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昌平
文学遗产 2000年03期
在《李白新探之一——李白的个性及其历史文化内含》中，笔者着重分析了主导李白诗歌创作一生的重要因素——李白的性格及其成因。概言之，从庄子、孟子起中国士人形成了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夸张性认定，与对主体精神的极度张扬，因而高度的自尊自信与深重的自伤自哀正反相成的历史性格，盛唐之世才士的时代精神“英特越逸之气”（玄宗语），正是孟子“王者师”之英气与庄子“风鹏”之逸气的延续、抟合与弘扬。而李白因其禀赋、出生与生长环境、“豪友”（时人语）性质的富商出身、习学等个性因素，又扬弃了阮籍“大人先生”之内含，将盛唐英特越逸之气的正面（进取自信）与负面（思想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轻躁），发挥到了极至，融和为一体，遂形成其企望轹越古今，包荒宇宙，极端张扬主体精神的天真而又夸谈的性格特征，“黄河落天东走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是其自我写照；而“倚剑天外，挂弓扶桑”，一鸣惊人，成王佐之业，然后湖海泛舟而去，是其心想的却执拗地贯彻终始的人生道路。这样李白就完成了自己新时代“大人先生”形象的自我塑造。
《文心雕龙·体性篇》云：“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可见性统才气学习四事。个性与学习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个性使人趋向学习什么，并熔融学习所得；反过来，学习所得，又凝聚于个性之中并渐次地影响着个性的发展。而“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文心雕龙·体性》），人的初学经历，更有着影响一生的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李白的始学情况，便顺理顺章地成为继其个性研究后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就过去甚少注意然而却对李白一生足具影响的李白与司马相如的关系作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李白的“相如情结”及其时代与心理机制
在李白的文学传承上，研究者历来强调楚骚的影响，所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河岳英灵集》），这无疑是不错的；然而探本溯源，早年李白对赋学，尤其是对司马相如赋的关注，远较骚学为甚。早年的这种习染，使李白心中形成一种“相如情结”。李白的习学，就辞赋一系而言，实经过由赋窥骚的过程。
赋学对初唐以及盛唐前期诗的影响，在唐诗史上，其实是一个有时代意义的现象。首先可注意的是，初唐才大气雄、卓有成就的诗人，多数同时是辞赋名家。初唐四杰便是显例。不仅如此，梁陈至初唐，诗赋更处于交互影响的状态中，主于敷陈、篇制宏丽的初唐骈俪体歌行的确立，便直接受到骈赋的重大影响。这是因为张扬新朝的威仪盛德，抒达新兴才士的宏大胸襟，都需要一种壮大的诗体，而汉魏以至梁陈的乐府歌行篇制均嫌窄小，可取资的相邻文体只有楚骚与赋两者。然骚体在六朝已不绝如缕，更无与当时诗体融洽的成功经验。歌与赋在六朝一直并行共荣，往往一人而兼擅之，而以骈赋表达蓬勃激情、宏阔场面的已有从鲍照《芜城赋》至庾信《哀江南赋》等优秀典范，加以当时的艺术思潮普遍认为，情意之表达当由体物之真切来体现，因此以骈赋特点融入七古既是势之必然，而在兼擅诗赋的四杰他们，更是驾轻就熟。因此李白之初学重赋而甚于骚，首先是一种时代性的现象。
然而，李白之于赋学又有其自身特点。考初盛唐赋史，当时唐人赋主要承六朝赋走向，除颂德者外，主要为体物、节侯等抒情小赋，至四杰前后，有篇制加大之趋势，抒情赋如王勃《春赋》、《滕王阁赋》、骆宾王《荡子从军赋》，颂德赋如杨炯《浑天赋》、王勃赋体的《九成宫颂》等，均为长篇，但设色遣辞，步骤章法，音节体气，都是六朝赋之张大，而未有效学西汉骋辞大赋者。然而李白却不尽相同。王琦引《古赋辨体》评李白《大猎赋》云：
《大猎赋》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用事遣词，多相出入。
又云：
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赋，差强人意，但俳之蔓虽除，律之根故在，虽下笔有光焰，时作奇语，只是六朝赋尔。
此二评前条论其祖述根蒂，后条论其体气音节。合而观之，可知太白赋虽有承时代风气之一面（集中亦尚存抒情小赋数则），但其规制架构却以相如赋为祁向，从而体现了上承六朝赋而向汉代骋辞大赋回归之努力。
太白的这种赋学倾向是极富独特性的。
抟合“王者师”与“风鹏”、庄之“逸”与孟之“英”，极端张扬主体精神，又兼习纵横家、游侠习气的李白，就气质上言，本就不满足于六朝赋褊促的格局，而趋向于汉代大赋体格。刘歆论汉赋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卷二）章学诚又云：“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才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聚之义也。”（《校雠通义》卷二）可见汉赋体格综合先秦诸家，而以总括三才，巨丽恢宏，骋辞夸谈为主要特点。其为李白尤所欣赏，本为情理之中事。而李白所居之蜀中，文学传统与中原又有所异同，就赋学而言，尤多汉赋大家。性之所近，加以耳染目濡，使他早年就在心田深处种下了对前辈乡贤扬雄尤其是司马相如的钦仰。李白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前辈诗人是二谢，而赋家则为相如。按扬马虽后先并称，风格有相通处，但扬雄赋更重思理字学，且多愁苦之言；相如赋则更重气度夸饰，尤具凭虚之致。故李白杜甫虽扬马并推，而在杜甫更崇扬雄（“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而李白则更近相如（详下），亦性之所近使然。
