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社会的角度看中俄同“道”不同“路”
本文讨论的是发生在20世纪首尾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众所周知，20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世纪，而20世纪首尾的往事，决定了过去的一个世纪乃至本世纪的社会主义格局。思考过去，不仅仅是有历史的兴味，更是可以追本溯源，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当下的处境，并认清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上课对俄国的介绍引发了本人的好奇，通过过去的知识积累、若干本书籍的阅读和室友间的讨论，本人对中俄同“道”不同“路”有了几点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更多基于文化历史而非许多书籍中所强调的治国政策。本人了解的知识有限，这里将知道的几点事实、想到的几点看法做一做谈论，整理整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兴衰的思考。
一、 问题的提出
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听闻或者中学为应付考试而背过书的同学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的论断。可以说观念的、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革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便说明了这一论断：当地理大发现和工厂手工业发展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实力大大加强，英国等国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瓦解。但是保护封建经济的封建统治阶级却不愿退出历史的舞台，于是在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更加自由的发展。但是，当把这一论断应用于20世纪发生的变革时，出现了令人困惑的结果：在经济基础发达的欧洲各地社会主义革命政权未曾长期建立。相反，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中国和俄国，却走向相同的发展之“道”，（“道”指的是国家的形态、发展的目标，不涉及具体的制度细节和路径细节，“路”指的是国家发展的具体路径）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走向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即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了先进的上层建筑？这是否是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多年以来，西方国家将中国与苏联看作一体，认为中国的命运、苏联的命运与共产主义的命运是等价的。苏联解体后，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窃喜地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便是社会的最高形态。但是学者的推理毕竟替代不了历史的真实。当年的人，恐怕很难想到今天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成功地度过了经济危机，并开始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这些无疑给当年叫嚣中国将重蹈苏联覆辙的政客们、学者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凭借什么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却走向了分崩离析的结局呢？是领导人的决策问题，是政策的制定问题，还是有着深入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精髓里的深刻原因？这些都是本文希望可以展开讨论的。
综合以上所论，本文的重点是中国和俄国在社会和文化上哪些相似性使它们走向相同的 “道”，哪些不同点使它们逐渐走向不同的“路”，最后在历史的道路上走向叉路。这对于认识当下中国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历史上中俄的相似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分野
首先，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中俄在20世纪之初的相似的特征：
1、长期封建社会，人民思想愚昧
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一点，是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为经济基础。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使用土地的农民通过榨取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其他阶级。而农民受到极少的教育，生而以种田为生，大量的中俄农民长期处于文化素质低下的阶段，生存问题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
2、家长制盛行，高度集权专制
中国的专制制度不在此赘述，相比读者多少有一定了解。这里主要提一下俄国的专制制度。
最初，俄国受到东西交融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接受类似“君权神授”的观念。俄罗斯国家立国之后的两个多世纪后，就遭到了鞑靼蒙古铁骑的侵略和统治。对于发展不久的一个国家或者文明，外来文化的入侵是最易影响其民族性格的。在蒙古长期的奴役和统治下，在蒙古野蛮的专制下，俄罗斯文明被打上深深的烙印，这种影响是深入广大人民内心的。别林斯基在《小俄罗斯史》中提到，一些较少受鞑靼蒙古影响的民族，比俄罗斯人更加开朗豁达，更少一些宗法家长制的传统。在蒙古人结束统治后，俄罗斯的王权上升高于教权，百姓必须服从沙皇，连过去较为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沙皇的奴仆。俄国的这些变化很大程度来自蒙古的统治，而蒙古的统治制度正是生搬中华的典章制度得到的。
蒙古从13-15世纪对俄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使俄罗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隔绝，给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性格打上深深的东方制度与东方文化的烙印。这些烙印是之后俄罗斯向西欧学习科学文化、政治制度也难以抹去的。纵使俄罗斯民族在沙皇改革之后文坛上出现了普希金、高尔基等文学巨匠，在科学方面出现了诸如“俄国科学之父”的罗蒙诺索夫，难道就可以掩盖其东方集权专制的事实吗？难道就可以无视大多数民众的愚昧隐忍的性格吗？
3、国家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
中国汉族的农业和手工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依赖密集的劳动力。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是全国各地产业的共同特点；商品经济不发达，以自产自销为主。由于闭馆锁国的政策，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得到快速的发展。虽然在1840年之后国门打开，洋务运动开始，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竞争，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迫、发展缓慢，这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外来的力量面前显得软弱妥协，难以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
俄国由于在地理上和国际往来上接近欧洲于是更早受到欧洲影响。1861年改革之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诸如钢铁、机械动力、纺织等领域与主要先进国家达到同一水平。但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下的专制制度却得到强化，工业化的负担常常压在农民身上：改革后高额的赎金和税收致使大量农民破产，流入城镇成为无产阶级；在工厂中，无产阶级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使俄国成为当时欧洲工人工资最低而工时最长的国家之一。可以说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一环。
