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竹艳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年10期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4)02-0098-12
中国近代有13所基督教大学，包括：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华南女子大学(Hwa Nan University)、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和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1]它们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多数是在原来较低水平的基督教中学或基督教书院基础上合并扩建而成，个别是由单个教会组织独立创建。
基督教大学之所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最初的缘由与基督教的扩张紧密相关。基督徒在中国传教，最初采取传统的街头布道的方式，但因为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传教颇为不顺。1807年至1842年间，在华的新教传教士有24人，受洗教徒却不足20人。[2]378－376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敌视心理很重，把基督徒和侵略者、西方经商投资者同等看待，非常排斥。传教士在街头布道，中国人更多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听着他们宣讲，接过他们的宣传单后，转身就“用来包东西，甚至做鞋底”[3]8。这使得基督教徒改为选择办学校或办医院的方式来曲线传教，希望通过学校或医院为中国民众服务，使中国人了解他们从善的宗旨，从而接纳基督教。所以，最初的基督教学校办学的宗旨主要就是为了传教，办学者都明确学校的基督精神及核心。
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国人的独立、民主观念高涨，主权意识越来越强，要求民族独立和主权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涌现。最先在清华学校由学生组建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就向原有的以清华学校为主的各教育机构教徒建立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叫板，积极地宣传西方基督教组织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思想。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的大师，包括蔡元培、余家菊等人，或撰文或演讲，呼吁教育主权独立，并提出“收回教育权”，要求中国政府收回教会学校的办学权。迫于中国社会舆论及知识精英的压力，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要求所有教会大学都应在中国政府部门注册备案。[4]784为了生存，基督教大学纷纷响应来自中国社会及政府的呼吁，开始在中国政府注册备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基督教大学的办学宗旨加入了不少中国元素，课程设置也越来越世俗化和职业化。
一、办学之初：为传教而办学
早期的教会学校就是为了传教而设的，其办学的宗旨就是传播福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与中国本土迅速崛起的大学相抗衡，扩大教会教育的规模与影响，原来的教会中等教育机构或教会书院都纷纷组建综合性大学，也有教会组织独立创办教会大学，如圣公会组织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
在传教士领袖人物和高等教育办学者中间，有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1)英国浸礼会著名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张，“大学应该吸引上等阶层子女”，他认为，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普遍的变化；教会应该提供科学、数学、西方语言等课程，以引起中国人的新兴趣。上层人士皈依基督教或他们对基督教的友好态度将能对其他阶级接受基督教产生强烈的影响。
(2)1890年，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称，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可以视为“训练未来使徒”的“西点军校”。他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何处可以清楚看出其力量来源时，让我们不单单指出中国有那么一小队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的福音传道人，而且我们，还应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本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5]16－17在狄考文主持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中，办学目的始终是通过传教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课程设置上也严格摈弃世俗性课程，保持纯粹的以宗教为主的课程模式。学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宣教。后来齐鲁大学的校长，如柏尔根(Paul D.Bergen)、卜道成(J.Percy Bruce)、聂会东(James Boyd Neal)等，都继承了狄考文的这一办学理念和风格，秉持宣教的办学宗旨，这使得齐鲁大学始终保持了最高的基督徒比例①，但以宗教课程为主、在职业及英语等实用性课程方面的欠缺使得该校毕业生在就业时遭遇了很大困难，并影响到以后的生源，这也使齐鲁大学后来的社会声誉在众多基督教大学中排名下降。
如狄考文一样，各基督教大学办学者也纷纷宣扬传教的目的。
华南女子大学1908年开始办预科，校长程吕底亚(Miss Lydia Trimble)一直主张，办学就是为了“训练基督教会的领导者。……从最小的日间校，到中等学校，直到大学，我们将共同致力于在华南建立上帝的国度”[6]9。
华西协合大学公开宣布，办学的宗教目的“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借本校之力，建天国于斯土”。华西协合大学的传教士来自不同的教会组织，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为主作功”。
之江大学的前身崇信义塾，一直认为传教士最应关心的事情是基督教义的灌输，学校长期努力使师生的内心保持浓厚的基督信仰。每个成为基督徒的学生都会带来极大的喜悦。崇信义塾的目标是培养本土的神职人员，因此大量时间用于学习圣经和教义问答。1866年，学校的18名男童中，有7名是基督徒。可以说，一个学校中教徒的比例是所有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们最引以为豪的。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各教会大学都坚持以传教作为宗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校训体现宗教色彩
各基督教大学的校训如表1所示。
一些基督教大学的校训内容直接引自《圣经》的经文。如，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引自《圣经》之《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马可福音》“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以及《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齐鲁大学的校训“尔将释真理，真理必释尔”也出自此处。东吴大学的校训“Unto A Full－grown Man”引自《圣经·新约》之《以弗所书》第4章第13节：“till we all attain unto the unity of the faith,an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unto a full－grown man,unto the measure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厚生(Abundant Life)”引自《圣经·新约》之《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校训“受当施(Saved for Service，后英文翻译演变为Having received,I ought to give)”引自《使徒行转》第20章35节：“我来此是给你们做榜样的，扶贫助弱，并牢记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有福’。”
即使没有明确基督教经文出处的，校训也反映了基督精神。如圣约翰大学的校训“Light & Truth”中的“Light”就代表“基督之光”。圣约翰大学后来虽然表现出浓厚的世俗目的，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发展教徒、广传教义、教化民众。李提摩太曾在参加圣约翰大学的毕业典礼后这样描述：“一种基督教的崇敬、真挚、奉献的气氛，这不仅体现于学生之作文，甚至可见于学生的容貌。”[7]820
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和灵魂是“爱”，这体现在各校的校训中。沪江大学确立了“信、义、勤、爱”的四字校训，其中的“爱”即指“爱人如己，常常感恩回馈”；华西协合大学的校训为“亲爱精诚”；福建协和大学的校训也明确要求学生要有“博爱”精神。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曾在1942年写的《赠本届毕业同学》一文中对校训进行了解释，其中提到“博爱之谓仁”。
这种对他人的深厚仁爱之心要求大学实践基督教的服务精神，服务于他人和社会，不仅仅反映在理念层面，更落实于实践之处。燕大确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最终目的是为中国社会服务。福建协和大学提出“博爱、牺牲、服务”的校训。而岭南大学服务于中国社会、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需要的特点特别明显。岭南大学位于广州，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开放的城市，民主而文明，它的前身格致书院就是由四百中国缙绅提议而直接推动设立的，所以从宗教性来看，岭南大学不如其他基督教大学浓厚。它的校训“作育英才，服务社会”明确体现了其服务精神。
(二)宗教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占主要地位
基督教大学设立之初，重在文、理和神学学科的教育，最多再设个医科，此外，就是中国文学、英语、数学，以及一点历史及哲学课程。至于其他职业性的学科，甚少涉及或者没有。如圣约翰大学于1906年在美立案时，设文理科、医科、神学科三种；齐鲁大学初建时分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等三个学院。在1910年前几乎没有法律、农学、商业管理、教育或工程等课程。[8]163
在所有的课程中，宗教课程是非常重要的课程，也是必修课，由各基督教大学所设的宗教系或神学院授课。所有学生都被要求上宗教课程或上主日学，修满较多的宗教课学分。
各基督教大学重视宗教教育，主要体现在招生及要求学生修宗教课和信教方面：
(1)招生主要面向基督教家庭。例如，圣约翰大学在办学初期确立了“训练青年为基督服务”的宗旨，招收基督徒或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学员，且全部免费。[9]
(2)要求学生必须学习宗教课并参加宗教仪式，学生必须入教。曾有学生不愿参加宗教仪式或不愿入教最终被拒入学。如华中大学的前身文华大学，强制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宗教活动。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曾派人来校磋商，愿付重学费让他的孙子到文华学英语，只不参加宗教仪式，但未得到允许。[10]
之所以会如此重视宗教课程，一方面与传教传统有关，另外也与各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的本身理念有关，他们都是坚定的传教士，执著地秉持办学传教的主旨。
小文惠廉(Rev.Wm.J.Boone)是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明确提到创办大学的目的为“宗教第一、教育第二”[11]96－97，这也是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等后继者一贯坚持的原则。
1907年在上海举办的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大会上，卜舫济抨击中国政府“急于发展教育事业的功利性的实利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反基督色彩。卜舫济指出，学校不求大，而求精，“学生中非基督徒过多将会削弱学校的宗教气氛”。卜舫济主张学生应在学校待的时间越长越好。“他处心积虑地让学生尽可能长时间地在学校上学”，为此他原想在他的住宅旁加建一个侧厅，以便让高年级学生居住，“他觉得，他们在校时间越长，他们在基督教环境中所受的影响也就越持久”。[12]26
