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戴厚英的人性自省

   内容摘要:新时期以来在长篇小说领域,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第一个高举起人性自省的大旗,真挚地呼唤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发出“人啊,人”的慨叹。她以人性的自我反省,由生活而创作,由痛苦而创作,甚至于为人性的理想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关键词:戴厚英 人性自省

   关于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人们对她的评价并不一致:有人把她描绘成天使,也有人把她描绘成魔鬼。事实上,她不是天使,因为在黑白颠倒的年月里,她也曾因一度迷失心性,失去自我而犯错;她更不是魔鬼,因为在是非分明的年月里,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反省、不断否定、不断寻求,最终回归自我,获得新生并不断创造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她的创作乃至她后半生无不体现着一种痛定思痛的人性的自我反省。事实上,她的悲剧和矛盾,有个人性格的因素,更多的则是急剧变化和错综复杂的社会使然。

   一.时代因素

   戴厚英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新社会把她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又把她培养成祖国的栋梁之材,她对新社会怀抱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和浓重的报恩意识。可以说这是她当年盲目紧跟的潜意识原因。当红卫兵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当她真诚地相信不造反会使“国变质,党变修”的时候,她内心潜在的这种报恩意识促使她决心造反。

   共和国初期的纯良教育,虽然赋予她美好的品质,但它的偏颇也造成了自我意识、独立人格观念的淡薄。当社会指责她思想政治觉悟不高,父亲又被打成“右派”时,她内心随之也就有了一种原罪感。于是,她拼命紧跟,拼命表现自己,以至在一年浩劫中被利用、被欺骗、被愚弄,从而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她自己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她说:“我从幼年时期培养起来的服从组织的观念我无法克服,在我们这一辈青年中,我大概算得上比较大胆,‘解放’的一个。但是,我毕竟不是‘五四’精神培养起来的女性。他们的大胆和‘解放’意味着反抗,而我的大胆却意味着对组织、对生活的无限信任。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没有什么压力和挫折。一旦压力降临,我除了感到手足无措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我不敢反抗,也想不到反抗。这大概就是我或我们这一代在‘四人帮’统治下俯首贴耳的悲剧根源所在吧。”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下他们对组织充满了无限的信任甚至是盲从。

   他们这一代人曾是幸福的,但也是最不幸的。如何看待这一代人,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眼光,但戴厚英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从道德审美、人性自省的角度所作的观察告诉我们:他们并非是整齐划一的一代,而是裂变为呈现出种种复杂状态的人的群体。他们走的是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呈现着不同的人格面貌。他们中有像何荆夫那样富于探索精神的理想人物,也有像许恒中、游若水那样的实用主义者、政治投机分子,更多的是像孙悦、向南那样敢于反省自我的书生型知识分子。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人格面貌给了我们各自不同的美感体验和哲理启示。

   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历史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那时无论是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在反复地向他们强调:现实是美好的,道路是平坦的,前途是光明的,生活需要你们的就是无私的奉献。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走上的却是一条“铺花的歧路”,人在历史狂潮中不可自主地犯错,表明了人的悲剧性局限。但人文主义者培根说“人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③挑战人文主义的尼采也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他自己的”④一句话,历史也是由人自己创造的,人的任何一次行动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俄狄浦斯的人格尊严不仅表现在蔑视厄运上,而且更为难得地表现在他勇于惩罚自己的错误和自我拯救上。戴厚英是现实中的俄狄浦斯,不同的是俄狄浦斯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而她的悲剧则是时代和性格的悲剧。

   二.性格即命运

   倔强、任性、桀骜不驯、嫉恶如仇、刚烈的性格决定了她一生的曲折、坎坷,酸辣苦涩的命运反过来又磨练了更强化了她的性格。这种性格既给她造成了错误和罪孽,也给了她改正错误、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动力;既给她带来了痛苦,也给她带来了欢乐;既使她遭到了许多人的怨恨,也使她拥有了最诚挚的友谊;既使她屡遭挫折和失败,又让她一次次转败为胜。她的性格是复杂矛盾的统一体。

   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和个性促使她不断地反省自我、反思历史,从而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当她面对历史和现状时,总是悲愤难抑,欲哭无泪,当她在描绘和思考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悲剧人格时,总是带着卢梭的勇气、托尔斯泰的执著和巴金的坦诚。她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发现人、尊重人、发展人,对“文革”做出反省。其独特之处在于她对“文革”的反省总是以对自我人性的拷问为内驱力,包含着对历史和未来的深刻思考。我们也正是从她那饱含痛定思痛的人性自省的作品中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到了希望和力量。

   今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已不再重演,但文学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和基本的生命活动本身,作家所表现出来的痛定思痛的人性自省以及对人的本体地位的重视,则给我们今天重读戴厚英以深刻的思索。

  

   (作者单位:江苏如东县丰利中学)

