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灰蒙蒙的一扇门背后，我无法预测，会有什么东西潜藏着，就像小时侯的我，躲在门后，一声不吭，随时准备吓谁一跳。这样想的时候，心里就更加忐忑不安，甚至有点畏惧了。于是，手心开始出汗，额头上也有，仿佛是自己漫不经心地抹了一把。如果这时候门突然说出话来，比如某个人猛地从里面向外推开，“吱呀”一声响，我想汗马上就会消失的。然而，汗还是越来越多了，正如面前的这扇门，不知积聚了多少年仆仆的风尘，本色几乎被完全覆盖。汗如雨下。我刚想到这个略显夸张的成语，一抬头，窗外就真的淅淅沥沥起来。
凌晨一点。我站在医院的九层楼上，面对一扇看似厚重的铁门，以上的景象，再次成为此刻的提前预设。很长时间了，不管看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翻开一本书，好像曾经也如此随意地翻开过这样的一本书；站在人群中，好像刚刚才和幽灵一般众多相似的面孔擦肩而过。总是在重复。流言重复三遍，可能会变成真理，幻象重复三次，会不会成为我现实的某种存在？
门的正上方是隶书的硕大的三个字：手术室。金黄的颜色，灯光下，醒目，耀眼。我们的一个学生刚刚被几个蒙面的女护士推了进去。随后，门被关上，不留缝隙。右侧的门上贴着一张残缺不全的告示：“手术禁，闲人免”。毫无疑问，有两个字被时间慢慢剥去了。我不知道是“地”“进”，还是“区”“入”，其实，这并不重要，门外的人，包括我，都知道不能省略的是，在穿过几道门之后的静处，一场手术正在进行。都在翘首等待。
电梯上下滑动， 就像滑动在每个人的心上。
二
在这之前，我走出医院。我需要一段时间让自己放松下来，以做好熬夜的充分准备。我一直惧怕熬夜，因为夜的阴影会直接呈现在第二天的脸上，特别是眼睛的周围。零点时分。安静异常的灯光下的医院，树影晃动，石椅落满灰尘和树叶。我和晓宁走在医院外的路上，一条暗黑的缺少路灯的街道，安静地走上去，就像是进入逐渐安定的睡眠。开始落叶了。翩然而下的落叶，就扑打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春天的落叶，4月1日凌晨的落叶，夹裹着对春的留恋和奢望，千真万确地落了。两排被砍伐了枝干，只剩下圆柱一般粗壮身躯的法国梧桐，看上去更像是守卫陵园的雕塑，巨大的身影，静穆，崇高。街道的尽头，是城市中最普通的一条马路。一辆出租车正在东张西外望，仿佛专诚为我们赶来。然而，我们是不能离开的。晓宁说，吃点东西吧，熬夜会感觉很饿的。他总是有正确的预见性，站在一家叫“家常饭店”的门前，我不假思索地相信了他。
凌乱的小餐馆。昏暗的房间。变色的桌椅。仿佛一切被水浸泡了很久。我们挑三张桌子之中最干净的一张坐下来，椅子是黑乎乎的，有点粘。两个菜，一瓶啤酒，这就够了。我们只是需要这个地方和这些简单的东西作为背景，我们更需要不停地说话，来驱赶睡意、紧张和压抑。我说，这个地方好，真正的底层生活。他说，这还算不得真正的低层。我说，多少年后，我们还一定记得某年某月某日零点的时候在一个小餐馆的喝酒与诉说。他说，喝酒的时候会想起在一个小地方的喝酒，但不会记得说了些什么。当然，我们或许都会记得那个泡茶端菜的少女，始终微笑着，仿佛一盏素朴美观的灯。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都显得心满意足，毫无倦意。其实，我们也都心照不宣：一切不会再次重复。因为唯一，才会将刚才的饮酒和诉说变成此后难得的怀念。
三
在走出医院之前，我已经在七楼的病房外站了很久。
十几间病房都住满了人，我们的学生只能躺在过道简易的病床上。剧烈的胃肠疼痛，让他只能面壁侧卧着，还是禁不住颤抖。他紧贴的墙壁上悬挂的是“706病房18—23号，责任护士：王苹”的标志，我没有问他是多少号，那个给他测量心率和血压的女护士是不是王苹，
我只是安慰他的心慌气急的父母。
狭长的通道，地面是三角组合的图案，红白两色，犹如某种生命的暗示。一侧的墙上挂着精致的标语：勤业敬业创业，促学科发展；学技学艺学道，为病人服务。旁边挂着一本绿皮的“意见簿”。我只记得“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用红笔写了几页的对医院的赞美。 有人不停地来回走动。咳嗽。剧烈地喘气。疼痛的低语。大声地吐痰。换班的护士，眯着眼，从值班室跑出来。胖胖的圆脸医生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拍过片子。然后，接连不断地吊水。临床的是一个面色模糊的病人，他的头埋得很深，有时打着呼噜，有时无声无息。 病房里的灯都已熄了，只有过道的亮光映照着。靠近门边的一家人都还没有入睡，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个老头，正吸着氧气，几根管子缠绕在他的身体上，他的老伴和儿子陪在他的身边。儿子突然问父亲，你的手怎么在被子底下乱动。老头说，我想把烟头扔掉。你别动，还是让我来吧，儿子说。我注意到，老人的手里并没有烟头。
