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头像印在了日本万元钞票上
(2013-08-29 16: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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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日本最高额纸币一万日元的时候，还以为纸币上的那个人是日本的某位天皇，要不就是丰臣秀吉啊伊藤博文啊大久保利通之类的著名政治家。后来才知道，此人既不是哪个天皇，也不是某位首相，而是一个出身平民、终身未仕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叫福泽谕吉。
对福泽谕吉其人，我早就有所了解，对他既敬又恨，感情是复杂的、矛盾的。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著有《劝学篇》、《文明概略论》、《脱亚论》等，主要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崇尚自由平等，呼吁日本脱离东方愚昧文化，全盘西化。
虽然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名人，但毕竟是一介平民，终身未得一官半职，没有什么文治武功，日本人怎么把他的头像印到最高额的日元上呢？一个教书匠有何德何能啊？
少年时期曾受中华文化熏陶
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1月10日。他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个俸禄微薄的知识分子，喜欢收藏中国古书，致力于研究中华文化，是当地名望颇高的汉学家。在谕吉诞生的那一天，福泽百助恰好买到了中国清朝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认为非常吉利，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
不幸的是，在谕吉18个月大的时候，福泽百助因病去世，谕吉家境顿时陷入贫困。谕吉幼时，常制作手工艺品卖掉以贴补家用，无暇读书识字，直到十四五岁，才开始学习汉语，阅读家中所藏汉文书籍。可以说，谕吉最初接受的是中华文化，光《左传》一书他就读了11遍，年纪虽小，已是一个地道的汉学家。
1842年，清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震惊日本。长期以来，日本都是以华为师，而清国败给英国，使‚天朝大国‛的形象开始在一些日本人的心目中崩塌。
1853年，4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逼迫日本幕府开港通商。与当时的中国人一样，西方人的船坚炮利让日本人震惊不已。第二年，福泽谕吉离开故乡赴长崎学习炮术，之后又到大阪钻研物理和医学。
他在接触到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之后，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反科学、反文明的本质，开始鄙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也包括日本的专制文化。
出洋见了大世面
1858年，25岁的福泽谕吉学有所成，受聘到江户教授兰学（荷兰语及学术）。次年冬天，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谕吉经朋友推荐，获得咸临号舰长木村的准许，作为随员赴美。 一到美国，‚当这些腰里带着佩刀，脚上穿着草鞋的日本使节刚刚走进下榻的饭店，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鞋在上面走来走去‛。
这是谕吉第一次走出国门，虽然走马观花，毕竟大开眼界，为此他对带他出国的木村感恩戴德，终身不忘。以后每逢年节，谕吉必定亲往木村家中问候。谕吉成名后，木村请谕吉为他的著作作序，而谕吉在序言中仍谦称自己是‚木村前舰长的仆从‛。
1861年12月，日本幕府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作为译员随行，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这一次旅欧，促成了谕吉思想的改变。
行前，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数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这时不管多么讨厌西洋人，心理也不会有‘攘夷’之念了‛。 谕吉对于西方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和选举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认识到，西方物质的发达仅是表面，而根本在于制度的进步。只有建立与人性相适应的制度，才能激励人的创造性，由此自然而然会导致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回到日本后，福泽谕吉开始著书立说，宣传西方文明。他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记录了他旅欧一年的所见所闻，也让广大日本人民大开眼界。在《劝学篇》中，他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学思想，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他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
开日本新式教育之先河
1867年，谕吉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此次他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当今之急固属富国强兵，然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回国后他就开办家塾——庆应义塾，效仿美国的私立学校，确立课程内容，以数理为基础，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教材以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为主，设法律、经济、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开日本新式教育之先河。 而与之同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在思考如何向西方学习。无论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是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侧重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福泽谕吉的认识显然要在魏源、张之洞等人之上。科技进步只是先进制度之果，无因哪来果？谕吉认为，学习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引
进科学技术这么简单，关键是引进西方的优良文化和先进体制，而要让人民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体制，最重要的是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把日本人由顺从的‚臣民‛培养成‚独立自尊‛的国民；也只有教育，才能让人民了解到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才能形成日本人的现代意识。
