漏”意味着莎士比亚还会有更加有意义的探索。
五、通过辩证法的观点给《威尼斯商人》定位
莎士比亚的喜剧往往是乐观而浪漫的，但《威尼斯商人》却给人以不轻松的感觉，所以有人觉得无法纳入喜剧的范畴，甚至有人视之为悲剧。吴兴华先生综合地研究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且指出：“史剧歌唱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无可挽救的复亡命运;喜剧则以新生的一代如何冲破束缚和压制，追求美好理想为主题。这其实是一个钱币的阴阳两面，不过莎士比亚对二者中间的联系却有一段认识过程。起始，这两种体裁是明晰区分开的。这不仅是由于受到文艺复兴时代正统戏剧理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仿佛感到两个世界无法„契合‟：他的新人物如果生活在玫瑰战争的气氛里，就会窒死;同样，阴险毒辣的理查三世若是跑到《爱的徒劳》里来与法国公主交谈，也会使人大吃一惊。”（111）虽然把理想的东西放到喜剧之中，把现实的东西置于历史剧之中，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做法，但两者不能总是各说各的，永不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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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尝试了这么多的剧作之后，终于试着让代表新旧的两种势力的人物在《威尼斯商人》中登场。吴兴华说：“波希雅和三个匣子的故事在贝尔蒙特和威尼斯中间划下另一道分界，这就使新和旧的交锋卷入一个更为复杂难辨的漩涡。作者拖着安东尼奥，使他经历受骗、自疚、恐惧和痛苦，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为他安排出路，正因为这里不可能有什么廉价的胜利。但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出路，在审判的场面和第五幕的尾声里，毕竟没有真正地„结晶化‟。剧本主要部分对新和旧犬牙交错的形势的揭露多少反衬出结局的软弱性。”（112）在吴兴华看来，这个剧本是莎士比亚把正反面力量放在一起的初次尝试，正面人物要走出商业社会，通向理想社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显得软弱。但这种不成熟不是缺点：“这正是《威尼斯商人》的巨大意义，因为它是一个路标，指向随后来到的悲剧阶段。安东尼奥的不完全的胜利正是哈姆雷特型的悲剧英雄的起点，喜剧不能负荷的担子将要落在准备奋斗、受难和牺牲的人们肩上。这些震撼人心的悲剧所以成为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正因为冲突和解决在那里最接近于均衡。”（112）可见，《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从早期的历史剧和喜剧走向伟大悲剧的过渡，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上是一座丰碑。莎士比亚在这部作品中，还只是对更崇高主题的尝试，他在创作这部作品的前后期态度并非始终如一。吴兴华说：“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在不断实验和探索上，莎士比亚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他的失败导向他的成功。巴散尼奥的性格前后不大吻合，波希雅对案件的处理不能使人完全满意，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缺点;但是认识到巴散尼奥需要改变，认识到波希雅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不带有局限性，这也证实了莎士比亚的天才。”（112）莎士比亚不但在这部作品中积极地探索了戏剧的创作，他的一生当中，没有停止过探索，正是这种探索的精神，使他成为历史的巨人。
【责任编辑 ; 孙彩霞】
吴兴华的莎士比亚研究
作者：何辉斌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01期
摘 ;要：吴兴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谈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并仔细比较了《威尼斯商人》和作为该剧原型的意大利故事，发现莎士比亚突出的是借贷资本家夏洛克和商业资本家安东尼奥的矛盾，整个剧本以这个冲突为核心，而非以种族矛盾或者个人仇恨为核心，对金钱至上的商业精神和冷酷的法律精神进行了批评。吴兴华认为，波希雅和她所强调的仁慈是拯救资本主义的真正良药，但她的理想具有乌托邦色彩，难以付诸实践，只有在后来的悲剧中，莎士比亚才合理地把善恶双方摆到了旗鼓相当的层面上。
