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意识形态过于单一以及强化领袖魅力、依赖绩效合法性，是威权体制得以维系的四重结构性要素。埃及民族民主党垮台的原因正在于上述结构性要素的逐渐失衡与解构，具体表现为：领袖个人魅力的衰弱、意识形态的多元混杂与斗争、执政绩效的持续走低以及压制型权力体系的溃散。埃及的例子表明，对危机倒逼型的政权进行挽救性改革，不但难以实现政党的革新，而且将加剧政党的衰亡和社会的动乱，也无助于政治共识的形成以及民众对现代民主规则的遵守。长期执政的政党有必要未雨绸缪，主动制定政党转型的长远规划，以应对经济市场化、社会变迁多元化、国际环境开放和民众政治参与诉求增长的现实挑战。 [关键词]埃及民族民主党 威权体制 政治合法性 阿拉伯之春 2011年1月14日深夜，突尼斯总统本·阿里（Zineal-Abidine Ben Ali）因无力平息国内大规模的反政府骚乱不得不流亡沙特，由此，统治突尼斯长达23年之久的本·阿里政权寿终正寝。这场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政局剧变震惊了阿拉伯世界，产生的“蝴蝶效应”迅速冲击和蔓延至中东和北非国家，刮起了一场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暴，而穆巴拉克领导下的埃及则首当其冲。1月25日，受突尼斯政治风暴的影响，埃及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反对者呼吁穆巴拉克立即辞职，并要求政府进行改革，解决高失业率等问题。2月11日，穆巴拉克虽经多次妥协退让，但终迫于多方压力不得不宣布辞职，将权力移交给军方，自此，穆巴拉克政权宣告结束。伴随着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他所领导的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难逃从金字塔顶溃落的命运。4月16日，埃及最高行政法院作出裁决，解散埃及民族民主党，没收其所有资产，至此，曾拥有225万党员、统治埃及长达30多年之久的民族民主党正式宣告彻底退出埃及历史舞台。 有人视埃及形势为一种“政治转型”，认为其将对“阿拉伯之春”之后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也有人直接称之为埃及的2011年革命，认为在缺乏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和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实现转型正义还为时尚早。埃及的政治剧变为人们留下了太多的问题：为何30余年的执政之基敌不过十几天的骚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执政时间如此之长的大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威权体制下长期执政政党的顺利转型何以可能、路在何方？ 威权体制是政治学者研究非民主政权的重要概念和分析视角。亨廷顿从民主转型的角度指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向民主的威权政权主要有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三种。尽管威权体制存在诸多类型，但总体而言，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意识形态过于单一以及强化领袖魅力和过分依赖绩效合法性是威权体制政权的四个突出特征，这也构成了其维系自身的四重结构性要素。其中，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体系是该体制的核心特征，这往往需要通过权力压制、人身依附、控制暴力机器等具体手段来实现；强化领袖魅力和意识形态单一既是维持此种政权体系的副产品，又是从精神层面强化政治集权的必需品，这对于维持宗族性和家族式的威权体制尤为关键。但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领袖魅力和意识形态的统合功能将逐渐减弱，依赖绩效合法性成为维持威权体制的重要支柱。埃及民族民主党垮台的系统之因，正在于上述结构性要素的逐渐失衡与解构，具体表现为：领袖个人魅力的衰弱、意识形态的多元混杂与斗争、执政绩效的持续走低以及压制型权力体系的溃散。 一、领袖魅力的衰弱： 穆巴拉克个人威望的下降 马克斯·韦伯基于历史经验对统治合法性问题有过深入的分析，认为合法性有三种纯粹的类型，其中之一就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魅力与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也即个人魅力型或克里斯马型合法性。执政者因为其个人的超凡魅力或优秀才能往往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与追随，从而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但是，这种魅力型合法性表现出“非常态、不稳定、非制度化、非理性化”的特点，因而极易受到领袖人物思想言行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衰弱或增强。当魅力合法性增强时，领袖人物可以借此凝聚人心、稳固统治；而当其衰弱时，领袖人物便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其统治趋于不稳定。 民族民主党能够统治埃及30余年，可以说与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密切相关；而民族民主党之所以溃落至金字塔底，也难说不是与穆巴拉克个人威望的下降密切相关。伴随着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在埃及民众心目中逐渐下降，执政的埃及民族民主党在埃及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动摇。 1.穆巴拉克曾拥有极高的个人威望。上世纪70年代，穆巴拉克临危受命，重整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几乎被毁灭殆尽的埃及空军，并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获得了“杰出英雄”的称号和埃及共和国勋章，成为埃及国民心目中的英雄，同时也赢得了阿拉伯世界民众的广泛认同。1981年10月，穆巴拉克接替被暗杀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执掌埃及政权，并担任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主席，到2011年下台为止，他已领导民族民主党统治埃及30多年。在领导民族民主党执政期间，穆巴拉克顶住国际国内的诸多压力，积极谋求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振兴国内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对外关系，使得埃及逐步成长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穆巴拉克在五次大选中均以高票当选埃及总统，其统治时间之长在埃及共和国史无前例。从埃及的历史地位来说，穆巴拉克足可与古埃及的拉美西斯五世、中世纪阿尤布王朝的苏丹萨拉丁、带领埃及脱离土耳其帝国统治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romad‘Ali）及现代埃及国父纳赛尔相媲美。 2.政绩衰落与腐败问题导致穆巴拉克威望剧降。穆巴拉克在执政期间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是近年来国内经济持续走低、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党政干部腐败、个人权力膨胀、家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企图父位子承等问题对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产生了负面影响，逐步侵蚀了民众对穆巴拉克的情感认同。