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就任燕大校长之前，曾在金陵神学院任教多年。他早年接受的神学教育及后来宗教从教和传教的经历，使得他“最大的梦想是在燕大建立一所宗教学院。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既谙熟本国崇高的文化遗产，又受过西方最好的神学院教育的中国籍教师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13]42。
(三)校园内的宗教氛围浓厚
各基督教大学宗教氛围浓厚，主要体现在各基督教大学都要求学生信教或参加宗教活动。
齐鲁大学因其一贯坚定的传教宗旨，宗教氛围在所有基督教大学中可以说是最浓厚的。在早期，狄考文任校长时就坚持宗教第一。1909年前，学生宣教比例较高，不仅加入基督教，还参加巡回布道。但1906年学生罢课要求增加体育课和英语课等，遭校方拒绝后，学生的情绪有所低落。1909年，丁立美牧师来到潍县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前身之一)，使近1/3共116名学生志愿献身基督教布道事业，扭转了学校低落的宣教气氛。从狄考文任校长以降，齐鲁大学一直非常重视宗教教育。学校采取种种手段，使学生笃信基督教。基督教徒学生除了学习平常的宗教课程外，每周还要参加礼拜和早祷告，加入基督教青年会。据统计，1924年全校学生301人，基督教徒293人，占97％。1933年全校学生417人，基督教徒327人，占78％。教员44人，基督教徒36人，占82％；中国教员31人，基督教徒23人，占74％。[14]1924年，除了仅有70名女学生的华南女子学院外，齐鲁大学的基督徒学生比例在所有中国教会大学中是最高的。
其他基督教大学的宗教氛围虽说不如齐鲁大学，但各大学也采取各种措施，努力营建宗教校园文化。
华中大学的前身文华大学规定，所有学生，不论信教与否，一律都要参加宗教活动，不得违抗。在华中大学阶段，孟良佐校长要求学生有义务做礼拜和学习宗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27年。在教会学校占主导性的观点是：教会学校学生理应参加礼拜。大家认为，教会学校学生在进入教会学校之前，就理应知道做礼拜和宗教学习是自己的义务，否则，他们就应该选择其他学校。[15]34
华西协合大学的传教士教师们，在家庭礼拜、查经、品格修养等言行举止方面着力表现基督人格、基督生活，还直接对学生进行宗教训练：启真道(L.G.Kilborn)、费尔朴(D.L.Phelps)等在家中组织英文查经班；外籍师母聚合喜好歌咏的同学，训练唱诗班、圣乐园。校园里还举办奋兴会、布道大会，在圣诞节、复活节举行庆祝活动；组织基督徒学生参加春令会、夏令会，或参加峨眉山、青城山、白鹿山的宗教研讨会……即便1927年华西协合大学立案，宗教课改为选修课后，学生可自由参加礼拜，但华西协合大学的宗教力量仍很强大。
之江大学一直维持着校园内的宗教生活。司徒华林(Warten H.Stuart)和韦早星与36名学生一道深入到山上的许多乡村去传福音。1912年7月，在之江大学举行了基督教青年会江南地区大学生会议第八次年会和浙江省牧师及教会同工学校第一次会议。1912年秋天，在王令赓牧师的支持下，作为杭州长老会下属的大学教会成立，89名会众中的大部分是之江大学师生。1916年长老会华中差会的年会上，大学董事会的代表呼吁差会重视学生基督徒比例下降的问题，当时174名学生中，只有44名来自基督徒家庭，27名来自长老会中学。不久后，在江长川牧师的努力下，49名学生公开宣布他们信仰基督，23名学生受洗。对此，司徒华林校长写道：“这是我亲眼见过的最令人欣慰的一幕情景。”[16]38－39
(四)学校践行服务社会的宗教精神
除感召学生入教、巡回布道外，每所基督教大学都鼓励师生实践基督的服务精神，通过各种形式服务社会。
一是创办义学，帮助贫寒子弟受教育。齐鲁大学学生创办了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男青年会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为看门人和家庭佣人办的夜校，一所是为孩子办的学校。[17]187－190他们还从事社会性宗教服务，协助周边各村设立查经班和主日校，承担起平民学校和贫民夜学的宣教工作。[14]金陵女子大学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为校园附近的农家孩子办了一所模范乡村小学，招收54个孩子，学院的学生辅助教学工作。[18]58东吴大学学生组建的基督教青年会于1911年在望星桥边开办“惠寒小学”，招收贫寒人家的孩子免费入学，校长由大学生推选，常驻管理人员由学生出资聘任，教师由大学生志愿充当，课本与办学费用由大学生募捐而来。惠寒小学的教学内容广泛而又系统，许多课程中国私塾都没有。惠寒小学首届学生有30人左右，到1922年已达72人。1930年，大学生又筹款7000余元，在方塔西面买了一块地，建房为惠寒小学所用。华南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在大学周围的农村里开办了十来所主日学，平均的学生数在五百人至六百人之间，他们在周日就到乡下主日学去教书。教学内容包括唱歌、讲故事、卫生指导、手工和游戏，还有女子职业内容。圣诞日，学生们还要带领多达八百人左右的主日学学生到大学参加庆祝活动。后来曾担任华南女子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和教务主任的陈淑圭博士说起自己在主日学的授课经历时，回忆说：“我的责任是教汉语作文。我把老师用在我身上的方法用在他们身上，效果不错。我教了整整一年，十分满意。毫无疑问，它影响了我以后对职业的选择。”[7]19－20
二是开展社会医疗救助，免费为民众医治。办有医学院或医学专业的基督教大学常开办义务诊所，为附近的居民提供医疗服务。1919年秋，沪江大学的沪东公社开办沪东工业医院，最初设了16张床位，后来增加到24张。沪东公社内部还设立了一个义务诊疗所，为附近的农民提供免费诊疗，由一名护士提供卫生保健服务。齐鲁大学的学生为附近的妇女儿童建立了一个诊所，每周日下午在学校为妇女儿童提供医疗服务，礼拜日还定期到邻居家去提供上门服务。
沪江大学的“沪东公社”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管理最规范的社团性服务型组织，这是一个集“社会、教育、娱乐和宗教”[1]为一体的社会服务组织，创办了主日学、圣经班、职业介绍所、合作商店、男童学校、女童学校、劳工运动场、沪东工业医院等多种机构，并给民众放映电影、幻灯片，演出戏剧，演奏音乐，给附近的农民办交流农产品的农展会。“沪东公社”当时被认为是现代工人社区文化的样板。其主要负责人葛学溥(Daniel H.Kulp Ⅱ)1923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聘回国，他对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英美法的各种刊物不时地登载了关于这个机构的报道和评论，世界各地的访问者也常顺道来考察公社，因此它逐渐获得了某种国际性的声望。”[19]109－111
各基督教大学之所以如此重视服务精神并贯彻实施，是因为传教士校长及教师们认为，基督精神必须外化为世俗精神，在“Serve God”与“Serve the Society”[20]8统一起来的活动中才能得以体现，认为“社会服务是基督教精神的现代表达”[21]11，他们通过这些服务社会的活动，贯彻落实了自身的宗教信仰。
(五)校长本人积极提倡并传承基督精神
各基督教大学的校长作为传教士的代表，在贯彻基督教的仁爱、服务、互助精神方面起着身先士卒的作用。
1.仁爱精神
基督教大学的校长对师生、对校园的一草一木，多慈悲心怀，仁爱有加。
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事无巨细地关心师生的生老病死，几乎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燕园。学校里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表现主议的是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这使我拜服，惊异，他那得有这些精力和工夫？”他这个校长，真的将燕大当作自己的家来操持掌管，这源于他的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热情、坚定与恒久。冰心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加个人的理想已与燕大的前途合一了，燕大的一切，便是他的一切。……他多付予了一分的爱与同情，就是与燕大的前途多一分的发展与希望。就是他的博大的爱与同情，将燕大的中西上下、男女老幼紧紧的拉在一起，一同欢乐奋发的往同工合作的路上走！”[22]148
2.服务精神
基督教大学的校长，秉持服务精神为大学作奉献，几乎从不考虑一己私利。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夫人(Mrs Laurence Thurston)一辈子都为大学工作，她在丈夫去世后便献身于教育，没有再嫁，1913—1928年担任金女大校长，在吴贻芳女士任职后，她任大学的顾问、教师以及楼房建筑监督人、会计，直到1942年。可以说，她的一生是为金陵女子大学孜孜矻矻、鞠躬尽瘁的一生。
继德本康夫人之后，金女大的第一任华人校长吴贻芳博士也笃志于教育一生独身，她秉持“厚生”的校训，践行着主耶稣的话：“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金陵大学校长包文(A.J.Bowen)所说的一段话颇可以代表这一个群体的服务心声：“如果我们能向社会和全体民众提供真诚的服务，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我们关心的问题永远是：我们怎样以积极的服务方式去接触民众的生活。作为教员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奉献，而非索取；作为教义的原则，我们生存着应当给予，而非得到；在个人的生活工作及大学的合作中，我们越是将这种精神贯彻到我们的实践之中，我们也就愈彻底地为这个时代服务着，也就愈加深入地在人们中间宣扬了天国。”[23]20
3.平等互助精神
司徒雷登本着基督教的团契精神，带领师生员工将燕京大学建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团结互助、相互友爱。他在物质上从来没有额外的要求，还常常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无私地捐助给了燕大，他的住宅——临湖轩是他的朋友捐款建造的，本来是校长个人所用，他却常将它用来给教授们召开学术会议、召开校务会议，给毕业生举办毕业餐会，还给教职工孩子们开圣诞晚会。他还奉献出自己的工资，购买礼物分赠师生，给新来的员工买鲜花，给圣诞节派对上的孩子买礼物。去世时，他几乎不名一文。
金陵女子大学不仅在高低年级学生中建立“姐妹班”，还在师生之间推行“导师制”。“姐妹班”制度是让三年级与一年级学生结对，每个新生的宿舍都分配有一个高年级的“姐姐”，这使得初来乍到的新同学可以在生活和学习上得到高年级“姐姐”的照顾和引导，以便较快地适应新的校园生活，而高年级的“姐姐”也可以学会关心和照顾别人。这种做法从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那里沿袭下来，一直为后来的华人校长吴贻芳所继承。在学长的帮助下，初入学者获益匪浅，并感受到大学浓浓的厚爱气氛。“导师制”是指每一个学生可找一位教师做自己的导师。一位导师一般带八九名或十余名学生，指导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导师制的推行，密切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教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影响甚大。在学校领导与学生之间充满着母女般的情谊。[24]201后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也模仿金陵女大推行“姐妹班”制，在校园里营建起浓厚的家庭氛围。
有意思的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一份调查，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认为母校最有意义的地方，不是母校的教学质量和特色课程，也不是某个大师某幢大楼，而是“师生间的私人关系，大学精神，所建立的友谊以及对服务精神的重视”[8]495。
二、20世纪20年代后：办学宗旨世俗化、职业化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应运而生。最先觉醒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的办学活动进行反思、批判，掀起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并最终推动中国政府要求教会学校在中国注册备案，以期收回教育主权。
应对来自中国社会及政府的呼吁，基督教大学内部也展开了讨论：接下去何去何从？为了大学自身的生存发展，办学者都主张对中国政府及民众的要求作出妥协让步，这样才能吸引到生源，进一步扩大学校的声誉，从而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与中国本土高校进行竞争。它们先后在中国教育部注册备案，除圣约翰大学因各种原因延迟到1947年才完成备案外，其他基督教大学都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完成了备案。大学校长之职从外籍传教士手里转移到了中国人手里。校董会成员的比例也由华人占少数转变为华人占多数。大学不再宣称以传教为目的，宗教课程不能再成为必修课。这场表面上看起来是民族民主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演变，其核心是中国世俗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冲突，而在两者的冲突中，本土的中国文化占了上风。