关键词：吴兴华;莎士比亚;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吴先生总共只写了两篇有关莎士比亚的论文。他在1956年发表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观点，是独立思考的结晶。但在那个年代，有主见是一种危险的能力。1957年他因为观点和苏联专家不同而遭到处分，被取消了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甚至被划为“右派”。一心追求真理的吴兴华并没有因此放弃学术研究，他在逆境中仍然默默无闻地思考和写作，并把研究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他在1963年发表的《〈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在本人看来，代表着当时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莎士比亚的最高水平，甚至是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最成功的例子。但这篇文章不久也遭到了批评，他本人也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下文将就这篇论文进行讨论。
一、讨论了莎士比亚之谜及其意义
好的艺术作品往往像蒙娜丽莎一样让人回味无穷、揣摩不透，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是如此，它们给学者们留下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体现了古人所谓的“诗无达诂”的观念。吴兴华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当然，在这些困难当中最根本的困难牵涉到一切伟大艺术作品所共有的异乎寻常的深度和丰富性——我们像剥茧似地一层层剥下去，最后，往往还是得承认这样做只是使我们接近了、而不是把握了作品的核心。”{1}但吴兴华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文学艺术，认为接近那个核心是有可能的，虽然无法完全把握，这也体现了吴兴华乐观的态度。莎士比亚的作品有着无限的魅力，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读莎剧的时候，很难猜出莎士比亚本人对具体事件的态度，他就“正如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存在于他的创作之内、之后、之外、或者之上，无形可见，高雅无存，毫不介入，修剪着他的指甲”。{2}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莎士比亚之谜”。吴兴华认为，“莎士比亚之谜”之所以出现，主要因为“传记材料的缺乏”，“永远采取现成的情节”，“不处理当代的真人真事”，“他仿佛具有一种„七十二变‟的本领，能够进入大大小小、或善或恶的人物内心，从他们的口中吐出与之完全适应的语言”。（78-79）“莎士比亚之谜”是莎学的难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这个谜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有着极高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要目的在于揭示作品反映的社会，探索作者的写作目的，而莎士比亚在这一点上偏偏让学者感到为难。有人甚至因此认为：“莎士比亚的客观存在就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了绝好的反证。”（79）可见，合理地阅读莎士比亚，尽可能地揭开“莎士比亚之谜”，是一个重大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否站得住脚也是一块试金石。
二、通过原材料和莎剧之间的异同分析莎士比亚对资产阶级的态度
《威尼斯商人》以资本主义的商业冒险为核心内容。莎士比亚本人对商业精神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兴华深入研究了《威尼斯商人》，并认真地对原材料和莎剧进行了比较，看他隐去了什么，增加了什么，以便发现莎士比亚对事件的看法。他深信：“假定我们从情节开始，把原材料和莎士比亚的处理作一番详细对比，那么从他的并省，增删，强调，冲淡等手法里，有时就能发现一些线索。”（79-80）吴兴华的细读和敏锐的分析，给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
在对比研究之前，吴兴华先生明确指出，他将使用普遍联系的方法作为选择材料的标准，他说：“首先，我们必须证明这个论点是贯串在全剧里，而不是体现在枝节上;是与人物和他们的行动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而不是脱离中心冲突甚至和主题龃龉的诗意点缀。其次，莎士比亚在一篇剧本里显示出来的倾向，作为孤立现象，价值还不太容易估定。我们应该把它再放回到诗人创作道路的全部发展当中，尽可能地推求出承前启后的逻辑关联，把所获得的初步结论当作曲线的一部分，能动地而不是静止地观察它的作用。”（80）有了这样的方法论，研究自然扎实可靠。
