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是国之根本，而“教化”才是教育的目的。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孔子和柏拉图面对时代的困境都认为是统治者的“失教”造成的，要摆脱人们的普遍失德必须从教化开始。两位哲人在各自的哲学基础上分别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理论，即便从今日来看依旧有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关键词：教化;至善;大同
同处轴心时代的孔子与柏拉图面对时代的困境都认为其原因是人们的普遍失德，这种失德的根源就在于统治者的“失教”，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的滑坡都是失教的结果。这里的失教并不仅仅是指教育功能的缺失，而是指教育方式、内涵及环境的衰败。因此在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教化，教化程度的深浅与优劣则成为国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只有社会民众在被充分的教养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众或公民，社会或城邦的“仁”或“善”的理念才可能出现，这也是孔子和柏拉图教化思路的共同之处。孔子的哲学理念主要体现在“仁”，而柏拉图的哲学内核则是“理念”，他们是在各自的哲学思想上来分别构建自己的教育思想的。
孔子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大同”的社会，其“大同”思想源自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1]其政治哲学现实的原型就是周朝早期时代的政治，而他心中的“贤人”的原型就是周公。而柏拉图则是要建立一个“理想国”的城邦，而“理想国”的现实原型则是斯巴达，吕库古就是他心中“哲人王”立法者。不论是“大同”社会还是“理想国”，这样趋近于理想状态的国度其标志之一就是优良的社会秩序，而要想实现这样优良的秩序的前提之一则是需要教化。孔子“仁”思想下的德或是者柏拉图的理念论下的正义观念其共性就是对“善”的追求，而对于善的追寻则需要教化。
在春秋时期，兵荒马乱弱肉强食，各个诸侯拥兵自立相互攻伐，整个社会的秩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要解决这一乱象只有“克己复礼”。要想从根本上恢复安定的秩序，制止社会的暴乱，那就是教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有耻且格”。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又言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孔子希望通过正名、尊王、复礼、德化的路径使社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秩序。教化除了民众之外还包括了培养“贤人”，实行利国利民的仁政。而同时代的希腊，正处于水深火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社会道德沦丧且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一个理想的城邦才能实现优良的社会秩序，其方法那就是“正义”的养成。其一是社会公民的养成，其二就是护国者与哲学王的培养。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实现激情辅助理智统治欲望实现个人的节制;从社会运行的层面上来讲，即在护卫者的辅助下，由哲学王统治生产者，各司其职，不相互僭越，形成一个优良的社会秩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人的教化就是两人对未来美好实现的重要方法了，这里的教化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灌输和观点、技巧的获得，而是一种内在认知养成，在“教”的基础之上，将应当的合理的生活方式熔铸于人的身体之中，成为人的本性，这种教化的目的便是人们对生活态度正确认知的铸成。
在具体的教化方式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孔子认为为政者首先应自身有德，其一是成为统治者的必备要素，其二则是用来垂范世人。接着在《为政》中又描述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都是在以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教化并以自己为例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先后共有学生三千人，其中最优秀的七十二人。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德才兼备、因材施教。孔子为达到教化民众的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公“制礼作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诗歌等艺术手段使民众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到达内在的自我节制，以礼乐互为表里，“礼”在外引导规范，“乐”在内节制性情，它们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对于射箭技能获取，“御”是指驾驶车马的技能，属于体育或军事能力的培养;“书”则包括对于文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基础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等内容。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即性情的陶冶和内在的节制。体育与军事技能则相当于现体育和军事训练，而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该是非常全面的。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构建的教育体系也毫不逊色。首先是音乐和体育训练，这被柏拉图视为了整个教育的基础。以音乐陶冶心灵，体操锻炼身体，这在希腊有悠久的历史，也是对斯巴达城邦教育的一种借鉴，柏拉图对此非常关注，把它们作为了初等教育的主要内容。体育与可变世界相联系，关心的是事物的生灭与发展，即它仅仅影响身体的增强与衰弱，而音乐是和体育相对的，它通过已被筛选的纯正的音乐和诗歌来熏陶民众，即与真知识相对的意见来教育护卫者，以音调培养内在精神的和谐达到内心节制，以韵律培养优雅得体的举止，还以诗歌来培养与此相近的品质，使民众体魄健康，内心正义、勇敢且节制。它们仅属于教育的初级阶段，因此还都不能通向柏拉图所追寻的至高的善。因此进入柏拉图教育的第二个阶段，柏拉图提出了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字、谐音学五门课程，这些学科，都必须在学生年轻的时候用游戏的方式、而不是用强迫的方法教给他们。根据柏拉图的论述，这应该是在16或17岁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在学习完以上五门课程以后提出要进行2-3年的体育训练，柏拉图认为这段时间不宜学习，因为极度疲劳和长时间的睡眠是学习的敌人，到20岁时，再把以前整个学习和训练期间表现优异的青年挑选出来，给予他们更多的荣誉，让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然后将他们以前分散学习的各种课程内容加以综合，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和事物本质的关系，并说这个时期的这种学习是检验他有无辩证法天赋的最主要试金石，因为只有能在联系中看事物的人才是一个辩证法者。在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对哲学的学习，那些受了考验且学习了哲学的人，到了50岁还要在实际经验和意志品质方面接受考验，然后释放出他们灵魂中的光芒，只有那些在一切方面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
