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2010.1.（总第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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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非攻》和张之亮的
电影《墨攻》比较论
［澳大利亚］张钊贻
摘要：鲁迅的历史小说《非攻》、森秀树的漫画和张之亮的电影《墨攻》都是根据墨子的
思想和事迹改编而成的作品，通过比较研究即可发现其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元素和意义。
关键词：鲁迅；墨子；中图分类号：《非攻》；
《墨攻》；张之亮；反战
文章编号：1006-0677（2010）1-0013-06
文献标识码：A
鲁迅在抗战前借墨子的故事写下反对侵略的历史小说《非攻》，但影响似乎不大。差不多六十年后，墨子的事迹又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次是在日本，先写成小说，再改编成漫画，并在香港译成中文，颇受读者欢迎。漫画的成功，还引起一位香港导演的兴趣，把它改编成电影，票房纪录似乎也不俗。如果说，鲁迅在抗战前写《非攻》意图非常明显，那么，在冷战后政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墨子的言论和事迹在东亚突然得到作家、画家、导演的青睐，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兴趣，就有点儿耐人寻味，值得探讨了。
春秋战国鲁国人，曾为宋大夫，创墨家学派。墨家思想可总结为“十事”：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尊天、明鬼、非命、尚同、尚贤。其中“兼爱”和“非攻”仍具现实意义。
墨子的“非攻”并非笼统反战的和平主义，而是具体反对实行掠夺与奴役的侵略战争。《墨子·非攻》指出战争是掠夺杀戮，对被侵略国固然没有好处，对侵略国本身也没有好处。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墨子的“非攻”跟儒家传统和中国现代反对战争的观念有所不同。儒家主张仁义，行仁政，所以反对掠夺的战争，但不是一般的反战，如果是推行“仁政”的战争，即使是主动攻击，儒家也是支持的。有关论述见《孟子》的《梁惠王下》和《滕文公下》，孟子甚至说：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
关于墨子及其《非攻》
《非攻》原是《墨子》中的名篇。《墨子》是记述墨家创始人墨子的思想学说的著作。墨子生平不详，《史记》未立传，仅于《孟子荀卿列传》末附载24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与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疑《史记》脱简。一般认为：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
作者简介：张钊贻，男，现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
·14·张钊贻：鲁迅的小说《非攻》和张之亮的电影《墨攻》比较论
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
中国人在近、现代史中惨受侵略之苦，虽然反对以掠夺和奴役为目的的侵略战争，但在理论上并非以侵略和被侵略来区分战争，而是以正义和非正义来区分战争，而正义与否则视乎是否进步，所以“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也就是说，理论上是可以因为“进步”的原因发动对别国的进攻，跟孟子的逻辑差不多，但跟墨子的“非攻”就不完全一样。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墨家没有停留在道理上反对侵略战争，而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墨子》一书就有十一章专门讨论守城方法、器械与策略。我们知道，墨家不光是一个哲学流派，还是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因此，他们的“非攻”并非空言说教，而是脚踏实地的实践。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鲁迅采用了墨子的故事做小说的蓝本。
切大城市小市民庸俗流行文化的态度。鲁迅称《我爱毛毛雨》好比“绞死猫”（6:201），他是很讨厌“庸众”及其“文化”的。
但影射与讽刺现实最重要的方面，还是《非攻》主题：反抗侵略。《非攻》中有一段墨子遇到“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情节：
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声音。（2:456）曹公子是个虚构人物，他的讲演自然也是虚构的，但熟悉鲁迅著作的读者都知道，这段情节是鲁迅对“民气”论者和中国民族主义文学的批评。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十》（1925）中指出：
一国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可惜中国历来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3:90）
又在《华盖集补白》（1925）中说：·
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有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但不以势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是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3:101）鲁迅于是借墨子的口提出批评：
