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的重大意义

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为了能够更好的促进工业产业的持续发展,昨日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主办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峰论坛”在京举行,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胥和平在论坛上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

[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 胥和平]非常高兴参加新华社主办的这么一个非常高端的关于新工业革命的论坛。最近几年关于新工业革命的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引起了中国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高层领导的极大的关注。现在对新工业革命的问题还在认识和探讨的过程中,很多新的思想正在形成,像今天我们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力推者里夫金先生给我们完整地介绍了他关于工业革命的理念,李司长把新工业化的问题给我们在政策上进行了解读,而王总给我们展示了新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按照里夫金讲的两大方面,一个是智能制造,一个是新能源革命,把其中的现代能源体系给我们介绍了。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这里想换一个角度,从更加超脱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新工业革命的问题。

中国对整个新工业革命的思考、探索乃至议论甚至争议,目前发生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新工业革命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战略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国家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所以里夫金先生都注意到我们十八大报告里面专门讲我们的发展道路,讲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讲我们的生态文明,特别是讲我们五位一体的发展,是讲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而其中新工业革命恰好暗含了中央的很多重大判断。我记得在读里夫金的书时有一点对我启发非常大,他今天在报告里也谈到这一点,全世界都在推,他其实认为美国推的效率并不是特别好,而且他在书里也表示美国政府其实对新工业革命的关注度并不是特别高。据我们最近在中国社科院还有北京的一些研究机构中交谈过,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对新工业革命关注的中国人是关注度相当高的,欧洲普通公众都比不了。

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这就源于我们近现代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近二三百年以来中国的特定发展历史。我们现在通常讲这么一句话:中国之所以在近现代落伍了,就是由于与几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擦肩而过,现在又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来了我们又来了一次机遇,通俗地讲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于三十年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的淘汰以及新经济结构的形成给中国百年追赶的梦想提供了机遇。换句话说如果世界经济结构不变,如果新兴产业没有这样大的发展机遇中国的机遇在哪里?有人举过一个例子,比如汽车,你无论把燃气汽车怎么造你造不过那几大公司,但是中国人现在一搞阿里巴巴跑全世界前面去了,一搞微信跑全世界前面去了,现在一搞光电、太阳能发电跑全世界前面了,尽管这些产业早期发展还存在一定困难,但是方向是对的,路子是对的,所以这事涉及到发展道路。 所以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认为它首先是战略问题,很多人一讨论的时候马上陷入技术层面了,把这个重大问题判断错了,对于中国来讲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一直有一个提法叫“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提法很有问题,工业革命包括科技革命,前几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在世界上历来不是均衡发展的,只要你不参与就没人找你,就看你干不干,你干了有你不干没有你。三百年来我们从17世纪讲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我们,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我们,我们赶上后半截的信息产业的革命,就是你干不干的问题。所以奥巴马说要确保制造业革命在美国发生,这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中国作为优质能源匮乏的国家,作为资源环境匮乏,人口健康压力非常大的国家,作为制造业为基础的大国,他应该明确地确立一个

战略,要确保新能源的革命,智能制造的革命以及生物质能的革命首先在中国发生,由此引发引导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才是业界包括媒体的朋友都要关注的大问题。

第二这是实践的问题,第一个是战略问题。第二是实践的问题,到中国这儿就回到王总说的话,前瞻有了、方向有了,怎么干?我们要把现有的技术基础融合起来,他讲大体几十年我非常赞同,这就是我们要发展新型产业两步走,怎么走的问题,要有实际的可操作上的设计,这个问题很大。现在很多人一说搞新兴产业他搞光伏、搞新能源他其实按照传统路子搞,用传统产业的思路搞新兴产业,搞完了很可能就落到了产能过剩的框框里,市场没有起来供需没有对接,新的赢利模式没找到,忙出了一堆产能,搞光伏很多企业就这个情况,所以一下子爬这儿了。所以我非常赞成王总描述的现代能源体系,提出了泛能网、泛能云平台,泛能效率平台等等新的概念,我们突然发现新的能源概念和能源体系又出来了,其实新工业革命这个问题要研究,就是操作层面的问题。

