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
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面对“跨界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近来，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也引来不少担忧。挑战面前，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从目前来看，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但是，这场危机还难以画上句号。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各种谜团也渐渐浮出水面，带来对这起突发事件更加深刻的反思。
漂浮的死猪暂时捞尽，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毕竟，黄浦江上游河汊众多，面对这种“跨省市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少疑团待解：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连死猪源头这一望而知的问题，相关方都不愿认账？死猪的病死原因何以欲说还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对这些死猪，当地政府有否采取必要措施安全处置？农业部对动物无害化处置的三令五申，是否在当地得到落实？当大量死猪沿江漂流，上下游能否联合行动，而不是只靠上海方面的末端处置？
纵观这场水危机从起源到化解的来龙去脉，再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不难发现，仅仅是事发地一方的努力，就算是再尽心再周全再有担当，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只能收一时之效，而非正本清源的长久之计。
不管是死猪漂到上海带来水质恐慌，还是雾霾“串门”来到北京引发呼吸焦虑，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安全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单独行动所能解决的。一旦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突发环境污染，影响面巨大。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点”，而水和空气都是流动不居的，我们的关注焦点不能只盯在事发地，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源、演化的过程。
比如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也一直在做着长三角一体
化的努力，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共同责任。兹事体大，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
潇湘晨报：孙志刚事件十年祭
孙志刚，中国公民，在广州就业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于2003年3月20日被非法剥夺生命，时年27岁。其墓志铭曰：“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
如果孙志刚还活在人世，他已37岁，已过而立快要不惑，已娶妻生子，已展开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他生有儿子，他父亲很久之前就已经替他取名“诚意”。如果他的诺言得到兑现，他和他的家庭都已经应验那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劝勉。如果这些如果都已成真，那么孙志刚或许只是13亿普通中国人中间的一个，他过着自己没有波澜的生活，我们的目光尽可以被更多热闹所占据，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我们唯愿孙志刚就是那个平凡甚至平庸的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者，唯愿他不为天下人所识，只要他仍然在这世上，仍然能享有自己的喜好，看顾自己的亲人。那样的话，这个惨烈的符号便如没有投入石子的池塘，没有痕迹，没有声响，甚至不显现任何内容。他就像今天千千万万个兄弟一样，锋芒内敛，恬淡地生活在我们中间。生命最初是被赋予，然后是自我的赋予，它的底线就是安然自持，有尊严，无彷徨。历史从来都不是虚构的著作，它的每一次惊叹都将拿代价换取。可在这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和生命等价交换。
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不能流畅地重读十年前关于孙志刚的媒体报道，每一次
回顾都会被泪水或哽咽打断。他的死亡，便如同我们的死亡，他无意识，而我们未免仍想到亲人将如何号哭，友朋将如何伤恸。击打在他身体上的拳脚，每一下都如同落在我们的肌肉和灵魂之上，当他反抗，当他哀嚎，我们未免想到那便是我们。在一种制度化了的假定之下，受苦难的主角可以是任何人，你也不会必然是一个例外。我们可以去诅咒人性的幽暗，去怨恨那些丧尽天良的打手，但在他们背后仍然是看不到却感受得到的厚实支撑。若恶法仍在，一切都将理直气壮，即便是对生命的践踏，即便是对权利的戕害，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
孙志刚死了，恶法被废，这样一次交换到底值不值当？“儿子死了，打工者却赢得了尊严和自由”，他的亲人可以这样自我安抚，我们却不能残忍地表示认同。我们必须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值当。在孙志刚死亡之前的若干时日，收容遣送制度已经被持久质疑。流浪者之死惊不醒麻木已久的神经，大学生之死的标签却能够引发舆论的义愤。博士上书，学者建议，恶法废止，有人盛赞其为良性互动，有人遗憾其未及深层。恶法若恶，则当废已久，废之是应然之举，无需一条人命去启动善政流程。废恶法值得欢迎，不妨盛赞，公民殒命却不必作为砝码去掂量。
法废法立，也就是法治视域中的改革。当改不当改，许多时候缺的是决断，而不是机会。志于改革，则无时不是改革的时机。于改革而言，最被诟病的往往是滞后，而不是超前。打捞沉默的声音，一时为众人赞。其实声音原本响在那里，分贝的数值也并不低，若充耳做未闻之状，即便晨钟暮鼓山崩海啸也未必能让人惊醒。待声音衰减之后，再去做打捞的姿态，即便引来连声叫好，其于事又有何补？唐福珍的抗拆迁自焚，赵作海的陈年冤狱，舆论在一遍遍发问，他(她)会不会成为第N个“孙志刚”？户籍改革，异地高考，谁会成为其中的又一个“孙志刚”？都不必再拿孙志刚当作比拟，因为一切意义都不会超过生命的意义。 “今天，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孙志刚。”这是孙志刚的弟弟向媒体表达的痛切，十年的确已经太久。孙志刚，中国公民，在广州就业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于2003年3月20日被非法剥夺生命，时年27岁。其墓志铭曰：“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请铭记孙志刚，谨以生命之名。请铭记孙志刚，仅因你我不愿不能重蹈孙志刚的梦魇。
长江日报：把城镇化当作促进公平的契机
城市剩余资本找出路，或者城市换个思路摊大饼，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城镇化。城镇化仿佛成了城市发展突破瓶颈的契机，农村的发展成了附属考虑，甚至成了掠夺对象。
城镇化是今年两会最大热点话题之一，昨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答记者问时又讲到，城镇化自然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怎么进行设计，要事先做好充分研究论证，画出蓝图，有顶层设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使得城镇化的路子大体走得比较有把握，少出岔子，能够坚持下去，从而对中国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落脚点在“四化”同步，即协调发展。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城镇化带动和推进新农村建设”，聚焦的是三农问题。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城乡协调发展，而首先是解决农村发展不足的问题。
以城镇为资源聚集地，引导城市物质、社会、人力资本进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大中小城市、城镇、农村互促共进，协调发展——这是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新”在互促共进。以前讲城镇化，简单强调农村资源向城镇聚集，但农村资源本身就有限，星罗棋布的城镇也不足以产生辐射力。现在城镇化率上来了，必然就要考虑提升质量，即聚合现代产业的中心城镇要更多的出现，以它为纽带，吸收城市资源，带动农村发展。
应当承认，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被一些地方曲解，甚至有意曲解了。一些地方推动资本下乡，结果掀起了房地产热，农民被快速转化为市民，无非是为了腾挪出土地。也有的地方凭空规划城镇，期待规模化的城镇快速出现，却导致“城镇”成了一具空壳，且打乱了原有的自然布局。农村要怎样发展，农民需要什么，这些问题被视而不见。城市剩余资本找出路，或者城市换个思路摊大饼，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城镇化。城镇化仿佛成了城市发展突破瓶颈的契机，农村的发展成了附属考虑，甚至成了掠夺对象。
一直以来，在一些地方，城市化成了农村资源无偿、廉价地输向城市，快速地完成了城市的发展、壮大。现在，城市资源要进入农村了，但资源为谁而服务，
如何实现“反哺”？城镇可以辐射农村，同样可以成为城市拿走农村资源的据点。城镇聚集了城市资源，消耗了城市多余的产能，但农民是不是可以得到就近吸收、发展？有的学者开始强调农民进入城市，城市资源进入农村，双向互动，但丝毫没考虑到农民需要的不仅仅是转化一个身份，而是待遇、保障乃至情感的维系。如果没有农民作为“人”的城镇化，城镇不是农民可以留下、栖身的地方，恐怕不能谈互促共进，可能只是农民为城市重新让路。
有人警醒地说“农村已死”、“农村空心化”，还不是简单地讲农村资源被抽空，更包括农村生活的秩序被败坏。传统农村的居住格局被打乱了，情感、心理上已被抽空，这是真正的“空心化”，血缘上、地缘上，都已支离破碎。某种意义上讲，城镇是一个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地方，转化了身份而能就近发展，不必为生存而疲于奔命，不必甩下亲人。这也是我们理解的周小川所讲的充分研究论证，画出蓝图，有顶层设计。如果政策考虑不周，没有扶持、引导，或者仅仅基于资本的需要、城市发展的需要而考虑，城镇化难免被曲解和异化。
要把城镇化当做促进城乡公平发展的契机，从农村的现状和现实需要出发，把城市发展的成果带到农村去，让农民的生活有真实自然的生气。
南方都市报：疑虑滚滚而下，黄浦江以何安心
政府所应做的，是与公众的忧虑同步，尽最大可能“急民所急，想民所想”。包括及时、全面披露相关公共卫生事件的详细信息，并在地域协作上姑且收起推诿、扯皮的痼疾。
这不是小事。几千头死猪密集出现在黄浦江松江段，引来当地居民对饮用水质量的担忧。上海、浙江有关政府部门分别作出一些回应，适逢“两会”期间，潇湘晨报记者就此提问农业部负责人，指向相关信息“没有及时、主动向公众披露和预警”的问题。据《人民日报》报道，截止昨日下午15时，上海已累计出动打捞船只233艘，共打捞死猪5916具。
江面漂来数以千头计的死猪，公众最直接地忧虑便是饮用水的安全，其次则尤其关心这批死猪的来源以及死亡原因，而后者，也可以直接因应到饮用水安全的问题上。围绕上述忧虑，包括上海、浙江等地的政府部门，陆续给出一些说法，起到部分释解公众疑惑的作用，但也不乏至今仍模糊、存疑之处。正如@新华视
点所言，“为何出现大批死猪，有无疫情发生？死猪来源于哪？为何被投入水中？环保、防疫、水务等部门应拿出担当，忠实履行职责!”。
首先关于饮用水安全，在第一时间问题被爆出（而且是媒体经市民爆料的非政府渠道）后，当日晚间政府部门即迅速回应表示“水质监测正常”。虽然从事件爆料到“水质稳定，符合国标”结论出台，间隔时间很短，但这倒可能真不是未经认真检测、仓促出结论。因为据《新民晚报》报道顺带披露出的信息显示，在媒体报道前几日，附近水域已打捞起数十头死猪，而且此种大量死猪漂浮的情况“今年已经发生了3次”。
问题来了，虽然不是水质检测全面、真实与否的问题，却是信息披露是否及时的问题。今年第三个月份才刚开始，大量死猪漂浮的情况已出现三次，哪怕每次都“水质稳定，符合国标”，每次都不影响饮用水安全，但市民对此的知情权利却被明显忽略了。尽管这回经由媒体报道引出密集围观，当地政府部门的几次回应尚算及时，但之前两次的公民知情，却需要认真追问：不影响饮水安全，就可以藏着不披露吗？何况来自浙江的消息显示，死猪顺流而下的问题已是顽疾，屡禁屡不止。
回到对水质的忧虑，无法绕过死猪来源与死因的疑问，但在这一问题上，上海、浙江两地的说法，并不那么一致。上海说死猪源自浙江嘉兴，嘉兴平湖又说死猪是嘉兴南湖的，然后又表示不排除来自其他地方。死猪从哪来，搞不清楚；对死因的分析呢，也是至今无确切结论。引来围观的倒是依据“死猪多为冻死”的说法，但在极为明显的对比事实里，嘉兴本地媒体就有“病死猪严重是因为养殖密度过大，细菌繁殖较快”的表述。@人民网刊发评论认为这是“猪不怕冷，官怕担责”，官方回应并未抑制舆论发酵，想简单处理反而留下复杂后果，这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假话越描越黑，官员们莫惧担责。
退一万步讲，即便数以千头计的死猪绝大部分非病死，而是所谓“冻死”，尸体经过江水浸泡对水质的影响，是否真的不足虑？上海方面所做的抽样检验中，据称仅有“1份样品检出猪圆环病毒病原阳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提取样本的数量为5份，有一份样品检出传染性疾病（不属于人畜共患病），所占比重已不算小，占到了样本的20%。6000头规模便是1200头染病。
@新华视点追问说，“未造成大的影响，是什么概念？检测结果可否公布？如
此迅速的调查，可信度有多少？”，其也表示“对于公共事件，消息披露应特别客观谨慎”。诚哉斯言！何况，不属于人畜共患病是一码事，大量死猪漂浮对水质的影响又是另一码事，死猪千头漂过，竟依然符合饮用水标准，令人疑虑的不仅是检测数据的真实度，还有现有饮用水国标是否太低？
就在昨日，另一则浙江杭州的简讯读来有些莫名其妙，据称杭州自来水“嗅味出现异常”（政府发布新闻稿中未明示原因），经“应急投加粉末活性炭，吸附消除异味”后，当地表示已“恢复正常”。而且，即便是宰出现嗅味异常状况时，据说当地水质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换句话说，就是闻起来不好闻，但喝起来依旧没问题。
人离不开水，水的安全是实打实的民生焦点，在这一问题上，政府所应做的，是与公众的忧虑同步，尽最大可能“急民所急，想民所想”。包括及时、全面披露相关公共卫生事件的详细信息，并在地域协作上姑且收起推诿、扯皮的痼疾。死猪滚滚而下不可怕，可怕的倒是黄浦江周边居民的安全与信任，不要顺流而下地降低才好。
中国青年报：改革是放权革命而不是分权游戏