《威尼斯商人》的素材来自意大利乔万尼的《蠢货》第四天第一篇故事。原故事的主人公贾奈脱是威尼斯大商人安萨尔多的养子。当时贝尔蒙特海港的主人是一位美貌有钱的寡妇，正在征求配偶，但条件非常苛刻：如果好事不成，求婚者就得交出所有财产。贾奈脱在好奇心和野心的驱使下，前往求婚。最初两次都因受骗，饮了药酒，整夜昏睡不醒，把养父给的船只财产全部赔了进去。第三次他又央求养父为他置办行装，准备孤注一掷，赢回老本。安萨尔多变卖家产之后，仍然缺少一万金币，不得不向一个犹太人借贷，双方立下契据：如果到期不还，那位犹太人可以从他身上任何部位割一磅肉。贾奈脱第三次求婚成功了，但他的养父却无法如期还债。最后犹太人甚至拒绝接受十倍的赔款，一意要按契约办事。关键时刻贾奈脱的妻子化装为律师出庭，以“只准割肉，不准流血”为由，挫败了残酷的犹太人，拯救了安萨尔多的性命。
经过仔细的比较研究，吴兴华发现：“首先，莎士比亚强调了安东尼奥的作用。与他相当的安萨尔多在《蠢货》里只是一个隐隐约约的配角，但是在勾勒安东尼奥的形象上，莎士比亚却花费了大量心血。剧本命名为《威尼斯商人》并不是偶然的，安东尼奥确是威尼斯这个商业城市里的头脑人物，他和犹太人夏洛克之间的矛盾是剧本情节的焦点。”（81）以前有人认为，莎士比亚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把握好自己的主题，无意之中让波希雅及其爱情唱了主角。但莎士比亚是一位文学大师，不可能走神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脱离自己的主题
天马行空。而且通过与原材料对比，我们可以肯定，莎士比亚是有意识地做出这种改变的。所以，吴兴华的解读颇有道理。
也有不少人把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冲突看作戏剧的中心，但吴兴华在精读后对这一个观点进行了否定。他说：“莎士比亚却不满足于这种简单化的安排，他在不止一处着重指出在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中间有着超乎种族、信仰之上的经济利益的冲突。”（81）在吴兴华看来，高利贷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是当时社会的重要矛盾。他说：“对安东尼奥说来，他这种生财之道——投资、冒险、获得利润——不止是公平合理，而且是高尚的;相形之下，夏洛克坐在家里无所事事，只管等着„钱生钱‟，当然就表示他为人鄙陋，心情奸诈。莎士比亚把这两种经营方式中间的矛盾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上，使剧本的冲突环绕着它展开，这是对素材创造性的增添。从这里，正像通过一道墙隙，我们窥见了作者的某些心灵活动。”（82）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冲突首先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的冲突，他们身上的商业气息都很浓，不能简单地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吴兴华指出，巴散尼奥也与原型有一定的区别：“《蠢货》里的贾奈脱是一个富裕子弟，向女方求婚的结果是他两次中了骗局，蒙受损失，因此最后连本带利地捞了回来，总算是大快人心的事。剧本里的巴散尼奥处境却完全不同。一开始他就坦白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坐吃山空、外强中干的浪子……他的唯一出路是干一桩赌博性的冒险。在向安东尼奥求援时，他用了一系列与投机有关的术语和比喻，因为他熟悉安东尼奥的脾气，知道这是最能打动他的言辞。”（84-85）巴散尼奥把爱情也看作商业冒险和投资，而且正是他的这种观点打动了安东尼奥，使这位商人借钱给他。吴兴华以锐利的洞察力看出了莎士比亚眼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业精神”。
吴兴华发现莎士比亚还做了两个重要改动：“一个是引进了夏洛克的女儿哲西加席卷家财和安东尼奥的友人劳伦佐私奔的情节”（83）;另一个是“剧本给予夏洛克过分严厉的惩罚”
（84）。以前不少人把这样的情节解读为基督教对犹太人的胜利。但吴兴华看到了更加深刻的问题，认为这实际上是基督徒对犹太人财产的无情剥夺，体现了他们的无限贪欲。他高度评价了这两处改动：“作者明明是在脱离素材，开辟新的园地，以便向我们揭示安东尼奥这一派人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84）为什么莎士比亚要对正面人物留一手呢？有人认为，这种写法可以把人物描写得比较饱满，但吴兴华不以为然：“不难看出，这些批评家所谓的„人性化‟不过是把好人写坏点，把坏人写好点，泯灭界限，无分彼此，这是他们惯于用来抵制阶级分析的法宝。”（84）对这个问题，吴兴华通过阶级分析法看到了更加深刻的一面，他说：“这是因为在对待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矛盾这一问题上，莎士比亚只是有保留地支持后者，或者更正确地说，他只是支持在安东尼奥和巴散尼奥等人身上获得不完全体现的资产阶级新人形象。莎士比亚在剧本里企图为他的资产阶级新人树立一套理想标准，用来对抗夏洛克和其他食利者的金钱逻辑。但是在运用这套标准的同时，他发现安东尼奥和他的友人们也不能得到一百分。”