据统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埃及人从2000年的17%到2010年上升到20%以上；2008年，埃及全国贫困率高达22.0%，农村贫困率更是逼至30.0%，城市贫困率为10.6%，城乡贫富差距较大。另据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埃及近10年来平均清廉得分仅为3.11分（10分为最清廉），其最高排名为2002年的第60名，最低排名为2008年的第115名，属腐败较严重的国家。而穆巴拉克也常受到个人专权和腐败的指责，据专家估测，其身家可能达到435亿英镑，瑞士在埃及骚乱之后曾宣布冻结穆氏及其家人在该国各银行账户的所有资产。这一系列问题导致穆巴拉克政权的民意基础逐渐松动，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迅速下降。 3.新生代的年轻人对穆巴拉克的认同感不强。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埃及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穆巴拉克的英雄时代，很难感同身受地体会到穆巴拉克为埃及所做的贡献，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在年轻人心目中十分脆弱。相反，穆巴拉克长达30多年的执政给这些年轻人树立的并非民主亲民的形象，而是专制者的印象，加之年轻人极高的失业率和生活窘迫，更加剧了他们对穆巴拉克政权的不满。因此，在这次埃及政局动荡中走上街头的大部分是年轻人。 二、意识形态的多元混杂与斗争： 民族民主党缺乏主导性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统治者构筑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执政者往往会“大力发挥意识形态对统治地位合法化的辩护功能，证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理性”。罗伯特·达尔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领袖通常都会维护和弘扬一套意识形态，来赋予他们的领导以合法性，即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转换成权威。在戴维·伊斯顿看来，意识形态是统治者构筑合法性的首要源泉，其能够用来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说明，并以其特有的心理感召力增强人们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情感和支持。但是，多元混杂、甚至是互相矛盾斗争的意识形态则不利于统治的稳固，如果没有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被民众信仰和认同，民众就极易陷入思想价值上的混乱与迷茫，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就会逐渐衰弱。 埃及民族民主党在执政期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建构不足，没有形成为民众所认同、支持与信仰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相反，在这一时期，埃及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混杂与斗争的特点，这大大削弱了民族民主党执政的合法性。 1.多元文化长期存在和交互影响。埃及历史悠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埃及文明，但同时也曾遭受过多次外部入侵甚至占领，并因此传播与培植了多元混杂的文化，这其中就有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它们与古埃及文明交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埃及文化，对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众的生活影响深远。鉴于埃及社会多元混杂的文化形态，为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与信赖，民族民主党在构筑其意识形态与民众信仰体系时常照顾多面，企图囊括社会中各种信仰意识，比如民族民主党的“六大”、“八大”等多次党代会明确指出，党的思想基础是“宗教价值、民主和阿拉伯属性”，因此民族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亦表现出多样性和矛盾性的特点。 2.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缺失。2002年，民族民主党召开“八大”，在其通过的报告中称，“民族民主党是埃及民族主义的继承者并代表全体埃及人民的愿望”，应强化埃及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属性。“党的信仰基础是，作为国家立法根据的伊斯兰教教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以埃及文明为基础的民族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原则是宗教价值、民主、全面发展、社会公正和阿拉伯属性。”由此可见，民族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多元混杂，既有伊斯兰教意识，又有现代西方民主文化，同时又包含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埃及文明，还掺杂着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呈现出阿拉伯倾向、伊斯兰教倾向与西方民主倾向交叉的特点，没有建立起占主导地位的统一意识形态。 3.宗教信仰与世俗化观念冲突。埃及受伊斯兰教影响，在其国家政治生态与居民生活中存在着强烈的伊斯兰宗教意识。同时，埃及曾是英国殖民地，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中又存在着西方民主意识。伊斯兰宗教信仰与西方民主意识并存，使得民族民主党意识形态内部呈现出宗教化与世俗化的碰撞，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路线与西方民主意识的世俗化道路截然不同，难以调和。民族民主党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正是这种碰撞在现实中的集中反映。“一致化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由于民族民主党缺乏一致化的意识形态，因而也就缺乏民众的普遍认同，相互斗争的意识形态耗损了民族民主党合法性的构建。 三、执政绩效的持续走低：民族民主党 面临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的逐步开放，领袖魅力和意识形态的统合功能逐渐减弱，威权体制的政治合法性的构建往往转而依靠其执政绩效，而这种执政绩效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高速的经济发展。统治者通过快速的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能够逐步在民众心目中建立起对执政者的支持与认同，从而获得正当统治的绩效合法性。然而，绩效合法性的问题在于，“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维持好的绩效，其合法性将会流失”，也就是说，这种绩效合法性有其必然的困局，即经济发展受供求关系、市场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永远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因此，一旦经济出现衰退或危机，民众生活就易受到较为全面而迅速的冲击，从而极有可能迁怒于当权者。由于威权体制没有通过竞争选举方式更换领导人的常态机制，缺少程序合法性的支撑，其统治的正当性便会逐步流失，因而依赖绩效合法性也难以使执政者实施稳固的有效统治。 