基督教大学的办学宗旨从此有了很大的转变，世俗化和职业性特点日趋明显，宗教性越来越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改宗教必修课为选修课，宗教信仰自由
在非基督教运动前后，各基督教大学已经开始着手将宗教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以避免矛盾激化。后来北洋政府教育部明确规定，教会学校不得公开宣扬传教目的，宗教课也不得设为必修课。各基督教大学都积极按照这一标准，对原来的学校课程设置进行了积极整改。
东吴大学在1926年首先废除宗教必修课程，礼拜仪式亦改为学生自由参加。
1927年，沪江大学将宗教课改为选修，又将神学院单独划开以便专门进行宗教教育。
司徒雷登曾于1928年在宗教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危机》，其中提到：“立即改善设备与课程，增加优良的中国师资，教育政策必须反映中国舆论的要求。”随后，燕京大学就废除了把宗教课作为必修课程的规定，也不再强迫学生做礼拜，并将宗教学院单独成立。学生的宗教活动仅仅在由学生自愿组织参加的宗教团契(Christian Fellowship)内进行。后来团契的宗教色彩日渐淡薄，演变成为一般性的群众组织。
圣约翰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的宗教教育是强制性的。所有学生每天早晨必须到聚集所做晨祷，周日也不例外。周日下午还必须参加查经班。另外，学校每逢宗教节日就放假，教内学生都必须参加宗教活动。在反对强制宗教教育的社会舆论下，圣约翰大学于1925年采取双轨制，规定教外学生可选择做礼拜，或参加伦理讲座，以此来迎合中国社会重视伦理的传统。30年代初，圣约翰大学同意学生自愿礼拜，但仍须参加宗教课。后来，宗教课改为选修，给予学分。有趣的是，绝大多数学生选了宗教课，因为部分教员不管成绩好坏，一律给选课学生及格分数以资鼓励。为了使学生继续参加宗教活动，1932年，圣约翰还将教内学生编组，指派教员分头负责，以“帮助他们行使教徒的权利和责任”，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基督教大学宗教性的变弱，固然是因为宗教课不再作为必修课的原因，但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非教徒生源越来越多，这使得大学内部的宗教氛围自然就因学生来源的多样化变淡了。比如，圣约翰在开办之初，学生大多来自教友家庭，校风相当朴实，学校的宗教气氛很浓厚。然而由于收费部的建立，学生成分发生变化，入教学生开始从多数转为少数。据1902年的统计，圣约翰正科毕业生共25人，其中16人是基督徒；而预科的70名毕业生中，只有30人是基督徒。由于英语在社会上走俏，学生对圣约翰所提供的西式教育的诉求也日益商业化。
课程设置的世俗化，固然吸引了更多优质生源，但基督教大学的某些校长对此颇为担忧，这在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那里表现尤甚。1931年卜舫济从美国休假回来后，发现学生人数因战争原因急剧增加，但他并不感到兴奋，他认为：“圣约翰大学没有必要以学生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否。圣约翰大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而且也应该是培养学生基督教的品质和健全的智力。”[12]162他在1932—1933年和1933—1934年的年度报告中，表示了对于校园宗教生活的不满情绪。基督徒学生人数逐年下降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20世纪初为三分之一左右，到40年代末只有五分之一左右了。[25]88－91
尽管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学生入教比例也逐年下降，相比较于其他大学，基督教大学内的宗教氛围仍然很浓厚。
比如，沪江大学在把宗教课改为选修后，日常的宗教活动仍极其频繁，除了经常性的布道会、祈祷会、主日会、灵修会、查经班等形式外，还有定期的“宗教认识周”、“布道奋兴大会”和夏令营等活动。[26]124当时曾有谣言说沪江大学禁止在校园内进行宗教活动，而事实是，政府并未以任何方式干预学校的宗教活动。[27]70新任校长刘湛恩也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他治校的口号是：“Let us make the College more Chinese and more Christian.(让大学更中国化，更具基督性质。)”[27]76
(二)推广英语教学
关于要不要英语授课，在传教士教师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1877年的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就是否用英语授课问题，传教士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存在两派观点，一派以坚决反对英语教学的狄考文为代表，他认为强调英语教学将会削弱教会学校的传教宗旨；另一派则坚决支持英语教学，主要代表人物是卜舫济。
说到底，支持或反对英语授课或设置英语课程，涉及教会大学的宗教性，也就是说，是否用英语授课将决定基督教大学能否坚持办学传教的宗旨，或是否导致世俗性质的出现。因为对于培养传教士的基督教大学来说，一旦学生学了英语，他们更易找到世俗的岗位，也从而更易在毕业后即脱离教会组织，倾向于利用英语这种工具谋求高薪职位，这与教会大学的传教办学的宗旨南辕北辙。
卜舫济主持的圣约翰大学是我国最早使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学校之一。1881年，小文惠廉参与创建工作时，也曾反对过英语教学，认为学生更应注重母语，因为他们毕业后是要靠母语开展工作，但一年后，小文惠廉在给圣公会布道部的报告中称：“我们要在中国地道地教授英语。许多学校仅仅为了商业的目的极为浅显地教授一点英语，圣约翰不能浅尝即止。”[12]20
卜舫济虽然始终贯彻大学的宗教性，但在英语教学方面，持坚决支持立场。他曾解释过为何要坚持英语授课的理由：(1)研究英文，可以增进智慧；(2)研究英文，可以铲除学生的排外成见；(3)研究英文，可使东西方便于交往，增进彼此的情感，以利于扩大国际贸易；(4)可以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为基督教服务。1889年他负责校务后，极力贯彻英语教学。[28]105刚开始设英文课时，因学生英文根基太浅，许多科目仍用中文讲授，外籍教师也需先学汉语才能任教。后来，除国文课外，其他科目都以英文讲授。
圣约翰大学的这一做法，遭到了不少传教士的反对，认为这将有损教会大学的传教主旨，还吸引了不少富裕阶层的子女入学，希望通过英语学习将来谋取高薪职位，或作为出国留学的跳板。学生们的这一愿望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上海的许多洋务部门，如海关、电报局、洋行还有外交部门都对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甚为看重，社会上甚至有“圣约翰英语”之称。而圣约翰大学学生良好的英语训练也使得他们更易于前往英语国家深造。1905年底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后，经卜舫济努力，圣约翰大学毕业生获耶鲁等校免考直升研究生院和诸如医学院、法学院等职业学院的优待，并可直接入大学本科三四年级学习，而按照规定，圣约翰大学因未开设美国大学要求必修的拉丁文、希腊文课程，一般读本科本来需降低一至二年级的。到1920年，在圣约翰大学肄业而获国外学位的学生达110人，1948年圣约翰大学在美学习进修的竟有400余人。清华学校作为游美事务处，考取的学生中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一直比例较高。1909年第一年录取47名考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占7名；1910年录取70名考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占12名。圣约翰大学由此被称为“预备学校的预备学校”。早期清华学校的不少教员和行政官员还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包括清华的四位校长周诒春、曹云祥、严鹤龄、赵国材。
圣约翰大学的重英文而轻中文，这一特色颇为世人诟病，认为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因地道的英语“趾高气昂，不可一世”，还“对中文书刊不屑一顾”，还讽刺学生们“用英语更加轻松自如，即便用中文交谈，如果不时时夹带几句英文，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25]72
在东吴大学、沪江大学、文华大学、岭南大学等几所大学中，同样大量使用英语教学。只有齐鲁大学，几任校长继承狄考文的遗风，坚持汉语教学，并排斥英语教学。
即便这样，20世纪初，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齐鲁大学的前身)的学生也表达出了不满情绪，他们在黑板上涂鸦英语字母，在校园内散发英语作文的纸片。1906年11月，齐鲁大学学生集体罢课，递交请愿书，提出9条要求，包括取消传统教儒学的方法，聘用体育和军训教员等，关键是增设英语课程。这些要求遭到了校董会的严厉拒绝，认为这样将使学校“迅速地世俗化”，并“与学院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驰”。[17]76校方开除了9名学生，9名暂时停学，并要求复课学生道歉。
但齐鲁大学的学生并未妥协，与校方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这导致齐鲁大学校方，包括校长柏尔根和狄考文之间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柏尔根由此辞职，并由狄考文代理校长半年。1907年12月26日，山东联合大学校董会局部放开英语教学，同意在文理学院开设英语课，但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条件：“1.只对正式学生教授英语；2.英语是选修课；3.只在最后3年开设英语课，授课时间是每周5天，每天1学时；4.学生在学期考试中所有科目的平均成绩达到80分，方可学习英语，在学习英语以后，还必须在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科目中保持这个平均成绩；5.文理学院中学习英语的学生每年要交纳包括该科一切开支在内的最低费用30元。”[17]79就这样，齐鲁大学的英语教学开了一个口子，但它的不完全开放英语，对生源来说不具吸引力，毕业生在社会上也很难跻身上流阶层，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齐鲁大学的发展。
坚决拒斥英语教学的狄考文在1908年去世，1907年他曾在一封信里表达了自己对于普遍开放英语教学的担忧：“随着英语图书报刊越来越多，正在播下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种子。现在的呼吁是，谁来信奉真理？谁来矫正时弊？谁来高举十字架？谁来为耶稣基督作证……”[17]81－82
狄考文是一个虔诚而坚定的基督徒，一生坚持传教事业，他担忧信仰的缺失，焦虑传教事业后继无人，他想通过拒斥英语教学来保证宗教教育的纯粹性，但中国社会瞬息万变，民众需求日益现实，他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最终只会流于空处，留下无尽的遗憾。
(三)设置职业课程
职业课程的设置，并不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这之前，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基督教大学，由于地处城市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大学对社会民众的需求也更敏感，较早开设了一些职业课程。这些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思想也更为民主自由，在坚持传教为主的办学目的之外，也追求大学服务社会的精神。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就明确“志在为中国兴教育”[29]14；东吴大学第一任校长孙乐文早在任宫巷书院院长时就明确提出“尤望我华人同应世界潮流”[30]5。他们的着眼点是中国社会。
这些思想开明的自由主义校长们，首先推动基督教大学创办起了一批职业性课程与专业。
1914年，东吴大学政治学教师兰金来到上海，任东吴大学第二附中(原上海中西书院)校长。上海租界林立，涉及的法律制度纷繁复杂，兰金出身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对“包括中国、美国和欧洲，以及混合的法庭”大为震惊。由此，他觉得有必要发展比较法律专业，培养能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法官，“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中国将需要能够制定民法、编纂法典、组织法官团体的专家。在上海的领事法庭，英国驻华最高法庭和美国驻华法庭，形成一个人才库，随时可以提供法学教育人才”[8]170。就这样，1915年兰金在上海建立起东吴大学比较法学院，这个专业及时补充了上海法律界人才的匮乏，满足了布满租界的上海居民的求职需要，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虽然比较法学院主要针对在职人士而设，设置之初，上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半到晚上7点半，收费较高，但生源充足，没有出现过经济问题。
