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7月 Vol. 26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y 2004
近代日本统治集团对政治现代化的价值判断
杨爱芹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 要：日本作为非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对现代化的价值判断尤为重要。近代日本统治集团，选择“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现代化的重点单纯放在了经济和军事上，把政治现代化完全置于经济、军事发展的从属地位。在实行代议政治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行政权和军权的作用，使本应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政治走上了法西斯之路，最终断送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富国强兵；渐进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4）04-0079-04
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术语，我们一般从这样一个意义上去理解：“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转型，是文明方式的一次转换；现代化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从而实现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现代化是新文明取代旧文明的历史过程，在
[1]
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全方位的变革。”
源于西欧，并于19、20世纪影响到几乎所有国家。从社会变迁的动因来看，现代化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型”现代化，即现代化的挑战主要来自社会内部，西欧（英、法）国家为其典型；另一种是“外源型”现代化，即现代化的挑战更多是来自外部，大多数非西欧国家属于这一类，日本可以说是其典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自发的社会变革过程；而后者却带有更多人为改造社会的因素。人有意识地指导历史进程，指导成功，则可以减少因自然发展而出现的种种失误，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指导失误，就会导致现代化出现挫折，甚至是失败。因此，统治集团对现代化的价值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是指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功能逐渐分化、组织与过程逐渐制度化、政治主体逐渐多元化、决策程序逐渐民主化、政治参与逐渐扩大化等。日本作为非西方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走了一条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渐进主义”之路，而且，在实行代议政治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行政权和军权的地位，使本应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政治走上了法西斯之路，最终断送了日本的
现代化进程，这与日本统治集团对政治现代化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日本作为一个东方落后国家，是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利用内外矛盾交织形成的历史机遇，在一批精英人物的领导下，通过“王政复古”的方式，推翻了封建专制幕府之后，开始它的现代化进程的。精英人物是指那些在普通民众中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政治家们，他们是倒幕战争的领导者，新政府成立后成为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他们为近代国家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就是这样的人物。这些人在取得政权后，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不独立，经济不发展，政治制度不完善，社会文化落后，于是他们“求知识于世界”，向西方学习，对西方12国进行了考察。毫不犹豫地把“富国强兵”作为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和军事上，而在政治上则采取了渐进主义。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欧洲创造的奇迹，日本政府高层领导人表示“令我等吃惊”。[2](P125)明治政府领导人在英国考察时，看到“到处黑烟满天，无不
。[4]设大小工厂”，[3]“国民精神皆倾注于世界贸易”
“所到之处，没有一样是土地生产的东西，有的只是煤和铁。工厂都从外国输入原料，加工后再输往外国。机器加工之盛行，超过以往的传说。”[2](P126)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相同的岛国——英国之所以号称“世界工场”，主要是依靠发展工业，并使工业与贸易相结合。基于这种认识，基于日本工业
────────── 收稿日期：2004-04-23
作者简介：杨爱芹（1966-），女，河北正定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史学硕士。 - 79 -
第26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4期 基础差，水平低，对现代产业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现实，明治政府选择了超常规的发展模式：即在国家政权的主导下，优先发展工商业。
大久保利通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他谈到：“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于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为国家与人民，负起责任者，如能深思熟虑，举凡工业物产之利，水路运输之便，凡属保护人民极为重要之事，均宜按各地风土习俗、人民之性情知识，制定办法，以为当前行政
之基干。”
[5]
大久保利通不仅强调了要优先发展工商业，而且，特别突出强调了政府行政干预对经济的重要性以及行政部门应该发挥的作用。岩仓具视也谈到：“方今世界乃舟楫相通、贸易交际之世，故欲维护国权，保障国益，需国民上下一致，……务必注重财产，致富强，而立法之权由此产生。”[2](P129)即认为立法权是经济发展以后的事情。伊藤博文在谈到日本立宪政治时强调：“履行之期应在岁月累积之后”，[6]“今应先固基址，次构筑础，终极屋茨，举行之序，固有缓急”，[7](P212)即认为发展经济是基础，要先行一步，实行宪政是屋茨，要慢慢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明治政府动用了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强行推进工业化。政府不惜重金从欧美招聘人才，建立模范工厂，引进现代公司制度、金融制度、保险制度，举办经济博览会，给民营企业发放补助金。日本政府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现代产业。