此外应当指出，在沙皇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一定程度上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二者的利益相互联系，甚至部分资产阶级是由贵族转变来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需要依附沙皇统治才可以生存，缺乏革命性和彻底性。
以上三点，封建统治、宗法集权制、生产力落后，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俄相似的国情，那么这些国情是如何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面对统治阶级的压迫，无产阶级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建立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一条是进行改良，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以社会主义政党的形式参政议政。以俄国为例，当时的俄国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党，分别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种观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看到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俄国的专制势力强大，警察、宪兵和暗探四处密布，工人阶级很难达到社会主义运动合法化的目的。列宁看到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不中用：俄国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专制制度扶植起来的，是俄国沙皇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在面对强大的专制王朝时总是倾向于妥协而非斗争。再看民众，工人们对社会改变的强烈愿望长期遭到压制，底层与上层的矛盾激烈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民众对生活提高的要求愈发迫切，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矛盾，这种急切尖锐的矛盾用婆婆妈妈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是实现不了也无法满足人们迫切的愿望。基于此，列宁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严格的革命领导，代替资产阶级，“越俎代庖”地完成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从封建专制跨越式地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奇妙的理论，它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超前的社会主义自觉和充满革命潜能的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得到大量人民的支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反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列入党纲，在讨论党章时，反对建立有严格纪律和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可是，在大会选举党中央机关成员时，他们只获少数选票，被称为孟什维克；而列宁却获得了多数票，成为布尔什维克。由于其建党理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1917年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就最终像换防一样较为轻松的完成了，这里不再赘述。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有着相似的特点：无法完成彻底的革命任务；对帝国主义有较强的依附性；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人民，对共产党人进行迫害„„这些特点也成为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重要原因。
与之对应，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由于资本家的让步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盛行，许多高素质工人的反抗情绪被疏导：19世纪最后的30年中，西方主要国家的实际工资提高30~50%；西欧各国食物和衣服的价格都有较大下；在1870到1879
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人每周平均工
作时间从1870-1879年的74小时减到1900-1909年的61小时。连恩格斯也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缺陷在于缺少革命力量和革命激情，资本主义正向更加成熟平和的方向发展。一位目睹日内瓦“五一”节工人游行的俄国人曾这样描述：“„„游行队伍安静而又规矩地行进。换上了整齐的服装，阵容也确实稍有加强的警察和宪兵对着红旗举手行礼，而阳台上和窗户旁站着的满脑肥肠的资产者，他们看着工人的游行示威，时而洋洋得意地、悠闲地露出一丝微笑„„”总而言之，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向着温和的方向发展。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以上现象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呢？应当指出的是，根据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有自身的内核和外层。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社会主义最终必将替代资本主义这一论断便可以属于它的内核；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成功，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可是当时的西欧的生产力虽然先进，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困难阶段，但是这种发达并没有达到进入社会主义的发达程度；当时资本主义的困难也不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即将衰亡而是反映了其制度不够成熟。所以，人们对欧洲发达程度的判断并非那么准确，导致了西欧应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推论。但是，这并没有否定，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幼年阶段时对其病根的洞察，这并未否认马克思主义预言的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仍然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浪潮的展开，西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由于自身的社会变化，已经难以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却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官僚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的革命家领导着受极端压迫的人民，将妥协的、不堪一用的资产阶级取而代之，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变化，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差异和世界整体化浪潮的相互作用造成的。
似乎为了证明马克思的学说，经济基础薄弱的这两个东方大国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经历了严重的挫折，最终苏联解体，俄罗斯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带着或多或少的东方的风俗文化；而中国在经历十年文革的重创后，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在不断的摸索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那么导致中国和苏联走向不同之“路”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中俄不同之“道”的历史社会探源
1、俄罗斯文明的特质，与中华文化的对比
