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方式简析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必然性
摘要: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维持虽长达十年之久，但在抗战结束后最终走向破灭。本文试图从国共第二次合作采取的“党外合作”方式简析出原因，揭示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自有其必然性。
关键词：国共第二次合作 破裂 合作方式 必然性
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7年正式形成到1947年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前后经历了10个春秋。正是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出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坚持和发展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了民族危亡，取得了1945年的抗战胜利。但是，其后仅一年时间，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就彻底破裂，演变成了全国内战的局面，其原因何在？
回顾历史，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而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提供了契机。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先后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共的号召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与国共第一次合作不同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采取的是“党外合作”，没有固定的形式组织，也没有两党公认的具体纲领，这为两党的独立行动和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但同时，它也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深刻矛盾，既是前线的团结抗日也是后方的相互较量。也正是这种合作方式，让我们能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原因可见一斑。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何国共合作要采取这种方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封建军阀割据，阶级矛盾尖锐。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正处于蓬勃发展中，
相对的，中共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而中共领导人也多是温和派，为国共的合作建立作出了最大的让步（在三年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没有军队，没有领导权）。两党的共同目的是达到军阀，建立民主政治，可以说这是发生在中国内部的一次抗战。但军阀对于中共的威胁远大于国民党，所以中共对讨伐军阀的迫切也远胜于国民党，最终决定“党内合作”也无可厚非。
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已容不下中国执政党的存在，这对中共和国民党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早在中共成立之始，日本对中共的态度就是“围剿”，这一点上国民党可以算作与日本有共同利益的，这时日本和国民党还处于“共存”阶段。而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的全面侵华策略对国民党的统治中心直接产生了威胁，而全民抗日的愿望在中国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再加上“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为首的军阀所表示的强硬态度，都迫使蒋介石作出“联共抗日”的抉择。但此时红军已经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中共的军事和阶级基础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对中共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的坚持，使蒋介石“溶共、限共、反共”的阴谋破灭。民族危机使国共站在了一起，而数十年的争斗及党内顽固派的反对又使两党之间嫌隙不断，加之中共又有了与国民党“叫板”的实力，这种情况下，“党外合作”的方式无疑是最正确的决定。
而这种合作方式又体现了些什么呢？诚如我们所知，第二次国共合作使两个敌对阶级和政党之间的合作，虽然这次的合作是中国民众和国外势力共同作用，乐见其成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否认国共此次的合作基础也仅是“抗日”这一共同目标。而不管是对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有不容对方、相互敌视的倾向。
我们先来看国民党。抗战前夕，中国主要存在三种势力：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国民党中，由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组成的中间势力，和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派国民党、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组成的顽固势力为主。而其中顽固势力又占据了国民政府的主导权。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
在他们看来，中共始终都是敌人。即使现在统一了战线，仍不能任其发展壮大。所以他们随时对中共的领导权虎视眈眈，企图如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为他们争取到最大权益，并在适当的时候对其给与致命打击。但此时中共的强硬态度，和“西安事变”对其的重大打击，让他们的阴谋破灭，迫于国内外压力，他们暂时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但反共浪潮却只增不减。这次合作国民党本就处于被动局面，合作本就不是他们自愿，正如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所说的：“国民党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就不是那么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参加第二次合作的，它从来也没诚心诚意地接受合作。”所以即使是在“党外合作”的方式下，“一党训政”仍是其主要坚持的原则，这反映了他们对领导权的毫不相让。而抗战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及口号，显然不可能为顽固势力所接受。这种情况下，最终的破裂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时期的共产党，较之国民党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更能代表中国群众的利益，对于抗日也更为坚定，所以才会坚持不懈的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争取国共的合作。但此时的共产党已俨然是一方势力，相比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政策已转变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除了广泛的农名和工人群众等进步势力，工商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中间势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政治上日益向中共靠拢。这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帮助，壮大后的中共已有了与国民党谈判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也坚守着自己的原则，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求同存异、既独立又统一、既联合又斗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这四项基本原则都体现着中共对党内主权的坚持，对党的行动独立性的坚持。中共领导对国民党的清楚认识，使中共虽然主动拉取国民党与其组成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内顽固势力的抵抗却毫不放松。虽然抗战后中共多次提出希望组建联合政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但是由国共合作中，采取的是“党外合作”方式来看，中共不可能满足国民党的无理要求，那么就应该早已做好了与国民党斗争到底，甚至武装作战的准备。“党外合作”也是中共为了自身发展，有与其抗争之力，
并最终脱离国民党限的最有利方式。显然，中共领导人也对顽固势力有了清晰认识，意识到了国共最终走向对立的最大可能性。
由此看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最后的合作破裂和内战爆发有了一定的预见性，所以才有了“党外合作”这样的方式。而从“党外合作”这样的方式我们也能看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必然性，即国共两党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两党领导人也对两党最终的战斗有了一定预见，“党外合作”即是最好的佐证。在这样的情势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从合作方式简析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必然性
