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的湘西
——湘西地域文化性格解读
姜锦晶
湘西是一个奇特的存在。这种奇特不仅是山水风光的，更是人文文化的。“神秘湘西”之所以具有“异质”，其根源在于地域文化性格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神性”。
什么是神性？神性即超越性和终极性。“神性”一词来源于宗教。世界上数千种宗教，有的供奉多神，有的信仰一神。其中一些神具有专有的位格和独特的拟人性格，如希腊众神在共同的“神圣”内涵之外，个体面目各异，奥林匹斯山上与其说是万神殿堂，不如说是个由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组成的家族式村庄。世界上较为原始的宗教，常常信仰多神，其极致是印度教，神灵如恒河沙数，无有尽头。而较为成熟的宗教，尤其是信众广大、影响辽远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信奉一神。既然世间仅有一神，那么人类能够想象的种种美德，理所当然地加诸神之一身，是非常自然的事。
无论是个性化的神，还是全知全能集美德之大成的神，他们身上的具有“终极性”和“超越性”意义的性格或性质，即为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本质是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的反映，可见宗教的本原仍来自于人类社会自身。因而与很大一部分的神具备人性相对应的是，人，也可以具备神性——当一个社会群落的文化性格普遍具有神性的时候，这个社会总能给人以神秘和美好的印象。湘西，就是这样一片具有神性的土壤。
人类的不仅是神的子民，也是地球物种进化的阶段化代表，更是一种具体的能思想和能协作生存的生命形式。其宗教意义、运动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复杂糅合决定了人可以同时拥有神性、兽性和人性。人类的“神性”，对应的是“超我”的道德判断，以区别于人类对应“自我”的“人性”和对应“本我”的“兽性”。既然神性具有超越性，那么，在认知和性格上的自我超越，人性中的“真”、“善”、“美”，乃至 “纯粹”、“宽容”、“豁达”、“不争”、“博爱”等等，就具备了神性的意义。
当一个社会神性弥漫，这个社会的一切都“看上去很美”，在希腊神话中为黄金时代，在中国传说中为孔子所描述和向往的圣贤时代。当一个社会兽性勃发，这个社会必将充满动乱，罗马的分裂、大唐的衰亡、波斯的湮灭，都发生在这些帝国礼教崩坏、淫乱糜生的时候。当一个社会人性张扬，这个社会即变得井然有序，重视个体的同时，并不以伤害他人为代价，当下的法制时代是也。
或者说，靠自觉的礼教维系一个社会之时，是神性时代；靠奸计和武力维系一个社会之时，是兽性时代；靠法律和制度维系一个社会之时，是人性时代。
（可加资料）
由此来看湘西。无论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还是在真实的环境里，维系湘西社会的，既不是强调规范的人际制度，也没有通过族群间你死我活的根本对立，人人以为常态的，是各人根据其自身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性格取向、知识结构以及周围环境，自守的精神原则。由此解读，这种状态下的湘西社会，更多的是具备了神性而不是人性和兽性。
在神性的湘西社会里，人际矛盾来自于个体差异的必然和时间空间的偶然，同时矛盾本身并不反映湘西社会的普遍共性。比如《边城》，全书出场的诸多角色，其存在和生存状态都具备不可置疑的合理性，你无法对这些人物进行准确的道德判断。然而他们式样不一的、合理的相互运动，却主导了故事的发生发展。
由这些人组成的湘西社会群落，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物质和功利的逻辑，因而弥漫着天国的氤氲。无论是直截了当的生命喷发，还是隐忍无奈的命运委婉，湘西社会里的一切变故，都闪耀着“纯粹”的光彩，表现了一种极致的生命形式，并隐隐指向宗教的理想世界。
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曾说：从基本意义上来讲，神话一词体现的不是空间观而是纯粹的时间观。它表示借以看待世界整体的一个独特的时间侧面。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以及在许多外来者的眼里，湘西世界的时间仿佛是静止的。静止意味着永恒，静止和永恒的时间，是终极世界即神的世界的特有性状。
当然，湘西的神性，远不只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湘西社会的方方面面，常常都能折射出神性的光华。
那么，湘西地域文化性格中的神性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湘西特殊的地域文化性格，是地理的必然、历史的偶然以及它们之间巧合的共同作用。