俄罗斯建国后开始的几个世纪，受到东方的影响往往多于西方，无论是最初接受到东西交融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还是长期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接受东方文化的浸染，俄罗斯文化都被打上了深深的东方的烙印。可以说，俄罗斯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而是两者兼有。虽然自彼得一世时代开始，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俄国知识分子受到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是俄罗斯人身上东方式的思想传统和风俗习惯，是精英和平民都难以揭去的。
俄罗斯文明与中华文明很大的一点不同在于，俄罗斯文明是带有侵略倾向的文明。从蒙古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后。俄罗斯的统治者长期实行对外扩张、对内专制的政策。对外方面，俄罗斯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保存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往往是统治者发动战争的推动力。即使在夺得波罗的海等地的出海口后，俄罗斯也未曾从侵略的惯性中停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受到拜占庭文化“君权神授”的影响，以及蒙古统治方式的影响，统治阶级对内利用东正教，不断加强皇权，使得沙皇成为了现实的上帝。在
彼得一世之后，贵族权利不断削弱，而沙皇成为国家绝对的核心，经济、军事等权利完全集中在沙皇身上。于是，整个国家在经济、宗教、政治上的变化都受到了强权政治的影响，这种强权的崇拜是深深埋藏在俄罗斯人思想中的。
诚然，华夏文明在多方面是与俄罗斯有相似之处：长期的封建制度、宗法制„„。但是，中华文明由于其历史原因，有着许多与俄罗斯不同的特质。首先，中华文化受蒙古统治的影响较小，一是中国受到蒙古统治的时间相对较短，仅一百余年；二是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历经数千年，有在下层的风俗习惯和上层的典章制度上较为先进的文化体系，受到外来文化的塑造作用较小，而更多地为蒙古统治者所利用，输出到中国周边地区如俄国。另外中国人与俄国人很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民更加爱好和平。经济上，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最早进入农耕文明，农耕文化下人民不愿意离开土地，生活自给自足，无国家内部压力，也就使得国人对外没有侵略野心；文化上，中国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加上千年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善良友好的本质，沿袭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礼仪；况且中国的矛盾长期在于本土资源控制权的争夺，不可能有兴趣把目光转移他处，不太容易形成合心合力一直朝外。所以对外面小国能帮则帮，有朝贡即可，不图其它，对不同的少数民族也少有实行种族灭绝等残酷的统治。
以上两种文明的不同，渗透到20世纪两支文明大国不同的发展进程中，历史文化中的糟粕和精华下，隐藏着中俄不同道路的深层原因。
2、近代史上的不同角色
19世纪初，俄国和中国均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两国的落后程度不同。政治上，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正如中学课本所说，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中国受帝国主义操纵，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经济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俄国一方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整体上看，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比中国高。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造成了旧中国的贫困落后，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工业化仅仅处于起步进展缓慢，积贫积弱是那时的生动写照。全国解放后，我国的现代化工业的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在工业生产中，手工劳动占很大比重。
俄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彻底的农奴制改革，引起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人民意识到通过制度变革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的人民对资本主义的巨大的恐惧：资本主义如果继续发展，人民将受到更加残酷的统治。这便引发了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其主要特点是绕过社会主义，直接利用俄国的村社制度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带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领导者会将资本主义设立为绝对的对立面，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将其推翻。面对城市中的警察宪兵和密布的监视网络，列宁的建党理论成功了。（前面已提到）但是，这种理论带有强烈的集权主义思想，较为强调革命领导的作用，缺少对资本主义物质积累过程的关注，虽然在当时是符合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力量的办法，但不适合长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有着长期集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此后的俄罗斯沿着俄国集权老路走了下去，始终没有打开民主之门，一直走到今天。
固然，受到民粹主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解决了人民所迫切面临的变革问题，但革命者也受到了来自下层人民对上层的嫉恨和愤怒的影响。由于许多下层人民在思想上不成熟、对时代难以怀有深刻的认识，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十分激进。在直接以莫斯科为中心夺取政权后，列宁认识到苏维埃政权的政策需要与当下的俄国国情相适应，但领导层中鲜有人可以理解到这一点。否则，斯大林怎么会完全抛弃新经济政策，扬言建成“共产主义国家”？
对比看中国的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
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思想的过程，各种各样的近代化理论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在推翻封建统治后，对封建制度的反思，对民主自由的思想的赞颂开始广为传播，这一点在苏联是不存在的。而马克思主义传入落后的中国后，由于中国的反动势力集中在城市而城市的工人较少，而农村反革命势力薄弱而农村的农民众多，与国情相适应的共产党的革命方式是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上，共产党人建立的政权内部受反动势力影响较小，可以尝试更为民主的制度，无需成立“密谋的领导层”，无需形成苏联那样的强权政治。（虽然中国也受到了“左”的思潮影响，但是最终并未致命）这一点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可以以更加开明民主的方式制定政策并及时纠正错误。
3、民族文化下的不同对内对外特点
