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中掘出的历史文化——楚文化的发现及意义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编者按：楚文化研究及长江文化研究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一个优长学科，20多年来，该学科研究人员先后主持编撰和出版了《楚文化史》、《楚文化志》、《楚学文库》、《长江文化研究文库》、《长江流域古代美术》等专著和大型丛书，并多次获国家及省部级奖项，成绩斐然。根据湖北省委宣传部关于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亦应重视文化普及工作的要求，本报自本期起，将连载“走进楚文化”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走进楚文化”为湖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印象湖北》中一部分，本报刊出，作者作了部分章节的调整和文字的压缩。
楚文化是中国先秦时期一个区域文化，由于它幅员辽阔，几乎包括甚至有时超过长江中下游的范围，所以，又可说它是东周时期中国的南方文化。两千多年前，它与秦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等，一并构成中国早期文明的主体。
不过，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对楚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仅仅限于《老子》、《庄子》与《楚辞》。或者仅仅限于“筚路蓝缕”、“问鼎中原”、“毁家纾难”、“高山流水”。尽管《老子》、《庄子》、《楚辞》的元典精神与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构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重要部分，但历史学上的“楚文化”，还只是个不完整的文献型概念，其名如张正明先生所说：实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先秦时期的楚国，能够成为历史学上一个合适的研究单元，文化史学家能够把楚文化大致归纳成一个区域文化的系统，始于20世纪中叶。这时为深入研究楚文化，已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史学研究领域扩大：民族史、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作为一种新途径，开辟了通向学术新领域的道路。一是考古学快速发展：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全国所发掘的东周墓中，楚墓约占70%。考古学为我们全面、真实、深刻认识楚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上古历史文化的新发现，总有它的偶然性，以至常常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譬如，1977年湖北随州擂鼓墩为修工厂而平整土地，结果发现东周时期曾侯乙墓。又譬如，1927年四川广汉一农民为车水而淘凼，竟在水凼中淘出三四百件古代玉器。以偶然发现为线索，经过几十年有目的的寻找，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终于在考古工作者的铁铲下凸现出来。
楚文化的发现，也有一段相似的过程，但所谓的惊喜仅仅是古董商人的心情，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非常遗憾和十分痛心的。
1922年，由盗墓贼所为，安徽寿县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铜镜、铜鼎、铜壶、铜簋（音鬼，古代装稻粟之器皿）等，这些青铜器被驻留在蚌埠的瑞典人加尔白克所得，并售往欧美各地，遂宣传于世。1936年，此人撰写了《中国古铜镜杂记》，发表在《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第1卷第1期上。加尔白克带走的寿县出土的古器物，大部被斯德歌尔摩“皇储搜集部”收藏。此后，古董商人纷纷趋往寿县购贩，而农民也利用农事闲暇竞相盗掘，把作奸犯科之事等同副业，一时掘墓之风滋盛。据调查者回忆：当时到寿县一带农村去，多遇“乡人之荷锹者，问何所自来，直答以挖墓，恬然不以为怪„„可怜亦复可恨”。
1933年7月，因淮水泛滥，寿县朱家集又发现战国青铜器，随即这个被认为楚幽王的墓椁盗掘一空，据《学风》登载的消息：该墓出土青铜器“无所不备”；玉器“班驳陆离，令人夺目”；杂器“均为世所罕见”；被售出的50余件古物，则“俱系刻镂极精，价值连城之物”。这些面世的楚幽王遗物，后经国民政府侦察收缴，获700余件封存于县教育会，后交省立图书馆保存整理，但仍有100余件精品不归，流失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
侦察收缴并非易事。事发后，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受命调查，并为搜寻出土文物，前往古墓所在地朱家集李三孤堆，规劝盗掘古器者自动交出，但仅获两件，其余仍深深藏匿。当地保长朱元初写了一个颇为“实事求是”的呈文，作为一个令人痛心，又令人辛酸的搪塞：“窃查本乡农民以洪水以后继以亢旱，生活无力维持，乃鉴于三四年，九里沟，砂石港一带挖掘古物，往往获利，虽水旱奇荒之后，衣食不缺，爰于今春筹商效法，从事掘挖，以博微利，而赀糊口”。据记载，当时农民掘得文物，“多辄卖三几百元，少亦数十金”，可见保长的呈文，只有一半是实话。水旱饥荒固然不假，用这些所谓的“微利”以资“糊口”，不是个托词也是个幌子。
近代楚文化的发现，就是在这种沮丧与无奈的局面中，意外地翻开。
寿县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都城，有如此众多的文物出土，自然引起社会轰动，一时“报章竞载，寰海喧腾”。剔除盗墓事件对舆论的刺激之因素，当时历史、文博两界的学者也十分关注这些楚国遗物，并纷纷著录。因为这些文物揭示了一个与中原有别的，我们知之甚少的文化面貌。寿县楚国铜器的发现，是为现代楚文化学科诞生的契机。