“昨天在城里听见曹公子在讲演，又在玩一股什么‘气’，嚷什么‘死’了。你去告诉他：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2:456）
关于鲁迅的《非攻》
鲁迅的《非攻》（1934）是一篇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不只一种，有些与现实没有太大关联，
如演义体，不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小说，大都有借古喻（讽）今的意思，尤其是三十年代文网深严的时候。鲁迅的历史小说也不例外，都有现实的寓意，一些侧重文化或人性问题的探讨，如《采薇》（1927）和《起死》（1935），另一些则侧重社会政治方面的批评和讽刺，如《理水》（1935），《非攻》也是其一。
作为历史小说，鲁迅的《非攻》自然有历史根据，主要是《墨子·公输般》，另参考了《战国策》、《吕氏春秋》等，故事里很多情节和人物都有所本，《鲁迅全集》在这方面已做了详细注释，不必在此复述。
作为历史小说，鲁迅在《非攻》中多处影射与讽刺现实，例如楚国郢都赛湘灵演唱《下里巴人》轰动全城的情节，在鲁迅笔下，厌恶之情，溢于言表，颇令人想起鲁迅对当时上海流行的《我爱毛毛雨》的态度，或推而广之，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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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玩味的是，曹公子说这些废话，跟他“做了两年官”有关，而且他已经不太跟墨子之徒说话了。鲁迅是主张脚踏实地抗战的。就在看到曹公子演说之后，墨子跟弟子管黔敖讨论起具体备战事情：
“别的准备怎么样？”
“也已经募集了一些麻，灰，铁。不过难得很：有的不肯，肯的没有。还是讲空话的多……”
……
“禽滑厘呢？”
“他可是很忙。刚刚试验过连弩；现在恐怕在西关外看地势，所以遇不着先生。先生是到楚国去找公输般的罢？”“不错，”墨子说，“不过他听不听我，还是料不定的。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2:456-7）
鲁迅着重实干，而且清楚地看出，外交的努力虽然需要，但不是完全可靠的。至于“我们民族主义文都去死！”的妙论，则见于《二心集·学的任务和运命》（1931），是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评（4:316-8）。当时得到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正鼓吹慷慨激昂的牺牲，而按鲁迅的分析，激昂的“死”实际上是掩盖不抵抗主义的事实，而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实质却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
《非攻》的结尾也寓意现实，跟曹公子当官说废话一样，很值得玩味：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2:464）
这些情节固然可以解释为鲁迅抨击那些借战争发国难财的人，但似乎还不只此，至少
反映了鲁迅并不认为制止了侵略，被侵略国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但若要深入探究其中的意义，恐怕离题太远。总之，《非攻》是日本侵略中国而引起鲁迅创作的一篇历史小说，里面表达了鲁迅实干抗战的主张。这里还想补充一个细节。据上海内山书店店员儿岛亨回忆，鲁迅知道内山完造是基督徒，就劝他读《墨子》，让他接触中国古代兼爱与“热爱和平”的思想。
笔
者想，鲁迅既然鼓励他的日本朋友读《墨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他的《非攻》也是写给日本朋友看的呢？如果这种推测可以接受，我们是否还可以再进一步推论，《非攻》代表了鲁迅联合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希望和愿望呢？
鲁迅对日本和抗战的态度
鲁迅主张实干的抗战，自然就涉及鲁迅与日本的问题，而抗日的问题却是反对鲁迅的论者经常提出的批评，因此有必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对鲁迅的论者就设法把鲁迅说成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甚至暗示鲁迅间接为日本间谍做事。
到了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则有胡菊人比较系统的评述，
指责鲁迅批评中国人的抗日，尤其对鲁迅《沉渣的泛起》（1931）一文特别反感，说是“酸溜溜”。
胡菊人的解读已由竹内实提出辨正，指
出鲁迅批评的是“流行抗日”，用现代的俗语来说，就是“做秀”，是“沉渣”借机会出风头，提高“知名度”和“曝光率”，甚至只是卖广告，不是真心抗日。鲁迅类似的批评其实比比皆是，散见于《二心集》、《伪自由书》等文集，都可以用来对照《非攻》对“庸众”的讽刺。这里还想对论争补充及澄清三点，第一，是所谓鲁迅对十九路军抗日“冷嘲热讽”的问题；第二，是《新春的两种感想》（1932）的对中国青年抗日态度的批评；第三，是关于批评岳飞、文天祥和孔子的问题。
鲁迅并没有讽刺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中的抗日英勇行为，鲁迅抨击的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对于战争的祈祷》（1933）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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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钊贻：鲁迅的小说《非攻》和张之亮的电影《墨攻》比较论