紧随其后，同样在上海，从1920年秋季学期开始，圣约翰大学增加了一批新课程，如会计学、商业组织法、营业法、工商业史、华洋贸易、三合土建筑法、机械学、自来水学、代议制政府论、美国在远东之外交，以及生物学、哲学等。此后，在1920—1921学年，又新增了工商管理系和新闻系，工商管理系后与经济系合并，成立经济商业管理学院。以国文学科而言，1937—1938学年与1919—1920学年相比，在18年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课目由3门变为13门，课程内容变化也很大，增加了包括“公文程式”“翻译”“中国新文学运动历史”“曲选”等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内容。另外，开设了日文课，这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显然是为了适应远东国际形势和中国政治与社会环境演化的结果。还有，再以圣约翰1912年以后开设的政治学学科为例，共开设了包括“政治学纲要”“国际公法”“中国政府”“市政”“中国市政及地方政治”“欧洲大陆之政府”“英国政府”“美国政府”“20世纪远东国际关系”“中国之国际关系”“宪法”“法学与法理学”“外交及国际组织”“财政学”“欧洲国际关系”“近代政治理论”“专修学程”等课程，可以看出，这些课程设计体现了职业化训练的理念，既着眼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又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国际关系前沿，可养成学生分析和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基本素质，并增强他们适应社会实际需要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约翰大学被称为“外交人才养成所”的原因。虽然卜舫济坚持要圣约翰大学走通才教育(Liberal arts)之路，不走“职业化训练”之路，但其他学校的竞争和社会压力还是迫使它进行了调整，所谓“学以致用”。这些职业性课程的设置虽然无益于大学宗教性的维持，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圣约翰大学的社会吸引力和社会声誉。
另一所在上海的基督教大学沪江大学则以商科闻名于社会，首创于1920年，刘湛恩任校长后升为商学院，1934年改设商学系。
基督教大学办学早期非常重视文理学院，课程重点是人文和纯科学，这遭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的批评，认为过于学术化，而缺少对中国青年职业需要的关心。20世纪20年代前后，各基督教大学对课程设置做了相应调整，逐渐重视职业和专业教育。到1937年，职业和专业性的系、学院大约有30个。基督教大学里有4个医学院、2个农学院和1个农学系、1个工学院和4个工程系。还有1个商学院和1所工商管理学校、1个教育学院、1个法学院，差不多有12个神学院，还有1个乡村建设学院和1个乡村服务社，前者在中日战争中成为农学院。[31]136－137
哪怕齐鲁大学这样顽固的坚持传教主旨的大学也难免不为社会的舆论所动，逐渐将自己的专业及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齐鲁大学早期秉持基督精神，始终培养布道人、教师、医生和护士等服务型人才，这与狄考文的坚持不无关系。1908年狄考文去世后，加上世风日开，社会各界要求大学增加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职业课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使得齐鲁大学的传教士教师响应社会呼声，向社会引入经济产业。倪维思、梅理士、海士(George S.Hays)夫妇等分别将美国的苹果、梨、葡萄和草莓等优质水果、个头大的美国花生引进山东，教学生如何保存水果和蔬菜，还将瑞士编织花边法介绍给当地妇女。爱尔兰人马茂兰(James McMullan)建起了发展家庭手工编制业的工厂。韦丰年(George Cornwell)于1897年推动建立了益文商专(毓皇顶英语学校)，使毕业生得以进入商界、海关或其他行业。[17]198
三、评价
(一)从空间上看，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入乡随俗
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最初街头布道不顺，转而通过办学这种曲线传教的方式，最终使基督教在中国生根发芽。这是一种入乡随俗的表现，是本土化的一种体现。基督教大学的办学者在办学过程中也对自己的办学理念及实践有过种种反思，将大学最初以传教为主的办学主旨逐渐调整到宗教性与世俗性并存的办学主旨。而这一转变的深层原因，正是为了让基督教大学这个有着异域宗教及异质文化内核的教育机构在中国这块缺乏西方文化养分的土壤上发展壮大，获得中国民众的拥护与中国社会的认可。这一过程，是一个宗教文化本土化与办学本土化的过程。
中国民众对教会学校的排斥，最初即针对其宗教性，这也是基督教大学一路办学进程中始终被指责诟病的一个特色。来自异域的传教士被认为是殖民者的代言人，宗教文化则被视为文化侵略的象征。在教会学校最初办学时、在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掌管大陆并指斥与国民党联手的美国政府时，教会学校的宗教性就像是从娘胎带来的先天遗传病，始终为中国民众矛头所指。它们被指斥剥夺了中国的办学主权，侵略了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虔诚而坚定的传教士校长及教师们，这种指责却不免太过。文化的截然不同，宗教教义的不理解，使多数中国民众曲解了基督教传教士的办学热忱与投身于教育服务于社会的博爱与奉献精神。为了取得中国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吸引中国生源，基督教大学在办学目的中加入了中国元素，将中国文化引入校训，强调儒学与基督教的同质性，课程设置也逐渐重视中学。
1931年，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在原有校训“Light & Truth(光与真理)”上加入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使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兼备中西文化。对于金陵大学的校训“诚、真、勤、仁”，华人校长陈裕光是这样解释的，《易》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心无不尽之谓忠，言无不实之谓信，忠信者，诚也。王阳明曰：“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乱其心哉。”求是者，真也。《书》曰：“业广惟勤。”韩昌黎曰：“博爱之谓仁。”本校之校训“诚、真、勤、仁”，诸君闻之稔矣，离校后幸毋忘之。[32]153沪江大学的校训是“信义勤爱”，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讲忠恕、重反省、勤勉、仁厚的思想。
儒学与基督教虽然在目的、修养方式、内容上存在重大差别，但一些传教士办学者努力阐释两者的共性，以使得基督教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上海中西书院的创办人林乐知融合了中西文化，将耶稣和孔子相提并论，他十分注重用儒学来阐释基督教教义，还将“三纲五常”与基督教教义一一印证，“认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质无异”。他从基督教教义中引经据典，找出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言论，得出结论：“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他还认为：“儒学讲‘仁’，《圣经》虽无‘仁’字，但‘爱即是仁也’；儒学讲‘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学讲‘礼’，《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学讲‘智’，《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学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33]总而言之，林乐知认为，孔子和耶稣在许多理论上如同一人，儒学和基督教从本义上来看也如出一辙。这种重视中文的传统在后来东吴大学的课程设置方面也体现出来，表现为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1895年，潘慎文继林乐知之后执掌中西书院，“嗣后重订课程，中西并重”。1906年，葛赉恩继潘慎文后任校长职，“更将课程一是厘订，特注重中文，以矫时俗轻中重西之弊”[34]43。孙乐文也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多次强调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不断的本土化的过程使得这些基督教大学终于在中国这块异域土地上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巨大的空间。诚如孙乐文所言：“即将在中国建立的新教育体制必须是属于中国的体制，‘新学’必须要经过‘本土化’改造，而不应仍旧保持其舶来品的‘异国情调’。”[34]51
(二)从时间上看，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
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创办，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加快发展期，到19世纪20世纪交界期进入迅猛发展阶段，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都在中国整个教育系统中占重要地位。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如果缺少了教会学校这一环，将大大延迟近代化的进程。而基督教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正是它们“呼吁社会、教育和政治变革……将中国一点一点地从沉睡中唤醒”[35]3－4。
基督教大学之所以能蓬勃发展，规模壮大，后劲十足，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与时俱进。它们的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两个关键阶段的正确决策。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侵略者入侵，中国民族运动兴起，矛头直指西方列强及随之而来的传教士，这使传教士意识到培养上层宗教领袖人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另外，如果教会学校不扩大规模，不提高层次，将在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被系统地边缘化。为了与本土高校进行竞争，基督教大学纷纷在前期发展起来的中等教会学校(相当于高中阶段或大学预科阶段)的基础上联合重组而成，以期整合资源，加强各差会的合作，形成能与中国北京大学等高校相媲美的综合性大学。13所基督教大学中，有11所是通过这种方式组建的，有的是同一差会组织的几个教会学校合并而成，有的是不同差会组织所办的教会学校调整联合而成。虽然联合办学过程中充满了波折与困难，但基于共同办学的美好愿望，所有困难最终都迎刃而解，大学顺利建成。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中国国内爆发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及其他办学者都积极响应，先后完成了在中国政府注册备案的过程。即使顽固如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虽然晚至1947年才使圣约翰在中国注册，但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也数次积极协调上级圣公会组织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期使大学获得认可。
基督教大学顺应中国社会舆论，适时注册，调整办学方向与课程设置，使它们逐渐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与认可，保证了大学持续稳定的生源，开设出的适合中国社会的职业性课程又使大学服务社会的性质愈加鲜明。这一方面与基督的服务精神相符，也为基督教大学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从而确立了它们的社会声誉与稳定的地位。
收稿日期：2014－05－11
注释：
①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统计报告，1930—1931年》显示，学生80％以上是基督徒的三所大学是齐鲁(有学生129名)、福建协和(有学生126名)、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有学生97名)。见［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
作者介绍：谢竹艳(1973- )，女，江苏无锡人，博士，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