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谕吉义塾的所在地距上野仅八公里，炮声隆隆可闻。谕吉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依然从容地向学生讲授美国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他曾勉励学生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他以此比喻庆应义塾要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不因骚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他说：‚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
当年的庆应义塾，如今已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脱亚入欧”：日本崛起之秘诀
在教学之余，福泽谕吉还勤奋著述，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鼓吹西方文明、批判东方文化的文章。他通过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反思，确立了其让日本从文化到体制全面‚脱亚入欧‛的思想。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阐述其‚脱亚入欧‛思想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文章，当属他发表于1885年的《脱亚论》。他言简意赅地指出：‚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文章写道：‚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
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福泽谕吉是个汉学家，能写汉诗，也擅书法，对中华文化造诣颇高。但他却是中华文化的叛逆，对中华文化的批评毫不留情，针针见血；他对中国人的批评，尖刻冷酷得让人难以接受。比如他讽刺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毫无知识和见识‛；他指责中国和朝鲜‚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讽刺中国人信奉‚阴阳五行‛、‚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卑屈不知廉耻‛；甚至认为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为亚洲国家是‚一大不幸‛。这些论断，用句外交词令来说，真是‚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不过，联系到当时清朝的实际，应该说，福泽谕吉的大部分批评是恰如其分的。在《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他尖锐地写道：
‚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
‚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
对西方先进科技的‚认识只限于表面‛，与西方交往‚只有商业贸易‛，‚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这些不能不说切中清朝‚洋务运动‛的时弊，而且对后人也极具警醒作用。
对中国的蔑视其实源于重视
福泽谕吉指出中国的弊病是无可厚非的，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与敌意。他说：‚以上的理论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可以说终究不能指望今天的支那人能够开化。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惧怕，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既知没有好处，那就对它避而远之，以防同流合污。双方的交往只限于商业，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其国的政教不采纳，其风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类的东西，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只要有可替代的，支那品就要摒弃。我国现在是日新之国，必须防止邻国的弊风污染我文明。‛
鲁迅先生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福泽谕吉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批评、嘲讽，恐怕也不全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蔑视，这正说明中国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重要位臵。中国再落后也是东方大国，是日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主要邻国，他表面的蔑视正源于他骨子里对中国的重视。他羡慕中国的面积广大，物产丰富，鄙夷的背后实是出于嫉妒。在《到支那去应受奖励》一文中，他就不无艳羡地写道：‚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并由此而生觊觎之心。
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导师
在19世纪，被福泽谕吉同样瞧不起的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属国，谕吉却朝思暮想要让朝鲜脱离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他在《日支韩三国的关系》一文中说：‚如果虚妄自大的满清不知自己的空虚而以强大自居，以此次事变为借口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如果它说什么朝鲜国是我属国，朝鲜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别府，属国别府发生的事本国本府加以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朝鲜亦敢甘于从属地位，支朝串
通一气敌视我日本……如果支那傲慢无理，使我日本人在世界上丧失体面，那我日本就应该勇敢应对，开启战端，将东洋的老大朽木一举摧毁。‛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后，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对中国开战。明明是侵略战争，福泽谕吉却写了一篇题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的文章，说：‚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没有敌意，而欲作为世界上一国民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竟敢无法无天，对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发生了此战。也就是说，在日本的眼中，没有支那人也没有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妨碍和反对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