在当今中国的版图中，湘西处于中国大陆腹地中心稍偏西南，武陵山脉的隆起，使之成为中国地貌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的交接处。举目皆是高山巨岭，而举步则临深溪大壑，“穷山恶水”的现实使得地域文明的形成、传播、融合极度缓慢，最终选择自成体系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虽然这种自成体系是有限度的。
与地理交接处同时存在的，是湘西还是中原汉文明与南方少数民族文明的交接处。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文化冲突与武装冲突的前哨，征服与反征服、排斥与融合从未间断。
从民族成分看，湘西居民主要由土家族、苗族构成。
操汉藏语系藏缅系藏缅语族土家语的土家族，操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的苗族，在湘西的大山深处，保留了各自民族的许多文化遗传，形成了与周边汉族地区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例如苗族的婚姻习俗就一直是自由恋爱，而土家族婚俗的仪式十分复杂、程序完整、细节极为精致。细细数来，从“求肯”开始，有报期过礼、上头开脸、陪十姊妹、陪十弟兄、陪媒、合八字、升号匾、迎嫁、取亲、拦车马、迎亲、圆亲、铺床、拜堂、接腊、坐床、吃交杯酒、吃下马饭、交亲、敬大小、拜钱、陪新姑、陪送亲家、下厨房、传茶、回门等前后二十多道手续。
（可加资料）
土家族的先民与古代巴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其来源，目前说法不一，一说为古代从贵州迁入湘西的鸟蛮的一部；另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910年前后）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史籍中将湘鄂西一带土家族称为“土人”、“土民”等，清末地方志中开始用“土家”名称。
从秦到清的漫长历史中，土家族深受封建王朝的影响。其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秦至隋的郡县制时期；第二阶段是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时期；
第三阶段是元明至清初的土司制时期；第四阶段是中晚清的改土归流时期。
而苗族更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民族。澳大利亚著名的民族史学家格迪斯在《山地民族》一书上说：“世界上有两个灾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服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
中国远古社会曾形成过炎帝、黄帝、蚩尤三圣人分治天下的三足鼎立之势，因此，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炎黄蚩的子孙”或统称“中华民族的子孙”。
根据历史记载，先在黄河中下游开发繁衍的是夷人；羌人在渭河流域到黄河中上游生活；狄人原住在蒙古高原上。蚩尤是夷人九黎集团的大酋长，羌人的首领是炎帝，狄人的首领是黄帝。后来，为了争夺黄河中下游发生了羌夷战争，蚩尤打败炎帝。炎帝败阵西撤，于阪泉遇上东进的黄帝，又与黄帝交战，敌不过黄帝，便归顺黄帝，同黄帝联合东进，先后在阪泉、涿鹿、中冀与蚩尤展开了3次大决战，炎黄二帝获胜，蚩尤战亡。然后，黄帝又战胜炎帝，出现了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即夷、羌、狄三者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没有融合的狄繁衍成现代的阿尔泰语系名民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等）：没有融合的羌繁衍成现代的藏缅语系的藏族、彝族等；没有融合的夷，其中一部分繁衍成了现代的苗瑶语系各民族，另一部分繁衍成了现代的壮侗语系各民族（壮族、傣族等）。蚩尤战败后，不愿融合为华夏民族的苗族先民南迁到长江中下游定居，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三苗国”。从黄河中下游南迁到长江中下游，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迁徙。
三苗国经尧、舜、禹三代的不断“征伐”，到了夏禹，被彻底打败，有生力量基本被歼灭，幸存下来的除部分又融入华夏族外，其余的继续向南逃生，到鄱阳、洞庭两湖以南的江西、湖南的崇山峻岭之中隐居下来。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苗族才以“南蛮”、“荆楚”或“楚荆”的名称又出现在中原文献史料中。这是苗族史上的第二次大迁徙。
