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4-06-18
作者 吴水清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北京 100039）
一部人类科学史，应该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探索自然奥妙的最雄伟、最扣人心弦的壮丽篇章。牛顿的三大定律，伽利略自由落地定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把科学史点缀得多姿多彩，五色斑斓，令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
然而，曾几何时，科学史上又发生了多少悲剧，凭空增添了许多遗憾，留下了许多惆怅。许多人不由得感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些发生在科学史上的负面效应，不竟让人感慨万千啊！
一、马太效应
在《新约全书》的“马太福音”篇第25章“按才干受责任”一节里，借用主人的话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有灼见的学者从上述引文中得到启发，把它延伸到人类社会中去，用以说明迄今为止还广泛存在的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有荣誉、有地位、有资历的专家学者们，可以畅通无阻地登上科学的殿堂，在各级杂志上随心所欲地发表他们并非一流的科研成果。更有甚者，他们未付一星半点劳动，却让小人物主编的专业书籍改成他们领衔。出版社为的是名人效应，而已经是学术权威的某些人却沽名钓誉，正中下怀。本人也曾遭此劫难，花了四年主编的一本书，出版时却成了某位学术权威主编，甚至把我写的“后记”也易名成他的了。这真叫“欺世盗名没商量”。相比之下，那些无名的自学者想要登大雅之堂，比登天还难。我到最后，还落得个“编委”的安慰，可他们呢，永远名落孙山，榜上无名。人们把这种无理的、无奈的极不正常现象，称之为“马太效应”。这就是科学史上的悲哀。
偶读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高论是这样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比美国学者默顿提出并解释“马太效应”要深刻得多。老子在研究自然界（“天”）与人类社会的规律后，才得出上述结论。在老子看来，被后人称之为“马太效应”的产生原因在于“人之道”。
面对这样棘手的难题，老子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中写道：“孰能损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老子在发问；“谁能够减少有余的来奉献给天下的人呢？”他自答：“只有遵循天道的人。”在他看来，“圣人助长了万物而不恃恩求报，有所成就而不自居有功，他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由此，老子主张：“人之道”也应该像“天之道”那般张弓射箭，“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这是老子的愿望，也是消除“马太效应”的一家之言。究竟如何消除“马太效应”，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特别是无名小辈的能动性，的确是值得深思的、值得研究、值得解决的问题。终止“马太效应”也许不大可能，但可以少一点罢。
二、普朗克效应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Karl Emst Ludnig Planck,1858-04-23∽1947-10-03）的遭遇也许具有代表性。1878年，他向慕尼黑大学提交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新思想的论文时，却遭到了老资格的赫尔姆霍兹等人的极力反对。正是这位赫尔姆霍兹，当他还是不知名的青年生理学家时，他的第一篇关于能量守恒原理的论文被资深的主编波道夫退回，理由是缺乏实验的依据。赫尔姆霍兹对这样的经历刻骨铭心，以至于后来对法拉第的不幸深表同情。一旦他成为显赫的“大人物”时，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先前的遭遇，对普朗克的新思想横加讨伐。之后，不承认普朗克工作的还有瑞利、金斯和洛伦兹这样久负盛名的科学家。洛伦兹在普朗克于1901年在《物理学杂志》发表著名的被后人称为普朗克公式八年后，还在罗马讲演中表示难以接受普朗克的理论。
普朗克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到了晚年还耿耿于怀。在他著名的《科学自传》中这样写道：“赫尔姆霍兹、克劳胥等人都对我的论文不感兴趣，与他们通讯联系也无结果。”对此，他提出了现在称之为的“普朗克效应”的痛苦结论：
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靠通过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看到光明而获胜；她最后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反对者终于死去，熟悉她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
在此之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08-26～1794-05-08）在他著名的《对燃素的见解》一文中，发表过类似的看法：
我并不指望我的观点马上被人们接受。人的思想会成为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在大部分的经历中，都是根据某种观点观察自然界的人，很难接受新的观点。因此，只有时间的流逝才能确证或者摧毁我提出的见解。同时，我很满意地看到年轻人开始毫无偏见地研究科学，还看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以崭新的思想认识到化学真理，而不相信斯塔尔所谓的燃素了。
人们也许会记起那位自称是达尔文“斗犬”的赫胥黎那番似乎过激的话，这可能是哲人们所说的“矫枉必须过正”的缘故吧。赫胥黎感言：老科学家们无法改变固有的思想，便宣传他们到了六十岁就应该统统绞死。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为年龄的老化而“不肯接受新的真理，成为前进的障碍；更坏的是，他们所获得的声望越高，对进步的障碍接越大。”令人回味的是，说此话的赫胥黎本人，也年过六十了。这种自相矛盾的话，固然有待商讨，但“普朗克效应”所引起的负面影响却是糟透了，很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应该公正地说，年龄与接受新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普朗克声称的那样重要。有资料表明：在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人们中，年龄的影响还不到百分之十，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因素还有待研究。不过，我们指出的这种普朗克效应的危害性，足以使人警觉。应该说，这种现象一旦同“马太效应”结合起来，就会形成阻止科学发展的障碍。这种危险性还不值得深思吗？
（原载《科学时报》2001年4月27日《读书周刊》栏目。）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4-06-18