民族民主党在执政后期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埃及经济发展长期不景气，2008年由华尔街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更是给埃及经济雪上加霜，不仅出口受限，国外投资也大幅减少。在此情况下，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生活水平下降，就业问题突出。“经济失败触发了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巨大不满和某种敌对”，伴随着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民族民主党的执政合法性也逐渐流失并导致该党最终走向衰落。 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持续下滑。在1978—2010年民族民主党执政时期内，GDP年均增长率为5.09%。GDP年增长率最高时为1980年的10.01%，最低时为1991年的1.08%，并且呈总体下滑趋势。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衰退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2010年间，埃及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缓慢，仅在1000—2500美元问，远远低于中东北非国家的平均水平，而2008—2010年，二者更是平均相差1488.9美元。@面对经济衰退、民众收入增长缓慢以及生活贫困的现实，民族民主党难以赢得民众足够的认同。 2.高通货膨胀率难以遏制。民族民主党执政的30多年间，埃及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1.7%，在1986年达到23.86%的峰值。2008年，埃及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通货膨胀率达到18.32%，为近年来最高值。在穆巴拉克领导民族民主党执政的最后任期内（2005—2010），通货膨胀率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其平均值达到10.52%。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使得埃及物价飞涨，居民收入缩水，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处于不稳定之中。 3.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1989--2010年间，埃及平均失业率高达9.48%，最高时为1995年的11.3%，最低时为1989年的6。9%。而自2000年以来，埃及平均失业率更是高达9。78%，几乎每10人中就有1人失业。不仅如此，埃及失业人口年轻化趋势明显，并呈现出高学历化的特点。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埃及年轻人就业问题十分严峻，2005年，埃及15—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34.1%，超过1/3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另据相关报告，在埃及失业人口中，90%的失业者是29岁以下的青年，并且在埃及失业的青年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所占比例很高。2010年，埃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是仅受过小学教育者失业率的10倍。年轻人失业不仅导致其个人面临自我实现的落差，而且极易引起他们对社会或执政者的反抗甚至仇视。《纽约时报》在描述2011年年初埃及骚乱中示威人群的构成时说：“在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主体力量是那些二三十岁的埃及年轻人。这与以往任何一次的埃及游行不同，虽然那时也有年轻人的身影，但是规模不大，而且很多是来自‘兄弟会’（埃及反对派组织之一）。但是，眼下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却是游行的主力军，而且大多数人不属于任何帮派。” 4.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据2011年2月1日出版的《埃及新闻报》报道，开罗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明指出：埃及全国人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富人集团，他们占人口总数的20%，却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55%，这些人或从政，或经商，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第二层次是中产阶级，他们占人口的20%，占有27%的社会财富；第三层次是穷人，他们占人口的60%，由于收入低下，拥有的财富仅占18%。贫富差距燃起了低收入者心中的怒火，使他们走上街头反抗政府。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011年2月9日在谈及埃及局势时表示，埃及反政府示威游行表明埃及经济改革存在问题，国民未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四、压制型权力体系的溃散： 民族民主党的制度性问题突出 埃及民族民主党执政期间，穆巴拉克政权实为总统独大的威权体制，其政治制度化发展缓慢，民主政治缺乏，民族民主党也没有建立起稳固而持久的程序合法性体制，面临着突出的制度性问题，不仅自身走向垮台，而且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缺乏普遍认同的混乱困境，民主转型步履维艰，很有可能出现原教旨主义和军人干政的新型威权。 1.总统独大的权力结构导致权力集中化。埃及政治制度的创设基本遵循西方议会民主的原则，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则背离了西方民主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原则，总统大权独揽，权力结构失衡。总统直接或间接执掌立法权从而把持议会，并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等多种方式颁布法律，还可以作为党主席毫无阻力地创设法律或否决法律，人民议会实际上成为总统的立法机构。民族民主党执政时期，长期控制着人民议会至少3/4的议席，其中1995年和2010年分别掌控了94%和97%的议席。地方议会选举则采取赢家通吃的原则，从而保证了民族民主党对地方权力的垄断。∞而行政机构虽名义上向议会负责，但实际权力则由总统掌握，总统任命总理及各部官员，总揽行政大权，并且不受议会监督。同时，行政机构的各部官员大都为民族民主党党员，因而行政机构实为总统的办事机关。由此不难看出，总统权力独大，立法和行政机构均成为总统权力的附庸，难以发挥其监督制约作用。 2.党政高官腐败问题严重。“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民族民主党执政期间，长期把持国家权力机关，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从而导致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埃及人民议会议员阿卜·巴拉卡（Ahmed Abu Baraka）曾指出：“埃及每年因腐败所付代价高达630亿埃镑，由法院审理的腐败案件达73000件。”而2011年埃及动荡发生后，埃及检察机关查处了大量高官，显示出穆巴拉克时代腐败问题的严峻性，而穆巴拉克本人也难逃腐败的指控。 3.组织体系上的党国同构。党国同构的政治制度安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集中各方社会资源和国家力量，但却容易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监督缺失、滋生腐败、国家机构和政策缺乏自主性等制度恶果。