春秋战国时期，为避战祸，部分苗民艰苦跋涉西迁到自然条件更为险恶的湘西，进入武陵山区的“五溪”，即雄溪、满溪、辰溪、酉溪、武溪。雄溪即巫水，沿巫水南迁的苗族，有的到了广西大苗山、三江等地，有的过海到了海南岛。这之后，苗族就以“武陵蛮”，“五溪蛮”的名称，见诸于文献。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
此后苗族还有两次大的迁徙，有的迁徙到了东南亚诸国，到今天，美国也有20万苗族，苗族成为一个“世界性民族”。但仍有许多没有迁徙的苗人留在了湘西。湘西，由此成为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屏障”，并承受了作为“屏障”带来的所有灾难。
仅就湘西而言，史上即发生了多次不同文明间的战争：
公元49年，汉伏波将军马援征讨湘西“五溪蛮”，因水土不服染疾病死于斯，留下了“马革裹尸”的成语和遍布湘西的“伏波宫”、“伏波庙”、“伏波室”等遗迹。
公元940年，楚王马希范与溪州“蛮酋”彭士愁因多年交战无果，反而拖累了国力，终于媾和缔约，划疆而冶，铸5000斤铜柱为证，今天这根铜柱仍矗在永顺县王村镇，供游人参观。
公元1795年，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乾嘉苗民起义”爆发，清政府集中7省18万兵力进剿。步马援后尘，清军统帅福康安（传为乾隆帝私生子）副统帅和琳（和珅胞弟）先后病死军中。此战是清代“康雍乾盛世”的拐点，由此清庭开始走下坡路，积弱难返，被喻为“清代中衰之战”。
有意思的是，强势的中原从未彻底征服湘西，湘西的抵抗也从未获得彻底胜利——明清时期仍在湘西修筑南方长城“防苗”即是明证——这种不彻底的征服，导致了不彻底的融合，以至于双方相互的影响一直凝固在交界处，甚至两者的后方各自向前发展后，新的社会文化心态仍长期难以辐射到这片土地。
（可加资料）
特殊的地理和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湘西。在湘西，源于丛林法则的鲁莽武勇渐渐演化为果敢决绝，源于缺乏广泛交流的无奈集合演化为隐忍世故，源于宗教信仰的巫傩意识演化为神秘浪漫——一种超越经济、超越阶级、超越敌我的内部的协调建立起来，且表现得直截和纯粹，从而散发出神性的光辉。而沈从文，只不过以他天才的洞察，以文学的形式，提炼和升华了他眼中的湘西。
时至今日，湘西地域文化性格中神性的光辉仍在闪烁着。神性不仅滋润着湘西普罗大众的共同心理，还是所有湘西文化形式的精神源泉。尤其在普遍缺乏信仰的当代中国，湘西社会的神性存在，具有镜子的意义。
神性的湘西
——湘西地域文化性格解读
姜锦晶
湘西是一个奇特的存在。这种奇特不仅是山水风光的，更是人文文化的。“神秘湘西”之所以具有“异质”，其根源在于地域文化性格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神性”。
什么是神性？神性即超越性和终极性。“神性”一词来源于宗教。世界上数千种宗教，有的供奉多神，有的信仰一神。其中一些神具有专有的位格和独特的拟人性格，如希腊众神在共同的“神圣”内涵之外，个体面目各异，奥林匹斯山上与其说是万神殿堂，不如说是个由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组成的家族式村庄。世界上较为原始的宗教，常常信仰多神，其极致是印度教，神灵如恒河沙数，无有尽头。而较为成熟的宗教，尤其是信众广大、影响辽远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信奉一神。既然世间仅有一神，那么人类能够想象的种种美德，理所当然地加诸神之一身，是非常自然的事。
无论是个性化的神，还是全知全能集美德之大成的神，他们身上的具有“终极性”和“超越性”意义的性格或性质，即为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本质是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的反映，可见宗教的本原仍来自于人类社会自身。因而与很大一部分的神具备人性相对应的是，人，也可以具备神性——当一个社会群落的文化性格普遍具有神性的时候，这个社会总能给人以神秘和美好的印象。湘西，就是这样一片具有神性的土壤。
人类的不仅是神的子民，也是地球物种进化的阶段化代表，更是一种具体的能思想和能协作生存的生命形式。其宗教意义、运动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复杂糅合决定了人可以同时拥有神性、兽性和人性。人类的“神性”，对应的是“超我”的道德判断，以区别于人类对应“自我”的“人性”和对应“本我”的“兽性”。既然神性具有超越性，那么，在认知和性格上的自我超越，人性中的“真”、“善”、“美”，乃至 “纯粹”、“宽容”、“豁达”、“不争”、“博爱”等等，就具备了神性的意义。
当一个社会神性弥漫，这个社会的一切都“看上去很美”，在希腊神话中为黄金时代，在中国传说中为孔子所描述和向往的圣贤时代。当一个社会兽性勃发，这个社会必将充满动乱，罗马的分裂、大唐的衰亡、波斯的湮灭，都发生在这些帝国礼教崩坏、淫乱糜生的时候。当一个社会人性张扬，这个社会即变得井然有序，重视个体的同时，并不以伤害他人为代价，当下的法制时代是也。