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5:40）关于《新春的两种感想》，胡菊人认为是一篇“坏极”的演讲，因为他认为鲁迅“对青年猛浇冷水，一贯的消极悲观”。但全篇演讲是告诫中国青年抗战要认真，要脚踏实地，跟《非攻》的思想一致。胡菊人可以不同意鲁迅的观点和态度，但因此认为鲁迅心中有鬼，所以对抗战冷嘲热讽，恐怕就没有道理了。至于鲁迅对岳飞、文天祥和孔子的批评，恰恰证明鲁迅抗日的立场。鲁迅是反对学习岳飞与文天祥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是失败的武将和亡国的文官，不应是少年的楷模。（6:571）岳飞代表“奉旨不抵抗的忠”。（4:520）鲁迅的看法也许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但他反对学岳飞、文天祥却是不想中国亡于日本。鲁迅批评孔子，一方面是因为孔子已为帝国主义者糟蹋利用，成为奴化中国人的工具，（3:433）另一方面，实际是针对日本有人用“王道”来为侵略中国辩解，并用此来“说服”中国人接受日本的征服。（6:9-10）鲁迅的话值得在这里引述一下：
（关于武王伐纣）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青年的学习，鲁迅对他非常感激；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也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鲁迅与日本的联系，虽然一方面当成是中日友好的佳话，另一方面也成为他“通敌”的嫌疑和罪状。胡菊人也抓住这点提出批评，他的观点其实有一定代表性，从近年反对鲁迅的论者重拾“通敌”之说来看，他所代表的人恐怕现在仍有好一些。按照他们的意见，似乎是要抗日就不能有日本朋友，这才算是民族主义的立场。总之，对胡菊人他们来说，鲁迅《题三义塔》（1933）的名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恐怕是不能接受的，虽然我们似乎也不能完全怪责他们。但鲁迅显然跟他们的观点非常不同。
鲁迅并非傻瓜，他没有把日本人一概而论。如果鲁迅把日本人看成一律而加以反对，现在的反鲁论者恐怕就要指摘他是“种族主义者”了。鲁迅的《藤野先生》和他跟内山完造等人的友谊，在中日两国敌对的氛围下，固然给人们展现了两国友好未来的可能性，就这方面而言，两国诚心推动友好的论者已谈论得很充分了。但强调了友好的事实，有时却未免掩盖了敌对的状况。若细读《藤野先生》，再审视鲁迅与日人的交往，我们就会发现，鲁迅不把日本人一概而论的认识，实际上是建立在日本人普遍蔑视、敌视中国的前提下做出的：藤野先生关心鲁迅学习的同时，学生会侮辱性地检查了鲁迅的笔记，日本学生在观看处决中国人的新闻幻灯片时全场欢呼；鲁迅与内山完造成为好友的同时，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到处杀人。周建人一家就遭日军逮捕，几被杀害。
因此，鲁迅对中日友好的前
景，其实从来没有一厢情愿的乐观幻想。他临终时跟奥田杏花讨论中日关系时说：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
鲁迅在日本发表这样的批评文章，揭露“王道”骗人，指出侵略必然引起激烈而且反复的反抗，恐怕只有白痴才会“正中下怀”的吧。
还有一点，现在还要讨论起来，其实非常可悲和可叹。鲁迅支持抗日，这是没有疑问的。鲁迅有很多亲密的日本朋友，这也是事实。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就描述了一个不忘汉文化对日本贡献的老师，热心帮助一个来自中国的
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的玩着
。
这可以说是典型的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
华文文学2010.1.（总第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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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漫画和电影《墨攻》
鲁迅的《非攻》出版后近六十年之后，墨子的故事再引起东亚作家的注意。
的好题材。不过，张之亮在改编电影时，其实只采用了漫画中的《梁城篇》，即革离保卫梁城的部分，也就是原来酒见贤一小说的部分。
1991年，酒见贤一（1963－）的《墨攻》出
张之亮与鲁迅之间
据何故的访谈，张之亮在改编时是以“反战”为主题，借战争来表达墨家“兼爱”与“非攻”的思想。张之亮想“借娱乐讲反战”，更想借“英雄主义”来反对英雄。他认为，“战争内没有英雄、没有永久的胜利，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并对很多当权者以“民族”、“宗教”等崇高口号去发动战争，使百姓受苦，表示反感。他认为，“不论任何时代、不论任何民族，人类一直渴求的，正是和平！”张之亮在电影中通过革离的口说出他的“心底话”：“即使有更多的英雄、更多的战争，也是徒然，必须有懂得和平的君主。”但又表示，《墨攻》并非是拍给当权者看的，而是给年轻人看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未来，希望他们能够珍惜和平。
电影《墨攻》除了反战，其实还有对战争和人性颇为深入的发掘。例如电影的人物，赵国的将军和士兵固然凶残暴虐，梁城上下也好不到哪儿去：城主阴险狡猾、腐败无能；手下文官武将贪生怕死，只想苟且偷安；老百姓在高压治下，自私短视，愚昧懦弱，奴性十足。梁城城主梁溪一方面要墨者革离帮助抵抗赵军，另一方面又怕民众支持革离，影响自己的统治，所以外敌一退，枪口立即对内，对革离的支持者进行血腥清洗；梁城百姓虽然受尽内外压迫，但一到自己强大时，如围攻黑奴的一节，便有了“合群的自大”，下起手来，一点不心慈手软，跟他们的压迫者一模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革离对自己的反战也有点灰心和怀疑。
革离与梁城公子梁适在打败赵军隧道战后有一段对话。梁适表示，这场战斗改变他以前以为杀敌是一种很光荣的事的看法，并问革离，如果赵国遭侵略会不会帮助。革离说会。梁适又问他，赵人会不会接受他的帮助？
