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军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1年01期
世纪之交，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巨变。以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人类社会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知识经济和知识文明将取代工业经济和工业文明，这将极大地促进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等方面都发生巨大的变化。相应地，在国际关系层面上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变革。笔者将结合知识经济的特征和动力因素来探讨一下正在形成演变的国际体系。
一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又称国际系统。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国际系统是指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要求的社会系统，它包含一组客体以及这些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特性之间的关系。（注：GeorgeModelski,Agraria and Industria:Two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Systems.see: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eds,The InternationalSystem: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1—122.）在当代国际关系文献中，国际体系是指一切国际行为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总和，包括国家间的关系和其他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关系。依据系统论的观点，如果把国际社会看作是一个大的系统，把能对这个系统的构成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当作是行为单元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国际体系一般是指，根据主要行为单元在全球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地位进行分类和排序，从而确立的较为稳定和持久的一种国际关系构架和态势。
莫顿·卡普兰在 1957 年创立了“国际系统”学说， 建立了国际系统的六个模型，（注：Morton A.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1957,by John Wiley,Sons,Inc.PP21—53.）并设计了五组变项（基本规则、转换规则、行为者分类变项、能力变项和信息变项）来具体考察每个系统及其差别，其中“能力变项”显示军备水平、技术水平和其他权力因素。我们将主要从“能力变项”的角度，通过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变化的分析来阐述知识经济时代国际体系的特点。
通观国际关系史，我们认为已出现的国际体系主要有两种形态，即网状多极制衡体系和两极对峙体系。而可能出现的国际体系主要有：金字塔式的一极统领体系，以及“全球主义者”设想的超国家权力组织管理下的平等和谐的国际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凡尔赛体系就是由美、英、法、日、德、意、苏等几大力量中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国际关系构架和态势，是一种由松散到相对集中的多极体系，其形成的主要依据是以军力为主的国力基础和它们之间逐渐清晰的敌对或同盟关系的演变。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则主要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各自统领的两大对峙阵营所构成，是一种由集中到松散的两极体系。虽然中国和法国分别游离出这两大阵营，但该体系仍具有鲜明的两极对立的特点，其构成依据仍然是以两个超级大国强大的军力为主体的国家实力。金字塔统领型一极体系在历史上曾有过区域性的实现，如古代中国曾出现过的宗主国与附庸国的等级关系构成的局部一极体系，英帝国鼎盛时期的英国本土与其自治领和殖民地间的等级关系所构成的局部一极体系。但历史上尚未出现全球性的一极统领型国际体系。而超国家权力制约和管理下的国际体系只是“全球主义者”一种乐观的设想，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今天，这种设想在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历史上形成过的国际体系多是经过战争，通过对有形资源（土地、自然资源、资金等）掠夺的方式而形成的。占有富足有形“硬”资源和拥有强大的工农业基础和军事实力的国家一直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主宰者。国际体系的成型过程和最终态势的形成主要是围绕着土地、自然资源、资本这类有形资源的拥有量而展开的。然而，随着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国际关系的范式和过程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条件也在变化之中。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演进较为特殊，这次体系的转换没有经过世界大战，其构成依据中军力因素的作用相对下降，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因素和科技促进下的新经济因素的地位急剧上升，知识经济对正在形成的国际体系有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二
从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看来，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和最终态势主要是由国家权力决定的，即主要从“能力变项”的角度，由各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和演变来实现的。知识经济对国际体系演变的影响主要也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综合国力）的作用而得以体现的。
按阿尔温·托夫勒的观点，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明确界定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即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流通、分配和应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新型经济把科学、技术、智慧、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与经济密切结合起来，使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发动机。