第三个层面是一个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包括理论问题、认识问题,就是怎么看待工业革命,现在为什么炒得比较厉害,大家一看网上开各种会议炒的时候其实没对上,他说操作问题、他说认识问题,混在一块就吵架。其实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水很深,我专门为这事查了很多文献,工业革命这个词最早据说恩格斯提出来的,后来到了19世纪后半期开始广泛应用,然后这个词研究研究大家越研究发现问题越多,后来理论界特别是史学界,居然找不出统一的说法,我们现在人为地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现在英国其实在史学上受到广泛质疑,很多人不赞成,很多人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1到13世纪,是马和磨坊的革命,这也是动力革命,再次印证了里夫金先生关于动力的革命。到了第18世纪中期是由于蒸汽机技术的不断完善,再加上钢铁已经很有基础和其他产业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工业革命的高潮,所以很多史学家讲其实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其说是工业革命在那里的发生不如说是前两个世纪在那里的终结,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才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就很值得我们关注了。 现在很多人说没看着像纺织、蒸汽机一样的东西,其实蒸汽机这个玩意13世纪就用于教堂开大门了,整整三四个世纪就没用好,它在不断地完善,瓦特把它改进了、效率提高了,有了煤了起来了,纺织革命就发生了,其实纺织机以前也有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世界上很著名的史学大师就讲,工业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个渐变的、持续的进化过程。所以从这里就能理解很多人为什么不相信有革命,他说没见到翻天覆地一夜之间不同了,其实它的很多重要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我们理论界包括媒体界为什么要关注和注意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说现在说不存在的同志观点就不对。意识到工业革命敏锐地抓住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极富挑战的事情,当前的蒸汽机革命、包括了斯密、马克斯这些人没有着力关注的问题,马克斯那么伟大的革命家其实对工业革命的描述不如现在深刻。在斯密那个地方就很典型,他死的时候都1890年前后了,工业革命都发生好几十年,按照现在的说法已经30年了,他愣是找根针在那里分析,这个话都不是我的,是著名的美国著名的通史学家讲的,咱们可以有不同意见。我的意思是把握历史非常困难。

但是按照我们目前发展的态势,我们的理学界包括里夫金这样的著名学者,包括王总从事一线的人以及李司长这样的政府部门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其实中国人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考是正确的,其实现在企业行动非常迅猛,中国推动新的工业革命、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推动智能制造发展是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政府大体上是规划、引导,真正力量在于民间。你看我们王总这里,民营企业,昨天下午我看的也是一家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已经做到了全球顶级企业的位置,这是欧洲人很羡慕的。所以从理论层面来讲我们需要研究对工业革命,特别是新工业革命可能发展的内在机理,它演进的规律和周期,刚才王总反复讲这个问

题,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问题,中间其实有二三十年的交替过程,这个过程怎么走,走得是否好极为重要,这个事情在投资上、在发展的谋略上很有讲究。它设计到发展战略深层的一些谋划,所以不管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实践上以及战略问题上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而且对中国“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加快转型发展,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极有意义。谢谢。

消息来源于中国电气之家(25dq)。

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为了能够更好的促进工业产业的持续发展,昨日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主办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峰论坛”在京举行,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胥和平在论坛上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

[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 胥和平]非常高兴参加新华社主办的这么一个非常高端的关于新工业革命的论坛。最近几年关于新工业革命的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引起了中国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高层领导的极大的关注。现在对新工业革命的问题还在认识和探讨的过程中,很多新的思想正在形成,像今天我们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力推者里夫金先生给我们完整地介绍了他关于工业革命的理念,李司长把新工业化的问题给我们在政策上进行了解读,而王总给我们展示了新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按照里夫金讲的两大方面,一个是智能制造,一个是新能源革命,把其中的现代能源体系给我们介绍了。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这里想换一个角度,从更加超脱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新工业革命的问题。

中国对整个新工业革命的思考、探索乃至议论甚至争议,目前发生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新工业革命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战略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国家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所以里夫金先生都注意到我们十八大报告里面专门讲我们的发展道路,讲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讲我们的生态文明,特别是讲我们五位一体的发展,是讲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而其中新工业革命恰好暗含了中央的很多重大判断。我记得在读里夫金的书时有一点对我启发非常大,他今天在报告里也谈到这一点,全世界都在推,他其实认为美国推的效率并不是特别好,而且他在书里也表示美国政府其实对新工业革命的关注度并不是特别高。据我们最近在中国社科院还有北京的一些研究机构中交谈过,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对新工业革命关注的中国人是关注度相当高的,欧洲普通公众都比不了。

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这就源于我们近现代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近二三百年以来中国的特定发展历史。我们现在通常讲这么一句话:中国之所以在近现代落伍了,就是由于与几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擦肩而过,现在又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来了我们又来了一次机遇,通俗地讲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于三十年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的淘汰以及新经济结构的形成给中国百年追赶的梦想提供了机遇。换句话说如果世界经济结构不变,如果新兴产业没有这样大的发展机遇中国的机遇在哪里?有人举过一个例子,比如汽车,你无论把燃气汽车怎么造你造不过那几大公司,但是中国人现在一搞阿里巴巴跑全世界前面去了,一搞微信跑全世界前面去了,现在一搞光电、太阳能发电跑全世界前面了,尽管这些产业早期发展还存在一定困难,但是方向是对的,路子是对的,所以这事涉及到发展道路。 所以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认为它首先是战略问题,很多人一讨论的时候马上陷入技术层面了,把这个重大问题判断错了,对于中国来讲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一直有一个提法叫“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提法很有问题,工业革命包括科技革命,前几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在世界上历来不是均衡发展的,只要你不参与就没人找你,就看你干不干,你干了有你不干没有你。三百年来我们从17世纪讲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我们,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我们,我们赶上后半截的信息产业的革命,就是你干不干的问题。所以奥巴马说要确保制造业革命在美国发生,这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中国作为优质能源匮乏的国家,作为资源环境匮乏,人口健康压力非常大的国家,作为制造业为基础的大国,他应该明确地确立一个

