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和“文明”之争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文章作者：秋叶
——英国早期游记的中国形象考察：综述
比起其他欧洲人，英国人来到中国要迟得多。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想探讨谁是第一个来华的欧洲人、英国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旅行者留下的游记或其他类似着作。其实，就时间先后而言，游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因为，一般来说，没有旅行哪有游记，而且一般也是先游先记先出版的。
关于中国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着名的西方游记，显然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于1298和1299年在狱中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随后，关于中国的消息似乎在西方沉寂了两个多世纪，直至16世纪后，由葡萄牙航海者开路，西班牙、荷兰、法兰西等国的远洋船只接踵而至，（其实是）欧中之间的单向交往重又开始，而且空前热闹。航海者、商人、传教士甚至外交使节（团）先后或同时来到，其中的传教士、外交使节更是深入到中国内地、北京，他们写下了诸如《16世纪的中国南部》（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550－157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ourses）等关于在中国经历的传世佳作。
至于英国，其实在其逐渐崛起的18世纪之前，就有人对中国感兴趣。其中较为着名的有：约翰·韦伯（John Webb，1611－1672）之于中国语言文字、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之于中国瓷器、威廉·坦布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之于中国园林等。但是，他们都从未踏上梦想中的那块神奇的土地，他们的主要消息来源多是耶稣会士发回的报道和其他欧洲人来华的见闻录或游记。
英国人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关于中国的游记差不多在18世纪中叶以后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8世纪前仅有两部，当时出版了一部，即彼得·芒笛（Peter Mundy，1637，该年代代表作者来中国的时间）的《彼得·芒笛欧洲、亚洲旅行记》（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该书稿可能是英国旅行者写的第一部游记，但迟至1907年才开始被整理出版，共6卷）、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83－1684）的《新环球航海记》（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1697）。随后英国旅行者沉寂了近40年，才有苏格兰人约翰·贝尔（John Bell，1720）作为俄国使团的医生经陆路从蒙古进入北京，写有两卷本《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记》（Travels from St. Pete rsburg in Russia，to Various Parts of Asia，1762）。又隔了20余年，海军上将、着名的乔治·安逊勋爵（Lord George An son，1742、1743）率领舰队，两次到达中国，写有《环球航海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48）。这部游记第一次猛烈地抨击中国的政府腐败及国民性的卑劣，给当时欧洲的“中国热”浇了一盆冷水，
据说对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中国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几乎与安逊勋爵同时到达中国的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42），虽然他当时的身份是一艘瑞典商船的押运员，但他来到中国后就“不务正业”，专门在广东各地考察并素描当地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先后出版了《论中国人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A Treatise on Buildings，Furnitures，Costumes，Machines and Utensils of the Chinese People，1757）和《论东方园林》（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s，1772）两书。他在1757－62之间，还设计了皇家园林“Kew Garden”，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最具东方色彩、中国风格的园林。航海家、商人一般只能传达让本国人将信将疑的信息，贩卖丝绸、瓷器等有限的货物，而艺术家却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用于职业实践，创造出崭新的作品来。此后直至该世纪末的英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半个世纪里，至少还有三位英国人根据他们的中国之行写成旅行记，但其中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1768）的“回忆录”到了20世纪上半叶才出版。