相应地，在知识经济社会，综合国力各构成要素的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显著和最主要的变化是知识信息等科技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综合国力中的纯粹硬要素（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基数等）是较为定形和难以改变的；而其他要素却因知识经济中高科技的推动而迸发出巨大的新能量。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军事力、经济力，还是文化力均离不开以知识信息为主体的科技力的支撑和促生，科技力成为综合国力最本质和最基础的要素。一国拥有的知识信息的质量和以此为基础的科技实力以及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潜力，成为确立其国家权力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资本和依据。正如托夫勒所指出的，“知识本身不仅已经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知识是终端放大器。这是今后的力量转移的关键，它也说明全世界争取控制知识和传播手段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注：刘吉、金吾伦：《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 173页。）可见，科技是现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促进因素和支撑力量，是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已成为各国综合国力较量的关键，也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形成态势的最本质因素。
当前国际体系处于多极化格局形成之中的观点是目前国际关系学界较有共识的看法，这种观点多是基于冷战后各大国综合国力演变的考虑之上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信息等软资源优势成为新的权力源，成为综合国力构成的主导因素，进而成为影响国际体系构成的主要因素。因此，目前所讨论的多极化体系能否最终形成和持久，关键是看美、日、欧、中、俄几大力量中心所拥有和开发知识信息等软资源的能力和潜力的大小是否相对平衡；是看在知识创新中高科技含量的大小是否大致均衡；最终表现为知识科技催生下的经济力、军事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大小是否相对持衡。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目前正在形成的多极化国际体系是一种力量分布不均的多极体系，其中美国作为冷战后遗留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未被消弱，反而因其及时把握知识经济时代的脉搏，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开发高技术产品，使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先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如果其他力量中心不迅速跟上知识经济的时代步伐，在知识、信息、高科技竞争力等方面与美国缩小差距，那么各大力量中心相对均衡的多极体系则很难最终形成和持久。总的看来，在知识经济时代，国际体系构成的主要依据是以各大国高科技力为主导因素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和演变，其中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值得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家对内对外战略时深思。
三
与现实主义学派认为的主权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的行为单元、国家权力是国际体系构成的主要因素的观点有所不同，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全球的和超国家的研究范式会提供一个有关当代国际体系的结构、动向和运作的全新角度和更加完整的画面。
自新航线的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强国通过对外扩张、殖民、贸易等方式使世界各地逐渐由封闭隔绝走向开放和相互联系，但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相互关联得如此紧密。知识爆炸、网络扩展、信息的快速流动，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全球化”也成了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时髦词。当今世界正日渐趋于全球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知识经济促进下的全球化与国际体系的形成又有什么联系呢？
知识经济促进全球化，可能使相对落后的国家出现跳跃式发展的势头，产生“后发优势”，使国际系统内主要大国的实力趋于平衡，从而形成网状多极制衡型国际体系；但知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也同样可能使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呈更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
知识经济时代，新兴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以及国际互联网络的迅速扩展，为越境信息流（ TransborderInformation Flow,TIF）的全球流动提供了载体和推动力， 促进了世界经济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知识信息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和文化等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如美国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指出的，“一个比黄金、 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这将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改变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注：[美]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21 世纪的生存抉择》，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毫无疑问，TIF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它含有大量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对各国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影响越来越大。TIF 可以使信息输入国利用他国的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走上经济发展的捷径，使后进国家形成跳跃式发展的“后发优势”，从而缩小国际系统内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的差距，使各大力量中心的实力趋于均衡，最终使国际体系大致呈现出一种几大力量中心相互制约的网状结构和态势。这种力量大致均衡的多极化国际体系固然有其不易稳定、关系复杂的弱点，但可以避免出现某一国因处于绝对优势而为所欲为，并导致他国反抗，最终形成世界纷争的剧烈动荡局面。
