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鄂豫皖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区，全盛时期人口达350多万人，但是，迅速增加的人口、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战争，以及自身政策的失误使得本就不是鱼米之乡的该地区产生了粮食危机。后学拟就该地区1930―1932年粮食危机产生的原因作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鄂豫皖根据地；饥馑；奋斗；粮食危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今天安徽、河南、湖北交界的大别山区，全盛时期人口达350万之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片红色的土地，曾经因为种种原因，在斗争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粮食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1]本文拟就1930～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粮食问题发生的原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于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交通不发达，种植粮食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很多地区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粮食产量不高。鄂豫皖根据地“大多位于丘陵与低山带的农业垦殖区，土层浅薄，结构不良，有机质含量少”，[2]不利于农业耕作。当时的耕作方式也很落后，没有科学的田间管理。在河南的有些地区，每当田间收获之后，会出现大批的拾禾者，以致“作物根杆，搜扩净尽，一次不足且有继续数次者”，“有几处地方甚而至于收割小麦不用刀割，而用手拔，磬其所有而去，所送还与土壤中的不过一些草木灰而已”。[5]根据地范围内粮食产量不丰富，多是产粮不稳定或勉强达到自给自足的地区。如颖州、凤阳等地，本身粮食面积大，丰年粮食生产有余，“亳县等地每年都有余粮粜与外郡”，但一遇灾荒，就只有“仰外郡之粟”。[6]六安及其所属霍山、英山等地“很少见粮食的输出，亦很难见粮食的输入”，[7]说明这些地区粮食是勉强自足。河南一块的粮食问题显得更严重一些，自清代至民国河南地区农民生活一直较为贫困，“由于黄河决口泛滥，在洼地带留下了大量的盐碱沙地，土壤质量差，作物产量低下”，[8]“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9]现根据相关资料，制作以下表格，希望可以将河南地区的粮食问题做一个定量的直观展示：
清代至民国河南农民年均粮食收获量估算表
注：本表中乾隆10年至光绪13年的数据摘录了王洪瑞《清代河南农民粮食净收获量的估算》中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的两个阶段，是根据相同方法计算来的。
二
从1930年冬开始，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先后进行了5次“围剿”，并一直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对根据地粮食的供应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鄂豫皖苏区原是个农业区域，照算农民得到土地以后，大家都会有剩余的粮食”，[10]但是，“革命战争日益开展，敌人用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来破坏苏区和红军”，[11]采取种种办法对根据地残酷破坏，“抢挑群众的粮食，把吃不完的粮食倒在粪窖里或是把马放在麦子田里，在田里挖战壕托大炮，损坏农具或者压迫出捐出税”，以求达到他们“饿死苏区兵士的阴谋”[12]。这些破坏使得黄麻地区的农村经济已经破产，“尤其黄安东、北、西三部经过长期斗争的地方，满目萧条，许多田是荒芜”，因为“清乡团、军队常来蹂躏、践踏”，“农民不敢耕种”。[15]除此之外，根据地自身发展过快，人口急剧膨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粮食危机的严重性。1931年初，苏区内正规红军有一万两千余人，而到“1931年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约有六万多人，赤卫军有二十多万，根据地人口达三百五十万，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16]，在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逐步稳定下来的1932年夏季时，“红军主力部队人数已经猛增至五万多人，地方武装在二十万以上”。[17]人口的急速膨胀无疑使粮食供应变得更加紧张，同时，当时为了对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我党在根据地积极宣传动员参军，广大农民也积极拥护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所以大多积极参军。“仅1931年6月至8月三个月的统计数据，参加红军的青年即达到5295人”，[18]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脱离生产，导致“苏区内的田地都种不完”，[19]而“剩下的乡民所担任的任务也多，如自卫军、担架队、运输队等・・・・・・人力极感缺乏，耽搁了生产工作”。[20]
三