李白推崇相如从心理机制看，除上述相如赋的风格因素外，更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恋爱故事富于传奇色彩，这对于风流逸宕的李白自然有相当的吸引力，其少作今存拟乐府《白头吟》，将古辞演为三十二句的长诗，绮丽缠绵，足见心向。
其二，司马相如因杨得意荐《子虚赋》为汉武激赏，又是一则富于传奇性的故事。虽然此事为唐人用为常典，但于李白有不同一般的意义。李白出山不久，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所规划并终身奉行的一鸣惊人的入仕设想，就与相如此故事精神相通；后来在开元十三年因明皇郊猎而作《羽猎赋》，更为相如故事的身体力行。可见李白对此事的神往。
其三，家教的因素。“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侄耑游庐山序》）。此事久为学界所提及，然对其潜在的意义却未有充分认识。对于一个学童，特意以《子虚赋》课之，李客之用意何在？或说李客崇道家，则既未有确证，又相如赋之涉仙道之事使武帝有凭虚之感者为后来所作的《大人赋》，而《子虚赋》初非道家之言。故此说难以成立。按李白此文“私心慕之”后云：“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又李白《上韩荆州书》云：“乃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北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梦有七泽，遂来观矣。”二条对看，可见李白“私心慕之”之所慕，乃是云梦之壮丽与相如之夸谈。李客所属意于《子虚赋》者，或亦因此。又联系“其二”所论相如因《子虚赋》得官事，而李客“高卧云林，不求仕禄”，却以巨金供李白游宦干谒（“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则李客令少年李白诵《子虚》，或许有令其以相如此事为楷模之用意在。尽管这是推理悬测，然而“小时”的这一家教使李白对相如心驰神往是可以肯定无疑的。
这些因素使李白对相如的钦慕非同一般，在蜀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出蜀不久，至淮南卧病乡思时则云“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徵君蕤》），至湖北又如上引到云梦实地观察；以后更数十处提到相如。直至晚年流放夜郎赦归后仍云：“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
李白对相如的倾慕肯定还影响到他的言行气质。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举开元八年苏锳见到他时的赞语：“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又独孤及有《送李白之曹南序》云：“昔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可见不仅独孤及而且玄宗亦以李白比作司马相如。同时人的观感较其自述更可真实地见出相如对李白的影响。
然而李白汇合百川、度越古今的性格，使他对司马相如并不停留在倾慕之上。“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之“凌”字尤可注意，这说明早在少年时，他便以这位前辈乡贤作为文学上企望超越的敌手。李白对司马相如这种由钦慕到效学，由效学到立志超越的执著，称之为“相如情结”，当不为过。
二、“凌相如”的实现——《大鹏赋》《大猎赋》与李白的气质
李白“作赋凌相如”的抱负，于其《大鹏》、《大猎》二赋，得到了实践。
《大鹏赋》为李白遇司马承祯而作。初作于开元十三年，时李白二十五岁，即“作赋凌相如”三十年以后。虽然天宝初李白“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而作了修改，但从前题《大鹏与希有鸟赋》与今存改定本的内容仍是希有鸟导引大鹏作周天之游来看，二本基本框架当是一致的。
初看此赋会感到非夷所思，何以比司马承祯为希有鸟？细味之，则可悟这并非是随意摭拾。司马承祯是“终南捷径”成功之典型。他初隐天台，开元九年应召入京，玄宗诏于王屋山置坛以居之。从此以方外之人而为帝师，或者说为陶弘景式的“山中宰相”，出入名山京都之间。希有鸟典出《神异经》，巨大无朋，双翼左覆东王公，右蔽西王母，以之比喻方外帝师，可称是妙合无间。当时李白正出蜀游宦，汲汲于一鸣惊人而为王佐帝师，其对承祯一见倾心，是情理中事。赋之末章写希有鸟导引大鹏同游寥廓而谓：“吾右翼掩乎西极，左翼蔽乎东荒，跨蹑地络，周旋天纲，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我呼尔游，尔同我翔。”虽恍惚其辞，但翼覆王公王母，蹑旋地络天纲——天地之中枢，正是山中宰相以道流而为帝师者的象喻。而李白此赋的作意，也正与其《上韩荆州书》等一样，是干谒以请名公汲引，只是对象有道俗之分，文体有寓言、直叙之别。希有鸟导引大鹏所作的周天之游，已不尽同于庄生之逍遥游，而是通魏阙江海为一体，合儒道（孟庄）精神于一炉的李白个性化的人生道路的神游。