（93）可见莎士比亚对新兴的商业资本家既有支持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
撇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表面区别，莎士比亚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难看出，隐藏在这背后的正是一种伊利沙白社会上习见的现象：商业或企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中间
既相互抵触、同时也相互依存的关系。”（86）文艺复兴虽然给欧洲带来了积极的一面，但金钱至上的观点也更加流行了：“和上面提到的其它改动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莎士比亚要强调在威尼斯城里友谊、爱情……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处在金钱的暗影笼罩之下。”（86）
既然威尼斯的商业文化有如此严重的问题，当然莎士比亚还得给这种文化寻找出路。他首先大大改变了波希雅，吴兴华说：“《蠢货》里的女方是一个嗜利的骗子;尽管后来想出妙计，打赢了官司，这仍不足以抵销她最初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莎士比亚对素材其它方面的点化都是指向同一方向：把金钱的腐蚀力量引进一个美妙的传奇框子里，揭示人物每一个行动深处的经济动力……波希雅和寡妇代表着遥遥相对的两极。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求婚者的约定根本不涉及财产;对自己的家业，她也从没有表示过丝毫骄傲或吝啬。当巴散尼奥做出正确的选择之后，她欣喜地将自己和自己全部所有交给心爱的人，并且以十分真挚的言词吐露她的感情。”（86）有了波希雅这个新人，莎士比亚还给她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她不但自己纯洁高尚，整个贝尔蒙特和所有来到贝尔蒙特的人似乎都受到了同样的净化。这样，剧本里就逐步展开明朗的一面，把黑暗步步逼退，直到美和丑、光和影接近于应有的比例和均衡。”（87）贝尔蒙特和波希雅才真正代表着正能量。
波希雅的正能量还得通过三个匣子的故事改变巴散尼奥，所以，莎士比亚还对这个故事进行改编：“在三个匣子的原始传说里，铅匣上的铭辞带有浓厚的宗教味：„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上帝安排的结果。‟用原故事的话解释：铅匣象征虔诚信奉基督的人们的简单素朴的生活方式。”（87）莎士比亚把铭辞改为：“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这就向我们揭示了在贝尔蒙特人和人的关系，与商业城市威尼斯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巴散尼奥抛弃金匣银匣而选择铅匣，正意味着他把背转向旧事物，接受了新的理想和道德准则。这是一个巧妙的因小而喻大的笔触，因为我们都感觉到：只有经过这番精神上的洗礼，他才配得上波希雅。”（87）这样一来，正面和反面的力量就更加均衡了。
莎士比亚对情节的改造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一点是金钱对传统社会关系所起的破坏作用，通过以夏洛克为代表的高利贷资本和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中间的冲突得到集中表现，但是夏洛克的父女关系，巴散尼奥的结婚打算等等也都处在这个控制范围里。”（87）从这一点来说，金钱欲已经渗透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关系之中。吴兴华还说：“另一点是问题的解决必需到那个控制范围之外去寻找。为此莎士比亚创造了贝尔蒙特这个美好的世界，把波希雅改写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并且引进三个匣子的故事，使新和旧有了接触点，预示新战胜旧的可能。”（87）当然，谁都看得出，莎士比亚的想法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不可能成为威尼斯的真正出路。
从上面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并非超然物外的上帝，他不时地在作品中留下了痕迹。吴兴华以马克思主义的敏锐眼光找到了这些蛛丝马迹，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非常密切。吴兴华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说：“莎士比亚在安排《威尼斯商人》的情节上所表现的点铁成金的魔术，完全是从对当代社会的深刻观察里面孕育出来的。”（88）当时社会的重要特点在于新兴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取代封建社会：“中世纪封建和教会势力所鼓吹的„永恒的‟等级秩序，在金钱的冲击下开始崩溃了。”（88）金钱冲破了社会的等级，并成了社会的新基石。