与此同时他们还看到世界上不仅英国拥有强大的兵力，丹麦、瑞典、比利时等小国业也积极整军经武，俾斯麦的一番话更是让明治领导者们感到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力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动摇；若与己不利，则幡然诉诸武力，故无常守之事。”[4](P329)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领导者彻底感悟到，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8]“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行富国强兵，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上下手”。[9]可见，在大久保利通看来，殖产兴业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山县有朋对“富国强兵”更是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而且把重点放在了强兵上。他在一份奏文中谈到：“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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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
可守。”[10]强兵成了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且把“富国强兵”发展成了“强兵富国”。
为了尽快实现其战略目标，为了保证政权对经济的干预，在明治政府的这些领导者看来，唯有强有力的行政，才是高速度、高效率、高质量的保证，而议会、民主、自由等等，只能干扰行政决策的集中统一，降低行政效率，助长无谓的空论。议会党团只是谋求一党私利，行政管理才代表国家的利益。基于明治高层领导人的这种认识，必然造成 “一方面是行政机构与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则是立法机构的逐渐萎缩”。[11]明治维新将近20年，日本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与西方议会民主制格格不入，在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却显得有些贫困。19世纪70年代，当大城市之间铁路已经畅通，电灯已经点亮，现代邮政事业已经开始的时候，在政治领域，日本的高层领导人还在就什么是立宪政治，日本究竟能否实行立宪政治争论不休；80年代，当产业革命已经掀起了高潮，铁路资本、矿山资本、航运资本等成倍增长，近代化大工业已经在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确立了统治地位，而政治领域却仍由萨、长藩阀们把持着，以至于人们把当时的政府叫做“藩阀政府”。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要求实行宪政的自由民权运动，在运动中诞生了近代日本最初的资产阶级政党。
其实被叫做“藩阀政府”的明治领导者们，决不是专制主义者。他们看到了一个合理的体制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岩仓具视从制度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观点出发，阐述了日本应该依靠法治而不应该依靠人治的观点，他在新政府刚成立3年时就国政应如何开展向政府提出建议说：“必须确立一种制度，使国家即使无明天子、贤丞相出现，也能够维持下去。否则若没有明天子、贤丞相，则国家将面临千里长堤毁于蚁穴之危险，岂不可惧乎？[7](P248)大久保利通也认为君主专制不可取，他说：“上定君权，下限民权，至公至正，君民不得而私……君民共议，以制定确乎不拔之国宪，万机取决于此，谓之根源律法，又谓之政规，即所谓政体，乃全国无上下之特权”。[7](P161)伊藤博文也指出废专制、行立宪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他说：“距今百年，欧洲变革之说一朝行于法兰西，而后渐次浸润各国，相辅相拥积成大势，凡有政之国早晚莫不被其所变……要而言之，皆不免弃专裁之风，而与人民分政治之权”。[7](P212-213)正是基于这种基本态度，政府领导层对在日本实行宪政进行了不间断的探
杨爱芹：近代日本统治集团对政治现代化的价值判断
索。最终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决定于1889年颁布宪法，召开国会。
这应该说是日本政治转型的一次绝佳机会。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基本上已完成了对现代化的孵化任务，制定出一部合理的宪法，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应该是摆在明治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但是，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在承认宪政的前提下，却过分地强调了行政权力的作用，为了“富国强兵”把军权放在了特殊的地位，早在1878年就成立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参谋本部。在宪法颁布之前，充实了皇室财产，使其收入足以支持陆海军预算有余，以保证将来军权不受议会的牵制。1882年颁布了“军人敕谕”，重申军队直属天皇。1884年颁布“华族
令”，把维新功臣加封爵位，以保证其特殊地位。1885
年抢先实行内阁制，以明示内阁成员由天皇任命，使行政权不受将要成立的议会的牵制。直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时，政府各机关均被少数人所把持（见表1）。出于对行政权“至公至正”的认识，宪法颁布的第二天，即1889年2月12日，首相黑田清隆向各府县知事发表演说：“政府经常采取一定的方向，超然独立于政党之外，居至公正之
“政道，”[12]紧接着宪法的制定者伊藤博文也强调：
党的兴起是不能阻止的，既然有政党，那么在国会出现党争也是必然的。然而不应把政党引入政府，政府必须独立于政党之外。”[13]
表1 内阁交替表
首相出身地
萨
全
阁僚出身地
其他
1
1
1
1
2
3
引自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15卷，1980年，第268页
长 土 肥
第一次 伊藤内阁 长州 4 4 1 0
黑田内阁萨摩 5 2 0 1
第一次 山县内阁 长州 3 2 2 0
第一次 松芳内阁萨摩 4 3 1 0
第二次 伊藤内阁 长州 3 3 2 0
第二次 松芳内阁 萨摩 4 1 1 0
基于这种认识，1889年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
天皇御赐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不仅保证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保证了相当大的行政权，使军权绝对化，但对推动日本政治发展的政党只字未提，而且还把政党排除在了政府之外；对于议会的立法权和预算审议权给了种种限制；天皇和政府可以解散众议院；内阁由天皇任命的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组成，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和国民负责；天皇统帅陆海军，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军令部门游离于行政和立法权之外。这种种限制使得应该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日本政治不能健康发展，建立了一种皇权大于民权、行政权大于立法权、军权绝对化的政治体制。尽管在宪法体制下，日本政党以议会为舞台做了艰难的奋斗，但日本最终还是走上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之路。历史早已证明，一旦权力系统中失去制衡机制，一方权力就会无限膨胀，日本军部正是利用其享有的特权和行政权的特殊地位，吸附于明治体制的肌肤之上。日本最终没有逃脱“富国强参考文献：