20世纪40年代末，盗墓贼先后打开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和子弹库楚墓，墓中所出《人物龙凤图》在学术界激起热潮，它与子弹库楚墓中清理出的《人物御龙图》，一并称为已知中国最早的帛画而载入史册。但由于土夫子的肆意破坏，上述墓葬所具科学意义丧失殆尽。古人事死如生，而我们则无法根据被破坏了的墓葬复原古人的生活图景，也无法揭示古代历史文化的意义。
1953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在当时中央文化部主持下，以寿县、长沙两地出土的楚遗物为内容，举办了首次楚文物展览，《展览图录》序言说：楚人的文化艺术传统，“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两汉工艺雕刻和绘画的流动富于活力，有一部分乃是由此发展出来的，因此，使我们明确了楚文化艺术在祖国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实事求是地说，寿县、长沙两地所出楚国文物，仅仅引出先秦南方文化的一个端绪，据此，尚不能勾勒楚国历史文化的整体面貌。
历史上的楚国，最强大时的版图囊括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的湖北、湖南、安徽和河南一部则是楚国的腹地。楚国早期及鼎盛时期的中心，就分别处在今鄂西北和湖北江陵一带，所谓“江汉沮漳，楚之望也”。
江，即长江；汉，即汉水；沮，即荆山西边的沮水；漳，即荆山东边的漳河，楚人无论走到那里，这四条河流的范围都是他们望祭的地方，是楚先王始兴的神圣之地。可知，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之发现，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是从腹地的边缘逐渐及于中心地区的。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发掘一批楚墓；
60年代，楚故都纪南城所在地，今湖北江陵成了探寻楚文化遗存的中心；
70年代，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进入高潮。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特别湖北的田野工作不断取得重大成果，数不胜数的楚文物，拂去两千多年的历史尘埃，以其丰富、生动的直观性，展现了楚人的精神
世界，纠正了中国文化以黄河为本位，以中原为中心之观念的片面性，证明中国文化多元复合，主要是二元耦合之格局的历史事实。
在大众印象里，春秋战国是个动荡的时代，如西汉刘向所说：这时“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总之，强凌弱，众暴寡，攻伐征战，兵革不休。但还应该认识到，春秋战国同时又是一个光华灿烂的时代，这时的文化成就，构成了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框架，它极其深远地影响了我们文化的发展方向。
假如将东周历史置于全球范围加以考察和比较，便可发现地球上各个古老文明的进程大体都有这样一个相似的阶段。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指出：这个时期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人类的精神基础就在这个时期，同时而且独立地开始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希腊奠定，并从中引出著名的“轴心时代”的论述，从而抛弃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错误观点。他还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个时期并被他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时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时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新，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诗人闻一多也洞察到，这个时期世界各个地区所显示的文化趋势，预告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在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屈原等文化巨匠，哲人诗人，群星丽天。他们的思想学说、行为操守，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我们树立了道德的榜样；这时的《诗经》、《楚辞》成为中国诗歌美学两大圭臬；这时萌芽的郡县制，几乎成为历代行政区划的不朽模式。至于天文历法、冶炼铸造、中医中药、农业技术，都在此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历史状况恰如《中华元典精神》所说：“一种高质量，多元素的文化合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熔铸锻造”。
楚国的历史正处在这个时代，所以，在已往的以中原为本位，以黄河为中心的文化观念下，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即中国文化南方形态的发现和研究，自然引起历史学界、文化学界以及其他领域的高度重视。可以这样说，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知道中国先秦文化；要了解中国先秦文化，不能不了解楚文化。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经说：“人们常把中国文明与中原文化混在一起讨论，这样中原文化的起源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但在实际上„„同时的南方、东方等等，各区域的文化也属于中国文明。比如楚文化或吴越文化，当然在历史时代的中国文明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楚文化是人类文化轴心时代的产物，是构成中华文明基础的重要部分。所以，研究、介绍与了解它而识古知今，将是很有意义的。