如果改革仅仅是在部委间分权、在官员间平衡，变成部委间的权力博弈，而不是向市场、社会和民众分权，还可能滋生出更多的问题，改革只是在原地转圈圈。
无疑，大部制改革是此次两会的重头戏，早在两会前各种版本的改革方案就传得沸沸扬扬，关注和猜测的热情比“人事安排”还高。人们之所以关注此项改革，一是这项改革涉及部委的调整，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二是，相比那些抽象的理念，部委调整是最具体、最看得见的改革；第三，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第一个大动作，由此可能窥见今后的改革走向。大部制改革方案10日出炉，动作不算大，也不算小，与人们的预期和猜测并无多少差别。
媒体的焦点，多集中在这一次的改革：撤了几个部委，少了几个正部级机构，组建了什么新机构，谁成了“末任部长”，新机构设立后的人事安排，原机构的人员安置，谁家欢喜谁家愁，哪个部门的权力大了哪个权力小了，等等。这些信息，确实是新闻，也是公众急于想知道的。但这些都只是浅表层的新闻，最深层
次的问题并不在此。
很多人都把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看成是部委之间的权力重组。其实，这一次改革并不是部委间的权力重新分配游戏，而是一次放权革命——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民众放权。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马凯在对机构改革作说明时说得很清楚：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最大的亮点是放权。
减了多少个正部级机构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向社会放了多少权。大部制改革，不是让这个部委权力更大，那个部委权力更小，而是系统地向社会放权，减少政府干预，市场能调节的交给市场，社会能自治的交由社会，地方能管理的交给地方。
比如公众关心的铁道部被撤销，某些职能机构并入交通部，并不是将原属于铁道部的权力转移给了交通部，形成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部委，而是实行市场化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这是向市场放权。
还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的合并，并不是将两种权力相加形成一个权力更集中的大部，不是1加1等于2或大于2，而可能是小于2。因为两个机构合并后，很多权力将放给社会。马凯也谈到一些部门职能越位、缺位问题依然突出，不该管的管得过多，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好。机构改革，很大程度就是革政府自己的命，放弃那些“不该管的”和“管得过多”的，集中力量管好“该管的”和“没管好”的。
还有其他职能机构的调整也是如此，都集中于“放权”而不是“分权”，从体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而不是在部委间分蛋糕。比如要“减少投资项目审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要“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一律予以取消”。在民政事务上的改革也是如此，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是应有的改革方向。如果改革仅仅是在部委间分权、在官员间平衡，变成部委间的权力博弈，而不是向市场、社会和民众分权，还可能滋生出更多的问题，改革只是在原地转圈圈。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曾如此描述机构改革阻力，“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朱镕基说，1997年年底，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可以想到，这一次的机构改革也一定不容易，改革就是政府要拿刀割自己的肉。中国需要这样自我割肉和刮骨疗毒的改革勇气！
东方早报：周口平坟教训：政策不应挑衅滔滔民意
我们认为即便平坟真为长远发展考虑，也不应该践踏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文化底线，更不应该用运动式执法将民意碾得粉碎。
当人们快要忘记去年河南省周口市那场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时，当地又有新闻传来：当初被平掉的200余万个坟头，如今，至少半数已经复建。周口市太康县民政局副局长葛灏称：去年该县平坟35万座，几乎所有的坟墓都平掉了，如今大量的坟墓被圆起，“没有95%，也就一半吧”。
平坟走回了原点，当地政府和群众却都被深深地折腾了一把，造成官民之间难以愈合的心理伤痕。2月20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此发表题为“平坟复圆坟，滔滔民意岂可违”的评论：周口被平坟墓，一夜之间半数恢复，这真是对平坟运动的莫大讽刺，背后的民心向背值得当地反思。
我们认为即便平坟真为长远发展考虑，也不应该践踏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文化底线，更不应该用运动式执法将民意碾得粉碎。
庐墓是先人长眠的地方，慎终追远、扫墓祭奠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对后世的期冀。祖坟是远方游子魂牵梦萦的根，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扫墓祭奠这种公序良俗，应该得到权力的敬畏。诚然，基于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的现状，因占地巨大，土葬等殡葬习俗应该渐进式地移风易俗。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明确的原则是“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土葬，对于“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允许土葬”，而火葬改革还需要有相应的乡村公墓建设等作为保障。但是，去年周口市的平坟运动中，突然将扩耕由年初确定的3年完成调整为当年年底完成，要求火化率年底达到100%。这是运动式平坟，其中出现了种种乱象，如周口扶沟县的土政策是“给三天期限平坟”，平不掉，要罚100元；平坟还没完，还要推倒墓碑，结果导致村民意外伤亡；多名村民指证，一位厅级官员的祖坟被
突击圈入公墓，避免了被平„„
更吊诡的是，河南省民政厅表示从未发文要求平坟。甚至在去年11月16日国务院修订《殡葬管理条例》，删除了“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的强制平坟规定后，周口当地依然表示不会停止平坟。
这是为了什么？有学者指出：平坟运动名义上为“复耕”实为“卖地”，只是另外一种花样翻新的卖地手法，跟过去强行撤并村庄逼农民上楼做法一样。那么，周口的运动式平坟是在推进改革，还是在疯狂制造政绩？
值得一说的是，原河南省政协常委赵克罗因为在微博上揭露周口地区平坟运动存在的事实，而落选新一届政协。他还在网上写“忏悔书”揭露有官员对其打击报复，甚至他还称已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习近平总书记说共产党员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而赵克罗前委员甚至没有提出批评，只是讲出了河南当地大规模平坟的事实。
同是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共产党人血液里流淌的反思力量开辟了中国模式”。平坟闹剧造成目前骑虎难下的局面，当地有关方面应该反思一下：当初是谁悍然推动强制平坟，要求提前实现100%的火化率？造成当下的恶劣影响，相关领导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平坟运动到底靡费了多少公共资源？平坟之后，多少土地实现了“复耕”？谁该向说出真话的赵克罗道歉？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真相，就没有谅解；没有真相，难保不会重蹈覆辙。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心和公序良俗，是任何政策都不能越过的底线，必须得到敬畏。相反，任何打着改革的旗号、不惜挑衅滔滔民意的公共政策，其合法性、公正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南方都市报：周口“平坟”拉锯：靠权力铲不掉传统 公共政策的作出与执行，其所需要的民意评估与征询，显然与碎片化的个人说法存在极大差异。情急抑或偷巧，找到或是制造某些支持的声音，用以模糊和替代制度化的民意表达程序与平台，收获的教训已经足够多，周口只是最新的例子。
不到一年时间，河南周口，就上演了一出从平坟到圆坟的多幕剧。日前，有
媒体报道，曾历经数月、顶着诸多争议被铲平的200多万座坟墓，在2013年的除夕前后，“一夜之间恢复了百万座”，而基层官员则表示在“等待上面政策”。 围绕周口“平坟”所延展开的各方讨论，涉及民俗传统、政府权力边界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等多个维度。但核心一直未有转移，那就是在民众自主权利与传统习惯面前，行政权力何以自处？被平掉的坟头一夜间就重现了，“2天平的坟2小时就圆了起来”，现在回望不久前当地政府和媒体口中如数家珍对平坟的那些民意支持，所谓“外界议论纷纷，但周口的田间地头显得很平静”，活脱脱成为一个怪诞的笑话。当然，那些一夜间恢复起来的坟头，倒依然“显得很平静”。
依据《人民日报》2012年12月初《周口殡葬改革调查》披露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底，周口市殡葬改革推行10个月，平迁坟头246万座，恢复耕地近3万亩。恢弘如此的数据呈现之下，村民的坟头是怎样平掉的？按照彼时的官方文件说法，包括了干部带头、示范引导、和谐推进等措辞，加之主题演讲比赛、树典型立模范等老派做法，营造出“民众踊跃参加，激情洋溢”的某种气氛并不意外。至于后期“工作上存在思想急躁、方法简单的问题”，以及“平坟铲头触痛了生者追思的亲情、放大了埋怨情绪”的范围，则循例控制在“个别地方”这个惯用说法内。坟头平了，成绩与问题又成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平坟复耕，殡葬改革，能上得了台面的说法看似都没有问题，但也就是在这种堂皇的宣示之下，可能起点只是主政者的随口一说。政令借行政权力强行、急切推开，俨然势不可挡，不仅没有解决问题，更创造了问题。比如大动干戈的平坟复耕，与遮遮掩掩的土地管理“增减挂钩”之间，究竟哪个更接近决策本旨？尽管有当地官方说法竭力否认后者，但也有周口市县官员曾向媒体透露，平坟新增的土地被统一向上级申请“增减挂钩”指标，能置换多少建设用地，尚不可知。 不难看到，几个月前的政府与媒体，曾频频使用具象到个体的民众表态，而今重又立起来的坟头则用行动的方式表明态度。公共政策的作出与执行，其所需要的民意评估与征询，显然与碎片化的个人说法存在极大差异。情急抑或偷巧，找到或是制造某些支持的声音，用以模糊和替代制度化的民意表达程序与平台，收获的教训已经足够多，周口只是最新的例子。更何况，平坟也可以平出三六九等，与平百姓坟头的势不可挡遥相呼应的，是对所谓知名人士、副处级以上官员
的特权式豁免。
自信满满的权力者，可以在几个月内铲平数以百万计的坟头，但是否用心考虑过“如何化解愤懑于心头”的问题？曾有北京市委豫籍官员投书报章，只为问一句“平坟一定要简单粗暴吗”，读来令人唏嘘。民意哪怕真的不配得到尊重，那么“顶硬上”的过程是否可以稍微温柔点、轻点？当然，当政者也可以浑然不知，或者虽明知却“宁可不知道”，当无视成为一种惯常的态度，公信力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最后的筹码。
去年底，国务院修订《殡葬管理条例》，删除其中“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表述。是大形势突变放缓了周口“平坟”的脚步，还是一直存在的民声民意上达天听？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昨日说，“民心向背值得当地反思”，“不应该用运动式执法将民意碾得粉碎”，言之切切。避免“到头来，灰头土脸、骑虎难下”的周口窘境，权力者均须“应以为鉴”。要从周口“平坟”所引发的权力与民意拉锯中有所省思，靠权力铲不掉传统。诚恳地征询民众意见，直面民众忧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化解矛盾”，是一门主政者没有补考机会的必修课。
华商报：放下面子，承认平坟运动失败
在某些地方，当官员坚持要做什么时候，不用说什么新规，即使法律，也并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障碍。只要上级领导或上级的上级的领导不发话，官员想做什么，任何问题都不会真正成为烫手山芋。
据媒体报道，颇受争议的河南周口平坟历时数月，200余万坟头被平掉，可如今，至少半数被平掉的坟墓一夜间被圆起。其实，还在大年初一时候，微博上就出现了大年除夕夜间河南一下子重新堆起无数坟头的消息，也就是说，这次河南“被平掉的坟墓一夜间被圆起”的那个“一夜”，就是大年夜。大年夜之于中国人，就跟圣诞夜之于欧美人一样，是一个欢乐之夜，在这个时候民众纷纷去到野外恢复坟头，可以见出坚守坟墓的执拗。事实证明，河南平坟运动失败了。报道指出，由于国家出台了新规，2013年起民政部门不能再强制平坟，对于一夜之间恢复的百万座坟墓，无疑是摆在周口市政府面前的一块烫手山芋。这一指出是以当地政府放不下面子，不愿意承认平坟失败为前提的。所谓面子，也就是自
以为是的威信，放不下面子就是自以为不能失去威信，这是很多政府官员当面对民众时候极其执拗的性格，因此，报道的指出是符合实际的。不过，如果认为仅仅因为不能强制平坟的新规，重新堆起的坟头就成为烫手山芋则未必，因为，在某些地方，当官员坚持要做什么时候，不用说什么新规，即使法律，也并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障碍。只要上级领导或上级的上级的领导不发话，官员想做什么，任何问题都不会真正成为烫手山芋。因此，面对重新堆起的坟头，一些官员能否放下面子，客观承认平坟运动失败，才是关键的关键。
坟墓虽然又名阴宅，但毕竟不是阳宅。当阳宅作为一种财富形式时候，活着的人即使自己不居住，也可能是多多益善。阴宅却不同，总是要死了人或为了死后有个安身之所才会堆建，即使曹操搞七十二疑冢，也终究只是疑冢而已，断断没有人希望自己死后有身首分离的悲苦，东一个坟头，西一个坟头，不会希望坟墓多多益善。因此，造坟有着数量限制，决定于去世人口数量。一个地方人口多，去世的人就多，坟墓自然也就多，但要多到超越自然规律则是不可能，这并不需要法律法规来限制。从这一点来说，忧虑于坟墓太多，大可不必。但经过数代人积累，坟墓确实多起来，死人与活人争地，自古如此，也因此自古就有平坟。造坟与平坟，向来是中国数千年习俗，也即造坟为习俗，平坟也为习俗，一切都按照习俗来办。平坟的习俗，一般而言遵循四条原则：平三代以上坟墓，平无主坟墓，有主之墓遇到建设给予迁坟或赔偿，以祠堂、庙宇所设灵位替代被平坟墓。按照习俗来办，这是中国数千年规则和智慧。
最近几十年来，数千年规则和智慧被抛弃，运动式平坟一轮接着一轮，但无不以失败收场。人总要死的，按中国人的古老习俗，人死总要造坟。当造坟习俗没有改变，靠怎样的权威进行平坟运动都没有用，除了失败还是失败。既然大家都是失败，那么，对于河南平坟运动的官员来说，大可不必讲究面子，老实承认失败就是。