甲午海战以清朝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告结束。但福泽谕吉却认为，日本仅仅消灭了中国的海军还远远不够，还难以使中国‚幡然悔悟‛，日本军队还要‚直冲北京‛。在《直冲北京可也》一文中，他写道：‚支那人千百年来在周公孔子的梦中沉睡不醒，自尊自大，蔑视他人，以堂堂中华圣人国自夸，只有让它看到自身的无知蒙昧，事事才不致碍手碍脚；若对自身蒙昧无知毫无认识，那就要将自家的臭气传到邻国，反对改革，以至妨碍文明开化的事业，此罪重不可恕。倘若对其任意胡为坐视不管，任凭它以无知蒙昧之力压制文明革新运动，那就会使它越发傲慢，不知最终会做出何等事情来。也就是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给它顶门一针，乃至当头棒喝，启蒙昧国家之蒙，促其真正悔悟，甘心俯首于文明的脚下，以求上进，此为要紧。‛
福泽谕吉的这些文章，把侵略战争打扮成‚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实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法则和大国沙文主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薮和理论根源。
“日本伏尔泰”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2月3日，福泽谕吉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8岁。日本国民识与不识皆哀痛不已，日本众议院也破例对一介平民身份的福泽谕吉发布悼词，使其备享哀荣。
应该说，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福泽谕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百多年前，悍然提出让日本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固有体制，全盘西化，无疑是惊世骇俗之论。有幸的是，他的思想得到了日本朝野的广泛认同。福泽谕吉自称‚雁奴‛，倡导‚学者雁奴论‛。‚雁奴‛一词出自中国明代学者宋濂的同名文章：‚具区之泽，白雁聚焉。夜必择栖，恐人弋也，雁奴环巡之。人至则鸣，群雁藉是以暝。‛福泽谕吉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像在雁群外围负责警戒的‚雁奴‛，要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
福泽谕吉毕生坚持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富贵荣华不屑一顾。日本维新政府为了借重他的名望，曾再三邀请他出山到政府里做官，但他都予以谢绝。对政府颁赠给他的勋章、爵位，他也拒不接受。但有一次政府奖励他金币五万元，他出人意料地接受了，不过随即就把这笔款项悉数转赠给庆应义塾充作教育基金。 大和民族出了个福泽谕吉，是有福的；而福泽谕吉生长在日本，也是有福的。日本国民性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由衷服膺强者，虚心向强者学习。所以，很少有人
指责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思想是‚全盘西化‛的‚歪理邪说‛，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日本的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也得到了明治天皇以及伊藤博文等政治家们的支持。
一百年来，日本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所设计的‚脱亚入欧‛、全面西化的道路，从文化到体制全面向西方学习，使得日本能够迅速富强起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自上至下没有遇到任何大的阻力，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便从战败国一举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福泽谕吉对日本人民的西化启蒙之功。直至今天，日本人仍称福泽谕吉为‚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日本伏尔泰‛，给予极高的评价。
中国难以出现“福泽谕吉”
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清朝，貌似也曾出现过福泽谕吉式的人物，可惜都是昙花一现即告夭折。
比如有一个人，也曾设私塾从事教育，也是文章大家，也积极主张改革弊政、富民强国，他就是‚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但是，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政治见解乃至个人人品，康有为都难望福泽谕吉之项背。更何况，光绪皇帝没能成为明治天皇，李鸿章也不是伊藤博文，即使没有慈禧太后的干预，‚戊戌变法‛恐怕也难以与‚明治维新‛相媲美。康有为并没有对中华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更不会提出‚全盘西化‛之类的激进主张。
再说，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不被时人指为崇洋媚外的‚汉奸‛‚国贼‛才怪！
还有一个更像福泽谕吉的学者，名声虽然比不上康有为，但他的眼界比康有为更宽广，思想也更开明，他就是被李鸿章赞为‚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的中国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
1876年，清廷派郭嵩焘任驻英使馆公使，竟遭到守旧官僚和腐儒迂士的谩骂和嘲笑，人们普遍认为，‚天朝大国‛向‚外夷‛派驻使节，是有损国体的奇耻大辱。有酸腐文人还为郭嵩焘写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将在英国的见闻写成《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学习西方，改革弊政。他把书稿寄到清朝总理衙门，希望在国内出版以启蒙大众。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便引来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有人痛斥他对西方‚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骂他：‚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有人甚至诬陷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要求将郭嵩焘撤职查办。
在舆论的围剿声中，清廷先是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其流传，后于1878年8月召郭嵩焘回国，欲查办其‚罪‛。幸有李鸿章、曾纪泽等头脑清醒之人为其讲情，清廷才下诏令郭嵩焘退休了事。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李鸿章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清廷上谕答复：‚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由郭嵩焘的遭遇可知，深受中华专制文化毒害的中华大地，根本容不得福泽谕吉式的人物稍稍萌芽。由此也证明了福泽谕吉所批评的中国人‚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也并非信口诬蔑。 回头再看日本现行纸币上的其他人物：5000元纸币有两个版本，分别印着女作家樋口一叶和农学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头像；1000元也有两个版本，分别印着医学家野口英世和作家夏目漱石的头像。没有天皇，也没有首相。
把本民族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当作‚伟人‛的国家，不富强也难！