革离回答说：“其实在这一刻，我也不能肯定，那些被欺压的人，到底是否真心地接受我的帮助。”
梁适：“那墨家的兼爱不就是骗人骗
版。小说《墨攻》讲述赵国大将巷淹中率领大军，攻打弱小的梁城，梁城城主梁溪向墨家求救，但墨家的“钜子”（领导人）另有野心，见死不救，只有忠于墨家信念的革离不听领导的指示，单枪匹马去帮助梁城，并成功打退赵军的进攻。显然，小说《墨攻》虽然取材自历史上的墨家，但人物情节大都是虚构，史实根据相对于鲁迅的《非攻》便少多了，网上有些人称之为历史幻想小说，不无道理。
笔者目前对酒见贤一及其小说《墨攻》的资料掌握不多，有没有间接受鲁迅启发，不得而知。据日文维基百科全书（Wikipedia），酒见贤一毕业于爱知大学文学部，专攻中国哲学，现在是专业作家。他的《墨攻》由新潮社出版，于1991年第104回直木奖获提名，1992年获第四回中岛敦纪念奖。酒见贤一以后还写了一些以中国历史和人物为题材的小说，其中《周公旦》也是获奖作品之一。
酒见贤一的《墨攻》后来改编成漫画，由漫画家森秀树（1961-）绘制，于1992年开始在小学馆出版的漫画杂志上连载，1996年由小学馆出单行本，2004年获第40回小学馆漫画奖。漫画版并非完全依据酒见贤一的小说，而是按照久保田千太郎大幅扩编改写的脚本，增加了保卫梁城以后的故事，原小说只占漫画十一卷中的四卷，也就是不到三份之一，人物也有很大的改动，主题则倾向于锄强扶弱，多于“兼爱”与“非攻”。作为通俗文艺，漫画《墨攻》采用很多吸引读者的“媚俗”的内容，如美女及大规模的残酷战斗场面。漫画《墨攻》1998年在香港由大然文化事业公司出了一个中译本，书名改为《墨子攻略》。
《墨攻》后来又由香港导演张之亮改编成电影，由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四地合作，据称耗资1600万美元，于2006年11月23日公映。根据香港影评人何故一篇张之亮的访谈文章
之亮在1995年就为漫画《墨攻》所吸引，觉得它故事性和娱乐性都很高，是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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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钊贻：鲁迅的小说《非攻》和张之亮的电影《墨攻》比较论
己吗？”
革离：“岂能尽如人意，只求无愧于心。”
革离固然反战，但他对结局一点也没有奢望，而内心也有说不出的悲凉与无奈。人性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迅《非攻》的结尾，其实也多少是这种思路的结果，用胡菊人的话来说，就是一贯的“悲观”。一贯悲观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人性，曹公子当官两年便满嘴废话，是否还有社会制度的原因？对于这些大问题，本文无从解答，但总觉得在这点上，《非攻》和电影《墨攻》有某种“契合”（affinity）。当然，本文并不是要说电影受鲁迅的影响和启发，有没有受鲁迅影响和启发其实无关重要。张之亮说他的
电影是为年轻人而拍，在结尾让革离带着战争孤儿去传播“非攻”的思想，也很自然令人想起鲁迅的“救救孩子”。
自然，鲁迅的《非攻》跟张之亮的《墨攻》也有许多不同，首先，前者是一篇严肃文学的历史小说，后者则是要“媚俗”争取票房收益的电影，所以不可避免要加进一个莫名其妙的美女、很多激烈的战斗场面和一些纯粹满足视觉享受的荒诞无稽的战术。而且，他们的反战理念也不完全相同，例如，鲁迅会不会反对反抗者的“英雄主义”，会不会把希望寄托于“懂得和平的君主”，就值得怀疑。鲁迅在这些方面似乎比张之亮要清醒和现实。不过，相对于他们创作和编导的动机，这些差异就显得无关宏旨。
杨伯骏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年版4第45页，另参考第148页。
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465－466页。参考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68-470页。所引《鲁迅全集》为16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只注卷数及页码。
《未被了解的鲁迅》，张佶译，载《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0-1581页。
例如白羽遐：《内山书店小坐记》（1933），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版，卷一，第810页。
《鲁迅在三十年代的一段生活》，在《文学的视野》（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第243-284页。
《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严绍璗译，载《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178页。见周晔：《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1937-193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见竹内实引内山完造的回忆，《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页168-169。内山的回忆跟周晔不同，可能跟解救另外六个中国人的事混淆一起了。
奥田杏花：《我们最后的谈话》（1936），《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第1458页。何故：《墨守十年
攻爱天下———〈墨攻内外的张之亮〉》，原载香港《AM730》（2006年11月26日），本文所用的版
本为何故博客上的版本（www.cuhkacs.org/~hegu/）。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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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非攻》和张之亮的