南方都市报：资本下乡，确保农民利益是关键
从一开始在资本下乡的规划中，就应该明确农村老弱病残所持有的土地资本应该获取的永久效益，并通过建设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力资本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需求。
今天是大年初七，也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眼下，大量的人口正在或者已经从农村返回到了城市。这其中既有下乡探亲的城镇居民，也有打算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但不论是哪一群体，他们的内心都贮藏着一股中国农村能够尽快得到发展的期待。而要促进“三农”事业的发展，城市反哺农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调动城市资源进驻农村，这几乎是一条不可绕过的路径。
年初，中央的一号文件就提出，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换言之，中央此举目的在于鼓励和引导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并帮助农村得到建设，农民实现增收，农业得到发展。的确，相较于城市，农村在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上都处于明显劣势，而上述三者恰好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推力。因此，从大体方向而言，推动城市资本下乡应该得到鼓励和倡导。 面对着发展滞后的农村现状和蠢蠢欲动的城市资本，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去年年末就曾表示，当前农民存在进城的需求，而城市资本又需要一个发展领域，通过让农村穷人进城，让城市资本下乡，可以实现双向城乡一体化。厉以宁“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文章甫一刊发，立刻便引发了关注农村经济发展人士的热议。 在十八大提出以城镇化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思路之后，资本下乡与农村土地资源结合，继而推动农村发展的道路便有渐露痕迹之势。然而，正如厉以宁观点的反对者贺雪峰所指出的，在强势的城市资本的胁迫下，弱势的农民将被迫交出有限的利益。尽管此一观点看似危言耸听，但在目前城乡居民权力格局严重不对等的情势下，此类悲观的预言未必不会成为现实。
对于农村来说，城市资本下乡随之带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乃至社会资本，都是目前农村所真正匮乏的，其好处可谓毋庸置疑。关键在于，目前农村居民在面对市场化袭来之际，是否有能力做到与市场之狼“共舞”。因为30年的市场化模式基本以农村向城市输送资源为主，农村的发展并没有跟上城市繁荣的步伐。所以，在一个能者逐渐外迁，只剩老弱病残的乡村社会，如何抵御汹涌的市场冲击，必须作为一个重要命题来思考。
在资本下乡引发的争议中，支持和反对者必然都有其道理所在。时下，无论是中央的决策者还是期待发展的农民，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就在于如何确保农村的发展成果能够被农民享受，而非被投资者尽数夺走。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一开始在资本下乡的规划中，就应该明确农村老弱病残所持有的土地资本应该获
取的永久效益，并通过建设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力资本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需求。可以预见，在这一场即将兴起的农村建设运动中，政府在制度上的设定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游戏规则本身，乃至农民利益能否得到保护这一点。
当然，作为资本下乡的东道主，农民也必须摒弃“政府帮扶”和“社会救济”的思维，而是应该在摸索中学习市场的法则和规范，通过加强自身经营才能的培养，努力进入现代市场的话语体系、运作体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草创地带，资本下乡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制度规范层面均处于创制阶段，农民应该有意识成为一个制度的制定主体，从而避免在规则层面受制于外来投资者。
从总体上而言，资本下乡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既可以成为投资者、农民和国家获得共赢的局面，也有可能走向农民被迫交出有限利益的境况。究竟走向哪一条道路，并不取决于投资者，而是要受到政府和农民二者的影响。就前者而言，要在制度框架上确保农民的利益格局，而就后者而言，必须要努力融入市场，尽早具备与狼共舞的能力。
长江日报：龚爱爱事件里的中国缩影
神木并不只有一个龚爱爱。龚爱爱还只是神木范围的传奇富婆，若是把视角进一步放大，具有更大权力、更多资源聚合力的个人及其家族，他们没有曝光的隐秘财富是不是会更为庞大“无底”？
藉由“房姐”龚爱爱，陕西神木这个短短六年内发迹起来的富裕县城进入公众的视线中央。
生存环境恶劣，却有着惊人的煤炭储量，随着全球能源格局变化，以及对外交通的畅达，2006年起，大量财富涌向神木。神木也因此有了中国的“科威特”之称。这条暴富轨迹，与鄂尔多斯高度相似。
外界关注神木，摆脱不了龚爱爱巨额财产曝光的偶然性。然而，仔细观察包裹在财富神话里的“秘辛”，很难说发生在神木的事，放在整个中国，有什么格外相异之处。就像龚爱爱事件中的那些关键词：几个户口、数十套房产、民间借贷。
某种程度上，神木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缩影。高速的发展，财富的急剧膨胀，对资源的强烈渴求，在这个过程中，资源、财富重新分配，利益群体形成。由于调整分配过程的不透明、不规范，掌握资源配置权的官员、国企高管，与寻找机会的资本拥有者“顺利”地走到一起，这场权贵“联姻”的双赢，最终让少数人成为公共资源再分配的受益人。
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可以在短时间内促成“爆炸式”的经济增长，但其增长结果是资源、财富向社会上层的飞快倾斜。一如神木，数十万人口中，亿万富豪即达两千，但财富另一端不计其数的普通人，却依旧过着吃紧拮据的生活。发展的的确确拉起了经济体量与平均数，可普通人低下的生活水平无时无刻不在警示，这条发展之路不能变成权贵的财富“攫取”之路。
龚爱爱之所以受到如此持续的关注，在于外界不能理解，一个县农商行副行长，从哪里累积十亿资产，如果这是通过权力路径获得的财富，当地官场腐败程度又该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已经有消息指出，不少神木公务人员确有参与煤矿开发并从中受益。而日前媒体接连顺藤摸瓜，发现与龚爱爱关联的高引娥等人，存在同样的多户口多套房产的情况。各个角度的信息表明，神木并不只有一个龚爱爱。龚爱爱还只是神木范围的传奇富婆，若是把视角进一步放大，具有更大权力、更多资源聚合力的个人及其家族，他们没有曝光的隐秘财富是不是会更为庞大“无底”？
应当说，权贵群体及他们财富诞生于高速发展，作为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它们日益成为继续发展的阻力，改革正是要破除这道阻力。然而，切断利益纽带，冲出阻力有多困难呢？对龚爱爱的立案之难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龚爱爱神秘失踪，帮助龚爱爱办理假身份证的包括公安民警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都已经被刑事拘留，作为事件核心人物的龚爱爱却迟迟未被立案。究竟是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龚爱爱事件还够不上立案标准，还是龚爱爱事件中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权力与资本的相互裹挟，让立案都变得棘手？
无论怎么样，不以立案为突破口，我们不仅看不到龚爱爱事件的结点，更无法预知中国发展的未来。
人民日报：坚决防止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无形的墙
人民群众需要我们党，是需要一个在感情上贴近群众、思想上尊重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的党，是需要一个能够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集中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党。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珍贵持久。改进工作作风，应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作风方面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路，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深刻阐述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极端重要性。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扎扎实实改进工作作风，坚决防止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无形的墙，真正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改进工作作风的核心
工作作风是在工作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良好的工作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的体现，也是党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精神状态的体现。工作作风问题，说到底，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改进工作作风，核心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不能变，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工作作风的实质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这就要求党的工作作风必须对人民有利。现在工作作风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都与脱离人民群众、违背人民群众利益有关。人民群众对一些不良工作作风为什么这样痛恨？因为这些作风都是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好的工作作风，都是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是不好的工作作风，都是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因此，离开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无法正确认识工作作风问题。
改进工作作风的目的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人民群众是党的生存之本，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将一无所有；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胜利之本，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人民群众需要我们党，是需要一个在感情上贴近群众、思想上尊重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的党，是需要一个能够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集中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党。改进工作作风，根本目的就是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观点，也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要求。改进工作作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使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够更加主动、更加自觉、更加努力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使我们党从人民群众中不断获得前进的力量。
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作为改进工作作风的核心。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珍贵持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困难挑战世所罕见，更需要凝心聚力，更需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改进工作作风，只有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目标，方向才会正确；只有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目的，效果才会显著。时代场景在变，人民期待在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奋斗的目标。只有紧紧围绕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个核心改进工作作风，切实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遏制和消除不良工作作风。
工作作风最大的问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工作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作风方面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形式主义是片面地注重形式而不管实质的作风。做工作，需要一定的形式。但如果只顾形式，不管内容，一切着眼于形式，一切为了形式，就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要害是只图虚名，不求实效。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形式上顾得多了，抓实质问题的时间就少了；面子上想得多了，解决实际困难的动力就少了。形式主义掩盖了很多真实情况，一旦爆发，往往容易酿成严重的事故或事件。现在一些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式主义作祟，工作不落实、不扎实、不切实。