两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存在差异的：与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相适应，与“世界革命”的目标相适应，苏联采取对外扩张的路线，从1919年至1944年，先后吞并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图瓦人民共和国等国家，并通过对外侵略和武力威胁兼并了包括罗马尼亚人、芬兰人等民族的大片土地。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苏联时期转而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民族主义被视为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受到打压，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多被处决，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遭到摧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苏联还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远东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和种族迁移。此外苏联还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犯下了诸多罪行，如农业集体化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流放和屠杀，大清洗时期对党员、知识分子、军人和其他无辜者的屠杀，集体处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等等。这些罪行随着“公开化”的进程被逐步公诸于世，对苏联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并加深了各民族的不满情绪。经济上，东欧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并入苏联前经济发展不错，尤其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生活水平可以媲美北欧国家，但并入苏联后由于苏联的腐败和穷兵黩武，其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这种情况下，哪个民族愿意生活在如此强权的统治下？难道各个共和国不会在国家危难之际“挖墙脚”吗？
学过初中的历史就知道，中国在建国后实行的是对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不同制度的国家也建立较多的外交关系，求同存异尊重他国传统，这与中华民族的善良友好、兼容并包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对内中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在录取、教育、处罚上的政策都是较为宽松的；对待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也采取了自由的政策；对不同制度的地区采取了“一国两制”的政策„„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的包容态度团结了不同的社会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给了广大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权利，在出现一个社会危机时，没有引发连锁反应，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4、不同的历史地位
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地位是不同的：苏联是老大。是苏联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导致经济下滑；是苏联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引发了人民对苏共的不满；是苏联的体制僵化和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导致大国最终的崩溃。中国作为苏联的小弟，对苏联遇到的问题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不断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吸取教训，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即所谓的“以苏为鉴”。所以，中国实现了大裁军；中国与美国、日本建立外交；对毛泽东的评价“三七开”；文革后积极实行改革开放„„作为自近代以来一个善于学习他国的
民族，中国从清朝的骄傲自大，到近代的照搬照抄，到如今的借鉴吸收，中国在苏联发展的背后学习、借鉴、超越，并渡过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危机。
5、不同文化历史影响下的中俄领导人
最后，本文希望提及的是中俄的不同的文化对领导人早年的影响。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性格好强，在早年的学习中，斯大林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在他早年生活的山区，暴力是被崇尚的，要想加入社区中男孩子们的一员，就需要在不同的派别的打斗中证明自己，而斯大林常常利用卑鄙肮脏的方法取得对更强大对手的胜利。他的同学回忆道：“除了领先的地位外，没有什么使约瑟夫（即斯大林）感到满足。”此外，早年的俄罗斯帝国对格鲁吉亚人的惩罚也给了斯大林很深刻的印象，通过暴力才能维持政权的观念从小就在斯大林心中萌芽，这也影射了多年以后斯大林崇尚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原因。如果当年的斯大林是一个优秀的格鲁吉亚人的话，也许20世纪的俄国会少了许多暴力。而中国的领导人，如邓小平，从小家境不算贫穷，父母十分开明，支持邓小平学习，家庭出现分歧时也少有打骂。父亲甚至给予了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的机会，让邓小平真切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弊端，开启了邓小平为之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事业。应该说更加平和、开明的环境对中国领导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影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小结
当我们从以上的种种讨论中回过头来，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本文想传达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方法论比现成的结论更有长久的价值。受时代的局限，过去马克思对西欧的结论已经不再适用，但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却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俄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走向共产主义道路，并经历严重的挫折。
社会主义事业在两国的起起伏伏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文仅就历史社会原因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具体的内容仍有待展开。同时，不同的政策制度、不同的领导人性格也是左右在这几十年内这两个权威政体变化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苏联的安德罗波夫可以长寿的话，如果戈尔巴乔夫可以拿捏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尺度的话，也许苏联的命运会很不一样，这些因素都是很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说明的。对比中国的改革，邓小平以自己的政治远见和政治威信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使中国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复兴之路。当俄罗斯经济低迷时，中国经济腾飞；当俄罗斯仍然在普京的强权政治下发展时，中国已能顺利完成领导人的换届，社会思想在多元化下不断碰撞，向民主化的道路上开拓前进！
四、参考文献
邓小平. (1994). 邓小平文选 / 邓小平 著.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张光明. (1999). 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分野.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季思. (2012). 中国不是苏联：从苏联解体20年说起.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马龙闪. (2013). 苏联模式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巍. (2013).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沈宗武. (2014). 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4). 邓小平传.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罗伯特.谢伟思. (2014). 斯大林传. 北京: 华文出版社.