作者 吴水清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北京 100039）
一部人类科学史，应该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探索自然奥妙的最雄伟、最扣人心弦的壮丽篇章。牛顿的三大定律，伽利略自由落地定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把科学史点缀得多姿多彩，五色斑斓，令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
然而，曾几何时，科学史上又发生了多少悲剧，凭空增添了许多遗憾，留下了许多惆怅。许多人不由得感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些发生在科学史上的负面效应，不竟让人感慨万千啊！
一、马太效应
在《新约全书》的“马太福音”篇第25章“按才干受责任”一节里，借用主人的话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有灼见的学者从上述引文中得到启发，把它延伸到人类社会中去，用以说明迄今为止还广泛存在的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有荣誉、有地位、有资历的专家学者们，可以畅通无阻地登上科学的殿堂，在各级杂志上随心所欲地发表他们并非一流的科研成果。更有甚者，他们未付一星半点劳动，却让小人物主编的专业书籍改成他们领衔。出版社为的是名人效应，而已经是学术权威的某些人却沽名钓誉，正中下怀。本人也曾遭此劫难，花了四年主编的一本书，出版时却成了某位学术权威主编，甚至把我写的“后记”也易名成他的了。这真叫“欺世盗名没商量”。相比之下，那些无名的自学者想要登大雅之堂，比登天还难。我到最后，还落得个“编委”的安慰，可他们呢，永远名落孙山，榜上无名。人们把这种无理的、无奈的极不正常现象，称之为“马太效应”。这就是科学史上的悲哀。
偶读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高论是这样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比美国学者默顿提出并解释“马太效应”要深刻得多。老子在研究自然界（“天”）与人类社会的规律后，才得出上述结论。在老子看来，被后人称之为“马太效应”的产生原因在于“人之道”。
面对这样棘手的难题，老子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中写道：“孰能损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老子在发问；“谁能够减少有余的来奉献给天下的人呢？”他自答：“只有遵循天道的人。”在他看来，“圣人助长了万物而不恃恩求报，有所成就而不自居有功，他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由此，老子主张：“人之道”也应该像“天之道”那般张弓射箭，“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这是老子的愿望，也是消除“马太效应”的一家之言。究竟如何消除“马太效应”，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特别是无名小辈的能动性，的确是值得深思的、值得研究、值得解决的问题。终止“马太效应”也许不大可能，但可以少一点罢。
二、普朗克效应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Karl Emst Ludnig Planck,1858-04-23∽1947-10-03）的遭遇也许具有代表性。1878年，他向慕尼黑大学提交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新思想的论文时，却遭到了老资格的赫尔姆霍兹等人的极力反对。正是这位赫尔姆霍兹，当他还是不知名的青年生理学家时，他的第一篇关于能量守恒原理的论文被资深的主编波道夫退回，理由是缺乏实验的依据。赫尔姆霍兹对这样的经历刻骨铭心，以至于后来对法拉第的不幸深表同情。一旦他成为显赫的“大人物”时，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先前的遭遇，对普朗克的新思想横加讨伐。之后，不承认普朗克工作的还有瑞利、金斯和洛伦兹这样久负盛名的科学家。洛伦兹在普朗克于1901年在《物理学杂志》发表著名的被后人称为普朗克公式八年后，还在罗马讲演中表示难以接受普朗克的理论。
普朗克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到了晚年还耿耿于怀。在他著名的《科学自传》中这样写道：“赫尔姆霍兹、克劳胥等人都对我的论文不感兴趣，与他们通讯联系也无结果。”对此，他提出了现在称之为的“普朗克效应”的痛苦结论：
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靠通过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看到光明而获胜；她最后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反对者终于死去，熟悉她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
在此之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08-26～1794-05-08）在他著名的《对燃素的见解》一文中，发表过类似的看法：
我并不指望我的观点马上被人们接受。人的思想会成为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在大部分的经历中，都是根据某种观点观察自然界的人，很难接受新的观点。因此，只有时间的流逝才能确证或者摧毁我提出的见解。同时，我很满意地看到年轻人开始毫无偏见地研究科学，还看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以崭新的思想认识到化学真理，而不相信斯塔尔所谓的燃素了。
人们也许会记起那位自称是达尔文“斗犬”的赫胥黎那番似乎过激的话，这可能是哲人们所说的“矫枉必须过正”的缘故吧。赫胥黎感言：老科学家们无法改变固有的思想，便宣传他们到了六十岁就应该统统绞死。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为年龄的老化而“不肯接受新的真理，成为前进的障碍；更坏的是，他们所获得的声望越高，对进步的障碍接越大。”令人回味的是，说此话的赫胥黎本人，也年过六十了。这种自相矛盾的话，固然有待商讨，但“普朗克效应”所引起的负面影响却是糟透了，很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应该公正地说，年龄与接受新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普朗克声称的那样重要。有资料表明：在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人们中，年龄的影响还不到百分之十，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因素还有待研究。不过，我们指出的这种普朗克效应的危害性，足以使人警觉。应该说，这种现象一旦同“马太效应”结合起来，就会形成阻止科学发展的障碍。这种危险性还不值得深思吗？
（原载《科学时报》2001年4月27日《读书周刊》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