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危机跟当时的一些政策也有着莫大的关系，比如富农政策、肃反运动、集体农场・・・・・・1930年7月以后，开始了李立三左倾路线的统治，“党的策略绝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21]认为“富农既是农村中的剥削阶级，他没有权利掌管苏维埃政权・・・・・・・所以政府和机关中已有的富农分子应立即清除出去”。[22]如“黄安、桃区四乡的农民把富农的小麦草头拿去填栏，紫云区八乡把富农所有东西全部没收，并不准富农做小贩；其他城区三乡也有这类事情，使得富农大猪怕喂得，或杀得吃了”。[23]“1931年夏来，在金寨的南溪一带，如以为某个富农甚至中农，生活比贫农好，认定他隐藏有现款，就把他捉来审问、吊打”[24]六安六区和霍山三区还把富农赶上山头去开垦，“向富农征发，把富农家什么都拿出来了”，[25]由于将地主赶上山，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造成大批地主富农逃亡，或上山为匪，下山抢劫。193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指出：“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地执行”，[26]自张国焘主持肃反后，就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中央分局临委要求“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把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从我们党内清除出去”，[27]还有“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28]左倾对鄂豫皖苏区的负面影响还表现在创办集体农场，实行所谓的土地国有化。“办农场历时三个月，所做的事情就是搞了点柴，捡了点粪，是老百姓受了很大的损失”，1931年春农场解散后“在外刚定居下来的农民，又要搬回来。这样搬来搬去，严重影响了秋播和耕种。结果，1931年，苏区出现了粮食大饥荒”。[30] 四
1931年入夏后，国内各条河流降雨量普遍增大，发生了被时人称为“百年不遇”的罕见之灾，鄂豫皖根据地所在的三省是重灾区。据《大公报》记载，河南“已报成灾者，为信阳等五十三县”；鄂省“被淹县数为四十六县一市”；皖省有131县受灾。此次水灾，鄂豫皖损失甚巨：1931年水灾鄂豫皖三省被淹面积、农田、房屋、灾民死亡及损失表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工赈报告》，1933年发行，74页。转引自《1931・救灾社会化》，孙语圣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水灾之所以如此严重，除了雨量大之外，也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不外近年水利不修，干支日就於浅，诸湖受水之区・・・・・・加之本年七八月间，各地雨量之多，异乎寻常，上游又无森林及相当之工事，水势急流泛滥，莫可抵御”。[31]正是由于大灾过后，鄂豫皖根据地的劳动人口大幅度衰退，农业产值剧减，土地大量抛荒，“形成有田可耕而力不可及的状况”。[32]同时，在由于洪水的侵蚀，农田土质遭到破坏，生产力大幅削弱，长期无法使用。这些无不加剧了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危机，给根据地跟革命事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
【参考文献】
[1]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给皖西北特苏的指示信[A].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1931（7）：40.
[2]吴媛媛.明清徽州的水旱灾害与粮食种植[J].古今农业，2007（2）.
[5]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商务印书馆，1937：242，319.
[6]嘉庆修.民国增补《备修天长县志》（卷四上），风俗.
[7]王宇尘.清代安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2）.
[8]王洪瑞.清代河南农民粮食净收获量的估算[J].南都学坛，2008（7）.
[9]尹会一.尹少宰奏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0]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粮食问题决议案[Z].1931（7）.
[11]皖西北特委关于根据地粮食困难的方针[Z].1931-7-31.
[12]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字第二号[Z].1931-8-1.
[15]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A].鄂豫皖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16]刘华清.鄂东北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A].鄂豫皖根据地（第四册）[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7][18]CY鄂豫皖中央分局给团中央的综合报告[R].1931-10-8.
[19]鄂豫皖根据地（第二册）[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57.
[2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M].东方出版社.1998：28.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M].中央档案馆编：454.
[22][23]鄂豫皖中央分局通知第七号[A].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册）[M].1931-7-14：156.
[24]金寨革命历史资料：274.
[25]中央鄂豫皖特委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R].1931-2-10.
[26]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册）[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34.
[27]中央党史教学参考资料：517.
[2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M].东方出版社，1998.