田野中掘出的历史文化——楚文化的发现及意义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编者按：楚文化研究及长江文化研究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一个优长学科，20多年来，该学科研究人员先后主持编撰和出版了《楚文化史》、《楚文化志》、《楚学文库》、《长江文化研究文库》、《长江流域古代美术》等专著和大型丛书，并多次获国家及省部级奖项，成绩斐然。根据湖北省委宣传部关于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亦应重视文化普及工作的要求，本报自本期起，将连载“走进楚文化”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走进楚文化”为湖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印象湖北》中一部分，本报刊出，作者作了部分章节的调整和文字的压缩。
楚文化是中国先秦时期一个区域文化，由于它幅员辽阔，几乎包括甚至有时超过长江中下游的范围，所以，又可说它是东周时期中国的南方文化。两千多年前，它与秦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等，一并构成中国早期文明的主体。
不过，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对楚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仅仅限于《老子》、《庄子》与《楚辞》。或者仅仅限于“筚路蓝缕”、“问鼎中原”、“毁家纾难”、“高山流水”。尽管《老子》、《庄子》、《楚辞》的元典精神与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构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重要部分，但历史学上的“楚文化”，还只是个不完整的文献型概念，其名如张正明先生所说：实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先秦时期的楚国，能够成为历史学上一个合适的研究单元，文化史学家能够把楚文化大致归纳成一个区域文化的系统，始于20世纪中叶。这时为深入研究楚文化，已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史学研究领域扩大：民族史、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作为一种新途径，开辟了通向学术新领域的道路。一是考古学快速发展：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全国所发掘的东周墓中，楚墓约占70%。考古学为我们全面、真实、深刻认识楚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上古历史文化的新发现，总有它的偶然性，以至常常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譬如，1977年湖北随州擂鼓墩为修工厂而平整土地，结果发现东周时期曾侯乙墓。又譬如，1927年四川广汉一农民为车水而淘凼，竟在水凼中淘出三四百件古代玉器。以偶然发现为线索，经过几十年有目的的寻找，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终于在考古工作者的铁铲下凸现出来。
楚文化的发现，也有一段相似的过程，但所谓的惊喜仅仅是古董商人的心情，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非常遗憾和十分痛心的。
1922年，由盗墓贼所为，安徽寿县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铜镜、铜鼎、铜壶、铜簋（音鬼，古代装稻粟之器皿）等，这些青铜器被驻留在蚌埠的瑞典人加尔白克所得，并售往欧美各地，遂宣传于世。1936年，此人撰写了《中国古铜镜杂记》，发表在《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第1卷第1期上。加尔白克带走的寿县出土的古器物，大部被斯德歌尔摩“皇储搜集部”收藏。此后，古董商人纷纷趋往寿县购贩，而农民也利用农事闲暇竞相盗掘，把作奸犯科之事等同副业，一时掘墓之风滋盛。据调查者回忆：当时到寿县一带农村去，多遇“乡人之荷锹者，问何所自来，直答以挖墓，恬然不以为怪„„可怜亦复可恨”。
1933年7月，因淮水泛滥，寿县朱家集又发现战国青铜器，随即这个被认为楚幽王的墓椁盗掘一空，据《学风》登载的消息：该墓出土青铜器“无所不备”；玉器“班驳陆离，令人夺目”；杂器“均为世所罕见”；被售出的50余件古物，则“俱系刻镂极精，价值连城之物”。这些面世的楚幽王遗物，后经国民政府侦察收缴，获700余件封存于县教育会，后交省立图书馆保存整理，但仍有100余件精品不归，流失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
侦察收缴并非易事。事发后，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受命调查，并为搜寻出土文物，前往古墓所在地朱家集李三孤堆，规劝盗掘古器者自动交出，但仅获两件，其余仍深深藏匿。当地保长朱元初写了一个颇为“实事求是”的呈文，作为一个令人痛心，又令人辛酸的搪塞：“窃查本乡农民以洪水以后继以亢旱，生活无力维持，乃鉴于三四年，九里沟，砂石港一带挖掘古物，往往获利，虽水旱奇荒之后，衣食不缺，爰于今春筹商效法，从事掘挖，以博微利，而赀糊口”。据记载，当时农民掘得文物，“多辄卖三几百元，少亦数十金”，可见保长的呈文，只有一半是实话。水旱饥荒固然不假，用这些所谓的“微利”以资“糊口”，不是个托词也是个幌子。
近代楚文化的发现，就是在这种沮丧与无奈的局面中，意外地翻开。
寿县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都城，有如此众多的文物出土，自然引起社会轰动，一时“报章竞载，寰海喧腾”。剔除盗墓事件对舆论的刺激之因素，当时历史、文博两界的学者也十分关注这些楚国遗物，并纷纷著录。因为这些文物揭示了一个与中原有别的，我们知之甚少的文化面貌。寿县楚国铜器的发现，是为现代楚文化学科诞生的契机。
