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羊群在她的身后,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画面里传出郭建梅的声音。这是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
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14年了。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这样的人会很执着。”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在北大,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河南同乡刘震云――后来的著名作家。
成为公益律师
1983年北大毕业后,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
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她到怀柔雁栖湖畔采访,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她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当时的中国真没有。
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那次大会,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一样,“像找到了亲人”。
她回去告诉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刘震云听了之后说,只要你快乐就去做。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还过于惊世骇俗。
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最早获得的资金,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
她找到了郭建梅。
当时,那位妇女破衣烂衫,浑身散发着臭味,摘掉眼球后的眼窝因无钱治疗而发炎,向外流着脓水。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时,有人捏着鼻子把她们赶出了办公室。法院的人还问郭建梅,你是找不来案子吧,给这样的人代理,她能给你多少钱?
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自己都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是:败诉。
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态度非常恶劣。“我永远记着这个法官。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哗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郭建梅为此事流下了眼泪。
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
读大学时,郭建梅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老实、善良、文静。她觉得自己现在性格变了,脸皮厚了,胆子大了。“就需要这样的人,为了这项工作,我把自己改变了,或者说,现实把我改变了。”
和郭建梅谈话的时候,一位老妇背着厚厚的材料坐在对面。她已经上访了12年,来此寻求法律援助。她住在京城的南边,靠捡垃圾获得生活来源。老妇讲述到,她的儿子12年前在河南的一处看守所中死去,看守所叫人把她儿子的尸体埋了。老妇去找儿子,通过埋尸体的人带路,才找到儿子被埋的断了两根手指的尸体。
“中国这么多弱势群体,这么多人上访,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给关起来啊,得解决问题啊,不能总是拿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郭建梅越说越激动,她让工作人员复印了一篇文章给这位老妇人――《不能让“有道理”的上访者没有着落》。
NGO和律师
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发展,经费倒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NGO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现在申请成立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话,会比较顺利。如果想申请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希望很渺茫。我们的律师网络里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律师,很愿意做公益案子,但社会的激励机制在哪里?保障在哪里?办案中的艰难,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你希望推动某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遇到的却是铜墙铁壁。”
对中国来说,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目前的律师有13万,对应于13亿人口,1万人才有一个律师。中国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都在下层。“一个普普通通的离婚案都需要上万块钱,普通的老百姓根本请不起律师。”
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她的夫人切丽年轻时都做过公益律师,国外很多律师在做商业律师之前都做过公益律师,“在中国不是这样,一些人看来,谁做这些都是傻子,脑子进水了。”
中国的现状是,律师挣钱越多越说明这个律师成功。社会对公益律师存在偏见,认为这些公益律师没能力,没有案源,挣不来钱,要靠游说靠化缘得到一些钱。“让更多的人受益,推动法制往前迈一步,这是公益律师成功的标准,和商业律师不一样。”
抑郁症的困惑
整个中心一共是12个人,包括3个行政人员。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块钱,这是中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三五千块钱,行政人员更少,两千多。适逢节日时,会有二三百块钱的补贴。年底每人会有500块钱的过年费。中心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他们办了两千多个。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她上台讲话,才说了几句就流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没办法把话讲下去。当时有一张合影,她尴尬地坐在中间,直到现在她都不敢去看那张照片。
那段时间,她经常哭,对刘震云说,不想再继续干这件事了。“其实我很少跟刘震云说这些事情,我不想把工作的烦恼带回家里。”她突然特别恨这个社会不可救药,自己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这个社会,结果被人家一脚踢了出来。凭什么这样做啊?我有这样的义务?别人说我精神病,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这么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们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头,自得其乐,另一方面,我们又和现实相冲突,这是蛮拧的一件事情。”
一位国外专家告诉郭建梅,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郭建梅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
有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告诉她,得了这个病,脸皮得厚,不要闷在心里不说,不要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得锻炼,一定要吃药。
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药,病好了许多。她做了这么多年公益律师,刘震云给她的支持很多。“他给了我一个很安稳的后方,那是一个港湾,不至于我失业了,没有钱没地方住。”
一直走下去
有一次聚会,郭建梅和刘震云都在。别人问刘震云,觉得你老婆怎么样?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她特别伟大。“之前我从来没听他在别人面前这样说过我,”郭建梅说,她特别感动。
郭建梅有时回到家后抱怨,现在特别的累。刘震云就对她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应该叫苦。刘震云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在刘震云的带领下,郭建梅也去跑跑步。“最近刘震云和我下棋,你说下什么棋?军棋。他已经赢了我5盘了,听起来像小孩的游戏,但我们享受着其中的乐趣。”
去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在她同学中,有当了大官的,赚了大钱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学问,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
她现在不怕别人说了,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走了十几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
(摘自《南方周末》)
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羊群在她的身后,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画面里传出郭建梅的声音。这是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
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14年了。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这样的人会很执着。”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在北大,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河南同乡刘震云――后来的著名作家。
成为公益律师
1983年北大毕业后,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
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她到怀柔雁栖湖畔采访,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她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当时的中国真没有。
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那次大会,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一样,“像找到了亲人”。
她回去告诉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刘震云听了之后说,只要你快乐就去做。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还过于惊世骇俗。
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最早获得的资金,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
她找到了郭建梅。
当时,那位妇女破衣烂衫,浑身散发着臭味,摘掉眼球后的眼窝因无钱治疗而发炎,向外流着脓水。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时,有人捏着鼻子把她们赶出了办公室。法院的人还问郭建梅,你是找不来案子吧,给这样的人代理,她能给你多少钱?