或者说，靠自觉的礼教维系一个社会之时，是神性时代；靠奸计和武力维系一个社会之时，是兽性时代；靠法律和制度维系一个社会之时，是人性时代。
（可加资料）
由此来看湘西。无论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还是在真实的环境里，维系湘西社会的，既不是强调规范的人际制度，也没有通过族群间你死我活的根本对立，人人以为常态的，是各人根据其自身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性格取向、知识结构以及周围环境，自守的精神原则。由此解读，这种状态下的湘西社会，更多的是具备了神性而不是人性和兽性。
在神性的湘西社会里，人际矛盾来自于个体差异的必然和时间空间的偶然，同时矛盾本身并不反映湘西社会的普遍共性。比如《边城》，全书出场的诸多角色，其存在和生存状态都具备不可置疑的合理性，你无法对这些人物进行准确的道德判断。然而他们式样不一的、合理的相互运动，却主导了故事的发生发展。
由这些人组成的湘西社会群落，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物质和功利的逻辑，因而弥漫着天国的氤氲。无论是直截了当的生命喷发，还是隐忍无奈的命运委婉，湘西社会里的一切变故，都闪耀着“纯粹”的光彩，表现了一种极致的生命形式，并隐隐指向宗教的理想世界。
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曾说：从基本意义上来讲，神话一词体现的不是空间观而是纯粹的时间观。它表示借以看待世界整体的一个独特的时间侧面。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以及在许多外来者的眼里，湘西世界的时间仿佛是静止的。静止意味着永恒，静止和永恒的时间，是终极世界即神的世界的特有性状。
当然，湘西的神性，远不只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湘西社会的方方面面，常常都能折射出神性的光华。
那么，湘西地域文化性格中的神性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湘西特殊的地域文化性格，是地理的必然、历史的偶然以及它们之间巧合的共同作用。
在当今中国的版图中，湘西处于中国大陆腹地中心稍偏西南，武陵山脉的隆起，使之成为中国地貌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的交接处。举目皆是高山巨岭，而举步则临深溪大壑，“穷山恶水”的现实使得地域文明的形成、传播、融合极度缓慢，最终选择自成体系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虽然这种自成体系是有限度的。
与地理交接处同时存在的，是湘西还是中原汉文明与南方少数民族文明的交接处。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文化冲突与武装冲突的前哨，征服与反征服、排斥与融合从未间断。
从民族成分看，湘西居民主要由土家族、苗族构成。
操汉藏语系藏缅系藏缅语族土家语的土家族，操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的苗族，在湘西的大山深处，保留了各自民族的许多文化遗传，形成了与周边汉族地区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例如苗族的婚姻习俗就一直是自由恋爱，而土家族婚俗的仪式十分复杂、程序完整、细节极为精致。细细数来，从“求肯”开始，有报期过礼、上头开脸、陪十姊妹、陪十弟兄、陪媒、合八字、升号匾、迎嫁、取亲、拦车马、迎亲、圆亲、铺床、拜堂、接腊、坐床、吃交杯酒、吃下马饭、交亲、敬大小、拜钱、陪新姑、陪送亲家、下厨房、传茶、回门等前后二十多道手续。
（可加资料）
土家族的先民与古代巴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其来源，目前说法不一，一说为古代从贵州迁入湘西的鸟蛮的一部；另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910年前后）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史籍中将湘鄂西一带土家族称为“土人”、“土民”等，清末地方志中开始用“土家”名称。
从秦到清的漫长历史中，土家族深受封建王朝的影响。其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秦至隋的郡县制时期；第二阶段是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时期；
第三阶段是元明至清初的土司制时期；第四阶段是中晚清的改土归流时期。