以上例举的8人，除约翰·贝尔以俄国外交使团成员的名义自陆路到达北京外，其他7位均以航海家、军人或商人的身份自海路前来，他们对中国的观察范围或足迹从未超出过澳门、广州及附近的岛屿，而且一般停留时间较短，行动受到很大限制，交往的中国人也以码头苦力、外贸代理商（英国人称其为Hong Merchants）及有数的几个中下层官员为主。因此，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其实仅仅是其中的一隅（其实从中国在他们的游记中所占一两个章节的比例也可看出）。“从冰山的一角可以推断其全貌”，此话不假，因为，整个冰山的质地是一样的。但号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帝国的中国不是冰山，广州的“特”显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普”，因此，靠他们对当地的皮相观察，就演绎归纳出对中国的普遍性认识，必然是“误释”或误解了。
早期英国关于中国的游记，作者停留时间最长、考察的范围最大、报道最详尽最深入的无疑是马戛尔尼访华使团（1793－1794）5个成员的5部旅行记或日记。（其实，使团成员中做记录的远不止5人，但其他至今尚未出版）其中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的《英使谒见乾隆记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2 Vols，1797该书已有中译本）是关于此次外交使命记录的“官方版本”（Official Version），而最早出版的一部是当时的英国书商雇“枪手”根据运送使团船只的士官安德逊（Aeneas Anderson）的日记整理的《英使访华录》（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1793，and 1794此书也早已有中译本）。此书于使团回国的次年出版，显然是为了满足当时英国人迫切想知道第一个使团访华情况的愿望。但是，快速出书肯定会牺牲质量，再说一个管理船只的士官不可能知道一些核心的东西，因此，本书除在时间上拔得“头酬”外，已逐渐被人淡忘。其中值得注意的反而是10年后才出版的使团总管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中国旅行记》（Travels in China，1804）。巴罗可能是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他的旅行记描写了中国的建筑、语言文字、科学、宗教、妇女、家庭、乃至行政、司法等方面。在他的600多页的篇幅内，涉及的面简直可以与18世纪最具权威的“中国百科全书”——法国传教士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想媲美。但是，两人对中国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那位法国人是极尽赞美之能事，而这位英国人却用的是他的同胞安逊的口气，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眼。在巴罗看来，应该被称为“蛮夷”的不是西方人，而正是“不进则退”的中国人自己！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正使”马戛尔尼关于其中国之行的日记及观察记（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s on China）在1962年才被全文整理出版。该书有一句题记摘自其1794年1月15日日记：“没有比用欧洲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更为荒谬的了。”但是，从使团的几位成员的旅行记来看，虽然不乏客观中性的细节描写，但常常有以英国或欧洲当时的发展为标准的价值判断。冷静地一想，英国人谈中国，不用欧洲或英国的标准那用什么标准呢？难道要用我们中国或虚妄的“国际”的视角或标准？可见，马戛尔尼的忠告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用作对自己的勉励倒可以。
大家知道，英国访华的第一个使团以失败告终，而且，英国人在其官方报告及成员的旅行记中基本上是一致把责任推到中国政府的傲慢以及中英的文明发展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些消息传到英国人乃至欧洲人的耳朵里，当然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而且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已在欧洲的中国形象的塑造方面起关键作用了。但是，我们可能还不能因此就判断欧洲中国形象的逆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欧洲对中国的批评由来已久，就是一般认为充满溢美之辞的耶稣会士的着作也不例外，为什么此次使团的旅行记的一些批评就能产生如此重大影响呢？舆论的变化很难说是由一个事件、几本书决定的，而且舆论一般也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要求大家保持一致。
这次使团显然掀起了第一次英国出版关于中国游记的高潮，但这个高潮很快就落下。在与英国人派出第二次使团即阿莫斯特勋爵使团来华（1816）之间的20余年，现在能看到的仅有5部英国人写的中国旅行记。这第二次使团真是富有戏剧性，他们在北京仅停留10个小时即被赶回国，中英双方均指责对方“无理”和“放肆”。虽然使团成员还是被允许基本上沿着马戛尔尼使团回国的路线经陆路从广州登船回去，但他们是怀抱一股被驱逐的怒气和未完成使命的泄气走完这段行程的。这当然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形象塑造。本次使团留下了两部旅行记：勋爵秘书亨利埃利斯的日记和医师兼自然学家克拉克埃布林（Clark Abel）的旅行记（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1818）。
此后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人又出版了五、六部关于中国的游记。但英国上下对中国的热情已从文化好奇转到如何用武力征服。经过英国人两个世纪的实地考察，两个使团的情报收集，中华帝国这只“黔驴”，不用让它踢出“绣腿”，英国人也基本知道它有多少本事了。
从下期开始，我们将以英国旅行者塑造的中国形象为基点，来介绍鸦片战争（1839－1842）前英国的一些重要的中国游记。我们以勾勒“形象是什么样的”为主，进而针对作者中国形象塑造的内在逻辑做些必要的分析。即将与读者见面的系列文章，其目的无非是想让国人不仅能看到英国的中国观演变历程的缩影，而且还可以体会东西两大文明之间首次碰撞和适应的有趣现象。