格林的话道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本质，他说：“如果没有钱，世族算什么玩艺儿？还不是看人颜色的讨饭生活？”{1} 如果把金钱看作资本，那么资本又可以分为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商业资本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点，往往受到人们的赞扬。在威尔逊的《高利贷平议》里，一位律师这样说：“商业冒险家实际是，而且应当被认为是，和贵族平起平坐的。因为他们历尽艰险把国内丰富的产品运出，等到回来的时候又把我们所缺少的货品大批地而不是锱铢计较地销售出去。”{2}而借贷资本由于没有直接参加冒险和生产，只是坐收利润，并且在借款者无法偿还时常常采用残酷的手段，往往受到人们的批评。关于催人还钱的血腥故事非常多，所以吴兴华在评价《威尼斯商人》时说：“抛开必要的艺术夸张手法，这能说不是不折不扣的现实反映吗？那些硬说《威尼斯商人》只应看作一出荒唐无稽的神话的批评家，对这样明显昭著的联系如何解释呢？”
（90）
借贷在古代就有，但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才发展成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其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有人指出：“钱不能生钱。好吧，海能生钱吗？租贷房屋向房客要租钱，难道这笔钱是房顶和墙壁生出来的吗？不，但是土里能够生长、海洋能够运输……居住的便利普通也认为可以折算为一定数量的钱。那么，如果经商比种地利润大，为什么租给农民一块荒地，靠收租为生，就可以准许，从放款里获利就不能准许呢？用钱买下一块地之后，那笔钱难道不是每年孳生更多的钱吗？放款者的利息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还不是靠他自己的活动、勤劳和努力？把钱收起来不用就等于毫无价值，这个道理有谁能怀疑呢？但是找我借钱的人本来也并非打算借到手之后搁置不用。因此利息并不是从钱，而是从生产里面得来的。”{1}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的时代，借贷资本逐渐成为商业资本的必需后盾，其地位逐步得到了肯定。
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虽然相互依存，但也有一定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由于同一资本在贷者手里是借贷资本，在资本家手里是企业或商业资本，只能产生一度利润，因此在双方都有权利对利润提出要求的条件下，如何分割只是一个纯经验性的偶然的问题。{2}资本只在商业资本那里增长了，但商业资本离开了借贷资本又难以独自壮大，所以不得不分一部分利润给借贷资本家。但如何分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两种资本之间的矛盾自然少不了。
尽管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有差别和矛盾，但两者的相同点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只有求利才能使人勤劳，没有利润的事，谁也不会去干。与其辛劳工作、无利可得，何不坐在家里、袖手偷懒？……至于用甚么方式，我是不计较的。不错，我要对全世界的人耍手腕、使花招，把我的良心压缩到最小限度，以求我和我的子孙可以免于饥寒行乞。只要我不落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制裁范围之内就行，而这点我知道得十分清楚：一切法律都允许人把自己的货物卖最高的价格。在讲价的时候，相互欺骗不算罪恶。只要不过分违反上帝的禁令，讲好生意条件，就得如约兑现。别人怎样谈论，根本不必理睬。”③吴兴华总结道：
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特点在于“追求利润，保护私有财产，坚持契约自由和大鱼吃小鱼的自由，争取合法保障”（95）。
可见，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家和以夏洛克为代表的借贷资本家有着共同的基础，前者无法完全超越商业精神的局限性，成为莎士比亚的理想人物。吴兴华进一步指出：“所以，剧本最终彻底的解决必需要求把这个基础破坏，使应当承担正面人物的角色真能洗清身上的污迹，面目一新。毫无疑问，莎士比亚的标准并不现实，新兴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走他所幻想的道路;但是从上面援引的背景材料看来，他对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估价和处理，却不能说不是极端深刻的现实反映，表明他熟悉并且能够认真分析在他周围以瞬息万变的姿态发展着的社会生活。”（93）莎士比亚作为时代的触角，可能通过直觉已经看出了资本主义的这些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在抬高莎士比亚，他不可能把社会看得这么透。但吴兴华不这么认为，他为自己的观点找了三个原因：“（一）商人对高利贷的倚恃在当时已经逐渐明朗化了;