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自己都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是:败诉。
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态度非常恶劣。“我永远记着这个法官。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哗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郭建梅为此事流下了眼泪。
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
读大学时,郭建梅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老实、善良、文静。她觉得自己现在性格变了,脸皮厚了,胆子大了。“就需要这样的人,为了这项工作,我把自己改变了,或者说,现实把我改变了。”
和郭建梅谈话的时候,一位老妇背着厚厚的材料坐在对面。她已经上访了12年,来此寻求法律援助。她住在京城的南边,靠捡垃圾获得生活来源。老妇讲述到,她的儿子12年前在河南的一处看守所中死去,看守所叫人把她儿子的尸体埋了。老妇去找儿子,通过埋尸体的人带路,才找到儿子被埋的断了两根手指的尸体。
“中国这么多弱势群体,这么多人上访,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给关起来啊,得解决问题啊,不能总是拿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郭建梅越说越激动,她让工作人员复印了一篇文章给这位老妇人――《不能让“有道理”的上访者没有着落》。
NGO和律师
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发展,经费倒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NGO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现在申请成立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话,会比较顺利。如果想申请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希望很渺茫。我们的律师网络里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律师,很愿意做公益案子,但社会的激励机制在哪里?保障在哪里?办案中的艰难,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你希望推动某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遇到的却是铜墙铁壁。”
对中国来说,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目前的律师有13万,对应于13亿人口,1万人才有一个律师。中国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都在下层。“一个普普通通的离婚案都需要上万块钱,普通的老百姓根本请不起律师。”
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她的夫人切丽年轻时都做过公益律师,国外很多律师在做商业律师之前都做过公益律师,“在中国不是这样,一些人看来,谁做这些都是傻子,脑子进水了。”
中国的现状是,律师挣钱越多越说明这个律师成功。社会对公益律师存在偏见,认为这些公益律师没能力,没有案源,挣不来钱,要靠游说靠化缘得到一些钱。“让更多的人受益,推动法制往前迈一步,这是公益律师成功的标准,和商业律师不一样。”
抑郁症的困惑
整个中心一共是12个人,包括3个行政人员。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块钱,这是中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三五千块钱,行政人员更少,两千多。适逢节日时,会有二三百块钱的补贴。年底每人会有500块钱的过年费。中心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他们办了两千多个。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她上台讲话,才说了几句就流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没办法把话讲下去。当时有一张合影,她尴尬地坐在中间,直到现在她都不敢去看那张照片。
那段时间,她经常哭,对刘震云说,不想再继续干这件事了。“其实我很少跟刘震云说这些事情,我不想把工作的烦恼带回家里。”她突然特别恨这个社会不可救药,自己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这个社会,结果被人家一脚踢了出来。凭什么这样做啊?我有这样的义务?别人说我精神病,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这么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们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头,自得其乐,另一方面,我们又和现实相冲突,这是蛮拧的一件事情。”
一位国外专家告诉郭建梅,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郭建梅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
有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告诉她,得了这个病,脸皮得厚,不要闷在心里不说,不要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得锻炼,一定要吃药。
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药,病好了许多。她做了这么多年公益律师,刘震云给她的支持很多。“他给了我一个很安稳的后方,那是一个港湾,不至于我失业了,没有钱没地方住。”
一直走下去
有一次聚会,郭建梅和刘震云都在。别人问刘震云,觉得你老婆怎么样?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她特别伟大。“之前我从来没听他在别人面前这样说过我,”郭建梅说,她特别感动。
郭建梅有时回到家后抱怨,现在特别的累。刘震云就对她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应该叫苦。刘震云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在刘震云的带领下,郭建梅也去跑跑步。“最近刘震云和我下棋,你说下什么棋?军棋。他已经赢了我5盘了,听起来像小孩的游戏,但我们享受着其中的乐趣。”
去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在她同学中,有当了大官的,赚了大钱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学问,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
她现在不怕别人说了,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走了十几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
(摘自《南方周末》)