电影《墨攻》比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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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的历史小说《非攻》、森秀树的漫画和张之亮的电影《墨攻》都是根据墨子的
思想和事迹改编而成的作品，通过比较研究即可发现其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元素和意义。
关键词：鲁迅；墨子；中图分类号：《非攻》；
《墨攻》；张之亮；反战
文章编号：1006-0677（2010）1-0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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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抗战前借墨子的故事写下反对侵略的历史小说《非攻》，但影响似乎不大。差不多六十年后，墨子的事迹又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次是在日本，先写成小说，再改编成漫画，并在香港译成中文，颇受读者欢迎。漫画的成功，还引起一位香港导演的兴趣，把它改编成电影，票房纪录似乎也不俗。如果说，鲁迅在抗战前写《非攻》意图非常明显，那么，在冷战后政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墨子的言论和事迹在东亚突然得到作家、画家、导演的青睐，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兴趣，就有点儿耐人寻味，值得探讨了。
春秋战国鲁国人，曾为宋大夫，创墨家学派。墨家思想可总结为“十事”：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尊天、明鬼、非命、尚同、尚贤。其中“兼爱”和“非攻”仍具现实意义。
墨子的“非攻”并非笼统反战的和平主义，而是具体反对实行掠夺与奴役的侵略战争。《墨子·非攻》指出战争是掠夺杀戮，对被侵略国固然没有好处，对侵略国本身也没有好处。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墨子的“非攻”跟儒家传统和中国现代反对战争的观念有所不同。儒家主张仁义，行仁政，所以反对掠夺的战争，但不是一般的反战，如果是推行“仁政”的战争，即使是主动攻击，儒家也是支持的。有关论述见《孟子》的《梁惠王下》和《滕文公下》，孟子甚至说：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
关于墨子及其《非攻》
《非攻》原是《墨子》中的名篇。《墨子》是记述墨家创始人墨子的思想学说的著作。墨子生平不详，《史记》未立传，仅于《孟子荀卿列传》末附载24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与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疑《史记》脱简。一般认为：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
作者简介：张钊贻，男，现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
·14·张钊贻：鲁迅的小说《非攻》和张之亮的电影《墨攻》比较论
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
中国人在近、现代史中惨受侵略之苦，虽然反对以掠夺和奴役为目的的侵略战争，但在理论上并非以侵略和被侵略来区分战争，而是以正义和非正义来区分战争，而正义与否则视乎是否进步，所以“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也就是说，理论上是可以因为“进步”的原因发动对别国的进攻，跟孟子的逻辑差不多，但跟墨子的“非攻”就不完全一样。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墨家没有停留在道理上反对侵略战争，而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墨子》一书就有十一章专门讨论守城方法、器械与策略。我们知道，墨家不光是一个哲学流派，还是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因此，他们的“非攻”并非空言说教，而是脚踏实地的实践。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鲁迅采用了墨子的故事做小说的蓝本。
切大城市小市民庸俗流行文化的态度。鲁迅称《我爱毛毛雨》好比“绞死猫”（6:201），他是很讨厌“庸众”及其“文化”的。
但影射与讽刺现实最重要的方面，还是《非攻》主题：反抗侵略。《非攻》中有一段墨子遇到“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情节：
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声音。（2:456）曹公子是个虚构人物，他的讲演自然也是虚构的，但熟悉鲁迅著作的读者都知道，这段情节是鲁迅对“民气”论者和中国民族主义文学的批评。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十》（1925）中指出：
一国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可惜中国历来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3:90）
又在《华盖集补白》（1925）中说：·