从历史社会的角度看中俄同“道”不同“路”
本文讨论的是发生在20世纪首尾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众所周知，20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世纪，而20世纪首尾的往事，决定了过去的一个世纪乃至本世纪的社会主义格局。思考过去，不仅仅是有历史的兴味，更是可以追本溯源，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当下的处境，并认清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上课对俄国的介绍引发了本人的好奇，通过过去的知识积累、若干本书籍的阅读和室友间的讨论，本人对中俄同“道”不同“路”有了几点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更多基于文化历史而非许多书籍中所强调的治国政策。本人了解的知识有限，这里将知道的几点事实、想到的几点看法做一做谈论，整理整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兴衰的思考。
一、 问题的提出
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听闻或者中学为应付考试而背过书的同学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的论断。可以说观念的、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革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便说明了这一论断：当地理大发现和工厂手工业发展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实力大大加强，英国等国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瓦解。但是保护封建经济的封建统治阶级却不愿退出历史的舞台，于是在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更加自由的发展。但是，当把这一论断应用于20世纪发生的变革时，出现了令人困惑的结果：在经济基础发达的欧洲各地社会主义革命政权未曾长期建立。相反，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中国和俄国，却走向相同的发展之“道”，（“道”指的是国家的形态、发展的目标，不涉及具体的制度细节和路径细节，“路”指的是国家发展的具体路径）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走向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即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了先进的上层建筑？这是否是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多年以来，西方国家将中国与苏联看作一体，认为中国的命运、苏联的命运与共产主义的命运是等价的。苏联解体后，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窃喜地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便是社会的最高形态。但是学者的推理毕竟替代不了历史的真实。当年的人，恐怕很难想到今天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成功地度过了经济危机，并开始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这些无疑给当年叫嚣中国将重蹈苏联覆辙的政客们、学者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凭借什么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却走向了分崩离析的结局呢？是领导人的决策问题，是政策的制定问题，还是有着深入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精髓里的深刻原因？这些都是本文希望可以展开讨论的。
综合以上所论，本文的重点是中国和俄国在社会和文化上哪些相似性使它们走向相同的 “道”，哪些不同点使它们逐渐走向不同的“路”，最后在历史的道路上走向叉路。这对于认识当下中国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历史上中俄的相似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分野
首先，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中俄在20世纪之初的相似的特征：
1、长期封建社会，人民思想愚昧
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一点，是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为经济基础。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使用土地的农民通过榨取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其他阶级。而农民受到极少的教育，生而以种田为生，大量的中俄农民长期处于文化素质低下的阶段，生存问题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
2、家长制盛行，高度集权专制
中国的专制制度不在此赘述，相比读者多少有一定了解。这里主要提一下俄国的专制制度。
最初，俄国受到东西交融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接受类似“君权神授”的观念。俄罗斯国家立国之后的两个多世纪后，就遭到了鞑靼蒙古铁骑的侵略和统治。对于发展不久的一个国家或者文明，外来文化的入侵是最易影响其民族性格的。在蒙古长期的奴役和统治下，在蒙古野蛮的专制下，俄罗斯文明被打上深深的烙印，这种影响是深入广大人民内心的。别林斯基在《小俄罗斯史》中提到，一些较少受鞑靼蒙古影响的民族，比俄罗斯人更加开朗豁达，更少一些宗法家长制的传统。在蒙古人结束统治后，俄罗斯的王权上升高于教权，百姓必须服从沙皇，连过去较为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沙皇的奴仆。俄国的这些变化很大程度来自蒙古的统治，而蒙古的统治制度正是生搬中华的典章制度得到的。
蒙古从13-15世纪对俄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使俄罗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隔绝，给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性格打上深深的东方制度与东方文化的烙印。这些烙印是之后俄罗斯向西欧学习科学文化、政治制度也难以抹去的。纵使俄罗斯民族在沙皇改革之后文坛上出现了普希金、高尔基等文学巨匠，在科学方面出现了诸如“俄国科学之父”的罗蒙诺索夫，难道就可以掩盖其东方集权专制的事实吗？难道就可以无视大多数民众的愚昧隐忍的性格吗？
3、国家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
中国汉族的农业和手工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依赖密集的劳动力。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是全国各地产业的共同特点；商品经济不发达，以自产自销为主。由于闭馆锁国的政策，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得到快速的发展。虽然在1840年之后国门打开，洋务运动开始，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竞争，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迫、发展缓慢，这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外来的力量面前显得软弱妥协，难以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
俄国由于在地理上和国际往来上接近欧洲于是更早受到欧洲影响。1861年改革之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诸如钢铁、机械动力、纺织等领域与主要先进国家达到同一水平。但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下的专制制度却得到强化，工业化的负担常常压在农民身上：改革后高额的赎金和税收致使大量农民破产，流入城镇成为无产阶级；在工厂中，无产阶级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使俄国成为当时欧洲工人工资最低而工时最长的国家之一。可以说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薄弱的一环。
