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党指挥枪"制度

浅论我国“党指挥枪”制度

作者:付爱军 学号:[1**********]09

【摘要】自从毛泽东“三湾改编”之后,共产党开始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军队领导思想。“党指挥枪”制度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他萌芽于鲍罗廷,继承于张太雷、周恩来,确定于毛泽东,经过86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军队、维护稳定的重要法宝。在当前形势下,军队内的党政建设受到了一定冲击,如何加强军队内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历久常新的课题。

【关键词】毛泽东 党指挥枪 鲍罗廷 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制度在毛泽东“三湾改编”是确立,并由此后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凝聚军心、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法宝。那么,这个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呢?它难道是毛泽东灵光一现的产物吗?显然不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对此进行过探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6年之后,新形势下的“党指挥枪”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党指挥枪”制度的起源

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决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苏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亲自签发派遣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来到中国,作为苏共特派使者协助中共的发展。当时正值中共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于是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在着手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同时,他又建议孙中山筹备

建设新型军校,以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同时,为了提高其忠诚度,他建议效仿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黄埔军校创办后,把对军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入了培训课程,这为后来的一系列事件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鲍罗廷是“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最初输入者、策划者、宣传者和推广者。

与此同时,随蒋介石到苏联访问的中共党员张太雷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张太雷于1921年1月在苏联人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张太雷又担任了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这也更深地影响了他。他在《党代表制复活》一文中支出:“党代表制非特在俄国实行 收效,即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已表示很显著之效果„„党代表制可以使军队成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军队。”可见,张太雷对党代表制度已经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对在新型的革命军队中确立党代表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后,把我党“党指挥枪”理论雏形开始付诸实践的是周恩来。1924年11月,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主持全校的政治训练,把革命的政治课放在重要地位。在当时的军校教导团中,有连党代表12名,营党代表3名,团党代表3名,“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须受各级党代表之监督,以示军队党化。”将党代表制度推广到国民革命军中时,周恩来等人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军队的性质、宗旨及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和具体规定。

在前人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对“党指挥枪”思想进行了深化,这

种深化是一种质变,是一种历史性的跨越。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钱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同时积极着手进行实践,以建立党自己的革命武装。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车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很显然,毛泽东相比前面几位,其观点和实践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根据地的建立发展过程中使得党和军队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变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显得天然而成熟,具有更多积极主动的因素在里面。此后,在全国解放战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就加强军队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方针和具体措施,特别是加强部队的党委制,进行以阶级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新式整军为中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军队中的民主运动等方面,有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创新。

二、“党指挥枪”制度的现状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各种思潮的涌入,军队建设面临着很多问题,军队思想的凝聚面临新的挑战,这给军队党支部提出了新的要求。任何军队,经过60年的和平时间,总会滋生出各种腐化堕落的病毒,如果不加以遏制和清除,那么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中央军委徐才厚层在部队基层建设座谈会上说道:“有的全面建设思想树得不牢,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不够扎实,基层干部能力不强和动力不足问题还不同成都存在,有的落实法规制度不严,甚至发生了一些

严重的事故案件。”因此,“党指挥枪”制度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

第一,在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提出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这一观点,反映出在新时期基层党支部对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重视和研究力度还有待加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在军队当中的政治工作其实是可以当做一种直接战斗力来研究的,它一方面团结和鼓舞了自己,同时也对敌军形成了政治和心理攻势,是中共战争艺术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舆论战、心理战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手段的进步,已经形成了规模和建制。如美国,已经把现代传媒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切入技术、全息成像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广泛应用于舆论宣传和心理战中,其效果是显著的。而对于中共来说,如何将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融合到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要想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战场政治作战的预测、分析、整合、部署和测效等功能,就必须加大人力物力和智力的投入,加强政治作战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探索研究,使政治工作和政治作战真正适应信息化作战的要求。

第二,在当前环境下,虽然上级在思想上对于政治教育非常重视,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不少环节还没有到位,许多人只是重视督查和年终考核前的查漏补缺,而忽视平时教育内容的落实;重视专题性教育,忽视基础性教育,这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走过场”行为。这当然不是军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流弊。但是,军队作为国家的栋梁和基石,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不应该的,更何况军队政治工作就靠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形式主义的“偷工减料”“照本宣科”,使得官兵

的思想实际并没有纳入考量,这不利于解决官兵们思想的实际问题,造成教育效果欠佳。最终的结果是,当前我国“党指挥枪”制度在现实中受到的挑战和质疑越来越多。

第三,在我国军队思想政治化工作的一线,是由基层在把关和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风貌的坚定性、个人道德的先进性和思想的纯洁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底层军人的思想态势以及精神风貌。但是,在新形势下,我军基层干部在这方面的综合素质显然有待加强。未来的军事斗争僵尸高科技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从作战空间、协同范围到决策层次、指挥跨度等,都对指挥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发展给军事斗争领域带来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树立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答应现代高技术战争相适应的观念。

三、“党指挥枪”制度的改善

坦白说,要改变目前我国军队的思想政治制度,并使其适应时代的需求,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重大的课题。这里只是给出我的一些看法。一、始终用党的创新理论统领和知道党支部建设;二、加强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培养合格的干部;三、加强基层党支部的作风建设,杜绝形式主义的倾向。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军队永远不应该成为一党的军队,而应该恪守其守卫国家的天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1 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2】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央军委徐才厚副主席在全军基层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2005