“野蛮”和“文明”之争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文章作者：秋叶
——英国早期游记的中国形象考察：综述
比起其他欧洲人，英国人来到中国要迟得多。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想探讨谁是第一个来华的欧洲人、英国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旅行者留下的游记或其他类似着作。其实，就时间先后而言，游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因为，一般来说，没有旅行哪有游记，而且一般也是先游先记先出版的。
关于中国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着名的西方游记，显然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于1298和1299年在狱中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随后，关于中国的消息似乎在西方沉寂了两个多世纪，直至16世纪后，由葡萄牙航海者开路，西班牙、荷兰、法兰西等国的远洋船只接踵而至，（其实是）欧中之间的单向交往重又开始，而且空前热闹。航海者、商人、传教士甚至外交使节（团）先后或同时来到，其中的传教士、外交使节更是深入到中国内地、北京，他们写下了诸如《16世纪的中国南部》（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550－157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ourses）等关于在中国经历的传世佳作。
至于英国，其实在其逐渐崛起的18世纪之前，就有人对中国感兴趣。其中较为着名的有：约翰·韦伯（John Webb，1611－1672）之于中国语言文字、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之于中国瓷器、威廉·坦布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之于中国园林等。但是，他们都从未踏上梦想中的那块神奇的土地，他们的主要消息来源多是耶稣会士发回的报道和其他欧洲人来华的见闻录或游记。
英国人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关于中国的游记差不多在18世纪中叶以后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8世纪前仅有两部，当时出版了一部，即彼得·芒笛（Peter Mundy，1637，该年代代表作者来中国的时间）的《彼得·芒笛欧洲、亚洲旅行记》（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该书稿可能是英国旅行者写的第一部游记，但迟至1907年才开始被整理出版，共6卷）、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83－1684）的《新环球航海记》（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1697）。随后英国旅行者沉寂了近40年，才有苏格兰人约翰·贝尔（John Bell，1720）作为俄国使团的医生经陆路从蒙古进入北京，写有两卷本《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记》（Travels from St. Pete rsburg in Russia，to Various Parts of Asia，1762）。又隔了20余年，海军上将、着名的乔治·安逊勋爵（Lord George An son，1742、1743）率领舰队，两次到达中国，写有《环球航海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48）。这部游记第一次猛烈地抨击中国的政府腐败及国民性的卑劣，给当时欧洲的“中国热”浇了一盆冷水，
据说对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中国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几乎与安逊勋爵同时到达中国的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42），虽然他当时的身份是一艘瑞典商船的押运员，但他来到中国后就“不务正业”，专门在广东各地考察并素描当地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先后出版了《论中国人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A Treatise on Buildings，Furnitures，Costumes，Machines and Utensils of the Chinese People，1757）和《论东方园林》（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s，1772）两书。他在1757－62之间，还设计了皇家园林“Kew Garden”，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最具东方色彩、中国风格的园林。航海家、商人一般只能传达让本国人将信将疑的信息，贩卖丝绸、瓷器等有限的货物，而艺术家却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用于职业实践，创造出崭新的作品来。此后直至该世纪末的英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半个世纪里，至少还有三位英国人根据他们的中国之行写成旅行记，但其中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1768）的“回忆录”到了20世纪上半叶才出版。