然而，知识经济促生下的全球化趋势并不意味着多极制衡的国际体系会自然形成，更不意味着未来的各国地位平等合理的国际体系会必然出现。从目前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在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前景来看，网状多极制衡国际体系的最终成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这是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等无形越境信息流（TIF ）的传播具有交互性和不平衡性两大特点。（注：梁俊兰：《信息的无国界传播现象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27页。）TIF的交互性使全球性的相互依存度加大，可能使各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较为均衡，从而促成网状多极体系的形成；而TIF 流动的不平衡性却使知识信息资源富有国与贫穷国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新的南北差距和全球两极分化。而且，虽然知识信息不具有排他性，似乎富国和穷国都能拥有；但富国和穷国开发信息资源的起点和技术条件却有巨大的差距。理论上的知识信息的共享性并不能否定实际上的排他性的存在。由于“马太效应”的作用，信息资源丰富、信息技术先进的国家更容易扩大其知识信息优势，同时可遏制其他国家对知识信息等软资源的开发能力（如通过限制技术出口，争夺弱国人才等方式来实现），形成一种“信息霸权主义”、“高技术霸权主义”和新的“文化帝国主义”。而弱国在这场以知识信息为主体的新型竞争中处处被动，差距被越拉越大，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之中。因此，知识信息的共享性虽然可能减少国际冲突、增进合作，但由于信息资源分布不公、信息霸权和技术霸权的存在会导致国际等级制的出现。因此知识经济社会中各国的相互依存并不是均等的相互依存，全球化中各国共享知识经济带来的益处也并不是等同的。所以说，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化并不一定是主权国家平等公正的“全球化”，并不能消除“帝国主义”式的全球权力分布，反而可能加深全球权力分布的两极分化，形成等级制的金字塔统领型的一极化国际体系。如果这种一极统领型的国际体系得以初步确立，那么全球化的最终实现则可能是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某个权力中心利用强权（其中知识信息等软资源因素的作用将大大加强）将某种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观念等从该中心向全球辐射和推进。如果这种方式的全球化得以实现和一极化国际体系得以最终确立，那么世界将出现全球性的“中心—外围”式（我们称之为“塔顶—塔基”式）的国际体系。
这种国际体系的形成将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将加大塔顶国家与塔基国家的差距。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南北差距将在知识经济时代因知识信息的生产能力、处理能力和提供能力的差距而得以扩大。TIF的不合理流动加大了世界南北之间的差距， 使信息富有国更富有信息，信息贫穷国更缺乏信息。知识信息上的富有与贫穷引发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进而产生政治经济上的控制与被控制。（二）、将加大塔基国家对塔顶国家的依附。塔顶国家的信息技术发达，信息基础结构雄厚，可以在TIF流动中凭借其技术实力和信息优势限制、 剥削塔基国家，从而使塔基国家不能充分开发利用本国的信息资源，不得不形成对塔顶国家信息上的依赖，进而导致技术依赖、经济依赖，最终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三）、将加大塔顶国家对塔基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控制。由于TIF的源端（信息的发送者和操纵者）与TIF的宿端（信息的接收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单向信息流极易产生不平衡，使得信息输出国能够利用本国的信息技术和资源优势将本国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特性通过TIF 渗透到其他国家，进行悄无声息的文化侵略扩张，从而形成文化同质现象（Cultural Autonomy ）。虽然文化同质可以减少信息沟通的障碍，有利于全球化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对各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产生毁灭性的侵害。（注：梁俊兰：《越境数据流与信息政策和信息法律》，《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63—64页。）特别是如果在TIF流动中占优势的文化并非是适合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时，那么这种通过信息霸权而形成的文化帝国主义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目前的信息优势国已明确将信息高速公路等信息高技术作为推广其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力的有效工具；借助信息技术在全球推行“软”征服，已成为一些信息霸权国推行其全球战略的新型手段之一。
目前看来，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塔顶的金字塔统领型的一极国际体系， 形成“美国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 美国的这种战略构想与其他几大力量中心希望构建的多极制衡体系构想形成鲜明的对比。两种构想谁胜谁负的关键是看各大力量中心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拥有的知识信息资源、高科技实力及以此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是否能达到相对的均衡态势。如果各大力量的权力分布大致平衡，多极制衡型国际体系便能得以最终的确立和巩固；如果美国在这场知识信息革命中继续保持领先，并大幅度拉大与其他力量中心的差距，那么未来世界出现由美国为塔顶（可能依附着几个搭便车国家）的金字塔统领型一极化国际体系的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的。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信息具有渗透一切领域的功能，以及全球信息网络的无国界特性使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超出了主权国家的控制力，任何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无法在目前现有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内建立起全球经济政治领导作用的合法性。因此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功能正在扩大和加强，并为超国家组织和权力结构的出现创造条件。（注：张新华：《信息时代国际政治的演变趋势》，《国际观察》，1998年第3期，第26页。 ）这种带有“全球主义”色彩的观点为我们勾画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构图，颇相似于卡普兰国际体系“六模型”之一的“国际制系统”模型，是柏拉图“理想国”思想、卢梭“世界公民”意识及康德“世界联邦制度”设想的继承和发展。全球主义者视国际组织的扩张为新的世界政治的重要迹象，认为无政府状态基本上不再是国际体系的特征。这种乐观的“全球主义者”认为，“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注：Oran Young,Interdependencein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24,Autumn 1969,P728.）这种国际体系构想可称之为“世界政府”管理下的各国平等和谐的国际体系。在知识经济促生下的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对超国家权力统一管理下的国际体系设想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这种设想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对未来国际体系的构想，带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四
我们认为，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现实的学问，其对未来情况研究的时间跨度不可能太长；其研究的基础应建立在历史和现实已有现象的分析之上，然后才可以对时间跨度不长的未来作出谨慎的预测和评估。基于这种观点，并结合以上几部分的分析，笔者认为，知识经济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运行规律，当然也远谈不上对国际体系的形成、构造和态势带来彻底的革新；但知识经济确实正在而且将要给国际体系的形成方式、构造特点等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总的看来，在可预见的知识经济时代，国际体系仍然是在主要大国的自助原则上形成和维持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由各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各国综合国力中的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的地位得以极大地提高，高科技力成为新的权力源，从而成为影响国际体系构成的本质要素。
知识经济将促进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化，但各国在全球化系统中的相互依存并非是平等均衡的相互依存，也并不能自然和必然形成网状多极制衡型国际体系。由于各国的知识信息资源和高科技的差距及 TIF流动的不平衡性， 使金字塔式的一极统领型国际体系出现的可能性加大。
由于国际体系仍是由重视自身利益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互动而形成的，从根源上说是自发产生的，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其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因此，那种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产生一种超国家权力来管理世界事务的国际体系的观点，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的概率是很小的。知识经济促进下的全球化可能加强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作用，但很难出现“世界政府”来统一规范各国行为的国际体系。
作者介绍：李军，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北京 100091
作者：李军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1年01期
世纪之交，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巨变。以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人类社会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知识经济和知识文明将取代工业经济和工业文明，这将极大地促进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等方面都发生巨大的变化。相应地，在国际关系层面上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变革。笔者将结合知识经济的特征和动力因素来探讨一下正在形成演变的国际体系。
一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又称国际系统。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国际系统是指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要求的社会系统，它包含一组客体以及这些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特性之间的关系。（注：GeorgeModelski,Agraria and Industria:Two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Systems.see: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eds,The InternationalSystem: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1—122.）在当代国际关系文献中，国际体系是指一切国际行为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总和，包括国家间的关系和其他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关系。依据系统论的观点，如果把国际社会看作是一个大的系统，把能对这个系统的构成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当作是行为单元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国际体系一般是指，根据主要行为单元在全球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地位进行分类和排序，从而确立的较为稳定和持久的一种国际关系构架和态势。
莫顿·卡普兰在 1957 年创立了“国际系统”学说， 建立了国际系统的六个模型，（注：Morton A.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1957,by John Wiley,Sons,Inc.PP21—53.）并设计了五组变项（基本规则、转换规则、行为者分类变项、能力变项和信息变项）来具体考察每个系统及其差别，其中“能力变项”显示军备水平、技术水平和其他权力因素。我们将主要从“能力变项”的角度，通过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变化的分析来阐述知识经济时代国际体系的特点。