此外应当指出，在沙皇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一定程度上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二者的利益相互联系，甚至部分资产阶级是由贵族转变来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需要依附沙皇统治才可以生存，缺乏革命性和彻底性。
以上三点，封建统治、宗法集权制、生产力落后，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俄相似的国情，那么这些国情是如何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面对统治阶级的压迫，无产阶级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建立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一条是进行改良，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以社会主义政党的形式参政议政。以俄国为例，当时的俄国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党，分别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种观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看到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俄国的专制势力强大，警察、宪兵和暗探四处密布，工人阶级很难达到社会主义运动合法化的目的。列宁看到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不中用：俄国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专制制度扶植起来的，是俄国沙皇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在面对强大的专制王朝时总是倾向于妥协而非斗争。再看民众，工人们对社会改变的强烈愿望长期遭到压制，底层与上层的矛盾激烈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民众对生活提高的要求愈发迫切，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矛盾，这种急切尖锐的矛盾用婆婆妈妈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是实现不了也无法满足人们迫切的愿望。基于此，列宁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严格的革命领导，代替资产阶级，“越俎代庖”地完成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从封建专制跨越式地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奇妙的理论，它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超前的社会主义自觉和充满革命潜能的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得到大量人民的支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反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列入党纲，在讨论党章时，反对建立有严格纪律和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可是，在大会选举党中央机关成员时，他们只获少数选票，被称为孟什维克；而列宁却获得了多数票，成为布尔什维克。由于其建党理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1917年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就最终像换防一样较为轻松的完成了，这里不再赘述。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有着相似的特点：无法完成彻底的革命任务；对帝国主义有较强的依附性；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人民，对共产党人进行迫害„„这些特点也成为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重要原因。
与之对应，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由于资本家的让步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盛行，许多高素质工人的反抗情绪被疏导：19世纪最后的30年中，西方主要国家的实际工资提高30~50%；西欧各国食物和衣服的价格都有较大下；在1870到1879
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人每周平均工
作时间从1870-1879年的74小时减到1900-1909年的61小时。连恩格斯也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缺陷在于缺少革命力量和革命激情，资本主义正向更加成熟平和的方向发展。一位目睹日内瓦“五一”节工人游行的俄国人曾这样描述：“„„游行队伍安静而又规矩地行进。换上了整齐的服装，阵容也确实稍有加强的警察和宪兵对着红旗举手行礼，而阳台上和窗户旁站着的满脑肥肠的资产者，他们看着工人的游行示威，时而洋洋得意地、悠闲地露出一丝微笑„„”总而言之，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向着温和的方向发展。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以上现象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呢？应当指出的是，根据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有自身的内核和外层。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社会主义最终必将替代资本主义这一论断便可以属于它的内核；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成功，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可是当时的西欧的生产力虽然先进，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困难阶段，但是这种发达并没有达到进入社会主义的发达程度；当时资本主义的困难也不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即将衰亡而是反映了其制度不够成熟。所以，人们对欧洲发达程度的判断并非那么准确，导致了西欧应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推论。但是，这并没有否定，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幼年阶段时对其病根的洞察，这并未否认马克思主义预言的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仍然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浪潮的展开，西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由于自身的社会变化，已经难以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却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官僚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的革命家领导着受极端压迫的人民，将妥协的、不堪一用的资产阶级取而代之，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变化，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差异和世界整体化浪潮的相互作用造成的。
