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袁世凯一生的成败
小组成员：
摘要：讲述袁世凯一生的经历及在政治上的发展史，由此分析，陈述袁世凯的复辟帝制的缘由及其最终失败的原因。并从社会的各方面反映对袁世凯的事迹进行全方面的评价。
关键词：
袁世凯的一生 称帝失败 客观评价
正文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
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
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当年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0月13日 袁世凯编刊《立宪钢要》。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袁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
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力图恢复已经中断两百多年的传统汉文化。
1913年2月，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失败。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同年，袁世凯政府制订了《国会组织法》、《公务员奖惩条例》和《文官考试法》，建立了中国近代司法制度。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修改了总统选举法，总统可指定三名新总统候选人。同年改革厘金制度，解决了晚清到处设卡征收厘金的弊政。积极发展民族工业，统一货币，铸造“袁大头”（又称袁世凯银元）。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同年成立了审判官吏贪污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1月，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公布《颁定教育要旨》，大力发展教育。同时公布《权度法施行细则》，开始施行度量衡标准。5月，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中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本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筹办。１１月，袁世凯政府颁布《著作权法》。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5日，全国举行国体投票，同时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同年，经过袁世凯政府立场强硬的谈判，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约》，外蒙古分裂势力于6月9日取消独立，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１月12日，袁世凯政府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 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
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病逝，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复辟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
一、失败原因： 1、西方的入侵也带来了思想文化的革新，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分封建制度，致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此时，人民已经饱受封建制度的残害，帝制已经在人民心中被活活打死。袁世凯要逆天行之，固然无路可走。
2、袁世凯称帝，完全违背了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根本规律。就像现在不能再行奴隶制一样。
3、袁世凯签与日本订了“亡国二十一条”引起众怒，甚至平日支持他的幕僚也弃他而去。
4、各地到倒袁势力的强大
二、经验教训：
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登上总统宝座以后，以前那个机敏、干练、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开始晕乎了，动作开始变形。袁大半辈子为清廷臣子，是一个传统封建思想很深的人。同时，帝制在当时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要推翻帝制的是一小撮有着海归背景的精英群体。认不清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就难以理解康有为的保皇党，张勋的辫子军，辜鸿铭的不剪辫子，杨度的筹安会，鲁迅的小说《阿Q 正传》、《风波》、《药》。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袁世凯也不能免俗。皇帝梦象一根捆仙绳，把个雄才大略的袁项城牢牢地给捆住了。
袁世凯称帝，给了孙黄最大的口实，一个边远省份的都督蔡松坡首先起了事，北洋系的大将都看老主子的笑话，不出力，袁世凯噬脐莫及。好像讨袁是因为袁做了皇帝，在当时反袁派的心目中，袁做不做皇帝都要讨。“二次革命”已讨过一次，不过打败了。“二次革命”是因宋教仁案引起的，当时黄兴就提出应依法向袁政府讨要公道，但孙中山不依，仓猝起事，一败再败，把国民党三个都督位子也打没了。不过，袁不做皇帝要推翻也不容易。袁当皇帝错了，还偏偏又短寿，只活了57岁，如果寿及古稀，情况又不一样啦。
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社会对袁世凯的评价
一、反面：袁世凯复辟称帝后，遭到举国声讨，之后，对他的评价基本是否定性的
作为一名活跃的政治人物，袁世凯在世时，人们对他就有各种评价，如翁同龢认为他“开展而欠诚实”，叶昌炽说他“外真率而内精灵”等等。袁世凯复辟称帝后，遭到举国声讨，之后，对他的评价基本是否定性的。如梁启超认为，袁世凯缺乏现代国家观念、法制观念薄弱、专制成癖、骄慢自大、任用小人，只能算是“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而绝非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白蕉认为，袁世凯无道德、无学识，摧折共和，帝制自为，使中国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流毒于后世，“宜使人举其名而生痛恶之情”；黎澍认为，袁世凯是一个“以背信弃义获取权位为能事的阴谋家”；陈伯达认为，袁世凯是“反动派为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来绞杀中国的前途”而锻造出的一个“不平常的人物”，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王天奖认为，袁世凯是“中外反动派培植的新军阀”，“尊孔、复辟、卖国三位一体”；李宗一认为，袁世凯“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二、正面： 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对袁世凯不再持全盘否定态度，评价渐趋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争鸣的活跃，人们对袁世凯不再持全盘否定态度，评价渐趋多元化，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类。