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的作风。从根子上说，官僚主义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现在，封建专制制度虽已被消灭，但“官本位”的风气、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下来，影响到我们的党政机关和一些领导干部，形成官僚主义的作风。比如，有的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作风飘浮，不深入基层了解群众，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有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抓不到真问题、摸不清真情况，对群众疾苦置若罔闻；有的领导干部忙的是迎来送往，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作风不可能为地方求得发展、为群众谋得利益，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是作威作福、欺压群众。
由此可见，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偏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降低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我们开拓创新、实干兴邦的严重障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背离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还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极大侵害，产生了极坏影响。因此，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改进工作作风的重中之重。
以良好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工作作风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相互关联，也与领导干部的素质及其政治、道德修养相互关联。因此，在新形势下改进工作作风，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路。 加强党性修养，改造主观世界。改进工作作风的措施千条万条，切实加强党性修养是第一条。增强党性锻炼，提高精神境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改进工作作风的灵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切实回答和解决好“为谁活着、怎样做人”，“为谁服务、为什么当干部”等问题，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在头脑中深深扎根。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责，以秉公用权为荣，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干干净净做事，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把确立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改革创新等理念和精神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确保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建立健全管用的制度和机制。只有注重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问题，工作作风
的顽症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照抄照搬、本本主义等受到制约，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无处躲藏。创新干部管理机制，让那些执政为民、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人担当重任，让那些喜欢做表面文章、夸夸其谈、不干实事的人没有市场。强化干部监督机制，让那些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干部得到鼓励，让那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干部受到处罚。提高法规制度的执行力，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正气压倒邪气。
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工作好不好、关键在领导”。无论什么工作，只要领导干部带头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其他人就会心悦诚服地跟着你走、跟着你干。改进工作作风也是如此。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言出必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工作中要做到勤于思考，抓住主要矛盾，坚持为民务实。转变领导观念，改进领导方式，深入调查研究，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唯有如此，才能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为广大群众所信任、所拥护。
人民日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放眼世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单凭查办案件就把腐败遏制住的。反腐败的过程，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的过程。
随着改革走向深入，反腐也正进入攻坚阶段。党的十八大后，从省部级贪官的落马，到网络反腐的接力，反腐既有新动作，也有新成效，引发了人们的新期待
易发多发的腐败势头怎样遏制？拒腐防变的制度体系如何构建？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何以形成？在此背景下，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尤其令人关注。不仅在于它将部署全年的反腐任务，更在于它所传递的反腐新信息。
细心的人会发现，每年年初的中纪委全会有着不同的关键词。比如2010年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2011年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2012年的保持党的纯洁性，等等。此次全会的关键词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意味深长：“我今天讲的这些话，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如何看腐败、怎样反腐败，最能体现一个政党的力量。沿着“从严治党”的政治逻辑，保持“生死存亡”的忧患，明确“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应该是我们党反腐倡廉的主轴。
反腐败，重点和难点都在取信于民
仅从话题密集程度，就可以看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作为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三天两提反腐，“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等警示，更是振聋发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履新之后第一时间问计反腐专家，并清醒地指出，反腐败不仅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
正是循着这些思路， 十八大后反腐败工作呈现出两种辩证法。
一个是“大”与“小”的辩证法。既打大老虎，又打小苍蝇。比如，对李春城等省部级大员的查处，有力地验证了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再比如，对广州“房叔”、郑州“房妹”事件的调查，同样雷厉风行。既坚持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重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这种“立体式”的查处，显示的是腐败没有“特区”，反腐败没有“禁区”。
一个是“常”与“长”的辩证法。正如习近平所言，“反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既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又能够及时处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这是一体两面。尤其是后一面，更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心。最近群众反映的腐败案件，经常数十小时就得到“秒杀”式反馈，比如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不雅视频被曝光到受到处理，只用了63个小时。可以说，对群众举报的腐败问题，多一些“霹雳手段”，少一些“烂尾工程”，我们就能让群众看到希望，并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为政之要，在于取信于民，反腐败斗争更须取信于民。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习
近平都把反腐败与“人心向背”联系在一起。把握好反腐败斗争中“大”与“小”、“常”与“长”的辩证法，方能增强反腐败工作自身的公信力，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廉洁政治，权力制约是治本之策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三清”目标的提出，使得反腐败工作更具针对性和时代感。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我们党掌握的各种执政资源比过去丰富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与否，不仅关系到党风政风，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年来，人们对一些“拼爹”现象的焦虑，对“表哥”、“房叔”的愤慨，莫不与此有关。
靠什么打造廉洁政治？权力制约是治本之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放眼世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单凭查办案件就把腐败遏制住的。反腐败的过程，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的过程。正所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当是今天我们反腐攻坚最大着力点。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只有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立法，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反腐败斗争才有根本依托、我们党才能在建设现代政党上迈出新步伐。
人民日报：网络不是虚假社会
网络虚拟世界不能超越现实的牵绊与规约，更不能以“虚拟社会”为借口，与现实世界的权利和义务一刀两断。
“网络是虚拟社会”的观念由来已久，但这一观点常被误读为“网络是虚假社会”。网络建构的虚拟社会不是虚构的，更不是虚假的，它不是一块“飞地”，而是现实的延伸，离开现实的依托，其意义等于零。
网络社会本质上由现实社会的人组成，网络反映的很多问题有着现实的基础，如网络反腐、网络购物、网络犯罪等，甚至有些荒诞不经的网络故事，背后都有现实诉求，作为表达渠道和行为平台的现实性更毋庸置疑。研究表明，在现实政治参与渠道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网络表达往往会表现出更大的冲动。由于不用受到现实身份的约束，网民表达既有更具真实性的一面，也有为吸引眼球而夸大、渲染的一面。
每一个鼠标背后都有一个人，一个现实中的人。即便他整天沉湎于网络，也是以另类方式与现实世界发生关系的。因此，不能将网络虚拟世界视为“独立王国”。作为现实的延伸，网络虚拟世界不能超越现实的牵绊与规约，更不能以“虚拟社会”为借口，与现实世界的权利和义务一刀两断。
既然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网络言论、行为都应有边界，不可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网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更不能借着虚假的网络身份，发布各种出位言论，煽动各种越轨行动。网络可以成为合理的政治参与渠道，发表言论可以受到尊重，网上行为不能逾越底线。这底线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底线、伦理底线，凡是现实社会中不能僭越的，网络虚拟世界同样也不应逾越。
网络作为虚拟社会，有其特殊性。但网络的特殊性不代表虚假性。网络世界不是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可以快意恩仇，凭借江湖规矩和浪漫想象就可搞定一切，网络虚拟社会同现实社会一样，需要管理也能够管理。
当然，网络管理必须考虑到网络的特殊性。遵循网络规则，不可能全盘套用针对现实生活的管理规则。对于网络作为虚拟社会的特殊内容，也要给予符合网络逻辑的管理。网络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并不一定适合线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值得进一步探索。对于“偷菜”、“网络结婚”等明显游戏化的“虚假行为”，也不必依照现实规范给予严责。
网络管理还要有整体布局。目前，我国在网络管理上缺少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遵循各部门条块划分的规则，而且很多法律法规并未完全考虑网络的特殊性。这些都需要加强研究、加快完善。
放任不管或套用旧有规则管理，都会影响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可不慎。
人民日报：“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