其实李白笔下的风鹏，一贯都已非庄生之原意。《上李邕》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起，结末则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临终歌》可视作李白的绝笔词，起云：“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结句则云“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从李白这两首最有名的大鹏诗可见，李白这只风鹏，原是要孔子赏识，要孔子哀怜的。读《临终歌》总使我联想起《孟子》末篇《尽心》下之末章，时孟子游说失败，闭门授徒多年，在历数道统伤孔子已去后，哀叹“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李白临终之叹与孟子之叹何其相似，足见李白之风鹏实为庄孟精神之抟合，故均于清虚中透现出一种英猛之气。
《古赋辨体》评《大鹏赋》云：
太白盖以鹏自比，而以希有鸟比司马子微。赋家宏衍巨丽之体，楚骚《远游》等作已然，司马班扬犹如此。此显出《庄子》寓言，本自宏阔，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
此条论《大鹏赋》源流，谓导源于楚辞《远游》与司马班扬大赋，此其一；又谓出庄子寓言，而发以“豪气雄文”。所谓“豪气雄文”，已隐隐感觉到李白此赋中有一股不同于辞赋家与庄子之气质。而在了解了《大鹏赋》上述内涵后，则可明白，太白乃以其抟合庄孟之英逸之气（“豪气雄文”正是孟子特点）融入汉代骋辞大赋之体格，因此能汰其繁缛，自成其“宏阔”而俊迈飘逸之体格，从而大有“凌相如”之概。这一点在《大猎赋》中就更成为一种自觉的精神。
《大猎赋》之作年历来有歧见，旧谱依史乘明皇大猎记载，对照赋中所述时令“孟冬十月”，而有开元元年、八年、十年、十三年诸说。詹颋先生《李白诗文系年》据赋中太白自称“臣”，而铺叙有实事可据，疑为天宝初待诏翰林时所献。然于史无征。郁贤皓先生《李白选集》据前引苏锳赞李白语，疑其初稿作于开元八年（文意似同意天宝初改定献玄宗）。今按赋云：“粤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袭气母兮，粲五叶之葳蕤；惟开元之廓海而运斗极兮，总六圣之光熙。”玩文意，“开元”应“粤若皇唐”，“六圣”对“五叶”，又以“总”字勾连上下句，则此“开元”非一般词义（如创始、新岁），而实指玄宗年号“开元”无疑。因此此赋不得迟至天宝年作。李白于开元十二年出蜀，本有如相如子云献赋成名之想，则开元十三年十月明皇大猎，其作赋备献是情理中事，（当然也可能是八年，十年在蜀预作）则“臣”之自称，乃为献成待诏预设地步，初无挂碍。要之《大猎赋》当与《大鹏赋》同时相先后，为研究李白早期创作之重要资料。
《大猎赋》序开宗明义，就摆出一种“凌相如”的气概，序云：
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臣谓语其略，窃或褊其用心。
李白公然诋讦相如“褊其用心”的理由极有意思。他认为“《子虚》所言，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大半，而齐徒吞其八九”，以其褊窄之地行大猎之举，会使“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因此“非诸侯淫述职之义”，至于《上林》所云，更为褊窄，《长杨》、《羽猎》，更是“当时以为穷壮极丽，迨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因此他今番拟献赋于“四海为家，万民为子”的大唐天子，从“义归博远”而言，当然要讽君以仁德，然而这种讽谕，又当在“示物周博”，“殚穷六合”的大气派中展开（以上均见赋序）。于是李白以比相如赋更相如化的巨丽笔触，导引帝王作了一次周天之游式的大猎，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以下主线。
其始，“内以中华为天心，外以穷发为海口。豁咽喉以洞开，吞荒裔而尽取，大章按步以往来，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迹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阴阳之未有”。继而又“斩飞鹏于日域，摧大凤于天墟。龙伯钓其灵鳌，任公获其巨鱼，窃造化之谲诡，何神怪之有余”？而正当“阳乌沮色于朝日，阴兔丧精于明月”，君王“思腾装上猎于太清”之时，却“所恨穹昊于路绝”，于是他“茫然改容，愀然有失，于居安思危，防险戒逸”，“去三面之网，示六合之仁”，更觉悟到应当“张无外以为罝，琢大朴以为杙”，在“顿天网以掩之，猎贤俊以御极”之后，终于如七十二帝行封禅之礼后，君王“于是回霓旌，反銮舆，访广成于至道，问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于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
贯穿于《大猎赋》之大段《上林》、《子虚》式的羽猎场面描写中的这条“示物周博”，“穷殚六合”而“义归博远”的主线，可注意者有三。
其一，其意象，主要脱胎于司马相如《大人赋》与以后阮籍赋体的《大人先生传》。
其二，李白十分一厢情愿地教导君王采取这样一种政治方略，在“猎贤俊以御极”，即孟子所云“使俊杰在位”后，像庄子所述，“访广成”，“问大隗”，最后“使罔象掇玄珠于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这不仅提出了盛唐才俊之士的政治要求，而且是以十分“李白化”的天真幼稚的方式提出的，是“使海县清一，寰区大定”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海”李白式的心想的人生道路的帝王版。与其说这是一种政治方略，勿宁说它是以天真近于赤子的心想，抟合庄逸孟英的李白的纯主观的狂生意气。
其三，这种庄孟式的英逸之气，使《大猎赋》的风格，既与《子虚》、《上林》“首尾布叙，用事遣辞，多相出处”，但同时又“下笔有光焰”。正如《大鹏赋》脱胎于相如的《大人赋》一样，英逸之气汰洗了《子虚》、《上林》赋的过于繁丽、滞重，而显得气机流畅，俊逸超迈。