   内容摘要:新时期以来在长篇小说领域,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第一个高举起人性自省的大旗,真挚地呼唤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发出“人啊,人”的慨叹。她以人性的自我反省,由生活而创作,由痛苦而创作,甚至于为人性的理想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关键词:戴厚英 人性自省

   关于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人们对她的评价并不一致:有人把她描绘成天使,也有人把她描绘成魔鬼。事实上,她不是天使,因为在黑白颠倒的年月里,她也曾因一度迷失心性,失去自我而犯错;她更不是魔鬼,因为在是非分明的年月里,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反省、不断否定、不断寻求,最终回归自我,获得新生并不断创造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她的创作乃至她后半生无不体现着一种痛定思痛的人性的自我反省。事实上,她的悲剧和矛盾,有个人性格的因素,更多的则是急剧变化和错综复杂的社会使然。

   一.时代因素

   戴厚英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新社会把她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又把她培养成祖国的栋梁之材,她对新社会怀抱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和浓重的报恩意识。可以说这是她当年盲目紧跟的潜意识原因。当红卫兵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当她真诚地相信不造反会使“国变质,党变修”的时候,她内心潜在的这种报恩意识促使她决心造反。

   共和国初期的纯良教育,虽然赋予她美好的品质,但它的偏颇也造成了自我意识、独立人格观念的淡薄。当社会指责她思想政治觉悟不高,父亲又被打成“右派”时,她内心随之也就有了一种原罪感。于是,她拼命紧跟,拼命表现自己,以至在一年浩劫中被利用、被欺骗、被愚弄,从而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她自己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她说:“我从幼年时期培养起来的服从组织的观念我无法克服,在我们这一辈青年中,我大概算得上比较大胆,‘解放’的一个。但是,我毕竟不是‘五四’精神培养起来的女性。他们的大胆和‘解放’意味着反抗,而我的大胆却意味着对组织、对生活的无限信任。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没有什么压力和挫折。一旦压力降临,我除了感到手足无措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我不敢反抗,也想不到反抗。这大概就是我或我们这一代在‘四人帮’统治下俯首贴耳的悲剧根源所在吧。”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下他们对组织充满了无限的信任甚至是盲从。

   他们这一代人曾是幸福的,但也是最不幸的。如何看待这一代人,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眼光,但戴厚英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从道德审美、人性自省的角度所作的观察告诉我们:他们并非是整齐划一的一代,而是裂变为呈现出种种复杂状态的人的群体。他们走的是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呈现着不同的人格面貌。他们中有像何荆夫那样富于探索精神的理想人物,也有像许恒中、游若水那样的实用主义者、政治投机分子,更多的是像孙悦、向南那样敢于反省自我的书生型知识分子。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人格面貌给了我们各自不同的美感体验和哲理启示。

   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历史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那时无论是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在反复地向他们强调:现实是美好的,道路是平坦的,前途是光明的,生活需要你们的就是无私的奉献。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走上的却是一条“铺花的歧路”,人在历史狂潮中不可自主地犯错,表明了人的悲剧性局限。但人文主义者培根说“人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③挑战人文主义的尼采也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他自己的”④一句话,历史也是由人自己创造的,人的任何一次行动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俄狄浦斯的人格尊严不仅表现在蔑视厄运上,而且更为难得地表现在他勇于惩罚自己的错误和自我拯救上。戴厚英是现实中的俄狄浦斯,不同的是俄狄浦斯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而她的悲剧则是时代和性格的悲剧。

   二.性格即命运

   倔强、任性、桀骜不驯、嫉恶如仇、刚烈的性格决定了她一生的曲折、坎坷,酸辣苦涩的命运反过来又磨练了更强化了她的性格。这种性格既给她造成了错误和罪孽,也给了她改正错误、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动力;既给她带来了痛苦,也给她带来了欢乐;既使她遭到了许多人的怨恨,也使她拥有了最诚挚的友谊;既使她屡遭挫折和失败,又让她一次次转败为胜。她的性格是复杂矛盾的统一体。

   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和个性促使她不断地反省自我、反思历史,从而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当她面对历史和现状时,总是悲愤难抑,欲哭无泪,当她在描绘和思考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悲剧人格时,总是带着卢梭的勇气、托尔斯泰的执著和巴金的坦诚。她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发现人、尊重人、发展人,对“文革”做出反省。其独特之处在于她对“文革”的反省总是以对自我人性的拷问为内驱力,包含着对历史和未来的深刻思考。我们也正是从她那饱含痛定思痛的人性自省的作品中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到了希望和力量。

   今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已不再重演,但文学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和基本的生命活动本身,作家所表现出来的痛定思痛的人性自省以及对人的本体地位的重视,则给我们今天重读戴厚英以深刻的思索。

  

   (作者单位:江苏如东县丰利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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