1. 考辨史料，对袁世凯的历史定位做具体评价。袁世凯的历史活动存在不少模糊不清之处，如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以往多认为他是混入维新队伍里的两面派，其告密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考辨史料，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房德邻赞同此前台湾学者吴相湘、黄彰健的观点，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甚至袁世凯“当时确有保全光绪之意”；戴逸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但当政变发生后，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杀。林克光、茅海建等亦持类似看法。这种依据史实、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和此前全盘否定袁世凯有很大不同。
2. 肯定袁世凯对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往对袁世凯在近代改革中的活动，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视其为抵制革命、加强统治的骗局。近年来，人们对这些活动也给予客观评价。如侯宜杰肯定了袁世凯创办巡警、整饬吏治、提倡实业、广兴教育的积极作用，认为“冲击了封建制度”，“与世界潮流合拍”；马小泉认为，袁世凯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对提高人民的参与意识，推进地方政治革新，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英认为，袁世凯推行的重商保商等经济政策，“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清末的袁世凯已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大官僚。作为当时过渡性时代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化的一部分官员的代表”。
3. 为袁世凯辩解、正名。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如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季云飞认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郭剑林认为，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促成了“陈独秀、
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但这些观点受到了不少批评，认为理论错误，违反史实，是非颠倒。
三、全面的评价
综上，目前对如何评价袁世凯，存在着明显且差异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既和研究者掌握不同的史料、史实有关，也是研究者持有不同的方法、理论所致。那么，如何评价才能做到中允不偏呢？笔者以为，似应遵循如下几点原则。 第一、考辨史实，为客观评价袁世凯创造条件。长期以来，袁世凯是作为一个反动人物出现在历史研究中的，对他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批判。这种简单否定的倾向，使得袁世凯生平的很多问题缺乏发掘梳理，这不但导致我们对其多面性、变化性缺乏把握，也使得对其评价缺乏准确、全面的史实基础。目前袁世凯评价中的不少分歧，很多是因对一些史实的争执而引发的。因此，为全面客观评价袁世凯，应充分发掘史料，澄清史实，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其历史活动，只有遵循这个原则，对其评价才有可能做到中允确当。学术界通过辨析史料来评价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正视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积极影响。晚清以来，为挽救统治危机，清政府顺应历史潮流，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近年来学术界逐渐认同的共识。作为清廷大员，袁世凯为实现清朝统治者的意图，在实践中推行的很多举措，也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正视。当然，肯定一个长期受到否定的反面人物，容易受到传统观念的抵触，但是，反动人物在特定时期推进历史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恰恰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我们没必要也不应该回避。
第三，不宜以偏概全地为袁世凯正名、翻案。正视袁世凯的历史作用，并不是说无限拔高，乃至以偏概全。但是，在目前对袁世凯的评价中，一些人为了自标新见，或出于对以往全盘否定的纠正，不仅强调袁世凯的各种贡献，甚至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复辟帝制等行为辩护，称其为近代化功臣。对此，笔者并不赞同。从当时的情况看，袁世凯在传统体制内，积极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固然是进步
之举，然而，在他就任正式大总统，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动近代化的情况下，却悍然复辟帝制，这是对近代化的极大反动！我们固然可以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等行为加以同情之“理解”，因袁世凯的成长背景，限制了他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决断力，迷信权力、沉迷帝制，最终使自己坠入历史的深渊，铸成了个人的悲剧。但关键在于，既然袁世凯本人自甘于此，不以为逆，后人又何必将其乔装打扮成近代化的功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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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一生 称帝失败 客观评价