通观国际关系史，我们认为已出现的国际体系主要有两种形态，即网状多极制衡体系和两极对峙体系。而可能出现的国际体系主要有：金字塔式的一极统领体系，以及“全球主义者”设想的超国家权力组织管理下的平等和谐的国际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凡尔赛体系就是由美、英、法、日、德、意、苏等几大力量中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国际关系构架和态势，是一种由松散到相对集中的多极体系，其形成的主要依据是以军力为主的国力基础和它们之间逐渐清晰的敌对或同盟关系的演变。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则主要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各自统领的两大对峙阵营所构成，是一种由集中到松散的两极体系。虽然中国和法国分别游离出这两大阵营，但该体系仍具有鲜明的两极对立的特点，其构成依据仍然是以两个超级大国强大的军力为主体的国家实力。金字塔统领型一极体系在历史上曾有过区域性的实现，如古代中国曾出现过的宗主国与附庸国的等级关系构成的局部一极体系，英帝国鼎盛时期的英国本土与其自治领和殖民地间的等级关系所构成的局部一极体系。但历史上尚未出现全球性的一极统领型国际体系。而超国家权力制约和管理下的国际体系只是“全球主义者”一种乐观的设想，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今天，这种设想在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历史上形成过的国际体系多是经过战争，通过对有形资源（土地、自然资源、资金等）掠夺的方式而形成的。占有富足有形“硬”资源和拥有强大的工农业基础和军事实力的国家一直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主宰者。国际体系的成型过程和最终态势的形成主要是围绕着土地、自然资源、资本这类有形资源的拥有量而展开的。然而，随着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国际关系的范式和过程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条件也在变化之中。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演进较为特殊，这次体系的转换没有经过世界大战，其构成依据中军力因素的作用相对下降，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因素和科技促进下的新经济因素的地位急剧上升，知识经济对正在形成的国际体系有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二
从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看来，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和最终态势主要是由国家权力决定的，即主要从“能力变项”的角度，由各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和演变来实现的。知识经济对国际体系演变的影响主要也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综合国力）的作用而得以体现的。
按阿尔温·托夫勒的观点，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明确界定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即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流通、分配和应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新型经济把科学、技术、智慧、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与经济密切结合起来，使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发动机。
相应地，在知识经济社会，综合国力各构成要素的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显著和最主要的变化是知识信息等科技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综合国力中的纯粹硬要素（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基数等）是较为定形和难以改变的；而其他要素却因知识经济中高科技的推动而迸发出巨大的新能量。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军事力、经济力，还是文化力均离不开以知识信息为主体的科技力的支撑和促生，科技力成为综合国力最本质和最基础的要素。一国拥有的知识信息的质量和以此为基础的科技实力以及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潜力，成为确立其国家权力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资本和依据。正如托夫勒所指出的，“知识本身不仅已经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知识是终端放大器。这是今后的力量转移的关键，它也说明全世界争取控制知识和传播手段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注：刘吉、金吾伦：《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 173页。）可见，科技是现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促进因素和支撑力量，是提高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已成为各国综合国力较量的关键，也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形成态势的最本质因素。
当前国际体系处于多极化格局形成之中的观点是目前国际关系学界较有共识的看法，这种观点多是基于冷战后各大国综合国力演变的考虑之上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信息等软资源优势成为新的权力源，成为综合国力构成的主导因素，进而成为影响国际体系构成的主要因素。因此，目前所讨论的多极化体系能否最终形成和持久，关键是看美、日、欧、中、俄几大力量中心所拥有和开发知识信息等软资源的能力和潜力的大小是否相对平衡；是看在知识创新中高科技含量的大小是否大致均衡；最终表现为知识科技催生下的经济力、军事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大小是否相对持衡。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目前正在形成的多极化国际体系是一种力量分布不均的多极体系，其中美国作为冷战后遗留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未被消弱，反而因其及时把握知识经济时代的脉搏，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开发高技术产品，使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先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如果其他力量中心不迅速跟上知识经济的时代步伐，在知识、信息、高科技竞争力等方面与美国缩小差距，那么各大力量中心相对均衡的多极体系则很难最终形成和持久。总的看来，在知识经济时代，国际体系构成的主要依据是以各大国高科技力为主导因素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和演变，其中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值得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家对内对外战略时深思。
三