【摘要】鄂豫皖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区，全盛时期人口达350多万人，但是，迅速增加的人口、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战争，以及自身政策的失误使得本就不是鱼米之乡的该地区产生了粮食危机。后学拟就该地区1930―1932年粮食危机产生的原因作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鄂豫皖根据地；饥馑；奋斗；粮食危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今天安徽、河南、湖北交界的大别山区，全盛时期人口达350万之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片红色的土地，曾经因为种种原因，在斗争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粮食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1]本文拟就1930～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粮食问题发生的原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于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交通不发达，种植粮食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很多地区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粮食产量不高。鄂豫皖根据地“大多位于丘陵与低山带的农业垦殖区，土层浅薄，结构不良，有机质含量少”，[2]不利于农业耕作。当时的耕作方式也很落后，没有科学的田间管理。在河南的有些地区，每当田间收获之后，会出现大批的拾禾者，以致“作物根杆，搜扩净尽，一次不足且有继续数次者”，“有几处地方甚而至于收割小麦不用刀割，而用手拔，磬其所有而去，所送还与土壤中的不过一些草木灰而已”。[5]根据地范围内粮食产量不丰富，多是产粮不稳定或勉强达到自给自足的地区。如颖州、凤阳等地，本身粮食面积大，丰年粮食生产有余，“亳县等地每年都有余粮粜与外郡”，但一遇灾荒，就只有“仰外郡之粟”。[6]六安及其所属霍山、英山等地“很少见粮食的输出，亦很难见粮食的输入”，[7]说明这些地区粮食是勉强自足。河南一块的粮食问题显得更严重一些，自清代至民国河南地区农民生活一直较为贫困，“由于黄河决口泛滥，在洼地带留下了大量的盐碱沙地，土壤质量差，作物产量低下”，[8]“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9]现根据相关资料，制作以下表格，希望可以将河南地区的粮食问题做一个定量的直观展示：
清代至民国河南农民年均粮食收获量估算表
注：本表中乾隆10年至光绪13年的数据摘录了王洪瑞《清代河南农民粮食净收获量的估算》中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的两个阶段，是根据相同方法计算来的。
二
从1930年冬开始，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先后进行了5次“围剿”，并一直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对根据地粮食的供应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鄂豫皖苏区原是个农业区域，照算农民得到土地以后，大家都会有剩余的粮食”，[10]但是，“革命战争日益开展，敌人用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来破坏苏区和红军”，[11]采取种种办法对根据地残酷破坏，“抢挑群众的粮食，把吃不完的粮食倒在粪窖里或是把马放在麦子田里，在田里挖战壕托大炮，损坏农具或者压迫出捐出税”，以求达到他们“饿死苏区兵士的阴谋”[12]。这些破坏使得黄麻地区的农村经济已经破产，“尤其黄安东、北、西三部经过长期斗争的地方，满目萧条，许多田是荒芜”，因为“清乡团、军队常来蹂躏、践踏”，“农民不敢耕种”。[15]除此之外，根据地自身发展过快，人口急剧膨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粮食危机的严重性。1931年初，苏区内正规红军有一万两千余人，而到“1931年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约有六万多人，赤卫军有二十多万，根据地人口达三百五十万，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16]，在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逐步稳定下来的1932年夏季时，“红军主力部队人数已经猛增至五万多人，地方武装在二十万以上”。[17]人口的急速膨胀无疑使粮食供应变得更加紧张，同时，当时为了对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我党在根据地积极宣传动员参军，广大农民也积极拥护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所以大多积极参军。“仅1931年6月至8月三个月的统计数据，参加红军的青年即达到5295人”，[18]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脱离生产，导致“苏区内的田地都种不完”，[19]而“剩下的乡民所担任的任务也多，如自卫军、担架队、运输队等・・・・・・人力极感缺乏，耽搁了生产工作”。[20]
三