我难以掩饰深入病房进行探究的企图。那个鼾声雷动光着胳膊放在被外的粗壮男人，还有那个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女人。我站在那里，肯定是个不速之客，很快地，一个鼻插两根细管的老太婆，毫不犹豫地把门关上，透过门上的玻璃，她瞥了我一眼，眼里充满着病态的疲惫和警惕。
一个男护工开始为我们的学生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他将白色粉末状的东西撒在学生的腹部，接着用剃须刀小心细致地刮起来。他是那么聚精会神。学生的家长在病床周围走来走去，医生已经找他们谈过了，几种可能和几种可能的后果，这让他们以及我们更加不安起来。 我终于决定出去走走。还有我的同事朋友晓宁。
四
门依然紧闭着。在那个面容清瘦的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之前，我们都坐在淡绿色的椅子上，说着话，间歇地打着瞌睡。学生的母亲语无伦次地说着她儿子从前的乖巧和听话，而她的高血压的丈夫呆在楼下，不敢上来。后来，我们突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朝那个医生大步走上去。他边走边说，小肠上有一个小洞，我们把它补上了，现在在缝合。他说得很快，走得更快。也就是说，手术很成功。
继续等待，稍微安下心来。一个换了装的护士又急匆匆地乘电梯走了，我们甚至来不及追问里面的动静。凌晨4点，手术终于结束了。学生被推了出来。全身麻醉还未消除，他还未完全清醒。戴着口罩的女护士长告诉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一个小时内不能让他沉睡，十分钟叫醒他一次，让他吐痰。我们开始轮流喊他的名字，他有时胡乱地答应着，有时一言不发。
走出医院，已是五点。风残余着凉意，天空依稀现出亮光。我的脚步显得空虚而无力，仿佛踏在空中。我想：如果不是在足球场上他的同伴意外地用膝盖顶到了他的腹部，他们以及我们都不会在医院中度过这意外的一夜，而此后我也不会再见到这样的清晨和凉风。正如我写的这篇凌乱的文字，此后也不会像一扇似曾相识的门再次出现，因为，它不会重复，它只是意外。
一
在灰蒙蒙的一扇门背后，我无法预测，会有什么东西潜藏着，就像小时侯的我，躲在门后，一声不吭，随时准备吓谁一跳。这样想的时候，心里就更加忐忑不安，甚至有点畏惧了。于是，手心开始出汗，额头上也有，仿佛是自己漫不经心地抹了一把。如果这时候门突然说出话来，比如某个人猛地从里面向外推开，“吱呀”一声响，我想汗马上就会消失的。然而，汗还是越来越多了，正如面前的这扇门，不知积聚了多少年仆仆的风尘，本色几乎被完全覆盖。汗如雨下。我刚想到这个略显夸张的成语，一抬头，窗外就真的淅淅沥沥起来。
凌晨一点。我站在医院的九层楼上，面对一扇看似厚重的铁门，以上的景象，再次成为此刻的提前预设。很长时间了，不管看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翻开一本书，好像曾经也如此随意地翻开过这样的一本书；站在人群中，好像刚刚才和幽灵一般众多相似的面孔擦肩而过。总是在重复。流言重复三遍，可能会变成真理，幻象重复三次，会不会成为我现实的某种存在？
门的正上方是隶书的硕大的三个字：手术室。金黄的颜色，灯光下，醒目，耀眼。我们的一个学生刚刚被几个蒙面的女护士推了进去。随后，门被关上，不留缝隙。右侧的门上贴着一张残缺不全的告示：“手术禁，闲人免”。毫无疑问，有两个字被时间慢慢剥去了。我不知道是“地”“进”，还是“区”“入”，其实，这并不重要，门外的人，包括我，都知道不能省略的是，在穿过几道门之后的静处，一场手术正在进行。都在翘首等待。
电梯上下滑动， 就像滑动在每个人的心上。
二
在这之前，我走出医院。我需要一段时间让自己放松下来，以做好熬夜的充分准备。我一直惧怕熬夜，因为夜的阴影会直接呈现在第二天的脸上，特别是眼睛的周围。零点时分。安静异常的灯光下的医院，树影晃动，石椅落满灰尘和树叶。我和晓宁走在医院外的路上，一条暗黑的缺少路灯的街道，安静地走上去，就像是进入逐渐安定的睡眠。开始落叶了。翩然而下的落叶，就扑打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春天的落叶，4月1日凌晨的落叶，夹裹着对春的留恋和奢望，千真万确地落了。两排被砍伐了枝干，只剩下圆柱一般粗壮身躯的法国梧桐，看上去更像是守卫陵园的雕塑，巨大的身影，静穆，崇高。街道的尽头，是城市中最普通的一条马路。一辆出租车正在东张西外望，仿佛专诚为我们赶来。然而，我们是不能离开的。晓宁说，吃点东西吧，熬夜会感觉很饿的。他总是有正确的预见性，站在一家叫“家常饭店”的门前，我不假思索地相信了他。