20世纪40年代末，盗墓贼先后打开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和子弹库楚墓，墓中所出《人物龙凤图》在学术界激起热潮，它与子弹库楚墓中清理出的《人物御龙图》，一并称为已知中国最早的帛画而载入史册。但由于土夫子的肆意破坏，上述墓葬所具科学意义丧失殆尽。古人事死如生，而我们则无法根据被破坏了的墓葬复原古人的生活图景，也无法揭示古代历史文化的意义。
1953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在当时中央文化部主持下，以寿县、长沙两地出土的楚遗物为内容，举办了首次楚文物展览，《展览图录》序言说：楚人的文化艺术传统，“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两汉工艺雕刻和绘画的流动富于活力，有一部分乃是由此发展出来的，因此，使我们明确了楚文化艺术在祖国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实事求是地说，寿县、长沙两地所出楚国文物，仅仅引出先秦南方文化的一个端绪，据此，尚不能勾勒楚国历史文化的整体面貌。
历史上的楚国，最强大时的版图囊括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的湖北、湖南、安徽和河南一部则是楚国的腹地。楚国早期及鼎盛时期的中心，就分别处在今鄂西北和湖北江陵一带，所谓“江汉沮漳，楚之望也”。
江，即长江；汉，即汉水；沮，即荆山西边的沮水；漳，即荆山东边的漳河，楚人无论走到那里，这四条河流的范围都是他们望祭的地方，是楚先王始兴的神圣之地。可知，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之发现，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是从腹地的边缘逐渐及于中心地区的。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发掘一批楚墓；
60年代，楚故都纪南城所在地，今湖北江陵成了探寻楚文化遗存的中心；
70年代，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进入高潮。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特别湖北的田野工作不断取得重大成果，数不胜数的楚文物，拂去两千多年的历史尘埃，以其丰富、生动的直观性，展现了楚人的精神
世界，纠正了中国文化以黄河为本位，以中原为中心之观念的片面性，证明中国文化多元复合，主要是二元耦合之格局的历史事实。
在大众印象里，春秋战国是个动荡的时代，如西汉刘向所说：这时“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总之，强凌弱，众暴寡，攻伐征战，兵革不休。但还应该认识到，春秋战国同时又是一个光华灿烂的时代，这时的文化成就，构成了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框架，它极其深远地影响了我们文化的发展方向。
假如将东周历史置于全球范围加以考察和比较，便可发现地球上各个古老文明的进程大体都有这样一个相似的阶段。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指出：这个时期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人类的精神基础就在这个时期，同时而且独立地开始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希腊奠定，并从中引出著名的“轴心时代”的论述，从而抛弃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错误观点。他还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个时期并被他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时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时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新，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诗人闻一多也洞察到，这个时期世界各个地区所显示的文化趋势，预告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在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屈原等文化巨匠，哲人诗人，群星丽天。他们的思想学说、行为操守，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我们树立了道德的榜样；这时的《诗经》、《楚辞》成为中国诗歌美学两大圭臬；这时萌芽的郡县制，几乎成为历代行政区划的不朽模式。至于天文历法、冶炼铸造、中医中药、农业技术，都在此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历史状况恰如《中华元典精神》所说：“一种高质量，多元素的文化合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熔铸锻造”。
楚国的历史正处在这个时代，所以，在已往的以中原为本位，以黄河为中心的文化观念下，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即中国文化南方形态的发现和研究，自然引起历史学界、文化学界以及其他领域的高度重视。可以这样说，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知道中国先秦文化；要了解中国先秦文化，不能不了解楚文化。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经说：“人们常把中国文明与中原文化混在一起讨论，这样中原文化的起源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但在实际上„„同时的南方、东方等等，各区域的文化也属于中国文明。比如楚文化或吴越文化，当然在历史时代的中国文明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楚文化是人类文化轴心时代的产物，是构成中华文明基础的重要部分。所以，研究、介绍与了解它而识古知今，将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