摘要: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维持虽长达十年之久，但在抗战结束后最终走向破灭。本文试图从国共第二次合作采取的“党外合作”方式简析出原因，揭示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自有其必然性。
关键词：国共第二次合作 破裂 合作方式 必然性
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7年正式形成到1947年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前后经历了10个春秋。正是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出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坚持和发展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了民族危亡，取得了1945年的抗战胜利。但是，其后仅一年时间，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就彻底破裂，演变成了全国内战的局面，其原因何在？
回顾历史，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而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提供了契机。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先后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共的号召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与国共第一次合作不同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采取的是“党外合作”，没有固定的形式组织，也没有两党公认的具体纲领，这为两党的独立行动和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但同时，它也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深刻矛盾，既是前线的团结抗日也是后方的相互较量。也正是这种合作方式，让我们能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原因可见一斑。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何国共合作要采取这种方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封建军阀割据，阶级矛盾尖锐。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正处于蓬勃发展中，
相对的，中共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而中共领导人也多是温和派，为国共的合作建立作出了最大的让步（在三年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没有军队，没有领导权）。两党的共同目的是达到军阀，建立民主政治，可以说这是发生在中国内部的一次抗战。但军阀对于中共的威胁远大于国民党，所以中共对讨伐军阀的迫切也远胜于国民党，最终决定“党内合作”也无可厚非。
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已容不下中国执政党的存在，这对中共和国民党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早在中共成立之始，日本对中共的态度就是“围剿”，这一点上国民党可以算作与日本有共同利益的，这时日本和国民党还处于“共存”阶段。而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的全面侵华策略对国民党的统治中心直接产生了威胁，而全民抗日的愿望在中国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再加上“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为首的军阀所表示的强硬态度，都迫使蒋介石作出“联共抗日”的抉择。但此时红军已经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中共的军事和阶级基础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对中共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的坚持，使蒋介石“溶共、限共、反共”的阴谋破灭。民族危机使国共站在了一起，而数十年的争斗及党内顽固派的反对又使两党之间嫌隙不断，加之中共又有了与国民党“叫板”的实力，这种情况下，“党外合作”的方式无疑是最正确的决定。
而这种合作方式又体现了些什么呢？诚如我们所知，第二次国共合作使两个敌对阶级和政党之间的合作，虽然这次的合作是中国民众和国外势力共同作用，乐见其成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否认国共此次的合作基础也仅是“抗日”这一共同目标。而不管是对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有不容对方、相互敌视的倾向。
我们先来看国民党。抗战前夕，中国主要存在三种势力：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国民党中，由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组成的中间势力，和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派国民党、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组成的顽固势力为主。而其中顽固势力又占据了国民政府的主导权。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
在他们看来，中共始终都是敌人。即使现在统一了战线，仍不能任其发展壮大。所以他们随时对中共的领导权虎视眈眈，企图如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为他们争取到最大权益，并在适当的时候对其给与致命打击。但此时中共的强硬态度，和“西安事变”对其的重大打击，让他们的阴谋破灭，迫于国内外压力，他们暂时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但反共浪潮却只增不减。这次合作国民党本就处于被动局面，合作本就不是他们自愿，正如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所说的：“国民党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就不是那么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参加第二次合作的，它从来也没诚心诚意地接受合作。”所以即使是在“党外合作”的方式下，“一党训政”仍是其主要坚持的原则，这反映了他们对领导权的毫不相让。而抗战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及口号，显然不可能为顽固势力所接受。这种情况下，最终的破裂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时期的共产党，较之国民党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更能代表中国群众的利益，对于抗日也更为坚定，所以才会坚持不懈的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争取国共的合作。但此时的共产党已俨然是一方势力，相比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政策已转变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除了广泛的农名和工人群众等进步势力，工商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中间势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政治上日益向中共靠拢。这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帮助，壮大后的中共已有了与国民党谈判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也坚守着自己的原则，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求同存异、既独立又统一、既联合又斗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这四项基本原则都体现着中共对党内主权的坚持，对党的行动独立性的坚持。中共领导对国民党的清楚认识，使中共虽然主动拉取国民党与其组成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内顽固势力的抵抗却毫不放松。虽然抗战后中共多次提出希望组建联合政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但是由国共合作中，采取的是“党外合作”方式来看，中共不可能满足国民党的无理要求，那么就应该早已做好了与国民党斗争到底，甚至武装作战的准备。“党外合作”也是中共为了自身发展，有与其抗争之力，
并最终脱离国民党限的最有利方式。显然，中共领导人也对顽固势力有了清晰认识，意识到了国共最终走向对立的最大可能性。
由此看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最后的合作破裂和内战爆发有了一定的预见性，所以才有了“党外合作”这样的方式。而从“党外合作”这样的方式我们也能看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必然性，即国共两党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两党领导人也对两党最终的战斗有了一定预见，“党外合作”即是最好的佐证。在这样的情势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就是必然的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