战略,要确保新能源的革命,智能制造的革命以及生物质能的革命首先在中国发生,由此引发引导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才是业界包括媒体的朋友都要关注的大问题。

第二这是实践的问题,第一个是战略问题。第二是实践的问题,到中国这儿就回到王总说的话,前瞻有了、方向有了,怎么干?我们要把现有的技术基础融合起来,他讲大体几十年我非常赞同,这就是我们要发展新型产业两步走,怎么走的问题,要有实际的可操作上的设计,这个问题很大。现在很多人一说搞新兴产业他搞光伏、搞新能源他其实按照传统路子搞,用传统产业的思路搞新兴产业,搞完了很可能就落到了产能过剩的框框里,市场没有起来供需没有对接,新的赢利模式没找到,忙出了一堆产能,搞光伏很多企业就这个情况,所以一下子爬这儿了。所以我非常赞成王总描述的现代能源体系,提出了泛能网、泛能云平台,泛能效率平台等等新的概念,我们突然发现新的能源概念和能源体系又出来了,其实新工业革命这个问题要研究,就是操作层面的问题。

第三个层面是一个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包括理论问题、认识问题,就是怎么看待工业革命,现在为什么炒得比较厉害,大家一看网上开各种会议炒的时候其实没对上,他说操作问题、他说认识问题,混在一块就吵架。其实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水很深,我专门为这事查了很多文献,工业革命这个词最早据说恩格斯提出来的,后来到了19世纪后半期开始广泛应用,然后这个词研究研究大家越研究发现问题越多,后来理论界特别是史学界,居然找不出统一的说法,我们现在人为地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现在英国其实在史学上受到广泛质疑,很多人不赞成,很多人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1到13世纪,是马和磨坊的革命,这也是动力革命,再次印证了里夫金先生关于动力的革命。到了第18世纪中期是由于蒸汽机技术的不断完善,再加上钢铁已经很有基础和其他产业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工业革命的高潮,所以很多史学家讲其实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其说是工业革命在那里的发生不如说是前两个世纪在那里的终结,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才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就很值得我们关注了。 现在很多人说没看着像纺织、蒸汽机一样的东西,其实蒸汽机这个玩意13世纪就用于教堂开大门了,整整三四个世纪就没用好,它在不断地完善,瓦特把它改进了、效率提高了,有了煤了起来了,纺织革命就发生了,其实纺织机以前也有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世界上很著名的史学大师就讲,工业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个渐变的、持续的进化过程。所以从这里就能理解很多人为什么不相信有革命,他说没见到翻天覆地一夜之间不同了,其实它的很多重要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我们理论界包括媒体界为什么要关注和注意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说现在说不存在的同志观点就不对。意识到工业革命敏锐地抓住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极富挑战的事情,当前的蒸汽机革命、包括了斯密、马克斯这些人没有着力关注的问题,马克斯那么伟大的革命家其实对工业革命的描述不如现在深刻。在斯密那个地方就很典型,他死的时候都1890年前后了,工业革命都发生好几十年,按照现在的说法已经30年了,他愣是找根针在那里分析,这个话都不是我的,是著名的美国著名的通史学家讲的,咱们可以有不同意见。我的意思是把握历史非常困难。

但是按照我们目前发展的态势,我们的理学界包括里夫金这样的著名学者,包括王总从事一线的人以及李司长这样的政府部门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其实中国人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考是正确的,其实现在企业行动非常迅猛,中国推动新的工业革命、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推动智能制造发展是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政府大体上是规划、引导,真正力量在于民间。你看我们王总这里,民营企业,昨天下午我看的也是一家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已经做到了全球顶级企业的位置,这是欧洲人很羡慕的。所以从理论层面来讲我们需要研究对工业革命,特别是新工业革命可能发展的内在机理,它演进的规律和周期,刚才王总反复讲这个问

题,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问题,中间其实有二三十年的交替过程,这个过程怎么走,走得是否好极为重要,这个事情在投资上、在发展的谋略上很有讲究。它设计到发展战略深层的一些谋划,所以不管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实践上以及战略问题上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而且对中国“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加快转型发展,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极有意义。谢谢。

消息来源于中国电气之家(25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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