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东正教的神秘面纱
2008-12-05 据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普京曾在朝拜教堂时指出：“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普京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强调：“在俄罗斯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东正教起着特殊的精神作用。”“俄罗斯的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俄罗斯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拥有永远的价值——东正教传播下来的价值。”那俄罗斯与东正教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从罗斯受洗千年庆典(1988年)到现在,俄罗斯东正教已走过了十几年的复兴之路。这十余年里,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东正教的地位和影响不仅是它在苏联时期无法想象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300年间所不曾企及的。
近十几年来,俄罗斯国家领导人经常就国家大事与东正教大牧首进行商议;许多重大国事活动,包括总统就职仪式都有宗教领袖出席,而重大宗教活动则有总统或其他政要在场;教会可以出面调解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最高政治纠纷;各种政治势力,其中包括俄共,都利用宗教来为自己谋求政治上的支持,因为谁能争取到教会的支持,谁就可以在大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
2006年八国集团峰会前夕,普京总统特意会见了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与他商讨峰会期间召开八国宗教领袖峰会的事宜,以扩大东正教的国际影响?2006年6月,普京总统因牧首“在人道主义活动方面的突出成就”向他颁发了俄罗斯国家奖。“现在,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认为在俄罗斯不能忽视宗教这一全国最大的政治力量。”
一
1992年,叶利钦签署一纸法令,要求政府把大批教堂、圣物及其他教产归还给教会,教会随后开始从事生产经营。起先教会只是生产一些圣物或宗教仪式用品之类的东西,但后来教会又成立了自己的股份公司,从事多种经营,他们开办教会银行,收购商店、食堂、药店,开设宾馆饭店,大批量出版报纸、杂志、书刊。由于政府免除教会企业的利润税,一些与教会合资的企业不断涌现。即使教会脱离了国家,原则上国家也不再给教会拨款,但一座座教堂的拱顶照样镀上了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在俄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东正教开始进入媒体和出版业,俄罗斯国家电台和电视台成了传播东正教的重要工具。东正教会与教育部签署了在中小学开设神学课(必修课)的协议,高校教学大纲中删除了“科学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开设了“神学”课。
1994年,俄国防部长与大牧首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共同致力于军队的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恢复了沙俄时期教会掌控军人精神意识的传统,教会在军队里设立了宗教事务处,并对军人讲授神学课。
在如今的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人到教堂为孩子行洗礼,在教堂举行婚礼,请神甫去为危重病人行涂油礼。教会神职人员还常被请去为新落成的行政大楼、商贸中心、新建船舶、战斗机等开光;为运动场地开光；为参加奥运会及其他国际比赛的运动员祈祷、为赛事祝福;国家外交官员即使不接受洗礼,也会参加宗教盛典。 实际上，自苏联解体以后,尤其是在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经济崩溃,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并未避免俄罗斯大国地位下降的情况下,普京领导的俄罗斯重提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新俄罗斯思想”,期望回到宗教和民族传统中去寻求未来的出路。因此,东正教热潮席卷整个俄罗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2000年的问卷调查中,宗教组织的信任度占第三位,仅次于联邦总统和军队,但人们(其中包括信徒)并不愿意社会生活按照教会的指令来运转。东正教教权主义模式只得到了5%居民的支持。大多数俄国人在对宗教组织正在提升的威信和社会道德影响做出正面评价的同时,亦希望把它们的影响仅仅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而不希望它干涉其它更多的领域。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改革后的宗教繁荣正在过去，将自己划入信徒的人数正停止增长,趋于平稳。
二
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分支之一。与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东正教更具原教旨主义倾向和保守性。三大教派都信仰基督,但从圣经中吸取的“真理”却各有侧重。东正教标榜正教信仰是源自基督和使徒纯一不变的正道,指责西方天主教讲求“商业救赎”,指责新教避讳内心的痛苦与折磨,只追求外在生活的明朗与欢乐。总之,东正教不能容忍的是蕴涵于天主教与新教之中，导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滋生的那些因素。