这一考验的人，才能成为“哲学王”。[5]而未能通过考验的人则根据情况担任其他职务或继续接受考验。
同处于在社会动荡、急需变革的时期，国家需要的则是德才兼备的“君子”或“正义”的护卫者，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目的固然是是教化民众，但教化系统的维持和良性秩序的循环则需要的就是培养出合格的统治人才。他们都主张教育应该培养和选拔出优秀人才来做国家的统治者和保卫者，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是极其相近的。不同的是，孔子追求的是德才兼备，关怀民众的君子，而柏拉图要培养的是热爱真理，充满理性的哲学王。柏拉图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即“哲学王”的培养，在不断的学习和考查的过程中不断筛选，根据不同的考察结果赋予被考察者相应的身份，只有真正的符合条件的公民才能成为统治者，他的理想城邦的等级的设计是通过优胜略汰来完成的。而孔子的教化方式并没有从根基上触及到统治者的选拔问题，仅仅是对统治者做了一些要求，更多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来辅助统治。
教育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孔子与柏拉图侧重的教育不仅仅是对知识与礼法的认知，更多的是在引导民众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善的追求。不论是“贤人”还是“哲学王”都出自于教化的循循善诱，然后在“贤人之治”下继续来完善这个系统。也只有在人类思想得到最充分的自我认知，才能从这种蒙昧混沌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走向“善”的生活。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真正应该重视的，不仅仅是使用教育让人们得到生存的技术手段，更是引导人们对生活持有正确的态度，在理性的基础上去更好的发现自己，去认识和守护人的本源，去追寻“善”的理念。
注明：由西藏民族学院高水平培养计划支持
参考文献：
[1]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朱熹.论语・八佾，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朱熹.论语・为政，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朱熹.论语・学而，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摘要：教育是国之根本，而“教化”才是教育的目的。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孔子和柏拉图面对时代的困境都认为是统治者的“失教”造成的，要摆脱人们的普遍失德必须从教化开始。两位哲人在各自的哲学基础上分别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理论，即便从今日来看依旧有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关键词：教化;至善;大同
同处轴心时代的孔子与柏拉图面对时代的困境都认为其原因是人们的普遍失德，这种失德的根源就在于统治者的“失教”，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的滑坡都是失教的结果。这里的失教并不仅仅是指教育功能的缺失，而是指教育方式、内涵及环境的衰败。因此在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教化，教化程度的深浅与优劣则成为国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只有社会民众在被充分的教养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众或公民，社会或城邦的“仁”或“善”的理念才可能出现，这也是孔子和柏拉图教化思路的共同之处。孔子的哲学理念主要体现在“仁”，而柏拉图的哲学内核则是“理念”，他们是在各自的哲学思想上来分别构建自己的教育思想的。
孔子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大同”的社会，其“大同”思想源自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1]其政治哲学现实的原型就是周朝早期时代的政治，而他心中的“贤人”的原型就是周公。而柏拉图则是要建立一个“理想国”的城邦，而“理想国”的现实原型则是斯巴达，吕库古就是他心中“哲人王”立法者。不论是“大同”社会还是“理想国”，这样趋近于理想状态的国度其标志之一就是优良的社会秩序，而要想实现这样优良的秩序的前提之一则是需要教化。孔子“仁”思想下的德或是者柏拉图的理念论下的正义观念其共性就是对“善”的追求，而对于善的追寻则需要教化。
在春秋时期，兵荒马乱弱肉强食，各个诸侯拥兵自立相互攻伐，整个社会的秩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要解决这一乱象只有“克己复礼”。要想从根本上恢复安定的秩序，制止社会的暴乱，那就是教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有耻且格”。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又言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孔子希望通过正名、尊王、复礼、德化的路径使社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秩序。教化除了民众之外还包括了培养“贤人”，实行利国利民的仁政。而同时代的希腊，正处于水深火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社会道德沦丧且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一个理想的城邦才能实现优良的社会秩序，其方法那就是“正义”的养成。其一是社会公民的养成，其二就是护国者与哲学王的培养。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实现激情辅助理智统治欲望实现个人的节制;从社会运行的层面上来讲，即在护卫者的辅助下，由哲学王统治生产者，各司其职，不相互僭越，形成一个优良的社会秩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人的教化就是两人对未来美好实现的重要方法了，这里的教化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灌输和观点、技巧的获得，而是一种内在认知养成，在“教”的基础之上，将应当的合理的生活方式熔铸于人的身体之中，成为人的本性，这种教化的目的便是人们对生活态度正确认知的铸成。