兵——强兵富国——强兵贫国”的轨迹。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比作“东方的彗星”，说它“像彗星那样跃蹬历史舞台，”“经历了半个世纪，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14]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转型，是文明方式的一次转换；现代化还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保持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现代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协调发展并不等于齐头并进，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特别是“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在艰难地选择了现代化之路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发展不充分，而且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处境，所以，把发展经济、军事放在首位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发展模式确实也使日本赢得了独立，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命运。但是，优先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经济与政治发展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更是一个国家全面、健康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1] 【日】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J].世界历史,2003,(3):9. [2] 【日】小西四郎.明治国家的权利与思想[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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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林屋辰三郎.文明开化之研究[M].东京:岩波书店,1979.84.
[4] 【日】九米邦武.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2编)[M].东京:宗高书房,1975.438. [5] 【日】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5.117. [6] 【日】大津纯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2卷)[M].东京:原书房,1969.400. [7] 【日】清水伸.明治宪法制定史(上卷)[M].东京:原书房,1974.212. [8] 【日】田中彰.岩仓使团[Z].东京:讲坛社,1977.133.
[9] 【日】土屋乔雄.明治前期经济史研究(第1卷)[M].东京:日本评论社,1944.37. [10] 【日】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8. [11] 【日】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 [12] 【日】日本内阁编纂会.内阁近代史[M].东京:1971.9.
[13] 【日】小山弘健.日本帝国主义史(上卷)[M].东京:青木书店,1985.62. [14] 【日】伊文成·马家俊.明治维新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3.
Neoteric Japan Ruling Bloc’s Value Judgment o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YANG Ai-q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ibei Normal University, Hebei Shijiazhuang 063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her modernization course, the governing bloc’s value judgment of the country of Japan, a nonwestern stat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Neoteric Japan bloc chose “enrich its country and build up its military power” as the developing strategy of the state, stressed purely economy and military in its modernization, believe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was only hypotaxis to economy and military. In the course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t overemphasized the functions of administration and military power, which made the politics a fascist, which should have developed with the economy. This eventually forfeited the modernization course of the state.
Key word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enrich a country and build up its military power; ism of gradual improvement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上接第42页）
“Zhe”(着) in Tangshan Dialect
LIU Di
(Literary Colleg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Hebei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emonstrates “zhe”(着) in Tangshan dialec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Mandarin in two aspects. First, it is a modal partical, which expresses “order, warn” mood and so on; second, it is an aspectual partical, which expresses action which was happened not long before.