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面对“跨界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近来，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也引来不少担忧。挑战面前，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从目前来看，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但是，这场危机还难以画上句号。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各种谜团也渐渐浮出水面，带来对这起突发事件更加深刻的反思。
漂浮的死猪暂时捞尽，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毕竟，黄浦江上游河汊众多，面对这种“跨省市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少疑团待解：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连死猪源头这一望而知的问题，相关方都不愿认账？死猪的病死原因何以欲说还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对这些死猪，当地政府有否采取必要措施安全处置？农业部对动物无害化处置的三令五申，是否在当地得到落实？当大量死猪沿江漂流，上下游能否联合行动，而不是只靠上海方面的末端处置？
纵观这场水危机从起源到化解的来龙去脉，再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不难发现，仅仅是事发地一方的努力，就算是再尽心再周全再有担当，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只能收一时之效，而非正本清源的长久之计。
不管是死猪漂到上海带来水质恐慌，还是雾霾“串门”来到北京引发呼吸焦虑，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安全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单独行动所能解决的。一旦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突发环境污染，影响面巨大。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点”，而水和空气都是流动不居的，我们的关注焦点不能只盯在事发地，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源、演化的过程。
比如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也一直在做着长三角一体
化的努力，沪苏浙环保部门3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
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共同责任。兹事体大，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
潇湘晨报：孙志刚事件十年祭
孙志刚，中国公民，在广州就业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于2003年3月20日被非法剥夺生命，时年27岁。其墓志铭曰：“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
如果孙志刚还活在人世，他已37岁，已过而立快要不惑，已娶妻生子，已展开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他生有儿子，他父亲很久之前就已经替他取名“诚意”。如果他的诺言得到兑现，他和他的家庭都已经应验那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劝勉。如果这些如果都已成真，那么孙志刚或许只是13亿普通中国人中间的一个，他过着自己没有波澜的生活，我们的目光尽可以被更多热闹所占据，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我们唯愿孙志刚就是那个平凡甚至平庸的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者，唯愿他不为天下人所识，只要他仍然在这世上，仍然能享有自己的喜好，看顾自己的亲人。那样的话，这个惨烈的符号便如没有投入石子的池塘，没有痕迹，没有声响，甚至不显现任何内容。他就像今天千千万万个兄弟一样，锋芒内敛，恬淡地生活在我们中间。生命最初是被赋予，然后是自我的赋予，它的底线就是安然自持，有尊严，无彷徨。历史从来都不是虚构的著作，它的每一次惊叹都将拿代价换取。可在这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和生命等价交换。
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不能流畅地重读十年前关于孙志刚的媒体报道，每一次
回顾都会被泪水或哽咽打断。他的死亡，便如同我们的死亡，他无意识，而我们未免仍想到亲人将如何号哭，友朋将如何伤恸。击打在他身体上的拳脚，每一下都如同落在我们的肌肉和灵魂之上，当他反抗，当他哀嚎，我们未免想到那便是我们。在一种制度化了的假定之下，受苦难的主角可以是任何人，你也不会必然是一个例外。我们可以去诅咒人性的幽暗，去怨恨那些丧尽天良的打手，但在他们背后仍然是看不到却感受得到的厚实支撑。若恶法仍在，一切都将理直气壮，即便是对生命的践踏，即便是对权利的戕害，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
孙志刚死了，恶法被废，这样一次交换到底值不值当？“儿子死了，打工者却赢得了尊严和自由”，他的亲人可以这样自我安抚，我们却不能残忍地表示认同。我们必须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值当。在孙志刚死亡之前的若干时日，收容遣送制度已经被持久质疑。流浪者之死惊不醒麻木已久的神经，大学生之死的标签却能够引发舆论的义愤。博士上书，学者建议，恶法废止，有人盛赞其为良性互动，有人遗憾其未及深层。恶法若恶，则当废已久，废之是应然之举，无需一条人命去启动善政流程。废恶法值得欢迎，不妨盛赞，公民殒命却不必作为砝码去掂量。
法废法立，也就是法治视域中的改革。当改不当改，许多时候缺的是决断，而不是机会。志于改革，则无时不是改革的时机。于改革而言，最被诟病的往往是滞后，而不是超前。打捞沉默的声音，一时为众人赞。其实声音原本响在那里，分贝的数值也并不低，若充耳做未闻之状，即便晨钟暮鼓山崩海啸也未必能让人惊醒。待声音衰减之后，再去做打捞的姿态，即便引来连声叫好，其于事又有何补？唐福珍的抗拆迁自焚，赵作海的陈年冤狱，舆论在一遍遍发问，他(她)会不会成为第N个“孙志刚”？户籍改革，异地高考，谁会成为其中的又一个“孙志刚”？都不必再拿孙志刚当作比拟，因为一切意义都不会超过生命的意义。 “今天，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孙志刚。”这是孙志刚的弟弟向媒体表达的痛切，十年的确已经太久。孙志刚，中国公民，在广州就业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于2003年3月20日被非法剥夺生命，时年27岁。其墓志铭曰：“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请铭记孙志刚，谨以生命之名。请铭记孙志刚，仅因你我不愿不能重蹈孙志刚的梦魇。
长江日报：把城镇化当作促进公平的契机
城市剩余资本找出路，或者城市换个思路摊大饼，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城镇化。城镇化仿佛成了城市发展突破瓶颈的契机，农村的发展成了附属考虑，甚至成了掠夺对象。
城镇化是今年两会最大热点话题之一，昨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答记者问时又讲到，城镇化自然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怎么进行设计，要事先做好充分研究论证，画出蓝图，有顶层设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使得城镇化的路子大体走得比较有把握，少出岔子，能够坚持下去，从而对中国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落脚点在“四化”同步，即协调发展。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城镇化带动和推进新农村建设”，聚焦的是三农问题。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城乡协调发展，而首先是解决农村发展不足的问题。
以城镇为资源聚集地，引导城市物质、社会、人力资本进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大中小城市、城镇、农村互促共进，协调发展——这是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新”在互促共进。以前讲城镇化，简单强调农村资源向城镇聚集，但农村资源本身就有限，星罗棋布的城镇也不足以产生辐射力。现在城镇化率上来了，必然就要考虑提升质量，即聚合现代产业的中心城镇要更多的出现，以它为纽带，吸收城市资源，带动农村发展。
应当承认，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被一些地方曲解，甚至有意曲解了。一些地方推动资本下乡，结果掀起了房地产热，农民被快速转化为市民，无非是为了腾挪出土地。也有的地方凭空规划城镇，期待规模化的城镇快速出现，却导致“城镇”成了一具空壳，且打乱了原有的自然布局。农村要怎样发展，农民需要什么，这些问题被视而不见。城市剩余资本找出路，或者城市换个思路摊大饼，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城镇化。城镇化仿佛成了城市发展突破瓶颈的契机，农村的发展成了附属考虑，甚至成了掠夺对象。
一直以来，在一些地方，城市化成了农村资源无偿、廉价地输向城市，快速地完成了城市的发展、壮大。现在，城市资源要进入农村了，但资源为谁而服务，
如何实现“反哺”？城镇可以辐射农村，同样可以成为城市拿走农村资源的据点。城镇聚集了城市资源，消耗了城市多余的产能，但农民是不是可以得到就近吸收、发展？有的学者开始强调农民进入城市，城市资源进入农村，双向互动，但丝毫没考虑到农民需要的不仅仅是转化一个身份，而是待遇、保障乃至情感的维系。如果没有农民作为“人”的城镇化，城镇不是农民可以留下、栖身的地方，恐怕不能谈互促共进，可能只是农民为城市重新让路。
有人警醒地说“农村已死”、“农村空心化”，还不是简单地讲农村资源被抽空，更包括农村生活的秩序被败坏。传统农村的居住格局被打乱了，情感、心理上已被抽空，这是真正的“空心化”，血缘上、地缘上，都已支离破碎。某种意义上讲，城镇是一个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地方，转化了身份而能就近发展，不必为生存而疲于奔命，不必甩下亲人。这也是我们理解的周小川所讲的充分研究论证，画出蓝图，有顶层设计。如果政策考虑不周，没有扶持、引导，或者仅仅基于资本的需要、城市发展的需要而考虑，城镇化难免被曲解和异化。
要把城镇化当做促进城乡公平发展的契机，从农村的现状和现实需要出发，把城市发展的成果带到农村去，让农民的生活有真实自然的生气。
南方都市报：疑虑滚滚而下，黄浦江以何安心
政府所应做的，是与公众的忧虑同步，尽最大可能“急民所急，想民所想”。包括及时、全面披露相关公共卫生事件的详细信息，并在地域协作上姑且收起推诿、扯皮的痼疾。
这不是小事。几千头死猪密集出现在黄浦江松江段，引来当地居民对饮用水质量的担忧。上海、浙江有关政府部门分别作出一些回应，适逢“两会”期间，潇湘晨报记者就此提问农业部负责人，指向相关信息“没有及时、主动向公众披露和预警”的问题。据《人民日报》报道，截止昨日下午15时，上海已累计出动打捞船只233艘，共打捞死猪5916具。
江面漂来数以千头计的死猪，公众最直接地忧虑便是饮用水的安全，其次则尤其关心这批死猪的来源以及死亡原因，而后者，也可以直接因应到饮用水安全的问题上。围绕上述忧虑，包括上海、浙江等地的政府部门，陆续给出一些说法，起到部分释解公众疑惑的作用，但也不乏至今仍模糊、存疑之处。正如@新华视
点所言，“为何出现大批死猪，有无疫情发生？死猪来源于哪？为何被投入水中？环保、防疫、水务等部门应拿出担当，忠实履行职责!”。
首先关于饮用水安全，在第一时间问题被爆出（而且是媒体经市民爆料的非政府渠道）后，当日晚间政府部门即迅速回应表示“水质监测正常”。虽然从事件爆料到“水质稳定，符合国标”结论出台，间隔时间很短，但这倒可能真不是未经认真检测、仓促出结论。因为据《新民晚报》报道顺带披露出的信息显示，在媒体报道前几日，附近水域已打捞起数十头死猪，而且此种大量死猪漂浮的情况“今年已经发生了3次”。
问题来了，虽然不是水质检测全面、真实与否的问题，却是信息披露是否及时的问题。今年第三个月份才刚开始，大量死猪漂浮的情况已出现三次，哪怕每次都“水质稳定，符合国标”，每次都不影响饮用水安全，但市民对此的知情权利却被明显忽略了。尽管这回经由媒体报道引出密集围观，当地政府部门的几次回应尚算及时，但之前两次的公民知情，却需要认真追问：不影响饮水安全，就可以藏着不披露吗？何况来自浙江的消息显示，死猪顺流而下的问题已是顽疾，屡禁屡不止。
回到对水质的忧虑，无法绕过死猪来源与死因的疑问，但在这一问题上，上海、浙江两地的说法，并不那么一致。上海说死猪源自浙江嘉兴，嘉兴平湖又说死猪是嘉兴南湖的，然后又表示不排除来自其他地方。死猪从哪来，搞不清楚；对死因的分析呢，也是至今无确切结论。引来围观的倒是依据“死猪多为冻死”的说法，但在极为明显的对比事实里，嘉兴本地媒体就有“病死猪严重是因为养殖密度过大，细菌繁殖较快”的表述。@人民网刊发评论认为这是“猪不怕冷，官怕担责”，官方回应并未抑制舆论发酵，想简单处理反而留下复杂后果，这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假话越描越黑，官员们莫惧担责。
退一万步讲，即便数以千头计的死猪绝大部分非病死，而是所谓“冻死”，尸体经过江水浸泡对水质的影响，是否真的不足虑？上海方面所做的抽样检验中，据称仅有“1份样品检出猪圆环病毒病原阳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提取样本的数量为5份，有一份样品检出传染性疾病（不属于人畜共患病），所占比重已不算小，占到了样本的20%。6000头规模便是1200头染病。
@新华视点追问说，“未造成大的影响，是什么概念？检测结果可否公布？如
此迅速的调查，可信度有多少？”，其也表示“对于公共事件，消息披露应特别客观谨慎”。诚哉斯言！何况，不属于人畜共患病是一码事，大量死猪漂浮对水质的影响又是另一码事，死猪千头漂过，竟依然符合饮用水标准，令人疑虑的不仅是检测数据的真实度，还有现有饮用水国标是否太低？
就在昨日，另一则浙江杭州的简讯读来有些莫名其妙，据称杭州自来水“嗅味出现异常”（政府发布新闻稿中未明示原因），经“应急投加粉末活性炭，吸附消除异味”后，当地表示已“恢复正常”。而且，即便是宰出现嗅味异常状况时，据说当地水质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换句话说，就是闻起来不好闻，但喝起来依旧没问题。
人离不开水，水的安全是实打实的民生焦点，在这一问题上，政府所应做的，是与公众的忧虑同步，尽最大可能“急民所急，想民所想”。包括及时、全面披露相关公共卫生事件的详细信息，并在地域协作上姑且收起推诿、扯皮的痼疾。死猪滚滚而下不可怕，可怕的倒是黄浦江周边居民的安全与信任，不要顺流而下地降低才好。