而苗族更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民族。澳大利亚著名的民族史学家格迪斯在《山地民族》一书上说：“世界上有两个灾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服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
中国远古社会曾形成过炎帝、黄帝、蚩尤三圣人分治天下的三足鼎立之势，因此，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炎黄蚩的子孙”或统称“中华民族的子孙”。
根据历史记载，先在黄河中下游开发繁衍的是夷人；羌人在渭河流域到黄河中上游生活；狄人原住在蒙古高原上。蚩尤是夷人九黎集团的大酋长，羌人的首领是炎帝，狄人的首领是黄帝。后来，为了争夺黄河中下游发生了羌夷战争，蚩尤打败炎帝。炎帝败阵西撤，于阪泉遇上东进的黄帝，又与黄帝交战，敌不过黄帝，便归顺黄帝，同黄帝联合东进，先后在阪泉、涿鹿、中冀与蚩尤展开了3次大决战，炎黄二帝获胜，蚩尤战亡。然后，黄帝又战胜炎帝，出现了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即夷、羌、狄三者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没有融合的狄繁衍成现代的阿尔泰语系名民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等）：没有融合的羌繁衍成现代的藏缅语系的藏族、彝族等；没有融合的夷，其中一部分繁衍成了现代的苗瑶语系各民族，另一部分繁衍成了现代的壮侗语系各民族（壮族、傣族等）。蚩尤战败后，不愿融合为华夏民族的苗族先民南迁到长江中下游定居，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三苗国”。从黄河中下游南迁到长江中下游，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迁徙。
三苗国经尧、舜、禹三代的不断“征伐”，到了夏禹，被彻底打败，有生力量基本被歼灭，幸存下来的除部分又融入华夏族外，其余的继续向南逃生，到鄱阳、洞庭两湖以南的江西、湖南的崇山峻岭之中隐居下来。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苗族才以“南蛮”、“荆楚”或“楚荆”的名称又出现在中原文献史料中。这是苗族史上的第二次大迁徙。
春秋战国时期，为避战祸，部分苗民艰苦跋涉西迁到自然条件更为险恶的湘西，进入武陵山区的“五溪”，即雄溪、满溪、辰溪、酉溪、武溪。雄溪即巫水，沿巫水南迁的苗族，有的到了广西大苗山、三江等地，有的过海到了海南岛。这之后，苗族就以“武陵蛮”，“五溪蛮”的名称，见诸于文献。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
此后苗族还有两次大的迁徙，有的迁徙到了东南亚诸国，到今天，美国也有20万苗族，苗族成为一个“世界性民族”。但仍有许多没有迁徙的苗人留在了湘西。湘西，由此成为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屏障”，并承受了作为“屏障”带来的所有灾难。
仅就湘西而言，史上即发生了多次不同文明间的战争：
公元49年，汉伏波将军马援征讨湘西“五溪蛮”，因水土不服染疾病死于斯，留下了“马革裹尸”的成语和遍布湘西的“伏波宫”、“伏波庙”、“伏波室”等遗迹。
公元940年，楚王马希范与溪州“蛮酋”彭士愁因多年交战无果，反而拖累了国力，终于媾和缔约，划疆而冶，铸5000斤铜柱为证，今天这根铜柱仍矗在永顺县王村镇，供游人参观。
公元1795年，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乾嘉苗民起义”爆发，清政府集中7省18万兵力进剿。步马援后尘，清军统帅福康安（传为乾隆帝私生子）副统帅和琳（和珅胞弟）先后病死军中。此战是清代“康雍乾盛世”的拐点，由此清庭开始走下坡路，积弱难返，被喻为“清代中衰之战”。
有意思的是，强势的中原从未彻底征服湘西，湘西的抵抗也从未获得彻底胜利——明清时期仍在湘西修筑南方长城“防苗”即是明证——这种不彻底的征服，导致了不彻底的融合，以至于双方相互的影响一直凝固在交界处，甚至两者的后方各自向前发展后，新的社会文化心态仍长期难以辐射到这片土地。
（可加资料）
特殊的地理和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湘西。在湘西，源于丛林法则的鲁莽武勇渐渐演化为果敢决绝，源于缺乏广泛交流的无奈集合演化为隐忍世故，源于宗教信仰的巫傩意识演化为神秘浪漫——一种超越经济、超越阶级、超越敌我的内部的协调建立起来，且表现得直截和纯粹，从而散发出神性的光辉。而沈从文，只不过以他天才的洞察，以文学的形式，提炼和升华了他眼中的湘西。
时至今日，湘西地域文化性格中神性的光辉仍在闪烁着。神性不仅滋润着湘西普罗大众的共同心理，还是所有湘西文化形式的精神源泉。尤其在普遍缺乏信仰的当代中国，湘西社会的神性存在，具有镜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