要之，大抵同作于李白二十五岁时的《大鹏》、《大猎》二赋，是李白摹相如而“凌”之的创作实践。它们反映了李白“风鹏”而“帝王师”的幼稚天真的人生理想。这理想虽经不起颠扑，但理想之中所蕴含的庄之逸气、孟之英气，却融铄于李白的气质个性之中而混然一体，成为一种发挥最充分的“英特越逸”之气。临楮结构，自然地渗入其赋作之中，遂成“宏阔”而“超迈俊逸”之新格局。
至此可以对前引《古赋辨体》论《大鹏赋》之源于《远游》，沿扬马而“去骚近矣”的评述作一解诂了。
客观地讲，难以说李白习骚一定在习赋之后，然而从前述论李白相如情结的资料来看，早年李白对相如赋的习学与钦羡远甚楚骚，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许因为以少年李白的心态而言，于伟丽热烈的相如赋，更为相惬，而楚辞之牢愁哀伤，则不免隔膜。《大鹏赋》虽有《远游》的影子，但是不仅摛文铺彩、巨丽夸谈的体格为汉赋体无疑，其踔厉英发的气概亦是相如式的而非屈子式的。源《远游》沿扬马，应倒过来看，盖赋从辞出，益以繁丽，李白既以庄孟英逸之气参融汉赋，则必然表现出上窥楚辞的倾向。而“去骚近矣”如就《大鹏赋》体格而言未得其谛，但如从趋势理解则可以成立。本来，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学楚辞，由氛围而言，同于《庄子》，而就精神来看，与孟子同为儒家在战国时代的代表。因此李白以庄孟之气参融汉赋的祁向，随着人生的挫跌，必然越来越由重赋而向重辞发展。然而由早年的相如情结所产生的对汉赋艺术精神艺术手法的汲取是不会磨灭的。李白一切近骚的作品都熔融着汉赋技法与气体的因素。只举骚，不及赋，是难以真正体味李白诗的，下节请言其大端。
三、相如情结对李白诗风的影响
这一论题，不是企图证明李白诗歌往往拟学相如赋，而是说相如情结及因此而来的对相如赋的拟学，是作为一种阅历，一种修养而熔铄于李白的才性之中，从而影响到李白的气质，审美习惯与创作个性，所谓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表现。
相如情结给予李白最根本的影响是相如及其赋作那种宏丽而张大的气势。李白的禀赋，以及作为他气质主体的庄孟英逸之气，乃至他自小的纵横家、“豪友”习染，本来都倾向于一种恢宏的大美，而相如情结又反过来加重了他的这种倾向，成为他塑成新时代的大人先生的自我形象的一种重要因素。从而使对恢宏博远的追求与日本松浦友久先生指出的“对明亮光辉事物的憧憬”（《李白诗歌中的谢朓形象·李白诗歌的感觉基调》），成为李白诗作中交响混融的主旋律。作为李白诗中基本特色的夸饰、夸谈尤其与相如情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种夸张性的大美，在李白诗歌的架构或说布局上有充分表现。前引“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相当明显地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尤其是七古中。其早作《登峨嵋山》云：“周流试登览”，说明“苞括宇宙”成为他的创作定势。因此由古及今，上下四方式的铺陈，成为李白长诗的一种基本格局，名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甚至五古《登太山》六首，都属此类。而如《行路难》之二、之三，《梁甫吟》、《鞠歌行》、《寒夜独酌寄王十二有怀》等排比古人，又分明是“总揽人物”的诗歌应用。应当指出，“周流试登览”的写法，在大谢诗中已屡有表现，后世也代有作者。这是玄言、游仙诗俯仰宇宙的哲理构架的诗化，而俯仰宇宙的源头，其实还是汉魏以来的辞赋，尤其是有幽玄意味的辞赋“苞括宇宙”格局的衍化。李白诗当然也受到他所仰慕的大谢影响，但不同于大谢者，是这类诗中他很少用谢客式的精细刻画，而多用赋化的铺张。文学影响总是综合性的，至少可以说，李白诗的这种架构是受以上两方面影响的，但得力于汉赋处更甚于得力于大谢者。这也可从他的诗歌节律中体味。
李白的诗歌节律尤其是五七言长篇给人的感觉是似层涛滚雷，急骤汹涌而烟云缭绕。从气质上看正是孟子之雄杰英气，与庄子之清虚逸气之抟合；而从句法来看，他经常用我称为“少句多管铺排”的笔法来写七古，甚至五古，往往二句一管，连续铺排，层出迭现；甚至同一意思，也连用数管铺排而下，必穷情极致而后快。这种句法多与其倾向于“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架构相配合，遂成铺张扬厉中见飞动俊迈之致的风格。这种句法形式又正是相如赋的句法特点。不仅与大谢不侔，也与楚辞不同。李白诗虽然多写骚怨，但除个别拟骚者外，读来绝不似楚辞之音声曼长，回肠荡气，而多为上述层涛滚雷之势。这除了气质之英逸发露外，多因为适于表达此种气质的赋化的“少句多管铺排”法所致。
英特越逸之气，层涛滚雷之势，自然又不宜用大谢式的深入体察的诗歌意象，而宜用印象式想象式的虚拟渲染，在这方面骚、赋同给李白以重大影响，然而其中夸饰以至夸谈的成分，又分明多得力于相如等的骋辞大赋。
相如情结之于李白诗的影响还可举出很多，以上仅为其大端。又应当指出二事。其一，李白于相如赋，并非兼收并蓄，而是如他对一切人物事物一样，裁以我心而变化创新。相如赋之过于繁缛，逞才炫博，常用奇字（扬雄更甚）固非李白性之所宜，而予汰洗；而一切有承于相如者，虽间有借取，然就总体而言是“师其意不师其言”。其二，文各有体，诗赋体势有别，李白诗的本质是性格的诗，尤重强烈主观意气的抒达，无论于赋法借鉴多少，入于诗，在他都是如盐着水。能将重于体物铺陈有“劝百讽一”之讥的相如赋法，转化为自己抒达超乎常人的主体精神的诗法，这便是诗国海涵地负的大人先生李白的一种度越一切前人的奇气与胜境。
作者介绍：赵昌平：1945年生。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著有《赵昌平自选集》等。