一方面，民族民主党的领导人均兼任政府或议会职务，党内没有专职领导，党主席由总统亲自担任，人民议会议长、内阁总理、协商会议主席、副总理等均为党的政治局成员。党从最高领导人到基层组织，均与国家机构相互交错，党组织嵌入国家机构之中。党有与内阁平行的组织结构和专门委员会，许多党员身兼二职，同时在党和政府担任职务。另一方面，民族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及各种声明与政府决策并无二致，历次党代会也没有对党与政府的计划做区分。穆巴拉克利用民族民主党来执行自己的意志，党也围绕总统和政府决策运行，因而逐渐演变成执行政府决策与贯彻总统个人意志的政府党。2002年9月召开的八大虽然提出由“政府的党”向“党的政府”转变的主张，但仍难改变政治体系的党国同构特征。 4.总统选举形式化。埃及议会选举与总统选举虽有选举之形，却无选举之实，选举沦为全民投票公决或确认，形式化倾向严重。埃及宪法明确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这极易形成事实上的总统终身制。同时，埃及宪法还规定总统候选人只能有一位，由议会推举，然后经由全民投票选举产生。作为民族民主党的候选人，穆巴拉克经历五次大选，前四次皆以唯一候选人身份高票当选总统，其他反对党无法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没有竞争的总统选举已异化为全民公决或确认，成为穆巴拉克获取及稳固自身权力的工具。 5.民族民主党一党独大打压反对党。埃及在名义上实行的是多党制，然而民族民主党始终把持政权，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其他反对党难以对其构成挑战，实际上是典型的有限多党制。民族民主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对反对党采取打压分化的政策，排除异己，使反对党难以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有效作用。在政党组建上，民族民主党把持政党事务委员会，制定苛刻的准入政策，严格控制新政党的组建，包括新华夫脱党等在内的10多个反对党在成立时均遭到政党事务委员会的拒绝，而穆斯林兄弟会始终无法获得合法的政党地位，纳赛尔党从申请到最终批准成立时相距10年，期间遭到重重阻碍。在选举竞争上，民族民主党制定有利于自身的选举规则并以整个国家机器做后盾，利用国家资源与反对党竞争，压制反对党媒体，甚至公然贿选舞弊。同时，“总统有权任命十名议员，成为分化和打击反对党的有效工具。1984年，穆巴拉克总统任命四名工党党员为议员，几乎造成工党的分裂”。 由于威权体制固有的集权特征，正如亨廷顿所言，“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既压制竞争，也压制参与”。在压制型权力体系中，由于政治参与机会缺乏和通道狭窄，埃及的反对派政治力量长期受到打压，在国外势力干预和国内宗教势力膨胀的背景下，这也促使被排挤的反对力量逐渐聚合，在民族民主党倒台之后，宗教性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逐渐成为埃及政坛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力量，其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也在2012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埃及的新执政党。 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Mohamed Mor-si）和前总理沙菲克（Ahmed MohamedShafik）相互指责选举舞弊，由于穆巴拉克病危而推迟公布总统选举决胜轮结果，制宪会议受困于派别斗争致使新宪法迟迟不能出台。担任新总统的穆尔西自执政以来，始终未能消除埃及自由派和世俗团体对埃及将被全面伊斯兰化的担忧，“穆兄会”甚至提出“伊斯兰是解决一切的办法”，这导致埃及各政治派别不断对新政权表示反对。2012年10月19日，埃及36个党派和政治团体组织策划“百万人大游行”，旨在宣泄对穆斯林兄弟会“一党独大”的愤慨以及对总统穆尔西未能有效兑现其上台伊始提出的种种承诺的不满，并极力要求解散制宪委员会，制定一部代表所有埃及人利益的新宪法。虽然埃及新宪法已于2012年12月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获得通过，但是新宪法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埃及民主政治的真正到来。缺乏民主传统的埃及社会，反对派与执政当局的持续激烈对抗已使得民主政治秩序的建立变得尤为艰难。如2013年1月29日纪念“埃及革命”两周年的群众活动演变为全国性的反政府示威，最后导致警民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自此之后，埃及已持续爆发多起动乱。而民选上台的穆尔西则借政治动乱之机不断扩大总统权力，利用穆巴拉克惯用的统治手段来应付政治挑战，这不仅使得军方对穆尔西领导下的埃及的未来走向疑虑重重，也使得反对派与当局的对抗愈演愈烈，并未能领导国家走出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泥潭。正如哈斯（Richard N.Haass）所说：“埃及人需要时间来建立公民社会并开启长期受压制的政治派别。”近期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直接罢黜，以及持续而激烈的政治动乱等种种迹象表明，由于长期缺乏民主传统，加之宗教意识的文化特性，以及军人势力的政治干预，埃及颇难真正向民主国家转型，很可能出现原教旨主义和军人干政的新型威权。 在当今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威权体制下长期执政的政党面临集权与分权、绩效依赖与绩效衰微、意识形态整合与思想观念冲突的多重压力。从埃及的案例中抑或可以得到些许启示：其一，长期执政政党有必要根据社会发展和政治形势需要，未雨绸缪地主动制定政党转型的长远规划，以应对经济市场化、多元社会变迁、国际环境开放和民众政治参与扩大化的现实挑战。应有意培育具有合作精神的理性反对派和社会组织，逐步解构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推动政治权力的有序分散，避免社会派别的碎片化和极端对立，从而不至于像埃及那样，在乱局中难以找到“谈判对象”并导致社会冲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过渡时期“转型正义”的实现。其二，顺应变迁社会中的主导性民意，重塑新形势下的主导性意识形态，避免意识形态的相互矛盾和冲突，及时梳理不合时宜的传统意识形态，以提升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整合力。其三，绩效合法性是维系政权的重要手段，但因经济发展受市场要素和国际环境的制约，政权有着内在的波动规律，不可能永远快速发展，而且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应着力构建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体系，弱化政权对于领袖个人魅力和绩效合法性的倚重，促进统治合法性基础的转型，实现民众对于执政合理性的广泛认同。其四，在长期缺乏民主训练的社会，民众常常难以自觉遵守现代民主规则，利益派别往往缺乏基本的社会共识，企图通过权宜之计的公投来弥合社会矛盾和达成一致并不现实，因此，应从提升驾驭现代选举政治能力的高度，主动逐步开放选举民主的政治市场，培育民众和各政治派别的理性妥协精神，疏通新兴利益群体的民主参政渠道，适时将反对派力量纳入政治体系之中，搭建社会多元利益群体的制度化博弈平台，避免军方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其五，尤其要重视年轻人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有效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切实了解其实际需求、生活方式和政治意愿，积极培育和吸纳青年才俊成为政治精英，以引领青年民意。 （责任编辑 闫健）