作者：谢竹艳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年10期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4)02-0098-12
中国近代有13所基督教大学，包括：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华南女子大学(Hwa Nan University)、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和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1]它们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多数是在原来较低水平的基督教中学或基督教书院基础上合并扩建而成，个别是由单个教会组织独立创建。
基督教大学之所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最初的缘由与基督教的扩张紧密相关。基督徒在中国传教，最初采取传统的街头布道的方式，但因为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传教颇为不顺。1807年至1842年间，在华的新教传教士有24人，受洗教徒却不足20人。[2]378－376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敌视心理很重，把基督徒和侵略者、西方经商投资者同等看待，非常排斥。传教士在街头布道，中国人更多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听着他们宣讲，接过他们的宣传单后，转身就“用来包东西，甚至做鞋底”[3]8。这使得基督教徒改为选择办学校或办医院的方式来曲线传教，希望通过学校或医院为中国民众服务，使中国人了解他们从善的宗旨，从而接纳基督教。所以，最初的基督教学校办学的宗旨主要就是为了传教，办学者都明确学校的基督精神及核心。
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国人的独立、民主观念高涨，主权意识越来越强，要求民族独立和主权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涌现。最先在清华学校由学生组建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就向原有的以清华学校为主的各教育机构教徒建立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叫板，积极地宣传西方基督教组织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思想。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的大师，包括蔡元培、余家菊等人，或撰文或演讲，呼吁教育主权独立，并提出“收回教育权”，要求中国政府收回教会学校的办学权。迫于中国社会舆论及知识精英的压力，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要求所有教会大学都应在中国政府部门注册备案。[4]784为了生存，基督教大学纷纷响应来自中国社会及政府的呼吁，开始在中国政府注册备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基督教大学的办学宗旨加入了不少中国元素，课程设置也越来越世俗化和职业化。
一、办学之初：为传教而办学
早期的教会学校就是为了传教而设的，其办学的宗旨就是传播福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与中国本土迅速崛起的大学相抗衡，扩大教会教育的规模与影响，原来的教会中等教育机构或教会书院都纷纷组建综合性大学，也有教会组织独立创办教会大学，如圣公会组织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
在传教士领袖人物和高等教育办学者中间，有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1)英国浸礼会著名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张，“大学应该吸引上等阶层子女”，他认为，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普遍的变化；教会应该提供科学、数学、西方语言等课程，以引起中国人的新兴趣。上层人士皈依基督教或他们对基督教的友好态度将能对其他阶级接受基督教产生强烈的影响。
(2)1890年，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称，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可以视为“训练未来使徒”的“西点军校”。他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何处可以清楚看出其力量来源时，让我们不单单指出中国有那么一小队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的福音传道人，而且我们，还应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本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5]16－17在狄考文主持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中，办学目的始终是通过传教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课程设置上也严格摈弃世俗性课程，保持纯粹的以宗教为主的课程模式。学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宣教。后来齐鲁大学的校长，如柏尔根(Paul D.Bergen)、卜道成(J.Percy Bruce)、聂会东(James Boyd Neal)等，都继承了狄考文的这一办学理念和风格，秉持宣教的办学宗旨，这使得齐鲁大学始终保持了最高的基督徒比例①，但以宗教课程为主、在职业及英语等实用性课程方面的欠缺使得该校毕业生在就业时遭遇了很大困难，并影响到以后的生源，这也使齐鲁大学后来的社会声誉在众多基督教大学中排名下降。
如狄考文一样，各基督教大学办学者也纷纷宣扬传教的目的。
华南女子大学1908年开始办预科，校长程吕底亚(Miss Lydia Trimble)一直主张，办学就是为了“训练基督教会的领导者。……从最小的日间校，到中等学校，直到大学，我们将共同致力于在华南建立上帝的国度”[6]9。
华西协合大学公开宣布，办学的宗教目的“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借本校之力，建天国于斯土”。华西协合大学的传教士来自不同的教会组织，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为主作功”。
之江大学的前身崇信义塾，一直认为传教士最应关心的事情是基督教义的灌输，学校长期努力使师生的内心保持浓厚的基督信仰。每个成为基督徒的学生都会带来极大的喜悦。崇信义塾的目标是培养本土的神职人员，因此大量时间用于学习圣经和教义问答。1866年，学校的18名男童中，有7名是基督徒。可以说，一个学校中教徒的比例是所有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们最引以为豪的。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各教会大学都坚持以传教作为宗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校训体现宗教色彩
各基督教大学的校训如表1所示。
一些基督教大学的校训内容直接引自《圣经》的经文。如，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引自《圣经》之《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马可福音》“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以及《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齐鲁大学的校训“尔将释真理，真理必释尔”也出自此处。东吴大学的校训“Unto A Full－grown Man”引自《圣经·新约》之《以弗所书》第4章第13节：“till we all attain unto the unity of the faith,an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unto a full－grown man,unto the measure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厚生(Abundant Life)”引自《圣经·新约》之《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校训“受当施(Saved for Service，后英文翻译演变为Having received,I ought to give)”引自《使徒行转》第20章35节：“我来此是给你们做榜样的，扶贫助弱，并牢记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有福’。”
即使没有明确基督教经文出处的，校训也反映了基督精神。如圣约翰大学的校训“Light & Truth”中的“Light”就代表“基督之光”。圣约翰大学后来虽然表现出浓厚的世俗目的，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发展教徒、广传教义、教化民众。李提摩太曾在参加圣约翰大学的毕业典礼后这样描述：“一种基督教的崇敬、真挚、奉献的气氛，这不仅体现于学生之作文，甚至可见于学生的容貌。”[7]820
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和灵魂是“爱”，这体现在各校的校训中。沪江大学确立了“信、义、勤、爱”的四字校训，其中的“爱”即指“爱人如己，常常感恩回馈”；华西协合大学的校训为“亲爱精诚”；福建协和大学的校训也明确要求学生要有“博爱”精神。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曾在1942年写的《赠本届毕业同学》一文中对校训进行了解释，其中提到“博爱之谓仁”。
这种对他人的深厚仁爱之心要求大学实践基督教的服务精神，服务于他人和社会，不仅仅反映在理念层面，更落实于实践之处。燕大确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最终目的是为中国社会服务。福建协和大学提出“博爱、牺牲、服务”的校训。而岭南大学服务于中国社会、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需要的特点特别明显。岭南大学位于广州，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开放的城市，民主而文明，它的前身格致书院就是由四百中国缙绅提议而直接推动设立的，所以从宗教性来看，岭南大学不如其他基督教大学浓厚。它的校训“作育英才，服务社会”明确体现了其服务精神。
(二)宗教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占主要地位
基督教大学设立之初，重在文、理和神学学科的教育，最多再设个医科，此外，就是中国文学、英语、数学，以及一点历史及哲学课程。至于其他职业性的学科，甚少涉及或者没有。如圣约翰大学于1906年在美立案时，设文理科、医科、神学科三种；齐鲁大学初建时分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等三个学院。在1910年前几乎没有法律、农学、商业管理、教育或工程等课程。[8]163
在所有的课程中，宗教课程是非常重要的课程，也是必修课，由各基督教大学所设的宗教系或神学院授课。所有学生都被要求上宗教课程或上主日学，修满较多的宗教课学分。
各基督教大学重视宗教教育，主要体现在招生及要求学生修宗教课和信教方面：
(1)招生主要面向基督教家庭。例如，圣约翰大学在办学初期确立了“训练青年为基督服务”的宗旨，招收基督徒或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学员，且全部免费。[9]
(2)要求学生必须学习宗教课并参加宗教仪式，学生必须入教。曾有学生不愿参加宗教仪式或不愿入教最终被拒入学。如华中大学的前身文华大学，强制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宗教活动。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曾派人来校磋商，愿付重学费让他的孙子到文华学英语，只不参加宗教仪式，但未得到允许。[10]
之所以会如此重视宗教课程，一方面与传教传统有关，另外也与各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的本身理念有关，他们都是坚定的传教士，执著地秉持办学传教的主旨。
小文惠廉(Rev.Wm.J.Boone)是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明确提到创办大学的目的为“宗教第一、教育第二”[11]96－97，这也是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等后继者一贯坚持的原则。
1907年在上海举办的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大会上，卜舫济抨击中国政府“急于发展教育事业的功利性的实利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反基督色彩。卜舫济指出，学校不求大，而求精，“学生中非基督徒过多将会削弱学校的宗教气氛”。卜舫济主张学生应在学校待的时间越长越好。“他处心积虑地让学生尽可能长时间地在学校上学”，为此他原想在他的住宅旁加建一个侧厅，以便让高年级学生居住，“他觉得，他们在校时间越长，他们在基督教环境中所受的影响也就越持久”。[12]26