作者：赵昌平
文学遗产 2000年03期
在《李白新探之一——李白的个性及其历史文化内含》中，笔者着重分析了主导李白诗歌创作一生的重要因素——李白的性格及其成因。概言之，从庄子、孟子起中国士人形成了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夸张性认定，与对主体精神的极度张扬，因而高度的自尊自信与深重的自伤自哀正反相成的历史性格，盛唐之世才士的时代精神“英特越逸之气”（玄宗语），正是孟子“王者师”之英气与庄子“风鹏”之逸气的延续、抟合与弘扬。而李白因其禀赋、出生与生长环境、“豪友”（时人语）性质的富商出身、习学等个性因素，又扬弃了阮籍“大人先生”之内含，将盛唐英特越逸之气的正面（进取自信）与负面（思想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轻躁），发挥到了极至，融和为一体，遂形成其企望轹越古今，包荒宇宙，极端张扬主体精神的天真而又夸谈的性格特征，“黄河落天东走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是其自我写照；而“倚剑天外，挂弓扶桑”，一鸣惊人，成王佐之业，然后湖海泛舟而去，是其心想的却执拗地贯彻终始的人生道路。这样李白就完成了自己新时代“大人先生”形象的自我塑造。
《文心雕龙·体性篇》云：“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可见性统才气学习四事。个性与学习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个性使人趋向学习什么，并熔融学习所得；反过来，学习所得，又凝聚于个性之中并渐次地影响着个性的发展。而“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文心雕龙·体性》），人的初学经历，更有着影响一生的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李白的始学情况，便顺理顺章地成为继其个性研究后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就过去甚少注意然而却对李白一生足具影响的李白与司马相如的关系作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李白的“相如情结”及其时代与心理机制
在李白的文学传承上，研究者历来强调楚骚的影响，所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河岳英灵集》），这无疑是不错的；然而探本溯源，早年李白对赋学，尤其是对司马相如赋的关注，远较骚学为甚。早年的这种习染，使李白心中形成一种“相如情结”。李白的习学，就辞赋一系而言，实经过由赋窥骚的过程。
赋学对初唐以及盛唐前期诗的影响，在唐诗史上，其实是一个有时代意义的现象。首先可注意的是，初唐才大气雄、卓有成就的诗人，多数同时是辞赋名家。初唐四杰便是显例。不仅如此，梁陈至初唐，诗赋更处于交互影响的状态中，主于敷陈、篇制宏丽的初唐骈俪体歌行的确立，便直接受到骈赋的重大影响。这是因为张扬新朝的威仪盛德，抒达新兴才士的宏大胸襟，都需要一种壮大的诗体，而汉魏以至梁陈的乐府歌行篇制均嫌窄小，可取资的相邻文体只有楚骚与赋两者。然骚体在六朝已不绝如缕，更无与当时诗体融洽的成功经验。歌与赋在六朝一直并行共荣，往往一人而兼擅之，而以骈赋表达蓬勃激情、宏阔场面的已有从鲍照《芜城赋》至庾信《哀江南赋》等优秀典范，加以当时的艺术思潮普遍认为，情意之表达当由体物之真切来体现，因此以骈赋特点融入七古既是势之必然，而在兼擅诗赋的四杰他们，更是驾轻就熟。因此李白之初学重赋而甚于骚，首先是一种时代性的现象。
然而，李白之于赋学又有其自身特点。考初盛唐赋史，当时唐人赋主要承六朝赋走向，除颂德者外，主要为体物、节侯等抒情小赋，至四杰前后，有篇制加大之趋势，抒情赋如王勃《春赋》、《滕王阁赋》、骆宾王《荡子从军赋》，颂德赋如杨炯《浑天赋》、王勃赋体的《九成宫颂》等，均为长篇，但设色遣辞，步骤章法，音节体气，都是六朝赋之张大，而未有效学西汉骋辞大赋者。然而李白却不尽相同。王琦引《古赋辨体》评李白《大猎赋》云：
《大猎赋》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用事遣词，多相出入。
又云：
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赋，差强人意，但俳之蔓虽除，律之根故在，虽下笔有光焰，时作奇语，只是六朝赋尔。
此二评前条论其祖述根蒂，后条论其体气音节。合而观之，可知太白赋虽有承时代风气之一面（集中亦尚存抒情小赋数则），但其规制架构却以相如赋为祁向，从而体现了上承六朝赋而向汉代骋辞大赋回归之努力。
太白的这种赋学倾向是极富独特性的。
抟合“王者师”与“风鹏”、庄之“逸”与孟之“英”，极端张扬主体精神，又兼习纵横家、游侠习气的李白，就气质上言，本就不满足于六朝赋褊促的格局，而趋向于汉代大赋体格。刘歆论汉赋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卷二）章学诚又云：“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才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聚之义也。”（《校雠通义》卷二）可见汉赋体格综合先秦诸家，而以总括三才，巨丽恢宏，骋辞夸谈为主要特点。其为李白尤所欣赏，本为情理之中事。而李白所居之蜀中，文学传统与中原又有所异同，就赋学而言，尤多汉赋大家。性之所近，加以耳染目濡，使他早年就在心田深处种下了对前辈乡贤扬雄尤其是司马相如的钦仰。李白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前辈诗人是二谢，而赋家则为相如。按扬马虽后先并称，风格有相通处，但扬雄赋更重思理字学，且多愁苦之言；相如赋则更重气度夸饰，尤具凭虚之致。故李白杜甫虽扬马并推，而在杜甫更崇扬雄（“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而李白则更近相如（详下），亦性之所近使然。