[内容提要]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意识形态过于单一以及强化领袖魅力、依赖绩效合法性，是威权体制得以维系的四重结构性要素。埃及民族民主党垮台的原因正在于上述结构性要素的逐渐失衡与解构，具体表现为：领袖个人魅力的衰弱、意识形态的多元混杂与斗争、执政绩效的持续走低以及压制型权力体系的溃散。埃及的例子表明，对危机倒逼型的政权进行挽救性改革，不但难以实现政党的革新，而且将加剧政党的衰亡和社会的动乱，也无助于政治共识的形成以及民众对现代民主规则的遵守。长期执政的政党有必要未雨绸缪，主动制定政党转型的长远规划，以应对经济市场化、社会变迁多元化、国际环境开放和民众政治参与诉求增长的现实挑战。 [关键词]埃及民族民主党 威权体制 政治合法性 阿拉伯之春 2011年1月14日深夜，突尼斯总统本·阿里（Zineal-Abidine Ben Ali）因无力平息国内大规模的反政府骚乱不得不流亡沙特，由此，统治突尼斯长达23年之久的本·阿里政权寿终正寝。这场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政局剧变震惊了阿拉伯世界，产生的“蝴蝶效应”迅速冲击和蔓延至中东和北非国家，刮起了一场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暴，而穆巴拉克领导下的埃及则首当其冲。1月25日，受突尼斯政治风暴的影响，埃及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反对者呼吁穆巴拉克立即辞职，并要求政府进行改革，解决高失业率等问题。2月11日，穆巴拉克虽经多次妥协退让，但终迫于多方压力不得不宣布辞职，将权力移交给军方，自此，穆巴拉克政权宣告结束。伴随着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他所领导的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难逃从金字塔顶溃落的命运。4月16日，埃及最高行政法院作出裁决，解散埃及民族民主党，没收其所有资产，至此，曾拥有225万党员、统治埃及长达30多年之久的民族民主党正式宣告彻底退出埃及历史舞台。 有人视埃及形势为一种“政治转型”，认为其将对“阿拉伯之春”之后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也有人直接称之为埃及的2011年革命，认为在缺乏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和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实现转型正义还为时尚早。埃及的政治剧变为人们留下了太多的问题：为何30余年的执政之基敌不过十几天的骚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执政时间如此之长的大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威权体制下长期执政政党的顺利转型何以可能、路在何方？ 威权体制是政治学者研究非民主政权的重要概念和分析视角。亨廷顿从民主转型的角度指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向民主的威权政权主要有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三种。尽管威权体制存在诸多类型，但总体而言，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意识形态过于单一以及强化领袖魅力和过分依赖绩效合法性是威权体制政权的四个突出特征，这也构成了其维系自身的四重结构性要素。其中，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体系是该体制的核心特征，这往往需要通过权力压制、人身依附、控制暴力机器等具体手段来实现；强化领袖魅力和意识形态单一既是维持此种政权体系的副产品，又是从精神层面强化政治集权的必需品，这对于维持宗族性和家族式的威权体制尤为关键。但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领袖魅力和意识形态的统合功能将逐渐减弱，依赖绩效合法性成为维持威权体制的重要支柱。埃及民族民主党垮台的系统之因，正在于上述结构性要素的逐渐失衡与解构，具体表现为：领袖个人魅力的衰弱、意识形态的多元混杂与斗争、执政绩效的持续走低以及压制型权力体系的溃散。 一、领袖魅力的衰弱： 穆巴拉克个人威望的下降 马克斯·韦伯基于历史经验对统治合法性问题有过深入的分析，认为合法性有三种纯粹的类型，其中之一就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魅力与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也即个人魅力型或克里斯马型合法性。执政者因为其个人的超凡魅力或优秀才能往往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与追随，从而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但是，这种魅力型合法性表现出“非常态、不稳定、非制度化、非理性化”的特点，因而极易受到领袖人物思想言行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衰弱或增强。当魅力合法性增强时，领袖人物可以借此凝聚人心、稳固统治；而当其衰弱时，领袖人物便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其统治趋于不稳定。 民族民主党能够统治埃及30余年，可以说与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密切相关；而民族民主党之所以溃落至金字塔底，也难说不是与穆巴拉克个人威望的下降密切相关。伴随着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在埃及民众心目中逐渐下降，执政的埃及民族民主党在埃及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动摇。 1.穆巴拉克曾拥有极高的个人威望。上世纪70年代，穆巴拉克临危受命，重整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几乎被毁灭殆尽的埃及空军，并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获得了“杰出英雄”的称号和埃及共和国勋章，成为埃及国民心目中的英雄，同时也赢得了阿拉伯世界民众的广泛认同。1981年10月，穆巴拉克接替被暗杀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执掌埃及政权，并担任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主席，到2011年下台为止，他已领导民族民主党统治埃及30多年。在领导民族民主党执政期间，穆巴拉克顶住国际国内的诸多压力，积极谋求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振兴国内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对外关系，使得埃及逐步成长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穆巴拉克在五次大选中均以高票当选埃及总统，其统治时间之长在埃及共和国史无前例。从埃及的历史地位来说，穆巴拉克足可与古埃及的拉美西斯五世、中世纪阿尤布王朝的苏丹萨拉丁、带领埃及脱离土耳其帝国统治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romad‘Ali）及现代埃及国父纳赛尔相媲美。 2.政绩衰落与腐败问题导致穆巴拉克威望剧降。穆巴拉克在执政期间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是近年来国内经济持续走低、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党政干部腐败、个人权力膨胀、家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企图父位子承等问题对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产生了负面影响，逐步侵蚀了民众对穆巴拉克的情感认同。