在俄罗斯近代化的进程中,彼得大帝与教会曾发生激烈的冲突。17世纪末,为了改变文化上的颓势,彼得大帝开始了俄罗斯的“西化运动”。一切反西方文明的东西在他眼里都被视为守旧落后。为了同旧俄罗斯割断联系,
同神圣高于一切生命价值的传统割断联系,彼得大帝进行了宗教改革。1720年,他取消了牧首制的位分,使教会完全受国家的统治。他成立了圣主教公会,严厉限制教会,使它沦为了国家的工具，这是东正教进入俄罗斯以来第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对于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著名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做过这样的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应当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走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于人民来说是如此巨大的痛苦,但是没有彼得的强制性改革,俄罗斯就不能完成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也不能在世界历史上讲自己的语言。”可是,在东正教得到复兴的今天,教会人士却开始谴责彼得大帝的改革,他们认为:“是路德教影响了彼得大帝的世界观，一个东正教国家的沙皇,居然具有类似新教的思想，这些思想使他背弃了神圣罗斯的精神遗产……彼得的改革乃是一种对狂欢化的追求，虽然彼得的改革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外在的相似性,但其内涵同样在于从求救型文化向求福型文化转变……这种改革给俄罗斯民族健康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损害,是俄罗斯后来众多灾难的源头。彼得改革不仅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打击,而且给艺术文化也造成严重打击……彼得的改革造成了俄罗斯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酿成俄国革命的流血悲剧。”
东正教精神本质的保守性势必导致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主张坚持东正教传统的宗教人士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俄罗斯国家将丧失自己的民族地位,成为“新世界秩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殖民主义行政代理。
三
在过去200多年里,俄罗斯经历了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19世纪宗教改革、民主主义运动和20 世纪的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解体等沧桑巨变。在苏联解体十余年后的今天,在俄罗斯,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支配地位,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漩涡把一切都拉入了自己的轨道,俄罗斯加入了八国集团,正在努力争取加入WTO……复兴后的东正教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现代文明高度发达和趋于全球一体化的世界。
在这个现代文明的世界里,东正教将如何生存和发展呢?今天,一走进东正教教堂,便随处可见出卖宗教商品的生意摊,教堂里的商业味道比从前(哪怕比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浓多了。为什么教堂里也响起了钱币的锒铛声呢。因为东正教已经不是国教,国家原则上不给它拨款,教会要从事生产经营,以支付越来越大的用度:除了传统的日常开销,教会还须支付电台和电视台转播费、神职人员手机费、宗教网站费以及高层神职人员的购车养车费,等等。由此可见,即使为了传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东正教也抵御不了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
既然教会都不能抵御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凡人又怎么能够抵御现代文明给予的舒适。在这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手机、英特网、高档轿车、别墅等“地上的财宝”越多,人们就越难舍弃它们转而去追求“天上的财宝”在现代文明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个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现代化的高科技和高经济增长等“地上的财宝”是不可能舍弃的,因为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现代文明的逻辑就是民富国强“20世纪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 俄罗斯东正教要让教会和自己的信徒积攒“天上的财宝”,在封闭和宁静中“感受永恒”,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东正教祭司库拉耶夫指出,东正教的胜利是相对过去而言的,因为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消除,东正教的政治地位在提高。但是,面向未来,东正教的传统和价值观未必能够真正复兴。这涉及到了问题的关键:今天在俄罗斯得以复兴的,确切地说,是一种外在的东正教。外在东正教存在于现实世界,它是东正教的外壳,即东正教教会及它的组织形式、人员机构、政治势力、经济实力、社会活动、教会礼仪,乃至教堂、教区、信徒的数量等等。作为精神信仰和传统价值观的东正教,则是一种内在的东正教,它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今天,随着教会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社会作用的增强,与外在东正教复兴相伴的乃是东正教的世俗化,是舍弃“求救”转而“求福”,这恰恰是一个外在东正教与内在东正教分道扬镳的过程。而按照东正教的传统观念,这乃是在受诱惑。而这种外在宗教势力违背内在宗教精神的情况,在俄罗斯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