在具体的教化方式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孔子认为为政者首先应自身有德，其一是成为统治者的必备要素，其二则是用来垂范世人。接着在《为政》中又描述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都是在以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教化并以自己为例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先后共有学生三千人，其中最优秀的七十二人。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德才兼备、因材施教。孔子为达到教化民众的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公“制礼作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诗歌等艺术手段使民众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到达内在的自我节制，以礼乐互为表里，“礼”在外引导规范，“乐”在内节制性情，它们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对于射箭技能获取，“御”是指驾驶车马的技能，属于体育或军事能力的培养;“书”则包括对于文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基础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等内容。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即性情的陶冶和内在的节制。体育与军事技能则相当于现体育和军事训练，而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该是非常全面的。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构建的教育体系也毫不逊色。首先是音乐和体育训练，这被柏拉图视为了整个教育的基础。以音乐陶冶心灵，体操锻炼身体，这在希腊有悠久的历史，也是对斯巴达城邦教育的一种借鉴，柏拉图对此非常关注，把它们作为了初等教育的主要内容。体育与可变世界相联系，关心的是事物的生灭与发展，即它仅仅影响身体的增强与衰弱，而音乐是和体育相对的，它通过已被筛选的纯正的音乐和诗歌来熏陶民众，即与真知识相对的意见来教育护卫者，以音调培养内在精神的和谐达到内心节制，以韵律培养优雅得体的举止，还以诗歌来培养与此相近的品质，使民众体魄健康，内心正义、勇敢且节制。它们仅属于教育的初级阶段，因此还都不能通向柏拉图所追寻的至高的善。因此进入柏拉图教育的第二个阶段，柏拉图提出了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字、谐音学五门课程，这些学科，都必须在学生年轻的时候用游戏的方式、而不是用强迫的方法教给他们。根据柏拉图的论述，这应该是在16或17岁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在学习完以上五门课程以后提出要进行2-3年的体育训练，柏拉图认为这段时间不宜学习，因为极度疲劳和长时间的睡眠是学习的敌人，到20岁时，再把以前整个学习和训练期间表现优异的青年挑选出来，给予他们更多的荣誉，让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然后将他们以前分散学习的各种课程内容加以综合，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和事物本质的关系，并说这个时期的这种学习是检验他有无辩证法天赋的最主要试金石，因为只有能在联系中看事物的人才是一个辩证法者。在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对哲学的学习，那些受了考验且学习了哲学的人，到了50岁还要在实际经验和意志品质方面接受考验，然后释放出他们灵魂中的光芒，只有那些在一切方面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
这一考验的人，才能成为“哲学王”。[5]而未能通过考验的人则根据情况担任其他职务或继续接受考验。
同处于在社会动荡、急需变革的时期，国家需要的则是德才兼备的“君子”或“正义”的护卫者，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目的固然是是教化民众，但教化系统的维持和良性秩序的循环则需要的就是培养出合格的统治人才。他们都主张教育应该培养和选拔出优秀人才来做国家的统治者和保卫者，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是极其相近的。不同的是，孔子追求的是德才兼备，关怀民众的君子，而柏拉图要培养的是热爱真理，充满理性的哲学王。柏拉图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即“哲学王”的培养，在不断的学习和考查的过程中不断筛选，根据不同的考察结果赋予被考察者相应的身份，只有真正的符合条件的公民才能成为统治者，他的理想城邦的等级的设计是通过优胜略汰来完成的。而孔子的教化方式并没有从根基上触及到统治者的选拔问题，仅仅是对统治者做了一些要求，更多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来辅助统治。
教育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孔子与柏拉图侧重的教育不仅仅是对知识与礼法的认知，更多的是在引导民众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善的追求。不论是“贤人”还是“哲学王”都出自于教化的循循善诱，然后在“贤人之治”下继续来完善这个系统。也只有在人类思想得到最充分的自我认知，才能从这种蒙昧混沌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走向“善”的生活。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真正应该重视的，不仅仅是使用教育让人们得到生存的技术手段，更是引导人们对生活持有正确的态度，在理性的基础上去更好的发现自己，去认识和守护人的本源，去追寻“善”的理念。
注明：由西藏民族学院高水平培养计划支持
参考文献：
[1]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朱熹.论语・八佾，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朱熹.论语・为政，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朱熹.论语・学而，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