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就任燕大校长之前，曾在金陵神学院任教多年。他早年接受的神学教育及后来宗教从教和传教的经历，使得他“最大的梦想是在燕大建立一所宗教学院。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既谙熟本国崇高的文化遗产，又受过西方最好的神学院教育的中国籍教师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13]42。
(三)校园内的宗教氛围浓厚
各基督教大学宗教氛围浓厚，主要体现在各基督教大学都要求学生信教或参加宗教活动。
齐鲁大学因其一贯坚定的传教宗旨，宗教氛围在所有基督教大学中可以说是最浓厚的。在早期，狄考文任校长时就坚持宗教第一。1909年前，学生宣教比例较高，不仅加入基督教，还参加巡回布道。但1906年学生罢课要求增加体育课和英语课等，遭校方拒绝后，学生的情绪有所低落。1909年，丁立美牧师来到潍县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前身之一)，使近1/3共116名学生志愿献身基督教布道事业，扭转了学校低落的宣教气氛。从狄考文任校长以降，齐鲁大学一直非常重视宗教教育。学校采取种种手段，使学生笃信基督教。基督教徒学生除了学习平常的宗教课程外，每周还要参加礼拜和早祷告，加入基督教青年会。据统计，1924年全校学生301人，基督教徒293人，占97％。1933年全校学生417人，基督教徒327人，占78％。教员44人，基督教徒36人，占82％；中国教员31人，基督教徒23人，占74％。[14]1924年，除了仅有70名女学生的华南女子学院外，齐鲁大学的基督徒学生比例在所有中国教会大学中是最高的。
其他基督教大学的宗教氛围虽说不如齐鲁大学，但各大学也采取各种措施，努力营建宗教校园文化。
华中大学的前身文华大学规定，所有学生，不论信教与否，一律都要参加宗教活动，不得违抗。在华中大学阶段，孟良佐校长要求学生有义务做礼拜和学习宗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27年。在教会学校占主导性的观点是：教会学校学生理应参加礼拜。大家认为，教会学校学生在进入教会学校之前，就理应知道做礼拜和宗教学习是自己的义务，否则，他们就应该选择其他学校。[15]34
华西协合大学的传教士教师们，在家庭礼拜、查经、品格修养等言行举止方面着力表现基督人格、基督生活，还直接对学生进行宗教训练：启真道(L.G.Kilborn)、费尔朴(D.L.Phelps)等在家中组织英文查经班；外籍师母聚合喜好歌咏的同学，训练唱诗班、圣乐园。校园里还举办奋兴会、布道大会，在圣诞节、复活节举行庆祝活动；组织基督徒学生参加春令会、夏令会，或参加峨眉山、青城山、白鹿山的宗教研讨会……即便1927年华西协合大学立案，宗教课改为选修课后，学生可自由参加礼拜，但华西协合大学的宗教力量仍很强大。
之江大学一直维持着校园内的宗教生活。司徒华林(Warten H.Stuart)和韦早星与36名学生一道深入到山上的许多乡村去传福音。1912年7月，在之江大学举行了基督教青年会江南地区大学生会议第八次年会和浙江省牧师及教会同工学校第一次会议。1912年秋天，在王令赓牧师的支持下，作为杭州长老会下属的大学教会成立，89名会众中的大部分是之江大学师生。1916年长老会华中差会的年会上，大学董事会的代表呼吁差会重视学生基督徒比例下降的问题，当时174名学生中，只有44名来自基督徒家庭，27名来自长老会中学。不久后，在江长川牧师的努力下，49名学生公开宣布他们信仰基督，23名学生受洗。对此，司徒华林校长写道：“这是我亲眼见过的最令人欣慰的一幕情景。”[16]38－39
(四)学校践行服务社会的宗教精神
除感召学生入教、巡回布道外，每所基督教大学都鼓励师生实践基督的服务精神，通过各种形式服务社会。
一是创办义学，帮助贫寒子弟受教育。齐鲁大学学生创办了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男青年会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为看门人和家庭佣人办的夜校，一所是为孩子办的学校。[17]187－190他们还从事社会性宗教服务，协助周边各村设立查经班和主日校，承担起平民学校和贫民夜学的宣教工作。[14]金陵女子大学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为校园附近的农家孩子办了一所模范乡村小学，招收54个孩子，学院的学生辅助教学工作。[18]58东吴大学学生组建的基督教青年会于1911年在望星桥边开办“惠寒小学”，招收贫寒人家的孩子免费入学，校长由大学生推选，常驻管理人员由学生出资聘任，教师由大学生志愿充当，课本与办学费用由大学生募捐而来。惠寒小学的教学内容广泛而又系统，许多课程中国私塾都没有。惠寒小学首届学生有30人左右，到1922年已达72人。1930年，大学生又筹款7000余元，在方塔西面买了一块地，建房为惠寒小学所用。华南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在大学周围的农村里开办了十来所主日学，平均的学生数在五百人至六百人之间，他们在周日就到乡下主日学去教书。教学内容包括唱歌、讲故事、卫生指导、手工和游戏，还有女子职业内容。圣诞日，学生们还要带领多达八百人左右的主日学学生到大学参加庆祝活动。后来曾担任华南女子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和教务主任的陈淑圭博士说起自己在主日学的授课经历时，回忆说：“我的责任是教汉语作文。我把老师用在我身上的方法用在他们身上，效果不错。我教了整整一年，十分满意。毫无疑问，它影响了我以后对职业的选择。”[7]19－20
二是开展社会医疗救助，免费为民众医治。办有医学院或医学专业的基督教大学常开办义务诊所，为附近的居民提供医疗服务。1919年秋，沪江大学的沪东公社开办沪东工业医院，最初设了16张床位，后来增加到24张。沪东公社内部还设立了一个义务诊疗所，为附近的农民提供免费诊疗，由一名护士提供卫生保健服务。齐鲁大学的学生为附近的妇女儿童建立了一个诊所，每周日下午在学校为妇女儿童提供医疗服务，礼拜日还定期到邻居家去提供上门服务。
沪江大学的“沪东公社”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管理最规范的社团性服务型组织，这是一个集“社会、教育、娱乐和宗教”[1]为一体的社会服务组织，创办了主日学、圣经班、职业介绍所、合作商店、男童学校、女童学校、劳工运动场、沪东工业医院等多种机构，并给民众放映电影、幻灯片，演出戏剧，演奏音乐，给附近的农民办交流农产品的农展会。“沪东公社”当时被认为是现代工人社区文化的样板。其主要负责人葛学溥(Daniel H.Kulp Ⅱ)1923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聘回国，他对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英美法的各种刊物不时地登载了关于这个机构的报道和评论，世界各地的访问者也常顺道来考察公社，因此它逐渐获得了某种国际性的声望。”[19]109－111
各基督教大学之所以如此重视服务精神并贯彻实施，是因为传教士校长及教师们认为，基督精神必须外化为世俗精神，在“Serve God”与“Serve the Society”[20]8统一起来的活动中才能得以体现，认为“社会服务是基督教精神的现代表达”[21]11，他们通过这些服务社会的活动，贯彻落实了自身的宗教信仰。
(五)校长本人积极提倡并传承基督精神
各基督教大学的校长作为传教士的代表，在贯彻基督教的仁爱、服务、互助精神方面起着身先士卒的作用。
1.仁爱精神
基督教大学的校长对师生、对校园的一草一木，多慈悲心怀，仁爱有加。
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事无巨细地关心师生的生老病死，几乎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燕园。学校里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表现主议的是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这使我拜服，惊异，他那得有这些精力和工夫？”他这个校长，真的将燕大当作自己的家来操持掌管，这源于他的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热情、坚定与恒久。冰心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加个人的理想已与燕大的前途合一了，燕大的一切，便是他的一切。……他多付予了一分的爱与同情，就是与燕大的前途多一分的发展与希望。就是他的博大的爱与同情，将燕大的中西上下、男女老幼紧紧的拉在一起，一同欢乐奋发的往同工合作的路上走！”[22]148
2.服务精神
基督教大学的校长，秉持服务精神为大学作奉献，几乎从不考虑一己私利。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夫人(Mrs Laurence Thurston)一辈子都为大学工作，她在丈夫去世后便献身于教育，没有再嫁，1913—1928年担任金女大校长，在吴贻芳女士任职后，她任大学的顾问、教师以及楼房建筑监督人、会计，直到1942年。可以说，她的一生是为金陵女子大学孜孜矻矻、鞠躬尽瘁的一生。
继德本康夫人之后，金女大的第一任华人校长吴贻芳博士也笃志于教育一生独身，她秉持“厚生”的校训，践行着主耶稣的话：“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金陵大学校长包文(A.J.Bowen)所说的一段话颇可以代表这一个群体的服务心声：“如果我们能向社会和全体民众提供真诚的服务，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我们关心的问题永远是：我们怎样以积极的服务方式去接触民众的生活。作为教员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奉献，而非索取；作为教义的原则，我们生存着应当给予，而非得到；在个人的生活工作及大学的合作中，我们越是将这种精神贯彻到我们的实践之中，我们也就愈彻底地为这个时代服务着，也就愈加深入地在人们中间宣扬了天国。”[23]20
3.平等互助精神
司徒雷登本着基督教的团契精神，带领师生员工将燕京大学建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团结互助、相互友爱。他在物质上从来没有额外的要求，还常常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无私地捐助给了燕大，他的住宅——临湖轩是他的朋友捐款建造的，本来是校长个人所用，他却常将它用来给教授们召开学术会议、召开校务会议，给毕业生举办毕业餐会，还给教职工孩子们开圣诞晚会。他还奉献出自己的工资，购买礼物分赠师生，给新来的员工买鲜花，给圣诞节派对上的孩子买礼物。去世时，他几乎不名一文。
金陵女子大学不仅在高低年级学生中建立“姐妹班”，还在师生之间推行“导师制”。“姐妹班”制度是让三年级与一年级学生结对，每个新生的宿舍都分配有一个高年级的“姐姐”，这使得初来乍到的新同学可以在生活和学习上得到高年级“姐姐”的照顾和引导，以便较快地适应新的校园生活，而高年级的“姐姐”也可以学会关心和照顾别人。这种做法从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那里沿袭下来，一直为后来的华人校长吴贻芳所继承。在学长的帮助下，初入学者获益匪浅，并感受到大学浓浓的厚爱气氛。“导师制”是指每一个学生可找一位教师做自己的导师。一位导师一般带八九名或十余名学生，指导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导师制的推行，密切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教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影响甚大。在学校领导与学生之间充满着母女般的情谊。[24]201后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也模仿金陵女大推行“姐妹班”制，在校园里营建起浓厚的家庭氛围。
有意思的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一份调查，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认为母校最有意义的地方，不是母校的教学质量和特色课程，也不是某个大师某幢大楼，而是“师生间的私人关系，大学精神，所建立的友谊以及对服务精神的重视”[8]495。
二、20世纪20年代后：办学宗旨世俗化、职业化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应运而生。最先觉醒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的办学活动进行反思、批判，掀起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并最终推动中国政府要求教会学校在中国注册备案，以期收回教育主权。
应对来自中国社会及政府的呼吁，基督教大学内部也展开了讨论：接下去何去何从？为了大学自身的生存发展，办学者都主张对中国政府及民众的要求作出妥协让步，这样才能吸引到生源，进一步扩大学校的声誉，从而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与中国本土高校进行竞争。它们先后在中国教育部注册备案，除圣约翰大学因各种原因延迟到1947年才完成备案外，其他基督教大学都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完成了备案。大学校长之职从外籍传教士手里转移到了中国人手里。校董会成员的比例也由华人占少数转变为华人占多数。大学不再宣称以传教为目的，宗教课程不能再成为必修课。这场表面上看起来是民族民主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演变，其核心是中国世俗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冲突，而在两者的冲突中，本土的中国文化占了上风。