中国青年报：改革是放权革命而不是分权游戏
如果改革仅仅是在部委间分权、在官员间平衡，变成部委间的权力博弈，而不是向市场、社会和民众分权，还可能滋生出更多的问题，改革只是在原地转圈圈。
无疑，大部制改革是此次两会的重头戏，早在两会前各种版本的改革方案就传得沸沸扬扬，关注和猜测的热情比“人事安排”还高。人们之所以关注此项改革，一是这项改革涉及部委的调整，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二是，相比那些抽象的理念，部委调整是最具体、最看得见的改革；第三，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第一个大动作，由此可能窥见今后的改革走向。大部制改革方案10日出炉，动作不算大，也不算小，与人们的预期和猜测并无多少差别。
媒体的焦点，多集中在这一次的改革：撤了几个部委，少了几个正部级机构，组建了什么新机构，谁成了“末任部长”，新机构设立后的人事安排，原机构的人员安置，谁家欢喜谁家愁，哪个部门的权力大了哪个权力小了，等等。这些信息，确实是新闻，也是公众急于想知道的。但这些都只是浅表层的新闻，最深层
次的问题并不在此。
很多人都把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看成是部委之间的权力重组。其实，这一次改革并不是部委间的权力重新分配游戏，而是一次放权革命——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民众放权。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马凯在对机构改革作说明时说得很清楚：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最大的亮点是放权。
减了多少个正部级机构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向社会放了多少权。大部制改革，不是让这个部委权力更大，那个部委权力更小，而是系统地向社会放权，减少政府干预，市场能调节的交给市场，社会能自治的交由社会，地方能管理的交给地方。
比如公众关心的铁道部被撤销，某些职能机构并入交通部，并不是将原属于铁道部的权力转移给了交通部，形成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部委，而是实行市场化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这是向市场放权。
还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的合并，并不是将两种权力相加形成一个权力更集中的大部，不是1加1等于2或大于2，而可能是小于2。因为两个机构合并后，很多权力将放给社会。马凯也谈到一些部门职能越位、缺位问题依然突出，不该管的管得过多，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好。机构改革，很大程度就是革政府自己的命，放弃那些“不该管的”和“管得过多”的，集中力量管好“该管的”和“没管好”的。
还有其他职能机构的调整也是如此，都集中于“放权”而不是“分权”，从体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而不是在部委间分蛋糕。比如要“减少投资项目审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要“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一律予以取消”。在民政事务上的改革也是如此，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是应有的改革方向。如果改革仅仅是在部委间分权、在官员间平衡，变成部委间的权力博弈，而不是向市场、社会和民众分权，还可能滋生出更多的问题，改革只是在原地转圈圈。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曾如此描述机构改革阻力，“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朱镕基说，1997年年底，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可以想到，这一次的机构改革也一定不容易，改革就是政府要拿刀割自己的肉。中国需要这样自我割肉和刮骨疗毒的改革勇气！
东方早报：周口平坟教训：政策不应挑衅滔滔民意
我们认为即便平坟真为长远发展考虑，也不应该践踏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文化底线，更不应该用运动式执法将民意碾得粉碎。
当人们快要忘记去年河南省周口市那场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时，当地又有新闻传来：当初被平掉的200余万个坟头，如今，至少半数已经复建。周口市太康县民政局副局长葛灏称：去年该县平坟35万座，几乎所有的坟墓都平掉了，如今大量的坟墓被圆起，“没有95%，也就一半吧”。
平坟走回了原点，当地政府和群众却都被深深地折腾了一把，造成官民之间难以愈合的心理伤痕。2月20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此发表题为“平坟复圆坟，滔滔民意岂可违”的评论：周口被平坟墓，一夜之间半数恢复，这真是对平坟运动的莫大讽刺，背后的民心向背值得当地反思。
我们认为即便平坟真为长远发展考虑，也不应该践踏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文化底线，更不应该用运动式执法将民意碾得粉碎。
庐墓是先人长眠的地方，慎终追远、扫墓祭奠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对后世的期冀。祖坟是远方游子魂牵梦萦的根，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扫墓祭奠这种公序良俗，应该得到权力的敬畏。诚然，基于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的现状，因占地巨大，土葬等殡葬习俗应该渐进式地移风易俗。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明确的原则是“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土葬，对于“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允许土葬”，而火葬改革还需要有相应的乡村公墓建设等作为保障。但是，去年周口市的平坟运动中，突然将扩耕由年初确定的3年完成调整为当年年底完成，要求火化率年底达到100%。这是运动式平坟，其中出现了种种乱象，如周口扶沟县的土政策是“给三天期限平坟”，平不掉，要罚100元；平坟还没完，还要推倒墓碑，结果导致村民意外伤亡；多名村民指证，一位厅级官员的祖坟被
突击圈入公墓，避免了被平„„
更吊诡的是，河南省民政厅表示从未发文要求平坟。甚至在去年11月16日国务院修订《殡葬管理条例》，删除了“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的强制平坟规定后，周口当地依然表示不会停止平坟。
这是为了什么？有学者指出：平坟运动名义上为“复耕”实为“卖地”，只是另外一种花样翻新的卖地手法，跟过去强行撤并村庄逼农民上楼做法一样。那么，周口的运动式平坟是在推进改革，还是在疯狂制造政绩？
值得一说的是，原河南省政协常委赵克罗因为在微博上揭露周口地区平坟运动存在的事实，而落选新一届政协。他还在网上写“忏悔书”揭露有官员对其打击报复，甚至他还称已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习近平总书记说共产党员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而赵克罗前委员甚至没有提出批评，只是讲出了河南当地大规模平坟的事实。
同是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共产党人血液里流淌的反思力量开辟了中国模式”。平坟闹剧造成目前骑虎难下的局面，当地有关方面应该反思一下：当初是谁悍然推动强制平坟，要求提前实现100%的火化率？造成当下的恶劣影响，相关领导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平坟运动到底靡费了多少公共资源？平坟之后，多少土地实现了“复耕”？谁该向说出真话的赵克罗道歉？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真相，就没有谅解；没有真相，难保不会重蹈覆辙。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心和公序良俗，是任何政策都不能越过的底线，必须得到敬畏。相反，任何打着改革的旗号、不惜挑衅滔滔民意的公共政策，其合法性、公正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南方都市报：周口“平坟”拉锯：靠权力铲不掉传统 公共政策的作出与执行，其所需要的民意评估与征询，显然与碎片化的个人说法存在极大差异。情急抑或偷巧，找到或是制造某些支持的声音，用以模糊和替代制度化的民意表达程序与平台，收获的教训已经足够多，周口只是最新的例子。
不到一年时间，河南周口，就上演了一出从平坟到圆坟的多幕剧。日前，有
媒体报道，曾历经数月、顶着诸多争议被铲平的200多万座坟墓，在2013年的除夕前后，“一夜之间恢复了百万座”，而基层官员则表示在“等待上面政策”。 围绕周口“平坟”所延展开的各方讨论，涉及民俗传统、政府权力边界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等多个维度。但核心一直未有转移，那就是在民众自主权利与传统习惯面前，行政权力何以自处？被平掉的坟头一夜间就重现了，“2天平的坟2小时就圆了起来”，现在回望不久前当地政府和媒体口中如数家珍对平坟的那些民意支持，所谓“外界议论纷纷，但周口的田间地头显得很平静”，活脱脱成为一个怪诞的笑话。当然，那些一夜间恢复起来的坟头，倒依然“显得很平静”。
依据《人民日报》2012年12月初《周口殡葬改革调查》披露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底，周口市殡葬改革推行10个月，平迁坟头246万座，恢复耕地近3万亩。恢弘如此的数据呈现之下，村民的坟头是怎样平掉的？按照彼时的官方文件说法，包括了干部带头、示范引导、和谐推进等措辞，加之主题演讲比赛、树典型立模范等老派做法，营造出“民众踊跃参加，激情洋溢”的某种气氛并不意外。至于后期“工作上存在思想急躁、方法简单的问题”，以及“平坟铲头触痛了生者追思的亲情、放大了埋怨情绪”的范围，则循例控制在“个别地方”这个惯用说法内。坟头平了，成绩与问题又成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平坟复耕，殡葬改革，能上得了台面的说法看似都没有问题，但也就是在这种堂皇的宣示之下，可能起点只是主政者的随口一说。政令借行政权力强行、急切推开，俨然势不可挡，不仅没有解决问题，更创造了问题。比如大动干戈的平坟复耕，与遮遮掩掩的土地管理“增减挂钩”之间，究竟哪个更接近决策本旨？尽管有当地官方说法竭力否认后者，但也有周口市县官员曾向媒体透露，平坟新增的土地被统一向上级申请“增减挂钩”指标，能置换多少建设用地，尚不可知。 不难看到，几个月前的政府与媒体，曾频频使用具象到个体的民众表态，而今重又立起来的坟头则用行动的方式表明态度。公共政策的作出与执行，其所需要的民意评估与征询，显然与碎片化的个人说法存在极大差异。情急抑或偷巧，找到或是制造某些支持的声音，用以模糊和替代制度化的民意表达程序与平台，收获的教训已经足够多，周口只是最新的例子。更何况，平坟也可以平出三六九等，与平百姓坟头的势不可挡遥相呼应的，是对所谓知名人士、副处级以上官员
的特权式豁免。
自信满满的权力者，可以在几个月内铲平数以百万计的坟头，但是否用心考虑过“如何化解愤懑于心头”的问题？曾有北京市委豫籍官员投书报章，只为问一句“平坟一定要简单粗暴吗”，读来令人唏嘘。民意哪怕真的不配得到尊重，那么“顶硬上”的过程是否可以稍微温柔点、轻点？当然，当政者也可以浑然不知，或者虽明知却“宁可不知道”，当无视成为一种惯常的态度，公信力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最后的筹码。
去年底，国务院修订《殡葬管理条例》，删除其中“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表述。是大形势突变放缓了周口“平坟”的脚步，还是一直存在的民声民意上达天听？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昨日说，“民心向背值得当地反思”，“不应该用运动式执法将民意碾得粉碎”，言之切切。避免“到头来，灰头土脸、骑虎难下”的周口窘境，权力者均须“应以为鉴”。要从周口“平坟”所引发的权力与民意拉锯中有所省思，靠权力铲不掉传统。诚恳地征询民众意见，直面民众忧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化解矛盾”，是一门主政者没有补考机会的必修课。
华商报：放下面子，承认平坟运动失败
在某些地方，当官员坚持要做什么时候，不用说什么新规，即使法律，也并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障碍。只要上级领导或上级的上级的领导不发话，官员想做什么，任何问题都不会真正成为烫手山芋。
据媒体报道，颇受争议的河南周口平坟历时数月，200余万坟头被平掉，可如今，至少半数被平掉的坟墓一夜间被圆起。其实，还在大年初一时候，微博上就出现了大年除夕夜间河南一下子重新堆起无数坟头的消息，也就是说，这次河南“被平掉的坟墓一夜间被圆起”的那个“一夜”，就是大年夜。大年夜之于中国人，就跟圣诞夜之于欧美人一样，是一个欢乐之夜，在这个时候民众纷纷去到野外恢复坟头，可以见出坚守坟墓的执拗。事实证明，河南平坟运动失败了。报道指出，由于国家出台了新规，2013年起民政部门不能再强制平坟，对于一夜之间恢复的百万座坟墓，无疑是摆在周口市政府面前的一块烫手山芋。这一指出是以当地政府放不下面子，不愿意承认平坟失败为前提的。所谓面子，也就是自
以为是的威信，放不下面子就是自以为不能失去威信，这是很多政府官员当面对民众时候极其执拗的性格，因此，报道的指出是符合实际的。不过，如果认为仅仅因为不能强制平坟的新规，重新堆起的坟头就成为烫手山芋则未必，因为，在某些地方，当官员坚持要做什么时候，不用说什么新规，即使法律，也并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障碍。只要上级领导或上级的上级的领导不发话，官员想做什么，任何问题都不会真正成为烫手山芋。因此，面对重新堆起的坟头，一些官员能否放下面子，客观承认平坟运动失败，才是关键的关键。
坟墓虽然又名阴宅，但毕竟不是阳宅。当阳宅作为一种财富形式时候，活着的人即使自己不居住，也可能是多多益善。阴宅却不同，总是要死了人或为了死后有个安身之所才会堆建，即使曹操搞七十二疑冢，也终究只是疑冢而已，断断没有人希望自己死后有身首分离的悲苦，东一个坟头，西一个坟头，不会希望坟墓多多益善。因此，造坟有着数量限制，决定于去世人口数量。一个地方人口多，去世的人就多，坟墓自然也就多，但要多到超越自然规律则是不可能，这并不需要法律法规来限制。从这一点来说，忧虑于坟墓太多，大可不必。但经过数代人积累，坟墓确实多起来，死人与活人争地，自古如此，也因此自古就有平坟。造坟与平坟，向来是中国数千年习俗，也即造坟为习俗，平坟也为习俗，一切都按照习俗来办。平坟的习俗，一般而言遵循四条原则：平三代以上坟墓，平无主坟墓，有主之墓遇到建设给予迁坟或赔偿，以祠堂、庙宇所设灵位替代被平坟墓。按照习俗来办，这是中国数千年规则和智慧。
最近几十年来，数千年规则和智慧被抛弃，运动式平坟一轮接着一轮，但无不以失败收场。人总要死的，按中国人的古老习俗，人死总要造坟。当造坟习俗没有改变，靠怎样的权威进行平坟运动都没有用，除了失败还是失败。既然大家都是失败，那么，对于河南平坟运动的官员来说，大可不必讲究面子，老实承认失败就是。