正文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
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
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当年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0月13日 袁世凯编刊《立宪钢要》。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袁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
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力图恢复已经中断两百多年的传统汉文化。
1913年2月，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失败。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同年，袁世凯政府制订了《国会组织法》、《公务员奖惩条例》和《文官考试法》，建立了中国近代司法制度。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修改了总统选举法，总统可指定三名新总统候选人。同年改革厘金制度，解决了晚清到处设卡征收厘金的弊政。积极发展民族工业，统一货币，铸造“袁大头”（又称袁世凯银元）。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同年成立了审判官吏贪污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1月，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公布《颁定教育要旨》，大力发展教育。同时公布《权度法施行细则》，开始施行度量衡标准。5月，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中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本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筹办。１１月，袁世凯政府颁布《著作权法》。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5日，全国举行国体投票，同时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同年，经过袁世凯政府立场强硬的谈判，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约》，外蒙古分裂势力于6月9日取消独立，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１月12日，袁世凯政府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 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
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病逝，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复辟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
一、失败原因： 1、西方的入侵也带来了思想文化的革新，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分封建制度，致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此时，人民已经饱受封建制度的残害，帝制已经在人民心中被活活打死。袁世凯要逆天行之，固然无路可走。
2、袁世凯称帝，完全违背了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根本规律。就像现在不能再行奴隶制一样。
3、袁世凯签与日本订了“亡国二十一条”引起众怒，甚至平日支持他的幕僚也弃他而去。
4、各地到倒袁势力的强大
二、经验教训：
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登上总统宝座以后，以前那个机敏、干练、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开始晕乎了，动作开始变形。袁大半辈子为清廷臣子，是一个传统封建思想很深的人。同时，帝制在当时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要推翻帝制的是一小撮有着海归背景的精英群体。认不清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就难以理解康有为的保皇党，张勋的辫子军，辜鸿铭的不剪辫子，杨度的筹安会，鲁迅的小说《阿Q 正传》、《风波》、《药》。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袁世凯也不能免俗。皇帝梦象一根捆仙绳，把个雄才大略的袁项城牢牢地给捆住了。
袁世凯称帝，给了孙黄最大的口实，一个边远省份的都督蔡松坡首先起了事，北洋系的大将都看老主子的笑话，不出力，袁世凯噬脐莫及。好像讨袁是因为袁做了皇帝，在当时反袁派的心目中，袁做不做皇帝都要讨。“二次革命”已讨过一次，不过打败了。“二次革命”是因宋教仁案引起的，当时黄兴就提出应依法向袁政府讨要公道，但孙中山不依，仓猝起事，一败再败，把国民党三个都督位子也打没了。不过，袁不做皇帝要推翻也不容易。袁当皇帝错了，还偏偏又短寿，只活了57岁，如果寿及古稀，情况又不一样啦。
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社会对袁世凯的评价
一、反面：袁世凯复辟称帝后，遭到举国声讨，之后，对他的评价基本是否定性的
作为一名活跃的政治人物，袁世凯在世时，人们对他就有各种评价，如翁同龢认为他“开展而欠诚实”，叶昌炽说他“外真率而内精灵”等等。袁世凯复辟称帝后，遭到举国声讨，之后，对他的评价基本是否定性的。如梁启超认为，袁世凯缺乏现代国家观念、法制观念薄弱、专制成癖、骄慢自大、任用小人，只能算是“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而绝非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白蕉认为，袁世凯无道德、无学识，摧折共和，帝制自为，使中国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流毒于后世，“宜使人举其名而生痛恶之情”；黎澍认为，袁世凯是一个“以背信弃义获取权位为能事的阴谋家”；陈伯达认为，袁世凯是“反动派为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来绞杀中国的前途”而锻造出的一个“不平常的人物”，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王天奖认为，袁世凯是“中外反动派培植的新军阀”，“尊孔、复辟、卖国三位一体”；李宗一认为，袁世凯“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二、正面： 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对袁世凯不再持全盘否定态度，评价渐趋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争鸣的活跃，人们对袁世凯不再持全盘否定态度，评价渐趋多元化，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类。