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有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但不以势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是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3:101）鲁迅于是借墨子的口提出批评：
“昨天在城里听见曹公子在讲演，又在玩一股什么‘气’，嚷什么‘死’了。你去告诉他：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2:456）
关于鲁迅的《非攻》
鲁迅的《非攻》（1934）是一篇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不只一种，有些与现实没有太大关联，
如演义体，不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小说，大都有借古喻（讽）今的意思，尤其是三十年代文网深严的时候。鲁迅的历史小说也不例外，都有现实的寓意，一些侧重文化或人性问题的探讨，如《采薇》（1927）和《起死》（1935），另一些则侧重社会政治方面的批评和讽刺，如《理水》（1935），《非攻》也是其一。
作为历史小说，鲁迅的《非攻》自然有历史根据，主要是《墨子·公输般》，另参考了《战国策》、《吕氏春秋》等，故事里很多情节和人物都有所本，《鲁迅全集》在这方面已做了详细注释，不必在此复述。
作为历史小说，鲁迅在《非攻》中多处影射与讽刺现实，例如楚国郢都赛湘灵演唱《下里巴人》轰动全城的情节，在鲁迅笔下，厌恶之情，溢于言表，颇令人想起鲁迅对当时上海流行的《我爱毛毛雨》的态度，或推而广之，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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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玩味的是，曹公子说这些废话，跟他“做了两年官”有关，而且他已经不太跟墨子之徒说话了。鲁迅是主张脚踏实地抗战的。就在看到曹公子演说之后，墨子跟弟子管黔敖讨论起具体备战事情：
“别的准备怎么样？”
“也已经募集了一些麻，灰，铁。不过难得很：有的不肯，肯的没有。还是讲空话的多……”
……
“禽滑厘呢？”
“他可是很忙。刚刚试验过连弩；现在恐怕在西关外看地势，所以遇不着先生。先生是到楚国去找公输般的罢？”“不错，”墨子说，“不过他听不听我，还是料不定的。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2:456-7）
鲁迅着重实干，而且清楚地看出，外交的努力虽然需要，但不是完全可靠的。至于“我们民族主义文都去死！”的妙论，则见于《二心集·学的任务和运命》（1931），是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评（4:316-8）。当时得到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正鼓吹慷慨激昂的牺牲，而按鲁迅的分析，激昂的“死”实际上是掩盖不抵抗主义的事实，而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实质却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
《非攻》的结尾也寓意现实，跟曹公子当官说废话一样，很值得玩味：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2:464）
这些情节固然可以解释为鲁迅抨击那些借战争发国难财的人，但似乎还不只此，至少
反映了鲁迅并不认为制止了侵略，被侵略国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但若要深入探究其中的意义，恐怕离题太远。总之，《非攻》是日本侵略中国而引起鲁迅创作的一篇历史小说，里面表达了鲁迅实干抗战的主张。这里还想补充一个细节。据上海内山书店店员儿岛亨回忆，鲁迅知道内山完造是基督徒，就劝他读《墨子》，让他接触中国古代兼爱与“热爱和平”的思想。
笔
者想，鲁迅既然鼓励他的日本朋友读《墨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他的《非攻》也是写给日本朋友看的呢？如果这种推测可以接受，我们是否还可以再进一步推论，《非攻》代表了鲁迅联合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希望和愿望呢？
鲁迅对日本和抗战的态度
鲁迅主张实干的抗战，自然就涉及鲁迅与日本的问题，而抗日的问题却是反对鲁迅的论者经常提出的批评，因此有必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对鲁迅的论者就设法把鲁迅说成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甚至暗示鲁迅间接为日本间谍做事。
到了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则有胡菊人比较系统的评述，
指责鲁迅批评中国人的抗日，尤其对鲁迅《沉渣的泛起》（1931）一文特别反感，说是“酸溜溜”。
胡菊人的解读已由竹内实提出辨正，指
出鲁迅批评的是“流行抗日”，用现代的俗语来说，就是“做秀”，是“沉渣”借机会出风头，提高“知名度”和“曝光率”，甚至只是卖广告，不是真心抗日。鲁迅类似的批评其实比比皆是，散见于《二心集》、《伪自由书》等文集，都可以用来对照《非攻》对“庸众”的讽刺。这里还想对论争补充及澄清三点，第一，是所谓鲁迅对十九路军抗日“冷嘲热讽”的问题；第二，是《新春的两种感想》（1932）的对中国青年抗日态度的批评；第三，是关于批评岳飞、文天祥和孔子的问题。
鲁迅并没有讽刺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中的抗日英勇行为，鲁迅抨击的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对于战争的祈祷》（1933）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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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钊贻：鲁迅的小说《非攻》和张之亮的电影《墨攻》比较论