福泽谕吉头像印在了日本万元钞票上
(2013-08-29 16: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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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日本最高额纸币一万日元的时候，还以为纸币上的那个人是日本的某位天皇，要不就是丰臣秀吉啊伊藤博文啊大久保利通之类的著名政治家。后来才知道，此人既不是哪个天皇，也不是某位首相，而是一个出身平民、终身未仕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叫福泽谕吉。
对福泽谕吉其人，我早就有所了解，对他既敬又恨，感情是复杂的、矛盾的。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著有《劝学篇》、《文明概略论》、《脱亚论》等，主要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崇尚自由平等，呼吁日本脱离东方愚昧文化，全盘西化。
虽然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名人，但毕竟是一介平民，终身未得一官半职，没有什么文治武功，日本人怎么把他的头像印到最高额的日元上呢？一个教书匠有何德何能啊？
少年时期曾受中华文化熏陶
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1月10日。他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个俸禄微薄的知识分子，喜欢收藏中国古书，致力于研究中华文化，是当地名望颇高的汉学家。在谕吉诞生的那一天，福泽百助恰好买到了中国清朝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认为非常吉利，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
不幸的是，在谕吉18个月大的时候，福泽百助因病去世，谕吉家境顿时陷入贫困。谕吉幼时，常制作手工艺品卖掉以贴补家用，无暇读书识字，直到十四五岁，才开始学习汉语，阅读家中所藏汉文书籍。可以说，谕吉最初接受的是中华文化，光《左传》一书他就读了11遍，年纪虽小，已是一个地道的汉学家。
1842年，清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震惊日本。长期以来，日本都是以华为师，而清国败给英国，使‚天朝大国‛的形象开始在一些日本人的心目中崩塌。
1853年，4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逼迫日本幕府开港通商。与当时的中国人一样，西方人的船坚炮利让日本人震惊不已。第二年，福泽谕吉离开故乡赴长崎学习炮术，之后又到大阪钻研物理和医学。
他在接触到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之后，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反科学、反文明的本质，开始鄙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也包括日本的专制文化。
出洋见了大世面
1858年，25岁的福泽谕吉学有所成，受聘到江户教授兰学（荷兰语及学术）。次年冬天，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谕吉经朋友推荐，获得咸临号舰长木村的准许，作为随员赴美。 一到美国，‚当这些腰里带着佩刀，脚上穿着草鞋的日本使节刚刚走进下榻的饭店，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鞋在上面走来走去‛。
这是谕吉第一次走出国门，虽然走马观花，毕竟大开眼界，为此他对带他出国的木村感恩戴德，终身不忘。以后每逢年节，谕吉必定亲往木村家中问候。谕吉成名后，木村请谕吉为他的著作作序，而谕吉在序言中仍谦称自己是‚木村前舰长的仆从‛。
1861年12月，日本幕府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作为译员随行，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这一次旅欧，促成了谕吉思想的改变。
行前，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数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这时不管多么讨厌西洋人，心理也不会有‘攘夷’之念了‛。 谕吉对于西方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和选举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认识到，西方物质的发达仅是表面，而根本在于制度的进步。只有建立与人性相适应的制度，才能激励人的创造性，由此自然而然会导致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回到日本后，福泽谕吉开始著书立说，宣传西方文明。他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记录了他旅欧一年的所见所闻，也让广大日本人民大开眼界。在《劝学篇》中，他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学思想，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他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
开日本新式教育之先河
1867年，谕吉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此次他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当今之急固属富国强兵，然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回国后他就开办家塾——庆应义塾，效仿美国的私立学校，确立课程内容，以数理为基础，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教材以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为主，设法律、经济、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开日本新式教育之先河。 而与之同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在思考如何向西方学习。无论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是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侧重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福泽谕吉的认识显然要在魏源、张之洞等人之上。科技进步只是先进制度之果，无因哪来果？谕吉认为，学习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引
进科学技术这么简单，关键是引进西方的优良文化和先进体制，而要让人民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体制，最重要的是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把日本人由顺从的‚臣民‛培养成‚独立自尊‛的国民；也只有教育，才能让人民了解到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才能形成日本人的现代意识。