据统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埃及人从2000年的17%到2010年上升到20%以上；2008年，埃及全国贫困率高达22.0%，农村贫困率更是逼至30.0%，城市贫困率为10.6%，城乡贫富差距较大。另据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埃及近10年来平均清廉得分仅为3.11分（10分为最清廉），其最高排名为2002年的第60名，最低排名为2008年的第115名，属腐败较严重的国家。而穆巴拉克也常受到个人专权和腐败的指责，据专家估测，其身家可能达到435亿英镑，瑞士在埃及骚乱之后曾宣布冻结穆氏及其家人在该国各银行账户的所有资产。这一系列问题导致穆巴拉克政权的民意基础逐渐松动，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迅速下降。 3.新生代的年轻人对穆巴拉克的认同感不强。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埃及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穆巴拉克的英雄时代，很难感同身受地体会到穆巴拉克为埃及所做的贡献，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在年轻人心目中十分脆弱。相反，穆巴拉克长达30多年的执政给这些年轻人树立的并非民主亲民的形象，而是专制者的印象，加之年轻人极高的失业率和生活窘迫，更加剧了他们对穆巴拉克政权的不满。因此，在这次埃及政局动荡中走上街头的大部分是年轻人。 二、意识形态的多元混杂与斗争： 民族民主党缺乏主导性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统治者构筑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执政者往往会“大力发挥意识形态对统治地位合法化的辩护功能，证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理性”。罗伯特·达尔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领袖通常都会维护和弘扬一套意识形态，来赋予他们的领导以合法性，即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转换成权威。在戴维·伊斯顿看来，意识形态是统治者构筑合法性的首要源泉，其能够用来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说明，并以其特有的心理感召力增强人们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情感和支持。但是，多元混杂、甚至是互相矛盾斗争的意识形态则不利于统治的稳固，如果没有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被民众信仰和认同，民众就极易陷入思想价值上的混乱与迷茫，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就会逐渐衰弱。 埃及民族民主党在执政期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建构不足，没有形成为民众所认同、支持与信仰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相反，在这一时期，埃及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混杂与斗争的特点，这大大削弱了民族民主党执政的合法性。 1.多元文化长期存在和交互影响。埃及历史悠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埃及文明，但同时也曾遭受过多次外部入侵甚至占领，并因此传播与培植了多元混杂的文化，这其中就有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它们与古埃及文明交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埃及文化，对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众的生活影响深远。鉴于埃及社会多元混杂的文化形态，为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与信赖，民族民主党在构筑其意识形态与民众信仰体系时常照顾多面，企图囊括社会中各种信仰意识，比如民族民主党的“六大”、“八大”等多次党代会明确指出，党的思想基础是“宗教价值、民主和阿拉伯属性”，因此民族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亦表现出多样性和矛盾性的特点。 2.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缺失。2002年，民族民主党召开“八大”，在其通过的报告中称，“民族民主党是埃及民族主义的继承者并代表全体埃及人民的愿望”，应强化埃及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属性。“党的信仰基础是，作为国家立法根据的伊斯兰教教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以埃及文明为基础的民族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原则是宗教价值、民主、全面发展、社会公正和阿拉伯属性。”由此可见，民族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多元混杂，既有伊斯兰教意识，又有现代西方民主文化，同时又包含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埃及文明，还掺杂着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呈现出阿拉伯倾向、伊斯兰教倾向与西方民主倾向交叉的特点，没有建立起占主导地位的统一意识形态。 3.宗教信仰与世俗化观念冲突。埃及受伊斯兰教影响，在其国家政治生态与居民生活中存在着强烈的伊斯兰宗教意识。同时，埃及曾是英国殖民地，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中又存在着西方民主意识。伊斯兰宗教信仰与西方民主意识并存，使得民族民主党意识形态内部呈现出宗教化与世俗化的碰撞，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路线与西方民主意识的世俗化道路截然不同，难以调和。民族民主党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正是这种碰撞在现实中的集中反映。“一致化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由于民族民主党缺乏一致化的意识形态，因而也就缺乏民众的普遍认同，相互斗争的意识形态耗损了民族民主党合法性的构建。 三、执政绩效的持续走低：民族民主党 面临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的逐步开放，领袖魅力和意识形态的统合功能逐渐减弱，威权体制的政治合法性的构建往往转而依靠其执政绩效，而这种执政绩效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高速的经济发展。统治者通过快速的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能够逐步在民众心目中建立起对执政者的支持与认同，从而获得正当统治的绩效合法性。然而，绩效合法性的问题在于，“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维持好的绩效，其合法性将会流失”，也就是说，这种绩效合法性有其必然的困局，即经济发展受供求关系、市场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永远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因此，一旦经济出现衰退或危机，民众生活就易受到较为全面而迅速的冲击，从而极有可能迁怒于当权者。由于威权体制没有通过竞争选举方式更换领导人的常态机制，缺少程序合法性的支撑，其统治的正当性便会逐步流失，因而依赖绩效合法性也难以使执政者实施稳固的有效统治。 