基督教大学的办学宗旨从此有了很大的转变，世俗化和职业性特点日趋明显，宗教性越来越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改宗教必修课为选修课，宗教信仰自由
在非基督教运动前后，各基督教大学已经开始着手将宗教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以避免矛盾激化。后来北洋政府教育部明确规定，教会学校不得公开宣扬传教目的，宗教课也不得设为必修课。各基督教大学都积极按照这一标准，对原来的学校课程设置进行了积极整改。
东吴大学在1926年首先废除宗教必修课程，礼拜仪式亦改为学生自由参加。
1927年，沪江大学将宗教课改为选修，又将神学院单独划开以便专门进行宗教教育。
司徒雷登曾于1928年在宗教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危机》，其中提到：“立即改善设备与课程，增加优良的中国师资，教育政策必须反映中国舆论的要求。”随后，燕京大学就废除了把宗教课作为必修课程的规定，也不再强迫学生做礼拜，并将宗教学院单独成立。学生的宗教活动仅仅在由学生自愿组织参加的宗教团契(Christian Fellowship)内进行。后来团契的宗教色彩日渐淡薄，演变成为一般性的群众组织。
圣约翰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的宗教教育是强制性的。所有学生每天早晨必须到聚集所做晨祷，周日也不例外。周日下午还必须参加查经班。另外，学校每逢宗教节日就放假，教内学生都必须参加宗教活动。在反对强制宗教教育的社会舆论下，圣约翰大学于1925年采取双轨制，规定教外学生可选择做礼拜，或参加伦理讲座，以此来迎合中国社会重视伦理的传统。30年代初，圣约翰大学同意学生自愿礼拜，但仍须参加宗教课。后来，宗教课改为选修，给予学分。有趣的是，绝大多数学生选了宗教课，因为部分教员不管成绩好坏，一律给选课学生及格分数以资鼓励。为了使学生继续参加宗教活动，1932年，圣约翰还将教内学生编组，指派教员分头负责，以“帮助他们行使教徒的权利和责任”，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基督教大学宗教性的变弱，固然是因为宗教课不再作为必修课的原因，但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非教徒生源越来越多，这使得大学内部的宗教氛围自然就因学生来源的多样化变淡了。比如，圣约翰在开办之初，学生大多来自教友家庭，校风相当朴实，学校的宗教气氛很浓厚。然而由于收费部的建立，学生成分发生变化，入教学生开始从多数转为少数。据1902年的统计，圣约翰正科毕业生共25人，其中16人是基督徒；而预科的70名毕业生中，只有30人是基督徒。由于英语在社会上走俏，学生对圣约翰所提供的西式教育的诉求也日益商业化。
课程设置的世俗化，固然吸引了更多优质生源，但基督教大学的某些校长对此颇为担忧，这在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那里表现尤甚。1931年卜舫济从美国休假回来后，发现学生人数因战争原因急剧增加，但他并不感到兴奋，他认为：“圣约翰大学没有必要以学生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否。圣约翰大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而且也应该是培养学生基督教的品质和健全的智力。”[12]162他在1932—1933年和1933—1934年的年度报告中，表示了对于校园宗教生活的不满情绪。基督徒学生人数逐年下降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20世纪初为三分之一左右，到40年代末只有五分之一左右了。[25]88－91
尽管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学生入教比例也逐年下降，相比较于其他大学，基督教大学内的宗教氛围仍然很浓厚。
比如，沪江大学在把宗教课改为选修后，日常的宗教活动仍极其频繁，除了经常性的布道会、祈祷会、主日会、灵修会、查经班等形式外，还有定期的“宗教认识周”、“布道奋兴大会”和夏令营等活动。[26]124当时曾有谣言说沪江大学禁止在校园内进行宗教活动，而事实是，政府并未以任何方式干预学校的宗教活动。[27]70新任校长刘湛恩也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他治校的口号是：“Let us make the College more Chinese and more Christian.(让大学更中国化，更具基督性质。)”[27]76
(二)推广英语教学
关于要不要英语授课，在传教士教师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1877年的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就是否用英语授课问题，传教士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存在两派观点，一派以坚决反对英语教学的狄考文为代表，他认为强调英语教学将会削弱教会学校的传教宗旨；另一派则坚决支持英语教学，主要代表人物是卜舫济。
说到底，支持或反对英语授课或设置英语课程，涉及教会大学的宗教性，也就是说，是否用英语授课将决定基督教大学能否坚持办学传教的宗旨，或是否导致世俗性质的出现。因为对于培养传教士的基督教大学来说，一旦学生学了英语，他们更易找到世俗的岗位，也从而更易在毕业后即脱离教会组织，倾向于利用英语这种工具谋求高薪职位，这与教会大学的传教办学的宗旨南辕北辙。
卜舫济主持的圣约翰大学是我国最早使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学校之一。1881年，小文惠廉参与创建工作时，也曾反对过英语教学，认为学生更应注重母语，因为他们毕业后是要靠母语开展工作，但一年后，小文惠廉在给圣公会布道部的报告中称：“我们要在中国地道地教授英语。许多学校仅仅为了商业的目的极为浅显地教授一点英语，圣约翰不能浅尝即止。”[12]20
卜舫济虽然始终贯彻大学的宗教性，但在英语教学方面，持坚决支持立场。他曾解释过为何要坚持英语授课的理由：(1)研究英文，可以增进智慧；(2)研究英文，可以铲除学生的排外成见；(3)研究英文，可使东西方便于交往，增进彼此的情感，以利于扩大国际贸易；(4)可以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为基督教服务。1889年他负责校务后，极力贯彻英语教学。[28]105刚开始设英文课时，因学生英文根基太浅，许多科目仍用中文讲授，外籍教师也需先学汉语才能任教。后来，除国文课外，其他科目都以英文讲授。
圣约翰大学的这一做法，遭到了不少传教士的反对，认为这将有损教会大学的传教主旨，还吸引了不少富裕阶层的子女入学，希望通过英语学习将来谋取高薪职位，或作为出国留学的跳板。学生们的这一愿望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上海的许多洋务部门，如海关、电报局、洋行还有外交部门都对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甚为看重，社会上甚至有“圣约翰英语”之称。而圣约翰大学学生良好的英语训练也使得他们更易于前往英语国家深造。1905年底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后，经卜舫济努力，圣约翰大学毕业生获耶鲁等校免考直升研究生院和诸如医学院、法学院等职业学院的优待，并可直接入大学本科三四年级学习，而按照规定，圣约翰大学因未开设美国大学要求必修的拉丁文、希腊文课程，一般读本科本来需降低一至二年级的。到1920年，在圣约翰大学肄业而获国外学位的学生达110人，1948年圣约翰大学在美学习进修的竟有400余人。清华学校作为游美事务处，考取的学生中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一直比例较高。1909年第一年录取47名考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占7名；1910年录取70名考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占12名。圣约翰大学由此被称为“预备学校的预备学校”。早期清华学校的不少教员和行政官员还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包括清华的四位校长周诒春、曹云祥、严鹤龄、赵国材。
圣约翰大学的重英文而轻中文，这一特色颇为世人诟病，认为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因地道的英语“趾高气昂，不可一世”，还“对中文书刊不屑一顾”，还讽刺学生们“用英语更加轻松自如，即便用中文交谈，如果不时时夹带几句英文，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25]72
在东吴大学、沪江大学、文华大学、岭南大学等几所大学中，同样大量使用英语教学。只有齐鲁大学，几任校长继承狄考文的遗风，坚持汉语教学，并排斥英语教学。
即便这样，20世纪初，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齐鲁大学的前身)的学生也表达出了不满情绪，他们在黑板上涂鸦英语字母，在校园内散发英语作文的纸片。1906年11月，齐鲁大学学生集体罢课，递交请愿书，提出9条要求，包括取消传统教儒学的方法，聘用体育和军训教员等，关键是增设英语课程。这些要求遭到了校董会的严厉拒绝，认为这样将使学校“迅速地世俗化”，并“与学院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驰”。[17]76校方开除了9名学生，9名暂时停学，并要求复课学生道歉。
但齐鲁大学的学生并未妥协，与校方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这导致齐鲁大学校方，包括校长柏尔根和狄考文之间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柏尔根由此辞职，并由狄考文代理校长半年。1907年12月26日，山东联合大学校董会局部放开英语教学，同意在文理学院开设英语课，但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条件：“1.只对正式学生教授英语；2.英语是选修课；3.只在最后3年开设英语课，授课时间是每周5天，每天1学时；4.学生在学期考试中所有科目的平均成绩达到80分，方可学习英语，在学习英语以后，还必须在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科目中保持这个平均成绩；5.文理学院中学习英语的学生每年要交纳包括该科一切开支在内的最低费用30元。”[17]79就这样，齐鲁大学的英语教学开了一个口子，但它的不完全开放英语，对生源来说不具吸引力，毕业生在社会上也很难跻身上流阶层，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齐鲁大学的发展。
坚决拒斥英语教学的狄考文在1908年去世，1907年他曾在一封信里表达了自己对于普遍开放英语教学的担忧：“随着英语图书报刊越来越多，正在播下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种子。现在的呼吁是，谁来信奉真理？谁来矫正时弊？谁来高举十字架？谁来为耶稣基督作证……”[17]81－82
狄考文是一个虔诚而坚定的基督徒，一生坚持传教事业，他担忧信仰的缺失，焦虑传教事业后继无人，他想通过拒斥英语教学来保证宗教教育的纯粹性，但中国社会瞬息万变，民众需求日益现实，他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最终只会流于空处，留下无尽的遗憾。
(三)设置职业课程
职业课程的设置，并不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这之前，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基督教大学，由于地处城市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大学对社会民众的需求也更敏感，较早开设了一些职业课程。这些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思想也更为民主自由，在坚持传教为主的办学目的之外，也追求大学服务社会的精神。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就明确“志在为中国兴教育”[29]14；东吴大学第一任校长孙乐文早在任宫巷书院院长时就明确提出“尤望我华人同应世界潮流”[30]5。他们的着眼点是中国社会。
这些思想开明的自由主义校长们，首先推动基督教大学创办起了一批职业性课程与专业。
1914年，东吴大学政治学教师兰金来到上海，任东吴大学第二附中(原上海中西书院)校长。上海租界林立，涉及的法律制度纷繁复杂，兰金出身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对“包括中国、美国和欧洲，以及混合的法庭”大为震惊。由此，他觉得有必要发展比较法律专业，培养能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法官，“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中国将需要能够制定民法、编纂法典、组织法官团体的专家。在上海的领事法庭，英国驻华最高法庭和美国驻华法庭，形成一个人才库，随时可以提供法学教育人才”[8]170。就这样，1915年兰金在上海建立起东吴大学比较法学院，这个专业及时补充了上海法律界人才的匮乏，满足了布满租界的上海居民的求职需要，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虽然比较法学院主要针对在职人士而设，设置之初，上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半到晚上7点半，收费较高，但生源充足，没有出现过经济问题。