凌乱的小餐馆。昏暗的房间。变色的桌椅。仿佛一切被水浸泡了很久。我们挑三张桌子之中最干净的一张坐下来，椅子是黑乎乎的，有点粘。两个菜，一瓶啤酒，这就够了。我们只是需要这个地方和这些简单的东西作为背景，我们更需要不停地说话，来驱赶睡意、紧张和压抑。我说，这个地方好，真正的底层生活。他说，这还算不得真正的低层。我说，多少年后，我们还一定记得某年某月某日零点的时候在一个小餐馆的喝酒与诉说。他说，喝酒的时候会想起在一个小地方的喝酒，但不会记得说了些什么。当然，我们或许都会记得那个泡茶端菜的少女，始终微笑着，仿佛一盏素朴美观的灯。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都显得心满意足，毫无倦意。其实，我们也都心照不宣：一切不会再次重复。因为唯一，才会将刚才的饮酒和诉说变成此后难得的怀念。
三
在走出医院之前，我已经在七楼的病房外站了很久。
十几间病房都住满了人，我们的学生只能躺在过道简易的病床上。剧烈的胃肠疼痛，让他只能面壁侧卧着，还是禁不住颤抖。他紧贴的墙壁上悬挂的是“706病房18—23号，责任护士：王苹”的标志，我没有问他是多少号，那个给他测量心率和血压的女护士是不是王苹，
我只是安慰他的心慌气急的父母。
狭长的通道，地面是三角组合的图案，红白两色，犹如某种生命的暗示。一侧的墙上挂着精致的标语：勤业敬业创业，促学科发展；学技学艺学道，为病人服务。旁边挂着一本绿皮的“意见簿”。我只记得“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用红笔写了几页的对医院的赞美。 有人不停地来回走动。咳嗽。剧烈地喘气。疼痛的低语。大声地吐痰。换班的护士，眯着眼，从值班室跑出来。胖胖的圆脸医生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拍过片子。然后，接连不断地吊水。临床的是一个面色模糊的病人，他的头埋得很深，有时打着呼噜，有时无声无息。 病房里的灯都已熄了，只有过道的亮光映照着。靠近门边的一家人都还没有入睡，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个老头，正吸着氧气，几根管子缠绕在他的身体上，他的老伴和儿子陪在他的身边。儿子突然问父亲，你的手怎么在被子底下乱动。老头说，我想把烟头扔掉。你别动，还是让我来吧，儿子说。我注意到，老人的手里并没有烟头。
我难以掩饰深入病房进行探究的企图。那个鼾声雷动光着胳膊放在被外的粗壮男人，还有那个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女人。我站在那里，肯定是个不速之客，很快地，一个鼻插两根细管的老太婆，毫不犹豫地把门关上，透过门上的玻璃，她瞥了我一眼，眼里充满着病态的疲惫和警惕。
一个男护工开始为我们的学生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他将白色粉末状的东西撒在学生的腹部，接着用剃须刀小心细致地刮起来。他是那么聚精会神。学生的家长在病床周围走来走去，医生已经找他们谈过了，几种可能和几种可能的后果，这让他们以及我们更加不安起来。 我终于决定出去走走。还有我的同事朋友晓宁。
四
门依然紧闭着。在那个面容清瘦的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之前，我们都坐在淡绿色的椅子上，说着话，间歇地打着瞌睡。学生的母亲语无伦次地说着她儿子从前的乖巧和听话，而她的高血压的丈夫呆在楼下，不敢上来。后来，我们突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朝那个医生大步走上去。他边走边说，小肠上有一个小洞，我们把它补上了，现在在缝合。他说得很快，走得更快。也就是说，手术很成功。
继续等待，稍微安下心来。一个换了装的护士又急匆匆地乘电梯走了，我们甚至来不及追问里面的动静。凌晨4点，手术终于结束了。学生被推了出来。全身麻醉还未消除，他还未完全清醒。戴着口罩的女护士长告诉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一个小时内不能让他沉睡，十分钟叫醒他一次，让他吐痰。我们开始轮流喊他的名字，他有时胡乱地答应着，有时一言不发。
走出医院，已是五点。风残余着凉意，天空依稀现出亮光。我的脚步显得空虚而无力，仿佛踏在空中。我想：如果不是在足球场上他的同伴意外地用膝盖顶到了他的腹部，他们以及我们都不会在医院中度过这意外的一夜，而此后我也不会再见到这样的清晨和凉风。正如我写的这篇凌乱的文字，此后也不会像一扇似曾相识的门再次出现，因为，它不会重复，它只是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