似乎为了证明马克思的学说，经济基础薄弱的这两个东方大国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经历了严重的挫折，最终苏联解体，俄罗斯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带着或多或少的东方的风俗文化；而中国在经历十年文革的重创后，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在不断的摸索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那么导致中国和苏联走向不同之“路”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中俄不同之“道”的历史社会探源
1、俄罗斯文明的特质，与中华文化的对比
俄罗斯建国后开始的几个世纪，受到东方的影响往往多于西方，无论是最初接受到东西交融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还是长期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接受东方文化的浸染，俄罗斯文化都被打上了深深的东方的烙印。可以说，俄罗斯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而是两者兼有。虽然自彼得一世时代开始，俄罗斯开始走向西方，俄国知识分子受到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是俄罗斯人身上东方式的思想传统和风俗习惯，是精英和平民都难以揭去的。
俄罗斯文明与中华文明很大的一点不同在于，俄罗斯文明是带有侵略倾向的文明。从蒙古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后。俄罗斯的统治者长期实行对外扩张、对内专制的政策。对外方面，俄罗斯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保存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往往是统治者发动战争的推动力。即使在夺得波罗的海等地的出海口后，俄罗斯也未曾从侵略的惯性中停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受到拜占庭文化“君权神授”的影响，以及蒙古统治方式的影响，统治阶级对内利用东正教，不断加强皇权，使得沙皇成为了现实的上帝。在
彼得一世之后，贵族权利不断削弱，而沙皇成为国家绝对的核心，经济、军事等权利完全集中在沙皇身上。于是，整个国家在经济、宗教、政治上的变化都受到了强权政治的影响，这种强权的崇拜是深深埋藏在俄罗斯人思想中的。
诚然，华夏文明在多方面是与俄罗斯有相似之处：长期的封建制度、宗法制„„。但是，中华文明由于其历史原因，有着许多与俄罗斯不同的特质。首先，中华文化受蒙古统治的影响较小，一是中国受到蒙古统治的时间相对较短，仅一百余年；二是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历经数千年，有在下层的风俗习惯和上层的典章制度上较为先进的文化体系，受到外来文化的塑造作用较小，而更多地为蒙古统治者所利用，输出到中国周边地区如俄国。另外中国人与俄国人很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民更加爱好和平。经济上，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最早进入农耕文明，农耕文化下人民不愿意离开土地，生活自给自足，无国家内部压力，也就使得国人对外没有侵略野心；文化上，中国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加上千年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善良友好的本质，沿袭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礼仪；况且中国的矛盾长期在于本土资源控制权的争夺，不可能有兴趣把目光转移他处，不太容易形成合心合力一直朝外。所以对外面小国能帮则帮，有朝贡即可，不图其它，对不同的少数民族也少有实行种族灭绝等残酷的统治。
以上两种文明的不同，渗透到20世纪两支文明大国不同的发展进程中，历史文化中的糟粕和精华下，隐藏着中俄不同道路的深层原因。
2、近代史上的不同角色
19世纪初，俄国和中国均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两国的落后程度不同。政治上，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正如中学课本所说，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中国受帝国主义操纵，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经济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俄国一方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整体上看，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比中国高。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造成了旧中国的贫困落后，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工业化仅仅处于起步进展缓慢，积贫积弱是那时的生动写照。全国解放后，我国的现代化工业的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在工业生产中，手工劳动占很大比重。
俄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彻底的农奴制改革，引起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人民意识到通过制度变革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的人民对资本主义的巨大的恐惧：资本主义如果继续发展，人民将受到更加残酷的统治。这便引发了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其主要特点是绕过社会主义，直接利用俄国的村社制度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带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领导者会将资本主义设立为绝对的对立面，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将其推翻。面对城市中的警察宪兵和密布的监视网络，列宁的建党理论成功了。（前面已提到）但是，这种理论带有强烈的集权主义思想，较为强调革命领导的作用，缺少对资本主义物质积累过程的关注，虽然在当时是符合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力量的办法，但不适合长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有着长期集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此后的俄罗斯沿着俄国集权老路走了下去，始终没有打开民主之门，一直走到今天。
固然，受到民粹主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解决了人民所迫切面临的变革问题，但革命者也受到了来自下层人民对上层的嫉恨和愤怒的影响。由于许多下层人民在思想上不成熟、对时代难以怀有深刻的认识，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十分激进。在直接以莫斯科为中心夺取政权后，列宁认识到苏维埃政权的政策需要与当下的俄国国情相适应，但领导层中鲜有人可以理解到这一点。否则，斯大林怎么会完全抛弃新经济政策，扬言建成“共产主义国家”？
对比看中国的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
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思想的过程，各种各样的近代化理论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在推翻封建统治后，对封建制度的反思，对民主自由的思想的赞颂开始广为传播，这一点在苏联是不存在的。而马克思主义传入落后的中国后，由于中国的反动势力集中在城市而城市的工人较少，而农村反革命势力薄弱而农村的农民众多，与国情相适应的共产党的革命方式是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上，共产党人建立的政权内部受反动势力影响较小，可以尝试更为民主的制度，无需成立“密谋的领导层”，无需形成苏联那样的强权政治。（虽然中国也受到了“左”的思潮影响，但是最终并未致命）这一点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可以以更加开明民主的方式制定政策并及时纠正错误。
3、民族文化下的不同对内对外特点