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5:40）关于《新春的两种感想》，胡菊人认为是一篇“坏极”的演讲，因为他认为鲁迅“对青年猛浇冷水，一贯的消极悲观”。但全篇演讲是告诫中国青年抗战要认真，要脚踏实地，跟《非攻》的思想一致。胡菊人可以不同意鲁迅的观点和态度，但因此认为鲁迅心中有鬼，所以对抗战冷嘲热讽，恐怕就没有道理了。至于鲁迅对岳飞、文天祥和孔子的批评，恰恰证明鲁迅抗日的立场。鲁迅是反对学习岳飞与文天祥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是失败的武将和亡国的文官，不应是少年的楷模。（6:571）岳飞代表“奉旨不抵抗的忠”。（4:520）鲁迅的看法也许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但他反对学岳飞、文天祥却是不想中国亡于日本。鲁迅批评孔子，一方面是因为孔子已为帝国主义者糟蹋利用，成为奴化中国人的工具，（3:433）另一方面，实际是针对日本有人用“王道”来为侵略中国辩解，并用此来“说服”中国人接受日本的征服。（6:9-10）鲁迅的话值得在这里引述一下：
（关于武王伐纣）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青年的学习，鲁迅对他非常感激；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也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鲁迅与日本的联系，虽然一方面当成是中日友好的佳话，另一方面也成为他“通敌”的嫌疑和罪状。胡菊人也抓住这点提出批评，他的观点其实有一定代表性，从近年反对鲁迅的论者重拾“通敌”之说来看，他所代表的人恐怕现在仍有好一些。按照他们的意见，似乎是要抗日就不能有日本朋友，这才算是民族主义的立场。总之，对胡菊人他们来说，鲁迅《题三义塔》（1933）的名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恐怕是不能接受的，虽然我们似乎也不能完全怪责他们。但鲁迅显然跟他们的观点非常不同。
鲁迅并非傻瓜，他没有把日本人一概而论。如果鲁迅把日本人看成一律而加以反对，现在的反鲁论者恐怕就要指摘他是“种族主义者”了。鲁迅的《藤野先生》和他跟内山完造等人的友谊，在中日两国敌对的氛围下，固然给人们展现了两国友好未来的可能性，就这方面而言，两国诚心推动友好的论者已谈论得很充分了。但强调了友好的事实，有时却未免掩盖了敌对的状况。若细读《藤野先生》，再审视鲁迅与日人的交往，我们就会发现，鲁迅不把日本人一概而论的认识，实际上是建立在日本人普遍蔑视、敌视中国的前提下做出的：藤野先生关心鲁迅学习的同时，学生会侮辱性地检查了鲁迅的笔记，日本学生在观看处决中国人的新闻幻灯片时全场欢呼；鲁迅与内山完造成为好友的同时，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到处杀人。周建人一家就遭日军逮捕，几被杀害。
因此，鲁迅对中日友好的前
景，其实从来没有一厢情愿的乐观幻想。他临终时跟奥田杏花讨论中日关系时说：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
鲁迅在日本发表这样的批评文章，揭露“王道”骗人，指出侵略必然引起激烈而且反复的反抗，恐怕只有白痴才会“正中下怀”的吧。
还有一点，现在还要讨论起来，其实非常可悲和可叹。鲁迅支持抗日，这是没有疑问的。鲁迅有很多亲密的日本朋友，这也是事实。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就描述了一个不忘汉文化对日本贡献的老师，热心帮助一个来自中国的
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的玩着
。
这可以说是典型的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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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漫画和电影《墨攻》
鲁迅的《非攻》出版后近六十年之后，墨子的故事再引起东亚作家的注意。
的好题材。不过，张之亮在改编电影时，其实只采用了漫画中的《梁城篇》，即革离保卫梁城的部分，也就是原来酒见贤一小说的部分。
1991年，酒见贤一（1963－）的《墨攻》出
张之亮与鲁迅之间
据何故的访谈，张之亮在改编时是以“反战”为主题，借战争来表达墨家“兼爱”与“非攻”的思想。张之亮想“借娱乐讲反战”，更想借“英雄主义”来反对英雄。他认为，“战争内没有英雄、没有永久的胜利，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并对很多当权者以“民族”、“宗教”等崇高口号去发动战争，使百姓受苦，表示反感。他认为，“不论任何时代、不论任何民族，人类一直渴求的，正是和平！”张之亮在电影中通过革离的口说出他的“心底话”：“即使有更多的英雄、更多的战争，也是徒然，必须有懂得和平的君主。”但又表示，《墨攻》并非是拍给当权者看的，而是给年轻人看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未来，希望他们能够珍惜和平。
电影《墨攻》除了反战，其实还有对战争和人性颇为深入的发掘。例如电影的人物，赵国的将军和士兵固然凶残暴虐，梁城上下也好不到哪儿去：城主阴险狡猾、腐败无能；手下文官武将贪生怕死，只想苟且偷安；老百姓在高压治下，自私短视，愚昧懦弱，奴性十足。梁城城主梁溪一方面要墨者革离帮助抵抗赵军，另一方面又怕民众支持革离，影响自己的统治，所以外敌一退，枪口立即对内，对革离的支持者进行血腥清洗；梁城百姓虽然受尽内外压迫，但一到自己强大时，如围攻黑奴的一节，便有了“合群的自大”，下起手来，一点不心慈手软，跟他们的压迫者一模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革离对自己的反战也有点灰心和怀疑。