民族民主党在执政后期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埃及经济发展长期不景气，2008年由华尔街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更是给埃及经济雪上加霜，不仅出口受限，国外投资也大幅减少。在此情况下，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生活水平下降，就业问题突出。“经济失败触发了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巨大不满和某种敌对”，伴随着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民族民主党的执政合法性也逐渐流失并导致该党最终走向衰落。 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持续下滑。在1978—2010年民族民主党执政时期内，GDP年均增长率为5.09%。GDP年增长率最高时为1980年的10.01%，最低时为1991年的1.08%，并且呈总体下滑趋势。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衰退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2010年间，埃及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缓慢，仅在1000—2500美元问，远远低于中东北非国家的平均水平，而2008—2010年，二者更是平均相差1488.9美元。@面对经济衰退、民众收入增长缓慢以及生活贫困的现实，民族民主党难以赢得民众足够的认同。 2.高通货膨胀率难以遏制。民族民主党执政的30多年间，埃及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1.7%，在1986年达到23.86%的峰值。2008年，埃及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通货膨胀率达到18.32%，为近年来最高值。在穆巴拉克领导民族民主党执政的最后任期内（2005—2010），通货膨胀率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其平均值达到10.52%。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使得埃及物价飞涨，居民收入缩水，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处于不稳定之中。 3.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1989--2010年间，埃及平均失业率高达9.48%，最高时为1995年的11.3%，最低时为1989年的6。9%。而自2000年以来，埃及平均失业率更是高达9。78%，几乎每10人中就有1人失业。不仅如此，埃及失业人口年轻化趋势明显，并呈现出高学历化的特点。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埃及年轻人就业问题十分严峻，2005年，埃及15—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34.1%，超过1/3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另据相关报告，在埃及失业人口中，90%的失业者是29岁以下的青年，并且在埃及失业的青年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所占比例很高。2010年，埃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是仅受过小学教育者失业率的10倍。年轻人失业不仅导致其个人面临自我实现的落差，而且极易引起他们对社会或执政者的反抗甚至仇视。《纽约时报》在描述2011年年初埃及骚乱中示威人群的构成时说：“在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主体力量是那些二三十岁的埃及年轻人。这与以往任何一次的埃及游行不同，虽然那时也有年轻人的身影，但是规模不大，而且很多是来自‘兄弟会’（埃及反对派组织之一）。但是，眼下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却是游行的主力军，而且大多数人不属于任何帮派。” 4.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据2011年2月1日出版的《埃及新闻报》报道，开罗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明指出：埃及全国人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富人集团，他们占人口总数的20%，却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55%，这些人或从政，或经商，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第二层次是中产阶级，他们占人口的20%，占有27%的社会财富；第三层次是穷人，他们占人口的60%，由于收入低下，拥有的财富仅占18%。贫富差距燃起了低收入者心中的怒火，使他们走上街头反抗政府。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011年2月9日在谈及埃及局势时表示，埃及反政府示威游行表明埃及经济改革存在问题，国民未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四、压制型权力体系的溃散： 民族民主党的制度性问题突出 埃及民族民主党执政期间，穆巴拉克政权实为总统独大的威权体制，其政治制度化发展缓慢，民主政治缺乏，民族民主党也没有建立起稳固而持久的程序合法性体制，面临着突出的制度性问题，不仅自身走向垮台，而且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缺乏普遍认同的混乱困境，民主转型步履维艰，很有可能出现原教旨主义和军人干政的新型威权。 1.总统独大的权力结构导致权力集中化。埃及政治制度的创设基本遵循西方议会民主的原则，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则背离了西方民主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原则，总统大权独揽，权力结构失衡。总统直接或间接执掌立法权从而把持议会，并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等多种方式颁布法律，还可以作为党主席毫无阻力地创设法律或否决法律，人民议会实际上成为总统的立法机构。民族民主党执政时期，长期控制着人民议会至少3/4的议席，其中1995年和2010年分别掌控了94%和97%的议席。地方议会选举则采取赢家通吃的原则，从而保证了民族民主党对地方权力的垄断。∞而行政机构虽名义上向议会负责，但实际权力则由总统掌握，总统任命总理及各部官员，总揽行政大权，并且不受议会监督。同时，行政机构的各部官员大都为民族民主党党员，因而行政机构实为总统的办事机关。由此不难看出，总统权力独大，立法和行政机构均成为总统权力的附庸，难以发挥其监督制约作用。 2.党政高官腐败问题严重。“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民族民主党执政期间，长期把持国家权力机关，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从而导致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埃及人民议会议员阿卜·巴拉卡（Ahmed Abu Baraka）曾指出：“埃及每年因腐败所付代价高达630亿埃镑，由法院审理的腐败案件达73000件。”而2011年埃及动荡发生后，埃及检察机关查处了大量高官，显示出穆巴拉克时代腐败问题的严峻性，而穆巴拉克本人也难逃腐败的指控。 3.组织体系上的党国同构。党国同构的政治制度安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集中各方社会资源和国家力量，但却容易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监督缺失、滋生腐败、国家机构和政策缺乏自主性等制度恶果。