李白推崇相如从心理机制看，除上述相如赋的风格因素外，更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恋爱故事富于传奇色彩，这对于风流逸宕的李白自然有相当的吸引力，其少作今存拟乐府《白头吟》，将古辞演为三十二句的长诗，绮丽缠绵，足见心向。
其二，司马相如因杨得意荐《子虚赋》为汉武激赏，又是一则富于传奇性的故事。虽然此事为唐人用为常典，但于李白有不同一般的意义。李白出山不久，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所规划并终身奉行的一鸣惊人的入仕设想，就与相如此故事精神相通；后来在开元十三年因明皇郊猎而作《羽猎赋》，更为相如故事的身体力行。可见李白对此事的神往。
其三，家教的因素。“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侄耑游庐山序》）。此事久为学界所提及，然对其潜在的意义却未有充分认识。对于一个学童，特意以《子虚赋》课之，李客之用意何在？或说李客崇道家，则既未有确证，又相如赋之涉仙道之事使武帝有凭虚之感者为后来所作的《大人赋》，而《子虚赋》初非道家之言。故此说难以成立。按李白此文“私心慕之”后云：“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又李白《上韩荆州书》云：“乃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北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梦有七泽，遂来观矣。”二条对看，可见李白“私心慕之”之所慕，乃是云梦之壮丽与相如之夸谈。李客所属意于《子虚赋》者，或亦因此。又联系“其二”所论相如因《子虚赋》得官事，而李客“高卧云林，不求仕禄”，却以巨金供李白游宦干谒（“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则李客令少年李白诵《子虚》，或许有令其以相如此事为楷模之用意在。尽管这是推理悬测，然而“小时”的这一家教使李白对相如心驰神往是可以肯定无疑的。
这些因素使李白对相如的钦慕非同一般，在蜀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出蜀不久，至淮南卧病乡思时则云“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徵君蕤》），至湖北又如上引到云梦实地观察；以后更数十处提到相如。直至晚年流放夜郎赦归后仍云：“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
李白对相如的倾慕肯定还影响到他的言行气质。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举开元八年苏锳见到他时的赞语：“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又独孤及有《送李白之曹南序》云：“昔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可见不仅独孤及而且玄宗亦以李白比作司马相如。同时人的观感较其自述更可真实地见出相如对李白的影响。
然而李白汇合百川、度越古今的性格，使他对司马相如并不停留在倾慕之上。“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之“凌”字尤可注意，这说明早在少年时，他便以这位前辈乡贤作为文学上企望超越的敌手。李白对司马相如这种由钦慕到效学，由效学到立志超越的执著，称之为“相如情结”，当不为过。
二、“凌相如”的实现——《大鹏赋》《大猎赋》与李白的气质
李白“作赋凌相如”的抱负，于其《大鹏》、《大猎》二赋，得到了实践。
《大鹏赋》为李白遇司马承祯而作。初作于开元十三年，时李白二十五岁，即“作赋凌相如”三十年以后。虽然天宝初李白“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而作了修改，但从前题《大鹏与希有鸟赋》与今存改定本的内容仍是希有鸟导引大鹏作周天之游来看，二本基本框架当是一致的。
初看此赋会感到非夷所思，何以比司马承祯为希有鸟？细味之，则可悟这并非是随意摭拾。司马承祯是“终南捷径”成功之典型。他初隐天台，开元九年应召入京，玄宗诏于王屋山置坛以居之。从此以方外之人而为帝师，或者说为陶弘景式的“山中宰相”，出入名山京都之间。希有鸟典出《神异经》，巨大无朋，双翼左覆东王公，右蔽西王母，以之比喻方外帝师，可称是妙合无间。当时李白正出蜀游宦，汲汲于一鸣惊人而为王佐帝师，其对承祯一见倾心，是情理中事。赋之末章写希有鸟导引大鹏同游寥廓而谓：“吾右翼掩乎西极，左翼蔽乎东荒，跨蹑地络，周旋天纲，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我呼尔游，尔同我翔。”虽恍惚其辞，但翼覆王公王母，蹑旋地络天纲——天地之中枢，正是山中宰相以道流而为帝师者的象喻。而李白此赋的作意，也正与其《上韩荆州书》等一样，是干谒以请名公汲引，只是对象有道俗之分，文体有寓言、直叙之别。希有鸟导引大鹏所作的周天之游，已不尽同于庄生之逍遥游，而是通魏阙江海为一体，合儒道（孟庄）精神于一炉的李白个性化的人生道路的神游。