浅论我国“党指挥枪”制度

作者:付爱军 学号:[1**********]09

【摘要】自从毛泽东“三湾改编”之后,共产党开始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军队领导思想。“党指挥枪”制度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他萌芽于鲍罗廷,继承于张太雷、周恩来,确定于毛泽东,经过86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军队、维护稳定的重要法宝。在当前形势下,军队内的党政建设受到了一定冲击,如何加强军队内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历久常新的课题。

【关键词】毛泽东 党指挥枪 鲍罗廷 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制度在毛泽东“三湾改编”是确立,并由此后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凝聚军心、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法宝。那么,这个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呢?它难道是毛泽东灵光一现的产物吗?显然不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对此进行过探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6年之后,新形势下的“党指挥枪”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党指挥枪”制度的起源

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决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苏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亲自签发派遣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来到中国,作为苏共特派使者协助中共的发展。当时正值中共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于是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在着手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同时,他又建议孙中山筹备

建设新型军校,以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同时,为了提高其忠诚度,他建议效仿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黄埔军校创办后,把对军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入了培训课程,这为后来的一系列事件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鲍罗廷是“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最初输入者、策划者、宣传者和推广者。

与此同时,随蒋介石到苏联访问的中共党员张太雷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张太雷于1921年1月在苏联人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张太雷又担任了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这也更深地影响了他。他在《党代表制复活》一文中支出:“党代表制非特在俄国实行 收效,即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已表示很显著之效果„„党代表制可以使军队成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军队。”可见,张太雷对党代表制度已经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对在新型的革命军队中确立党代表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后,把我党“党指挥枪”理论雏形开始付诸实践的是周恩来。1924年11月,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主持全校的政治训练,把革命的政治课放在重要地位。在当时的军校教导团中,有连党代表12名,营党代表3名,团党代表3名,“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须受各级党代表之监督,以示军队党化。”将党代表制度推广到国民革命军中时,周恩来等人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军队的性质、宗旨及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和具体规定。

在前人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对“党指挥枪”思想进行了深化,这

种深化是一种质变,是一种历史性的跨越。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钱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同时积极着手进行实践,以建立党自己的革命武装。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车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很显然,毛泽东相比前面几位,其观点和实践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根据地的建立发展过程中使得党和军队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变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显得天然而成熟,具有更多积极主动的因素在里面。此后,在全国解放战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就加强军队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方针和具体措施,特别是加强部队的党委制,进行以阶级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新式整军为中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军队中的民主运动等方面,有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创新。

二、“党指挥枪”制度的现状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各种思潮的涌入,军队建设面临着很多问题,军队思想的凝聚面临新的挑战,这给军队党支部提出了新的要求。任何军队,经过60年的和平时间,总会滋生出各种腐化堕落的病毒,如果不加以遏制和清除,那么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中央军委徐才厚层在部队基层建设座谈会上说道:“有的全面建设思想树得不牢,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不够扎实,基层干部能力不强和动力不足问题还不同成都存在,有的落实法规制度不严,甚至发生了一些

严重的事故案件。”因此,“党指挥枪”制度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

第一,在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提出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这一观点,反映出在新时期基层党支部对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重视和研究力度还有待加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在军队当中的政治工作其实是可以当做一种直接战斗力来研究的,它一方面团结和鼓舞了自己,同时也对敌军形成了政治和心理攻势,是中共战争艺术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舆论战、心理战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手段的进步,已经形成了规模和建制。如美国,已经把现代传媒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切入技术、全息成像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广泛应用于舆论宣传和心理战中,其效果是显著的。而对于中共来说,如何将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融合到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要想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战场政治作战的预测、分析、整合、部署和测效等功能,就必须加大人力物力和智力的投入,加强政治作战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探索研究,使政治工作和政治作战真正适应信息化作战的要求。

第二,在当前环境下,虽然上级在思想上对于政治教育非常重视,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不少环节还没有到位,许多人只是重视督查和年终考核前的查漏补缺,而忽视平时教育内容的落实;重视专题性教育,忽视基础性教育,这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走过场”行为。这当然不是军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流弊。但是,军队作为国家的栋梁和基石,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不应该的,更何况军队政治工作就靠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形式主义的“偷工减料”“照本宣科”,使得官兵

的思想实际并没有纳入考量,这不利于解决官兵们思想的实际问题,造成教育效果欠佳。最终的结果是,当前我国“党指挥枪”制度在现实中受到的挑战和质疑越来越多。

第三,在我国军队思想政治化工作的一线,是由基层在把关和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风貌的坚定性、个人道德的先进性和思想的纯洁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底层军人的思想态势以及精神风貌。但是,在新形势下,我军基层干部在这方面的综合素质显然有待加强。未来的军事斗争僵尸高科技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从作战空间、协同范围到决策层次、指挥跨度等,都对指挥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发展给军事斗争领域带来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树立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答应现代高技术战争相适应的观念。

三、“党指挥枪”制度的改善

坦白说,要改变目前我国军队的思想政治制度,并使其适应时代的需求,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重大的课题。这里只是给出我的一些看法。一、始终用党的创新理论统领和知道党支部建设;二、加强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培养合格的干部;三、加强基层党支部的作风建设,杜绝形式主义的倾向。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军队永远不应该成为一党的军队,而应该恪守其守卫国家的天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 1920-1925 ):第1 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2】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央军委徐才厚副主席在全军基层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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