（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消极一面已经开始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三）商业理论家们公开提出的口号和道德准则是和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93）有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再加上莎士比亚的敏锐的观察力，看到这些问题不是不可能的。
吴兴华用了不短的篇幅分析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虽然有点偏离文学本身，但对于进一步探讨这部剧作还是大有裨益的。
四、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阐释冲突的展开及其和解
在分析了莎士比亚的几个改动之处之后，吴兴华还把戏剧的整个结构和情节发展做了总体的研究。他认为这部剧作是围绕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冲突展开的。一开头，两者就拉开了斗争的架势。作为一个经常遭到非议的高利贷者，夏洛克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吴兴华说：“莎士比亚撇开原材料，凭空给这位高利贷者嘴里添进一段引经据典的台词，指出《旧约》中的雅各——犹太人的„第三代族长‟——当年也曾经利用约定，占过他人的便宜。从这个先例里，夏洛克得出结论：„赚钱是有福的，只要不进行偷窃！‟”（97）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就可以没有什么顾忌地追求金钱。但安东尼奥不愿意被夏洛克看作同类。他马上说：
这是雅各服役时讲好的条件，
结果如何，他自己无力决定，
只能听任上天的处置安排。
你插进这段话是想为利息辩护吗？
还是说你的金银是公羊和母羊？
——第一幕，第三场{1}
在安东尼奥看来，商业盈亏事先无法预见，和按规定获取利息根本不同。但他对于“讲好生意条件，就得如约兑现”这一法则并无非议。吴兴华说：“这样，他就清晰地划定了他认为是高尚合理的生意范围：这种生意不能索取„钱滚钱‟的利息，其中要有人力不能操纵的成分。”
（98）面对安东尼奥的挑战，夏洛克这次出乎意料地应战了。他放弃利息，接受无法预料的冒险，但需要对方以身体上的一磅肉作为抵偿。这件事情看似怪异，但吴兴华不这么想，他说：“对这个建议，安东尼奥有何词以答呢？说它荒谬可嗤吗？怀疑其中有诡计吗？但是性质类似的荒谬买卖在社会上是屡见不鲜的，至于诡计，商业从来没有和它绝过交。”（98）看来残酷的商业协定是司空见惯的，一磅肉的合同只是一个形象而极端的例子。当然安东尼奥接受这个约定，也有自己的考虑。吴兴华说：“另一方面，他也有自己的算盘：对他个人的经济情况，他知道得比夏洛克更清楚，因此有把握至期偿还;到那时凭文书为证，夏洛克就只能吃哑巴亏。这位奸猾的高利贷者居然肯放弃他平日稳妥的生财之道，同意作商业性的冒险，而成功机会又是微小得几乎等于零，这在安东尼奥眼里，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转变。”（99）安东尼奥在合同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还称赞对方：
算数，我就来签订这张契约，
还要承认犹太人心肠不坏。
……
这希伯来人变好了，快成为基督徒了。
——第一幕，第三场（99）
吴兴华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些话的讽刺意味：“不索取利息而要求一磅人肉作抵押，这就是„快成为基督徒‟的证据……但是威尼斯城的法律恰恰就是为此而设的：输了就得认输。如果我们要提出控拆，那么在被告席上站着的不该是夏洛克，而只能是被害者自己顶礼膜拜的商业道德。”（99）可见莎士比亚的批评不仅仅指向个别人物，还进一步指向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吴兴华说：“把批判的锋刃从一个定型化的恶棍转向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双方都承认，并且视为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威尼斯商人》的卓越成就。”（99）
除了主要冲突之外，这部戏剧还有一些次要的插曲。夏洛克的女儿几乎卷走了家里的金钱和财宝，并和基督徒私奔。对于这么过火的行为，不少人拍手称快。吴兴华说：“对她的这种表现，葛莱西安诺的评语是：„她真是个好姑娘，不像犹太人‟;劳伦佐更是兴高采烈地称赞她„既聪明，又美丽、又忠实‟。有些人要我们相信这里面毫无讽刺，要我们单纯地为„犹太人上当‟拍掌称快，这自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101）这里作者将不少基督徒的见利忘义的倾向揭露了出来，但只有吴兴华的慧眼看出了这种批评。
面对这种既丢人又丢钱的事情，夏洛克一边追赶一边喊道：
女儿啊！我的金钱啊！我的女儿啊！
跟基督徒跑了！我的基督徒的金钱啊！
——第二幕，第八场（102）