其实李白笔下的风鹏，一贯都已非庄生之原意。《上李邕》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起，结末则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临终歌》可视作李白的绝笔词，起云：“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结句则云“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从李白这两首最有名的大鹏诗可见，李白这只风鹏，原是要孔子赏识，要孔子哀怜的。读《临终歌》总使我联想起《孟子》末篇《尽心》下之末章，时孟子游说失败，闭门授徒多年，在历数道统伤孔子已去后，哀叹“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李白临终之叹与孟子之叹何其相似，足见李白之风鹏实为庄孟精神之抟合，故均于清虚中透现出一种英猛之气。
《古赋辨体》评《大鹏赋》云：
太白盖以鹏自比，而以希有鸟比司马子微。赋家宏衍巨丽之体，楚骚《远游》等作已然，司马班扬犹如此。此显出《庄子》寓言，本自宏阔，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
此条论《大鹏赋》源流，谓导源于楚辞《远游》与司马班扬大赋，此其一；又谓出庄子寓言，而发以“豪气雄文”。所谓“豪气雄文”，已隐隐感觉到李白此赋中有一股不同于辞赋家与庄子之气质。而在了解了《大鹏赋》上述内涵后，则可明白，太白乃以其抟合庄孟之英逸之气（“豪气雄文”正是孟子特点）融入汉代骋辞大赋之体格，因此能汰其繁缛，自成其“宏阔”而俊迈飘逸之体格，从而大有“凌相如”之概。这一点在《大猎赋》中就更成为一种自觉的精神。
《大猎赋》之作年历来有歧见，旧谱依史乘明皇大猎记载，对照赋中所述时令“孟冬十月”，而有开元元年、八年、十年、十三年诸说。詹颋先生《李白诗文系年》据赋中太白自称“臣”，而铺叙有实事可据，疑为天宝初待诏翰林时所献。然于史无征。郁贤皓先生《李白选集》据前引苏锳赞李白语，疑其初稿作于开元八年（文意似同意天宝初改定献玄宗）。今按赋云：“粤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袭气母兮，粲五叶之葳蕤；惟开元之廓海而运斗极兮，总六圣之光熙。”玩文意，“开元”应“粤若皇唐”，“六圣”对“五叶”，又以“总”字勾连上下句，则此“开元”非一般词义（如创始、新岁），而实指玄宗年号“开元”无疑。因此此赋不得迟至天宝年作。李白于开元十二年出蜀，本有如相如子云献赋成名之想，则开元十三年十月明皇大猎，其作赋备献是情理中事，（当然也可能是八年，十年在蜀预作）则“臣”之自称，乃为献成待诏预设地步，初无挂碍。要之《大猎赋》当与《大鹏赋》同时相先后，为研究李白早期创作之重要资料。
《大猎赋》序开宗明义，就摆出一种“凌相如”的气概，序云：
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臣谓语其略，窃或褊其用心。
李白公然诋讦相如“褊其用心”的理由极有意思。他认为“《子虚》所言，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大半，而齐徒吞其八九”，以其褊窄之地行大猎之举，会使“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因此“非诸侯淫述职之义”，至于《上林》所云，更为褊窄，《长杨》、《羽猎》，更是“当时以为穷壮极丽，迨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因此他今番拟献赋于“四海为家，万民为子”的大唐天子，从“义归博远”而言，当然要讽君以仁德，然而这种讽谕，又当在“示物周博”，“殚穷六合”的大气派中展开（以上均见赋序）。于是李白以比相如赋更相如化的巨丽笔触，导引帝王作了一次周天之游式的大猎，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以下主线。
其始，“内以中华为天心，外以穷发为海口。豁咽喉以洞开，吞荒裔而尽取，大章按步以往来，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迹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阴阳之未有”。继而又“斩飞鹏于日域，摧大凤于天墟。龙伯钓其灵鳌，任公获其巨鱼，窃造化之谲诡，何神怪之有余”？而正当“阳乌沮色于朝日，阴兔丧精于明月”，君王“思腾装上猎于太清”之时，却“所恨穹昊于路绝”，于是他“茫然改容，愀然有失，于居安思危，防险戒逸”，“去三面之网，示六合之仁”，更觉悟到应当“张无外以为罝，琢大朴以为杙”，在“顿天网以掩之，猎贤俊以御极”之后，终于如七十二帝行封禅之礼后，君王“于是回霓旌，反銮舆，访广成于至道，问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于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
贯穿于《大猎赋》之大段《上林》、《子虚》式的羽猎场面描写中的这条“示物周博”，“穷殚六合”而“义归博远”的主线，可注意者有三。
其一，其意象，主要脱胎于司马相如《大人赋》与以后阮籍赋体的《大人先生传》。
其二，李白十分一厢情愿地教导君王采取这样一种政治方略，在“猎贤俊以御极”，即孟子所云“使俊杰在位”后，像庄子所述，“访广成”，“问大隗”，最后“使罔象掇玄珠于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这不仅提出了盛唐才俊之士的政治要求，而且是以十分“李白化”的天真幼稚的方式提出的，是“使海县清一，寰区大定”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海”李白式的心想的人生道路的帝王版。与其说这是一种政治方略，勿宁说它是以天真近于赤子的心想，抟合庄逸孟英的李白的纯主观的狂生意气。
其三，这种庄孟式的英逸之气，使《大猎赋》的风格，既与《子虚》、《上林》“首尾布叙，用事遣辞，多相出处”，但同时又“下笔有光焰”。正如《大鹏赋》脱胎于相如的《大人赋》一样，英逸之气汰洗了《子虚》、《上林》赋的过于繁丽、滞重，而显得气机流畅，俊逸超迈。