两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存在差异的：与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相适应，与“世界革命”的目标相适应，苏联采取对外扩张的路线，从1919年至1944年，先后吞并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图瓦人民共和国等国家，并通过对外侵略和武力威胁兼并了包括罗马尼亚人、芬兰人等民族的大片土地。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苏联时期转而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民族主义被视为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受到打压，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多被处决，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遭到摧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苏联还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远东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和种族迁移。此外苏联还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犯下了诸多罪行，如农业集体化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流放和屠杀，大清洗时期对党员、知识分子、军人和其他无辜者的屠杀，集体处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等等。这些罪行随着“公开化”的进程被逐步公诸于世，对苏联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并加深了各民族的不满情绪。经济上，东欧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并入苏联前经济发展不错，尤其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生活水平可以媲美北欧国家，但并入苏联后由于苏联的腐败和穷兵黩武，其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这种情况下，哪个民族愿意生活在如此强权的统治下？难道各个共和国不会在国家危难之际“挖墙脚”吗？
学过初中的历史就知道，中国在建国后实行的是对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不同制度的国家也建立较多的外交关系，求同存异尊重他国传统，这与中华民族的善良友好、兼容并包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对内中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在录取、教育、处罚上的政策都是较为宽松的；对待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也采取了自由的政策；对不同制度的地区采取了“一国两制”的政策„„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的包容态度团结了不同的社会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给了广大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权利，在出现一个社会危机时，没有引发连锁反应，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4、不同的历史地位
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地位是不同的：苏联是老大。是苏联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导致经济下滑；是苏联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引发了人民对苏共的不满；是苏联的体制僵化和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导致大国最终的崩溃。中国作为苏联的小弟，对苏联遇到的问题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不断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吸取教训，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即所谓的“以苏为鉴”。所以，中国实现了大裁军；中国与美国、日本建立外交；对毛泽东的评价“三七开”；文革后积极实行改革开放„„作为自近代以来一个善于学习他国的
民族，中国从清朝的骄傲自大，到近代的照搬照抄，到如今的借鉴吸收，中国在苏联发展的背后学习、借鉴、超越，并渡过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危机。
5、不同文化历史影响下的中俄领导人
最后，本文希望提及的是中俄的不同的文化对领导人早年的影响。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性格好强，在早年的学习中，斯大林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在他早年生活的山区，暴力是被崇尚的，要想加入社区中男孩子们的一员，就需要在不同的派别的打斗中证明自己，而斯大林常常利用卑鄙肮脏的方法取得对更强大对手的胜利。他的同学回忆道：“除了领先的地位外，没有什么使约瑟夫（即斯大林）感到满足。”此外，早年的俄罗斯帝国对格鲁吉亚人的惩罚也给了斯大林很深刻的印象，通过暴力才能维持政权的观念从小就在斯大林心中萌芽，这也影射了多年以后斯大林崇尚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原因。如果当年的斯大林是一个优秀的格鲁吉亚人的话，也许20世纪的俄国会少了许多暴力。而中国的领导人，如邓小平，从小家境不算贫穷，父母十分开明，支持邓小平学习，家庭出现分歧时也少有打骂。父亲甚至给予了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的机会，让邓小平真切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弊端，开启了邓小平为之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事业。应该说更加平和、开明的环境对中国领导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影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小结
当我们从以上的种种讨论中回过头来，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本文想传达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方法论比现成的结论更有长久的价值。受时代的局限，过去马克思对西欧的结论已经不再适用，但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却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俄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走向共产主义道路，并经历严重的挫折。
社会主义事业在两国的起起伏伏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文仅就历史社会原因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具体的内容仍有待展开。同时，不同的政策制度、不同的领导人性格也是左右在这几十年内这两个权威政体变化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苏联的安德罗波夫可以长寿的话，如果戈尔巴乔夫可以拿捏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尺度的话，也许苏联的命运会很不一样，这些因素都是很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说明的。对比中国的改革，邓小平以自己的政治远见和政治威信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使中国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复兴之路。当俄罗斯经济低迷时，中国经济腾飞；当俄罗斯仍然在普京的强权政治下发展时，中国已能顺利完成领导人的换届，社会思想在多元化下不断碰撞，向民主化的道路上开拓前进！
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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