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危机跟当时的一些政策也有着莫大的关系，比如富农政策、肃反运动、集体农场・・・・・・1930年7月以后，开始了李立三左倾路线的统治，“党的策略绝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21]认为“富农既是农村中的剥削阶级，他没有权利掌管苏维埃政权・・・・・・・所以政府和机关中已有的富农分子应立即清除出去”。[22]如“黄安、桃区四乡的农民把富农的小麦草头拿去填栏，紫云区八乡把富农所有东西全部没收，并不准富农做小贩；其他城区三乡也有这类事情，使得富农大猪怕喂得，或杀得吃了”。[23]“1931年夏来，在金寨的南溪一带，如以为某个富农甚至中农，生活比贫农好，认定他隐藏有现款，就把他捉来审问、吊打”[24]六安六区和霍山三区还把富农赶上山头去开垦，“向富农征发，把富农家什么都拿出来了”，[25]由于将地主赶上山，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造成大批地主富农逃亡，或上山为匪，下山抢劫。193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指出：“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地执行”，[26]自张国焘主持肃反后，就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中央分局临委要求“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把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从我们党内清除出去”，[27]还有“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28]左倾对鄂豫皖苏区的负面影响还表现在创办集体农场，实行所谓的土地国有化。“办农场历时三个月，所做的事情就是搞了点柴，捡了点粪，是老百姓受了很大的损失”，1931年春农场解散后“在外刚定居下来的农民，又要搬回来。这样搬来搬去，严重影响了秋播和耕种。结果，1931年，苏区出现了粮食大饥荒”。[30] 四
1931年入夏后，国内各条河流降雨量普遍增大，发生了被时人称为“百年不遇”的罕见之灾，鄂豫皖根据地所在的三省是重灾区。据《大公报》记载，河南“已报成灾者，为信阳等五十三县”；鄂省“被淹县数为四十六县一市”；皖省有131县受灾。此次水灾，鄂豫皖损失甚巨：1931年水灾鄂豫皖三省被淹面积、农田、房屋、灾民死亡及损失表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工赈报告》，1933年发行，74页。转引自《1931・救灾社会化》，孙语圣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水灾之所以如此严重，除了雨量大之外，也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不外近年水利不修，干支日就於浅，诸湖受水之区・・・・・・加之本年七八月间，各地雨量之多，异乎寻常，上游又无森林及相当之工事，水势急流泛滥，莫可抵御”。[31]正是由于大灾过后，鄂豫皖根据地的劳动人口大幅度衰退，农业产值剧减，土地大量抛荒，“形成有田可耕而力不可及的状况”。[32]同时，在由于洪水的侵蚀，农田土质遭到破坏，生产力大幅削弱，长期无法使用。这些无不加剧了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危机，给根据地跟革命事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
【参考文献】
[1]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给皖西北特苏的指示信[A].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1931（7）：40.
[2]吴媛媛.明清徽州的水旱灾害与粮食种植[J].古今农业，2007（2）.
[5]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商务印书馆，1937：242，319.
[6]嘉庆修.民国增补《备修天长县志》（卷四上），风俗.
[7]王宇尘.清代安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2）.
[8]王洪瑞.清代河南农民粮食净收获量的估算[J].南都学坛，2008（7）.
[9]尹会一.尹少宰奏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0]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粮食问题决议案[Z].1931（7）.
[11]皖西北特委关于根据地粮食困难的方针[Z].1931-7-31.
[12]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字第二号[Z].1931-8-1.
[15]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A].鄂豫皖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16]刘华清.鄂东北领导下的两年游击战争[A].鄂豫皖根据地（第四册）[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7][18]CY鄂豫皖中央分局给团中央的综合报告[R].1931-10-8.
[19]鄂豫皖根据地（第二册）[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57.
[2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M].东方出版社.1998：28.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M].中央档案馆编：454.
[22][23]鄂豫皖中央分局通知第七号[A].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册）[M].1931-7-14：156.
[24]金寨革命历史资料：274.
[25]中央鄂豫皖特委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R].1931-2-10.
[26]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册）[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34.
[27]中央党史教学参考资料：517.
[2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M].东方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