与现实主义学派认为的主权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的行为单元、国家权力是国际体系构成的主要因素的观点有所不同，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全球的和超国家的研究范式会提供一个有关当代国际体系的结构、动向和运作的全新角度和更加完整的画面。
自新航线的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强国通过对外扩张、殖民、贸易等方式使世界各地逐渐由封闭隔绝走向开放和相互联系，但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相互关联得如此紧密。知识爆炸、网络扩展、信息的快速流动，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全球化”也成了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时髦词。当今世界正日渐趋于全球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知识经济促进下的全球化与国际体系的形成又有什么联系呢？
知识经济促进全球化，可能使相对落后的国家出现跳跃式发展的势头，产生“后发优势”，使国际系统内主要大国的实力趋于平衡，从而形成网状多极制衡型国际体系；但知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也同样可能使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呈更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
知识经济时代，新兴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以及国际互联网络的迅速扩展，为越境信息流（ TransborderInformation Flow,TIF）的全球流动提供了载体和推动力， 促进了世界经济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知识信息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和文化等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如美国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指出的，“一个比黄金、 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这将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改变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注：[美]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21 世纪的生存抉择》，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毫无疑问，TIF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它含有大量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对各国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影响越来越大。TIF 可以使信息输入国利用他国的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走上经济发展的捷径，使后进国家形成跳跃式发展的“后发优势”，从而缩小国际系统内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的差距，使各大力量中心的实力趋于均衡，最终使国际体系大致呈现出一种几大力量中心相互制约的网状结构和态势。这种力量大致均衡的多极化国际体系固然有其不易稳定、关系复杂的弱点，但可以避免出现某一国因处于绝对优势而为所欲为，并导致他国反抗，最终形成世界纷争的剧烈动荡局面。
然而，知识经济促生下的全球化趋势并不意味着多极制衡的国际体系会自然形成，更不意味着未来的各国地位平等合理的国际体系会必然出现。从目前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在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前景来看，网状多极制衡国际体系的最终成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这是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等无形越境信息流（TIF ）的传播具有交互性和不平衡性两大特点。（注：梁俊兰：《信息的无国界传播现象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27页。）TIF的交互性使全球性的相互依存度加大，可能使各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较为均衡，从而促成网状多极体系的形成；而TIF 流动的不平衡性却使知识信息资源富有国与贫穷国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新的南北差距和全球两极分化。而且，虽然知识信息不具有排他性，似乎富国和穷国都能拥有；但富国和穷国开发信息资源的起点和技术条件却有巨大的差距。理论上的知识信息的共享性并不能否定实际上的排他性的存在。由于“马太效应”的作用，信息资源丰富、信息技术先进的国家更容易扩大其知识信息优势，同时可遏制其他国家对知识信息等软资源的开发能力（如通过限制技术出口，争夺弱国人才等方式来实现），形成一种“信息霸权主义”、“高技术霸权主义”和新的“文化帝国主义”。而弱国在这场以知识信息为主体的新型竞争中处处被动，差距被越拉越大，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之中。因此，知识信息的共享性虽然可能减少国际冲突、增进合作，但由于信息资源分布不公、信息霸权和技术霸权的存在会导致国际等级制的出现。因此知识经济社会中各国的相互依存并不是均等的相互依存，全球化中各国共享知识经济带来的益处也并不是等同的。所以说，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化并不一定是主权国家平等公正的“全球化”，并不能消除“帝国主义”式的全球权力分布，反而可能加深全球权力分布的两极分化，形成等级制的金字塔统领型的一极化国际体系。如果这种一极统领型的国际体系得以初步确立，那么全球化的最终实现则可能是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某个权力中心利用强权（其中知识信息等软资源因素的作用将大大加强）将某种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观念等从该中心向全球辐射和推进。如果这种方式的全球化得以实现和一极化国际体系得以最终确立，那么世界将出现全球性的“中心—外围”式（我们称之为“塔顶—塔基”式）的国际体系。