Key words: Tangshan dialect; “zhe”; modal partical; aspectual partical
责任编辑、校对：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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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统治集团对政治现代化的价值判断
杨爱芹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 要：日本作为非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对现代化的价值判断尤为重要。近代日本统治集团，选择“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现代化的重点单纯放在了经济和军事上，把政治现代化完全置于经济、军事发展的从属地位。在实行代议政治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行政权和军权的作用，使本应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政治走上了法西斯之路，最终断送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富国强兵；渐进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4）04-0079-04
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术语，我们一般从这样一个意义上去理解：“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转型，是文明方式的一次转换；现代化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从而实现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现代化是新文明取代旧文明的历史过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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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全方位的变革。”
源于西欧，并于19、20世纪影响到几乎所有国家。从社会变迁的动因来看，现代化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型”现代化，即现代化的挑战主要来自社会内部，西欧（英、法）国家为其典型；另一种是“外源型”现代化，即现代化的挑战更多是来自外部，大多数非西欧国家属于这一类，日本可以说是其典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自发的社会变革过程；而后者却带有更多人为改造社会的因素。人有意识地指导历史进程，指导成功，则可以减少因自然发展而出现的种种失误，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指导失误，就会导致现代化出现挫折，甚至是失败。因此，统治集团对现代化的价值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是指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功能逐渐分化、组织与过程逐渐制度化、政治主体逐渐多元化、决策程序逐渐民主化、政治参与逐渐扩大化等。日本作为非西方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走了一条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渐进主义”之路，而且，在实行代议政治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行政权和军权的地位，使本应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政治走上了法西斯之路，最终断送了日本的
现代化进程，这与日本统治集团对政治现代化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日本作为一个东方落后国家，是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利用内外矛盾交织形成的历史机遇，在一批精英人物的领导下，通过“王政复古”的方式，推翻了封建专制幕府之后，开始它的现代化进程的。精英人物是指那些在普通民众中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政治家们，他们是倒幕战争的领导者，新政府成立后成为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他们为近代国家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就是这样的人物。这些人在取得政权后，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不独立，经济不发展，政治制度不完善，社会文化落后，于是他们“求知识于世界”，向西方学习，对西方12国进行了考察。毫不犹豫地把“富国强兵”作为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和军事上，而在政治上则采取了渐进主义。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欧洲创造的奇迹，日本政府高层领导人表示“令我等吃惊”。[2](P125)明治政府领导人在英国考察时，看到“到处黑烟满天，无不
。[4]设大小工厂”，[3]“国民精神皆倾注于世界贸易”
“所到之处，没有一样是土地生产的东西，有的只是煤和铁。工厂都从外国输入原料，加工后再输往外国。机器加工之盛行，超过以往的传说。”[2](P126)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相同的岛国——英国之所以号称“世界工场”，主要是依靠发展工业，并使工业与贸易相结合。基于这种认识，基于日本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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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爱芹（1966-），女，河北正定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史学硕士。 - 79 -
第26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4期 基础差，水平低，对现代产业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现实，明治政府选择了超常规的发展模式：即在国家政权的主导下，优先发展工商业。
大久保利通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他谈到：“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于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为国家与人民，负起责任者，如能深思熟虑，举凡工业物产之利，水路运输之便，凡属保护人民极为重要之事，均宜按各地风土习俗、人民之性情知识，制定办法，以为当前行政
之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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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不仅强调了要优先发展工商业，而且，特别突出强调了政府行政干预对经济的重要性以及行政部门应该发挥的作用。岩仓具视也谈到：“方今世界乃舟楫相通、贸易交际之世，故欲维护国权，保障国益，需国民上下一致，……务必注重财产，致富强，而立法之权由此产生。”[2](P129)即认为立法权是经济发展以后的事情。伊藤博文在谈到日本立宪政治时强调：“履行之期应在岁月累积之后”，[6]“今应先固基址，次构筑础，终极屋茨，举行之序，固有缓急”，[7](P212)即认为发展经济是基础，要先行一步，实行宪政是屋茨，要慢慢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明治政府动用了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强行推进工业化。政府不惜重金从欧美招聘人才，建立模范工厂，引进现代公司制度、金融制度、保险制度，举办经济博览会，给民营企业发放补助金。日本政府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现代产业。