实际上，今天，俄罗斯东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复兴必然导致它的世俗化。
首先,从政治上讲,作为准国教,东正教以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东正教会表示要“全力支持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积极为俄罗斯的复兴献计献策”,“承认国际间合作的进步意义,主张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加强对话”,它要成为俄罗斯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支持者和履行者。它名义上独立于国家,实际上,与其他宗教相比,它与国家之间存在更紧密的联系,在议会和政府机关更有话语权,更容易得到支持,享有更多优惠待遇。这很容易导致东正教教会超越“皇权治国,神权治教”的界限,过多参与政治事务,譬如调停总统与议会的冲突,建立宗教社团及政党,扩大政治势力,以至直接参政。
其次,在经济上,“苏联解体后,盖达尔实行的价格自由化,切尔诺梅尔金搞的国有财产私有化以及季里连科在1998年宣布的卢布总贬值,使国家和百姓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东正教会却用相当低的价格收购了一部分
国有资产。而它的经营活动实际上不受税务机关检查。由于东正教教会企业蓬勃发展,
东正教企业家俱乐部也宣告成立。东正教尝试与当代经济活动相结合的举动得到了教会的首肯。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称赞它是„俄罗斯生意人精神意识提高以及对上帝，祖国和人民责任感增强的表现‟”但教会经济的日益繁荣却孕育着在经济上陷入金钱与市场泥潭的危险。
最后,东正教面临的矛盾和危机还将导致它与政权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发生冲突。难怪教会里有人呼吁:几十年来东正教经受住了被排挤被迫害的严峻考验?今天,它要经受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世界观的危机,教会自身首先就应该在精神和伦理上保持健康,加强自控,在罪恶、诱惑和欲望的世界面前保持内部的统一。
揭开东正教的神秘面纱
2008-12-05 据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普京曾在朝拜教堂时指出：“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普京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强调：“在俄罗斯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东正教起着特殊的精神作用。”“俄罗斯的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俄罗斯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拥有永远的价值——东正教传播下来的价值。”那俄罗斯与东正教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从罗斯受洗千年庆典(1988年)到现在,俄罗斯东正教已走过了十几年的复兴之路。这十余年里,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东正教的地位和影响不仅是它在苏联时期无法想象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300年间所不曾企及的。
近十几年来,俄罗斯国家领导人经常就国家大事与东正教大牧首进行商议;许多重大国事活动,包括总统就职仪式都有宗教领袖出席,而重大宗教活动则有总统或其他政要在场;教会可以出面调解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最高政治纠纷;各种政治势力,其中包括俄共,都利用宗教来为自己谋求政治上的支持,因为谁能争取到教会的支持,谁就可以在大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
2006年八国集团峰会前夕,普京总统特意会见了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与他商讨峰会期间召开八国宗教领袖峰会的事宜,以扩大东正教的国际影响?2006年6月,普京总统因牧首“在人道主义活动方面的突出成就”向他颁发了俄罗斯国家奖。“现在,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认为在俄罗斯不能忽视宗教这一全国最大的政治力量。”
一
1992年,叶利钦签署一纸法令,要求政府把大批教堂、圣物及其他教产归还给教会,教会随后开始从事生产经营。起先教会只是生产一些圣物或宗教仪式用品之类的东西,但后来教会又成立了自己的股份公司,从事多种经营,他们开办教会银行,收购商店、食堂、药店,开设宾馆饭店,大批量出版报纸、杂志、书刊。由于政府免除教会企业的利润税,一些与教会合资的企业不断涌现。即使教会脱离了国家,原则上国家也不再给教会拨款,但一座座教堂的拱顶照样镀上了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在俄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东正教开始进入媒体和出版业,俄罗斯国家电台和电视台成了传播东正教的重要工具。东正教会与教育部签署了在中小学开设神学课(必修课)的协议,高校教学大纲中删除了“科学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开设了“神学”课。