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谕吉义塾的所在地距上野仅八公里，炮声隆隆可闻。谕吉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依然从容地向学生讲授美国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他曾勉励学生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他以此比喻庆应义塾要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不因骚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他说：‚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
当年的庆应义塾，如今已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脱亚入欧”：日本崛起之秘诀
在教学之余，福泽谕吉还勤奋著述，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鼓吹西方文明、批判东方文化的文章。他通过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反思，确立了其让日本从文化到体制全面‚脱亚入欧‛的思想。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阐述其‚脱亚入欧‛思想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文章，当属他发表于1885年的《脱亚论》。他言简意赅地指出：‚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文章写道：‚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
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福泽谕吉是个汉学家，能写汉诗，也擅书法，对中华文化造诣颇高。但他却是中华文化的叛逆，对中华文化的批评毫不留情，针针见血；他对中国人的批评，尖刻冷酷得让人难以接受。比如他讽刺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毫无知识和见识‛；他指责中国和朝鲜‚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讽刺中国人信奉‚阴阳五行‛、‚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卑屈不知廉耻‛；甚至认为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为亚洲国家是‚一大不幸‛。这些论断，用句外交词令来说，真是‚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不过，联系到当时清朝的实际，应该说，福泽谕吉的大部分批评是恰如其分的。在《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他尖锐地写道：
‚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
‚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
对西方先进科技的‚认识只限于表面‛，与西方交往‚只有商业贸易‛，‚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这些不能不说切中清朝‚洋务运动‛的时弊，而且对后人也极具警醒作用。
对中国的蔑视其实源于重视
福泽谕吉指出中国的弊病是无可厚非的，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与敌意。他说：‚以上的理论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可以说终究不能指望今天的支那人能够开化。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惧怕，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既知没有好处，那就对它避而远之，以防同流合污。双方的交往只限于商业，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其国的政教不采纳，其风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类的东西，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只要有可替代的，支那品就要摒弃。我国现在是日新之国，必须防止邻国的弊风污染我文明。‛
鲁迅先生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福泽谕吉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批评、嘲讽，恐怕也不全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蔑视，这正说明中国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重要位臵。中国再落后也是东方大国，是日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主要邻国，他表面的蔑视正源于他骨子里对中国的重视。他羡慕中国的面积广大，物产丰富，鄙夷的背后实是出于嫉妒。在《到支那去应受奖励》一文中，他就不无艳羡地写道：‚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并由此而生觊觎之心。
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导师
在19世纪，被福泽谕吉同样瞧不起的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属国，谕吉却朝思暮想要让朝鲜脱离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他在《日支韩三国的关系》一文中说：‚如果虚妄自大的满清不知自己的空虚而以强大自居，以此次事变为借口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如果它说什么朝鲜国是我属国，朝鲜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别府，属国别府发生的事本国本府加以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朝鲜亦敢甘于从属地位，支朝串
通一气敌视我日本……如果支那傲慢无理，使我日本人在世界上丧失体面，那我日本就应该勇敢应对，开启战端，将东洋的老大朽木一举摧毁。‛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后，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对中国开战。明明是侵略战争，福泽谕吉却写了一篇题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的文章，说：‚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没有敌意，而欲作为世界上一国民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竟敢无法无天，对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发生了此战。也就是说，在日本的眼中，没有支那人也没有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妨碍和反对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