革离与梁城公子梁适在打败赵军隧道战后有一段对话。梁适表示，这场战斗改变他以前以为杀敌是一种很光荣的事的看法，并问革离，如果赵国遭侵略会不会帮助。革离说会。梁适又问他，赵人会不会接受他的帮助？
革离回答说：“其实在这一刻，我也不能肯定，那些被欺压的人，到底是否真心地接受我的帮助。”
梁适：“那墨家的兼爱不就是骗人骗
版。小说《墨攻》讲述赵国大将巷淹中率领大军，攻打弱小的梁城，梁城城主梁溪向墨家求救，但墨家的“钜子”（领导人）另有野心，见死不救，只有忠于墨家信念的革离不听领导的指示，单枪匹马去帮助梁城，并成功打退赵军的进攻。显然，小说《墨攻》虽然取材自历史上的墨家，但人物情节大都是虚构，史实根据相对于鲁迅的《非攻》便少多了，网上有些人称之为历史幻想小说，不无道理。
笔者目前对酒见贤一及其小说《墨攻》的资料掌握不多，有没有间接受鲁迅启发，不得而知。据日文维基百科全书（Wikipedia），酒见贤一毕业于爱知大学文学部，专攻中国哲学，现在是专业作家。他的《墨攻》由新潮社出版，于1991年第104回直木奖获提名，1992年获第四回中岛敦纪念奖。酒见贤一以后还写了一些以中国历史和人物为题材的小说，其中《周公旦》也是获奖作品之一。
酒见贤一的《墨攻》后来改编成漫画，由漫画家森秀树（1961-）绘制，于1992年开始在小学馆出版的漫画杂志上连载，1996年由小学馆出单行本，2004年获第40回小学馆漫画奖。漫画版并非完全依据酒见贤一的小说，而是按照久保田千太郎大幅扩编改写的脚本，增加了保卫梁城以后的故事，原小说只占漫画十一卷中的四卷，也就是不到三份之一，人物也有很大的改动，主题则倾向于锄强扶弱，多于“兼爱”与“非攻”。作为通俗文艺，漫画《墨攻》采用很多吸引读者的“媚俗”的内容，如美女及大规模的残酷战斗场面。漫画《墨攻》1998年在香港由大然文化事业公司出了一个中译本，书名改为《墨子攻略》。
《墨攻》后来又由香港导演张之亮改编成电影，由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四地合作，据称耗资1600万美元，于2006年11月23日公映。根据香港影评人何故一篇张之亮的访谈文章
之亮在1995年就为漫画《墨攻》所吸引，觉得它故事性和娱乐性都很高，是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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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钊贻：鲁迅的小说《非攻》和张之亮的电影《墨攻》比较论
己吗？”
革离：“岂能尽如人意，只求无愧于心。”
革离固然反战，但他对结局一点也没有奢望，而内心也有说不出的悲凉与无奈。人性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迅《非攻》的结尾，其实也多少是这种思路的结果，用胡菊人的话来说，就是一贯的“悲观”。一贯悲观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人性，曹公子当官两年便满嘴废话，是否还有社会制度的原因？对于这些大问题，本文无从解答，但总觉得在这点上，《非攻》和电影《墨攻》有某种“契合”（affinity）。当然，本文并不是要说电影受鲁迅的影响和启发，有没有受鲁迅影响和启发其实无关重要。张之亮说他的
电影是为年轻人而拍，在结尾让革离带着战争孤儿去传播“非攻”的思想，也很自然令人想起鲁迅的“救救孩子”。
自然，鲁迅的《非攻》跟张之亮的《墨攻》也有许多不同，首先，前者是一篇严肃文学的历史小说，后者则是要“媚俗”争取票房收益的电影，所以不可避免要加进一个莫名其妙的美女、很多激烈的战斗场面和一些纯粹满足视觉享受的荒诞无稽的战术。而且，他们的反战理念也不完全相同，例如，鲁迅会不会反对反抗者的“英雄主义”，会不会把希望寄托于“懂得和平的君主”，就值得怀疑。鲁迅在这些方面似乎比张之亮要清醒和现实。不过，相对于他们创作和编导的动机，这些差异就显得无关宏旨。
杨伯骏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年版4第45页，另参考第148页。
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465－466页。参考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68-470页。所引《鲁迅全集》为16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只注卷数及页码。
《未被了解的鲁迅》，张佶译，载《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0-1581页。
例如白羽遐：《内山书店小坐记》（1933），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版，卷一，第810页。
《鲁迅在三十年代的一段生活》，在《文学的视野》（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第243-284页。
《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严绍璗译，载《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178页。见周晔：《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1937-193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见竹内实引内山完造的回忆，《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页168-169。内山的回忆跟周晔不同，可能跟解救另外六个中国人的事混淆一起了。
奥田杏花：《我们最后的谈话》（1936），《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第1458页。何故：《墨守十年
攻爱天下———〈墨攻内外的张之亮〉》，原载香港《AM730》（2006年11月26日），本文所用的版
本为何故博客上的版本（www.cuhkacs.org/~hegu/）。
（责任编辑：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