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后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加速，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由劳动力供应过剩到劳动力供应短缺的拐点，证据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资的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在日常交谈时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城里人穷得多？他们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还在扩大？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2007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55%，但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农民工）尽管只占总人口的44%，却创造了87%的GNP。如果将GNP看作一国总收入的近似值，则55%的农村人口通过农耕等只获得总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却获得了总收入的87%。
另外，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以甘犁教授领军的研究团队在2012年发表的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值现在已经达到0.612012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发布了连续10年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尼系数值是相当低的，在0.3左右，不过当时是很多人为因素让这个系数值显得很低，并不正常。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一系数值上升得如此之高，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这两个看似相关又相悖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中。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路径不同，但是起源却是殊途同归——过时的土地制度。
先说蔡昉等人提出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的问题，这种现象一旦成为长期趋势，加上人民币正在加速升值，新的《劳动合同法》也已付诸实施，综合起来无疑会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很快消失。有人也许会说，中国正好趁机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这不是很好吗？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不在少数。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前提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失。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真的已经吸收完了吗？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现实。以中国13亿人口计，如55%的人仍生活在农村，则意味着尚有7.15亿农村人口，而且他们还处在平均年收入非常低的状态。近年来由于大批耕地流失，现在还剩下18亿亩多一点的耕地，即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为2.5亩。假设平均每亩耕地一年带来800元收入，则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可是，因城市化、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耕地只会日渐减少。因而即使在农村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均耕地也会只减不增。
这说明，要想显著扩大农户平均经营的土地规模，需要移出农业的人口还十分庞大，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远远没有吸收完毕。
如果工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决定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话，则主要吸收非熟练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萎缩。也就是说，“民工荒”引发的高工资会导致现有农民工无人雇用。农民工的返乡加上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农村的人均收入自然更难提高。政府除非经常人为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或者经常提高对农户的各种补助、津贴，否则无法提升农民收入，但这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民工荒”与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的悖论背后，却是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城市居民越来越滞后，反映为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迅速升高后又长期居高不下的残酷事实。这就和第二个问题联系上了。
我们回到最初蔡昉等人提出的问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罪魁祸首之一“民工荒”，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明明仍有7.15亿农村人口，他们在2007年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000元左右，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呢？我认为，决定民工能否留在一个城市定居、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住房的租金或价格。但是，中国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少量有技术的农民工才能在城市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因而支付得起昂贵的房租或买得起房。
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是现行土地制度。虽然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中低阶层，包括外来民工，但由于土地供应完全由国家垄断，房屋市场无法对中低阶层的需求做出反应。虽然大量的楼盘空置，但这些房屋并不可能成为中低阶层特别是外来民工的栖身之地。
著名学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后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加速，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由劳动力供应过剩到劳动力供应短缺的拐点，证据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资的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在日常交谈时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城里人穷得多？他们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还在扩大？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2007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55%，但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农民工）尽管只占总人口的44%，却创造了87%的GNP。如果将GNP看作一国总收入的近似值，则55%的农村人口通过农耕等只获得总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却获得了总收入的87%。
另外，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以甘犁教授领军的研究团队在2012年发表的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值现在已经达到0.612012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发布了连续10年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尼系数值是相当低的，在0.3左右，不过当时是很多人为因素让这个系数值显得很低，并不正常。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一系数值上升得如此之高，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这两个看似相关又相悖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中。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路径不同，但是起源却是殊途同归——过时的土地制度。
先说蔡昉等人提出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的问题，这种现象一旦成为长期趋势，加上人民币正在加速升值，新的《劳动合同法》也已付诸实施，综合起来无疑会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很快消失。有人也许会说，中国正好趁机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这不是很好吗？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不在少数。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前提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失。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真的已经吸收完了吗？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现实。以中国13亿人口计，如55%的人仍生活在农村，则意味着尚有7.15亿农村人口，而且他们还处在平均年收入非常低的状态。近年来由于大批耕地流失，现在还剩下18亿亩多一点的耕地，即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为2.5亩。假设平均每亩耕地一年带来800元收入，则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可是，因城市化、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耕地只会日渐减少。因而即使在农村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均耕地也会只减不增。
这说明，要想显著扩大农户平均经营的土地规模，需要移出农业的人口还十分庞大，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远远没有吸收完毕。
如果工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决定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话，则主要吸收非熟练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萎缩。也就是说，“民工荒”引发的高工资会导致现有农民工无人雇用。农民工的返乡加上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农村的人均收入自然更难提高。政府除非经常人为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或者经常提高对农户的各种补助、津贴，否则无法提升农民收入，但这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民工荒”与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的悖论背后，却是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城市居民越来越滞后，反映为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迅速升高后又长期居高不下的残酷事实。这就和第二个问题联系上了。
我们回到最初蔡昉等人提出的问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罪魁祸首之一“民工荒”，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明明仍有7.15亿农村人口，他们在2007年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000元左右，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呢？我认为，决定民工能否留在一个城市定居、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住房的租金或价格。但是，中国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少量有技术的农民工才能在城市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因而支付得起昂贵的房租或买得起房。
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是现行土地制度。虽然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中低阶层，包括外来民工，但由于土地供应完全由国家垄断，房屋市场无法对中低阶层的需求做出反应。虽然大量的楼盘空置，但这些房屋并不可能成为中低阶层特别是外来民工的栖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