与此同时他们还看到世界上不仅英国拥有强大的兵力，丹麦、瑞典、比利时等小国业也积极整军经武，俾斯麦的一番话更是让明治领导者们感到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力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动摇；若与己不利，则幡然诉诸武力，故无常守之事。”[4](P329)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领导者彻底感悟到，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8]“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行富国强兵，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上下手”。[9]可见，在大久保利通看来，殖产兴业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山县有朋对“富国强兵”更是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而且把重点放在了强兵上。他在一份奏文中谈到：“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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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
可守。”[10]强兵成了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且把“富国强兵”发展成了“强兵富国”。
为了尽快实现其战略目标，为了保证政权对经济的干预，在明治政府的这些领导者看来，唯有强有力的行政，才是高速度、高效率、高质量的保证，而议会、民主、自由等等，只能干扰行政决策的集中统一，降低行政效率，助长无谓的空论。议会党团只是谋求一党私利，行政管理才代表国家的利益。基于明治高层领导人的这种认识，必然造成 “一方面是行政机构与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则是立法机构的逐渐萎缩”。[11]明治维新将近20年，日本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与西方议会民主制格格不入，在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却显得有些贫困。19世纪70年代，当大城市之间铁路已经畅通，电灯已经点亮，现代邮政事业已经开始的时候，在政治领域，日本的高层领导人还在就什么是立宪政治，日本究竟能否实行立宪政治争论不休；80年代，当产业革命已经掀起了高潮，铁路资本、矿山资本、航运资本等成倍增长，近代化大工业已经在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确立了统治地位，而政治领域却仍由萨、长藩阀们把持着，以至于人们把当时的政府叫做“藩阀政府”。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要求实行宪政的自由民权运动，在运动中诞生了近代日本最初的资产阶级政党。
其实被叫做“藩阀政府”的明治领导者们，决不是专制主义者。他们看到了一个合理的体制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岩仓具视从制度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观点出发，阐述了日本应该依靠法治而不应该依靠人治的观点，他在新政府刚成立3年时就国政应如何开展向政府提出建议说：“必须确立一种制度，使国家即使无明天子、贤丞相出现，也能够维持下去。否则若没有明天子、贤丞相，则国家将面临千里长堤毁于蚁穴之危险，岂不可惧乎？[7](P248)大久保利通也认为君主专制不可取，他说：“上定君权，下限民权，至公至正，君民不得而私……君民共议，以制定确乎不拔之国宪，万机取决于此，谓之根源律法，又谓之政规，即所谓政体，乃全国无上下之特权”。[7](P161)伊藤博文也指出废专制、行立宪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他说：“距今百年，欧洲变革之说一朝行于法兰西，而后渐次浸润各国，相辅相拥积成大势，凡有政之国早晚莫不被其所变……要而言之，皆不免弃专裁之风，而与人民分政治之权”。[7](P212-213)正是基于这种基本态度，政府领导层对在日本实行宪政进行了不间断的探
杨爱芹：近代日本统治集团对政治现代化的价值判断
索。最终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决定于1889年颁布宪法，召开国会。
这应该说是日本政治转型的一次绝佳机会。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基本上已完成了对现代化的孵化任务，制定出一部合理的宪法，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应该是摆在明治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但是，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在承认宪政的前提下，却过分地强调了行政权力的作用，为了“富国强兵”把军权放在了特殊的地位，早在1878年就成立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参谋本部。在宪法颁布之前，充实了皇室财产，使其收入足以支持陆海军预算有余，以保证将来军权不受议会的牵制。1882年颁布了“军人敕谕”，重申军队直属天皇。1884年颁布“华族
令”，把维新功臣加封爵位，以保证其特殊地位。1885
年抢先实行内阁制，以明示内阁成员由天皇任命，使行政权不受将要成立的议会的牵制。直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时，政府各机关均被少数人所把持（见表1）。出于对行政权“至公至正”的认识，宪法颁布的第二天，即1889年2月12日，首相黑田清隆向各府县知事发表演说：“政府经常采取一定的方向，超然独立于政党之外，居至公正之
“政道，”[12]紧接着宪法的制定者伊藤博文也强调：
党的兴起是不能阻止的，既然有政党，那么在国会出现党争也是必然的。然而不应把政党引入政府，政府必须独立于政党之外。”[13]
表1 内阁交替表
首相出身地
萨
全
阁僚出身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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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15卷，1980年，第268页
长 土 肥
第一次 伊藤内阁 长州 4 4 1 0
黑田内阁萨摩 5 2 0 1
第一次 山县内阁 长州 3 2 2 0
第一次 松芳内阁萨摩 4 3 1 0
第二次 伊藤内阁 长州 3 3 2 0
第二次 松芳内阁 萨摩 4 1 1 0
基于这种认识，1889年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