1. 考辨史料，对袁世凯的历史定位做具体评价。袁世凯的历史活动存在不少模糊不清之处，如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以往多认为他是混入维新队伍里的两面派，其告密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考辨史料，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房德邻赞同此前台湾学者吴相湘、黄彰健的观点，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甚至袁世凯“当时确有保全光绪之意”；戴逸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但当政变发生后，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杀。林克光、茅海建等亦持类似看法。这种依据史实、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和此前全盘否定袁世凯有很大不同。
2. 肯定袁世凯对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往对袁世凯在近代改革中的活动，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视其为抵制革命、加强统治的骗局。近年来，人们对这些活动也给予客观评价。如侯宜杰肯定了袁世凯创办巡警、整饬吏治、提倡实业、广兴教育的积极作用，认为“冲击了封建制度”，“与世界潮流合拍”；马小泉认为，袁世凯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对提高人民的参与意识，推进地方政治革新，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英认为，袁世凯推行的重商保商等经济政策，“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清末的袁世凯已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大官僚。作为当时过渡性时代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化的一部分官员的代表”。
3. 为袁世凯辩解、正名。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如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季云飞认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郭剑林认为，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促成了“陈独秀、
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但这些观点受到了不少批评，认为理论错误，违反史实，是非颠倒。
三、全面的评价
综上，目前对如何评价袁世凯，存在着明显且差异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既和研究者掌握不同的史料、史实有关，也是研究者持有不同的方法、理论所致。那么，如何评价才能做到中允不偏呢？笔者以为，似应遵循如下几点原则。 第一、考辨史实，为客观评价袁世凯创造条件。长期以来，袁世凯是作为一个反动人物出现在历史研究中的，对他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批判。这种简单否定的倾向，使得袁世凯生平的很多问题缺乏发掘梳理，这不但导致我们对其多面性、变化性缺乏把握，也使得对其评价缺乏准确、全面的史实基础。目前袁世凯评价中的不少分歧，很多是因对一些史实的争执而引发的。因此，为全面客观评价袁世凯，应充分发掘史料，澄清史实，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其历史活动，只有遵循这个原则，对其评价才有可能做到中允确当。学术界通过辨析史料来评价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正视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积极影响。晚清以来，为挽救统治危机，清政府顺应历史潮流，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近年来学术界逐渐认同的共识。作为清廷大员，袁世凯为实现清朝统治者的意图，在实践中推行的很多举措，也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正视。当然，肯定一个长期受到否定的反面人物，容易受到传统观念的抵触，但是，反动人物在特定时期推进历史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恰恰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我们没必要也不应该回避。
第三，不宜以偏概全地为袁世凯正名、翻案。正视袁世凯的历史作用，并不是说无限拔高，乃至以偏概全。但是，在目前对袁世凯的评价中，一些人为了自标新见，或出于对以往全盘否定的纠正，不仅强调袁世凯的各种贡献，甚至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复辟帝制等行为辩护，称其为近代化功臣。对此，笔者并不赞同。从当时的情况看，袁世凯在传统体制内，积极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固然是进步
之举，然而，在他就任正式大总统，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动近代化的情况下，却悍然复辟帝制，这是对近代化的极大反动！我们固然可以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等行为加以同情之“理解”，因袁世凯的成长背景，限制了他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决断力，迷信权力、沉迷帝制，最终使自己坠入历史的深渊，铸成了个人的悲剧。但关键在于，既然袁世凯本人自甘于此，不以为逆，后人又何必将其乔装打扮成近代化的功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