1994年,俄国防部长与大牧首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共同致力于军队的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恢复了沙俄时期教会掌控军人精神意识的传统,教会在军队里设立了宗教事务处,并对军人讲授神学课。
在如今的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人到教堂为孩子行洗礼,在教堂举行婚礼,请神甫去为危重病人行涂油礼。教会神职人员还常被请去为新落成的行政大楼、商贸中心、新建船舶、战斗机等开光;为运动场地开光；为参加奥运会及其他国际比赛的运动员祈祷、为赛事祝福;国家外交官员即使不接受洗礼,也会参加宗教盛典。 实际上，自苏联解体以后,尤其是在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经济崩溃,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并未避免俄罗斯大国地位下降的情况下,普京领导的俄罗斯重提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新俄罗斯思想”,期望回到宗教和民族传统中去寻求未来的出路。因此,东正教热潮席卷整个俄罗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2000年的问卷调查中,宗教组织的信任度占第三位,仅次于联邦总统和军队,但人们(其中包括信徒)并不愿意社会生活按照教会的指令来运转。东正教教权主义模式只得到了5%居民的支持。大多数俄国人在对宗教组织正在提升的威信和社会道德影响做出正面评价的同时,亦希望把它们的影响仅仅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而不希望它干涉其它更多的领域。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改革后的宗教繁荣正在过去，将自己划入信徒的人数正停止增长,趋于平稳。
二
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分支之一。与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东正教更具原教旨主义倾向和保守性。三大教派都信仰基督,但从圣经中吸取的“真理”却各有侧重。东正教标榜正教信仰是源自基督和使徒纯一不变的正道,指责西方天主教讲求“商业救赎”,指责新教避讳内心的痛苦与折磨,只追求外在生活的明朗与欢乐。总之,东正教不能容忍的是蕴涵于天主教与新教之中，导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滋生的那些因素。
在俄罗斯近代化的进程中,彼得大帝与教会曾发生激烈的冲突。17世纪末,为了改变文化上的颓势,彼得大帝开始了俄罗斯的“西化运动”。一切反西方文明的东西在他眼里都被视为守旧落后。为了同旧俄罗斯割断联系,
同神圣高于一切生命价值的传统割断联系,彼得大帝进行了宗教改革。1720年,他取消了牧首制的位分,使教会完全受国家的统治。他成立了圣主教公会,严厉限制教会,使它沦为了国家的工具，这是东正教进入俄罗斯以来第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对于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著名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做过这样的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应当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走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于人民来说是如此巨大的痛苦,但是没有彼得的强制性改革,俄罗斯就不能完成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也不能在世界历史上讲自己的语言。”可是,在东正教得到复兴的今天,教会人士却开始谴责彼得大帝的改革,他们认为:“是路德教影响了彼得大帝的世界观，一个东正教国家的沙皇,居然具有类似新教的思想，这些思想使他背弃了神圣罗斯的精神遗产……彼得的改革乃是一种对狂欢化的追求，虽然彼得的改革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外在的相似性,但其内涵同样在于从求救型文化向求福型文化转变……这种改革给俄罗斯民族健康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损害,是俄罗斯后来众多灾难的源头。彼得改革不仅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打击,而且给艺术文化也造成严重打击……彼得的改革造成了俄罗斯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酿成俄国革命的流血悲剧。”
东正教精神本质的保守性势必导致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主张坚持东正教传统的宗教人士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俄罗斯国家将丧失自己的民族地位,成为“新世界秩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殖民主义行政代理。
三