天皇御赐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不仅保证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保证了相当大的行政权，使军权绝对化，但对推动日本政治发展的政党只字未提，而且还把政党排除在了政府之外；对于议会的立法权和预算审议权给了种种限制；天皇和政府可以解散众议院；内阁由天皇任命的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组成，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和国民负责；天皇统帅陆海军，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军令部门游离于行政和立法权之外。这种种限制使得应该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日本政治不能健康发展，建立了一种皇权大于民权、行政权大于立法权、军权绝对化的政治体制。尽管在宪法体制下，日本政党以议会为舞台做了艰难的奋斗，但日本最终还是走上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之路。历史早已证明，一旦权力系统中失去制衡机制，一方权力就会无限膨胀，日本军部正是利用其享有的特权和行政权的特殊地位，吸附于明治体制的肌肤之上。日本最终没有逃脱“富国强参考文献：
兵——强兵富国——强兵贫国”的轨迹。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比作“东方的彗星”，说它“像彗星那样跃蹬历史舞台，”“经历了半个世纪，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14]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转型，是文明方式的一次转换；现代化还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保持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现代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协调发展并不等于齐头并进，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特别是“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在艰难地选择了现代化之路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发展不充分，而且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处境，所以，把发展经济、军事放在首位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发展模式确实也使日本赢得了独立，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命运。但是，优先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经济与政治发展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更是一个国家全面、健康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1] 【日】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J].世界历史,2003,(3):9. [2] 【日】小西四郎.明治国家的权利与思想[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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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4期
[3] 【日】林屋辰三郎.文明开化之研究[M].东京:岩波书店,1979.84.
[4] 【日】九米邦武.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2编)[M].东京:宗高书房,1975.438. [5] 【日】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5.117. [6] 【日】大津纯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2卷)[M].东京:原书房,1969.400. [7] 【日】清水伸.明治宪法制定史(上卷)[M].东京:原书房,1974.212. [8] 【日】田中彰.岩仓使团[Z].东京:讲坛社,197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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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teric Japan Ruling Bloc’s Value Judgment o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YANG Ai-q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ibei Normal University, Hebei Shijiazhuang 063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her modernization course, the governing bloc’s value judgment of the country of Japan, a nonwestern stat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Neoteric Japan bloc chose “enrich its country and build up its military power” as the developing strategy of the state, stressed purely economy and military in its modernization, believe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was only hypotaxis to economy and military. In the course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t overemphasized the functions of administration and military power, which made the politics a fascist, which should have developed with the economy. This eventually forfeited the modernization course of the state.
Key word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enrich a country and build up its military power; ism of gradual improvement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上接第42页）
“Zhe”(着) in Tangshan Dialect
LIU Di
(Literary Colleg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Hebei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emonstrates “zhe”(着) in Tangshan dialec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Mandarin in two aspects. First, it is a modal partical, which expresses “order, warn” mood and so on; second, it is an aspectual partical, which expresses action which was happened not long before.
Key words: Tangshan dialect; “zhe”; modal partical; aspectual partical
责任编辑、校对：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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