吴兴华对这两行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说：“层次进展十分清楚。丢了女儿固然很惨，丢了钱财更是伤心，最糟糕的是钱财落入了他的基督徒对头手里，用夏洛克的荒谬说法来表达，就成了„我的基督徒的金钱‟。”（102）夏洛克的拜金主义跃然纸上。
遭到女儿的背叛之后，夏洛克极度沮丧。在第三幕第一场，夏洛克和另外一个人物杜拔尔之间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他们谈到女儿的叛逆，并且得知安东尼奥的船队出事了。夏洛克几乎尖叫起来：“我就要挖他的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夏洛克暂时忘记了他的女儿、他的金钢钻、他的翡翠指环。不共戴天的仇恨仿佛使他丢开了原来那副守财奴的面目，摇身一变为悲剧英雄，一位复仇英雄。他的人生哲学似乎是：“„你既然夺走我生存倚恃的资料，就等于要我的命。‟性命只能用性命来抵偿，这就是正义，这就是公道。”（103）但夏洛克的本性并没有真正改变，吴兴华说：“然而随后来到的话却道破了他的心事：„威尼斯一旦没有了他，我作起买卖来就可以称心如意了。‟要看到这不是深思熟虑的盘算，而是在怒不可遏的状态下的自我表白。什么种族仇恨，私人侮辱，在夏洛克眼里这些都应该折算为金钱价值，因为他只有那么一套尺码。”（103）在这里，吴兴华用铁证反驳了那些把种族迫害或者个人仇恨放在首位的观点。
在第三幕夏洛克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常常被广泛引用：
“犹太人难道没有眼睛吗？犹太人难道没有手、五官、肢体、知觉、感情和血气吗？难道他不是和基督徒一样，吃下同样的食物，也会饱;被同样的武器一刺，也会伤，会同样闹病，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治好，赶上同样的夏天和冬天，会感觉同样的热、同样的冷吗？……你们教给我的凶恶手段，我一定照样执行，同时我若不加倍奉还给你们，那才怪呢！” ——第三幕，第一场（104）
批评家一般都把这段话解读为莎士比亚对种族歧视的抗议，但吴兴华认为，这只是地地道道的断章取义。他说：“姑且不说在伊利沙白朝的英国，犹太人根本不构成尖锐的社会问题;只就全剧布局来看，单单挑选一个奸诈狠毒的夏洛克来为„被压迫的民族‟伸冤，未免过于滑稽。这段话所以精采，不在于它可以抽出来作讲道的材料，而在于它来得正好，既符合人物性格，也符合情节发展。它把问题摆得清清楚楚：如果要依照法律，断定曲直，这里就是全部论据。夏洛克受到的谴责不可避免地也会落到安东尼奥头上;若是宽恕安东尼奥，连带着也得宽恕谋害他的人。”（104）坚持这种观点似乎不近人情，但这就是威尼斯的法律的本质。
在审判的法庭上，公爵劝夏洛克发发善心，并且提醒他，这样硬心肠，也休想别人对他慈悲。但夏洛克振振有词地说：
我没作错事，怕什么别人的审判？
你们当中有许多买来的奴隶，
让你们当作驴马，当作犬豕，
驱使作种种卑贱下流的工作，
就因为是你们买来的，——我可以说吗？
让他们自由吧，和你们子女婚配吧！
为什么他们在重担下流汗？让他们
睡的床和你俩一样软，舌头也尝到
同样甘美的食物吧！你们准回答：
“奴隶是我们的”，——我也同样地回答：
我现在向他索取的一磅人肉
是重价买来的，是我的，我非要不可。
如果你不准，法律就成为废纸，
威尼斯的政令就等于全不生效，
我等候审判——回答吧，准我不准我？
——第四幕，第一场（106-107）
威尼斯的法律不仅保护冷酷的契约，还保护了残酷的私有制。吴兴华说：“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段话里对私有制罪恶的控诉。夏洛克和安东尼奥都是私有制的拥护者，只不过夏洛克更坦白更直率地把这个制度推到逻辑的极端。”（107）
面对这样的商业体制，莎士比亚肯定有深刻的思考。吴兴华说：“官司的实质既然是这样，显然，正确解决的途径不能单纯是帮助„善人‟安东尼奥逃脱夏洛克的魔掌，而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这套商业道德和法治思想，暴露它们的虚伪性和危害性，同时提出另外一套价值标准来衡量人的行为。这个任务不是任何威尼斯居民所能担负的， 因此必须叫由贝尔蒙特来的波希雅上场。”（107）波希雅希望以慈悲打动夏洛克，她说：
慈悲的品质不是出于勉强，
它像及时的甘雨从天空降落
到大地上面，它有双重的作用，
施与者，受施者同样得到福佑，
它是权威中的权威。
——第四幕，第一场（107）
这些话看似苍白的说教，但这个冷酷的商业社会最缺乏的难道不正是慈悲吗？吴兴华说：“这是对整个威尼斯讲的，不仅仅针对夏洛克一个人。夏洛克反驳公爵的话，对贝尔蒙特并不适用。波希雅指出把公道解释作个人利益的保障，是对真正公道的歪曲;因为„真要公道行事，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得救‟——蓄养奴隶的、索取一磅肉的、要求处置私有财产绝对自由的，人人都不例外。”（107）可见看似公道的法律，还是有着很多问题。