紧随其后，同样在上海，从1920年秋季学期开始，圣约翰大学增加了一批新课程，如会计学、商业组织法、营业法、工商业史、华洋贸易、三合土建筑法、机械学、自来水学、代议制政府论、美国在远东之外交，以及生物学、哲学等。此后，在1920—1921学年，又新增了工商管理系和新闻系，工商管理系后与经济系合并，成立经济商业管理学院。以国文学科而言，1937—1938学年与1919—1920学年相比，在18年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课目由3门变为13门，课程内容变化也很大，增加了包括“公文程式”“翻译”“中国新文学运动历史”“曲选”等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内容。另外，开设了日文课，这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显然是为了适应远东国际形势和中国政治与社会环境演化的结果。还有，再以圣约翰1912年以后开设的政治学学科为例，共开设了包括“政治学纲要”“国际公法”“中国政府”“市政”“中国市政及地方政治”“欧洲大陆之政府”“英国政府”“美国政府”“20世纪远东国际关系”“中国之国际关系”“宪法”“法学与法理学”“外交及国际组织”“财政学”“欧洲国际关系”“近代政治理论”“专修学程”等课程，可以看出，这些课程设计体现了职业化训练的理念，既着眼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又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国际关系前沿，可养成学生分析和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基本素质，并增强他们适应社会实际需要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约翰大学被称为“外交人才养成所”的原因。虽然卜舫济坚持要圣约翰大学走通才教育(Liberal arts)之路，不走“职业化训练”之路，但其他学校的竞争和社会压力还是迫使它进行了调整，所谓“学以致用”。这些职业性课程的设置虽然无益于大学宗教性的维持，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圣约翰大学的社会吸引力和社会声誉。
另一所在上海的基督教大学沪江大学则以商科闻名于社会，首创于1920年，刘湛恩任校长后升为商学院，1934年改设商学系。
基督教大学办学早期非常重视文理学院，课程重点是人文和纯科学，这遭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的批评，认为过于学术化，而缺少对中国青年职业需要的关心。20世纪20年代前后，各基督教大学对课程设置做了相应调整，逐渐重视职业和专业教育。到1937年，职业和专业性的系、学院大约有30个。基督教大学里有4个医学院、2个农学院和1个农学系、1个工学院和4个工程系。还有1个商学院和1所工商管理学校、1个教育学院、1个法学院，差不多有12个神学院，还有1个乡村建设学院和1个乡村服务社，前者在中日战争中成为农学院。[31]136－137
哪怕齐鲁大学这样顽固的坚持传教主旨的大学也难免不为社会的舆论所动，逐渐将自己的专业及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齐鲁大学早期秉持基督精神，始终培养布道人、教师、医生和护士等服务型人才，这与狄考文的坚持不无关系。1908年狄考文去世后，加上世风日开，社会各界要求大学增加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职业课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使得齐鲁大学的传教士教师响应社会呼声，向社会引入经济产业。倪维思、梅理士、海士(George S.Hays)夫妇等分别将美国的苹果、梨、葡萄和草莓等优质水果、个头大的美国花生引进山东，教学生如何保存水果和蔬菜，还将瑞士编织花边法介绍给当地妇女。爱尔兰人马茂兰(James McMullan)建起了发展家庭手工编制业的工厂。韦丰年(George Cornwell)于1897年推动建立了益文商专(毓皇顶英语学校)，使毕业生得以进入商界、海关或其他行业。[17]198
三、评价
(一)从空间上看，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入乡随俗
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最初街头布道不顺，转而通过办学这种曲线传教的方式，最终使基督教在中国生根发芽。这是一种入乡随俗的表现，是本土化的一种体现。基督教大学的办学者在办学过程中也对自己的办学理念及实践有过种种反思，将大学最初以传教为主的办学主旨逐渐调整到宗教性与世俗性并存的办学主旨。而这一转变的深层原因，正是为了让基督教大学这个有着异域宗教及异质文化内核的教育机构在中国这块缺乏西方文化养分的土壤上发展壮大，获得中国民众的拥护与中国社会的认可。这一过程，是一个宗教文化本土化与办学本土化的过程。
中国民众对教会学校的排斥，最初即针对其宗教性，这也是基督教大学一路办学进程中始终被指责诟病的一个特色。来自异域的传教士被认为是殖民者的代言人，宗教文化则被视为文化侵略的象征。在教会学校最初办学时、在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掌管大陆并指斥与国民党联手的美国政府时，教会学校的宗教性就像是从娘胎带来的先天遗传病，始终为中国民众矛头所指。它们被指斥剥夺了中国的办学主权，侵略了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虔诚而坚定的传教士校长及教师们，这种指责却不免太过。文化的截然不同，宗教教义的不理解，使多数中国民众曲解了基督教传教士的办学热忱与投身于教育服务于社会的博爱与奉献精神。为了取得中国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吸引中国生源，基督教大学在办学目的中加入了中国元素，将中国文化引入校训，强调儒学与基督教的同质性，课程设置也逐渐重视中学。
1931年，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在原有校训“Light & Truth(光与真理)”上加入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使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兼备中西文化。对于金陵大学的校训“诚、真、勤、仁”，华人校长陈裕光是这样解释的，《易》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心无不尽之谓忠，言无不实之谓信，忠信者，诚也。王阳明曰：“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乱其心哉。”求是者，真也。《书》曰：“业广惟勤。”韩昌黎曰：“博爱之谓仁。”本校之校训“诚、真、勤、仁”，诸君闻之稔矣，离校后幸毋忘之。[32]153沪江大学的校训是“信义勤爱”，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讲忠恕、重反省、勤勉、仁厚的思想。
儒学与基督教虽然在目的、修养方式、内容上存在重大差别，但一些传教士办学者努力阐释两者的共性，以使得基督教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上海中西书院的创办人林乐知融合了中西文化，将耶稣和孔子相提并论，他十分注重用儒学来阐释基督教教义，还将“三纲五常”与基督教教义一一印证，“认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质无异”。他从基督教教义中引经据典，找出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言论，得出结论：“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他还认为：“儒学讲‘仁’，《圣经》虽无‘仁’字，但‘爱即是仁也’；儒学讲‘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学讲‘礼’，《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学讲‘智’，《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学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33]总而言之，林乐知认为，孔子和耶稣在许多理论上如同一人，儒学和基督教从本义上来看也如出一辙。这种重视中文的传统在后来东吴大学的课程设置方面也体现出来，表现为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1895年，潘慎文继林乐知之后执掌中西书院，“嗣后重订课程，中西并重”。1906年，葛赉恩继潘慎文后任校长职，“更将课程一是厘订，特注重中文，以矫时俗轻中重西之弊”[34]43。孙乐文也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多次强调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不断的本土化的过程使得这些基督教大学终于在中国这块异域土地上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巨大的空间。诚如孙乐文所言：“即将在中国建立的新教育体制必须是属于中国的体制，‘新学’必须要经过‘本土化’改造，而不应仍旧保持其舶来品的‘异国情调’。”[34]51
(二)从时间上看，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
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创办，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加快发展期，到19世纪20世纪交界期进入迅猛发展阶段，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都在中国整个教育系统中占重要地位。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如果缺少了教会学校这一环，将大大延迟近代化的进程。而基督教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正是它们“呼吁社会、教育和政治变革……将中国一点一点地从沉睡中唤醒”[35]3－4。
基督教大学之所以能蓬勃发展，规模壮大，后劲十足，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与时俱进。它们的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两个关键阶段的正确决策。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侵略者入侵，中国民族运动兴起，矛头直指西方列强及随之而来的传教士，这使传教士意识到培养上层宗教领袖人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另外，如果教会学校不扩大规模，不提高层次，将在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被系统地边缘化。为了与本土高校进行竞争，基督教大学纷纷在前期发展起来的中等教会学校(相当于高中阶段或大学预科阶段)的基础上联合重组而成，以期整合资源，加强各差会的合作，形成能与中国北京大学等高校相媲美的综合性大学。13所基督教大学中，有11所是通过这种方式组建的，有的是同一差会组织的几个教会学校合并而成，有的是不同差会组织所办的教会学校调整联合而成。虽然联合办学过程中充满了波折与困难，但基于共同办学的美好愿望，所有困难最终都迎刃而解，大学顺利建成。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中国国内爆发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基督教大学的外籍校长及其他办学者都积极响应，先后完成了在中国政府注册备案的过程。即使顽固如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虽然晚至1947年才使圣约翰在中国注册，但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也数次积极协调上级圣公会组织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期使大学获得认可。
基督教大学顺应中国社会舆论，适时注册，调整办学方向与课程设置，使它们逐渐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与认可，保证了大学持续稳定的生源，开设出的适合中国社会的职业性课程又使大学服务社会的性质愈加鲜明。这一方面与基督的服务精神相符，也为基督教大学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从而确立了它们的社会声誉与稳定的地位。
收稿日期：2014－05－11
注释：
①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统计报告，1930—1931年》显示，学生80％以上是基督徒的三所大学是齐鲁(有学生129名)、福建协和(有学生126名)、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有学生97名)。见［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
作者介绍：谢竹艳(1973- )，女，江苏无锡人，博士，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