这种国际体系的形成将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将加大塔顶国家与塔基国家的差距。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南北差距将在知识经济时代因知识信息的生产能力、处理能力和提供能力的差距而得以扩大。TIF的不合理流动加大了世界南北之间的差距， 使信息富有国更富有信息，信息贫穷国更缺乏信息。知识信息上的富有与贫穷引发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进而产生政治经济上的控制与被控制。（二）、将加大塔基国家对塔顶国家的依附。塔顶国家的信息技术发达，信息基础结构雄厚，可以在TIF流动中凭借其技术实力和信息优势限制、 剥削塔基国家，从而使塔基国家不能充分开发利用本国的信息资源，不得不形成对塔顶国家信息上的依赖，进而导致技术依赖、经济依赖，最终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三）、将加大塔顶国家对塔基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控制。由于TIF的源端（信息的发送者和操纵者）与TIF的宿端（信息的接收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单向信息流极易产生不平衡，使得信息输出国能够利用本国的信息技术和资源优势将本国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特性通过TIF 渗透到其他国家，进行悄无声息的文化侵略扩张，从而形成文化同质现象（Cultural Autonomy ）。虽然文化同质可以减少信息沟通的障碍，有利于全球化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对各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产生毁灭性的侵害。（注：梁俊兰：《越境数据流与信息政策和信息法律》，《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63—64页。）特别是如果在TIF流动中占优势的文化并非是适合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时，那么这种通过信息霸权而形成的文化帝国主义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目前的信息优势国已明确将信息高速公路等信息高技术作为推广其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力的有效工具；借助信息技术在全球推行“软”征服，已成为一些信息霸权国推行其全球战略的新型手段之一。
目前看来，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塔顶的金字塔统领型的一极国际体系， 形成“美国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 美国的这种战略构想与其他几大力量中心希望构建的多极制衡体系构想形成鲜明的对比。两种构想谁胜谁负的关键是看各大力量中心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拥有的知识信息资源、高科技实力及以此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是否能达到相对的均衡态势。如果各大力量的权力分布大致平衡，多极制衡型国际体系便能得以最终的确立和巩固；如果美国在这场知识信息革命中继续保持领先，并大幅度拉大与其他力量中心的差距，那么未来世界出现由美国为塔顶（可能依附着几个搭便车国家）的金字塔统领型一极化国际体系的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的。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信息具有渗透一切领域的功能，以及全球信息网络的无国界特性使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超出了主权国家的控制力，任何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无法在目前现有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内建立起全球经济政治领导作用的合法性。因此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功能正在扩大和加强，并为超国家组织和权力结构的出现创造条件。（注：张新华：《信息时代国际政治的演变趋势》，《国际观察》，1998年第3期，第26页。 ）这种带有“全球主义”色彩的观点为我们勾画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构图，颇相似于卡普兰国际体系“六模型”之一的“国际制系统”模型，是柏拉图“理想国”思想、卢梭“世界公民”意识及康德“世界联邦制度”设想的继承和发展。全球主义者视国际组织的扩张为新的世界政治的重要迹象，认为无政府状态基本上不再是国际体系的特征。这种乐观的“全球主义者”认为，“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注：Oran Young,Interdependencein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24,Autumn 1969,P728.）这种国际体系构想可称之为“世界政府”管理下的各国平等和谐的国际体系。在知识经济促生下的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对超国家权力统一管理下的国际体系设想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这种设想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对未来国际体系的构想，带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四
我们认为，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现实的学问，其对未来情况研究的时间跨度不可能太长；其研究的基础应建立在历史和现实已有现象的分析之上，然后才可以对时间跨度不长的未来作出谨慎的预测和评估。基于这种观点，并结合以上几部分的分析，笔者认为，知识经济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运行规律，当然也远谈不上对国际体系的形成、构造和态势带来彻底的革新；但知识经济确实正在而且将要给国际体系的形成方式、构造特点等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总的看来，在可预见的知识经济时代，国际体系仍然是在主要大国的自助原则上形成和维持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由各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各国综合国力中的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的地位得以极大地提高，高科技力成为新的权力源，从而成为影响国际体系构成的本质要素。
知识经济将促进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化，但各国在全球化系统中的相互依存并非是平等均衡的相互依存，也并不能自然和必然形成网状多极制衡型国际体系。由于各国的知识信息资源和高科技的差距及 TIF流动的不平衡性， 使金字塔式的一极统领型国际体系出现的可能性加大。
由于国际体系仍是由重视自身利益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互动而形成的，从根源上说是自发产生的，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其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因此，那种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产生一种超国家权力来管理世界事务的国际体系的观点，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的概率是很小的。知识经济促进下的全球化可能加强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作用，但很难出现“世界政府”来统一规范各国行为的国际体系。
作者介绍：李军，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