关于这部剧作的结局，吴兴华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认为这场诉讼只牵涉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个人矛盾，这样结局当然有点像落井下石，有点过火。他还说：“如果，照上文所说的，作者随着剧情演进，把火力转向以威尼斯为代表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理想，那么应当承认他的批评和讽刺确实击中了目标。这就是众口交赞的威尼斯法治，而不是什么道义或伦理上的裁决。这一场在观众和读者心里普遍留下的不足之感，正是作者对解决方式不肯降格以求的最好见证。”（108）可见，莎士比亚塑造了波希雅这个人物，并采用了三个匣子的故事，是想为威尼斯寻找一个真正美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却是不现实的。所以吴兴华说：“一句话，在这里我们没有达到弗莱彻和马辛格等作家善于制造的大团圆，使一切线索整整齐齐地收拢在一起。从纯技巧角度看来，这或许应该算一个纰漏。但是伟大作家的„纰漏‟，往往是和他们警策的地方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的。”（109）在吴兴华看来，这个“纰漏”意味着莎士比亚还会有更加有意义的探索。
五、通过辩证法的观点给《威尼斯商人》定位
莎士比亚的喜剧往往是乐观而浪漫的，但《威尼斯商人》却给人以不轻松的感觉，所以有人觉得无法纳入喜剧的范畴，甚至有人视之为悲剧。吴兴华先生综合地研究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且指出：“史剧歌唱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无可挽救的复亡命运;喜剧则以新生的一代如何冲破束缚和压制，追求美好理想为主题。这其实是一个钱币的阴阳两面，不过莎士比亚对二者中间的联系却有一段认识过程。起始，这两种体裁是明晰区分开的。这不仅是由于受到文艺复兴时代正统戏剧理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仿佛感到两个世界无法„契合‟：他的新人物如果生活在玫瑰战争的气氛里，就会窒死;同样，阴险毒辣的理查三世若是跑到《爱的徒劳》里来与法国公主交谈，也会使人大吃一惊。”（111）虽然把理想的东西放到喜剧之中，把现实的东西置于历史剧之中，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做法，但两者不能总是各说各的，永不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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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尝试了这么多的剧作之后，终于试着让代表新旧的两种势力的人物在《威尼斯商人》中登场。吴兴华说：“波希雅和三个匣子的故事在贝尔蒙特和威尼斯中间划下另一道分界，这就使新和旧的交锋卷入一个更为复杂难辨的漩涡。作者拖着安东尼奥，使他经历受骗、自疚、恐惧和痛苦，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为他安排出路，正因为这里不可能有什么廉价的胜利。但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出路，在审判的场面和第五幕的尾声里，毕竟没有真正地„结晶化‟。剧本主要部分对新和旧犬牙交错的形势的揭露多少反衬出结局的软弱性。”（112）在吴兴华看来，这个剧本是莎士比亚把正反面力量放在一起的初次尝试，正面人物要走出商业社会，通向理想社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显得软弱。但这种不成熟不是缺点：“这正是《威尼斯商人》的巨大意义，因为它是一个路标，指向随后来到的悲剧阶段。安东尼奥的不完全的胜利正是哈姆雷特型的悲剧英雄的起点，喜剧不能负荷的担子将要落在准备奋斗、受难和牺牲的人们肩上。这些震撼人心的悲剧所以成为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正因为冲突和解决在那里最接近于均衡。”（112）可见，《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从早期的历史剧和喜剧走向伟大悲剧的过渡，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上是一座丰碑。莎士比亚在这部作品中，还只是对更崇高主题的尝试，他在创作这部作品的前后期态度并非始终如一。吴兴华说：“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在不断实验和探索上，莎士比亚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他的失败导向他的成功。巴散尼奥的性格前后不大吻合，波希雅对案件的处理不能使人完全满意，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缺点;但是认识到巴散尼奥需要改变，认识到波希雅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不带有局限性，这也证实了莎士比亚的天才。”（112）莎士比亚不但在这部作品中积极地探索了戏剧的创作，他的一生当中，没有停止过探索，正是这种探索的精神，使他成为历史的巨人。
【责任编辑 ; 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