要之，大抵同作于李白二十五岁时的《大鹏》、《大猎》二赋，是李白摹相如而“凌”之的创作实践。它们反映了李白“风鹏”而“帝王师”的幼稚天真的人生理想。这理想虽经不起颠扑，但理想之中所蕴含的庄之逸气、孟之英气，却融铄于李白的气质个性之中而混然一体，成为一种发挥最充分的“英特越逸”之气。临楮结构，自然地渗入其赋作之中，遂成“宏阔”而“超迈俊逸”之新格局。
至此可以对前引《古赋辨体》论《大鹏赋》之源于《远游》，沿扬马而“去骚近矣”的评述作一解诂了。
客观地讲，难以说李白习骚一定在习赋之后，然而从前述论李白相如情结的资料来看，早年李白对相如赋的习学与钦羡远甚楚骚，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许因为以少年李白的心态而言，于伟丽热烈的相如赋，更为相惬，而楚辞之牢愁哀伤，则不免隔膜。《大鹏赋》虽有《远游》的影子，但是不仅摛文铺彩、巨丽夸谈的体格为汉赋体无疑，其踔厉英发的气概亦是相如式的而非屈子式的。源《远游》沿扬马，应倒过来看，盖赋从辞出，益以繁丽，李白既以庄孟英逸之气参融汉赋，则必然表现出上窥楚辞的倾向。而“去骚近矣”如就《大鹏赋》体格而言未得其谛，但如从趋势理解则可以成立。本来，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学楚辞，由氛围而言，同于《庄子》，而就精神来看，与孟子同为儒家在战国时代的代表。因此李白以庄孟之气参融汉赋的祁向，随着人生的挫跌，必然越来越由重赋而向重辞发展。然而由早年的相如情结所产生的对汉赋艺术精神艺术手法的汲取是不会磨灭的。李白一切近骚的作品都熔融着汉赋技法与气体的因素。只举骚，不及赋，是难以真正体味李白诗的，下节请言其大端。
三、相如情结对李白诗风的影响
这一论题，不是企图证明李白诗歌往往拟学相如赋，而是说相如情结及因此而来的对相如赋的拟学，是作为一种阅历，一种修养而熔铄于李白的才性之中，从而影响到李白的气质，审美习惯与创作个性，所谓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表现。
相如情结给予李白最根本的影响是相如及其赋作那种宏丽而张大的气势。李白的禀赋，以及作为他气质主体的庄孟英逸之气，乃至他自小的纵横家、“豪友”习染，本来都倾向于一种恢宏的大美，而相如情结又反过来加重了他的这种倾向，成为他塑成新时代的大人先生的自我形象的一种重要因素。从而使对恢宏博远的追求与日本松浦友久先生指出的“对明亮光辉事物的憧憬”（《李白诗歌中的谢朓形象·李白诗歌的感觉基调》），成为李白诗作中交响混融的主旋律。作为李白诗中基本特色的夸饰、夸谈尤其与相如情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种夸张性的大美，在李白诗歌的架构或说布局上有充分表现。前引“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相当明显地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尤其是七古中。其早作《登峨嵋山》云：“周流试登览”，说明“苞括宇宙”成为他的创作定势。因此由古及今，上下四方式的铺陈，成为李白长诗的一种基本格局，名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甚至五古《登太山》六首，都属此类。而如《行路难》之二、之三，《梁甫吟》、《鞠歌行》、《寒夜独酌寄王十二有怀》等排比古人，又分明是“总揽人物”的诗歌应用。应当指出，“周流试登览”的写法，在大谢诗中已屡有表现，后世也代有作者。这是玄言、游仙诗俯仰宇宙的哲理构架的诗化，而俯仰宇宙的源头，其实还是汉魏以来的辞赋，尤其是有幽玄意味的辞赋“苞括宇宙”格局的衍化。李白诗当然也受到他所仰慕的大谢影响，但不同于大谢者，是这类诗中他很少用谢客式的精细刻画，而多用赋化的铺张。文学影响总是综合性的，至少可以说，李白诗的这种架构是受以上两方面影响的，但得力于汉赋处更甚于得力于大谢者。这也可从他的诗歌节律中体味。
李白的诗歌节律尤其是五七言长篇给人的感觉是似层涛滚雷，急骤汹涌而烟云缭绕。从气质上看正是孟子之雄杰英气，与庄子之清虚逸气之抟合；而从句法来看，他经常用我称为“少句多管铺排”的笔法来写七古，甚至五古，往往二句一管，连续铺排，层出迭现；甚至同一意思，也连用数管铺排而下，必穷情极致而后快。这种句法多与其倾向于“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架构相配合，遂成铺张扬厉中见飞动俊迈之致的风格。这种句法形式又正是相如赋的句法特点。不仅与大谢不侔，也与楚辞不同。李白诗虽然多写骚怨，但除个别拟骚者外，读来绝不似楚辞之音声曼长，回肠荡气，而多为上述层涛滚雷之势。这除了气质之英逸发露外，多因为适于表达此种气质的赋化的“少句多管铺排”法所致。
英特越逸之气，层涛滚雷之势，自然又不宜用大谢式的深入体察的诗歌意象，而宜用印象式想象式的虚拟渲染，在这方面骚、赋同给李白以重大影响，然而其中夸饰以至夸谈的成分，又分明多得力于相如等的骋辞大赋。
相如情结之于李白诗的影响还可举出很多，以上仅为其大端。又应当指出二事。其一，李白于相如赋，并非兼收并蓄，而是如他对一切人物事物一样，裁以我心而变化创新。相如赋之过于繁缛，逞才炫博，常用奇字（扬雄更甚）固非李白性之所宜，而予汰洗；而一切有承于相如者，虽间有借取，然就总体而言是“师其意不师其言”。其二，文各有体，诗赋体势有别，李白诗的本质是性格的诗，尤重强烈主观意气的抒达，无论于赋法借鉴多少，入于诗，在他都是如盐着水。能将重于体物铺陈有“劝百讽一”之讥的相如赋法，转化为自己抒达超乎常人的主体精神的诗法，这便是诗国海涵地负的大人先生李白的一种度越一切前人的奇气与胜境。
作者介绍：赵昌平：1945年生。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著有《赵昌平自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