一方面，民族民主党的领导人均兼任政府或议会职务，党内没有专职领导，党主席由总统亲自担任，人民议会议长、内阁总理、协商会议主席、副总理等均为党的政治局成员。党从最高领导人到基层组织，均与国家机构相互交错，党组织嵌入国家机构之中。党有与内阁平行的组织结构和专门委员会，许多党员身兼二职，同时在党和政府担任职务。另一方面，民族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及各种声明与政府决策并无二致，历次党代会也没有对党与政府的计划做区分。穆巴拉克利用民族民主党来执行自己的意志，党也围绕总统和政府决策运行，因而逐渐演变成执行政府决策与贯彻总统个人意志的政府党。2002年9月召开的八大虽然提出由“政府的党”向“党的政府”转变的主张，但仍难改变政治体系的党国同构特征。 4.总统选举形式化。埃及议会选举与总统选举虽有选举之形，却无选举之实，选举沦为全民投票公决或确认，形式化倾向严重。埃及宪法明确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这极易形成事实上的总统终身制。同时，埃及宪法还规定总统候选人只能有一位，由议会推举，然后经由全民投票选举产生。作为民族民主党的候选人，穆巴拉克经历五次大选，前四次皆以唯一候选人身份高票当选总统，其他反对党无法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没有竞争的总统选举已异化为全民公决或确认，成为穆巴拉克获取及稳固自身权力的工具。 5.民族民主党一党独大打压反对党。埃及在名义上实行的是多党制，然而民族民主党始终把持政权，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其他反对党难以对其构成挑战，实际上是典型的有限多党制。民族民主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对反对党采取打压分化的政策，排除异己，使反对党难以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有效作用。在政党组建上，民族民主党把持政党事务委员会，制定苛刻的准入政策，严格控制新政党的组建，包括新华夫脱党等在内的10多个反对党在成立时均遭到政党事务委员会的拒绝，而穆斯林兄弟会始终无法获得合法的政党地位，纳赛尔党从申请到最终批准成立时相距10年，期间遭到重重阻碍。在选举竞争上，民族民主党制定有利于自身的选举规则并以整个国家机器做后盾，利用国家资源与反对党竞争，压制反对党媒体，甚至公然贿选舞弊。同时，“总统有权任命十名议员，成为分化和打击反对党的有效工具。1984年，穆巴拉克总统任命四名工党党员为议员，几乎造成工党的分裂”。 由于威权体制固有的集权特征，正如亨廷顿所言，“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既压制竞争，也压制参与”。在压制型权力体系中，由于政治参与机会缺乏和通道狭窄，埃及的反对派政治力量长期受到打压，在国外势力干预和国内宗教势力膨胀的背景下，这也促使被排挤的反对力量逐渐聚合，在民族民主党倒台之后，宗教性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逐渐成为埃及政坛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力量，其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也在2012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埃及的新执政党。 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Mohamed Mor-si）和前总理沙菲克（Ahmed MohamedShafik）相互指责选举舞弊，由于穆巴拉克病危而推迟公布总统选举决胜轮结果，制宪会议受困于派别斗争致使新宪法迟迟不能出台。担任新总统的穆尔西自执政以来，始终未能消除埃及自由派和世俗团体对埃及将被全面伊斯兰化的担忧，“穆兄会”甚至提出“伊斯兰是解决一切的办法”，这导致埃及各政治派别不断对新政权表示反对。2012年10月19日，埃及36个党派和政治团体组织策划“百万人大游行”，旨在宣泄对穆斯林兄弟会“一党独大”的愤慨以及对总统穆尔西未能有效兑现其上台伊始提出的种种承诺的不满，并极力要求解散制宪委员会，制定一部代表所有埃及人利益的新宪法。虽然埃及新宪法已于2012年12月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获得通过，但是新宪法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埃及民主政治的真正到来。缺乏民主传统的埃及社会，反对派与执政当局的持续激烈对抗已使得民主政治秩序的建立变得尤为艰难。如2013年1月29日纪念“埃及革命”两周年的群众活动演变为全国性的反政府示威，最后导致警民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自此之后，埃及已持续爆发多起动乱。而民选上台的穆尔西则借政治动乱之机不断扩大总统权力，利用穆巴拉克惯用的统治手段来应付政治挑战，这不仅使得军方对穆尔西领导下的埃及的未来走向疑虑重重，也使得反对派与当局的对抗愈演愈烈，并未能领导国家走出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泥潭。正如哈斯（Richard N.Haass）所说：“埃及人需要时间来建立公民社会并开启长期受压制的政治派别。”近期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直接罢黜，以及持续而激烈的政治动乱等种种迹象表明，由于长期缺乏民主传统，加之宗教意识的文化特性，以及军人势力的政治干预，埃及颇难真正向民主国家转型，很可能出现原教旨主义和军人干政的新型威权。 在当今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威权体制下长期执政的政党面临集权与分权、绩效依赖与绩效衰微、意识形态整合与思想观念冲突的多重压力。从埃及的案例中抑或可以得到些许启示：其一，长期执政政党有必要根据社会发展和政治形势需要，未雨绸缪地主动制定政党转型的长远规划，以应对经济市场化、多元社会变迁、国际环境开放和民众政治参与扩大化的现实挑战。应有意培育具有合作精神的理性反对派和社会组织，逐步解构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推动政治权力的有序分散，避免社会派别的碎片化和极端对立，从而不至于像埃及那样，在乱局中难以找到“谈判对象”并导致社会冲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过渡时期“转型正义”的实现。其二，顺应变迁社会中的主导性民意，重塑新形势下的主导性意识形态，避免意识形态的相互矛盾和冲突，及时梳理不合时宜的传统意识形态，以提升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整合力。其三，绩效合法性是维系政权的重要手段，但因经济发展受市场要素和国际环境的制约，政权有着内在的波动规律，不可能永远快速发展，而且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应着力构建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体系，弱化政权对于领袖个人魅力和绩效合法性的倚重，促进统治合法性基础的转型，实现民众对于执政合理性的广泛认同。其四，在长期缺乏民主训练的社会，民众常常难以自觉遵守现代民主规则，利益派别往往缺乏基本的社会共识，企图通过权宜之计的公投来弥合社会矛盾和达成一致并不现实，因此，应从提升驾驭现代选举政治能力的高度，主动逐步开放选举民主的政治市场，培育民众和各政治派别的理性妥协精神，疏通新兴利益群体的民主参政渠道，适时将反对派力量纳入政治体系之中，搭建社会多元利益群体的制度化博弈平台，避免军方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其五，尤其要重视年轻人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有效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切实了解其实际需求、生活方式和政治意愿，积极培育和吸纳青年才俊成为政治精英，以引领青年民意。 （责任编辑 闫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