以上例举的8人，除约翰·贝尔以俄国外交使团成员的名义自陆路到达北京外，其他7位均以航海家、军人或商人的身份自海路前来，他们对中国的观察范围或足迹从未超出过澳门、广州及附近的岛屿，而且一般停留时间较短，行动受到很大限制，交往的中国人也以码头苦力、外贸代理商（英国人称其为Hong Merchants）及有数的几个中下层官员为主。因此，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其实仅仅是其中的一隅（其实从中国在他们的游记中所占一两个章节的比例也可看出）。“从冰山的一角可以推断其全貌”，此话不假，因为，整个冰山的质地是一样的。但号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帝国的中国不是冰山，广州的“特”显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普”，因此，靠他们对当地的皮相观察，就演绎归纳出对中国的普遍性认识，必然是“误释”或误解了。
早期英国关于中国的游记，作者停留时间最长、考察的范围最大、报道最详尽最深入的无疑是马戛尔尼访华使团（1793－1794）5个成员的5部旅行记或日记。（其实，使团成员中做记录的远不止5人，但其他至今尚未出版）其中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的《英使谒见乾隆记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2 Vols，1797该书已有中译本）是关于此次外交使命记录的“官方版本”（Official Version），而最早出版的一部是当时的英国书商雇“枪手”根据运送使团船只的士官安德逊（Aeneas Anderson）的日记整理的《英使访华录》（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1793，and 1794此书也早已有中译本）。此书于使团回国的次年出版，显然是为了满足当时英国人迫切想知道第一个使团访华情况的愿望。但是，快速出书肯定会牺牲质量，再说一个管理船只的士官不可能知道一些核心的东西，因此，本书除在时间上拔得“头酬”外，已逐渐被人淡忘。其中值得注意的反而是10年后才出版的使团总管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中国旅行记》（Travels in China，1804）。巴罗可能是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他的旅行记描写了中国的建筑、语言文字、科学、宗教、妇女、家庭、乃至行政、司法等方面。在他的600多页的篇幅内，涉及的面简直可以与18世纪最具权威的“中国百科全书”——法国传教士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想媲美。但是，两人对中国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那位法国人是极尽赞美之能事，而这位英国人却用的是他的同胞安逊的口气，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眼。在巴罗看来，应该被称为“蛮夷”的不是西方人，而正是“不进则退”的中国人自己！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正使”马戛尔尼关于其中国之行的日记及观察记（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s on China）在1962年才被全文整理出版。该书有一句题记摘自其1794年1月15日日记：“没有比用欧洲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更为荒谬的了。”但是，从使团的几位成员的旅行记来看，虽然不乏客观中性的细节描写，但常常有以英国或欧洲当时的发展为标准的价值判断。冷静地一想，英国人谈中国，不用欧洲或英国的标准那用什么标准呢？难道要用我们中国或虚妄的“国际”的视角或标准？可见，马戛尔尼的忠告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用作对自己的勉励倒可以。
大家知道，英国访华的第一个使团以失败告终，而且，英国人在其官方报告及成员的旅行记中基本上是一致把责任推到中国政府的傲慢以及中英的文明发展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些消息传到英国人乃至欧洲人的耳朵里，当然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而且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已在欧洲的中国形象的塑造方面起关键作用了。但是，我们可能还不能因此就判断欧洲中国形象的逆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欧洲对中国的批评由来已久，就是一般认为充满溢美之辞的耶稣会士的着作也不例外，为什么此次使团的旅行记的一些批评就能产生如此重大影响呢？舆论的变化很难说是由一个事件、几本书决定的，而且舆论一般也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要求大家保持一致。
这次使团显然掀起了第一次英国出版关于中国游记的高潮，但这个高潮很快就落下。在与英国人派出第二次使团即阿莫斯特勋爵使团来华（1816）之间的20余年，现在能看到的仅有5部英国人写的中国旅行记。这第二次使团真是富有戏剧性，他们在北京仅停留10个小时即被赶回国，中英双方均指责对方“无理”和“放肆”。虽然使团成员还是被允许基本上沿着马戛尔尼使团回国的路线经陆路从广州登船回去，但他们是怀抱一股被驱逐的怒气和未完成使命的泄气走完这段行程的。这当然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形象塑造。本次使团留下了两部旅行记：勋爵秘书亨利埃利斯的日记和医师兼自然学家克拉克埃布林（Clark Abel）的旅行记（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1818）。
此后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人又出版了五、六部关于中国的游记。但英国上下对中国的热情已从文化好奇转到如何用武力征服。经过英国人两个世纪的实地考察，两个使团的情报收集，中华帝国这只“黔驴”，不用让它踢出“绣腿”，英国人也基本知道它有多少本事了。
从下期开始，我们将以英国旅行者塑造的中国形象为基点，来介绍鸦片战争（1839－1842）前英国的一些重要的中国游记。我们以勾勒“形象是什么样的”为主，进而针对作者中国形象塑造的内在逻辑做些必要的分析。即将与读者见面的系列文章，其目的无非是想让国人不仅能看到英国的中国观演变历程的缩影，而且还可以体会东西两大文明之间首次碰撞和适应的有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