南方都市报：资本下乡，确保农民利益是关键
从一开始在资本下乡的规划中，就应该明确农村老弱病残所持有的土地资本应该获取的永久效益，并通过建设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力资本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需求。
今天是大年初七，也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眼下，大量的人口正在或者已经从农村返回到了城市。这其中既有下乡探亲的城镇居民，也有打算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但不论是哪一群体，他们的内心都贮藏着一股中国农村能够尽快得到发展的期待。而要促进“三农”事业的发展，城市反哺农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调动城市资源进驻农村，这几乎是一条不可绕过的路径。
年初，中央的一号文件就提出，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换言之，中央此举目的在于鼓励和引导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并帮助农村得到建设，农民实现增收，农业得到发展。的确，相较于城市，农村在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上都处于明显劣势，而上述三者恰好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推力。因此，从大体方向而言，推动城市资本下乡应该得到鼓励和倡导。 面对着发展滞后的农村现状和蠢蠢欲动的城市资本，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去年年末就曾表示，当前农民存在进城的需求，而城市资本又需要一个发展领域，通过让农村穷人进城，让城市资本下乡，可以实现双向城乡一体化。厉以宁“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文章甫一刊发，立刻便引发了关注农村经济发展人士的热议。 在十八大提出以城镇化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思路之后，资本下乡与农村土地资源结合，继而推动农村发展的道路便有渐露痕迹之势。然而，正如厉以宁观点的反对者贺雪峰所指出的，在强势的城市资本的胁迫下，弱势的农民将被迫交出有限的利益。尽管此一观点看似危言耸听，但在目前城乡居民权力格局严重不对等的情势下，此类悲观的预言未必不会成为现实。
对于农村来说，城市资本下乡随之带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乃至社会资本，都是目前农村所真正匮乏的，其好处可谓毋庸置疑。关键在于，目前农村居民在面对市场化袭来之际，是否有能力做到与市场之狼“共舞”。因为30年的市场化模式基本以农村向城市输送资源为主，农村的发展并没有跟上城市繁荣的步伐。所以，在一个能者逐渐外迁，只剩老弱病残的乡村社会，如何抵御汹涌的市场冲击，必须作为一个重要命题来思考。
在资本下乡引发的争议中，支持和反对者必然都有其道理所在。时下，无论是中央的决策者还是期待发展的农民，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就在于如何确保农村的发展成果能够被农民享受，而非被投资者尽数夺走。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一开始在资本下乡的规划中，就应该明确农村老弱病残所持有的土地资本应该获
取的永久效益，并通过建设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力资本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需求。可以预见，在这一场即将兴起的农村建设运动中，政府在制度上的设定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游戏规则本身，乃至农民利益能否得到保护这一点。
当然，作为资本下乡的东道主，农民也必须摒弃“政府帮扶”和“社会救济”的思维，而是应该在摸索中学习市场的法则和规范，通过加强自身经营才能的培养，努力进入现代市场的话语体系、运作体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草创地带，资本下乡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制度规范层面均处于创制阶段，农民应该有意识成为一个制度的制定主体，从而避免在规则层面受制于外来投资者。
从总体上而言，资本下乡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既可以成为投资者、农民和国家获得共赢的局面，也有可能走向农民被迫交出有限利益的境况。究竟走向哪一条道路，并不取决于投资者，而是要受到政府和农民二者的影响。就前者而言，要在制度框架上确保农民的利益格局，而就后者而言，必须要努力融入市场，尽早具备与狼共舞的能力。
长江日报：龚爱爱事件里的中国缩影
神木并不只有一个龚爱爱。龚爱爱还只是神木范围的传奇富婆，若是把视角进一步放大，具有更大权力、更多资源聚合力的个人及其家族，他们没有曝光的隐秘财富是不是会更为庞大“无底”？
藉由“房姐”龚爱爱，陕西神木这个短短六年内发迹起来的富裕县城进入公众的视线中央。
生存环境恶劣，却有着惊人的煤炭储量，随着全球能源格局变化，以及对外交通的畅达，2006年起，大量财富涌向神木。神木也因此有了中国的“科威特”之称。这条暴富轨迹，与鄂尔多斯高度相似。
外界关注神木，摆脱不了龚爱爱巨额财产曝光的偶然性。然而，仔细观察包裹在财富神话里的“秘辛”，很难说发生在神木的事，放在整个中国，有什么格外相异之处。就像龚爱爱事件中的那些关键词：几个户口、数十套房产、民间借贷。
某种程度上，神木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缩影。高速的发展，财富的急剧膨胀，对资源的强烈渴求，在这个过程中，资源、财富重新分配，利益群体形成。由于调整分配过程的不透明、不规范，掌握资源配置权的官员、国企高管，与寻找机会的资本拥有者“顺利”地走到一起，这场权贵“联姻”的双赢，最终让少数人成为公共资源再分配的受益人。
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可以在短时间内促成“爆炸式”的经济增长，但其增长结果是资源、财富向社会上层的飞快倾斜。一如神木，数十万人口中，亿万富豪即达两千，但财富另一端不计其数的普通人，却依旧过着吃紧拮据的生活。发展的的确确拉起了经济体量与平均数，可普通人低下的生活水平无时无刻不在警示，这条发展之路不能变成权贵的财富“攫取”之路。
龚爱爱之所以受到如此持续的关注，在于外界不能理解，一个县农商行副行长，从哪里累积十亿资产，如果这是通过权力路径获得的财富，当地官场腐败程度又该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已经有消息指出，不少神木公务人员确有参与煤矿开发并从中受益。而日前媒体接连顺藤摸瓜，发现与龚爱爱关联的高引娥等人，存在同样的多户口多套房产的情况。各个角度的信息表明，神木并不只有一个龚爱爱。龚爱爱还只是神木范围的传奇富婆，若是把视角进一步放大，具有更大权力、更多资源聚合力的个人及其家族，他们没有曝光的隐秘财富是不是会更为庞大“无底”？
应当说，权贵群体及他们财富诞生于高速发展，作为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它们日益成为继续发展的阻力，改革正是要破除这道阻力。然而，切断利益纽带，冲出阻力有多困难呢？对龚爱爱的立案之难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龚爱爱神秘失踪，帮助龚爱爱办理假身份证的包括公安民警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都已经被刑事拘留，作为事件核心人物的龚爱爱却迟迟未被立案。究竟是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龚爱爱事件还够不上立案标准，还是龚爱爱事件中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权力与资本的相互裹挟，让立案都变得棘手？
无论怎么样，不以立案为突破口，我们不仅看不到龚爱爱事件的结点，更无法预知中国发展的未来。
人民日报：坚决防止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无形的墙
人民群众需要我们党，是需要一个在感情上贴近群众、思想上尊重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的党，是需要一个能够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集中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党。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珍贵持久。改进工作作风，应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作风方面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路，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深刻阐述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极端重要性。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扎扎实实改进工作作风，坚决防止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无形的墙，真正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改进工作作风的核心
工作作风是在工作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良好的工作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的体现，也是党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精神状态的体现。工作作风问题，说到底，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改进工作作风，核心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不能变，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工作作风的实质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这就要求党的工作作风必须对人民有利。现在工作作风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都与脱离人民群众、违背人民群众利益有关。人民群众对一些不良工作作风为什么这样痛恨？因为这些作风都是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好的工作作风，都是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是不好的工作作风，都是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因此，离开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无法正确认识工作作风问题。
改进工作作风的目的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人民群众是党的生存之本，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将一无所有；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胜利之本，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人民群众需要我们党，是需要一个在感情上贴近群众、思想上尊重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的党，是需要一个能够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集中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党。改进工作作风，根本目的就是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观点，也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要求。改进工作作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使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够更加主动、更加自觉、更加努力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使我们党从人民群众中不断获得前进的力量。
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作为改进工作作风的核心。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珍贵持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困难挑战世所罕见，更需要凝心聚力，更需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改进工作作风，只有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目标，方向才会正确；只有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目的，效果才会显著。时代场景在变，人民期待在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奋斗的目标。只有紧紧围绕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个核心改进工作作风，切实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遏制和消除不良工作作风。
工作作风最大的问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工作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作风方面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形式主义是片面地注重形式而不管实质的作风。做工作，需要一定的形式。但如果只顾形式，不管内容，一切着眼于形式，一切为了形式，就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要害是只图虚名，不求实效。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形式上顾得多了，抓实质问题的时间就少了；面子上想得多了，解决实际困难的动力就少了。形式主义掩盖了很多真实情况，一旦爆发，往往容易酿成严重的事故或事件。现在一些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式主义作祟，工作不落实、不扎实、不切实。