在过去200多年里,俄罗斯经历了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19世纪宗教改革、民主主义运动和20 世纪的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解体等沧桑巨变。在苏联解体十余年后的今天,在俄罗斯,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支配地位,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漩涡把一切都拉入了自己的轨道,俄罗斯加入了八国集团,正在努力争取加入WTO……复兴后的东正教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现代文明高度发达和趋于全球一体化的世界。
在这个现代文明的世界里,东正教将如何生存和发展呢?今天,一走进东正教教堂,便随处可见出卖宗教商品的生意摊,教堂里的商业味道比从前(哪怕比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浓多了。为什么教堂里也响起了钱币的锒铛声呢。因为东正教已经不是国教,国家原则上不给它拨款,教会要从事生产经营,以支付越来越大的用度:除了传统的日常开销,教会还须支付电台和电视台转播费、神职人员手机费、宗教网站费以及高层神职人员的购车养车费,等等。由此可见,即使为了传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东正教也抵御不了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
既然教会都不能抵御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凡人又怎么能够抵御现代文明给予的舒适。在这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手机、英特网、高档轿车、别墅等“地上的财宝”越多,人们就越难舍弃它们转而去追求“天上的财宝”在现代文明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个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现代化的高科技和高经济增长等“地上的财宝”是不可能舍弃的,因为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现代文明的逻辑就是民富国强“20世纪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 俄罗斯东正教要让教会和自己的信徒积攒“天上的财宝”,在封闭和宁静中“感受永恒”,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东正教祭司库拉耶夫指出,东正教的胜利是相对过去而言的,因为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消除,东正教的政治地位在提高。但是,面向未来,东正教的传统和价值观未必能够真正复兴。这涉及到了问题的关键:今天在俄罗斯得以复兴的,确切地说,是一种外在的东正教。外在东正教存在于现实世界,它是东正教的外壳,即东正教教会及它的组织形式、人员机构、政治势力、经济实力、社会活动、教会礼仪,乃至教堂、教区、信徒的数量等等。作为精神信仰和传统价值观的东正教,则是一种内在的东正教,它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今天,随着教会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社会作用的增强,与外在东正教复兴相伴的乃是东正教的世俗化,是舍弃“求救”转而“求福”,这恰恰是一个外在东正教与内在东正教分道扬镳的过程。而按照东正教的传统观念,这乃是在受诱惑。而这种外在宗教势力违背内在宗教精神的情况,在俄罗斯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
实际上，今天，俄罗斯东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复兴必然导致它的世俗化。
首先,从政治上讲,作为准国教,东正教以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东正教会表示要“全力支持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积极为俄罗斯的复兴献计献策”,“承认国际间合作的进步意义,主张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加强对话”,它要成为俄罗斯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支持者和履行者。它名义上独立于国家,实际上,与其他宗教相比,它与国家之间存在更紧密的联系,在议会和政府机关更有话语权,更容易得到支持,享有更多优惠待遇。这很容易导致东正教教会超越“皇权治国,神权治教”的界限,过多参与政治事务,譬如调停总统与议会的冲突,建立宗教社团及政党,扩大政治势力,以至直接参政。
其次,在经济上,“苏联解体后,盖达尔实行的价格自由化,切尔诺梅尔金搞的国有财产私有化以及季里连科在1998年宣布的卢布总贬值,使国家和百姓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东正教会却用相当低的价格收购了一部分
国有资产。而它的经营活动实际上不受税务机关检查。由于东正教教会企业蓬勃发展,
东正教企业家俱乐部也宣告成立。东正教尝试与当代经济活动相结合的举动得到了教会的首肯。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称赞它是„俄罗斯生意人精神意识提高以及对上帝，祖国和人民责任感增强的表现‟”但教会经济的日益繁荣却孕育着在经济上陷入金钱与市场泥潭的危险。
最后,东正教面临的矛盾和危机还将导致它与政权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发生冲突。难怪教会里有人呼吁:几十年来东正教经受住了被排挤被迫害的严峻考验?今天,它要经受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世界观的危机,教会自身首先就应该在精神和伦理上保持健康,加强自控,在罪恶、诱惑和欲望的世界面前保持内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