甲午海战以清朝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告结束。但福泽谕吉却认为，日本仅仅消灭了中国的海军还远远不够，还难以使中国‚幡然悔悟‛，日本军队还要‚直冲北京‛。在《直冲北京可也》一文中，他写道：‚支那人千百年来在周公孔子的梦中沉睡不醒，自尊自大，蔑视他人，以堂堂中华圣人国自夸，只有让它看到自身的无知蒙昧，事事才不致碍手碍脚；若对自身蒙昧无知毫无认识，那就要将自家的臭气传到邻国，反对改革，以至妨碍文明开化的事业，此罪重不可恕。倘若对其任意胡为坐视不管，任凭它以无知蒙昧之力压制文明革新运动，那就会使它越发傲慢，不知最终会做出何等事情来。也就是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给它顶门一针，乃至当头棒喝，启蒙昧国家之蒙，促其真正悔悟，甘心俯首于文明的脚下，以求上进，此为要紧。‛
福泽谕吉的这些文章，把侵略战争打扮成‚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实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法则和大国沙文主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薮和理论根源。
“日本伏尔泰”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2月3日，福泽谕吉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8岁。日本国民识与不识皆哀痛不已，日本众议院也破例对一介平民身份的福泽谕吉发布悼词，使其备享哀荣。
应该说，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福泽谕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百多年前，悍然提出让日本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固有体制，全盘西化，无疑是惊世骇俗之论。有幸的是，他的思想得到了日本朝野的广泛认同。福泽谕吉自称‚雁奴‛，倡导‚学者雁奴论‛。‚雁奴‛一词出自中国明代学者宋濂的同名文章：‚具区之泽，白雁聚焉。夜必择栖，恐人弋也，雁奴环巡之。人至则鸣，群雁藉是以暝。‛福泽谕吉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像在雁群外围负责警戒的‚雁奴‛，要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
福泽谕吉毕生坚持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富贵荣华不屑一顾。日本维新政府为了借重他的名望，曾再三邀请他出山到政府里做官，但他都予以谢绝。对政府颁赠给他的勋章、爵位，他也拒不接受。但有一次政府奖励他金币五万元，他出人意料地接受了，不过随即就把这笔款项悉数转赠给庆应义塾充作教育基金。 大和民族出了个福泽谕吉，是有福的；而福泽谕吉生长在日本，也是有福的。日本国民性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由衷服膺强者，虚心向强者学习。所以，很少有人
指责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思想是‚全盘西化‛的‚歪理邪说‛，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日本的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也得到了明治天皇以及伊藤博文等政治家们的支持。
一百年来，日本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所设计的‚脱亚入欧‛、全面西化的道路，从文化到体制全面向西方学习，使得日本能够迅速富强起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自上至下没有遇到任何大的阻力，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便从战败国一举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福泽谕吉对日本人民的西化启蒙之功。直至今天，日本人仍称福泽谕吉为‚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日本伏尔泰‛，给予极高的评价。
中国难以出现“福泽谕吉”
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清朝，貌似也曾出现过福泽谕吉式的人物，可惜都是昙花一现即告夭折。
比如有一个人，也曾设私塾从事教育，也是文章大家，也积极主张改革弊政、富民强国，他就是‚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但是，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政治见解乃至个人人品，康有为都难望福泽谕吉之项背。更何况，光绪皇帝没能成为明治天皇，李鸿章也不是伊藤博文，即使没有慈禧太后的干预，‚戊戌变法‛恐怕也难以与‚明治维新‛相媲美。康有为并没有对中华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更不会提出‚全盘西化‛之类的激进主张。
再说，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不被时人指为崇洋媚外的‚汉奸‛‚国贼‛才怪！
还有一个更像福泽谕吉的学者，名声虽然比不上康有为，但他的眼界比康有为更宽广，思想也更开明，他就是被李鸿章赞为‚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的中国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
1876年，清廷派郭嵩焘任驻英使馆公使，竟遭到守旧官僚和腐儒迂士的谩骂和嘲笑，人们普遍认为，‚天朝大国‛向‚外夷‛派驻使节，是有损国体的奇耻大辱。有酸腐文人还为郭嵩焘写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将在英国的见闻写成《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学习西方，改革弊政。他把书稿寄到清朝总理衙门，希望在国内出版以启蒙大众。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便引来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有人痛斥他对西方‚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骂他：‚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有人甚至诬陷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要求将郭嵩焘撤职查办。
在舆论的围剿声中，清廷先是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其流传，后于1878年8月召郭嵩焘回国，欲查办其‚罪‛。幸有李鸿章、曾纪泽等头脑清醒之人为其讲情，清廷才下诏令郭嵩焘退休了事。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李鸿章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清廷上谕答复：‚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由郭嵩焘的遭遇可知，深受中华专制文化毒害的中华大地，根本容不得福泽谕吉式的人物稍稍萌芽。由此也证明了福泽谕吉所批评的中国人‚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也并非信口诬蔑。 回头再看日本现行纸币上的其他人物：5000元纸币有两个版本，分别印着女作家樋口一叶和农学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头像；1000元也有两个版本，分别印着医学家野口英世和作家夏目漱石的头像。没有天皇，也没有首相。
把本民族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当作‚伟人‛的国家，不富强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