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的作风。从根子上说，官僚主义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现在，封建专制制度虽已被消灭，但“官本位”的风气、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下来，影响到我们的党政机关和一些领导干部，形成官僚主义的作风。比如，有的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作风飘浮，不深入基层了解群众，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有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抓不到真问题、摸不清真情况，对群众疾苦置若罔闻；有的领导干部忙的是迎来送往，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作风不可能为地方求得发展、为群众谋得利益，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是作威作福、欺压群众。
由此可见，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偏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降低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我们开拓创新、实干兴邦的严重障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背离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还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极大侵害，产生了极坏影响。因此，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改进工作作风的重中之重。
以良好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工作作风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相互关联，也与领导干部的素质及其政治、道德修养相互关联。因此，在新形势下改进工作作风，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路。 加强党性修养，改造主观世界。改进工作作风的措施千条万条，切实加强党性修养是第一条。增强党性锻炼，提高精神境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改进工作作风的灵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切实回答和解决好“为谁活着、怎样做人”，“为谁服务、为什么当干部”等问题，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在头脑中深深扎根。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责，以秉公用权为荣，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干干净净做事，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把确立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改革创新等理念和精神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确保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建立健全管用的制度和机制。只有注重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问题，工作作风
的顽症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照抄照搬、本本主义等受到制约，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无处躲藏。创新干部管理机制，让那些执政为民、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人担当重任，让那些喜欢做表面文章、夸夸其谈、不干实事的人没有市场。强化干部监督机制，让那些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干部得到鼓励，让那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干部受到处罚。提高法规制度的执行力，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正气压倒邪气。
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工作好不好、关键在领导”。无论什么工作，只要领导干部带头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其他人就会心悦诚服地跟着你走、跟着你干。改进工作作风也是如此。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言出必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工作中要做到勤于思考，抓住主要矛盾，坚持为民务实。转变领导观念，改进领导方式，深入调查研究，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唯有如此，才能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为广大群众所信任、所拥护。
人民日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放眼世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单凭查办案件就把腐败遏制住的。反腐败的过程，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的过程。
随着改革走向深入，反腐也正进入攻坚阶段。党的十八大后，从省部级贪官的落马，到网络反腐的接力，反腐既有新动作，也有新成效，引发了人们的新期待
易发多发的腐败势头怎样遏制？拒腐防变的制度体系如何构建？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何以形成？在此背景下，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尤其令人关注。不仅在于它将部署全年的反腐任务，更在于它所传递的反腐新信息。
细心的人会发现，每年年初的中纪委全会有着不同的关键词。比如2010年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2011年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2012年的保持党的纯洁性，等等。此次全会的关键词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意味深长：“我今天讲的这些话，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如何看腐败、怎样反腐败，最能体现一个政党的力量。沿着“从严治党”的政治逻辑，保持“生死存亡”的忧患，明确“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应该是我们党反腐倡廉的主轴。
反腐败，重点和难点都在取信于民
仅从话题密集程度，就可以看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作为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三天两提反腐，“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等警示，更是振聋发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履新之后第一时间问计反腐专家，并清醒地指出，反腐败不仅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
正是循着这些思路， 十八大后反腐败工作呈现出两种辩证法。
一个是“大”与“小”的辩证法。既打大老虎，又打小苍蝇。比如，对李春城等省部级大员的查处，有力地验证了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再比如，对广州“房叔”、郑州“房妹”事件的调查，同样雷厉风行。既坚持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重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这种“立体式”的查处，显示的是腐败没有“特区”，反腐败没有“禁区”。
一个是“常”与“长”的辩证法。正如习近平所言，“反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既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又能够及时处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这是一体两面。尤其是后一面，更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心。最近群众反映的腐败案件，经常数十小时就得到“秒杀”式反馈，比如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不雅视频被曝光到受到处理，只用了63个小时。可以说，对群众举报的腐败问题，多一些“霹雳手段”，少一些“烂尾工程”，我们就能让群众看到希望，并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为政之要，在于取信于民，反腐败斗争更须取信于民。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习
近平都把反腐败与“人心向背”联系在一起。把握好反腐败斗争中“大”与“小”、“常”与“长”的辩证法，方能增强反腐败工作自身的公信力，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廉洁政治，权力制约是治本之策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三清”目标的提出，使得反腐败工作更具针对性和时代感。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我们党掌握的各种执政资源比过去丰富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与否，不仅关系到党风政风，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年来，人们对一些“拼爹”现象的焦虑，对“表哥”、“房叔”的愤慨，莫不与此有关。
靠什么打造廉洁政治？权力制约是治本之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放眼世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单凭查办案件就把腐败遏制住的。反腐败的过程，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的过程。正所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当是今天我们反腐攻坚最大着力点。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只有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立法，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反腐败斗争才有根本依托、我们党才能在建设现代政党上迈出新步伐。
人民日报：网络不是虚假社会
网络虚拟世界不能超越现实的牵绊与规约，更不能以“虚拟社会”为借口，与现实世界的权利和义务一刀两断。
“网络是虚拟社会”的观念由来已久，但这一观点常被误读为“网络是虚假社会”。网络建构的虚拟社会不是虚构的，更不是虚假的，它不是一块“飞地”，而是现实的延伸，离开现实的依托，其意义等于零。
网络社会本质上由现实社会的人组成，网络反映的很多问题有着现实的基础，如网络反腐、网络购物、网络犯罪等，甚至有些荒诞不经的网络故事，背后都有现实诉求，作为表达渠道和行为平台的现实性更毋庸置疑。研究表明，在现实政治参与渠道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网络表达往往会表现出更大的冲动。由于不用受到现实身份的约束，网民表达既有更具真实性的一面，也有为吸引眼球而夸大、渲染的一面。
每一个鼠标背后都有一个人，一个现实中的人。即便他整天沉湎于网络，也是以另类方式与现实世界发生关系的。因此，不能将网络虚拟世界视为“独立王国”。作为现实的延伸，网络虚拟世界不能超越现实的牵绊与规约，更不能以“虚拟社会”为借口，与现实世界的权利和义务一刀两断。
既然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网络言论、行为都应有边界，不可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网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更不能借着虚假的网络身份，发布各种出位言论，煽动各种越轨行动。网络可以成为合理的政治参与渠道，发表言论可以受到尊重，网上行为不能逾越底线。这底线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底线、伦理底线，凡是现实社会中不能僭越的，网络虚拟世界同样也不应逾越。
网络作为虚拟社会，有其特殊性。但网络的特殊性不代表虚假性。网络世界不是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可以快意恩仇，凭借江湖规矩和浪漫想象就可搞定一切，网络虚拟社会同现实社会一样，需要管理也能够管理。
当然，网络管理必须考虑到网络的特殊性。遵循网络规则，不可能全盘套用针对现实生活的管理规则。对于网络作为虚拟社会的特殊内容，也要给予符合网络逻辑的管理。网络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并不一定适合线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值得进一步探索。对于“偷菜”、“网络结婚”等明显游戏化的“虚假行为”，也不必依照现实规范给予严责。
网络管理还要有整体布局。目前，我国在网络管理上缺少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遵循各部门条块划分的规则，而且很多法律法规并未完全考虑网络的特殊性。这些都需要加强研究、加快完善。
放任不管或套用旧有规则管理，都会影响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