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占领黔北重镇遵义。遵义是一座古城，老城与新城夹湘江而建，城墙高耸，雉堞相望。老城负山面水，城垣周长1371丈，东为景福门，南为通贵门，西为怀德门，北为宁永门，石板铺路，城内外有20个街坊。乾隆以后因丝绸兴盛，坊市扩展至湘江东岸咸丰年间修筑年城。城墙沿山峰蜿蜒逶迤，长千余丈，街市呈狭长形，有迎恩、德耀、馨安三门。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街道以丁字口为中心。红军到遵义时，古城风貌犹存。 遵义会议会址在老城子尹街，这是一条以文化名人郑子尹（郑珍）命名的老街。临街有一个大宅院，它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第。大门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飞洒、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主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青瓦灰墙。楼高12米，面宽7间，进深3间。上下两层均有回廊，廊柱上砌拱券，东、西两端有转角楼梯。屋顶保持中国传统样式，窗上镶彩色玻璃。东侧的客厅呈长方形，约27平方米，这就是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会场，史称“遵义会议”。主楼的南边有小门通四合院，原为柏氏旧宅。红军在遵义期间，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都住在楼内。红军总政治部设在老城杨柳街天主堂，它是一座罗马式建筑，32根圆柱支撑着伞状拱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易家公馆，在今中华路南段幸福巷内。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及毛、张、王住处均列入遵义会议会址的保护范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即博古，中共中央总书记“三人团”成员）、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朱德（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司令）、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张闻天（即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何克全、邓发，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党中央秘书长、《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李德以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伍修权担任李德的翻译。 这是一次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双方展开激烈辩论。首先是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及“三人团”作“主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强我弱”，极力为军事上指挥错误作辩护。周恩来的“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检讨自己作为“三人团”成员应负的责任，力推毛泽东领导红军。张闻天作“反报告”，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人团”在军事上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经过反复辩论，由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彻底清算了“左”倾路线的恶劣影响，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把中国革命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会议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领导红军北渡长江。向西北转移。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权，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遵义和延安是两个重要的革命圣地，遵义也因此被列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占领黔北重镇遵义。遵义是一座古城，老城与新城夹湘江而建，城墙高耸，雉堞相望。老城负山面水，城垣周长1371丈，东为景福门，南为通贵门，西为怀德门，北为宁永门，石板铺路，城内外有20个街坊。乾隆以后因丝绸兴盛，坊市扩展至湘江东岸咸丰年间修筑年城。城墙沿山峰蜿蜒逶迤，长千余丈，街市呈狭长形，有迎恩、德耀、馨安三门。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街道以丁字口为中心。红军到遵义时，古城风貌犹存。 遵义会议会址在老城子尹街，这是一条以文化名人郑子尹（郑珍）命名的老街。临街有一个大宅院，它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第。大门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飞洒、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主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青瓦灰墙。楼高12米，面宽7间，进深3间。上下两层均有回廊，廊柱上砌拱券，东、西两端有转角楼梯。屋顶保持中国传统样式，窗上镶彩色玻璃。东侧的客厅呈长方形，约27平方米，这就是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会场，史称“遵义会议”。主楼的南边有小门通四合院，原为柏氏旧宅。红军在遵义期间，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都住在楼内。红军总政治部设在老城杨柳街天主堂，它是一座罗马式建筑，32根圆柱支撑着伞状拱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易家公馆，在今中华路南段幸福巷内。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及毛、张、王住处均列入遵义会议会址的保护范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即博古，中共中央总书记“三人团”成员）、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朱德（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司令）、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张闻天（即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何克全、邓发，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党中央秘书长、《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李德以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伍修权担任李德的翻译。 这是一次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双方展开激烈辩论。首先是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及“三人团”作“主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强我弱”，极力为军事上指挥错误作辩护。周恩来的“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检讨自己作为“三人团”成员应负的责任，力推毛泽东领导红军。张闻天作“反报告”，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人团”在军事上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经过反复辩论，由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彻底清算了“左”倾路线的恶劣影响，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把中国革命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会议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领导红军北渡长江。向西北转移。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权，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遵义和延安是两个重要的革命圣地，遵义也因此被列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